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山脚下，我朝着山坡上的哲蚌寺走去。三十年以前，我从帕南长途跋涉到达这里，第一次看到哲蚌寺，它当年的金碧辉煌现在已不复存在。还记得 当时从山下仰望着它，白色的高墙，以及闪闪发亮的金色屋顶，所有这些都消失了。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哲蚌寺曾经是一个拥有六千名僧侣、充满朝气和生机的 一个城市。现在它的墙灰暗而斑剥，光秃秃布满了裂痕，就象一个肢体不全的人体。
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发觉自己似乎穿过了时光隧道。有一群康巴人朝着我缓慢地走来，男人们都穿着藏袍，头发编 成辫子用红色的丝线绑扎。妇女们戴着很精致的珠宝和大的琥珀项链，蓝色帆布的拖鞋，后面有橡皮的鞋跟，唯独这个马脚泄露出现在是中国人统治的时代了。
这些快乐的朝圣者熙熙攘攘走过我身旁，我也跟随他们走向那个已成为废墟的寺庙。站在门外面，朝里面的院子望去，它被破烂斑剥的墙所围住。朝拜的人不能相信地摇摇头，然后就扑伏到地。
我把双手举过头，然后三次全身匍匐在地，这是十五年来第一次能够不必提心吊胆怕有人监视我。四周这一切败落的景象使我的双眼充满泪水，我缓缓地在这一片废墟之中漫步，想把这伟大寺庙以前的轮廓再唤回记忆。我去寻找以前住过的僧舍，那儿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碰见另外一群以前的僧侣，他们也跟我一样在废墟里面寻寻觅觅，想把寺院的全貌在脑子里重新拼凑起来。一个年老的僧侣盯着我问：“你原来属于那一个 科系？”“洛色林”，我很高兴地回答他。他在空中比划了一阵，指出洛色林以前曾经是在这一块地上，我们现在站在它的露天场地上，从前这里是上辩论课的庭 院。我们站在那里，谈论彼此相识的朋友和熟人以及曾被监禁的地方。他们问我是不是要回来，我说如果寺院愿意接受我的话，当局允许我回来。
他们把我带到哲蚌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去。这个办公室是宗教事务局设立的，西藏所有还残留的寺庙都在这里登记在案。管理人员理应由僧侣选举出来，但是我很快发觉候选人的名单是由党提出来的，人们只能从他们中间作挑选。
寺院后面还有一些建筑物，它们的颜色也变成灰暗，墙壁也已经斑剥了，上面还依稀可以看出中国字写的红色标语。我穿过大门，走上一条铺着厚石的回廊，有一些妇女们在一个角落里洗衣服。
一个戴红头巾的女人指给我看一个红色的门，那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面一个名叫晋巴林措的还俗僧侣跟我打招呼，他看起来很瘦弱，脸色黝黑，面 带病容。事实上晋巴是一个充满精力的人，而且非常干练，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人的傀儡。相反地，在红卫兵捣毁寺院的行动之中，他极力保护文物。晋巴 现在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负责哲蚌现在所剩无几的文物，我跟他说我想返回寺院。
“你以前在哪个监狱，”他问道，虽然我没有说我曾经坐过牢，他明白以前所有的僧侣都被中国人监禁了。
我简单把自己在不同监狱的经历跟他说了，并且告诉他我是一个纺织师傅会做地毯。晋巴一听我会织地毯，表情就改变了，他非常欣赏我能纺织。
“你可以教妇女们纺织”他说。
我感到很迷惑，哲蚌寺难道不是一座寺庙了吗？很快我就明白，它现在已经更象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僧侣都结婚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强迫娶妻，来表示革命热情和证明自己不是落后的。晋巴自己也结了婚，有两个小孩。
委员会同意我返回，1983年5月我就搬入了哲蚌寺，他们让我任意挑选一个住处，我就选择了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僧舍，这里景致很美，可以看到整个拉萨 的山谷。我的东西很少，只是铺盖卷和两件旧的藏袍。多年来在监狱里我只穿制服，也没有烹饪用具，但是在宁塘的时候买了两只中国式的热水瓶。
由于整个藏区的劳改营都被解散了，所以突然之间有一大批年老的僧侣返回寺院。寺院当局很愿意接收他们，因为院里太需要他们的技能。我被派去修复寺院还残余剩下的几座庙宇里面的壁画。
新的寺院生活有点象一场闹剧，我们都不穿传统袈裟。以前人们都叫哲蚌寺为“戏剧学校”，因为院里的和尚经常更换袈裟，但是我们现在只穿工人的蓝制 服，一个月三次被允许进行祈祷。寺院就象一个公社，每个人都攒集工分，同时按照工分进行分配。然而不管这些改变有多么奇怪，能够返回寺院依然是一件非常愉 快的事。
有一天我正在教授一群年轻僧侣背诵长的经文，有人来告诉我，有一些警察和宗教事务所的干部到了哲蚌寺。几天之前，我听说甘丹寺出了些麻烦，猜想当局只是要提高警觉，因此没有格外留心。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穿着新的蓝白二色制服的干部和警察在寺院里巡逻。我有一点担心，他们要求占据寺院里很大的部分，看上去是要用来当长久性的办公室，警察的吉普车整天都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门。我正坐在床上念经，一个年轻的僧侣把头伸进门帘来。
“你睡了吗？”他问。
“进来吧”，我说。
“班旦师傅”这名僧人悄悄说“警察们在探问你，你要当心。”然后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听到有更多吉普车开进我们的寺院。寺院内有几百只流浪的野狗，拉萨市政府为了把城市弄得更清洁，以便接待外国旅客，所以 把这些狗都赶出来。它们聚集在寺庙中，这天夜里全都狂吠起来。我正在想狗儿为什么这样兴奋？接着就听到有脚步声朝我的房间走来，我不动声色静静地听。几分 钟过去，有人敲我的门。
“门没有上锁”，我说。屋子一片漆黑，“灯在那里？”有人问。我告诉他们灯开关的位置，僧舍前边的屋子的灯亮了，门帘后面出现了一支步枪的枪眼。我坐在床上，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接着门帘被拉开，两个年轻的中国警察冲进我的卧房，用枪指着我。
他们身后跟着另外十五个警察都进来了，僧舍的外间站满了人。他们的头儿是一个脸庞大而浮肿的中年军官。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打量四周。寺院的主管晋巴林措站在他的旁边。通过藏语翻译他粗鲁地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班旦加措”，我安静地回答，我想最好坐在床上别动。
这个中国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用中文高声地念。他的藏语翻译替他转译：“按照拉萨最高法院法官图丹总珠的命令，我们逮捕你。”没有说是什么罪 名。警察叫我站起来的时候，房内所有的人都往后退，让我能够从床上下来。一名警察给我双手上了手铐，这是一种新式用很轻的钢做的手铐，在屋内的灯光下闪闪 发亮，我再度尝到冰冷的金属接触皮肤的滋味。
警察开始搜查我的房间，为了不让天花板的泥土掉下来，我买了一块白布钉在天花板上。一个警察把这块布拉下来，上面累积的灰尘立刻象烟雾一样在房间里 扩散。警察找到一堆宗教经文，把它们丢到屋子中间去。当我看见有一张纸从书里跌落出来时，心开始往下沉。我曾用这张纸来为我的大字报打草稿，上面的字迹还 很清晰。警察们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一个证据。
两个警察开始检察我的热水瓶。我在其中一只热水瓶的玻璃和金属空间中藏了一张西藏国旗和达赖喇嘛写的文章，警察把水倒出来，开始摇热水瓶。一个人扳 住热水瓶的底，另外一个人把玻璃那一部分抽出来，旗帜和几张纸掉在地板上，警察们高兴极了。中国军官拍拍我的肩膀用流利的藏语问：“班旦加措你承不承认自 己的罪状？”他指着地上的证物说。“这些就是你犯的罪，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是党的天下”，我1960年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也听到过同样的话，还记 得那时候在罗布昆泽寺庙挨打的情形。
我看到晋巴林措全身发抖，他知道当局一定会指责他为什么包庇我，让我住在寺院里。米玛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非常紧张，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用不着打落水狗”，我对他说。
中国人打手势把我带走，在枪口之下我被推下楼梯，走出院子，上了一辆吉普车，我的左右两旁是两个守卫。整个院子里都站满了警察，车子先往拉萨的方向开去，过了一会儿转向直奔旧的色珠 地区，这里以前是专门关西藏高级政府人员的监狱，像西藏最后一任总理洛桑塔扎西。
色珠现在改为一个看守所，犯人们无限期地被关在这儿，在此等待法庭的正式判决。有几名警卫在那儿等待我们，我认出其中一个名叫达杰的高个子藏人队 长。四个年轻的汉人警卫站在旁边，手中拿着三尺长的电棍。达杰把吉普车门打开，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车子里拖出来。已是将近午夜时分。
穿过几道门，经过一个狭窄的冷飕飕的房间，走到一个四周都是牢房的天井。我被关进第六分队，守卫打开我的手铐，把我推进牢房，又把从我僧舍带过来的棉被丢进来，门在我的身后关闭。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被捕了，站在牢房中间我有一个感觉，这一次我将被关押很长的时间。从党的角度看，我没有被改造，我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 间牢房很空荡，水泥地上只有一个稻草的垫子，天花板漆成绿色，由于漆得很光亮，甚至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在外面度过了三个月十八天的自由生活，现 在再度入狱。
新的牢房比我以前待过的所有其它牢房都更进步。里面有新鲜油漆的味道，门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子，窗口上了很粗的铁栅和铁网。新的铁门上面，有个小小的窥孔，门的下方有一个开口，从外面反锁著。
我把被褥打开放在草垫上，试着入睡。不久我又听到吉普车的发动机声响和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人被捕。
早上我被安装在门外的电铃声叫醒，没有人来开门。过了一会儿，下面的小洞打开了，有人推进一杯热茶来。又过了几小时，门从外面打开。达杰组长进来， 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有个人给我从正面一张和侧面两张拍了照片。我想起历年来看过成百上千的犯人照片，上面打上了黑叉叉，这是死囚犯临刑前的照片。
次日，我被带到审讯室，一间冷而不舒服的房间，里面同样也充满了油漆的味道。地上的水泥地和墙壁都跟传统的西藏建筑不同，藏式房子里面的黄色泥砖使屋子里充满泥土的气息。
达杰组长靠近我，说了一句“仔细考虑，彻底交待。”
两个中国干部和一个翻译坐在桌子后面。年长的那个做了一个特别的表情，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大概不会打我。要评估一个中国军官的人性比较困难，他们代表 权威和压制，而且我们跟他们的接触总是隔了一层，因为有翻译夹在中间。翻译的存在似乎把犯人和审问者之间的情感接触隔开了，犯人只跟翻译而不是跟审问者有 直接的关系。
我坐在一张木头椅子上，一个干部通过翻译要我坦白。我不说话，一段长长的沉默。
“你知道为什么被逮捕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被逮捕。”
二十年来的不断审讯经验使我对他们的技俩摸着了窍门，在没有弄清楚对我的控诉原因之前，不主动透露任何信息。他们让我叙述从八岁以来的身世。
“从1975年以来我就是宁塘砖瓦厂的劳改犯，这之前我在生叶波。”我开口了，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其实用不着重复我的身世，这些故事我从1960年起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你们真感兴趣的话就读我的档案吧。”
审讯者没有反应，我以为他们要动手。但是他们让我走，只是警告我应该“仔细考虑”。我不多说是有原因的，我必须知道他们已摸了多少底。比如说，知不 知道我在宁塘写过暴露西藏人生活状况的大字报，那是桑丁帮我偷带出营地，然后转给达赖喇嘛的，我们当时都在大字报上签了字。我必须知道这次逮捕跟这一篇报 告有没有关系。
审讯持续了好多天，我始终拒绝坦白。中国军官一直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打我。有一天早上，我以为又要接受审讯，结果说是有亲戚来探访。
“你跟洛桑和多玛有关系吗？”达杰问，我点头。
达杰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哥哥的儿子洛桑和他妹妹多玛正在等着。洛桑于1981年曾到宁塘来看过我。现在他穿着很好的衣服，脸上油光光的。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只热水瓶，一个篮子里面放了饼干和一块藏式奶酪。多玛倒了一杯茶递给我。
洛桑说他们现在住在拉萨，他当裁缝，生活很好。我的继母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不过她现在病得很厉害。洛桑告诉我警察也去查过他们。
“长官说如果你老实交待的话，他们会释放你。”他说，我没有出声。
“班旦，请你坦白吧，为了我们的缘故，”洛桑说。接着他和多玛开始哭起来，我叫他们别担心，请他们好好照顾继母。达杰来把我带回牢房。
我又被带到审讯室去，洛桑和多玛眼中的泪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告诉审讯员，现在愿意交待了。年轻的中国军官给我从热水瓶里倒了一杯茶并且请我吃饼干。我开始叙述我从八岁以来的身世，他们没有打断我。
当我讲完故事之后，年纪大的审讯员凑过脸来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监狱里来？”
“你们在我哲蚌寺的房间发现了证据，所以逮捕我，不是吗？”我问。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知道多少内情之前，我不愿意吐出更多的话来。
“那你承认自己的罪行啦？”年长的干部说。
我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大字报的事，但是显然不知道桑丁帮我偷偷带出去给达赖喇嘛的那一篇报告。我承认张贴了大字报，但是接着就引来其它的问题：谁给了我笔、纸和浆糊等等。他们要知道我是单独行动还是有同谋，我一再重复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
当局不满意我的回答。第二天他们要求我把一年来接触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纸上。我怎么能避免牵连朋友呢？我决定不向他们提供名单，只向他们交待出我的“同谋”。我说藏在热水瓶里面的国旗和那几张纸是一个名叫洛桑格列的老僧侣给我的，我知道他在我被逮捕的那一天夜里去世了。
“谁是洛桑格列？”审讯者问。
“他在宁塘”，我回答。他们把他的名字和一些细节记下来，似乎对我的招供感到满意。我已经连续被审讯了十一天了。
我的计谋成功了。几天之后一个中国干部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洛桑格列，他作了彻底的交待。我听了以后只是暗笑，知道中国人不愿意丢面子。不过依然觉 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遭到毒打？难道这些审讯者发了善心？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几个在哲蚌寺被逮捕的人被判了死刑，我的亲戚们已经在拉萨 的大昭寺替我点了油灯。听说新德里的藏人在中国使馆门口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将我释放，这是把我从死亡之神手中救出来的原因。
到了1984年年初审讯告一段落，四个穿着深蓝制服的高级司法官员宣读了我一系列罪状的控诉状，并且问我内容是否正确，我点头，接着把指印盖在文件 上。以前犯人们仅仅得到一张纸，上面写着判刑结果。文革时藏人经常连审讯的记录都没有，就被投进监狱。现在是“新纪元”时代，当局建立起所谓的司法制度。
一天早晨，我被一辆吉普车载到拉萨的法庭。已经坐了二十多年的牢，这却是生平第一次经历法庭审判，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法官是一个胖胖的名叫多 杰的藏人，他简略介绍庭上的其他几个官员。一个名叫普布的老人被带上来，这是我的辩护人。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看看普布，想他也许会做一些什么建 议，可是他只是一动不动地面对法官坐在那儿。
“有要说的话吗？”多杰重复问道。
“我不认识我的辩护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任何人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有罪，”我回答。法官不理会我，下令审判立刻开始。一个年轻的西藏人站起来读诉状， 提到在我房间找到的物证，并且说我承认了张贴过大字报。法官又给我一次机会发言，我开始陈述：中国人一直宣称西藏十分进步，这都是假的，藏人并没有象中国 人宣布的那样从农奴制度中被解放出来。我接着叙述宁塘村民的生活情况和那边严重缺粮的现象。
法官让我把话说完，然后带着不同意的笑容说：“瞎子只能看见黑暗，反动分子也只能看见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阴暗面。”
1984年4月29日我被再度判刑八年。我已经五十一岁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国人在我的国家里所设的监狱中度过。
新家在俄日尺度监狱 。发了一套夏天和冬天的制服，要管三年穿。我被分派到主要是老年人组成的大队，指定从事比较轻微的劳动，象照管菜园或在厨房里帮忙。会议已经不象以前那样 严历，也不需要假装吹捧党和它的领导人。但是犯人仍然需要定时学习，每次都要讨论《西藏日报》上的文章。
那一年九月，我经历了一次很奇怪的会见。我被叫到主楼的一个房间去，坐在一张铺了很讲究的桌布的桌子前面，上面有一只热水瓶，两只很昂贵的杯子、一 盘饼干。墙上挂历的照片是中国现代化的建筑。稍后，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进来，他打着领带，携带了一个很讲究的皮包。他的翻译替我们倒茶，招待我们用点心。
“他们怎么样对待你？”他说他是从北京来的，需要知道监狱的管理人对我好不好，我需不需要进行医疗检查，他的态度看起来十分真诚。
当时我对这种待遇感到非常惊奇，但是后来才知道我当时被意大利的一个国际大赦组织指认为良心犯，所以这次的访客跟那个组织向中国政府和拉萨当局写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不久之后，警卫们又恢复了惯常的残暴。有一天，我对厨子达瓦抱怨，供应的茶常常都是凉的。过了一会儿，达瓦带着一个名叫强巴的守卫走到我房间。 犯人都叫强巴“爷爷”，因为他的白胡子。强巴问，谁抱怨了，我说是我。他说要测试茶是否真是凉的，说完之后，就把整整一热水瓶里的水倒在我赤裸的右手臂 上。
其他犯人看到强巴挥舞着电棍走向我，都急忙躲开了。开水把我烫得疼痛难当，接着他接着用电棒不断剌我的肩膀和胸部。厨子站在一旁观看，非常欣赏这场权力的示范表演。强巴瞪着其他犯人，好像在说“下一个轮到谁？”
我痛苦得大声喊叫，其他的监狱干部跑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大声喊道：“党在杀害一个犯人。”一个上级干部把大家赶走，然后责备强巴和厨子。我被送到医疗室去，一个年轻的护士替我处理烫伤。
共产党现在改变了策略，以前举行坦白和批判大会是为了要把我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如今党注意到这些政治犯不会因为党让他们改造，他们就能被改造。 我们这些人被打上“改造不了”的标签，同时得到相应的对待。唯一能让政治犯让步的方法是把我们孤立起来，同时让我们尽可能多受痛苦。
在俄日尺度打人是家常便饭。警卫们都象要赴战场一样全副武装，他们随身带有手枪和两把别 在腰带上的刀，还常有两种不同的电棍：一尺长的短电棍上面有闪亮的塑料把手；另外一种是长电棍，伸长了象一把剑一样。警卫也穿盔甲，有时候他们这样全副武 装连走路都有困难。警卫们经常毫不犹豫地用手中的新式武器来对付我们这些改造不了的犯人。
注释：
11 色珠（Seitru）为音译，是地区和监狱名。
12 俄日尺度（Orithridu）为音译。
第十二章 新生代的分离主义者
1987年9月28日《西藏日报》报道了一场拉萨的示威游行。哲蚌寺的二十一名僧侣要求西藏的独立和自由。我非常惊讶，第一次看到官方报纸对这种事情进行 报道。平常这份报纸总是局限于报导能荣耀党的消息，现在却把这条新闻放在第四版，通常这是报导国际新闻的版面。记者把这场示威游行斥责为“一小撮分裂分 子”的行为。“分裂主义份子”是一个新的名词，用来称呼西藏的爱国主义者，中国人把西藏人争取自由的想法统统视为要分裂祖国。
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自1959年以来，这是首次出现的一场严肃而公开的示威抗议。
报纸上把二十一名僧侣的姓名和年龄都登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这么年轻，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这些人都还没有出生呢。他们是共产党人所谓“吃党的奶水长大”的一代，然而他们现在呼喊口号，要求西藏独立。
对于一个政治犯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当你知道外面还有人跟你有同样的信仰和理念更能受到鼓励了。我知道奋斗将通过这些年轻抗议者的声音承传下去。
监狱当局立刻召集大会，要求犯人谴责示威行动，命我们读《西藏日报》上的冗长文章，文章批判了误入歧途的抗议青年们。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听说当局开始在拉萨进行大肆逮捕。外面来打听消息，说有些人已经失踪，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已关进监狱了。我们有一个联络网，让外面的人知道谁在监狱里，同时在狱里的人也能得知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1987年9月的示威游行启发了拉萨其它的一些街头运动，甘丹寺是西藏第二大寺院，曾经拥有五千名僧侣，现在这个寺庙的僧侣们开始发动示威游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甘丹寺遭受特别猛烈的攻击。我从宁塘被释放之后，经过这里，看到寺庙被夷为平地，没有一个建筑物保存下来。
越来越多的和尚和尼姑参加抗议，拉萨的青年人也组织起来，参加了抗议行动。这种情形导致监狱里的政治犯（我们监狱只有五个政治犯，其余都是刑事犯） 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狱方经常问我们外面的事情，只要西藏有任何的骚动，我们就会被召集起来开特别会议，命我们对外面的事情表态。我只简单回答，“我只是 一个犯人，跟外面的示威游行没有任何关联”。
那一年冬天，我获悉七十五岁的洛桑旺秋先生死了，他成年以后大半生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有关方面说他是老迈而死，可是我确信他是被谋杀的。当局 对他特别残忍，即便七十五岁的年纪，他依然带着手镣和脚铐从事繁重的劳动。有一天下工之后，他以懒惰怠工的借口，被铁链铐在一根铁柱上，一个名叫巴角的警 卫把他打得昏迷过去，我也曾经在这个人手中吃过大苦头。洛桑一定是受到严重的内伤，后来被送医院去，已经太迟了。他们故意把他释放回家，说让亲戚来照顾 他，但是第二天他就死了，当局把他死亡的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洛桑是我认识的人中间最高贵的一个。
接下来的两年，示威行动越来越多，每次成功的抗议活动又酝酿了下一次更大的起义。我记得那是198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监狱的苹果园里工作。年纪 比较大的犯人通常都派在果园里劳动，果园的收成已经成为监狱相当大的一笔收入来源。塑料包着的温室内温度很高，而且十分潮湿，这里面苹果树生长得很快。我 正忙著照料这些树，突然之间听到从大门的方向传来响亮的歌唱声。我走出去，看到一长排的犯人正返回监狱，觉得非常奇怪，现在还是中午，为什么提前返回监狱 呢？他们看起来十分快乐，唱歌的神态也毫无忧愁的痕迹。我返回温室，突然两个警卫走进来命我们返回住处。途中我注意到有武装警卫站在屋顶和哨岗上，我问同 屋的人发生了什么事。
“拉萨出事了”，一个人回答。
我知道这意味着将有另外一场抗议活动。大家都躺在床上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有很不寻常的大批警卫来到我们院子，在一边靠墙的地方机关枪架起来了，旁边还有一排排的子弹带。我意识到拉萨发生的事必然十分严重。
早点名过后，那天不需要出工。警卫给我们拿来一些扑克牌和象棋等游戏，大家三三两两在院子里找空地坐下来，几乎有一种节庆的气氛。当局显然非常害怕这里也会爆发出抗议的行动。
那天下午，我看到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年轻护士，她平常对我十分友善。当她穿过场地时我叫住她，请她查看一下我的肩膀。我脱下外套，露出肩膀请她检 查，一边悄声问“拉萨发生了什么事？”她假装检查我的肩膀回答道，“八角街那边有骚动，警察没办法控制局势”，她说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天了。
黑烟从拉萨的方向升起，狱方突然宣布包括我所在的四个分队，要转移到其它的监狱去，我们得立刻打点行李准备调动，一个小时之内就动身。好在我对这种突然袭击式的转移早已习惯了，监狱生活的规律之一就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毫无警告之下发生。
警卫把我们匆匆赶出监房，大家背着行李包，爬上一排刚刚驶进院子的有帆布顶篷的卡车，引擎已经在低吼了。大家爬上卡车，一片拥挤纷乱，不知道会被送到什么地方去。
突然，就象刚才离开那样匆忙，卡车在大门口停下来，我们被赶下车，又被命返回牢房，不折不扣是一场大混乱。整天这样被赶来赶去，我四肢酸痛，急忙爬上床，把自己裹在旧的毛毯里，脑子里盘桓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迫切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为了要把我们跟外界隔绝，连步行去劳动也取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狱方不要我们闲著，因此提供娱乐节目，撑起一个很大的银幕，放映香港的流行影片给犯人看。大部分人都聚集在那儿看电影，我却从来就不喜欢这类东西。
那天晚上有卡车车队到达院子的声音，我透过窗户往外看，探照灯照明了场地，几辆大卡车停在第一和第二分队的房子前面。从卡车的车身下面我看到很多新来犯人的脚，正慢慢地走进建筑物。不难想象，这是那批在拉萨抗议的人。
新来的犯人大声抗议。卡车也把一些人运到妇女分队去，女人们也大声喊著抗议口号。我们都挤在窗户前，心中十分佩服。接着这些抗议声变成恐怖的哀嚎， 大约是警卫冲进住房开始抠打犯人了，整个监狱充满了哀嚎和玻璃破碎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打烂的窗户，新来的犯 人大概跟警卫展开了搏斗。
第二天我们被囚禁在监房内不准外出。从窗户望出去，看到警卫们在院子里摆上桌子，审讯干部拿着笔和本子走过来，坐在桌前。一些按西藏人的说法，小得 还鼻涕未干的年幼男孩，从屋里走出来，排队站在桌子前面。年轻的姑娘们从另外一边妇女牢房出来，她们的头发用彩色丝带绑在脑后，看起来象洋娃娃一样。有一 个小女孩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好像她要到糖果店买糖果。他们都无所惧畏，没有一点焦虑的表情。
看到西藏人有一种新的抵抗精神，使我感到极度的欣慰。这些年轻的抗议者是活生生的证明，虽然经过文革的摧残和三十年的洗脑，西藏的青年们都没有被蒙蔽而跟随共产党。相反地，一种民族精神比以前更为蓬勃地兴起了。
后来我问这些年轻犯人在学校里有没有学习中文，一个男孩子带着不屑的表情看着我，讽刺地说，谁愿意去学压迫者的语言。很多年轻的和尚尼姑说，他们宁可进寺院，而不愿意上普通的学校，因为他们不愿意学任何中国人要教育他们的东西。
共产党把青年人的抗议看成是拒绝党的行为，他们相信年轻藏人之所以抗议，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西藏以前被封建地主统治下的苦日子，所以党组织了一些学习 班，来教导这些年轻叛逆者学习西藏的历史。然而一切都不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当党干部对年青人说他们应该心存感激能生活在现在的“黄金年代”， 青年人就说，他们的父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饿死。当局无法反驳，只好说这都是四人帮的错。
看到这些年轻的男女孩子，心中感慨万千。回想起自己早年进监狱的情况，现在新来的犯人跟我们当年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杯子、盘子、汤匙，也没有棉被。老犯人就把多余的杯子和毛毯拿给他们。
年轻的抗议者在人们心中唤醒了某些东西，监狱里现在产生一种互相友爱和同仇敌忾的气氛，连普通刑事犯都被年轻人的勇气所打动，开始帮助他们，教他们 如何应付审问。这些青年都还不满二十岁，当中国人第一次入侵西藏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是所谓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但是他们否定了共产主义，要求西藏的 自由。
大家尽可能地帮助这些政治意识觉醒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对监狱里其他刑事少年犯发挥了良性的影响。有一个名叫边巴的少年犯见到他们的勇气，很受感动， 就来找我，说他愿意为西藏的独立贡献力量。边巴才十六岁，脸孔消瘦苍白。开始我有一点担心，怕当局利用他来剌探我，这是经常所使用的手段，让普通犯人监视 政治犯，所以跟刑事犯在一起时大家十分警惕。但是边巴很可爱，每天下工以后，他都坐在我的监房外面等候。他是个文盲，我告诉他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学习读 和写。我开始教他识字，不过我非常小心，不谈论任何政治问题，预防以后被抓辫子，在监狱里你总是得万分小心。
有一天警卫在厕所的墙上发现有人涂了“西藏独立”几个大字。他们把这些字照了相，并宣布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上面对这批新犯人的胆量十分 警觉，认为这次事件是危机的前兆，决心找出抗议源头，核对每个人的笔迹，要找出写标语的人。犯人一个个被盘问，在标语出现的当天，看见有谁去过厕所 。
有人报告，看到边巴从厕所走出来，他手上带有黑炭的印迹。边巴立刻被逮捕了，铐上手镣脚铐，被单独关禁闭。“关禁闭”是把人放在极为狭小的空间里， 把手伸向两侧就可以碰到空间的尽头，里面极为寒冷，既没有棉被也没有毯子，当然也没有窗户，完全的黑暗。当我看到这个少年被带走的时候，非常害怕他会被判 处死刑。
整个西藏现在进入戒严时期，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中国当局对示威游行如此如临大敌，表示国际上对西藏的声援越来越强烈，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最近一次全藏、特别是拉萨的汹涌抗议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局势对于边巴这样的嫌疑犯是非常不利的，他是一个普通少年犯，以前对政治从来没有兴趣，当局立刻得出结论，他是被人收买或受到其他政治犯的影响。他 们知道他曾经多次来我的监舍，我也借给他一些书籍，我立刻被怀疑上了。后来我知道边巴被毒打，并且刑求了很多天，但他始终拒绝指控我，坚持是个人的行为，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自边巴被抓出来之后，监狱的形势更为紧张。俄日尺度监狱的主管有天把我召去，这一点都不令我感到惊讶。对于拉萨最近的示威活动，我从来没有隐满过我的兴奋，而且公开对新到的政治犯表示祝贺，当局认为我发挥着极坏的影响，这是毫不足怪的。我被带领到大院一边的办公主楼去。
“你得离开”，一个干部说。
“去哪儿？”我问。
“到上边去”，干部说。
当西藏人不愿指出确切的地方时，他们就说到上面或下面去。
“今天早上没通知你吗？”干部的上级问道。
“没有”。
“你将被转到扎奇”。
重新返回扎奇西藏第一监狱，1964到1975年之间那儿曾是我的家。于是我又卷起铺盖卷，行李打成一个包袱，然后爬上一辆等待中的吉普车。司机是一个藏族妇女，她曾经要求我教她女儿认字。
“发生什么事了？”她看左右没人就悄悄问我，但是很快有一个士兵和高级的藏族官员上了车，那个官员手臂下夹着一本厚厚的档案，那是我的个人档案，包括1960年以来的一切资料。吉普车开离监狱，扬起了一阵尘土。
一路无话，到达扎奇。他们仔细检察我随身带来的行李，然后把我送进第七号监狱，房间里面我十分熟悉：空白的墙壁，每个犯人的东西整齐地放在床上，没有单独的床，只在高出地面的一个平台上，每个人有一块自己的空间。我进去的时候，同屋还在出工，只有一个年老的犯人坐在床上。
他站起来自我介绍是益西。他从暖水瓶里为我倒了一杯茶，我们交谈起来。益西是拉萨南部山南地区的一个僧侣，有肺病。他说这间宿舍一共七个人住。
门打开了，一个藏人守卫把我叫出去，带到审讯室，我一眼就认出一个名叫巴角的审讯员。我认为对于我的朋友兼老师洛桑旺秋的死亡，他要负主要责任。以 前我们都叫巴角“快手”，因为他动不动就举手殴打犯人。他个子高大，不停地抽烟，手指被熏得黄黄的，眼睛总是泪汪汪。他坐在桌子后面，两个刚才搜查我行李 的警卫站在门边。
巴角正在翻阅我的档案，我一进门，他就放下手中的档案，站起来走向我吼道：“无赖！”接着吐出一长串咒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间审讯室 让我想起一个愤怒之神的神坛。墙上挂着一排电棍，钩子上的各种手铐闪闪发光。巴角从墙上取下一只长的电棒绕著我转圈子，棒子在空中舞著。
“你已经在监狱里三进三出，但是依然拒绝改造”，他说。他又开始盘问我过去的犯罪历史，虽然我以前的事他在档案里都读过。
“你多大？”他问道。
“六十”。
“不对！你五十九岁！”巴角显然在向我挑衅。
“我是猴年出生的，所以是六十岁。”
巴角又走到那排电棍前，这次他挑选了一只一米长的电棍，将它放在一个电源底座上充电，电棍冒出火花，发出一阵声响。
“你为什么又进来了？”巴角继续问。
“因为我在拉萨贴出大字报，呼吁西藏独立。”
“你还要独立吗？”他挑衅地问。
没等我回答，他把电棍从底座拿起来，用这新的玩具剌向我。我整个身体在电流之下痉挛，他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把电棒剌进我的嘴里，拿出来再一次插进 去。他再度走向墙，选了一支更长的电棍，我感到整个身体被撕裂了。我还迷糊地记得，一名警卫把他的手指伸进我的嘴里，把我的舌头拉出来，避免我窒息，我也 依稀记得一名警卫怕得逃离了房间。
这些事情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记得当时全身颤抖，电流掌控我全身，令我剧烈地颤抖。我失去知觉，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呕吐物和小便之中。记不 得躺在那儿有多久，我的嘴肿胀起来，下巴不能移动，嘴里有巨痛，吐出一些东西来，那是我的三颗牙齿。那次之后的几个星期，我都不能够吃硬的食物，我全部的 牙齿在这次受刑中都脱落了。我被带回宿舍，益西等在那儿。“谁干的？”他问。“巴角”我喃喃地说，益西扶我躺下来。
过去几年，我的生活相对来说改善了很多，会不再开了，批判大会也取消了，整个说来监狱的管理宽松得多。巴角的残忍行动是一种恐吓，让人又回忆起文化 大革命年代的梦魇。我怀疑他对我用刑是得到上级的授意，要好好教训我一次，藏人反抗中国人统治的高涨情绪令我兴奋不已，这使他们十分愤怒。
一阵铁链在地上拖拽的晌声加上人的话声，犯人现在下工返回宿舍了。有一个二十多岁，身体强壮，名叫洛桑丹增的人，直直走到我面前问，“师傅，他们对你用了重刑吗？”我无法回答，仅仅拿手遮住了面孔。
洛桑参加了1988年3月5日在拉萨发动的示威游行，那次事件中有一个年轻的警察从窗口摔下死去，中国当局控诉洛桑谋杀了这名警察。没有任何证据显 示他跟这宗死亡案件有任何关联，抗议的人冲进拉萨市中心大昭寺旁边的一座建筑物，警察追赶众人，在混乱之中，有一个警察不幸从窗口摔下来，洛桑被逮捕了， 被判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当我1990年10月到达扎奇的时候，这两年快到期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惧怕的样子，相反地，他十分生龙活虎。
扎奇有一个专门关政治犯的分队，我被关在跟我有共同信念的人同一间牢房。同房间的七个人不是参加了示威游行，就是写过主张独立的大字报。虽然巴角对 我的用刑使我痛苦万分，但是在这间牢房里我感到十分安慰。我几乎无法张嘴，分队的厨子以前是一个僧侣，他送来一些溶化了的牦牛油给我喝，西藏人认为这种牛 油有神奇的效果。牛油使我全身温暖，让我的肠胃舒畅。
他们不允许我看大夫，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派到厨房去工作。这是比较轻松的活儿。我们坐在一大堆蔬菜前面，把烂掉的叶子和菜根摘除，然后丢进大锅去。其他的犯人问我，谁对我下了毒手，我说是巴角，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摇摇头。
扎奇的政治犯都在第五分队，同时被安插在八个组，也就是八个宿舍中。我在第七组，跟同监房的人相处融洽。年纪最大的是一个名叫霍?拉康（意老喇嘛） 的七十五岁僧侣，另外还有个叫索南多杰，大约十八岁的男孩子。索南很有天赋，爱替犯人画肖像。另外一个年轻的犯人名叫达瓦，他在村子里贴了大字报，指责中 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殖民主义。洛桑格桑是哲蚌寺的年轻僧侣，是1987年9月27日第一次的示威游行中的一名领袖。另外还有玉洛?达瓦次仁、洛桑丹增和我一 共是七个人。跟这样一些勇敢而善良的人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欣慰。在分队里有一种进取和积极的气氛，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以前犯人们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 中，害怕被同伴检举，可是新一代的政治犯不轻易被暴力的威胁吓住，人们准备抵挡反弹回去。
我们这间牢房是整个分队的主轴。有个犯人偷偷弄进来一只小收音机，每天晚上洛桑多杰会听BBC的中文广播，另外一个叫阿旺洛桑的犯人懂一些英文，他把耳朵靠上收音机去收听世界新闻。这样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达赖喇嘛在国外旅行的消息。
我们把监狱的情况写成报告，同时收集犯人的名字，找一个方法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由于外界往往不知道谁被逮捕了，所以必须让拉萨人知道，以便通知犯 人的家属。后来这些名单被带到西藏之外，交递给人权组织。到西藏来的外国旅客常常感到很惊讶，有时陌生人会把一团纸塞进他们的手中，上面写着，请把这张纸 条传递给联合国或外国的政府。
我在扎奇认识了温和谨慎的玉洛?达瓦次仁，他也是一个极好的听众。玉洛是甘丹寺一个很有名的转世喇嘛，1960年至1979年他被关在监狱 里，1987年又重新被捕入狱。我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听过玉洛的案子，他现在亲口告诉我，他一生那些令人惊讶的故事。他说有次到朋友家去吃饭，在那儿见到 一个多年以前就认识的僧侣，此人于1959年西藏起义之后逃跑，后来定居意大利。这人带着一个意大利朋友返回西藏，玉洛那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进餐 时玉洛说，西藏的问题只有当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才能解决。
他们的谈话不知怎么传到中国安全局的耳朵里，玉洛和东道主图丹次仁立刻被逮捕，被控以“散布反革命宣传”的罪名。一场寻常的谈话升级为“国际阴谋”！按照国安局的说法，他们的聚会是为了赢得“外国援助”。
玉洛被逮捕之后，甘丹寺的僧侣在拉萨举行示威要求释放他。这次的抗议导致了拉萨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示威游行，中国人宣布西藏实行戒严。
七分队每个犯人都有受尽磨难和痛苦的故事，但是我们斗志高昂。中国人继续大批逮捕，扎奇不久就有几百个政治犯，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僧侣。中国人称呼这些犯人为“达赖喇嘛的走狗”，似乎是贬义标签，但是这种称呼让我们感到骄傲，对我们而言，达赖喇嘛始终是自由的象征。
我们没有被毒打吓退，继续在监狱里组织抗议活动。我们告诉年轻犯人，不要在警卫面前流露出恐惧，因为恐惧能赋予警卫更多权力。三十年的牢狱生涯使我认识到，永远不能请求他们发慈悲心，因为你永远不会得到。
1990年冬天，当局和政治犯之间的对峙发展成为正面冲突。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寒冷，非常幸运，我没派上露天劳动的活儿，而是派在潮湿而狭窄的温室里工作，给树苗和各种植物喷洒农药，封闭的园顶空间布满了一种呛人的气味。
12月15日发生在一名青年政治犯拉巴次仁身上的事激怒了犯人，我们于是组织了扎奇监狱的首次抗议活动。拉巴是拉萨第一中学的学生，由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叫“雪狮”的主张独立的组织，就被判刑三年。这孩子在监狱里很受大家喜爱，洛桑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看待。
拉巴被逮捕后，关进嘎扎看守所，在那儿受到残酷的刑求。到了扎奇之后，又被一名叫白玛仁曾的警卫毒打，白玛的名字就是残暴的代号。大家看出这类毒打 所造成的严重内伤，拉巴几乎不能行走，他的整个身体象老人那样弯曲着。他一再说胃部非常疼痛，我们给他一些藏药，洛桑建议他去医疗室看病。
每次去看病，拉巴都被医生赶回来，说他装病。有一天夜里隔壁宿舍传来呻吟声，大家都开始喊叫，“拉巴！拉巴！”喊声越来越大，但是警卫那边毫无动静。其他宿舍的犯人也开始参加呼救，不久整个宿舍都淹没在一片“有人要死了！”的喊声中。
有人大声喊：“来人了！”呼喊声立即终止，我听出是队长的声音，他大声责骂我们。
“病人在哪里？”他问。
“第八号宿舍”，犯人们大声喊道。
那天夜里拉巴被送到医疗室去，队长威胁我们，第二天要处理这件事情。果然第二天狱方让第五分队参加一个大会。才走到院子里，武装警卫就把我们包围在中间，另外一组警卫手里拿着长的电棍逼近，队长要我们交待昨天发生事情的原由。
我们没有理会他，因为在监狱场地的另一个角落，一辆三轮救护车开进大门，拉巴被送到医院去。那天晚上我们得知他被送到拉萨警察医院，但是当天晚上又被送回监狱，医生说查不出严重的内伤。晚上他的情况恶化，再一次被三轮救护车拉走，拉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才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走进我们的宿舍，把消息告诉了洛桑丹增。洛桑僵立在那儿，眼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来。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作什么。
拉巴死亡的消息在政治犯中间很快传开。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没有张扬什么计划，但是在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扎奇发生了。回想起来，简直不知道我们怎么敢去做那样的事情。
洛桑丹增把他床垫上铺着的一张白床单撕成两半，在一边他用很美的西藏文字写着“我们哀悼拉巴次仁的逝世”，在另外一边他写下“我们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然后我们象举旗帜一样将这两条床单举在身前，慢慢从屋内走到院子中去。
第七组犯人发动一场示威游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整个监狱。我们当时一共有十个人在监房，大家一心一意去做这件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我们。洛桑 丹增和白玛拿着第一面旗帜走在前面，格桑次仁和嘎丹加塔拿着第二面旗帜跟在他们后面。当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激动地发觉分队其他小组的犯人也排成四行站在 我们后面。我的监狱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抗议活动，大家都沉醉于自己的大胆和勇气之中。
分队大约有一百五十名犯人，全部加入了抗议的队伍，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几个星期内即将被释放的犯人。我们象士兵一样列队整齐，旁人一定会以为这是事先演练过的。队伍向行政大楼走去，其实这离宿舍不到一百米，短短的距离走起来好像有几里路那么远，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通常在早餐之后和出工之前，中间有九十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做个人的事，所以我们作的准备工作没有引起注意，队伍穿过院子时也没有警卫看到。直到我们走到行政大楼前面，才有一个站在楼前的中国青年士兵发现，他立时满脸通红，显然非常害怕。队伍在他面前几步之遥处停下来。
“拉巴次仁真的死了吗？”洛桑丹增用中文问他。
我不懂他们之间的中文对话，但我相信那个守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匆忙奔进办公大楼，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一时还没有其他士兵出现。我们站在寒冷 的空气中，十二月中旬的气温很低，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寒意，内心的激动使得周身暖和。突然有一个小门被推开了，警卫们冲出来迅速把我们围在中间，有人拿 着武器，有人手持长电棍。在远处的一堵墙上，机关枪已经架起了。
靠近我的一名犯人叫巴卓，是个被判刑三年的年轻僧侣，他因为1988年三月那次抗议活动中死去的警察而被判刑。在审讯中他们对巴卓残酷用刑，所以他 的神经非常脆弱，还没有恢复过来。突然之间，他往前冲，并且大声叫喊，同时对守卫以很粗暴的手势比划着。这是非常危险的，对方会认为这是挑衅。有一些年纪 大的犯人把他夹在队伍中间使他平静下来。
这时，穿着蓝色毛大衣的扎奇监狱长缓缓走向我们，他旁边是医务所的那位中国医生，另外还有监狱主任，一个地位很高的藏人科长。他们在警卫和其他干部的簇拥下，面对我们。
“你们干什么？”监狱长大声叫道。
洛桑丹增用中文向他说了一些话。
“昨天夜里有一个犯人死了”，科长说，“他叫什么名字”
大家同时开始大声喊着：“拉巴！拉巴！”
“谁是你们的领导？”科长问。大家喊道，“我们没有领导”。
藏人科长镇定地走向前排的抗议者，叫我们把心理的委屈都说出来。洛桑丹增把拉巴的详细情况都讲出来，特别是他曾经被一名叫白玛仁曾的凶恶守卫毒打的 情况。洛桑要求当局调查拉巴的案子，要求惩罚所有对他的死亡有牵连的守卫和医务人员。另外一个抗议者要求开一个追悼会，允许犯人的代表参加。站在前排的犯 人开始发言，说出他们心中的冤屈。很多人指出自己也曾经被白玛仁增殴打过，这个名字一再重复地被提出来。
很快轮到我了，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守卫悄悄跟给科长耳语。我们这些年纪大的犯人总被视为带头惹事的人，而被分别对待。我说拉巴的事，不该虚伪地说 这孩子是自然死亡，他的死是因为受到殴打受伤和医生们的失职。科长有一点疑惑的表情，那个医生也尴尬不安。我说我也曾经被巴角虐待过，他的名字又被其他犯 人提出来。
科长是精明的人，知道要舒解目前紧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发言。犯人们慢慢地平静下来，原来内心的愤怒逐渐舒缓，因为第一次能够自由地被 允许发言。科长答应会彻底调查拉巴的案子，所有失职的人都将受到惩罚，也宣布会调查犯人被殴打和虐待的情况。能够达到目的，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几个藏族警 卫朝我们年老的犯人走来，叫我们赶快回宿舍。
太阳已经照在头顶了，这是很暖和的一天，我们慢慢撤回宿舍。由于这次的示威行动主要是我们组牵的头，因此静待警卫对我们进行报复，刚才那样奋亢的反抗精神慢慢在消退。
洛桑丹增把他别在制服上的达赖喇嘛像章取下来，他二年的死缓很快就到期了，今天的事他很可能被立刻处以死刑。
“我并不需要活得长”，他说，同时把他曾很骄傲地佩带过的达赖喇嘛像章交给我。
我们都垂下眼睑，只有洛桑脚链拖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后来几天当局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我们非常生气，因为并没有举行哀悼会，也没有惩罚白玛仁曾和其他有关的人，只不过守卫和医务人员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似乎比以前客气一些。
抗议的那一天刚好是犯人接见家属的日子。来访的人说，我们的抗议活动早就传布到监狱大墙之外，拉萨人民的反应非常之好。当亲戚们下一周来拜访时，带 来了大量的食物，都是社会上捐赠给政治犯的，这使我们不必只依赖监狱中少得可怜的定量食物了。监狱当局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立刻严格规定政治犯接受访客送 食物的限额。
四、五天之后所有犯人都被叫到院子里去开会。一个干部宣读名单，把犯人分成十到十五人的小组。我跟洛桑丹增和玉洛分到第一组，上面命我们换房间，转 移到第一号牢房去。这种转换没有带来太大的区别，我依然跟朋友们在一起。玉洛被指定为组长，也就是牢房的头，平时他们总是挑选一个比较有“干净”背景的人 当组长，但是现在当局更愿意让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担当这个职位。
到新的监舍不久，我们就被叫到审讯室去。上面知道大家很团结，所以决定进行单独审问。一天下午我正在打瞌睡，一个守卫来把我带出去。我的审问者是一个名叫强巴格桑的藏人，不出意料之外，他问我们为什么抗议？这是谁的主意？
我重复拉巴死亡的情况，并且描述自己受刑的经验，我张开嘴让他看我肿胀的口腔和变色的上腭和舌头。
“你这老家伙嘴巴还真厉害”，格桑说，“我知道你这种人！”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结论是：我是不能改造好的人，对付这类改不了的家伙最好的方法就是暴力。
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控诉巴角。所有的犯人、警卫和干部都知道他，我的公开抱怨显然让这个邪恶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天下午，我正悄悄地进行着宗教仪式，全身匍匐在地，突然听到门晌的声音，一转身看到巴角消失了，他把门拉上，原来他一直在监视我。
当局违背了一切承诺。我们抗议之后一个月，他们宣布拉巴是死于阑尾炎，没有人对他的死负有责任。白玛仁曾和巴角都没有因为对待犯人的粗暴而受到惩罚。据我所知，他们两个现在还在扎奇工作。
我知道为什么很多警卫不怕自己的出轨行为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跟监狱系统的高官有关系。巴角的妻子是党书记巴桑的女儿，巴桑是扎奇监狱的政委，也是监狱里职位最高的共产党官员。巴角的小舅子是一个名叫朋措的高干，他在监狱的司法部门任职。象巴角这种警卫是有恃无恐的。
当局宣布我们的刑期分别都要增至五至六年，这引起了巨大的愤怒，监狱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有些犯人公开表示要再次进行抗议。当局意识到这又要引发骚动，因此很快撤消了加刑的决定。
1991年春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将要到扎奇监狱视察。监狱里的情况突然得到改善，这是代表团很快就要来的明显信号。四月，厨房里突 然供应很丰富的水果和蔬菜，大块的肉和肥油在我们的食物中出现。整整一个星期刑事犯被派来把监狱布置得更美观，所有的建筑物都粉刷一新，人人都发了一套新 制服。
我们这间监舍又变成活动中心。洛桑丹增说，必须跟外国来访者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把监狱里的真实情况和使用刑具的细节陈述出来，也要把拉巴死亡的事情写出来。洛桑同意由他起草这份请愿书。
最大的困难是要对同牢房里名叫霍?拉康的人保密，他倒并不是个奸细，只是他特别容易激动。霍?拉康是守不住秘密的，由于他是文盲，所以我们之间只用 文字来沟通，每个人把希望洛桑写进请愿书的要点都记下来，不久他就把初稿写好了。我们没有把对食物定额的短缺和生活情况的恶劣写进请愿书，真正重要的是拉 巴的案子和政治犯的处境。
我们把所有受过酷刑的犯人名字开了一个清单，也描写了嘎扎一批尼姑的遭遇。她们被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强奸了：警卫把电棒放进她们的下体。请愿书最后附 了一封递交给美国总统的信。但是怎能把这份请愿书交到外国代表团的手里呢？我们猜测代表团只会去参观刑事犯的监房，或许也会参观医疗室。洛桑丹增说他可以 想办法交出这封请愿书，说他反正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当局没有办法再对他加刑。洛桑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由他去递交这份请愿书。
有一天我们下工，返回来吃午饭，一个刑事犯告诉我们访问者已经到达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访客是李洁民（JAMES LILLEY），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那天在分队值班的是一个好脾气的退休的藏人干部，洛桑请求允许他去医疗室，说还有另外两个汉人犯人也需要看医生，守 卫同意了。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另外一个名叫丹巴旺扎的犯人也提出要看医生。他们被允许走出监房大门，走到院子里去。
洛桑、丹巴和其他两人一起穿过院子往医务室走去，那时，代表团刚好走出办公大楼。洛桑他们几个人马上被推到靠边的一间厨房去。在一些中国记者的陪伴 下，访问者转了一会儿，快走到靠近厨房的一个门前，李洁民要求见玉洛?达瓦次仁，他的案子已经在国际媒体上被广为报导，他也被大赦组织认领为良心犯。玉洛 被带出来见李洁民，他们通过一个翻译简短地交谈。
偶然的会见对于洛桑是一个极好的交出请愿书的机会，他只需要走出厨房靠近代表团。他刚要走的时候，丹巴旺扎说他要递交这份请愿书，洛桑拒绝了。
“你不信任我吗？”丹巴问道。
洛桑让步了，他不愿意让丹巴感觉到他不被信任。丹巴是一个笨拙而粗率的人，他从厨房走出去，冲到李洁民面前，把这份请愿书塞到大使的手里。可是李洁民愣住了，在他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一个中国女孩子把这封请愿书从他的手里抢下来。
那个时刻我正在温室里工作，但是满脑子都在想着这封请愿书的事。我很有信心洛桑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把这封信交出去，可是当我回到宿舍时，发觉他坐在床边上，一脸沮丧。
“ 我们没办法递交出去”，他说。
我一下子泄了气，但是当洛桑仔细描写当时发生的情况之后，我又释怀了。一个重要的外国客人亲自经历了全部事情的过程，一定会要求一个解释的，我确信 我们的努力不会落空。其他的犯人现在都很担心请愿书会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洛桑丹增说当局一定会辨认出他的笔迹来，他会坚持这是个人的单独行为。
丹巴旺扎懊恼极了。我们都劝慰他，但是没有用处。当霍?拉康发现我们瞒著他策划了这次行动时，监房里的气氛就更糟糕了。唯一的安慰是玉洛?达瓦次仁会见了李洁民，他说他把大家的委屈和冤情都向大使说了。
中国当局非常愤怒，我们的大胆举动使得他们在重要的外国代表团面前丢失了面子，我们相信上面会用最严厉的惩罚来对付我们。几天都平静地过去了，没有 人提这件事。我猜想他们在等待高层的批示，或许因为李洁民还在拉萨。洛桑相信他会被立刻处死，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刻他却非常镇定，一点都不后悔。其他人想 到即将失去他，却都没有办法保持他那样的平静。
事后我才知道李洁民当时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把洛桑丹增处死。但是，当时大家真是焦虑万分，度日如年。
丹巴旺扎跟我一道修理温室外一条狭窄的小沟渠，我问他是否对即将来临的审讯作好了准备，他说没事。他的信心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太知道，当局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情的。就在我们谈话过后不久，有一个警卫来把他带走了。
中午时份休工，走回宿舍去吃午饭。我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了脸和手，然后回到监房。有一些犯人沉默地站在门口，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的棉被不见了，他们睡过的地方露出一块赤裸的水泥地。别的犯人来告诉我们，禁闭室的门从外面反锁，有犯人被关进去了。
我们感到非常无助，怎样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呢？我们贿赂了一个警卫，让他给洛桑和丹巴一点额外的食物，也让玉洛和另外一个名叫阿旺普琼的犯人去向政府 求情释放他们，请求自然无效。监狱里的士气又变得非常低落，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要求当局作一些改变，都没有得到实现。很多人希望年纪大的犯人能够出来带 头，新一代的政治犯似乎期待我们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些年轻人公开谈论我们应该绝食抗议。
“我们难道就让自己的人关禁闭吗？”他们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回到宿舍，我看见三个年长的犯人，包括受人尊敬的转世喇嘛玉洛正在午睡，我告诉他们，年轻犯人正等待着他们的指示。我提到年轻人想进行绝食抗议，如果几位年长的同意，他们就会行动起来。
“我不能担当这种责任”玉洛说。
显然他认为这种行为的后果会制造更大的痛苦。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被关了将近三个星期的禁闭。丹巴开始宣称要进行绝食，但是他后来极为虚弱，结果还是同意进食。我相信洛桑能够度过难关。他不但年轻，精神也非常坚强，死刑的威胁就在眼前，他反而什么都不惧怕了。
1991年四月底，一个犯人悄声说他看见禁闭室的门打开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现在自由了。下工之后我就急忙赶回分队，希望能看到他们，但是依然 没有这两个朋友的影子，大家都感到奇怪，他们的卧具都不见了。第二天早晨我发觉另外两个犯人也被带走了，他们的棉被卷也失去踪影。
我跟一些年轻犯人站在分队办公室门口，犯人愤怒而激昂，大声向警卫问道：“我们的人哪儿去了？”守卫人只是稳稳地站在那儿，不理会，犯人不让步。
“不关你们的事”，守卫回答道。
“我们的人在哪儿？”犯人们又问。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越来越多犯人加入，要求警卫回答。警卫们看见形势越来越紧张，转身走进办公室去寻找援助。
所有的政治犯现在都聚集在大楼的前面，大家静静等待反应。突然面对我们的正门被推开了，一群带枪的中国士兵走出来，摆出阵势。扎奇的两个共产党的代表，一个名叫巴桑的藏族女人和一个高个子中国干部在士兵们的保护下走向我们。
“有什么事？”巴桑问。
“我们的人在哪里？”大家高声喊道。
没有回答。两个警官掏出手枪，其中一个人对天放了一枪，同时命令大家在院子的泥地上坐下来。高个子的中国干部大声对我们吼叫，同时用他的手枪威胁我 们，他举着枪指着我们，一个又一个。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是前排的犯人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突然间没有任何警告，他向一个名叫阿旺仁曾的 年青僧侣开枪，击中他脸部的侧面，枪从他的手上掉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中国干部威胁我们说，如果任何人敢站起来说话，他就要开枪，他话刚一说完，大家几乎同时站起来，人们起来的动作卷起了一阵尘土。
士兵们全部冲上来，有些人的枪已经上了剌刀，有些人拿着长的电棍，他们主要对年轻的犯人们下毒手。有个名叫普布的男孩站在最前面，他开始奔跑，一个 士兵用剌刀剌向他的后脑，我看见血从他的头喷出来，普布倒在地上。这种景象令我眩晕，这时候我感到有人用枪托打在我背上，我跌到了，喘不过气来。
周围的犯人被中国士兵追赶著，一个年纪大的藏人警卫尝试把我们跟士兵拉开。其中一个年老的守卫叫我们赶快跑回牢房去不要出来。“老天爷”，他拼命喊叫，“快走，不然你们都要被杀死。”很多犯人逃回宿舍，我看见许多青年犯人躺在地上，中国士兵们在殴打他们。
我们开始大声的呼喊“凶手！凶手！”但是士兵们无情地进攻，他们跑到牢房来，拖出所有的年轻犯人。我惊恐万分，以为那天我们全部会遭到屠杀。越来越多的军人开着吉普车进来，士兵们被命令撤退。
我逃回牢房，不仅感到背部的疼痛，腿部也有剧痛，因为士兵用枪托不断地殴打我。军人走进大门，把一堆手铐和脚镣从袋子里倒在我们监房的门口，警卫进 来开始把人一个个拖出去。显然他们接到命令，专门要对付年轻的犯人。第一个拖出去的犯人名叫阿旺普琼，他因为主持1987年的示威游行而判刑十九年。阿旺 看起来十分的疲惫和憔悴，他是我们这群人里最能言善道的，他不断向当局质问洛桑丹增和丹巴的下落。警卫给他手脚都上了镣铐，把他带到审讯室去。从监舍望 去，可以看见两名女医生守在阿旺走进去的审讯室门口，她们拿着一个药箱和一个钢制的装注射器的盒子。我闭上眼睛开始六字真言的祷告“唵嘛呢叭咪吽”。
二十分钟之后阿旺被带出来，他看起来象一个破布娃娃，脸肿胀不堪，到处都是青紫，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接着被关了禁闭。一个接一个的年轻犯人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带到审讯室去，先是一顿毒打，然后被关禁闭。 由于禁闭室不够，有些人只是被链子栓在露天里。
当局决定用暴力作为对付一切反抗的唯一手段。警卫们开始用残酷的手段来惩罚一切轻微的反抗行为，但是犯人们并不让步。他们公开说宁可死，也不愿意臣 服于中国人，这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受压迫的一方拒绝承认压迫者的权力，这对使用暴力的压迫者是最大的污辱。人的身体能够承受巨大的痛苦，并且重新恢复。 伤口可以愈合，但是一旦精神崩溃了，一切都完了。因此我们绝对不允许自己感到沮丧，我们从信念中汲取力量，坚信我们是为了正义和为了自己国家的自由而战。
第十三章 面对敌人
第二天早点名的时候，景象一片凄惨，有的犯人身上贴着纱布，有的人手臂吊在绷带里，大家互相扶持着走出来。很多年轻犯人手脚都上了镣铐。
抗议行动以后，安全防御加强了，更多的士兵在周围站岗，我们总是在监视之中，连在劳动的时候也有士兵站在一旁监视。可是犯人的抵抗在监狱里形成了一种非常高昂的气氛，连刑事犯都积极地支持政治犯，帮忙把外面的消息和药品带进监房。
当局宣布年终考绩评奖时，将要扣除大家的工分，这表示大部分人都会被加刑数年。干部们以为我们会要求减刑，但是大家态度非常坚决，对于这种进一步的惩罚，不表示任何异议。我们要显示不惧怕监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作敢当，让当局知道，不能再用任何方法来恐吓压制我们。
对方也没有动静。不久中国人开始计划纪念“十七条协议”的庞大庆祝活动，“十七条协议”是1950年中国军队入侵后，西藏政府被迫签订的。上层宣布将有一些北京的高级人员到西藏来参加庆典，他们很注意，不愿意在这段敏感时期引发新的抗议行动。
我还是继续在温室里照料苹果树，并且种植蔬菜。这项工作相当轻松，温室里的产品和菜园里的收成已经变成监狱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当局甚至决定在扎奇扩张建筑另外五十五个温室，上面定下一个指标，每个温室每年必须按照指标生产定量的水果和蔬菜。
示威抗议几星期之后，就听说洛桑丹增、丹登和另外两个犯人被送到藏南的山南监狱去了。洛桑是我们监狱的精神支柱和勇气的源泉，分队的犯人现在都想念他。一个月之后，我们收到他的信息，说已安全到达山南，叫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那个夏天，犯人允许看电视，主要是看中国的体育节目。我对于世界性的体育活动不熟悉，年轻犯人告诉我，中国队将参加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足球杯。年轻人都喜爱足球，他们熟悉每个球队，一谈起足球明星就滔滔不绝。
中国人乐意让我们看这种节目，认为这也是中国进步繁荣的标志。我们却把转变看成再次抗议的机会。我原先对这种比赛的平淡兴趣就很快转成一种很高的热 情，因为犯人都坐在大厅，每当中国人输了的时候，大家就高兴地欢呼和拍手，当对方踢进一脚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如雷的掌声，连普通刑事犯都加入我们的欢呼阵 营。
有一天晚上，当局似乎对我们的欢呼感到警惕，害怕又会发生骚动。一大排士兵围绕着大厅，更多的监狱警卫手上拿着电棒站在门口严阵以待。次晨一个愤怒的警卫大声斥责我们。
后来我们才知道，刑事犯由于加入我们讥笑中国球队的行列，而受到警卫的处罚。当局告诉他们别犯错误，应该爱国，支持祖国的球队。我们不愿意跟刑事犯之间产生任何摩擦和裂隙，因此以后在看足球赛的时候，就停止了讥笑和欢呼。
政治犯之间的团结空前牢固，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秘密组织，也没有暗中讨论计划抗议活动，但是大家还是能整齐划一地行动。为西藏的自由进行争抗是大目标，个人的顾虑和问题都变成次要的了，只有在牢狱之中，我才见过如此坚定的团结精神。
共产党运用各种手段要突破我们的团结，他们设计了一套增加点数和奖赏的制度。如果一个犯人工作努力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点数。在每年一度的评审会上，把每个人的点数加起来，谁得到最高的点数就可获颁奖，最高的奖是获得减刑。
这当然是很大的诱惑，但是我们都看穿了它背后的阴谋：让我们彼此竞争，出卖对方讨好当局。我们轻视这种攒集点数的规定，把发下来的规则说明不拆封就丢掉，拒绝合作。不用说政治犯里没有一个人因增加了点数而得到减刑。
我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向当局抗议。1991年十二月，一个瑞士代表团到扎奇来访问。就象上一次李洁民来访之前那样，一些装点监狱门面的工作立刻展开了，粮食定量也突然增加，这一切使我们知道访客很快就要到来。代表团来了，被带到各处去参观，而同时政治犯被锁在监房里。
有一个脸孔清瘦长长白胡子的六十六岁的政治犯，名叫达那?晋美桑波，想法混进了普通刑事犯的监舍去。当代表团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达那用英文大叫“解放西藏！解放西藏！”他特别为了这次机会而学了这句英文，管理人员告诉瑞士代表团他是一个疯子。
为了这件事达那的刑期又增加了八年。他1983年因为“反革命宣传和批评国家领袖”的罪名被逮捕，判刑十五年。到了1988年由于他喊叫西藏独立的 口号又被加刑五年，现在再加上八年，达那将到2011年九月三日他八十五岁时才能获得释放。这次瑞士代表团的事情，达那告诉我他一点都不后悔，他说如果有 机会的话他还会再做。
扎奇监狱里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她们大都参加了拉萨的示威游行，喊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有一个世俗的女教师名叫达瓦卓玛，是因为教“反动歌曲”而判刑的，她教学生唱西藏国歌，为此被判刑三年。
在审讯的时候，很多年尼姑被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儿，警卫们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手上拿着电棍做出各种下流和挑衅的动作。想到这些尼姑所受到的污辱、恐吓和残酷的殴打，对于她们的坚定勇敢，我特别感到尊敬。
妇女们都被关在第三分队，跟普通女刑事犯关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由于我们的分队组织过几次抗议活动，女犯们似乎感觉现在轮到她们采取行动了。 1992年的春天，机会来了。在西藏藏历新年来到的头一星期，当局警告犯人不要布置监舍，也不允许穿新衣服。新年第一天西藏人都喜欢穿新衣服，这是既有的 习俗，现在不被允许，实在极其恶劣。
去年还被允许以传统的方式庆祝藏历新年，同时还放了三天假。今年照旧放假三天，但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庆祝是不允许的，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决定不管禁令，象往常一样庆祝新年。尼姑们也一样，把牢房用亲戚送来的礼物布置起来。新年元旦，她们把那些宽大的卡唭制服脱下，换上全新的藏服。
我们也都穿上新衣，三天之间都没有早点名，也不需要出工。犯人们都坐在院子里，有的在玩牌，有的在玩其它游戏。太阳照得暖暖的，大家跟着阳光的移动而移动。由于我并不喜欢玩牌，而且僧侣也是不允许赌博的，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房舍里阅读和诵经。
放假的第二天，玉洛活佛从外面匆匆进来，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
“士兵走进第二分队去了”，他说，一边替我倒了一杯茶。
“他们大概又喝醉了”，我不经意地说。
第二分队是关刑事犯的，我们过了好几天才知道，其实在妇女监舍曾经发生了一次骚动。
妇女分队的管理人是一个五十几岁的藏人妇女，她是以粗暴和象老鹰一样的警觉而出名。新年第一天她走进妇女监狱，命令尼姑把所有的装饰取下来，同时要 她们换上监狱制服，当妇女们拒绝的时候，分队长就把守卫叫进来，他们冲进宿舍开始残酷地殴打妇女犯人。两个年轻的尼姑和那名女教师被指认为抗议的领袖，因 此被关了禁闭。
假日的第二天，尼姑们开始高声呼叫抗议，要求释放她们的朋友。警卫又再度冲进宿舍 ，用电棍把几个妇女殴打得昏迷过去。第二分队的普通刑事犯从窗户望出去看到发生的事情，于是开始呼叫“凶手！凶手！”我相信这种喊声救了那些尼姑的命。
当局很快把抗议事件推到老年的犯人头上。为了消除他们对年轻犯人的影响，狱方建了一座新的牢房，把年轻的犯人关进去。我被留在旧的牢房，我猜想中国当局认为是我们鼓动了抗议活动。
我们在监狱里完全被孤立了，一般日常作习都被取消，没有点名，也不出去劳动。大家很快就觉得非常得无聊，玉洛要求让我们去劳动，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当局似乎要通过散漫无聊的方式来折磨我们。劳动至少能给一个犯人正常的生活感觉，也是最容易打发时间的。那年的夏天也特别火热，每天到太阳从喜马拉雅山落 下的时候，我们好像度过了一世纪。
我的刑期很快就要满了，但是我尽量不去想它。我们都知道当局总是会借任何细微的事情来继续拘留一个犯人。1992年的夏天，我经常阅读和背诵年轻僧 侣时代所学到的许多祈祷文。白天我都留在宿舍里，避免在外面受到警卫的监视。我开始每天做全身匍匐在地的仪式，每天从五十次加到二百次，藏人相信全身匍匐 在地是一种对精神和身体的纪律要求。我希望释放之后能够全身心投入宗教的事务，相信做这种仪式是对未来在寺院生活的一种预习。
夏天结束时，狱方管理一再提审我，他们要知道我被释放以后要作什么。
“我是一个僧侣，当然会返回寺院去。”我说。
我知道这次绝对无法返回哲蚌寺，中国当局已经强迫该寺把所有曾经卷入政治抗议活动的僧侣赶出寺院。他们问我以后是不是还继续抗议，并且张贴大字报，我用毛泽东“小红书”的话回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些警卫一听气得掉头就走。
我简直不能理解，当局到现在依然要我相信中国人统治西藏，造福了西藏人。他们要我感谢党，给我机会改造自己，我则每次都重复藏人这些年来所受到的灾 难。有一次谈话时，巴角也在场，我告诉长官，巴角曾经殴打我，我把嘴张开让他们看光秃秃的上下颚，那次巴角把我所有的牙全打掉，现在嘴里只剩下三颗。
“ 这只发生过一次”，警卫说。
朋友们给我带来消息说，外面的形势非常危险，哲蚌寺不会接受任何被释放的政治犯。朋友劝我离开西藏，他们说我留在这个国家，会继续被监视，任何人只要跟我接触，都会立刻遭到怀疑。
我开始作逃亡的计划，直到今天也不能把这件事情的内情透露出来，因为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现在还在中国军队和警察的掌控之下。我现在虽然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是必须小心，不要把朋友暴露给公安。
被释放前的一个月，我跟监狱外的朋友接触，告诉他们，我希望逃到印度去，用获得的自由继续为西藏的独立而努力。我也希望有更多时间从事宗教的奉献，期待能够见到观世音转世的达赖喇嘛。
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白皮书”在监狱里流传开来了，我要到印度去的计划显得更为紧迫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白皮书”里中国当局宣称西藏没有政治犯，也没有犯人受到虐待。文件把扎奇形容成“新式的社会主义监狱”，犯人都被当成人，而且受到人道的待遇。
这份“白皮书”启发我应该收集一些罪证来向世界显示西藏所发生的事情。朋友们说我最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当局只让外国代表团看某些指定的监狱，因此一个活生生的证人自由公开地发言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任务，怎么逃离西藏呢？我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旅行许可，也会日夜受到监视。任何人只要跟我说了话，就会被警察审问，因此一切的安排必须在高度的保密中进行。
外面的联系人说他们会为我作好必要的安排，我请他们买一些中国警察用的电棍，上面必须有警察局的标记。听我的建议他们去找一个汉人老警卫，这人只要给他钱，什么都能办。我知道他有办法弄到电棍，果然如此。
释放前的几个星期，我又被叫去谈话。巴角和其他两个管理人在一个空荡的房间等我，屋里弥漫著他们吸烟散布出来的烟雾。巴角指着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来。
“你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开了头，“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你向来顽固”，巴角说，“象一头牛，始终拒绝改造。”我没答话。
“你认识拉鲁？”一个坐在巴角旁边的藏人干部问。
拉鲁是以前西藏政府的官员，1959年他领导西藏的抗暴，后来被释放了，现在在中国的行政机构担任要职。
“我审讯过拉鲁”，干部继续说，“象拉鲁这种人能够被改造，那么你也能被改造！”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老套，说中国政府是多么造福西藏，谁改造好了就能够受到很宽大的待遇。
“你的顽固是没有用的”，这个干部最后说，“你所希望的西藏独立只是一个梦而已。你看拉鲁，他现在替祖国服务，在中国人大里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官员暗示我也可以去攀登这样的辉煌事业。
我开始重新叙述我的故事，从第一天被逮捕，一直说到被巴角殴打。我还告诉他们我的劳莱斯表，提醒他们我手上还有这张收据。巴角直接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想回到寺院。
我必须让他们相信我非常想回到寺院去，我的晚年将在宗教生活中度过。我想如果我坚持要回哲蚌寺，当局也许觉得满意，不会想到我会企图离开西藏。
“我现在是一个老人，只希望把生命奉献给宗教”，我一再重复。“如果你们不让我回哲蚌寺”，我警告他们，“我要在大昭寺前面抗议！”官员们听到我的威胁以后，露出非常严厉的表情，告诉我审讯结束了。
所有的政治犯都知道我即将被释放。在这之前的四、五天，大家在院子中举行了一个聚会，分队的人全部坐在一排。我不记得在会上大家都说了什么，结束时，难友们走上来拍拍我的背，拉住我的手，并且送给我一条长长的白色哈达。
“老师，请你保重”，大家说。我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感到难过，因为即将离开难友们，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最高贵，最有勇气的人。警卫站在远处，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走过来把我们分别赶回不同的牢房去。这次聚会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监狱里有一个习惯，一个将被释放的犯人会招待整个分队的人喝茶，所以我拿了三十小袋奶粉，和我所能够收集到的牛油，请厨子帮我准备奶茶，把分队所有的人包括刑事犯都请到了，这真的是一次告别会。
1992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清晨，我很早就起来，慢慢开始把棉被整齐地打成卷。一个同屋从厨房取来茶水，把大家都叫醒。我丢开监狱的制服，穿上亲戚送 来的传统世俗藏人所穿的一套崭新藏袍。这件袍子这么宽松，同屋得帮我用长长的丝带绑在腰间，然后把袍上的折拉平。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说了一会儿话。玉洛也 起来了，把他的宽边帽子戴在我头上，他退后一步很满意地望着我。
“你现在看起来年轻十岁”，他说。
门突然打开了，两个官员在守卫的陪伴下走进监舍，一个是分队队长，另外一个是扎西格桑。我们有一次向扎西抱怨狱方使用电棍，他回答道：“政府花了很多钱在这些武器上，就是让我们用来打你们，我们不过照办而已。”
扎西现在礼貌多了，他有点嘲讽地说：“先生，我们现在来请你上路了！”
分队队长替我拿起棉被卷，扎西拿着我的热水瓶，难友都跑上来，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一条条长长的哈达，然后没有其他的任何形式，我就走出监舍，走到主院去。在附近温室里工作的尼姑看到了，向我挥手，我也回应她们。
走到主楼办公室，我签署了释放的文件。
“我们不反对你返回哲蚌寺”，分队长说。“但是你要先得到宗教事务局和寺院当局的许可。”
“谢谢。”我说，知道既然监狱方面已经同意了，那么要取得寺院方面的同意是不难的。
脖子上围着哈达，在两个警卫的陪伴下，我慢慢从办公室走向大门，大门已经打开了，门外有些人在等着，是我的侄儿洛桑和一些朋友。
走出大门，走出监狱，仅仅几步之遥。我的脚一踏出大门，朋友们都冲上来给我挂上好几条哈达，有人递给我一杯奶茶，他们也请两个警卫喝茶，但是他们摇摇头就走回监狱，沉重的门在他们身后关闭。
跟洛桑一道来的有一个以前的犯人名叫达瓦，还有高个子的仁青先生，我在狱中他和妻子对我非常仁慈。仁青自己也在监狱待过很多年，释放之后，就献身于帮助犯人和他们的家属。朋友把一条花的地毯铺在地上，拿出一篮子的饼干、干肉和奶酪。他们让我坐下来，请我吃东西。
那天早上，坐在离监狱大墙只有几尺的地方，我大概喝了有十来杯茶。朋友们把我带到布达拉宫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去，洛桑和他妻子还有我的继母就住在这儿。洛桑在这里工作，制作传统的藏帽，拿到拉萨市中心的市场去卖。
我到达的时候，很多邻居跑过来看。我笔直走近屋子去探看继母，她现在已经瘫痪卧床。屋子里很冷也很阴暗，继母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影子。我的眼睛习惯了屋里的黑暗，看见她举起了头，我走向她，把前额跟她的前额碰触。
“遭了多少罪啊！”她喃喃地说，眼泪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很多人都来看我，大部分都是以前的犯人。我得到消息，逃亡计划不久就可以准备好了。我接到指示，叫我按兵不动，不要引起任何怀疑，我只假装要返回哲蚌寺。
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以前的故旧寺院，到达那里时还很早，空气里充满了香炉里燃烧香烛的青烟。大部分毁坏了的房舍都已经修复了，太阳在白色的墙上洒下金 色的光芒。这里很多青年僧侣都曾经坐过牢，因此警察总是牢牢盯着这座寺庙。在通往哲蚌寺的路上，他们设了一个哨岗，任何离开寺院的僧侣都必须出示旅行许 可。
我问一个僧侣哪儿可以找到寺院的党书记，他让我到大殿去。僧侣们刚刚做完早课，有人把他们的副主任，一个矮胖的名叫贡曲扎西的人指给我看。记得很久以前我还没有被逮捕时，贡曲曾经是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我现在穿著藏袍和玉洛给我的帽子，所以他没有认出我来。
当他看了我交给他的证件之后，笑了，他还记得我。他说我的证件都齐全，然后把我带去见主任，一个名叫益西塘多的僧侣。
“你要什么时候返回寺庙？”益西简略浏览了证件之后问我。
“越快越好。”我说。
益西叫我几天之后再来，我知道他们先要跟公安局通气。几天之后我分派到一间很大很清洁的房间，一张窗户可以俯览整个山谷。我跟寺院方面说我将在八月 二十九日的雪顿节之后搬进来。这个节日又叫酸奶节是夏季结束的一个庆典，拉萨人会倾巢而出，在附近的公园搭起帐篷，然后会有丰富的野餐。成百的家庭将到达 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去，因为那儿将演出三天的藏剧。
依照传统，哲蚌寺要举行庆典，把一张巨幅的唐卡揭开，展示该寺珍藏的一幅佛教格鲁巴教派创始人宗喀巴的画像。僧侣会排成一长列队，肩膀上肩着一条长 约六十尺的旗帜。今年的雪顿庆典又转变成另一次抗议活动的机会，寺里一间达赖喇嘛每次来访都住的房间上方，升起了一面西藏国旗，寺院周围的墙上都贴有大字 报，上面写着“中国人撤离西藏”。
当我在节庆之后带着行李，来到哲蚌寺的时候，发觉整个寺院布满了警察，所有的僧侣都被一个个单独审问。
“雪顿庆典期间这里出了一些事”，益西塘多跟我解释。
“你过几天再来吧！”
对于即将逃亡，我感到越来越焦虑。这件事能成功吗？其实我只需要耐心等待，信任朋友们会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妥贴。我安慰自己说，他们已经帮助过很多其 他的政治犯逃到尼泊尔和印度了。当然我要把这些事都保密，绝不向家人透露，不能把他们拖下水，因为一旦外面发觉我失踪了，家人将是第一个被审问的。
一天夜里有人敲门，侄儿告诉我有人找我。月光下站着一个戴帽子、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
“ 你是班旦加措吗？”他悄声问。
“是的”。
“这是给你的”，他交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是一些中国人使用过的刑具。
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带来了我等候已久的消息。我告诉家人现在要到寺庙去了，继母看起来很是高兴，我拉住她的手，把前额轻轻地跟她的前额摩擦，我在内心向她道别。
这个青年把我带到拉萨的一所房子去，在这里我跟安排逃亡的朋友见面。他们说已经找到一个司机，他会把我送到尼泊尔的边境，又说司机是个好人。终于要离开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才真正开始激动起来。
第二天早上，很早就醒来了，但是他们叫我不要开灯。一个男孩送来一套很整洁的服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穿西装。这套衣服对我来说太大了，必须在腰上系 皮带的地方卷几道，一个朋友拿来一长条底端有个口子的绳子挂在我脖子上，原来这是一条领带！自从毛泽东死了以后，领带变得非常时髦，每个干部都要打领带， 表示他们很摩登。
“你看起来象个十足的商人！”朋友说。
半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面，一个人把我载出拉萨。
我看到很多老年人围着大昭寺做祈祷。太阳刚刚从山后露出脸来，香炉里上升的袅袅青烟在八角街面飘荡。我们穿过了这个庄严城市的市中心。
在离城中心几里路远的巴玛日，我们停下来，朋友让我在这儿等候一辆卡车。我随身只有几件衣服和那个里面装了电棍、棍子、刀和手铐的袋子，这些奇怪的东西是我全部的行李。
朋友离我而去，我站在路边发抖，这套西装完全不能抵挡晨风的寒冷。几辆卡车开过去了，大约七点钟的时候，一辆上面罩着灰色帆布的绿色卡车，停在我旁边。“你是那个犯人吗？”司机问，我点头。
那是1992年九月七日。我得到指示，在进入尼泊尔边境之前最后一个叫樟木口的村庄，跟某个商人接触。卡车司机是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刚刚睡醒，他告诉我要送一批货到尼泊尔商人那儿，卡车里装的是中国制造的鞋和空瓶子。
我家人以为我已经搬到哲蚌寺去了，寺院里的人以为我还在家里，可是现在我坐在卡车上，离开拉萨朝尼泊尔开去，到他们发觉我失踪，还要好几天的时间。 过了几小时，车子开过帕南，可以远远望到山丘上嘎东寺的外形，我弟弟还在那儿出家，1962年我关在罗布昆泽的时候曾经看过他一眼，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 过他了。
车行了两天，到达那南，这是到尼泊尔边境之前最后一个古老的西藏城市。司机大概注意到我非常紧张，在接近一个路障的时候，他把手搁在我的手臂上，试 图使我镇定下来。卡车停下，他走下去就消失在一个办公室里。几分钟之后，他带着一个中国军官走出来，当我看见他们在笑的时候，我放心了。这个军官示意士兵 把闸栏打开，我们就缓缓开向聂木兰。
停下来吃了早饭又休息了一会儿，司机把一些他从拉萨带来的信送走了。下午又继续出发，车子开在十分弯曲而陡峭的山路上，周围的山岭都布满了森林，比我所见过的西藏任何地方都更绿而苍翠，车停在一个拐角的空旷处，司机说最好等到天黑的时候再穿过边境。
远远可以看到樟木口的灯光，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才继续向村庄的方向开去。樟木口是个新的小镇，是进入尼泊尔之前最后一道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站。 司机让我假装睡觉，他去联系。他去了没有多久，就带着一个壮实的男人走过来，这人的头发梳成长长的辫子，左耳戴着绿宝石。在此地看见一个传统打扮的人，让 我觉得是吉祥的征兆。他带我到一个屋子里去，并且请我喝茶和吃面食。
壮实的男人必须找一个向导，带我穿过尼泊尔边界。从樟木口到边境开车不到一个钟头，然后只要走过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那座友谊桥，就到达彼岸。他们说开车太冒险，必须在夜里步行到达边境。
我们不能马上离开。第二天我必须整天藏在一个仓库里面，一直到夜里才能出来。一共等待了十天，朋友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找到愿意带我过境的向导。一天夜里他带来一个尼泊尔老人，叫我跟他走，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向导不会说藏语，而我不会说尼泊尔语。
我紧紧跟在他身后，很快地就走出樟木口，走进浓密的森林。爬上一条很狭窄而陡峭的羊肠小道。大约在午夜时分停下来，望下去樟木口的灯火就在脚下。开始下大雨，我的向导用一张塑料布挡雨，我很幸运，朋友给了我一套雨衣。
向导走得很快，但是他经常回头看我是不是跟上了。不一会儿我全身都湿透了，鞋里也灌满了水。我们没有交谈，天亮的时候，穿过一座绳索桥，向导简单地说“尼泊尔”。
我们继续行走，到达一个小村庄，中午时分，我很高兴地发现樟木口那位壮实的朋友已经拿着他偷偷运过边境的袋子在那儿等着我们。
当天就在那儿过夜，第二早上我坐在一个年轻尼泊尔人的摩托车后面，往加德满都出发。
车行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到达了首都。这个年轻的夏尔巴人把摩托车停在西藏难民接待处的门口，这是达赖喇嘛几年前设立的。
整个经历就象一场梦一样。
我还没有停止担忧，有时候尼泊尔警察逮到西藏人也会把他们交给中国人，我如果被抓到，一定会被递解出境。当然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 人，接待中心挤满了从西藏各个地区穿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出来的难民，很多人受到严重的冻伤，有的时候严重到必须把肢体切除。我被带到联合国高级难民总署去， 正式登记为难民。他们给了我一些钱，并且允许我前往印度。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没有担搁时间，我立刻坐上一辆开往新德里的公共汽车。几天以后，终于到达了达兰萨拉，这是以前英国人统治时所建立的一个小小的山区驻地，对于西藏犯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重要的精神泉源，因为达赖喇嘛把达兰萨拉选作他流亡的家园。
外面下着雨，乌云使我想起西藏的悲惨处境，我情不自禁把这个潮湿多雾的达兰萨拉跟达赖喇嘛曾经住过的亮丽庄严的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相比较。
我第一次于1951年在江孜见到达赖喇嘛，后来在旧藏再度看到他，当时他被节庆的缤纷华丽包围著，现在我只是直接走进只有一个守卫看守的简单房屋里 去晋见他，好像是去看一个很朴素的僧侣。经过这样漫长的时间再一次拜见达赖喇嘛，我内心激动不已，立刻向他全身匍匐在地，并且呈献一条哈达。
“仁曾丹巴上师的学生”，达赖喇嘛说，我过于紧张而无法抬头看他，“你受了很多的磨难”。
我安静地坐在地上，他开始问我监狱里的情况，他已经从其他犯人那里听到关于我的事。他提到很多难友们的名字，我感到他非常真诚地关注我们。这一次会见超过了两小时，我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大家对他的忠诚。
离开房间时我哭泣起来，这样的会见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得到一套新的袈裟，这是1961年以来第一次又重新穿上了袈裟。我穿着新衣、走到达赖喇嘛居所对面的寺庙去，祈祷所有其他人都能够从苦难中得到解脱。
我逃亡的消息在报刊发表之后，发觉自己早已被国际特赦组织认定为良心犯。意大利有一个小组从我1983年被逮捕以后，就不断地写信给中共当局。 1995年我被邀请到意大利去访问，认识了那些九年来不断为我的事向中国当局写信的人，虽然我们之间有语言、文化和地理上的障碍，但是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善 心和胸襟所打动。
同一年，我旅行到日内瓦，在联和国人权委员会上作证。我被带到一个巨大的大会厅里，坐在两位藏语翻译的青年人旁边。很多人走来走去，而且彼此交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能够听见我说话。我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读证词。
“我的名字是班旦加措，我十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读完全部证词之后，抬起头来才发觉中国代表团的人坐在我面前聆听着，他们在听我说话！这给我一种无比自由和幸福的感觉，我希望所有的难友们都能够看 到这些，因为我们作梦都希望有一天能跟折磨我们的人面对面，让他们聆听我们遭受的苦难。我是第一个有机会在联和国的机构前发言的西藏人，因此我知道这不仅 代表自己，更代表所有还在监狱里以及曾经坐过牢的西藏人。代表团的人只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的声音后面，是成千上万的犯人，他们都已经死去，不能象我一样 亲自出面作证。
中国代表团对我的发言没有反应，但是不久以后在伦敦有人把中国驻英大使写给当地报纸的一封信念给我听。
马玉珍的信如下：
“班旦加措是一个罪犯，因为他参加反政府行为。他所犯的罪状包括颠覆政府、越狱逃亡和偷窃。班旦加措所说的在监狱受刑的故事是不真实的，中国监狱是禁止用刑的。”
压迫者总是否认他们自己是压迫者。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所看到、听到和一生所经历的奇特经验亲自作证并取证。苦难都已经刻在西藏的河谷和山脉上了，雪山之国的每一个村庄和寺院都有人们受苦的悲惨故事，这种苦难会继续，直到西藏获得自由那天。
译后记及采访纪实
这本书的中文版迈过了两道翻译的关口。夏加?次仁先生通过他跟班旦喇嘛的对谈，将之形诸藏语文字，之后他将藏语译为英语，现在这本中译本是根据英语 版本翻译的。在英译中的过程中，有关藏语人名地名的问题，皆得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华盛顿总部的仁青塔西先生的协助。
书中收录的照片由作者班旦加措、仁青塔西、吴弘达、东淘?丹增诸位先生提供。书稿的打字排版是Penny Yu 及古原两位女士的功劳。译文中出现的翻译有欠妥贴和错误之处，则是译者的失误。本书中的注解为译者所加。
一年之前，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弘达先生首先提出翻译这本传记的想法，他要“让中国人知道中共政权给西藏人民制造了怎样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屈辱”，得到作者班旦喇嘛的允诺之后，出版英译本的伦敦Harville Press又慷慨地让出中文版权，成全了整个翻译计划。
译者于最近十数年先后访问过拉萨、日喀则、前藏地区和达兰萨拉，得以豹窥藏人的日常及宗教生活和流亡地区藏人生聚教训的面貌。读完译完班旦喇嘛的传 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像德国总理勃兰特七十年代在华沙犹太人的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请 求原谅。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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