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4日凌晨六点，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坐在大昭寺的宝座上。室外依然一片漆黑，万籁俱寂，习习凉风从芒峰方向吹来。两位老妪天不亮就起了床， 围着大昭寺在转经。她们看不间寺内任何东西，因为寺院的窗帘全都严严实实地拉上了，正门上了锁，侧门有一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喇嘛在看守着。强烈的灯光透过 扇扇窗户的边缘，外面的人才知道寺内灯火通明。
今天早上进行的活动绝对保密。只要是局外人，无论是藏族还是其它民族，都不得观看。除了参与者之外，知道正在进行这些活动的人寥廖无几。乃穷曲均已 在忙于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两天来，该寺喇嘛在背诵经文，而他自己却也在不辞辛劳的净心净身。他每天都要坐禅，而今更为谨慎小心。他的膳食中没有鱼、猪肉、 大蒜、洋葱以及其它不纯食物。他用的那套餐具也是自己专用的，这套餐具与寺院里的其它餐具分开保管。为了完全彻底净身，人们用藏红花圣水从他的头顶浇了下 去，同时还要诵经。
今天早上起床时，四名侍者帮助乃穷曲均着装。他平时穿着朴素，而今天却要穿上一套华丽的服装，这套衣服一直存放在两只衣箱里。红色锦缎裤取代了他那 普普通通的裤子，这条锦锻裤的腿部有六英尺宽，要折叠七下，缝在裤子上的衬垫才可以位于膝部，裤子要在踝骨的部位扎紧，因此也向两旁鼓起了一英尺。他贴身 处穿的是一件汗衫，然后是一件红色丝绸衬衣，外面再套上两件笨重的长袍，腰部松松地扎上一根腰带，上面再罩上一块很厚的锦锻，锦锻上开了个口，以便能从头 部套下去。接着将齐膝的皮靴穿上去， 起来，靴子的脚趾部位向上卷曲，踝骨部位有深红色的丝绸镶饰眼睛，怒气冲冲。这番打扮之后，人们搀扶着他钻进了一辆 吉普车，这辆车停在藏政府的院子里，夹在该寺和西藏文献档案馆之间。在夜色中，吉普车沿着后面的那条公路，盘旋行驶，穿过麦克累德干基，沿着通往大昭寺的 路下行，来到了大昭寺。在人们的护送下，他从正门进了大昭寺，来到了大昭寺后部的一个小房间里，准备工作要在这里继续进行。他穿上了一件三角背心，这件背 心是用金箔小环制成的，就像古西藏的铠甲一样，背心底边正好齐腰。接着，在他背上紧紧拴上了一个背包样的东西，这个背包上要插四面旗，这上面还点缀着三面 象牙旗。这四面旗是用对折的锦锻制成的，悬挂在柔韧的金属旗杆上，旗帜一直拖到背后下部；象牙旗形状犹如雨伞，下面插在臀部中间，上面超过头部，顶部是金 黄色。他的袖子用红条布扎上了；左边的袖子上另外缝有三只深红色眼睛，为方便射箭，这只袖子缝上了衬垫。最后，胸前挂上了一块金黄、红色相间的丝绸，丝绸 底部垂吊着数百根彩虹色丝线，精美至极，将一切都遮住了。丝绸正中一面金镜，东南西北四方点缀着串串绿松石，环绕着一块紫晶，紫晶核心是银质的，擦得闪光 耀眼，紫晶核心上有一密宗祈祷词。左边挂着一柄三英尺长的剑，银质剑鞘，右边是一个装满了箭的金色箭筒；右手大拇指戴着一个金箍环，当要拉回弓弦时就用得 着它。这些都是史诗里一位西藏武将的装束，他是格萨尔王时代的一位英雄人物。格萨尔王是传说中伟大的藏王。但是，尽管这位喇嘛一身戎装，但他并不是去战场 的。几分钟后，当他坐在大昭寺的强烈灯光之下时，他将失去知觉，降神作法，他的知觉将由多杰扎登的知觉所取代。多杰扎登又称「闻名于世的永恒之神」，他是 西藏国家级曲均的首席佛师和顾问。一个所星期之前，持续三天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宣告结束，现在轮到一年一度的首次正式降神作法要开始了。几个世纪以来，年 年都是如此。
在大昭寺的主殿堂里，达赖喇嘛沉默不语。他的宝座后面立着一尊高大的佛像；他坐在殿堂的前部，里面的基座上陈放着许多西藏保护神塑像，显得很拥挤。 塑像前摆放着一盏盏的大酥油灯，将塑像照得通亮。不过殿内这所以通明透亮，根主要的还是由于宝座两旁排列着一百盏电灯，形状如同层层相垒的锥形物，这些电 灯泡也是作为供品来安排的。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光泽的地板几乎使大昭寺染上了异常整洁的色彩。但并非全是这样，七英尺的长矛上画着深红色眼睛，长矛用绳 子拴在殿堂的正面柱子上。柱子后面是乃穷寺的两排年轻喇嘛，通明手拿乐器，准备就绪。一张桌子上摆着用糌耙做的供品，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张长弓和一柄剑， 旁边是一顶饰有旗帜的头盔，头盔铁质金箔，几乎高达三英尺，头盔熊皮毛饰的正下方是五个颅骨，珍珠牙齿和红玉色眼睛，环绕周围的孔雀羽毛，前面是一柄火红 的剑，象征着能透视现实生活最终实质的洞察力。头盔后部支撑着九面镶有银铃的三英尺的旗帜。最上面的那面旗上又有一些金铃，周围白棉组成的一个环，中间是 金雕的佛、法、僧三宝。旁边是另一个头盔，它属于嘎东曲均，今天早上他也要降神作法。不仅达赖喇嘛陷入了沉思冥想之中，而且他属下的众噶伦、人民议会的议 长、副议长以及各部门的各位秘书长也都是如此。通明坐在达赖喇嘛左侧低矮的座垫上。一些经过挑选的堪布和喇嘛出席仪式，面对他们坐着，中间夹着过道，他们 的行为举止同样压抑低沉。
仪式开始。两支十英尺长的法号齐鸣，号声震耳欲聋，接着是白螺伴随着钹声、鼓声和喇嘛的诵经声，使得保护神屈尊降格，附身妪曲均，即「受体」。寺院 一侧的一块布帘拉开，出现了三名助手，他们搀扶着曲均，曲均几乎无法抬步行走，他身上的八层衣服共计重达一百磅以上；头盔的重量，虽然只有在西藏境内使用 的头盔的三分之一，但也重达三十磅。然而，使乃穷曲均不惜他人之力而难以动弹的，不仅仅是他的服装，而且他已经开始进入降神作法的第一阶段。他全身微微发 抖，呼吸声又短又粗。在音乐与诵经的间隙之中，曲均的呼吸声全殿都能听到。当曲均迈步向前行走时，他那耷拉着的脑袋在下面那一大身衣服的反衬下，显得微小 脆弱。他颧骨突出，一副凶相，双眼内凹，目光发狂，大有受惊之状。左眼上的浓黑眉毛从一个角度直指鼻梁，使人联想到易洛魁⑴人假面具那被扭曲了的目光。他 就象一副假面具一般，面颊发胀，门牙暴出，嘴唇前凸，整个左面颊变形走样，足足比右面颊低出一格。只是嘴巴稍微卷曲，露出嘲弄的微笑，这还算正常。紧接着 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扭曲，头皮紧紧地绷住了颅骨，使五官黯然失色。整个面容仿佛进入明净纯洁的天国。这时，曲均的眼睛显得可怕、遥远。他完全将自己看成是保 护神，站在一座天宫大厦的中间；如果他不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他也就不宜降神作法了。
在别人的带领下，曲均沿台阶而下，来到了大昭寺的主殿中。他在殿堂中间一张盖有锦锻的轻便折凳上坐下，下面铺着一张人造虎皮。一名侍者双手支着曲均 的双臂，另一名侍者一面拿着他的头盔，一面紧紧地顶着曲均的后背，进一步协助将他支撑起来。乃穷曲均双腿大力趴开，抬头观看二十英尺外的达赖喇嘛，此时他 的呼吸加快。时机到来了。第一轮祈祷结束，第二轮开始，又一次将佛师多杰扎登召来，请他从位于「无边无际的宇宙」心脏的保护神「不可知大厦」屈尊降格，进 入受体。长号声宛如雷鸣，震憾着殿墙，降神作法进一步朝纵深发展。曲均开始降神作法，突然他的脑袋摆向右边，他开始以惊人的频率过度换气，每次呼吸总是压 缩着迸发出来，就象水箱冒气似的。速度加快，他开始感到全身窒息，这就如同贯穿全身的一根神经被紧紧地绷住、扭曲，一次次扭曲将他的呼吸与灵魂进一步从体 内分离出去。这时，他的双腿骤然跳离地面，蹦上蹦下。显然易见，曲均的身躯开始膨胀增大，增加了两英寸，原来特意系得很松的腰带，现在已紧紧地扎在长袍上 了。他心跳很厉害，似乎成了独立的行动，曲均胸前的那面镜子居然也给弹了起来。
那位手拿头盔的侍者意识到佛教保护神已经到来，因此他立即将头盔戴在曲均的头上。头盔戴上之后，曲均的脸色一下红的发亮，双脚伸的笔直，脑袋则向后 仰。三名喇嘛竭力扶着头盔，同时领诵人即刻带领着人们停止诵经。有一两分钟时间，除了音乐声，什么音声也听不到。降神作法结束时，必须将扎头盔的那一活结 解开，否则曲均就会完蛋；这一技巧侍者们练习了好几天，就在他们自己的膝盖上打结、解结。然后，曲均好象死了似的。但靠近细看，才能听到头盔顶部的小金铃 还在叮当作响；金铃的摆动并不是由于脑袋还在震动—即使脑袋纹丝不动，金铃仍会征征摆动，这是由于多杰扎登的存在。护法神就在此地，就在这间房子里，当那 些侍者尽力将头盔系上去时，他晃了晃那双似乎不属于自己的大腿，猛烈地将头部从一侧甩到另一侧。他那双 眼睛在 头盔红绸边缘下忽开忽闭，一眨一眨的，似乎一次就注意到了一个陌生环境的点点滴滴情况，然后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思绪之中。过了好几分钟之后，头盔上的绳子 才系好。当绳子系好之后，得很紧很紧，假如只有曲均一个人在进行这一系列活动的话，他肯定会立即窒息丧命。然而，当头盔最终系好之后，保护神也就完全附身 于曲均又蹦又跳，右手挥舞着一柄长剑，开始舞蹈起来。
他的动作体现了尚武精神，愤怒且充满尊敬，每个动作都非同寻常地准确。当由于服装太重，曲均无法行走时，一附于体内的多杰扎登也就几乎再也憋不住 了。他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双臂交叉直于胸前，倏忽又反弹回去，那笨重的头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他一边在空中挥舞着那柄重剑，一边抬起了他的右腿和右臂， 右膝和右肘弯曲，接着是左腿、左臂和左膝、左肘重复这些动作。这也就是仪式舞蹈的基本步子，他出于敬重，中间时给达赖喇嘛鞠躬行礼。曲均四周旋转，重复着 这些动作，十分敏捷，离他身边两英尺远的那些侍者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与他们眼前这非常敏捷的动作相比，他们显得步履蹒跚，动作粗俗。这些侍者之所以待 在原地，仅仅是为了使曲均在大殿中间的那块空地上活动。
多杰扎登三分钟之内鞠了三个躬，他甩掉长剑，冲上台阶，直奔达赖喇嘛而来。他扫了一眼在旁边的西藏政府各位官员，径直来到了宝座脚下。他从侍者手中 接过一条哈达，献了上去，达赖喇嘛眼疾手快地将哈达接过来。与此同时，三位侍者赶忙将「芒德丹松」(传统供品，由佛像、佛经、佛塔等组成)塞到曲均手中。 保护神肩上披着那根仪式上用的绳子，他将圣骨盒、佛经以及佛像一样一样地接过来，紧握手中，然后献给坐在上面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用额头触了一下这些圣 物，动作只稍比曲均慢一点，然后将他们递给了右侧的一位喇嘛。曲均和达赖喇嘛目光正视，在这一瞬间，多杰扎登双眼仰视，温柔爱抚，瞳孔扩大，目光明亮。这 时，有人送上了一只放在银托上的银杯，送到了曲均手中，杯中盛着的是浓浓的红茶。曲均将银杯托起，送到了达赖喇嘛的眼前，达赖喇嘛接过来喝了一口。接着， 曲均也喝了这杯茶，然后他走到宝座的右侧，这样达赖喇嘛就可以弯下身来，同他耳语。这是所提的第一个问题，也是绝密问题。多杰扎登立刻作了答复，接下来曲 均来到了几个主要的佛像前，敬献哈达。他急冲冲地来到宝座后的狭窄空地，将一条哈达抛送上去，哈达径直落到了佛陀行乞用的钵盂中，离地面有十二英尺高。这 样的力量和准确性令人惊讶不已，因为这显然是很难的，将哈达抛上去这么高，而且哈达还没有散开。接着，他向其它佛像也献了哈达，然后他以同样迅捷的速度， 回到了大殿中间的折叠坐凳上。
当他在一口一口地继续喝茶时，众噶伦、人民议会议长、副议长离开坐位，来到了他跟前。现在，降神作法所引起体力上的大消耗已告平静。曲均的阵阵呼吸 声嘶嘶作响，十分均匀，有条不紊。当这些官员列队而过，向他敬献哈达时，多杰扎登从一名侍者手中接过红色的保护绳，打好结，然后套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以 示祝福。他们汇集站在曲均左侧。这时，达赖喇嘛的首席秘书拿着一条二英尺长的卷轴，照本宣科地念着。这就是正式的请求，它是用诗体写成的，请求保护神具体 展现达赖喇嘛的前景，展开西藏人民及其政府的未来。其中不过只有三个问题，这一次，问题与接着而来的答复都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大家都能听到。但在其它时 候，则需要更高程度的保密性，问题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保护神将纸条塞在自己的头盔下。当保护神准备就绪回答问题时，他根本不读纸条，就将它扔在地板上。 现在，在回答问题之前，又开始跳起了仪式舞。
各位官员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多杰扎登又拿起了那柄长剑挥舞起来，旗帜在他身后哗哗飘扬，有些旗帜的顶部用的是白棉。他戴上头盔，插着像翅膀一样的 旗帜，洋洋得意地蹬着一双前面向上翘的白色靴子，金黄色长袍和擦得发亮的胸甲在闪闪发光，他就像神话式的骄傲英雄一般，就象古代西藏高原好战的部落首领。 当第二轮仪式无接近尾声时，他转向左侧，长剑仍在头上旋转飞舞。他来到摆放锥形糌耙的供品桌前，挥手就是一剑，削掉了最上面的那块供品的顶部。接着，他扔 下长剑，大步向前，又一次来献计献策。
三名秘书正在宝座左侧等候，其中一人拿着一块夹有纸张的书写板和一支红色圆珠笔。侍者再次给护法神上茶，但这次他却将茶杯推开，开始说话。他的声调 令人吃惊，字字清脆，但音调却缥缈空洞、时断时续，好象隔了多少个年代，相距那么遥远似的。由于音调高，而且还颤抖，人们还以为多杰扎登是女性，但他的音 色却如同天神一般。当他讲话时，他的双眼就象燃烧一样，瞪得圆圆的，目光锐利，似乎能熔化一切，这也反映在他那绷得紧紧的脸皮上。虽然这整个场面都很平 静，但这几位秘书仍可看到，多杰扎登浑身上下在强有力地震动起伏，就如同灯泡的钨丝一样。据说，他的身体只要无意地触及一下他物，就能将其彻底粉碎。这 时，多杰扎登拿住了达赖喇嘛的一只手，动作彬彬有礼，十分亲热。他转过脸抬头观望，说起话来语气谦恭、亲近，出自于志同道合的感情，这一感情源远流长。当 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讲出来时，达赖喇嘛给予合作，慢慢地重复一遍，接着几位秘书也齐声重复一遍。多杰扎登的忠告就像电报一样，一字一句地被接收下来，无一遗 漏。这也并非易事。保护神竭尽全力，尽量发音准确，张动着那弯曲的、富有弹性的、老是容易张大的嘴，一个字一个字地发音，紧接着还要抬头看看达赖喇嘛，以 却定对方理解无误。这样的交流，是在热烈的、随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一点显然与该仪式的任何其它时候都不同。忠告的形式，是轻快而有节奏的诗体。每一行首 都是一个声调很高的「啊」开头，这一声音逐渐减弱，在接着的字与字的停顿之间，余音不散。今年，新年贺词是以一首两段诗开的头，这首诗歌颂了达赖喇嘛，称 他为「莲花之主，是人世间（坚热斯）的化身，坚热斯怜悯同情的目光射向四面八方：
穷苦众生无保护神，
沐浴千眼慈祥佛光，
手握莲花保护众生，
我等钦佩敬仰万分。
雪域佛陀慈悲为怀，
慈祥遍撒四面八方，
技高心善如母待子，
慈爱不尽举世同欢。
对所提问题，他按照问题顺序作出了预言性的答复。
长号齐鸣，号声在殿内回荡不息。侍者将帆布座凳朝前挪了挪，多杰扎登在达赖喇嘛的宝座前坐下，仍在朝两边旋转。当栗色帘布再次拉开时，他朝门口望 去。嘎东曲均在侍者们的搀扶下，走了进来。他也要降神作法，附身于他的天神是「木鸟」，有时又称「乌鹫帽」，像多杰扎登一样，他也是西藏主要保护神之一佩 阿甲布(意即神谕之源头)的大臣。但是，嘎东寺曲均与乃穷寺的不同，历任嘎东曲均都不是喇嘛。嘎东寺的曲均由俗人出任，父传子，世袭相承。现任嘎东曲均是 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他还受聘担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秘书。他出任曲均不过一年时间，因此仍然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在使保护神进入体内前，必须要经过扫除精 神通道的过程，而他仍觉得这一过程痛苦不堪。此外，「木鸟」这位天神更粗暴，更易发怒。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才将这两位天神召集到一块，这样通过使用特殊手 段，多杰扎登就可以提供帮助，使这位新曲均变得合用。
当嘎东曲均进入大殿时，他的呼吸频率很高，很沉重。他不如乃穷曲均那么娴熟而很快就能进入不断深入的降神作法各个阶段。他的胸部起落幅度大，毫无规 律。他身着全长的黄袍，那又长又黑的头发与乃穷曲均的短发形成了对照。不过，他也像乃穷曲均一样，当他坐在进门五英尺处的帆布座凳上时，他的呼吸也骤然加 快，声音变得又粗又大。「木鸟」似乎一下就附身于他。每每吸气一次，他就痛苦地尖声叫喊，瞳孔膨胀，全身猛烈发抖。侍者们费了一番工夫后才将头盔戴在他的 头上，然后架着他赶忙去向达赖喇嘛敬献「芒德丹松」。经过一阵忙乱之后，「芒德丹松」总算敬献完毕。接着，达赖喇嘛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一条绿色吉祥哈达 放到了曲均头盔与颈部之间。但是，整个降神作法过于激烈；窒息和抽搐不断加强，大有危险之势。达赖喇嘛发布了一道简短的命令：立即将曲均的头盔取下。紧接 着，曲均就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突然中止。嘎东曲均毫无知觉，全身僵硬，人们将他抬起，抛向空中，这时多杰扎登跳离座位，从另一位喇嘛那里抓了几把金灿 灿的青稞，向嘎东曲均俯伏的身躯撒了下去。接着，当嘎东曲均那人事不知的躯体被抬到门口时，多杰扎登自己却也支撑不住了；这位喇嘛曲均全身顿时僵硬地伸直 开来，侍者们赶快扶住了他，才没有摔在地板上。侍者们将他抬了出去，这次降神作法全部结束。
一片寂静。在复苏室内，两位曲均分别躺在紧挨着的两张床上，身上过着金黄色锦锻毯和橘色的丝绸床单。嘎东曲均仍然全身发抖，呼吸断断续续，像痉挛似 的。乃穷曲均纹丝不动地躺在床上，神色安祥。助手们松开了他的服装，正在给他按摩。不久，他睁开眼睛看了一会儿，心神安定，接着他又闭上双眼，静静地休 息。这时，嘎东曲均已完全恢复，因为他的降神作法程度不及那么深，且又短些，他坐了起来，双手捧着脑袋，上身前倾，呼吸均匀。
两位曲均换了衣服之后，与他们的随身侍从一道来到了大昭寺主殿正门，进入大殿，向达赖喇嘛叩了三个长头。乃穷曲均身着朴素的栗色长袍，他似乎只是稍 微受了点刺激—-在他给达赖喇嘛叩长头祈祷时，他双手与身体其它部位不太协调。但是，像以往一样，他对降神作法根本没有印象。嘎东曲均身着一件漂亮的绿色 卡其长袍，系了一根红色腰带，看上去他完全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凡夫俗子。他跟随乃穷曲均来到了达赖喇嘛跟前，两人都接受了授予他们的保护绳和哈达，然后回到 两列队伍之首，一人坐在一列队伍前头，显得面目一新。达赖喇嘛仍然默默无声地看着下面。接着是上茶，殿内的二十个都在用自己的碗喝茶，人人都在顶着自己脚 跟前的地板。达赖喇嘛一口将茶喝干，离开宝座，在接待室里系上了棕色浅口便鞋。当他走出大殿时，印度卫队持枪立正。他准备返回自己的住宅。殿外，大昭寺外 围仍然空无一人，就象四十分钟前一样。天空开始泛白，夜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星期六。大昭寺内，人们正在从地上一粒一粒地拾起多杰扎登萨下的金灿灿青稞，他 们要将这些青稞保存下来，将它们珍视为保护神的祝福。
一千三百多年以来，国家领导人几乎每逢大的国家决策，总是要请西藏的乃穷曲均。虽然在拉萨的一些场面上，这位曲均会面对多达八万名的观众，但该寺的 内幕，降神作法的实质，特别是那些核心人物的经历，这些都一直严加保密。不过，达赖喇嘛已同意将乃穷寺的一些详细内幕情况及其最重要的人物乃穷曲均的生平 向外界披露，这也是西藏走向世界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0年1月5日，第十二世乃穷曲均洛桑晋美出生于拉萨一个中产阶级的店主家庭。他幼年丧父，致使其母将她唯一的儿子送去当喇嘛。他们家有几位表 兄弟，有的在西藏第二大寺院色拉寺的杰扎仓，有的在布达拉宫的朗嘉扎仓，它是达赖喇嘛的扎仓 。在决定去哪一个扎仓之前，洛桑晋美的母亲让著名的德莫仁波齐他们打卦问卜。根据德莫仁波齐自己的预言，他说这个孩子这两个寺院都不要去。这位喇嘛说，这 小孩在乃穷寺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干，因此他应该去乃穷寺。喇嘛又说，这男孩必须受到精心照顾，必须总是保持「清洁」—意即在他面前，什么事情都得按规 矩办。听到这番话之后，洛桑晋美母亲想到莫非她儿子是位确认的活佛。他那敏感、内省的性格进一步说明这男孩不同凡响。母亲在乃穷寺弄到了一个位置之后，就 将七岁的男孩送出了家门，他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喇嘛的生涯。
乃穷多杰扎央林寺—-以前又称永恒不变的妙音小岛，位于拉萨西郊，离市中心四英里，周围是一片桧属植物林和果林，正处于哲蚌寺下方。自从十七世纪以 来，该寺的一百一十五名喇嘛一直是由西藏政府供养，而西藏政府则责成该寺喇嘛每天都得与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保持联系。人们相信，佩阿甲布和他派往西 藏的主要使者多杰扎登居住在人们所看不到的精神世界，因此该寺喇嘛每天要举行四次宗教仪式，共计八个小时，同他们进行接触，最早的仪式于早晨六点开始，最 晚的于晚间十点三十分结束。为了学会乞灵技巧，洛桑晋美必须记熟五百页的密宗仪式 这些远比那些为获得神学博士⑵而必须背诵数百卷佛经要少得多。但是，由 于特别重视要在仪式中采取准确无误的符咒，这也是一项颇费精力的事情。除了背诵之外，别人还教他熟悉乃穷寺唱经、演奏宗教乐器、雕刻精美的糌耙供品以及跳 宗教舞的独特方式。最复杂的是，每一位喇嘛在念经时，必须在头脑中所做的复杂观想。由于他们坐禅所产生的力量，由于那些在观想中的由血、肉、酒做成的供 品，大家相信实际上也也就召来了保护神。想象力是通向更高一级、更美好的实相阶段的纽带。洛桑晋美很快就得知，那些因坐禅多年而打开通灵之道的老参们，在 每天举行的念经活动时，就可以亲眼看见身着华丽喇嘛服的多杰扎登。然而，其它人则只能在每月举行的五次正式降神作法时，才能隐隐约约地见到「闻名于世的永 恒天神」。
虽然，在达赖喇嘛的要求下，经常私下进行降神作法，但在阴历的每个月初二，哲蚌寺的众堪布就会于日出后来到乃穷寺谒见保护神，从不间断。当曲均在该 寺后部二层楼高的哈雅格日瓦(面目可怕、多头多臂保护神)像前进行降神作法时，这些堪布就向他提问请教，内容涉及哲蚌寺各方面问题。接下来那个星期，政府 的四个部门—噶厦、达赖喇嘛事务总管办公室以及财政局的两个办公室—-就向乃穷寺提出正式要求，他们也要谒见护法神。每次降神作法发出的预言都有精确记 录，由乃穷寺秘书负责，他将预言记录在九块两英尺长的黑色红边木板上，这些木板涂了油，并在上面撒了石灰粉末。因此，他用的是一支不用墨水的竹笔，记录时 用的是手写体，这样才能跟得上曲均那常常很快的讲话速度。每当一次降神作法时，洛桑晋美目睹人们将木板搬到寺院的东厢房，在那里将记录重新抄写，然后交给 有关部门，同时还供本寺存档。存档用的记录抄写在大本书上，木框边，用锦锻包好，存放在饰有华丽图案的高柜里。在它们旁边存放着若干卷金黄色绸轴，上面写 着五世达赖喇嘛亲手制定的乃穷寺寺规。其它地方陈列着笨重的钢刀，上面系了结，这是所杰扎登赠送的以示祝福。不过，乃穷寺真正的佛宝是一些神圣的器皿。据 说，保护神可以不要曲均的帮助，通过这些器皿直接与人们交谈。自从佛教在西藏传播以来，这些空心器皿就一直保存下来了。
不久，洛桑晋美从同伴口中听到了有关曲均非凡能力的故事。别人告诉洛桑，在西藏历史上，确荣保护神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善男信女免遭伤害。前些年，他在 拉姆拉措圣湖示现一星期之久，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当年轻的达赖喇嘛已经成年并将要亲政时，保护神在一次降神作法会上，通过与才智不凡的摄政王交 锋，揭露了有人想暗害达赖喇嘛的阴谋。当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统治即将结束时，保护神在罗布尔卡公开举行降神作法。他先面向达赖喇嘛，然后向他告别离去 这是 最后分手告别时才有的场景。这一点在当时尽管令人费解，但四个月后，当这位西藏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人意料地逝世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都向洛桑晋 美表明，他的寺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不过，在所有这些活动当中，只有藏历新年期间举行的活动最清楚地说明，乃穷寺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藏历新 年的第一次仪式，就使整个保护神界直接接触到了人间事务。
乃穷寺是国家级寺院，全国曲均及其主神数以千计，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乃穷寺位居榜首。这一网络使人类世界与宗教世界连接起来，它每年都得收取 一次「神税」。西藏的一百二十名宗本每年都要代表天神，向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曲均收取供品。在藏历新年初三举行的庞大供品仪式上，他们再将供品交给乃穷 寺，献给佩阿甲布。这一仪式结束之后，乃穷寺的喇嘛来到拉萨市中心，观看曲均参加西藏最为壮观的庆祝活动，即为时三周的传昭大法会。此时，二万多喇嘛蜂拥 而入，来到拉萨城，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香客，乃穷曲均至少要降神作法十次，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次是在几天的游行活动、体育表演以及宗教集会之 后。他也参入了城南五彩缤纷的游行行列，来到了布达拉宫脚下的一片旷野上。他在一堆篝火前挥弓舞剑，玩弄一把三叉戟，仪式上他驱逐了旧岁恶神。
洛桑晋美长大些之后，他的主要老师逐步向他介绍了西藏宗教各阶层的形成情况，通过讲述这些情况，进一步向他灌输了作为一名乃穷寺喇嘛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的观念。
十三个世纪以前，西藏是块不文明之地，人民和当地神灵都很野蛮落后，不守规矩。第一位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使者静名大师试图在西藏传播佛法时，尽 管王室还资助了他十一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被西藏的土神撵出了西藏。这些神灵本性残暴，新宗教劝人们和平相处的教义与他们格格不入。继静命之后，印度大圣 人、密宗大师莲花生应邀入藏。莲花生技艺高强，身手不凡，让西藏人民打开眼界。他征服了那些不顺从的神灵，迫使他们从此以后捍卫佛教。每当征服一个神灵， 莲花生就根据其能耐大小，将他安放在宗教的一个合适位置上，最后只剩下了五个狂妄至极之辈。在一系列的恶战中，莲花生将他们五个也击败了。接着，其中一个 代表另外四个神灵，来到了莲花生跟前宣布投降，表示效忠于他。这个神灵来时打扮成一个八岁小喇嘛模样，头戴金黄色帽子，手中拿着一串水晶念珠。莲花生手持 金刚，在这小孩子头顶上打下了一个标记，并涂花蜜于他的舌尖，任命他和他的弟兄们为佩阿甲布神—-五猛王。然后，莲花生又规定佩阿甲布为全部保护神的首 领。莲花生战胜了反对佛教的全部势力之后，他帮助修建了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将神圣器皿置于寺内。这些器皿是佩阿甲布的物质基础，通过这些器皿 就可以与佩阿甲布神接触。由于这几位猛王的地位太高，他们不能自己直接与人世交往，因此他们派出两位大臣担负此任：一位是多杰扎登，他是负责言论的西王桑 吉甲布的大臣；另一位是星加亨，他是专管最优气质的南王荣登甲布的大臣。另外指派了两名力量更强的神灵协助他们：一位是藏帕，他以拉萨北面拉莫寺曲均的身 份出现；另一位是桑耶寺火焰七兄弟。洛桑晋美得知，由于这些神灵的卓越地位，他们可以免交「神税」。另一方面，这些神灵的曲均经常用来检查乃穷曲均作出的 秘密预言，这样就能确定，乃穷曲均作出的预言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而在他们属下又有三十位将军，这些将军的任务就是管辖那些地位低一些的神灵。
莲花生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西藏的保护神体系在整个佛教当中就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人们对他们进行了像征性的描绘，称其为护法之轮。据信，在 这一护法之轮里，菩萨和佛陀不但以安祥的面貌出现，而且也有怒容满面的时候，而这些怒相是专为管制那些不顺从之辈的，因为对付他们非靠武力不行。在宇宙空 间，护法之轮无所不在，处处在发挥作用，就像天使群一般，每一组都承担各自所辖区域宣传推广从善之道的责任。
在保护神的帮助下，西藏传播佛教的事业发展很快，洛桑晋美所在寺院的创建，标志着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十二世纪末叶，多杰扎登促使一位著 名喇嘛在拉萨西郊的旷野上修建了小小的乃穷庙，主供佩阿甲布。这样，护法神的根据地，也就从桑耶寺专移到了西藏首都的郊区。二百年之后，也就是1414 年，多杰扎登帮助修建了哲蚌寺，最终由达赖喇嘛出任法台。当五世达赖喇嘛于1642年获取政权之后，他规定佩阿甲布为西藏政府的保护神。为了给这位保护神 的曲均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五世达赖喇嘛在原来的乃穷庙周围修建了乃穷寺。此后，一些神圣器皿也从桑耶寺转移到了乃穷寺，这座寺院也就订为西藏国家级曲均的 住锡寺院。
如果洛桑晋美在十周岁生日前后没有受到一场怪病的突然袭击的话，本来他作为乃穷寺的一名喇嘛所要经历的学习阶段是可以正常进行的。深更半夜，他总是 匆匆起床，穿好长袍，梦游走出卧室。第二年，洛桑晋美白天也开始出现精神不正常症状。一会儿他与年轻喇嘛交谈，一会儿又遥望天空，语无伦次。当发作过去之 后，他又毫无印象，于此同时他的呓语似乎又不无逻辑。他常常描述动物—特别是鹰、象、猴子。有一次，他提到了一个大宝座，是五人做的，他断定，将来他就会 成为那个宝座之主。
由于找不到洛桑晋美的病因，因此门孜康和药王山的医生无力医治此病，不过他们的诊断还是十分清楚：这不是精神病，而是神灵附身于体内了。医生们建 议，洛桑晋美去拉萨北面的彭波夏彭巴灵塔去朝佛，灵塔里供有大喇嘛夏彭格西的尸骨，这个灵塔在减轻神灵作魔于人方面负有盛名。洛桑晋美获准休假半月，用来 治病，他的上司警告他，乃穷寺寺规严格，必须按规定日期返寺。因此，洛桑晋美在夏彭巴的逗留十分紧张。为了完成获取疗效所必须的祈祷次数，他必须整天围绕 灵塔转经，只有在吃饭时才歇一歇。他付出了很大努力，终于如期结束此行，但他的病情却毫无好转；他带着疾病回到了寺院。两年之后，也就是他十二岁那年，洛 桑晋美再次出门朝佛—他去的是甘丹寺东面的一座灵塔。这次，他同样按照要求转完了规定的圈数，但仍然一无所获。
洛桑晋美十四岁那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致使他再也无法参加乃穷寺天天举行的佛事活动。他经常卧床不起，一阵一阵地发病，毫无知觉，不能动弹。这 时，朋友们为他端来了饭菜，但他却视而不见。他整夜梦游，白天也同样发病，产生幻觉，而且还常常发高烧。但是，尽管他身患疾病，但他仍然设法完成了背诵学 业，通过了考试。
一天，洛桑晋美最要好的朋友、年轻喇嘛格桑领着他到乃穷寺的周围作短距离散步。当他们来到寺院门前一棵熟悉的树下时，两位年轻喇嘛决定休息休息，平 常他们都是在这棵树下练习吹奏法号。他们躺在草地上，遥望天空，开始打起瞌睡来。突然，洛桑晋美失声尖叫，一跃而起。他一头伏在格桑的大腿上，并请求他将 长袍盖在自己身上，格桑问他出了什么事，但开始时洛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接着，洛桑晋美恳求他朋友带他离开这棵树，并说他再也不想见到这棵树了。格桑照看 着洛桑晋美，洛桑晋美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当洛桑晋美正盯着树梢时，头顶上出现了两条蝎子，体积有犁牛那么大。它们的脚爪交织在一块，似乎是在打闹着玩。 接着，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它们突然松开，其中一条径直落到洛桑晋美身上。这时他大声尖叫起来，并埋头伏在格桑的大腿上。
紧接着，洛桑晋美又高声叫喊，说蝎子跑道他口中来了。狗也出现了，它们口中也有蝎子。他胡言乱语越来越厉害，乃穷寺不得不再次批准他短期休息，开 始，他来到母亲家中。在家里他整天卧床不起，呆滞地望着隔壁的房顶。他这样观望时，居然见到床口出现了大象，接着猴子也露面了。他母亲以及家中其它人都不 知道该怎样照看他。他的病情发作令人难于接受，实际上家里人也想让他离开这个家，因为有他在，家里的生意已经受到了影响。
洛桑晋美已经到了绝望的程度。见此，他母亲就去找哲蚌寺曼扎仓的大喇嘛甲杰莫错克仁波齐，向他讨教。她问大喇嘛，是否可以对她儿子采取一种叫「查 嘎」办法，堵塞其精神通道，以免不受欢迎的神灵附身于他。莫错克仁波齐打卦、占卦，然后说无论如何不能采取那种办法，他说如果采取那种办法，这年轻小伙子 就会完蛋。接着，大喇嘛叫她放心，与表面现象相反，她儿子的病情发作是吉祥征兆。他说洛桑晋美具备「获得成就之种子」，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位年轻喇嘛再也无法在家里待下去了。在格桑的叔叔陪同下，洛桑晋美离开了家，骑马行走了四十英里，于1944年9月来到了东面的甘丹寺。
甘丹寺位于海拔一万四千英尺高的月牙形山脊上，周围山峰林立，它是西藏最为壮观的寺院之一，拥有好几十个殿堂僧舍，四周一片美景。这些殿堂吸引着来 自中亚各地的香客，善男信女来到这里朝拜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镀金灵塔。灵塔置于其中的一座栗色殿堂里。洛桑晋美希望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待在桑林仁波齐家 中。这位活佛 年近四十，在一年一度的大法会庆祝活动期间，他常常租用洛桑晋美母亲家中的一间房子。
尽管甘丹寺景色宜人，但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洛桑晋美的病情又开始恶化。这时他感到，他很象染上了自己亲眼目睹过的降神作法。他现在的情况不同于过去 那样一阵阵地发生幻觉，而现在常常感到全身麻木、震颤，这一感觉渗透全身的每一个部位。他的呼吸时而短促，时而又恢复正常，无法自控，但还算好，这些症状 总是消退了。几天之后，这些新的感觉根本就没有消失。他开始天天体会到真正的降神作法了，轻则一天只有一次，但常常却是上午多达两次，下午甚至高达三次。 此外，降神作法迅速变得十分严重，一旦发作，他就发狂似地大叫大喊，横冲直撞。结束后十分钟左右，他就感到疼痛异常，但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毫无印象。正如 洛桑晋美和他的朋友们很快所发现的那样，此时只是微不足道的神灵依附于他身上，他正处于过渡阶段，一位大神灵在有力地帮助他。「消除通道」的过程越来越 强。开始，附身于洛桑晋美而起作用的是相对弱小的神灵，昏迷也就相应地轻一些。但进入第二个阶段时，桑耶火焰七兄弟轮番附身于他，一个接一个。这七兄弟是 力量最强的神灵，因此昏迷也就加剧。事后洛桑晋美感到如同大病一场，疼痛不堪忍受。
好象洛桑晋美的病情还不够严重似的，困难又进一步朝他袭来。从桑林仁波齐家中传出的吵闹声，激怒了甘丹寺的当权人物，他们通知照看洛桑晋美的那些 人，这位乃穷寺的年轻喇嘛已经成了不受欢迎之辈。尽管小伙子病情严重，但他们仍坚持叫同返回乃穷寺。有三次他都试图离开甘丹寺，但每当他作到甘丹寺的大门 时，病情就突然发作，窒息、翻滚几分钟之后，他就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鉴此，陪同他的桑林仁波齐和格桑的叔叔不得不将这年轻人抬了回去。然而，受此折磨的 不仅仅只是洛桑晋美一人。随着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洛桑晋美的母亲收到了一封信。她感到十分痛苦，决定再次求助于高级喇嘛。她朝甘丹寺出发时，希望能够得 到高级喇嘛的高见，然后再将她的儿子接回家。她只走到了拉萨南端的拉萨河边。到这里时，她刚刚准备步入牛皮船渡河去对岸时，突然发病。她一头栽倒在河堤 上，右臂、右腿和腹部钻心地痛，不得不坐上担架让别人抬回家中。现在，为改变这位年轻喇嘛处境的种种努力似乎阻力很大，都行不通，其原因不久以后就真相大 白了。
有一次，洛桑晋美严重昏迷时，附身于他的神灵说：「六月初四，当太阳爬上旺波里山时，确荣多杰扎登就会附身于你。」这句话桑林仁波齐和所有在场的人 全都亲耳听见了。西藏的主要保护神要进入一位不知名的喇嘛体内的消息令人难以相信，然而第二天就是初四，旺波里山是该地最高峰，从洛桑晋美房间往外看，清 晰可见。桑林仁波齐和正在甘丹寺的洛桑晋美的佛师，决定翌日清晨要守候在这年轻人的身边。第二天早上他们进屋时，发现洛桑晋美黎明前就起了床，正在念经。 他早已经是一副可怜相。接着，当晨曦透过窗户，开始取代室内安祥的酥油灯光时，他们两人都注意到地面上有一团黄、红色线，这种线通常是用来捆香的。多少天 来，每当洛桑晋美昏迷时，他们就烧香念经；这似乎是唯独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洛桑晋美的佛师一看到地上的线时，就从座位上弯腰将它拾起来，他是想保持室内 清洁。当他将线拿在手中时，它突然变成了一条活生生的蝎子。他傻了眼，赶忙将它扔在地上，就在这时，本来静悄悄地坐在自身床上的洛桑晋美突然蹦跳起来，又 一次进入昏迷状态，脸部和身体萎缩变小。与此同时，朝阳的万道金光正好照耀在旺波里山那光秃秃的山岭上。过了一会儿，洛桑晋美倒了下去，它的突然结束就如 同它的发作一样迅速。他们将洛桑晋美安放在床上之后，就开始寻找那条蝎子。虽然这只是一间小小的僧舍，但他们既找不到蝎子，也找不着那团线。
此后，桑林仁波齐开始将前后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串在一起。他敢断定，洛桑晋美的确已被西藏的主要保护神看中，要起用他。有三个因素可以佐证这一结 论。首先，事前已得到明确消息，知道附身于他的神灵是谁。虽然这也可能是哪位恶神在有意捣乱，但这次降神作法能量甚大，足以说明这位神灵是非常强悍的。其 次，蝎子的出现是人们熟悉的多杰扎登的象征。不过，第三个因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即：那时，在任乃穷曲均是一位中年喇嘛，名叫洛桑朗杰，他中了风，人们认 为他已好景不长。似乎很清楚，多杰扎登正在着手准备接班人。
不过真相是几星期之后才大白的。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念完经、吃完早饭之后，桑林仁波齐、洛桑晋美和他的佛师决定去甘丹寺的一些殿堂转转经。甘丹寺 的正中是存放宗喀巴灵塔的殿堂，他的灵塔是西藏至圣珍品之一。灵塔位于一座殿内，殿内沿墙供放着一些银质圣盒，里面是历代「甘丹赤巴」的尸骨。五个半世纪 以来，甘丹赤巴作为「宗喀巴宝座之主」一直统治着格鲁派。在圣盒中间支了一个蒙古包，它是宗喀巴死后中国皇帝顺治送的礼品。宗喀巴的灵塔位于蒙古包后部， 前面是一尊这位圣人的镀金塑像，三英尺高。他们于十点钟来到殿堂，进了蒙古，这时灵塔前的上午念经活动早已结束。在整个转经当中，洛桑晋美一直很平静，他 的两位朋友谁也没有密切注视他。然而，当他们从支撑蒙古包的红漆核桃树木柱旁走过，正开始在宗喀巴像前叩长头时，洛桑晋美猛然发作。两位朋友企图控制住洛 桑晋美，但反倒自己被掀倒在地。他们坐在地上惊异地观看眼前的情景，这时神灵已附身于这位年轻人的全身，他在宗喀巴的灵塔前必恭必敬地跳起了独特的多杰扎 登舞。五分钟后，降神作法即告结束，洛桑晋美扑通倒在地上，他们两人赶忙将倒在地上的洛桑晋美拽到了大殿角落里的一个小殿堂里。
洛桑晋美恢复知觉后半小时，仍然感到十分恶心，不能动弹，头部、双肩以及胸部都疼痛异常。他最后的记忆就是他站在镀金灵塔前，准备祈祷。接着，他开 始感到像有几千条虫子在身上爬。他全身都在震动，感到刺痛，就在这时出现了更为难受的感觉，仿佛他的「肘部尺骨端」⑶被触动了一样，全身都有发麻感。他的 呼吸逐渐加快，脑袋发沉，胸部急剧起伏，他感到全身充血，就像刚刚爬上了陡峭的小山头。突然，殿堂开始从他视野中消失。身边这两位喇嘛的念经声也变得愈来 愈弱，所有这一切都在起作用，接着他感到双眼发黑。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感觉不过就发生在一会儿之间，但他却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无法忍受。在回宿 舍的路上，桑林仁波齐告诉洛桑晋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致同意，此事必须严加保密，一位不知名的十几岁喇嘛，岂能就凭几位朋友所看到的一两件事，就 妄称自名已被选中出任西藏国家级曲均的新「受礼」。
然而，多杰扎登降神作法的活动仍在继续下去，洛桑晋美担心会当众降神作法，因此就闭门不出，他觉得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变得愈来愈强壮，正如他 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如同「充满热血」的一匹马。每当降神作法开始和结束时，他总是感到痛苦不堪。尽管降神作法不过只持续二至五分钟，他忍不住要痛苦地尽力 高声大叫– 这一点甘丹寺的当权人物不能容忍，虽然这件事本身特别蹊跷。这位年轻喇嘛终于被迫离开甘丹寺，他既不能返回乃穷寺，又不能再回到母亲家中。他 的病情使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通过朋友的帮助，他终于在甘丹寺东面的拉莫找到了一户愿意接受他的人家。由于洛桑晋美自己能够独立行动，所以在无人帮助 的情况下他离开了甘丹寺。他在拉莫待了一个半月，像以往一样，他不仅遭受着新近染上的降神作法之苦，而且幻觉、病情发作和梦游也没完没了地缠着他，他过去 的六年时间就是让这些东西耗费殆尽。
这时，洛桑晋美的母亲接到了乃穷寺的通知，尽管信中也对他的病情表示难过，但却要求洛桑晋美立即返回寺院，否则的话要惩罚他，将他开除，来信说，其 它喇嘛都在为洛桑晋美长期缺席发牢骚，讲怪话；虽然他的病情严重，但也不能破例，违反寺规，他母亲作了答复，说她儿子长期患病，治疗无望，即使将他开除， 也毫无办法；他仍回不了乃穷寺。见此，寺院官员放弃了强硬立场，企图寻找折衷的解决办法。他们通过洛桑晋美的母亲通知他，暂时他还不会被开除出乃穷寺，但 他必须早一点返回寺院。洛桑晋美心中有数，他作为乃穷寺喇嘛的生活已告结束，而又无处求助，他只好决定去一山洞当隐士，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时，他刚刚十 六岁。
桑林仁波齐知道这位年轻人的打算之后，主动伸手相助。桑林仁波齐提出领他去色拉寺山上的莱格佩洛珠山洞进行三个月的坐禅，希望通过诵经和进行一些净 化仪式，就可以驱除影响这位年轻人的消极因素。在格桑的叔叔陪同下，他们来到了这个山洞，开始了隐居坐禅生活。起初，由于他的病情使他陷入困境，情绪非常 低落，以至于他几乎无法按照桑林仁波齐的指导行事。虽然他设法完成了每天的背诵任务，但他的病情并无明显好转，接着，当他们的坐禅生活进入中间阶段时，一 天早上他一醒来，就感觉良好，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第二天，他仍然感觉很好—-以后天天如此。他的病症奇迹般地全然消失。这时来了位送信的，他带来了令人 吃惊的消息：乃穷曲均洛桑朗杰已经去世。曲均逝世那天，也就是洛桑晋美病情消失的同一天。此外，送信人还告诉洛桑晋美，是乃穷堪布乃穷仁波齐派他来的，要 将洛桑晋美召回寺院。不是别人，竟然是当时的西藏摄政王、大扎仁波齐下令，叫洛桑晋美去罗布尔卡。似乎就是这次消息一下就使洛桑晋美的命运全部改观。
正如所有与洛桑晋美有交往的人们很快得知的那样，乃穷曲均死后不久，摄政王通过嘎东曲均特向星加亨请教。摄政王问他在何处可以找到多杰扎登的新曲 均；他得到的答复是，候选人是乃穷寺的一位喇嘛。嘎东曲均接着说，很可能出任乃穷新曲均的这位喇嘛还十分年轻—-只有十五岁。他生于铁马年，名叫洛桑晋 美。
当乃穷寺的上层人物得到这一消息时，既惊讶，又欣慰。好笑的是，纵观乃穷寺的三百年历史，共有十一位曲均，但无一人出自本寺喇嘛的行列，他们都是出 自其它地方。为了证实洛桑晋美是乃穷曲均这一说法，摄政王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这些测试包括将洛桑晋美的名字与其它六名候选人的名字 他们之所以被 选为候选人，是因为他们作为曲均的名声 都放在入重量分毫不差的糌耙面团里。这些面团全盛在一只珍贵的器皿里，将它摆到西藏最圣神的三尊佛像前，据信， 最高当局的提问由有菩萨提供答案，方式是让器皿中的一个面团滚出来。大扎摄政王在器皿中放了七个面团，而带有洛桑晋美名字的面团就滚出来三次。因此，乃穷 仁波齐受命立即将这位年轻人带到摄政王跟前来。
送信人到的第二天洛桑晋美就离开山洞下山。他抵达拉萨时，受到了乃穷仁波齐以及该寺一队喇嘛代表的欢迎，在他们的陪同下，骑马西行二英里，来到了夏 宫。这支队伍将自己的坐骑拴在夏宫大门两侧的大石狮附近。他们一入园内，就有人迎接他们，领着他们经过了两边都有参天树木的林荫小道，晚秋时节树叶已是一 片金黄。他们来到夏登拉康，这是摄政王会客的殿堂。洛桑晋美被带进了一间装饰华丽的会客室，他神色紧张地拿着一条哈达，向前走去，这是那一次会见他最后的 印象。当他走到摄政王那高高的宝座前，并将哈达献上时，多杰扎登立刻附身于他，就这样通过直接现身说法，向摄政王证明眼前的洛桑晋美是真正的曲均，而不是 假的。降神作法持续了五分钟，在此期间，多杰扎登私下与摄政王交谈了几句。当降神作法结束时，洛桑晋美倒在地上，人们将他抬回乃穷寺。在乃穷寺，他单独居 住，同时还得接受一系列的测试，以便无可争辩地证实是多杰扎登附身于他，而不是另一位力量强大，但地位不及多杰扎登的神灵。
完全彻底测试乃穷曲均的真实可靠性，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西藏政府非常关心的事情。由于国家内政外交的主要政策都与乃穷曲均有关，因此产生漏洞的可 能性总是存在，要么恶神在作怪(接着就是通过另一曲均发表看法)，要么是有关的曲均本人对降神作法有些印象。此外，还存在着发出错误预言的危险。为了防止 出现后一种情况，曲均的降神昏迷程度受到了严密观察，完全彻底，直到失去知觉这才是理想境界。出现这种理想境界的先决条件是，人身上的七万二千条精神通道 必须畅通无阻。根据密宗理论，人体内的知觉依赖的就是这七万二千条精神通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降神作法才能迅速进行，在没有波动和异常现象的情况下继 续。尽管洛桑晋美的降神作法说明他是纯粹的「受礼」，但下一步的任务却仍要阶段进行测试，这些测试是为了证实附身于他的是否真是多杰扎登。
开始，人们要在他身上寻找多杰扎登力大无穷的四个征兆：曲均身体要膨胀二英寸，若无其事地穿上笨重的服装，头盔顶上的金铃叮当作响，随着心跳加快， 胸镜要震动。这样，人们才算看到了附身于他的神灵的特性。多杰扎登的宗教舞步也是他独有的，正如他那凶猛高傲的态度只有在达赖喇嘛面前、在他的像前和他的 服装前才会变成谦恭的姿态。其它时候，这位神灵之大臣总是要求面前的所有人士对他卑躬屈膝。由于这些因素，因此要进行三种类型的测试：表层测试、深层测试 和秘密测试。在进行表层测试中，曲均正在降神作法时，人们将封好的盒子拿到他跟前，要求他说出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人们认为，这种测试很容易，因为人 们相信大部分神灵都具备某种形式的超人视力。接下来是深层测试，这时要求曲均一字不差地背诵保护神在过去特定日期所作出的预言。由于多杰扎登作过的预言成 百上千，都有存档，且全部用的是诗体，常常含义隐晦，所以如果不是保护神本人出席的话，这样的考试近乎不可能通过。秘密测试由两场考试组成，人们认为这些 考试具有决定作用，在进行降神作法前，人们要检查曲均的呼吸，以确信没有异味；在降神作法过程中，还得再次检查。如果附身于曲均的是多杰扎登的话，曲均的 呼吸就会发出股股浓香。近似于酒精，但实际上人们将它描述成花蜜香味。当莲花生将「五王」改造过来，他们派代表以八岁小僧人的模样出现，表示皈依佛教时， 莲花生就在这小孩舌头上撒下了几滴花蜜。神灵一直将花蜜清香保存下来，作为其誓言已经得到厉行的象征。莲花生获得这八岁小孩的效忠时，还用他那燃烧着的金 刚尖儿点了一下跪在地上的小孩头部。当降神作法结束时，在曲均窒息之前，那顶塞得厚厚的头盔给取下了，这时多杰扎登附身于曲均的证据表现在一个清晰可见的 金刚印记上，这个印记显现了几分钟。
1945年初，洛桑晋美成功地通过了所有的测试之后，他被公开宣布担任西藏新的乃穷曲均。受职那天，他参加了乃穷寺一项极为复杂的仪式，尔后堪布领 着他来到了曲均住宅，这是一栋设备完善的大房子，位于乃穷寺院内。在这里，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侍从照看他，而他责用大部分时间来练习瑜伽⑷，力求获得能使 他在降神作法时减轻不适的坐禅技巧。西藏政府历来都付给乃穷曲均一笔优厚的薪金，而且曲均还极受敬重，地位与高级喇嘛相等。洛桑晋美最感欣慰的莫过于他又 享受到了健康之乐，打十岁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但是，乃穷曲均一职既不容易，也不一定使人称心合意，它的前途光明无量，但也可能会落个很不光彩的下场。很多乃穷曲均就惨遭这后一命运，只有为数不 多的几位曲均才交上前一种好运。乃穷寺的第一任曲均，是于十七世纪该寺创建时任命的。由于下等神灵附身于他，使他对外泄漏了政府的秘密情报，最终被处以极 刑。尽管从此以后再未出现过如此严重情况，但洛桑晋美前三任曲均其中有两人被解职，蒙受耻辱，因为他们的坐禅不断恶化，以至于影响了他们降神的连贯性。不 过，萨迦雅培是他们的前任，却享有盛名，倍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厚爱，因为他作出的预言极为清楚，所以他十分受宠，甚至超过了首席噶伦和噶厦成员。实际上， 他外出时，坐的就是黄轿，通常这种黄轿只有达赖喇嘛和摄政王才能享用。由于洛桑晋美的前任洛桑朗杰认识到这一职务难度很大，所以当他在一次嘎东曲均的降神 会上被选为新的乃穷曲均时，他居然逃之夭夭。不过，他并未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多杰扎登仍然附身于他，直到他逝世(有人将他的死归于降神作法对心脏带来的 额外负担)，他一直担任乃穷曲均。
洛桑晋美对乃穷曲均一职反应积极，而且他还感到与多杰扎登个人关系甚厚。他得到公认担任乃穷曲均之后的头三年，同一奇怪事情反复发生。午夜过后，就 可以听到洛桑晋美房中一声大响，惊醒了他和他的侍从。侍从们无法弄清响声来自何方，只好求助于乃穷曲均。这时，曲均眼睁睁地望着房门，放声大笑。过些时候 之后，他同意讲讲别人能听到但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情景。几十名不过二英尺高的小喇嘛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挤进房门，接着有些小喇嘛则摔在地上。那些来到他床 边的小喇嘛大胆地凝视着洛桑晋美，然后像得了传染病似的，爆发出阵阵笑声。洛桑晋美认为，这很清楚，他们是多杰扎登的信徒，来这里看望新的乃穷曲均，以示 欢迎。几小时之后，多杰扎登又附身于乃穷曲均体内。
每年只有二次，洛桑晋美才感到特别不适。每逢这时候，「五王」中的两位就会与他们的大臣同来，短暂地附身于乃穷曲均和嘎东曲均，他们是多杰扎登和星 加亨的王兄。对乃穷曲均来说，是「行动北王」群里嘎布尾随多杰扎登进入曲均体内。这两次分别发生于一月初一和三月二十五。起初，多杰扎登附身于曲均，接着 群里嘎布出现在曲均「腹内」—-这是比喻性的描述。如果不是多杰扎登的力量缓和了「白佩阿」—群里嘎布常用此名—的力量的话，曲均会立刻丧命。很多东西仅 仅在短短的一分钟—有时只有几秒钟—的降神作法时间内就一清二楚。当群里嘎布进入体内的那一刹那，由于多杰扎登的力量，已经膨胀了的曲均身体会变得僵硬， 四肢伸直，鼻孔流血。在场的任命会立即给佩阿布献上哈达，接着北王就会离去。当多杰扎登附身于曲均时，曲均的血会停止流动，身体复原，接着多杰扎登也扬长 而去。
洛桑晋美受命当任乃穷曲均之后，他的责任对西藏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当他出任新曲均时，达赖喇嘛年仅十岁，开始事情比较顺利。正如达赖喇嘛所回忆的 那样，他与自己的保护神多杰扎登的关系密切无间。他说：「一方面，达赖喇嘛的责任和乃穷曲均的责任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各自的领域不同而已。但另一方面，达 赖喇嘛如同司令员，而乃穷曲均则如中尉或下属。因此，达赖喇嘛从来不向乃穷曲均鞠躬，而是由乃穷曲均向达赖喇嘛行礼。无论如何，作为朋友乃穷曲均与达赖喇 嘛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我年幼无知时，这一亲密关系令人感动。乃穷曲均非常喜欢我，他总是照顾我。比如说，当降神作法在进行时，如果我的服饰不整，乃穷曲均 就会帮我理好衬衣、长袍等等。后来，当我进入少年时代时，噶厦与乃穷曲均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每当他降神作法时，别人如问及达赖喇嘛的命运，他总是情绪高 昂，给予积极的答复；但每当他评论政府的政策及其所关心的问题时，他总是毫无把握，假设甚多，并要讽刺挖苦一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也就是达赖喇嘛即将成年的前夕，摄政王政府贪污腐化成风，致使政府的保护神公开反对政府。有一次，冲突特别激烈，在某一问题 上，由于噶厦意识到它与多杰扎登的关系靠不住，因此以嘎东曲均的名义请星加亨出面为噶厦向乃穷曲均说情，星加亨答应了噶厦的请求，但当他刚替噶厦提出要求 之后，多杰扎登给他猛然一击，这两次降神作法立即宣告结束。达赖喇嘛接着说：「你看，同乃穷曲均打交道可不那么容易，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他十分生硬， 就像旧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不善言谈，含蓄，十分含蓄。他对小事情毫不在乎，但对大事情却非常感兴趣。」
尽管国内形势每况愈下，但多谨扎登仍没有忽略警告人们：存在着来自中国的外来威胁，达赖喇嘛生动地描述了第一次警告时的情景。那是1945年。他 说：「那次，当人们问及西藏前景时，乃穷曲均一言不发。但他却面朝东方，上下摇晃自己的脑袋。这情景看上去令人害怕，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凡夫俗子，那头盔准 会扭断他的脖子。他至少上下摇晃了十五次，而且用力很猛，接着降神作法就结束了。」1945年，在西藏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前被赶走的中国侵略军居然很快 重返西藏。1948年，也就是入侵前两年，多杰扎登明确警告人们，铁虎年—1950年，西藏将面临灭顶之灾。他指示要进行一项佛事活动，其中一个内容就是 要在指定地点修建一座大佛塔。这样做虽不能消除遭受征服的威胁，但可以相信，他是保护神努力的一部分，可以将入侵延缓好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形势也许会好 转，这样当入侵来临时，损失就会小得多。但是，当时追求私利盛行，对这一忠告和其它忠告，无人理睬。当入侵临近时，多杰扎登反复暗示需要达赖喇嘛亲政。最 后于1950年11月，星加亨坚持要达赖喇嘛接管政权，当时拉萨已首次获悉受到进攻的消息，由于噶厦感到一筹莫展，败局已定，不得不表示同意。
1952年，洛桑晋美再次患病，病因不详。这次他害的是关节炎，也许是由于反复多次的降神作法给身体压力太大而造成的。不久以后，他的全部主要关节 严重发炎，致使他无法行走，非得两人搀扶不行。医院的大夫也无法找到治疗办法。他再次陷入痛苦深渊，天天如此—-仅仅当他降神作法时，才是例外。与此同 时，多杰扎登要利用他，叫他下达一道重要指令。达赖喇嘛必须于1956年赴印度，初次与尼赫鲁以及印度政府建立了联系，在后来，西藏难民的生死存望也就全 靠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了。1958年，也就是达赖喇嘛外逃的前一年，确荣预言：「在这没有津梁的大江大河里，作为天神的我却有办法备一条木船。」他的含意很 清楚，达赖喇嘛必须在他的指引下，渡过中国士兵组成的这条难以通过的「河流」逃跑。
1959年3月20日凌晨，洛桑谨美像其它市民一样被中国人的炮弹声惊醒。拉萨东面⑸二英里的色拉寺遭到袭击，但西面四公里处的哲蚌寺却安然无恙。 3月20日接近黄昏时，乃穷寺时而被流弹击中，流弹来自人民解放军罗布尔卡军营附近的战场，距离乃穷寺一英里多一点。乃穷寺的当权人物担心曲均的生命危 险，因此建议曲均爬上坡，转移到哲蚌寺，在那里也就不会像这里那样孤单了。这些喇嘛在念经时，洛桑晋美在一位喇嘛的陪同下，来到了主殿里的哈雅格日旺像 前。哈雅格日旺是莲花生化身之一，呈怒相，就是他征服了佩阿甲布。从此以后，乃穷曲均都得利用莲花生的这一化身，在保护神附身于他之前通过将自己看作是保 护神，来召唤保护神。他们将两个糌耙面团放入一个神圣器皿中，一个面团上写着去哲蚌寺，另一个写着待在乃穷寺。他们举行了一项得体的仪式，守候旁观，结果 写着去哲蚌寺的那个面团滚了出来。当天晚上，乃穷曲均在侍者的搀扶下，趁着夜色朝山坡上的哲蚌寺走去。通常这段路只要走半个小时，但这次却几乎走了一个半 小时，因为人民解放军时不时地向空中发射照明弹，迫使他们这一伙人躺在大岩石后面。不过，沿途还算顺利。翌日早晨，洛桑晋美醒来时，发现哲蚌寺一片忙乱。 向人们发放了步枪、迫击炮和弹药，拉萨附近的大寺庙也分到了武器弹药，这些都来自布达拉宫军火库。人们猜测，中国人的坦克随时都可能开过来；向哲蚌寺轰 击。哲蚌寺被大炮以及轻武器火力封锁，断绝了与拉萨的联系。哲蚌寺堪布请求洛桑晋美降神作法，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多杰扎登请教，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才为上策。 洛桑晋美进行了降神作法，堪布们说。由于色拉寺已遭炮击，他们担心哲蚌寺也会遭此厄运。多杰扎登回答说，如果不去惹怒中国人，他们绝不会朝哲蚌寺发一枪一 弹。他指出，不论他们采取什么对策，战斗三天之内就会全部结束。(两句预言均准确无误：3月23日凌晨，起义遭到镇压，哲蚌寺秋毫无犯。)
降神作法结束之前，乃穷曲均的高级侍从走上前来，问多杰扎登乃穷曲均本人该怎么办。多杰扎登答道，洛桑晋美降神作法完全恢复过来之后，他必须立即离 开哲蚌寺，朝南逃奔。他必须顺着达赖喇嘛的路线出逃。保护神担保不会发生任何麻烦，然后他用一条白色哈达包了一把圣化了的青稞，交给侍从，并指示他们，什 么时候遇到困难，烧一粒青稞即可，以消灾除难。他说，无论当时他们想到了什么主意，他们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当洛桑晋美恢复知觉时，自己正躺在床上，他抬眼看了看，见到一些喇嘛正在围着他抽泣。他问哲蚌寺是否遭到炮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有人受伤。他们回 答不是。他接着又问：「那你们为什么都在哭呢？」高级侍从复述了多杰扎登讲过的话，说：「这是确荣的忠告，但我们又怎能照此执行呢？因为你现在身体有病。 在1956年庆祝佛祖诞辰活动期间，你在印度境内乘车，还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不得不步行、骑马要持续好几个星期。我们又怎样解决这一难题呢？」洛桑晋 美未作答复，大家一言不发，默默地思考着多杰扎登的另一句话：达赖喇嘛从罗布尔卡出逃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当时，中国人和西藏人都不知道，直到下星期他们 才得知这一消息。
洛桑晋美于同一天逃跑。他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两个月，从哲蚌寺出发，路经山南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来到了印度。他多次死里逃生，险遭人民解放军抓获，人 民解放军总是被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耽误了。他安全抵达东北边境特区，然后穿过米萨玛里，来到穆索里，去看望住在临时住所伯拉别墅里的达赖喇嘛。从此以后， 在流亡生活中他与嘎东曲均一道，重新履 行其作为曲均的职责。
在乃穷寺的一百一十五名喇嘛中，其中六人设法逃离了西藏。1962年，乃穷寺堪布乃穷仁波齐也逃了出来，随身携带了保护神最珍贵的器皿，十三个世纪 以前，这一珍品原存于桑耶寺。几年之后，益西丹增医生治好了洛桑晋美的关节炎，解除了他不能动弹之苦。1983年，乃穷寺的两位重要人物积极工作，新招收 了几十名年轻喇嘛，修建了一座新寺院。这座寺院与岗庆吉雄(流亡藏政府所在地)的西藏文献档案馆相邻。在这座寺院里，召唤多杰扎登的佛事活动又开始天天进 行，所需出席的喇嘛一个不缺–这些喇嘛认为，难民们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流亡生活中所取得的许多进展，应当归功于保护神的不断指导。
译 注
(1)北美印第安人。
(2)作者此处指的是格西学位。
(3)凡骨神经在此接近表面，受触时发麻。
(4)古印度哲学一派，带有神秘主义成份。
(5)原文如此，应为北面。
第九章 奴役的西藏 1959年–1965年
在此，特公布以下命令：
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噶伦以及上层反动集团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聚集匪徒，进行叛乱，掠夺百姓，胁迫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
法的十七条协议”。3月19日晚，他们指挥地方藏军和叛乱分子，对拉萨的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是背叛祖国的行为，它破坏了国家的统一，为
国法所不允。为了捍卫祖国的统一和全民的团结，特决定从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59年3月28日
拉萨起义⑴爆发之后，北京立即采取了行动。在轰炸罗布尔卡之前，于3月20日命令实行军管。3月23日，也就是叛乱被镇压的第二天，成立了拉萨军事 管制委员会，除班禅喇嘛管辖的日喀则之外，其它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军管会，但这些地区却一直十分平静。五天之后的3月28日，西藏政府遭到解散，西藏被武力 所征服，再也不是一个被占领的，但却仍 然 享有自治权的国家了。
拉萨城中尸体遍布街头，三天的战斗几乎使一万人丧生。根据人民解放军的报导，四千名「叛军」被俘，还缴获了轻武器八千件（史密斯、韦森38枪、科尔 特45自动手枪、斯坦步枪和恩菲尔德·莫塞枪），轻重机枪八十一挺、迫墼炮二十七门、大炮六门以及弹药一千万发。此外，人民解放军为了确保其对局势的控 制，下午七点就实行戒严，没收所有武器，小至四英寸长的菜刀。对城里的男性公民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逮捕，致使好几十栋房子和庙堂里塞满了这些人。位于城中 的郎子厦和布宫脚下的蝎子洞这座监狱里原来的囚犯，让位于被抓获的拉萨市民。小昭寺被炸后起火，现在仍烟火未消，但它却被用作数百名喇嘛的集合点；接着大 昭寺也遭此命运。在这里汇集的喇嘛人数近一千名，他们分别来自拉萨附近的二十八所寺院。拉萨城郊的罗布尔卡里拘留了八千人，拉萨的三大寺院色拉、哲蚌和甘 丹被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三大寺喇嘛总数为二万人，剩余的喇嘛全被赶到了各自的措钦大殿，并有重兵看守。
尸体的处理可是件难事。伤员无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时人们将数千具尸体集拢成堆，在夏宫的杨柳树下烧了三天。由于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尸， 改成挖坑，实行群葬。但尸体腐烂，恶臭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又将尸体刨出来烧掉。与此同时，在满目伤痕的罗布尔卡园内，还有一堆堆被缴获来的武器的情况下，就 有一些部队带着特别指示，着手清理罗布尔卡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准备运往中国。
由于达赖喇嘛逃跑了，因此中国人转向班禅喇嘛，以便吹嘘同西藏方面的配合与协作，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无论班禅本人对当时的局势有何看法，但这位二 十二岁的活佛，的确于3月29日签署了一份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支持他们解散西藏政府的决定。4月5日下午，班禅喇嘛在重兵护卫下抵达拉萨，出任新近 任命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一职。为了给人一种拉萨一切正常的印象，中国人暂时准许拉萨市民走上街头，烧松树枝、叩长头。欢迎班禅喇嘛。班禅喇嘛夹在 左右两侧的中国将军中间，手中握着一束鲜花，走进了自己的新住宅，它位于布达拉宫下方的休池林卡。翌日晚上，军队也献给了他一束鲜花。第七天晚上，班禅喇 嘛进城，先后去大昭寺和小昭寺祈祷。4月8日，西藏军区的二万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列队南进，前往山南围剿游击队。他们呈四路纵队，步枪上了刺刀，沿着达赖 喇嘛三个星期前逃出拉萨的线路，在拉萨河畔阔步前进，杀气腾腾。第二天，在中国和西藏干部的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班禅喇嘛走上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席 台，在「新」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十八名成员被指控为「叛乱分子」而予以撤销，并增添了六个部门 ，首先是公安厅。谭冠三将军以及其它八人受命进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改组之后，西藏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从拉萨北面的当雄机场乘 飞机前往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前拉萨人民会担心达赖喇嘛会参加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而遭到绑架。
这些会议代表走了以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没有虚度光阴。改组后的筹委会受控于下述两个机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统治西藏的 三位将军出任这两个机构的首长：张经武为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将军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谭冠三将军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他们管 辖的区域只限于内藏⑵西至阿里，东到昌都，北起那曲，南抵喜马拉雅山脉。占西藏领土三分之二的康区和安多地区的大部分，也就这样从西藏这个国家割去了。康 区和安多的这些地区分别并入四川、云南、甘肃(共成立了十一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以及青海省的全境(即旧时的安多)，这些地区再也不是西藏的疆 域了。此后，中国公布统计数字时，西藏的人口就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八十万之间，这样西藏这一国家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新西藏进行了行政区划工作，全区共分为七个地区，共七十二县一市，即拉萨市。通过「加强」后的政府机构对人口进行控制，这是 中国最为关注之事。为达此目的，首先公布了「三清」(清反、清武器、清隐藏在人民当中的敌人)政策，后来这些政策似乎没完没了，就是这些政策统治西藏长达 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三清」政策由「平叛委员会」或办公室(这些平叛机构直至1962年才解散)执行。在「三清」运动当中，每个地区的城堡或大寺院成了临 时监狱，里面塞满了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子。在西藏第四大城江孜，首先起用邮政局关人，接着是江孜寺⑶，共关押了四百名僧俗民众，全是五花大绑，脚镣手铐， 其中包括该寺曲均。中国人让曲均身着降神作法用的服装，一边折磨他，一边还逼着他降神作法，不然就不放过他。在西藏的第二大城日喀则，城内的那座粮仓变成 了临时监狱，关押在内的犯人被迫在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这座粮仓也就派上了新的用场。未经许可，严禁成立任何组织活动，全区各级都成立了工委，指挥百 姓。拉萨分为三个区域 南部、东部和北部，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往各区之间要严加控制；因此有些人的家庭成员，虽然相距不过一英里之遥，却长达二十年断了 音信，不知对方是死是活。接着，拉萨市城关区分成了三个办事 处，约二百四十个居民小组，大约每十人就配有一个协调工作人员。形成了这样的网络之后，控制网也就伸向了每一个角落，无人遗漏。4月15日，组织机构设置 方面的基本工作已告完成，因而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广场上召开了二万人(全部的监外人士)的大会，妇女、儿童、喇嘛全参加了。这些拉萨人有的扛着大红旗，有的 手拿三角旗，上面有汉语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标语口号。正如中国新闻界所报导的那样，这些拉萨人「要求镇压叛」，而且还「满怀激情地欢呼」他们未来的「新计 划」的公布。不过，当时这些计划正在北京制定。虽然毛泽东于1957年担保要推速「民主改革」的实施，但北京现在却认为这场叛乱致使它将全部保证抛在脑 后，其中也包括「十七条协议」。不过，中国的目标依然如故：将西藏作为中国的五个自治区当中的最后一个，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实行统一之前，必须对西藏社会 来一次大的变革。1956年，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划分的观点，西藏被认为只处于第三阶段—是「封建」社会，高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民主改 革」（将私有制经济变为公有制经济，并消灭操纵私有制的剥削阶段)就是为了使这个国家超越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接着，还得进行一场「社 会主义革命」 主要内容是进行公社化，这样也就能实现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终目标。
这也是中国本土的模式。不过，究竟如何实施这一计划，倒是党内争论不休的问题。多少年来，两条「路线」或曰两个阵营互相竞争，竭立想使自己的理论占 居上风。这两条路线即：右翼或温和派，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为首，他们主张进化的观点；另一派是左翼或激进派，以毛泽东为首，他们主张大步 前进。在制定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方面」，温和派企图将少数民族与他们的「汉族老大哥」揉为一体；而激进派坚持民族主义最终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产物，因 此必须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予以消灭。结果中国对其五十四个少数民族的政策就时而温和，时而严酷，问题是看哪一派在台上掌权。1959年，也就是毛泽东的大跃 进所带来的经济灾难之后，温和派再次抬头，如同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候那样，他们一直居主导地位。因此，以党的观点来衡量，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对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所提出的建议相当温和。
6月下旬回到拉萨之后，班禅喇嘛与中国的那几位将军一道用了二十天时间，将民主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三反两减」，第二个阶段即土地改革。 两个阶段均计划于1961年年底以前完成。「三反」(第一项内容也就是最初于三月份进行的「三清」)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两减」即减租、减 息。农民要向领主付出劳役以使用土地的「乌拉」(税收)遭到废止。而且，家庭雇佣仆人的作法也予以消除，中国人称之为奴隶。
「两减」直接危及了领主的切身利益。根据「两减」中的「谁种谁收」政策，那些被认为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政府、寺院、贵族)的财产，以及农作物全部 分给了耕种土地的农民。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实行「二八」减租，即百分之八十的农作物分给农民，百分之二十留给自己；这样做也有效地剥削了高于社会最 低层人们的各阶层权益。其次是减息，主要是指借款而言；雇农于1958年以前向地主借款项一笔勾销，而1959年借的款项的利率一律减至每月百分之一。在 各界人民参加的大会上，点起了一堆堆大火，借款卷 通常还有大庄园、商人和寺院的所有其它文据 全都付之一炬。人民解放军小分队站立一旁，藏人围着火 堆，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谴责「旧社会的黑暗制度」—-庆祝传统的藏历新年，这倒是一种新方式。通常人们用树枝点上一堆堆火，香烟缭绕飘向空中，同时人们 口中念念有词，祈祷人人走运，个个平安。
进行民主改革的基础是划定成份。然而，共产党统治下阶级划分远比旧社会的阶级划分要严要细。如果人们扣除了每年的支出之后，仍有百分之五十的剩余， 这些人也就是农奴主；剩余百分之四十五的为农奴主代理人；剩余百分之三十五的为富农或富牧。剩余百分之二十五的为中农或中牧；没有剩余的为贫农或贫牧。 最后一种成分 是反革命，它可以是上述任何一个阶层的人；现在，它尤指参加叛乱的人们。根据中国人的统计，属于反革命的只占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国人公开宣布这些人 是「人民的敌人」，必须受到公开打击，他们无权享受新社会的任何好处。实际上，从此以后那些定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富农或富牧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属就一 直受到流放，只有中农、中牧和贫农、贫牧才过得去。西藏与中国不同，虽然西藏的大多数也被土地所束缚，因为税收不得不死守庄园，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在贫困 线上；实际上贫穷「大众」(这是共产党下的定义)只占少数。无论这些描述藏人生活的新词汇开始时显得多么深奥难懂，但藏人对上述的矛盾之处十分清楚。成份 划分的目标，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中国人试图再次将上层阶级的财产分给下层阶级。
拉萨也如同其它地区一样，财产的再分配由「平叛委员会」负责执行。人民解放军小分队定期前往在押「叛乱分子」的家庭察看，无一遗漏。叛匪家属要么被 赶出家门，要么就被赶到一楼，同家里的牲畜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无亲友可投靠。接着对他们的全部财产进行清理造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存放在空房间里。最 后，房屋正门贴上了长长的封条，上面写着黑体汉字，告诫人们行动起来镇压叛乱。贴了封条几天之后，这些当兵的开着大卡车又会折回这些地方，没收主人的财 产。全部东西都带走：家具、卡垫、厨房用具，甚至储藏的粮食也不能辛免。财产被分成若干类：最为贵重的物品，如珠宝、金银器、供碗、珍贵佛像全部作了送往 中国的标记，并已包装好且上了封腊；上等家具和卡垫则准备给在藏工作的主要汉族军政要员使用，手表以及贵重衣服之类的东西则计划交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商业厅，由它将这些东西卖给中国的机关干部。此后，高音喇叭发出通知，叫贫苦人家去居委会办公室，领取那些曾经剥削过他们的那些人的财物。他们看到的只是 一堆杂乱无章的破旧桌椅、空木箱、旧衣服，偶尔还有一只茶壶。
在农村，财产的分配也是相似的原则进行的，只是这些财产贴上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标签而已。生产资料包括全部家畜—犁牛、扁牛(pian)［即犁 牛和黄牛杂交生的牛、骡子、羊、马藏币(尽管已经禁止藏币流通)和农具。但是，大部分家畜以及其它值钱的东西—全部让中国人拿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旧衣 服、旧家具、陶制品和铝制品，与城市贫民领到的东西一样。同时，真正的掠夺也在开始进行，车队启程开往中国，里面装得是从寺院以及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私人 仓库里抢走的财宝。这些寺院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仓库是西藏真正的宝库。这些财宝数量之大，以至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这一过程才算结束。一方面西藏无价手工 艺品充斥香港和东京的古董市场；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内，金银佛像(这是一千年以来积累起来的艺术珍品)却被塞进了炉膛，转眼成了金锭银锭。
民主改革第二阶段的中心内容是土地改革。下层阶级的人均分配土地为三点五亩（约半公顷①)，甚至对「那些原来的土地所有奴隶主」也是这样。到 1959年秋季时，拉萨附近地区已经开始土改。一旦将那些与叛乱有关的人员的土地充公之后，对三大领主宣布了一项「赎买」政策，那些没有支持叛乱分子的领 主也「过关」了。这就正如前噶伦—现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人阿沛.阿旺晋美—在一次讲话中所总结的那样：「反对帝国主义，热爱国家，接受民主改革的奴隶主及其 代理人将受到保护……政治上对他们已经作出了妥善安排，生活上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给予照顾」。「实际情况」指的是，那些以前的年利润超过百分之四十五以 上的农奴主，在第一阶段的民主改革中，他们已经丧失了其财产的百分之八十，而现在剩余部分也无法保住。对他们的土地和商品按照市场实际价格的百分之十估 价，然后收归公有，只给了他们担保—最后还得给付钱的收据。人民解放军再次对这部分人的财产进行了大量的登记工作。凡是那些解放军没有去的地方，就要求人 们自己去当地工委逐项申报自己的财产，尔后予以没收。
1960年11月，土改全部完成，印制了二万张土地所有证，大部分上面写得是汉字，上面还印了一幅两侧都有红旗的毛主席肖像。在大规模的仪式上向农 民阶级以及不及他们的那些人(常常是些年老伤残的乞丐，这些人对农业一窍不通，且无意从事农业)发了土地所有证。几个月以前，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结民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时，说：「广大农牧民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说：『噶厦(政府)的阳光独独照耀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但共产党和 毛主席却将阳光照耀在我们穷苦人民身上。』他们满怀热情高唱赞歌：『毛主席是祖国各族人民的父亲，他比父母还要亲。』他们说：『上层反动分子尽管与我们同 说一种语言，但他们的心与我们全然不同；汉族干部的语言尽管与我们的不同，但他们的心却与我们的一样。』」
阶级斗争是建设未来新社会的基石。阶级斗争的烈火破旧立新，其燃料就是斗争会。通过开斗争会，「广大群众」也就是自己在干革命，也就能够自己解放自 己。实际上，这也就是要工人与雇主对着干，农民与地主对着干，喇嘛与堪布对着干，学生与老师对着干，孩子与父母对着干。对于那些社会上的当权人物，人们也 就自然接受了，他们的任命并不是根据功过大小，而是通过其同类人物的支持，谋取了自己的职位，唯独的目的就是要压迫百姓。尽管北京的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 一再告诫人们要尊重少数民族，增进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但西藏民族工作方面的情况仍十分严酷，中国占领军死死抱住「藏人蛮子」这一千年不变的观点不放。 作为共产党人，他们还引用理论观点以证实这样的种族歧视是正确的，他们将西藏政府说成是「黑暗、封建、残酷」的政府，喇嘛是「披着红袍的强盗」或吮吸人民 血汗的「寄生虫」。但是，中国人对这些「人民」本身也感到不屑交往：他们又脏又黑，一股臭酥油味，行为举止放肆，无异于野蛮，不是塑造坚定的有高度自觉性 的广大无产阶级的材料。所有这些助长了开斗争会的决心，同时，由于汉人摆出一幅屈尊降格的姿态，更是藏人对斗争会产生反感。每次斗争会，甚至每次流血事件 之前，汉人总是要一本正经地声称，这样做完全是最大限度地为了被斗人的利益。
到1959年年7月底时，斗争会已经在拉萨大力铺开。在每天举行的「政治教育」会议上，定期召开斗争会，这些政治学习会议都是由居民小组召开的，每 个居民小组管辖一两百人。这些会议那么轰轰烈烈，在被弃置予的寺院里和大户人家的院子里召开，它们仅仅是在讲台上作宣传，旨在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一开场 通常是这样的提问：「什么是压迫和欺骗？」正确的答复是：「旧社会」。
1959年再教育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达赖喇嘛。中国人在西藏对藏人宣布，达赖喇嘛被反革命分子绑架，中国人对外界宣布的调子也一模一样。由于对外界 消息一无所知，因此各种谣传层出不穷。有人说达赖喇嘛在森林中躲藏了十天，然后被人民解放军抓获，将他从劫持者手中救了出来。在日喀则有消息公布说，尽管 达赖喇嘛的确遭到绑架，被带到了「尼赫鲁的祖国」，但印度却无力供养达赖喇嘛及其一行，因为印度有成百万人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据说，尼赫鲁为这位西藏领 袖在一艘轮船上安排了工作，但他挣的钱连自己糊口都不够。结果，中国驻加尔各达的总领事馆供养了他二十一天，接着让他坐飞机到了北京，现在达赖喇嘛与毛泽 东和班禅喇嘛住在一起，「他们同吃一锅饭，享受同等地位。」
目前正在作出安排，让达赖喇嘛继续留在北京，而毛泽东将亲自到西藏来，取代达赖喇嘛。最后，中国人告诫人们，任何企图逃往印度的想法只会落个徒劳无意的下场，就如同那些已经跑到印度的人一样，他们不仅在忍饥挨饿，而且不久以后尼赫鲁也会将他们送回西藏。
虽然斗争会怪不可言，但却组织得十分严密，就象一出集体耶稣受难剧。开斗争会时，人们坐在地上，正对着坐在前面的中国官员，他们前面摆了桌子。身份 较高的中国官员主持会议作开场白。他在开场白中要告诉人们，斗争会并不是一两次就完事，而是一直要开到被斗人坦白悔过—直到被斗人「在革命兄弟的帮助 下」，彻底清楚了他中的反动思想为止。此外，斗争会还为了教育农奴站起来，不要害怕奴隶主，要揭发他们的虐待行为。像演习一样，到时就会有人愤怒地挥手高 喊：「将那些坏家伙带进来！」接着犯人被带到人群前，被迫来一个大鞠躬，手掌到了膝部，眼睛正对地面。有人宣读批判书，上面列举了条条罪状，正式的结束语 是：「这些就是这个家伙犯下的罪行。现在是人民帮助他承认罪过，并决定他该受何处罚的时候了。」这个信号一经发出，第一个发言控诉的人就会一跃而起，冲上 前去，通常这都是中国人雇佣的「积极分子」 。他开始谴责「剥削者」，高声叫骂「宰了这条臭狗！活剥他的皮！你妈妈的P！你爹的心肝！坦白交待你的罪行！」他控诉了自己所受的苦难之后，与会人就会动 手打被斗人，而如果是起义者在挨斗，士兵们就会用抢托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是与会者就对被斗人处于极刑，而不是征求意见，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活 埋，用毯子裹人然后付之一炬，将人吊在树上，下面再点把火，活活将人烧死，绞刑，砍头，开膛，淋开水，严刑拷打，活活肢解，让人群用乱石将人打死，强迫小 孩枪杀父母 所有这些办法（合作人所提建议)都拿出来了，接着就付诸实行。这些情况就如同国际法官委员会所接到的一个又一个报告一样，仅仅在起义遭到镇 压之后的一年时间内，死于斗争会的藏人就高达数千。更多的人四肢受到伤残，牙齿掉了若干颗，听力或视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全藏斗争会的基本模式就是如此，每每开斗争会总是三种形式取其中之一：小规模的、中规模的和大规模的。小型斗争会常常是自发性的，如果人们在照例举 行再教育会议时，有人答错了一个问题，就可以开斗争会—这样，当事人还得承认自己有旧思想，或者说自己的思想「不成熟」。中等规模斗争会对象是一个人，在 大的居委会或几个村庄的大会上要接连斗争他几个星期。大型斗争会是正式公审的前奏。在拉萨，第一召开大型斗争会是在1959年7月26日，也就是宣布实行 民主改革九天之后。在入侵前夕将康区防务的指挥权交给阿沛之前，拉鲁·次旺多吉是负责康区防务的噶伦，他在叛乱中被俘，被指控为叛乱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当然他也的确是的。他被关押在西藏军区院内的秘密监狱，遭到审问拷打，中国人将他作为旧时腐败的主要例证，将他拉到拉萨街头游行示众，在大片大片的人群前 遭受皮肉之苦。最后又将他押回监狱，留他一条生命是为了将来为宣传运动服务。不过，地位不及拉鲁·次旺多吉的人境遇就更惨。比如有一位名叫嘎尼西·阿尼拉 的尼姑，年已六十，10月21日她被拉到八廓街游行，人民解放军命令旁观者揍她。结果无人动手，这时受雇的地方「积极分子」冲上去当场给她痛打一顿。根据 目击者说，十天之后她因为受伤多处而一命呜呼。在大昭寺的正门前，密宗喇嘛在枪口的威逼下，被迫违背终生禁欲的誓言，不得不当众与尼姑发生关系。(原文如 此—-编者 )
到1959年10月时，全体藏民无不担惊受怕；斗争会不但是藏人见了中国人就胆寒，而且还在藏人当中形成了一股互不信任的气氛，这也是斗争会预期的目的。老朋友再也不能互吐衷肠，父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不敢说老实话。在寺院，这种互不信任的气氛更是令人难熬。
喇嘛是西藏社会结成一体、最有威胁性的社会集团，而中国人却偏偏拿着他们大肆开刀。人民解放军洗劫寺院，在墙上画漫画，丑化寺院僧侣。其中最出名的 一副漫画叫「两面三刀的喇嘛」，画面上有一个两副面孔、六只手臂的喇嘛，以此来讥讽佛教中那些多手多臂的神灵。这个喇嘛一副面孔和三只手臂温柔慈善，作祈 祷状，给众人 摸顶祝福；而另一副面孔—这才是那副真正的面孔—-却怒容满面，三只手臂在忙着凌辱那些虔诚的恳求者。哲蚌寺原有喇嘛一万人，而今只剩下约二千八百人。在 这里匆匆忙忙建立了一个昔日的暴行展览馆，共有四个房间。第一间陈列了缴获的武器，武器中间是正在降神作法的乃穷曲均模拟像，旁边的解释词说，乃穷曲均在 煽动人们叛乱，将人们领向失败的深渊。接着是「经济剥削展览室」，它将哲蚌寺描述成一部全面掠夺俗人百姓的庞大机器。展览告诉人们，哲蚌寺是怎样巧立名 目，在它管辖的众多庄园里获得税收—-狗税、猫税、鸡税、驴税、花盆税、纸烟税和鼻烟税。据称，哲蚌寺的四分之一收入来自高利贷。展览室里展出了一块翘曲 的木板，它是用来收取粮税的，说明喇嘛是在怎样欺骗百姓。据说，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借债时，哲蚌寺有权将他收为自己的奴仆，使其为该寺服务二十五年。人们说 哲蚌寺还常常经营鸦片业。该寺喇嘛在本寺庄园巡回收税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侮辱妇女，大发兽性。据说，那些不愿屈服于他们淫威的妇女就要遭鞭打，被 流放，或折磨至死。贩卖男孩的交易相当活跃。简言之，正像一个喇嘛对一位叛乱之后获准来拉萨的西方作者说的那样：「哲蚌寺是人们无法逃避的人间地狱。」
对这些宣传，中国自己相信的程度，从色拉寺的斗争会即可一目了然。由于中国人对佛教的各个方面缺乏了解，致使很多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无限增加，如密 宗喇嘛就是如此。大多数密宗喇嘛都掌握了唱经技巧，同时能发出三种音调。斗争会上指责他们掌握的是「资产阶级的音调」中国人将一些喇嘛和学者挑出来作为斗 争会的对象，而且他们还采用恐吓手段，但只能使为数不多的喇嘛屈服，让他们也组织开斗争会。「斗争」对象一段时间并不只是一个，而且每天要将十个喇嘛拽到 措庆大殿—其它时间则将他们关押在黑洞洞的房子里，然后将他们五花大绑，塞上卡车拉走。同时，剩余的几千名喇嘛则被迫在写有色拉寺的当权人物对本寺喇嘛犯 下暴行的文字材料上签字证明。十月下旬时，也就是叛乱遭到镇压之后的七个月，中国人决定了对该寺大多数喇嘛采取什么对策。「最危险的」一百五十名喇嘛被送 往以前是兵营的扎吉监狱，其它喇嘛，加上在罗布尔卡以及拉萨河谷附近地区抓获的俘虏，被送到了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劳改营—钠金⑸，它位于拉萨河畔在拉萨城外 东面几英里处。
钠金是一座大型水电站所在地，当时已经开始建立一段时间了—雇用了七个队的藏族男女。中国人说钠金电站是藏人引以为豪的「拉萨河上的一颗明珠」。叛 乱之后，再无必要花钱雇用劳动力了。到1959年5月底时，一般犯人陆续抵达钠金，人数高达三千七百人，而看守部队则有五百人。截止12月底时，这里的犯 人数已达八千。犯人的工地及住处周围，三面都有带刺的铁丝网，后面是拉萨河。他们住帐篷，每百人分成一组，运土石方建坝，挖附属渠道，修涵洞，盖配套建 筑。晚上将公布每组的进展情况，那些没有完成定额的小组，将在斗争会上挨批，并要处以额外的劳役。1960年4月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正式发电，第二台机组于 1962年10月发电。难民们说，在水电站建设过程中，死于饥饿和劳累过度的人多达数百，当时中国各地都在闹饥荒。一位1960年设法逃到印度的哲蚌寺喇 嘛说，在扎吉监狱，撇开体力劳动不说，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该监狱的一千七百名犯人就有一千四百人饿死。
继钠金之后，三个主要的劳改营分别是：北面遥远的—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劳改营；羌塘即北部高原的查拉卡布⑹劳改营；东南部森林地带的工布劳改营。工布劳改营主要从事伐木，它是最好的劳改营—气候温和，活不繁重。但是，格尔木和查拉卡布则一开始就是死人的坟墓。
西藏公安厅于1964年接管格尔木劳改营，在此之前就是关押安多地区的中国犯人和藏族犯人的地方。它体现了中国靠人海战术搞起来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 —-一条将西藏和大西北与中国本土连结起来的铁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地吞并了新疆，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条将新疆与兰州连成一线的铁路。西藏境内的铁 路却被认为是对付印度，防卫中国西南边境线的关键；也是稳定西藏，最终开发西藏自然资源的关键。不过，这里地处亚洲腹心地带，海拔一万英尺，气候寒冷，土 地贫瘠，每年的大风季节常高达七十天，干燥缺水，长冬持续六个月之久。这个地区的东端是一望无边的青海湖，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蒙古族部落宿营的理想场 所，藏人则认为它是安多地区的北部边界。
在罗布尔卡抓获的数千人，分批乘坐大卡车，朝东北行驶六百英里，先后1959年9月和10月抵达格尔木。两年之内，格尔木又来了成千上万名犯人。虽 然保住这些人的性命对共产党人也有好处，但他们显然却无能为力。他们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仍然食不果腹，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身上的衣服也不足以抵御格尔木 的严寒，因此光是在头几年，就有大批犯人死亡。
与此同时，位于拉萨西北面的查拉卡布劳改营的犯人则在挖硼砂，这里地处羌塘中部，是一座枯水湖。查拉卡布也像格尔木一样，水每天要靠卡车运进来；这 里一片荒凉，甚至连用来垒烧饭的炉灶的石头都找不到—-只好用小小的铁三脚架将壶支在上面。这里的气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犯人用铁锹将湖床里的硼砂铲起 来，这些硼砂土白、赤、蓝、黄几色相间。有时硼砂埋在地下约一米深，则需挖上同房子高度相仿的深洞。最初的五百名中国看守告诉犯人，一卡车硼砂比一卡车银 元还值钱。因此中国人逼迫犯人从黎明干到日落，而给他们吃得是最糟糕的混杂着木屑的糌耙面粉，致使数百名犯人死去。每逢星期天，就将犯人一组一组地打发出 去，为时六个小时，让他们去有草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枝条。黄昏返回劳改营时，每组犯人都得带回七磅半的柴草。这些时候是犯人外逃的唯一机会。有些 人带上为数不多的粮食，从游民那里借来了一些衣物，取得了游牧民的帮助，就可以抵达西藏西南部，从这里再逃往尼泊尔。犯人争先恐后地逃跑一些之后，中国人 倒暂时有所放宽，停止了斗争会，停止了夹杂斗争会的思想教育会议，这些会议晚上都要持续到午夜。不过当这一办法并不奏效时，那些会议又告恢复，犯人每次外 出捡柴火时，监视更为严密。然而对查拉卡布劳改营还存在另一种威胁，它来自「四水六岗」管辖下有组织的游击队—1959年3月之后已经整整一年过去了， 「四水六岗」仍在腹心地带与中国人作战。
拉萨叛乱遭到镇压已经很常时间了，但西藏仍有数百支游击队在积极活动。由于游击队与他们赖以生存的村庄隔绝开来了，因此大的战斗日益减少。虽然如 此，但对解放军车队的伏击仍时而有之。除山南之外，主要战场是拉萨的北面，即安多南部与康区西北部和羌塘交界的地区。叛乱三年之后，大股游击队被切断了西 藏中部的逃路。他们在这里整整打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安多的一个由果洛人组成的游牧部落十分好斗，他们的人数在十万以上，特别顽固；他们的名称意即「叛匪」 —-他们真一直是这样，主要是反对拉萨的中央政府。早在1952年，他们就开始了激烈的游击战争，使得大批大批的中国人毙命。西藏中部爆发叛乱时，他们尚 未被剿灭。虽然这些果洛人和另一些「野蛮人」，即康巴人，都面临着给养有限的困难局面，但要在无路可寻的坎坷不平的野外抓获他们绝非易事。一旦中国人发现 了一支游击队，他们就会带着机枪、迫击炮和大炮，在半夜或拂晓时发起进攻，接着的大屠杀可想而知，情景如同西藏境内所进行的所有战斗一样，就像罗布尔卡当 时的场面。但尽管藏人大量伤亡，战斗却仍然坚持下来了。1964年12月，要就是叛乱被镇压几乎五年之后，张国华将军公开说：「封建领主仍未消灭，他们不 甘心失败，企图竭力卷土重来。」约一年之后，他在谈到内部骚动时说：「人民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才可能彻底粉碎封建领主的反动统治。」
隐蔽的抵抗方式同样在妨碍中国同化西藏。北京声称，民主改革和民主改革复查(第二次大批逮人的婉词)基本于1961年年底完成，但事业并非如此。 1961年4月2日，拉萨的广播电台叫藏人放心，「民主改革」还得再进行五年时间，然后才真正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完成民主改革—以及实行文官统治所依靠的 其它政策—-的任务也就交给了一个非军事的官僚机构，它由藏、汉族干部组成。由于各种机构正在组建，因此民主改革常常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在枪口的威 逼下强制进行的。但是，解放军起初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剩余的自由战士队伍，后来于1962年它的主要任务却是参与对印的边界战争。此外，民主改革就是要使全 社会都平等，这还只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前所必须采取的两个步骤中的第一步。西藏全民的阶级差别消除之后，还必须组织合作社。社会主义化的第一阶段—-开始 于1959年中期，在拉萨附近组织互助组—对于稳定全区局势至关重要。没有互助组，高级阶段的集体化—-包括集中权力和为国家增产—就无法实现。这是一项 耗费时间的工作，尽有组建徒有虚名的自治政府可以与其同日而语。组建徒有虚名的自治政府是中国政策的基本成分，旨在表明西藏已经获得了政治解放。但是，虽 然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于1961年8月就已正式讨论了普选问题，但实际上选举委员会于一年之后才成立，而选举规定则又过了几个月后才予以公布。当实行这些规 定时，贯彻落实又用了二年半以上的时间。这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内选举阶段最长的地区。
同时，一方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吹嘘「世界屋脊上的社会主义天堂」，另一方面拉萨则陷在一大堆新名词里面，用它们去创造一个实际生活中无法实现 的虚幻世界。拉萨市的街道起名为跃进路、解放路、胜利路、幸福路。实际上，沿八廓街环绕大昭寺的三百多家商店全部关门闭户，市场上空无一人，甚至那些照料 得最好的房子也显露了衰败的迹象—-墙灰脱落、屋顶总是漏雨、朽木比比皆是—-这样下去，只需要几年时间，拉萨城里的藏民居住区就会成为一片贫民窟。城外 的药王山医院在1959年3月的战斗中被炮火夷为平地，现在这里腾空架起了无线电天线，修筑了炮兵阵地。这里已经成了重要的军事设施，成了弹药库，下面有 地道通至一英里之外的宇妥桥。在班禅喇嘛的坚决要求下，在1959年炮火中受到损坏的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罗布尔卡的那些门面得到了修复。同时根据 中国人的需要，这些寺庙宫殿里面不少地方派上了新的用场，用作粮仓、会议大厅和军营，并派有人民解放军的小分队守卫。由于大多数喇嘛不是被囚禁就在劳改 营，或者已经还俗回乡，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院只留下为数不多的上了年纪的喇嘛看守寺院。大昭寺一直开放到1966年。每逢星期三—被认为是吉利日，拉 萨人天不亮就起了床，在大昭寺和河对岸的布门帕里山烧香祈祷。人们仍在制作、悬挂经幡，除了这些小的方面能唤起人们对昔日的生活的回忆外，首都市民每天的 生活内容总是没完没了的劳累。当时的号令是建设「新城」，这是新的政府机构的中心。为此，全城老幼被分成了若干个劳动团体。妇女和身强体健的男子–其中很 多人还是在叛乱之后几个月释放的–抬石头、运泥土，他们每天的报酬在一元二角至一元七角之间，约等于美金六十至八十分。成份「不好」的人每天工钱最多不过 四角钱。但更为常见的是，他们这些人及其儿女就根本无工作可干。正如班禅喇嘛在他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总之，今天西藏的形 势大好。劳动与生产繁荣的景象遍及广大农村和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我们的工作主流。」
「繁荣景象」在农村的确存在，不过收益者倒很难说是藏民。叛乱后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 这是集体化的初步形式互助组和长年互助组，后者 要逐步取代前者。季节性互助组通常由七户至十户人家组成，在某一季节，他们轮流耕种各户土地，播种、耕作、收割，然后再各自为战。长期互助组将劳动力和土 地集中使用，财产、农具以及农畜也集中调配。在许多方面，互助组倒很像西藏常年都存在的村庄务农方式，因此互助组对西藏的传统社会倒不构成任何威胁。但 是，「阶级敌人」也同样绝不允许入组的。这些人分到的土地通常是当地最次的土地，偶尔他们也能分到一头牲畜用来耕地，并叫他们自己管自己。
1959年夏季，据报告在四个地区共成立了四千七百四十一个互助组。到第二年夏季时，已成立了一万五千多个互助组；到1964年，农民成立的互助组 有二万二千个，牧民互助组有四千个。除了「耕地不闲」之外，这些互助组还开始大兴水利，建水坝，修水库，积农家肥，以前的一季作物改为两季甚至三季。接着 是大丰收。1959年的产量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1960年的生产指标是增长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截止1961年，可耕地增加百分之二十 二点五。据称，1964年粮食比民主改革前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同期的牲畜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对于这些产量上的奇迹般的增长，人们将西藏人的反应描述成欣喜 若狂，现在「站起来的百万农奴用歌曲和舞蹈庆贺」，他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但实际上，除了西部的阿里–仍是中国影响不及的地区，在西藏的每一个角 落，藏人仍在数千计地死于饥饿。
饥荒的根源不在西藏，而在中国。农业连年歉收，大跃进致使与苏联产生裂痕，苏联因此而中断了对中国的粮食出口。结果，1959年是「三年歉收」的第 一年，全中国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百万。为了填饱中国人的肚皮，西藏的农作物刚刚收割，就立即从藏人手中拿走了，要么供解放军食用，要么运往祖国。这是西藏 社会主义化的最紧迫的目的：为忍饥挨饿的人民共和国创建一个粮仓。
鉴于中国当时的形势，在西藏强制成立互助组无异于成立强制性的劳动队。给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发了定量供应卡—上面记载着公安局十分需要的统计数字，如 家庭人口、年龄、性别、社会关系，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二磅。这也就是说，藏人平均的粮食消耗下降了三分之二。由于禁止人们外出旅行，乡下人也只好囤 积野菜；市民—现在已无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由市场—境遇更遭，他们每月的粮食定量仅十八磅。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数不胜数。人们吃猫肉、狗肉和昆虫。父母看到儿 女濒临死亡，只好将自己的鲜血加上开水和糌耙搅拌在一起喂给小孩吃。而另一些儿童却被迫离家，沿街行乞，老年人干脆到山瑞安安静静一死了之。数千藏人就靠 吃汉人大院的中国人扔给自己喂猪吃的东西，而在人民解放军兵营周围的老百姓却每天翻军马的粪便，寻找几粒还没有被消化掉的粮食。甚至对于那些比一般藏族老 百姓的待遇胜过一筹的藏族干部来说，他们还断了肉类和酥油，也只好用盐和红茶来取代青稞。
饥荒一直持续到1963年年底。到那时，西藏死于饥饿的人已达数万。当饥荒的日子结束时，能够得到的生存条件也不过是最起码的而已。直到下一次大饥 荒—始于1968年，延续至1973年年底结束前，大家全都是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拉萨是西藏中部受难最大的地区之一，每户每月只发一根蜡烛，二百五十克茶 和十点八克白糖。帕里是西藏最繁华的城镇之一—它是与印度、锡金和不丹进行贸易的中心，由于它近靠边界，是个敏感地区，因此它倒算最好的了。这里一个强男 「劳力」每月的粮食定量为三十磅，弱劳力二十六磅，老弱病残二十磅，十一至十七岁的少年儿童十五磅，六岁以下小孩五磅。至于酥油、食油、糖、茶、汽油，只 有最为富裕的藏人才可以配给到这些东西，每个月还有五包烟、六盒火柴、十米半棉布。甚至在帕里，货物亦奇缺，致使定量配给的数低于平均数的百分之二，结果 饿死的人很多。每天背着糌耙口袋的人家总有几十户，来往于各家各户之间，不是借粮，就是还粮；不久，这些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得了个可悲的外号「空流」。这些 帕里人完全是老而无功，他们将自己的苦难编入民谣，其中一首讲到为中国修建一个水力磨房：
告诉我是为什么，
短短时间建磨房，
糌耙面袋总要掸，
告诉我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得解放，
勒紧裤带度饥荒。
小磨房，我们的血和汗，
达赖来了是宝座，
毛泽东到此作坟场。
然而，无论农村的情形多么不好，而西藏监狱里的条件则更为糟糕。在这里居住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一大帮人—-有时候，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坐监狱。
1959年冬天，达赖喇嘛的四名私人医生之一的丹增曲扎医生住在西藏第一家「亚西公馆」里。由于他已给达赖喇嘛当了三年的私人医生，所以他已经成了 这位年轻领袖一家的亲密朋友，当时达赖喇嘛的一家人几乎有一半仍在西藏。从时亚西公馆的气氛十分沉闷，因为大家都在为日益增长的叛乱活动担忧。在此期间， 丹增曲扎医生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该起何作用—他说不准，中国是否会帮助西藏，然后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开西藏。目前他们的占领还能被人接受，但是否这只是装 模作样，只是为掩盖某种没有明说，但最终只会更为严酷的统治形式。最后，当康巴人蜂拥而入来到卫藏地区时，他们揭露了中国人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及强制实行集 体化的行为，这时丹增曲扎才下决心支持叛乱。在三月十日那天的游行示威集会上，他在罗布尔卡遇见了门孜康的同事以及各大寺院的代表。在罗布尔卡里在一份文 件上签了名(这份有签名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抓人倒是用途不小)，这份文件宣告西藏独立，签名人发誓要为自由而战斗。
1959年3月19日深夜，丹增曲扎被炮声惊醒，人民解放军开始炮轰拉萨城。亚西公馆距布达拉宫还不足四分之一英里，正好与拉萨河对岸、远离河边的 吉布村并排，炮弹就是来自那个村庄。他穿上了俗人藏袍和裤子，从自己房间里退出来，到了通向亚西公馆正房的大门口，结果这里也无人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逃。
3月22日拉萨投降，这天下午中国军队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先兆，就对大门开了一炮，并叫喊着要里面的人投降。这栋房子里有十六人，其中四人 决定出去招呼解放军。但他们一出大门就被机枪击死—因为他们忘记举起双手。带着机关枪的战士冲进了亚西公馆。一些战士看守剩余的藏人，另一些人对整个亚西 公馆进行了搜查，他们见到箱子、柜子、床等等，首先就是一梭子枪弹，而且还向卫生间里扔手榴弹，最终出来后，还对着外面的房子拼命射击。那些在亚西公馆院 子里租房用的人家共有三十人，他们被赶到正房，锁在一间房子里，里面漆黑一片。翌日上午，他们被放出让他们大小便，然后又给关了进去。那天晚上，一位中国 军官通过翻译对他们讲，他们已被作为「研究对象」挑选出来；这些人知道，所谓「研究对象」不过是处以极刑的婉语而已。两名士兵在前，还有两名押后，他们被 撵着出了这扇毁坏了的正门，沿着空无他人的大街来到了城边上。他们又被赶进了察绒家的一间小房子里。这是西藏深得民心的领袖人物之一旺秋·甲布察绒的私 宅，它已被人民解放军用作犯人的集散点。丹增曲扎医生与其它犯人一道在曾是海因里希·哈雷居住的房间里关了两天。在此期间，既无人给他们送吃的，又无水 喝。他不止一次地听到机枪声，撩倒了那些企图逃跑的人。第二天晚上，他们这一帮人又带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院内。这是一座绝密监狱，本来中国人盖这座监 狱是是用来关押中国人的：两道围墙，上面安有带刺的铁丝网，墙角顶上有塔楼，里面总有哨兵值班。每处监狱关押三百五十名犯人，共十二个牢房，每间关押三十 人；牢房正对中间的院子，东北面另有一些单独的隔离牢房。
藏人的手表以及珠宝全给取了，戴上手铐—有一些人只戴了手铐，而像丹增曲扎的另外一些人还戴了一英尺半的脚镣。戴上脚镣十分不便，丹增曲扎系自己的棉布靴带时，只得拴在脚镣上，每每抬步就得将镣铐也带起来。
由于人民解放军对叛乱之后大批大批的犯人接踵而至并无准备，他们花了六天时间将丹增曲扎医生这批犯人分了类别（对于后来的犯人，分类也就可以立即完 成了)。上层阶级的成员—喇嘛、医生、政府职员以及商人—关在绝密监狱里，其它人则送往罗布尔卡。那些留下来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属于头号犯人，是所谓 的「反动集团」的核心。当他们一得知「地方政府」被解散的消息时，中国人就告诉他们，作为政府的主要「走狗」，他们将受到刑事审判。当时中国人宣布，每个 犯人的首要职责是「认」罪，以便能够服罪。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养活了你？」正确的答复是：「人民—即我剥削的那些人。」为了暴露自己的罪行，每 个犯人被迫交待自己从八岁以来的个人经历—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月。接着是七个月的学习、自我批判以及斗争—这些安排是想让犯人坦白认罪，这是在履行共产党 人的思想观点。
实际上，这些步骤反映了强加于全体藏族的措施。只是在监狱里，实施这些步骤的方式更为激烈罢了。一天早上，丹增曲扎在监狱卫生间里洗脸时，遇到了们 门孜康的一位同行。尽管四周有一些看守，但他还是抓住了这一时机，透露了他刚刚听到的一条消息。当时是五月份，一些犯人看到了报导达赖喇嘛抵达穆索里的消 息的报纸。丹增曲扎悄悄地对那位同行说：「现在没有必要担忧了，因为圣神的达赖喇嘛已安全抵达印度。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得知这一消息。」在斗争会的压力 下，丹增曲扎的那位同行将这番话报告了中国人。当斗争会还在自己的监牢里召开期间，丹增曲扎又继续犯下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以前曾与五位朋友交换过反 中国的看法，结果其中三人也来到了这个监狱。他认识到就是一件小时也能变成罪状，因此他写了张纸条给这三人，叫他们不要提起以前他们的交谈。尽管他递这些 纸条无人发现，但后来他们全被发现了，这三个人在压力的威迫下，供出了条子是丹增曲扎写的。接着，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被指控是贾乐顿珠的同谋。中国 人认为嘉乐顿珠根据台湾的指示，策划了这场叛乱。
审讯于六月上旬开始。一位军官在两名挂手枪的副官的陪同下，来到了丹增曲扎的牢房，并让一名武装看守在门外站岗。这位军官扬了扬手，叫他的副官坐在一侧，然后命令丹增曲扎坐在牢房中间，四周也是囚犯。
丹增曲扎已经目睹过几次斗争会，它的确令人可怕。共产党使用的审讯方式十分独特，比国民党占领康区时采用的办法还要狠毒。国民党只是将犯人双手绑在 身后，然后在脖子也绑了根绳子。共产党的新办法要复杂得多。绳索得先在胸前交叉，然后螺旋似地捆住双臂，双手绑在一起，并被拽到身后，还拼命地向时拽，几 乎超过头顶；然后，绳头再分别经过双臂腋下，穿过胸前事先结好的小环，再往下拽，顿时双臂勒得十分难受，面孔骤然变形，一副可怕的模样，但又不至于使犯人 窒息。这样折磨使人痛苦不堪，甚至会使犯人大小便失禁。
审讯丹增曲扎医生开始时是提问，内容涉及他在恰得寺的生活经历。他在上医学院之前，就是住在这座寺院。他如实作了回答，说他是在学习佛教。那位军官 问到：「你当时的思想是什么？当时你一定有资产阶级倾向？」由于丹增曲扎不能确切理解「资产阶级倾向」为何物，因此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一提问。然而当提问一 步步深入时，也由沉默变成有意对抗。他意识到，中国人看中他已有目的：就是为了搞臭达赖喇嘛。军官告诉他，如果丹增曲扎要免遭挨斗，他就必须详细提供「达 赖阴谋」的每一细节—-亚西公馆的种种活动，嘉乐顿珠与那些外国人有联系，他们谈话的确切内容。此外，他接着又说，尽管达赖喇嘛是一位宗教人物，但至少丹 增曲扎应该清楚，实际上达赖喇嘛是盗贼，是杀人犯，而且他还乱搞女人—尤其是他还与自己的大姐姐次仁卓玛发生关系。军官期待着丹增曲扎能证实他的这些指 控，但他却回答说，他作为西藏领袖的医生，只有每天拂晓给达赖喇嘛摸脉时，才能见到他，而且时间很短，这位医生解释道：「用这些谎言谴责圣神的达赖喇嘛是 不可思议的。对于我们藏人来说，他就如同我们的生身父母，他是我们的心。谁又能说那些话呢？」
但是，丹增曲扎伙伴中的三名犯人—在接受了斗争之后—却决意要支持中国人。他们成了「积极分子」出卖别人，他们得到的报偿是：获释出牢房。如果在后 来斗争会上，他们有任何心软表现的话，中国人就会有所指地向他们发问：「难道你们同他共裤连裆。」这些发问逼着他们站到了斗争的前列。因此，丹增曲扎医生 清楚自己挨斗的时候到了。经过几天的盘问之后，一天早上人民解放军的一位指挥官特意表扬了那些积极分子：「你们表现不错，值得表扬。但是，我们必须彻底捣 碎这个反革命老窝。你们应该紧逼丹增曲扎，问清他几个问题，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那天的盘问刚刚开始，那位军官就瞪了一眼积极分子，其中一位立即站了起 来，说：「如果你还这样扯谎下去，出路只有一条，钻黑暗的死胡同。因此为了你自己，你也应该向我们坦白交待你所知道的一切。」当他还在说话时，其它积极分 子冲上前，一把抓住丹增曲扎，将他的手臂绑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绑的方法与以前的不同。绳子的两头向下吊，他们紧紧抓着丹增曲扎的双臂，审问人在高声尖 叫，要求他谴责达赖喇嘛与其姐姐发生关系，犯下乱伦之罪。丹增曲扎拒绝之后，审问人将一只鞋脱了下来，用鞋子猛抽他的耳光。这是给同牢房的其它人发出的信 号，叫他们也动手 在看守的密切注视下，他们真的动了手，扯医生的头发，拽他的耳朵，照着他脸上吐口水，挥舞拳头，直往他脑袋上捶打。丹增曲扎医生的双 臂很痛，失声大叫，但直到他双腿站立不住倒在地上时，军官才叫大家住手。稍事休息之后，大家又开始打他，周而复始，整个上午都是这样。最后，他完全失去知 觉，脸上身上鲜血直流，青一块，紫一块，四处发肿；他听到军官下令住手，这次斗争共持续了四个小时。他刚刚松绑，又戴上了手铐脚镣，中国军官直接对丹增曲 扎说：「如果你讲真话，承认达赖喇嘛的犯罪行为，你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你将获释。记住你的朋友们的提问，好好想一想。」讲完这番话 之后，丹增曲扎被带离这个牢房，他被领到了东北面的那些牢房前，与别人也就中断了联系。
丹增曲扎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给关进了一个漆黑的房间，四英尺宽，八英尺长，墙上离地面高高的地方有一个铁窗，还有一个六平方英寸的小洞用来送 饭。泥土地上有一个草垫子，一件人家丢掉不用的军大衣，还有一个尿桶。他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半月了，接着，他得独身一人在这里待四个月—也就是1959 年夏季的剩余月份。这段时间从头至尾，他都像下面所讲的那样生活。早上，厨房的工作人员打开门上那个小窗口，他戴着手铐脚镣也尽量站起来，将碗伸了出去， 接到的是一个小馒头、一点米饭和蔬菜。饭后，他得坐在草垫上，整天反省自己的罪行。他不能躺下或休息，因为送饭进来的那个小窗口经常会被突然推开，中国看 守的双眼会朝里瞧，看看他是否在反省。只有每天晚上去上厕所时，他才能短暂地轻松一会儿，看看夜空，吸吸新鲜空气。实际上，丹增曲扎的脑袋里乱的乱得像一 锅粥，情绪低落。挨了那顿打，疼痛逐渐消失之后，他就总是恍恍惚惚，有时竟然眼睁睁地顶着石墙，肯定自己不久就会被处决。他想象自己两侧是一排排的人，全 部被锁在漆黑的房子里，等候死神降临。夜晚，他的梦成了一个回忆往事的大杂会：儿童时代，学医、行医中夹杂着被捕的情景，监狱生活和那次挨揍。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唯独的希望就是去死。不过，虽然他已找到了自杀的办法，但他却将自杀排除了。当犯人被领着去拉萨河洗澡时，朗嘉扎仓的一位喇嘛就投河自尽了。但这 只是例外，丹增曲扎像大多数藏人一样，他害怕自杀所带来的后果甚于眼下所忍受的苦难，无论这样的苦难有多么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众生万物多 得数不清楚，而人却并不多，众生万物要想再生转世成为人类的一员，是难上加难的事情。我们确信，自杀上犯罪行为。自杀无异于在占有一袋真金之后，却不去用 它，而将这袋真金扔入大河。根据佛教的观点，如果有谁自杀，那么他至少在将来的五百次再生转世时，毫无希望进入人类的圈子。」
每星期的最后一天，总有两名看守要到曲扎医生的牢房中来，大声命令他站起来，然后枪口对着他，将他赶到监狱的院中央支起的一顶铃形帐篷前。帐篷里坐 着公安厅的一位干警，他前面是一张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摆的桌子，旁边有一位藏族翻译。曲扎医生被推到地上的一个座垫上，又遭到审问。问题总是这样开头： 「你决定坦白了吗？」当丹增曲扎回答说，他一直讲的都是真话，这时，警官就会大发雷霆，高叫：「你这六天都想了些什么？」并且他将手枪从枪套里掏了出来， 啪的一声扔在桌上。这样交往了几次之后，他威胁曲扎医生，再顽固下去，后果自负。一个月后，后果也就真来了。
7月中旬时，曲扎医生成了第二次斗争会的对象。他被从隔离牢房里带了出来，路过了南边的牢房，被安排在他那些旧牢友的中间，就象以前一样。这时，负 责军官问他：「你认清现实没有？你现在坦不坦白？」尽管曲扎医生有些恐惧，但他仍拒不回答。他又被绑在木板上，再次挨打。人们用笨重的靴子反复抽打他的面 部，他的双眼很快就模糊了，倒并不是鲜血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而是因为眼睛受了伤。几个小时之后他被拖到了自己的牢房，他意识到自己左眼视网膜已脱位，右眼 珠已经到了眼窝的左侧，因此视线也就不能集中于前方了。后来几天，他发现他上面那排牙齿已经全部松动。起初，他还可将牙齿推回原位，但不到一个月，上排的 牙齿就一个个地全掉了，只留下了一些有伤口的小洞，牙龈仍然红肿有血。尽管当时疼痛逐渐消失，但曲扎医生那损坏的牙齿和眼睛却永生永世使他不能忘记第二次 斗争会。然而，下个月又挨了第三顿揍，这次更凶。
8月，由于曲扎医生在每星期一次的审问会上拒不交待，又让他回到了原来的牢房。接着又是那些令人无法相信的问题，然后是绑在木板上，在怒火冲冠的军 官命令下挨一顿臭打。他的双臂被捆绑得几乎断了一样，头部和脸部也由于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袭击而红肿。曲扎医生逐渐丧失了疼痛的任何感觉。他仿佛昏昏欲睡， 四处飘游；他唯独的感觉就是特别口渴。他感觉越来越渴，接着他双眼发黑昏了过去。他恢复知觉时，挨打的情景仍在脑海中一幕一幕出现。实际上，他是躺在隔离 牢房的地上；刚才有人对着他的脸部浇了一桶凉水。看守见他苏醒过来之后，猛然将他拉起来，铐上手铐，然后让他倒在草垫上。
曲扎医生接下来的印象是一帮人进了他的牢房。其中一人肯定是中国人，他是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几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牢友中间，人们告诉他发 生了些什么事情。他昏倒之后，请来了一位解放军军医，实际上还是不想让曲扎医生死去。医生检查完之后，说曲扎医生已濒临死亡，扬言对这一病例拒不负责。这 一消息传到了该监狱的最高官员耳里，他派了一位大员来到了他们这里。当时那位负责审讯的官员也在场，这位副官警告说，如果丹增曲扎医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他们这些犯人就得负责，并将受到惩罚。他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不许殴打犯人。你们唯独的任务就是学习，不是互相伤残。现在 你们必须讨论讨论，找找原因，为什么要打人，谁的责任。」不久之后，斗争会的形式结束了—-然而，这并不是因为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新政策，而仅仅因为弄清谁 是最危险的反动派这一初始阶段已经完成。
1959年10月15日，全监狱的七百名犯人在监狱的南部排成长列，周围是中国的军队。监狱最高长官在一张桌子前坐定后，说：「你们当中有那么一部 分人，坚持扯谎，拒不承认事实，我们已经决定将他们送往中国内地进一步学习。那里的条件远远比这里要好，粮食更充足，他们的需要一定会得到充分的照顾。」 接着公布了七月份的审问结果：四名犯人获释，二十一名送纳金水电站工地劳动，送往中国内地的七十六人于两星期内启程。但是，直到临出发的前三天，犯人们才 知道去中国内地的是哪些人。10月29日上午，曲扎医生接到通知，他也去中国内地的犯人之列。因为他既没有受到指控，又没有判刑，所以很难相信他还要去中 国。因此，他认为这些犯人是去哪个附近的地方，然后找个借口将他们全毙了，将他们隔离开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翌日，丹增曲扎的手铐全给下了，他与其它七十五人一道乘车来到了罗布尔卡。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天二夜，丹增曲扎医生逐渐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以前这 些人都是西藏社会和政府里的大官贵人。大家的看法一致：即使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终点站，那么他们被挑出来，这一点就足可以消除一切怀疑，说明他们的剩余时 日已经不多了。出发的那天早上，他们获准向亲人告别，使得他们的恐惧心理有增无减。破晓时，犯人们被带到一道墙跟前，每次叫他们过来二三个，来到一扇窗户 前，给他们严格规定了几分钟，让他们与亲人待在一起。尽管中国人扬言，如果有一个藏人动感情，他们就得取消会见，但谁都流下了眼泪。看守叫那些剩余的犯人 安慰他们的亲属，他们十分幸运，他们将去祖国—–接受教育。在这道墙的另一端，犯人的亲属—-他们都带来了吃的、穿的和毛毯—得到了承诺，他们的亲人在中 国的生活条件一定会尽可能地好一些。然而，中国人却允许犯人收下那些礼物。
当叫到曲扎医生的名字时，他来到窗前，见到的是他哥哥多布吉。多布吉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一把将丹增曲扎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曲扎医生说： 「你最好将我永远忘掉。你回家去，好好照料自己吧。」多布吉给他带来了糌耙、一条垫在床上的羊毛卡垫、两条毛毯、一些衣服、一只碗和一个脸盆。他弯腰将自 己那双高筒藏靴带解开，但丹增曲扎坚决不接受这双靴子，他说：「你还必须穿这双靴子，但我却无此必要了。」
告别见面结束，犯人被领着走进了两辆没有蓬布的军用卡车，四个角下各有一名士兵。前面一辆卡车开道，上面架了一挺机枪，枪口对着这些藏人；后面一辆 卡车押后，上面有十名士兵，也架了一挺机枪。车上没有地方坐，因为每辆卡车上都有三十八名犯人，大家只好肩靠肩站着，默默无言地望着前方。这时汽车发动， 朝前驶去。此时犯人的妻子们说了几句掩人耳目的话，高声大叫西藏历来驱逐苦难的那几句话：「让你们带走西藏的全部苦难吧！苦难全滚蛋吧！」曲扎医生和他的 伙伴们真的是去中国。11月1日早已定为将犯人大批从拉萨转移出去的日子；他们前面有很多车队，当他们驶经哲蚌寺后，他们前面的路上又跟了六部卡车，上面 是哲蚌寺的三百名喇嘛，他们全都只有十三、四岁。他们的车队增加到了十辆，共四百多人，朝北行驶，直奔当雄。他们停留的第一个大站是那曲。在旅途全程，犯 人们不得不站在车上，当他们翻越那些高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口时，晚秋的寒风刮在脸上就象鞭子抽打一样。晚上也很难休息好，他们每逢到一个村庄过夜，总是住 在最大的地方—-为方便起见，常常是一个房间，因为空间太小，有一半人要坐在别人的大腿上。每天夜晚，时而有人高声尖叫，不是压住了手就是踩了脚；那些晚 上要起来方便的人，也只好用自己的碗将就了事，每当这时，还必须自己将碗端平，以免尿会溢出来。每人的粮食定量大幅度减少，现在每天只有一杯开水、四个馒 头，因此大家都感到十分烦躁。
出发后的第十一天，车队在青海湖的北岸停下来。在这里犯人改乘火车，朝东面的甘肃省会兰州驶去。尽管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见到过火车，但眼下因为太 累，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它。他们围围坐在一起，取暖御寒，看着灯光在车厢内跳来晃去。一天之后他们抵达兰州，两队人马分开行动；那些年轻喇嘛继续坐火车前 往中国内地，而曲扎医生这帮人却又坐上卡车，再次朝北驶去。多少世纪以来，兰州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它周围的村庄却是一片荒凉，中国人总是不去管 它，在这里居住的只有回族，他们也是少数民族。在兰州城的北端，黄河淤泥堵塞，自西向东，奔腾不息，再过去就是蒙古，那里完全是一派异国他乡的风光，这一 点长城的残垣断壁可以作证，还有戈壁沙漠的边缘地带。
犯人们乘车前往腾格里沙漠，它是戈壁滩的边缘地带。腾格里沙漠宽大无边，碎石遍地，它是风暴和冬季狂风的起点，大风在它与长城之间的沙漠上大发淫 威。人们一直形容这块荒凉的大地有「三多」—风多、沙多、石头多，「三少」—-雨少、草少、土壤少。这里不过一直是人们过往的地方—-蒙古人去西藏朝佛 时，自北向南而来，然后又自南向北而归。在丝绸之路上还有东来西往的商人。然而，对这块地方，共产党却派上了新用场—-广阔的犯人区，似乎还很理想。
甘肃和安多（中国人已将其更名为青海)北部的荒凉大地上，监狱究竟有多少，这只有北京的那些人才知道。不过，人们估计，这两个省的监狱不计其数，犯 人总数高达一千万人。正如1979年的一期《时代周刊》所形容的那样：「它是一个黑洞，这里的消息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甚至中国的其它地区也对其了解甚 少。」
由于青海拥有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几乎无法进入的地带，因此1949年过后不久，它就被选中作为中国将来关押大多数犯人的地区。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还只 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劳改营，每个劳改营的犯人人数不过几百，和一些帐篷，四周围了带刺的铁丝网—有时安的是电网。犯人的第一任务是用砖头、泥土建造自己的监 狱。到五十年代中期时，这些劳改营被大型监狱所取代—这些监狱如同城堡一般，沿着简易公路连绵— 数英里。每个监狱关押一千至一万名犯人，这些地区的监狱是整个监狱体系的主干。曲扎医生的这队人马去的兰州北部的这个地区条件最糟糕。接下来条件很苦的地 区有四个：两个在青海省西宁北面，一个在西宁南面，一个在正西方，相距西宁四百英里，位于去新疆的途中。监狱和劳改营与游民部落相互交织，使这大片农村地 带染上了鲜明的色彩。
日落时，藏人路径一个村庄，这里的房子是用干打垒的方式盖成的，边上有几棵东倒西歪的大树。再往前走五英里，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朱镇监狱。像城堡一样 的铁丝网围了四个地方，每个地方之间的距离很大，这也就是整个改造营。他们驶进其中铁丝网圈围的一个地方，卡车驶往监狱工作人员的住房和一个建筑群。这群 建筑后面是监狱围墙，二十英尺高，五英尺厚，长半英里，宽三百米左右。东墙的正门上插着红旗，两侧各有一座岗楼；西墙中部另有一座岗楼。围墙里面是牢房， 沿中央的院子一字排开，有的牢房关押十四人，有的关押二十七人，这里的犯人共计一千七百人。厨房是沿西墙一线的房子，厕所位于西南角。大门左侧挂着一个告 事牌。犯人基本上是汉族和回族的上流人物：回族军阀马布芳部队的旧军官、医生、教授、法官、旧政府官员以及现在称作反动派的知识分子。显而易见，从这里是 无法外逃的：这个地区太荒凉，太偏僻，单独一人活不了几天。
进院子后，四名一直陪同他们的藏、汉官员对他们进行了安排。这些官员与朱镇监狱的官员一道工作。每人发了一顶帽子、一双手套、一条棉被、一套青色或 海军蓝囚衣，裤子是背袋裤，十分拥肿，过了不久人们就叫这种裤子为「肥大裤」。对每个人所带的包裹逐个进行检查，几乎所有东西—-包括铺盖、炊具以及换洗 衣服—-全都收走了。接着犯人被带往自己的牢房：这是三间大牢房，每间能容纳二十七人，在监狱南侧的厕所旁边，这里有一道内墙将这些牢房与中央院子隔开 了。这些牢房完全一样：牢房的四周有窗口，玻璃上糊了报纸，但留下了足够的地方没有糊，以便看守人监视牢房内的情况。两个土台子有房子那么长，中间是一道 走廊，走廊头上有一小块供休息的空地。土台子离地面二英尺高，上面铺了稻草，垫着睡觉，这也就是监狱的炕了。炕历来是中国大西北的床铺，冬天下面可以烧 火，这样睡在炕上的人就总会感到暖呼呼的。不过犯人没有燃料，因此也就无法去取暖。第一天晚上，藏人蜷缩一团，他们发现每个土炕上勉勉强强只能容纳十三、 四个人，这样人们就争先恐后抢地盘。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在每个人头上的砖墙上划了分界线，分界线表明，每个人睡觉时只能占宽一英尺半的空间。
这个劳改营里已经关进了两名藏人。将这两名藏人同他们关在一起后，他们两人才告诉他们，三年前的1956年，安多地区的第二大寺院拉卜楞寺的三百名 喇嘛被关押在此，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其它人已饿死。两个月后，在中央院子的厨房前演出了第一场宣传戏，西藏中部的人士即刻注意到，用作背景的那块栗 色幕布是用喇嘛袍缝制而成的。接着，有一次他们当中的一个被分到库房里干活时，看到了一些特点鲜明的喇嘛靴，靴底因为干重体力活已经磨得所剩不多了，只有 上面那些皮子还保存下来，一备将来再用。
他们抵达的第二天，就熟悉了朱镇监狱的规定。除了有必要外，不得与外界通信联络。看守告诉他们：「这是座绝密监狱，专门关押那些罪行最严重的犯人。 不允许散布反革命谣言。」根据陪同他们的官员们的建议，在每一至十五人一组的犯人当中指定一名「进步犯人」当班长。尽管班长也同其它犯人同一间牢房，但他 却可以免受斗争之苦。作为回报，他必须向中国人报告所有情况，甚至连犯人之间传递眼色也不例外。因此，从他们一跨进朱镇建议的大门以来，囚禁他们的还有一 座肉眼看不见的监狱，几乎无异于禁止任何行为举止。人们平时交谈完全是为了讲给那些告密者听的，总是诸如此类的套话：「这里的条件好极了，我们非常喜 欢。」
每天破晓，犯人要集合。犯人得在各自的牢房前站成一排接着有人领着他们大声歌唱，歌曲的第一段歌词是：「莫斯科领导闹革命，帝国主义吓破胆。」然后 他们排着队下地干活。中午回监狱吃饭，时间很短；一天劳累之后，吃晚饭前还得再次唱歌。晚饭也像中、早餐一样，是在厨房工作人员旁边的房间里吃。晚餐后是 「政治学习」，一直要到十点才结束。然后犯人上炕就寝。每过十天，犯人就得经受一次审问，无人例外。此外，中国人可以随意提审犯人，将他们带到朱镇监狱围 墙外的工作人员的一间小房间里，四个人整天轮番发问，企图拖垮犯人，以求得到他们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的详情细节。除此以外，犯人总是集体活动，下地干 活，甚至上厕所都得由看守监护，集体行动。
当时正值「三年歉收」期间，朱镇监狱生产的农作物并不是给犯人自己享用，而是供应其它工作人员和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看守部队是人民解放军，士兵只 要看到超越自己看守范围，就可以开枪射击。每个犯人只发了一把铁锹，每天必须开垦足够收获三十磅小麦的荒地，还要包括开挖水渠。垦荒时要挖一英尺深，面积 约四千平方英尺。这项工作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是石头不多的荒地，一个强劳力也很难完成任务。但荒地常常是又坚硬，石头又多。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犯人将大石 头搬走之后，又得尊命去附近的地方运沙土；两人一组，一根扁担挑两只筐，然后犯人将新土和老土混在一起。速度是关键。他们实行的是记分制，完成定额的犯人 就得分，完不成定额的要受罚。挑沙返回时，犯人就可以收到一蓝纸条或白纸条；每天收工记数时，纸条数也就是某一犯人所挑的筐数。第二天，表现最好的那个队 的地里就会插上一面红旗，而其它所有没有达到这个队的水平的队就得延长劳动时间，晚上的会议时间也得延长。因为常常有人昏倒在地，所以事先就备好了担架。 如果地里离挑沙的地方近，每天可以挑六十担，但往返都得跑步才行；如果较远的话，就只能完成二十五担。
再教育是在晚上会议上进行，学习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大事。最常见的内容是：讨论通过艰苦劳动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安定的关键的观点；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如 美国、英国、日本历史上是怎样压迫中国的。中国人要求犯人对眼下讨论的问题谈个人看法。不过，起初他们不得不学习那些正确的词汇。中国人称他们为「石头脑 壳」，翻覆挨斗，直到不久之后，大多数犯人也就知道说些什么了。第一个发言的会这样说：「西藏是反动的农奴主以及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封建社会。毛泽东同志 解放了祖国，我们与地斗，与天斗，种植的农作物应有尽有，因为我们的人民过上了和平、幸福、繁荣的新生活。」第二个即席发言的人会说：「帝国主义和反动集 团狼狈为奸，剥削人民，但现在它们全被打倒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的先锋，是因为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目前，只有他才能为当之无愧的领 袖。」
夏季来临，炎热的沙漠高温取代了又干又冷的气候。繁荣领到了又肥又大、像纱 布似的棉制服。 1960年 5月1日下午，也就是藏人抵达这里六个月之后，厨房工作人员来到了他们牢房，提了蓝平常吃的馒头和一桶青菜，不过，馒头只有鸡蛋那么大。犯人们问馒头为何 这么小，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每月的粮食定量由每月十六磅半减到了八磅半。从此以后，每天只给三个馒头，而且再也不是白面馒头了。为了节省更多的粮食， 朱镇监狱的领导将消化不了的草根树皮也和粮食搅拌在一起。三种草根树皮最易辨认：一种是远离监狱的一片小山上的树上剥下来的腐朽树皮。将它磨成粉末，并与 面粉掺和在一起后，馒头变成了红色；吃了这样的馒头，胃部沉甸甸的，十分疼痛。如果消化时间过长，树皮就会在肠胃里剧烈发作，像流血一样疼痛；这些东西还 只吃了几天，犯人们就发现自己大便带血。掺在一起的还有 壳。秋天时还得加一种原料，它使得馒头面目全非，这就是黄豆加工之后的废料。黄豆用来为监狱的工 作人员做豆腐，而将豆渣蒸一蒸，看上去像粥一样，再与面粉搅拌在一起。但这样的粥太稀，只好将锅挨个端到每间牢房，给每人分两匙稀粥。冬季，吃的东西就包 括白菜和其它青菜外面的几片菜叶，而菜心已经让看守给吃了。当时连一种当地的大绿叶、上面开黄花的植物也用上了，这种植物就用清水煮，然后给每个犯人分发 一勺，一顿饭总共不过一口食物。
饥饿压倒了犯人的所有心思。秩序也乱了套，强者欺侮弱者，为的是要得到一大勺青菜。这样中国人也就拿着双筷子，每勺都拨弄拨弄，以便保证每勺的东西 多少一样。即使如此，犯人们对于分菜不均的可能性，变成了对他们各自饭碗的大小不同的争执。这里发的碗从来就不是一种规格。因此，每个人都从获准保存下来 的亲属送的礼品中拿出只碗来，如果没有的话，就想法从看守看守那里弄一只碗。办法各种各样，曲扎医生带来了一个茶缸和一个脸盆。当用茶缸吃饭太小时，他偷 偷摸摸地从住在朱镇监狱围墙外的那些获释囚犯处弄了一把剪刀，他们眼下仍在这里劳动；他用这把剪刀将脸盆的四边剪下去了一些，这样他的脸部也好靠下去，可 以将盆中食物舔干干净净。大多数犯人没有这么幸运。一些人有杯子，一些人有罐头盒，其余的一些人则有金属烟灰缸—是中国人发的。最可怜的是那些只有木碗的 人。最后人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食物分完之后，而又没有吃之前，不规则地交换盛食物的器皿。这样倒恢复了一些平静，不过到下个月时，这个问题也就变 得无关紧要了。
夏季开始时，出现了饥饿的第一个症状：极度虚弱。当行走时，犯人们常常感到双膝打跪，一些人摔倒在之后，要就站不起来了。即使他们坐下来后，不休息 几小时，也无法行走。到七月份时，大家都瘦得剩了一副骨头架子。胁骨、胯骨以及胫骨直向外凸，胸部朝内凹，瞳孔胀得大大的，牙齿也出现松动。以前曾经黑得 发亮的眉毛、头发变成黄褐色，然后成了米色，最后开始脱落，头发只要轻轻一扯，就会从头皮上脱落下来。每天早上，那些能起床的犯人用双手扶着墙壁，一点一 点地向上挪，小心 翼翼地保持着头部的平衡，尽量不要让自己倒下去。站起来之后，他们又头晕目眩地穿过草垫，沿着炕的后部来到了牢房门前。从这里他们去厕所时，得靠扶着沿途 的窗沿和墙壁，才不至于摔倒。从此以后，谁也不能四平八稳地行走，更不要说跑步挑沙了。腿部关节就像僵了一般，拖着双脚朝前走，因为双脚肿得无法抬起来。 晚上犯人回到监狱牢房里时，小心地弯下身来，一只手扶着墙壁，另一只手扶着脑袋，倒在土炕上；人是朝一头倒下的，由于自身的体重根本就无法控制。
第一个死去的人，是那曲来的一位喇嘛。以前，他曾在地里昏倒过多次，每次都得用担架抬到医院病房，在那里休息几天。九月的一天，他躺在炕上再也爬不 起来了。监狱看守进了牢房，质问他为什么不出去劳动。他回答说：「我连双腿和头也抬不起来，又怎么能干活呢？」接着他说了几句挖苦的话：「现在我终于弄懂 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很好。我是个不能动弹的人了，允许只能活一两天了—-就这么多，而现在居然还叫我去干活。这的确是为民政策。」说完这番话之后，人 们就将他送到了医院。两天之后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他在这里闭上了双眼。
死人的事，曲扎医生和其它囚犯已有一年半的思想准备，几乎每天都担心会发生第一起这样的事情，现在之所以印起了人们的注意，是因为过了这么久才饿死 了第一个犯人。人们的反应漫不经心，犯人来到朱镇监狱之后，还未曾有过精神崩溃的病例，没有恐惧沮丧的神情，现在也是如此。除了老是为吃饭争吵不休外，饥 饿压倒其它所有的感觉。不过藏人现在意识到，他们不会被枪毙或死于严刑拷打，而是会因强制劳动而丧命，这样那些当权人物（至少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也 就似乎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几天以后，接着又死了一个人—-他是一名政府官员，名叫朗达加央，他的妹妹后来与一个美国人结了婚，并移居美国。此后，每个星期要死两三名犯人，间 隔最长时候也不过两个星期。过程总是相同无异。那些纯粹死于饥饿的人，总是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他们的呼吸越来越短促，声音越来越微弱，到最后时刻，嘴里往 外冒唾液，接着就死去了。而有时候，人死之前，得在人世间苟延残喘几个月之久。拉卜愣寺的二名喇嘛，虽然逃脱了该寺二百九十八名喇嘛的同样命运，但其中那 位年纪大一点的喇嘛，就是拖了几个月之后辞别人世的。他两个月时间卧床不起，仅靠其它犯人喂他几口稀饭和白开水维持生命。每次吃了些东西之后，他就恢复了 气力，四周瞧瞧，甚至还能与别人简短交谈，然后又恢复了半昏迷状态，口中直吐泡沫。而其它人滞留人世的时间却只有几天，曾任拉萨贡本拉康堪布的一位喇嘛就 是如此，他也是早期的死者之一。对于晚上去世的那些人，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就将他们抬走，将他们身上有用的东西全取下来，然后将尸体堆放在厕所前。拂晓 前，一个三人掩埋小组就会将尸体运出监狱，坟场位于离监狱围墙不远的野外。掩埋小组随手捡来一些手掌大小的石头，用红颜料在石头上写下死者的名字，然后将 石头置于墓地上面。由于土太硬—-冬天冻结成板，夏天却变得干燥，松软有弹性，因为只能挖一个浅坑，赤裸裸的尸体就给扔进坑，也没举行任何仪式。曲扎医生 见到过中国犯人的家属在这里游来逛去，企图找回死者的骨头。这些家属有的来自远方北京和上海，结果一到达这里，得到的却是亲人去世的消息。监狱借给他们一 把铁锹，并叫他们自己去寻找亲属的尸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将尸骨带走—-真是令人可怕，令人心碎，因为有时候挖出来的尸体还没有完全腐化。
而对于犯人来说，不时死一个人，倒可以提高他们的粮食定量—至少有一天可以这样。如果犯人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将死人的事瞒住看守，这样死人的定量也 就给保留下来了。曲扎医生也曾从中受益。一天早上他醒来时，发现躺在他身边的那个人纹丝不动，情况异常。他推了推他，仔细听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死了。这 时睡在他身边的另一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两人都同意，用毯子将死者盖上，但还露出了一些部位，并告诉周围那些人—-中国人来了时，也告诉了他们，说他 病得太厉害，不能动弹。这时，他们就多得了一份饭，待到厨房工作人员走后，他们将这一份分吃了。
随着死亡率的升高，藏人开始啃吃衣物。曾经用来捆绑从西藏带出来的包裹的皮带，他们也用石头、铁锹将其按每天一份弄断。干活时他们口中就慢慢嚼上一 根，但愿可以恢复一些体力。对于小小的皮袋也是如此。曲扎医生有一件上衣，衬里是皮毛的，第一个冬天这件衣服给他添了不少温暖，但第二年夏天他却被迫吃掉 它。他光吃毛皮。当冬天再次降临时，他设法弄了少量的灌木，在炕下面点了一把火。他将这件衣服的剩余部分一点一点地烧烤了。犯人在往返地里干活的途中，他 们捡了一些植物—-蒲公英最受欢迎，能吃多少就捡多少，从当地为数不多的几棵树上摘一些树叶，打狗，捕捉昆虫，挖洞找虫子。特别是寻找一种虫，它可以作食 油，因为在他们的饮食中根本就没有脂肪；这种虫浑身白色，黄脑袋，犯人们管它叫「玛帕」，仅次于最好的食物，也就是糌耙拌酥油味道最好的吃法。
更为常见的食物来源是中国看守扔掉的废品。一大群一大群的犯人，围着扔在路旁的骨头和果皮。那些先到的人就算幸运，他们慢慢咀嚼自己找到的这些东 西，让其能维持几个小时。但是，这样寻找食物所带来的后果却可能十分危险。一天，曲扎医生被安排到监狱围墙外的一个垃圾堆干活，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位名叫洛 桑土登的旧政府低级官员。这里地方很大，监狱的垃圾全往这里倒，中间还混杂着人粪，然后再将这些东西运到地里肥田。他们两人一道将大粪铲到大桶里，让同伴 们再将它挑走。洛桑土登正铲着时，见到一头小死猪—-是监狱工作人员饲养的—–但几乎全部腐烂了。当看守没有注意时，洛桑将死猪拿到手，对曲扎医生说： 「我们应该吃了它，允许对我们会有所帮助。」他将死猪身上的大粪擦掉，将小猪撕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食用的猪肉。肩部倒有一块肉仍呈红色，约手 指那么长。接着他决定它带回监狱，吃晚饭可以和青菜一起吃，美美饱餐一顿。曲扎医生劝同伴立即将这块肉吃掉。丹增曲扎医生说，一方面他身体很弱，吃了肯定 立即见效；另一方面如果在监狱大门口检查时被发现，那就可能印起麻烦。洛桑土登根本不听，他反而将那块猪肉装进了自己后背的衣袋。结果正像曲扎医生预先警 告的那样，当几个小时后在晚上进行检查时，肉被发现了。洛桑土登身上的这一小块猪肉激怒了中国的监狱看守。当天晚上洛桑遭到威胁和漫骂；第二天上工时间推 迟，在监狱的院子当中召开了全体囚犯参加的斗争大会。洛桑土登被带了上来，五花大绑。监狱的最高长官愤怒无比，高叫：「吃这样的脏东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莫 大污辱，是对国家的莫大污辱，找到什么东西就吃，这是企图直接与政府作对。这里的条件和粮食定量都很好。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污辱行为，必须通过斗争会予 以纠正。」「积极」犯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像通常一样拳打脚踢，「斗争」洛桑土登，重复着那些对洛桑的指责。但过了不久，洛桑一头倒在地上。后来，他不能 行走，无法照顾自己，只好让别人给送到了医院。四天之后他在医院去世，就是为了一块一英寸半的猪肉。
虽然对犯人采取了这么严厉的报复行动，但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会再蒙受损失，因此几乎仍是我行我素。有一次，一些中国犯人揍了厨房工作人员—-这些人 一个个吃得圆滚滚的，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在离开厨房回家时，一蓝蓝的馒头给带走。这些犯人尽量抓了一些馒头，边跑边吃；但当天晚上，一个不剩地都给查了出 来，并受了惩罚。即使不去惹看守，也会招来残酷的虐待，这也是常有的事。一天，曲扎医生在上厕所，一名中国犯人也进来解手。他身体太弱，刚刚蹲下，就一头 栽在地上，口吐白沫，不能动弹。这时一名看守走了进来。他脚踢犯人，责怪他躺在厕所里，一分钟后他当场死去了。讥讽是看守所喜欢的骂人方式。曲扎医生亲眼 看见过一名中国犯人被拽到田头，看守们指责他「太懒惰，不想干活」。他无精打采地动了几分钟之后，倒在地上就死了。又有一次，一些中国犯人被别人发觉在啃 一只驴头，这只驴头也是在洛桑土登找到小猪的那个垃圾堆里翻出来的。他们被铐上手铐，挨了一顿毒打，被带到九百名犯人面前挨斗。监狱工作人员开口就骂他 们：「你们这些国民党军官，以前拼命压迫百姓，现在你们居然想通过吃驴头来污辱共产党。这就是你们的死因，因为你们不懂得怎样照顾自己。」曲扎医生也挨过 两次斗，都是因为在食物方面犯有「污辱行为」。一次，他在吃一个肥料堆里的菜叶时被发现。另一次却与他的学医有关。作为藏医医生，他对植物的知识十分渊 博，因此他总是悄悄地告诉犯人，地里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当然这样交谈是不允许的，因而要担负一定风险。被发现之后，他又遭到审讯，中国人指责他的行为 是有预谋的，是有意与当局作对。这些当权人物从始至终认为，全体犯人「吃得很饱」。
然而人们对于曲扎医生的建议迫切需要。犯人往往是得到什么就吃什么。有些东西并不怎么危险，另一些则不然。一次，一位犯人设法找到了一块羊羔脚骨， 这块骨头上面没有肉，但他将骨头塞在自己的铺盖下，藏了一个月，每天晚上总要将骨头拿出来美美地啃上几口。元旦时，为了体现宽宏大量，宰了一头骡子，供全 体犯人享用。曲扎医生的一位朋友曾是一位贵族家的管家，他注意到建议工作人员将煮骡子的水倒在离厨房不远的一个垃圾堆上；虽然这里并不是厕所，但犯人仍常 在这里撒尿，整块地方到处有一滩滩的尿水。曲扎医生的朋友没顾这么多，他带着茶缸跑步来到了垃圾堆，将表层的一些土弄到缸子里，心想从中可以挤出一些煮过 骡子的水来。他将浸湿的泥土拿到曲扎医生面前，问医生这些泥土对他是否有益。这位管家也像其它犯人一样，晚上失眠，视力减退，耳朵总是嗡嗡直响—-根据藏 医的观点，这些症状都是因为「肺气」上升所印起的，而这又得归咎于饥饿。曲扎医生认为，如果他能从尿水浸透的泥土中得到一些骡子肉的汤水，它就可以用来压 压「肺气」。他的朋友照此行事果然就好些了。但其它病例却没有如此见效。犯人的病情真是可怕，肠胃功能突然完全失调。有个犯人名叫甲村他巴，丹增曲扎医生 无法给他任何帮助，他的大小肠胀破后，就死了。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他不管青红皂白，找到什么野草就吃，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痢疾，几天之后大便中就夹有一种 黏乎乎的像肉冻似的东西。接着，他拉出来的全是水。这时，无论他吃喝什么，都要疼得失声大叫，他感到疼痛不断，无论液体固体食物，他都不能沾边。两天时间 他捧着肚子，躺在炕上，尖声大叫，然后就去世了。曲扎医生推论，他的肠部内壁被哪些粗草刮去，这也就是他的大便中夹杂着黏乎乎的东西的原因。肠子反复被粗 草磨擦之后，就会胀破—这时，他一喝水，水也就会进入腹部，引起剧烈疼痛。最后，当什么东西都不能吃时，肠子的伤口就损坏了消化道，这就导致了死亡。另一 个人叫德钦群培，由于肠胃中有一些无法消化的硬东西，使得括约肌开裂，丢了一条命。
尽管曲扎医生知道哪些东西吃不得，但他却无法长期忍下去。藏人抵达朱镇监狱一周年那天，他也支撑不住倒在地上，被人送到了医院—全体犯人都到过这 里，只是时间先后不同而已。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时断时续地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也就了解到了自己牢房伙伴之外的监狱生活。这所医院—只有一间房子—-只 是徒有虚名而已。除了一些外伤用的药膏和助消化的中草药之外，这里几乎没有医疗设施和药品。偶尔遇到犯人病情危急时，不是打一针葡萄糖，就是喂一茶缸胡萝 卜汤。医院医务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尸体，因为许多犯人都是在医院里死去的。医务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犯人，让他们在医院工作是对他们表现「进步」的奖 赏。实际上，这项工作使他们获益非浅。不仅他们不用下地像牛马似的干活，而且它的确给他们到来了一些额外的食物，因为他们总是将死人情况隐瞒不报，这样就 能够继续领取死人的那份定量。
医院有所谓的医生三名，全是犯人，但实际上只有一人是医生，他也无能为力。其它两人是朱镇监狱仅有的女犯，她们两人表现相当突出，属于半释放的，在 监狱墙外居住的劳改队。以前她们也在监狱里面服过刑，但根据中国刑法规定，刑期未满之前，她们也不能获释。因此，她们的地位只是提高到了「劳改工」这一 级，获得自由的期限总是向后推延。对这样的劳改工不供应饭菜，他们必须像中国的老百姓一样，艰苦劳动挣取「工分」，他们就可以拿这些收入去买定量粮食。在 朱镇监狱，这样得人有八百至九百，他们大多数干的是轻活，是在犯人们已经开垦的荒地上种植农作物。
这两个女医生其中一人富于同情心，没有私心；另一个却出于不得已，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医生是基督教徒，无所畏惧；即使她埃 过多次斗争之后，仍公然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她尽力充沛，技术娴熟，看守们常常依赖她，尽管她常常努力使看守们改变强迫犯人下地干活的决定。她的关心 是朱镇监狱里唯独的人道主义行为。有一次亲眼见到一名中国犯人，他已经卧床几个月，浑身上下起了褥疮。这些褥疮感染之后，上面生满了蛆。每天上午，她从监 狱围墙外来到牢房，坐在他旁边，为他一条一条抓蛆。然后她来到厨房，从炉灶里抓了一些灰，细心将灰压碎，只留下很细的粉末。接着她将这些灰倒在一大块布 上，将这块布垫在病人的背下，这样，大量的蛆就掉了下来。这位病人最终还是去世了，但直到最后一刻，她都一直这样照料他，为他减轻痛苦。
另一个女的叫王珍，她与那位男医生一道是方兴未艾的黑市中心。晚上，厨房工作人员给医院松来了胡萝卜汤 医生列了三个病人名单，每个病人可以吃到 一个胡萝卜。厨房工作人员进来时，会大声叫道：「胡萝卜汤来啦。」这时，曲扎医生注意到，总是那三个藏人吃，而他们根本不是病情最严重的病人。当时他只能 猜猜原因到底何在。监狱领导也感到怀疑，就将医生与有关的病人叫过去，不久就查出来了，是病人用从拉萨带来的鞋、一支德国造的钢笔之类的物品贿赂了医生。 但在这一情况没有公开揭露的很久以前，丹增曲扎医生也卷进去了，他也注意到了这条新的生存渠道。
王珍的活动，远远不限于从她照看的病人那里获取这些小礼品。她的大部分活动，是为犯人以及劳动队的劳改人员内部做交易牵线搭桥。不论成交的是什么东 西，她都要从中获取不少实物作为佣金。犯人们弄到一些衣服来做交易，，而劳改队的人侧想方设法额外搞到一些馒头。为了防止偷种子粮，朱镇监狱的看守，在将 种子粮分给劳改队的成员时，在上面要撒上毒药，虽然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但劳改队的人每次还是得偷上一把，因为他们不会受到搜身检查，然后就将偷来的种子 粮洗一洗。他们自己吃，而将监狱厨房根据各自所得工分分给他们的馒头保存下来，通过王珍进行交易。曲扎医生送给王珍一套旧藏装，羊毛已经磨掉了。作为回 报，他得到了三十个馒头：不运气的是，这些馒头由于加了腐烂的树皮，而变成了红色。王珍拿了其中五个作为对她的报酬，剩余的归他享用了一个月，每次拿两三 个。但无论从事这样的黑市交易能得到些什么，它仍然远远满足不了生存的需要。因此，犯人们依然是能够得到什么就吃什么。一天，曲扎医生看到一个中国犯人在 他杯子里装了一条长长的红色虫子。他通过一个能讲汉语的藏族犯人问那中国人，他是在哪里找到的这条虫子。他说是在拉大便时拉出来的。他小心翼翼，唯恐看守 发现，他将虫子拣出来，用水冲了冲，从厕所带回来，准备吃了它 当天他将那条虫与其它吃的东西拌在一起吃下肚去了。
医院也是审讯的场所。藏族犯人刚进医院，安全官员就会跟着来到这里，这些安全官员的任务就是审问犯人。他们的目的是双重的。监狱的领导十分清楚，人 们处于这种状况最容易招供—饥饿能够使他们获得采用斗争拷打迄今无法获得的东西，同时询问也能帮助阻止犯人进医院，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整天干活，完成劳动任 务。
1961年初，丹增曲扎出了医院，重新回到了干活的行列。他的恢复不仅仅由于休息，而且也得归功于他自己的治疗办法。他已经注意到了死去的的犯人所 共有的病症：严重痢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轻度水泻，但持续不断；这样在裤裆里只好塞一块破布。曲扎医生明白，根据藏医理论，消化力即胃部的热力是保持健 康的关键所在，消化力的水平不仅可以决定新陈代谢的好坏，而且通过决定新陈代谢的好坏，还可以决定三种体液机能是否平衡。但在朱镇监狱，消化力受到双重打 击：极度寒冷和进食不含脂肪以及无法消化的粗劣食物。为了增进消化力，曲扎医生每天晚上悄悄地进行半小时的高级治疗办法—–藏语叫吞莫巴扎，意即「升热降 热」。当狱友入睡之后，曲扎医生脑海中出现了纯化一切能量的形象—-是以白色光束的形式出现的，每次吸气时，一直到肚脐下方还有充实的感觉。他看到了玫瑰 花刺大小的三角形火焰，看着它顺着他的背脊骨延伸，通过肚脐的能量中心，穿过腹部、心脏、喉咙、头顶，它烧掉了精神上的不纯杂物，释放出散发着花蜜芳香的 一股光束，然后又顺着原来的路线返回。这时，他会认为在监狱里受的种种苦难被冲洗得一干二净，被光束中的无穷欢乐取而代之。他回忆道：「起初，对所有这些 只是想象而已。但过了五、六个月之后，身体状况却无疑有所改善，体内热度有所升高。当时我身体虚弱，但我再也没害过痢疾，也没害过消化方面的疾病。此外， 虽然我们经历了各种苦难，但这一治疗方法却增强了我的勇气。我再也不害怕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曲扎医生回来干活时最不凑巧，秋初以来，死亡率直线上升。这是炕上的空间比以前大一些—-人们睡觉时可以翻身了，但由于牢房里没有生火，犯人仍只好 挤到一块取暖。冬天的气候几乎使人无法干活。犯人尽量找些破布，用来缠手包脚，在看守的押送下，犯人们哆哆嗦嗦地来到荒地。在这种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们的 垦荒任务仍和夏天一样，没有任何减少。手上的冻疮似乎从未好过，即使是握一握铁锹，也会疼得令人难受。不过，每逢刮起所谓蒙古大风时，气候倒帮了犯人的 忙，大家偶尔可以休息一会儿。大风从腾格里沙漠吹来，飞沙走石，旋风将石头和尘土扶摇直上吹向空中，远看就像一根针，然后再直落到大地上。五英里外的朱 镇，首先发出大风袭击的警报。镇上的高音喇叭声穿过田野，叫居民注意隐蔽，犯人们隐隐约约地也可以听到。这时，看守发出命令，叫犯人撤到沟里去，他们早就 在工地周围挖了隐蔽沟。犯人们可以在沟里休息两三个小时，除了上面吹下来的一些碎石和沙土外，其它倒没有什么干扰，直到复工命令下达后休息才结束。
截止1961年春，原来的七十六名藏人已经死去了四十人。但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即使在监狱附近的农村地区，也无望逃脱饥荒所带来的悲惨情景。朱 镇的人倒将希望寄托在监狱。第一个表明当地人也在忍饥埃饿的迹象是镇上新来的两个犯人，他们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个是矮个子，背微驼，他饿得受不了时，动手 杀了一个八岁小男孩，并将他给吃了。尽管监狱内还没有出现吃人的事情，但犯人们时而也为此开过玩笑。现在，幸存的那些藏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鹫鹰」—— 西藏天葬时，尸体就是喂给鹫鹰吃的。其余那个犯人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他杀害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为了她拒不给他九磅面粉。
那年夏天，犯人在地里干活时，对朱镇的生活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观察。一天，曲扎医生在干活，他抬头看到了一大群小孩，他们手挎竹篮，朝一片地头走来。 他们年龄不等，全都一无所有—-赤脚，骨瘦如柴，除了件破旧衬衣之外一丝不挂。过了一阵子之后，曲扎医生才再次注意这些小孩，因为他听到附近的一名监狱官 员在指挥一队看守，叫他们包抄这些小孩，将他们带到监狱去。那天收工经过小孩去过的那片地时，藏人看到那年种的蚕豆全给刨出来了。后来藏人听说，监狱看守 问那些小孩是哪些大人派他们来偷蚕豆的，他们回答没人派他们来，因为他们饿得实在受不住，就自己来了。监狱领导不愿将小孩逮捕，将他们送回家去了。然而， 看守对于这一明确无误的饥荒表现却十分敏感。他们对此火气很大，甚至当一名犯人偷听他们将这帮小孩说成是「人鸟」时，这名犯人也因为将这句话传出去而挨了 斗。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第二件事，这一次却不容置疑。当时，曲扎医生的那个组要到离监狱有一段距离的地里干活。到那片地里去，他们必须走大路。如同中国 的其它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的大路两旁也是绿树成荫。一天，他们路经这里下地干活时，在一棵大树旁遇见有一位年轻的母亲，还不到二十岁。显然她饿极了，脸 上、身上浮肿很厉害。一个六岁的小孩和一个四岁的小孩紧紧地抓着她，孩子们泪流满面。领头的叫大家停下来，他问这女人要不要些蔬菜吃。这位妇女答道：「在 这样的政府领导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好。我不需要你给我的蔬菜。」犯人们离开了她，继续朝前走。翌日，他们又路经这里，看到这一家几口仍在大路 上有气无力地流浪。第三天早上，犯人们看见他们一个压一个，躺在树下，全断了气。
监狱也深深感到镇子上的饥荒状况的严重程度。曲扎医生自己有亲身体会。一天下午，曲扎医生和一位名叫恰巴顿珠的同伴去上厕所时，他们遇到一个年轻的 中国姑娘，她设法溜进监狱。她瘦得皮包骨头，但患有水肿病，一头淡黄色头发，毫无光泽。她见到他们之后，乞求他们给点吃的。他们想办法给她弄到了一点蔬菜 和水，看着她吃。但她刚刚开口吃，鼻孔里就直冒鼻涕，并痛苦地失声大哭—-这是极度饥饿的迹象。厨房工作人员听到动静之后，将她领到厨房，给了她一个鸡蛋 大的馒头，然后将她打发回镇上去了。第二天，他们的施舍所引起的后果暴露无遗。当犯人穿过监狱去干活时，他们看到一大帮朱镇的男男女女在监狱围墙外，争先 恐后地要进来讨取食物。接着是一场混战，直到看守动用枪托揍人，将他们往后赶，这些镇子上的人才落荒而逃。
虽然监狱内的形势每况愈下，监狱外一片混乱，但那些中国监狱官员却从不偏离自己政策的轨道。犯人已经死去了好几百人，但仍在继续实行枪决—这一直是 这个监狱的特点。中国人从来不明确提出死刑者的罪行。那些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单就写在一张布告上，贴在监狱墙上，这样的事常有，边上只有一些诸如「顽固」或 「旧脑筋」之类的说明。当死刑已经执行后—死刑不是公开执行，而在其它监狱却是这样，遭到处决的人的名字边上就得打上一个红叉，布告要贴一段时间，作为对 其它犯人的警告。接着，在晚间的会议上，那些官员又得老调重弹，说：「反革命杀一个少一个，杀两个少一双。如果反动派全部消灭了，那么老百姓就十分满 意。」
每年的三个节日期间，都要进行宣传演出，从不间断。一个节目描述日本侵略中国的失败，另一个歌颂艰苦奋斗的美德，第三个—-对这个节目人们兴趣最浓 —-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藏人旁边站着一位藏语翻译，节目在高高的舞台上演出，背景的幕布上用已经去世了的喇嘛的长袍缝制的。舞台上出现一个代表美国的 人物。他身一套米色服装，头戴一顶黑色大礼帽，炫耀自己高高的红鼻子，爪子像鹰一样锐利，还有一条尾巴，尾巴上吊着一条布，上面用汉字说明了他的身份，并 声称他是「核大国」。他双手抱在胸前，就像准备猛扑上去的猫一样，四处剥削非洲人。这些非洲人是犯人演的，他们按照黑人模样化了装。非洲人经受了大肆残酷 压迫之后，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终于在一次光荣的起义中征服了压迫者，将美国人也斗了一场。斗争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
藏人来到朱镇之后的第三年，情况突然发生出乎意料的好转，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地区的监狱都是如此。根据一位曾先后在五个劳改营待过的幸存者说， 囚禁在兰州北面地区的藏人约有七万，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三万五千人死于饥饿。六十年代初期，青海和甘肃的死亡率很高，犯人只好经常转移，目的是让 这些监狱能发挥其劳改营的作用。距西宁西面十小时路程的地方有个叫卫波⑦的大监狱，辖有三十个劳改营，共有囚犯三万人，大的劳改营关押九千人，小一点的则 七千、五千、一千不等。其中百分之十是藏民和其它少数民族，其余的为汉族。当饥荒结束时，从内地派来了一些中国官员进行了人口统计，他们报告说有一万四千 人死亡。另一个监狱叫班查扎新区⑻，辖下六个劳改营，三英里长，关押了一万两千名犯人，其中多半也饿死了。朱镇监狱的幸存藏人只有二十一人，刚来的时候需 要三间牢房，现在只要一间就足够了。那年年初，押送藏人来朱镇监狱的那四名安全官员，又从他们的拉萨机关来到了这里。他们得到了四十五本封好的档案材料， 其它档案材料也很完整，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此中国人断定从藏人手里再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审判停止了，「再教育」课也降了温，斗争会也大大减少。幸存 的藏人转移到了监狱一角三间相连的牢房。从正面的门进去是一个走道，左右各一间牢房，每间可以关押十个人。晚上门也不上锁，这样犯人上厕所时也就无人看管 了；自从藏人关到这里以来，这样小的放松也还是第一次，它给藏人首次提供了相互接触而又不受监视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障碍消除了，相互猜疑也没有了，犯人 们为失去同伴而相互安慰，再次满怀希望地谈论达赖喇嘛以及跟随他逃往印度的成千上万藏人。新的宽容政策还体现在粮食定量增加方面。中国的饥荒年代结束后， 犯人的每月粮食定量增加到十六磅半—在正常情况下，这也是不能再少的了，但对于犯人来说，却无异于大吃大喝。1962年元旦那天吃了一顿猪肉汤，每个犯人 的份菜还真有几小块猪肉—-这是他们两年半以来第一次尝到猪肉味道。新牢房出人意料也给藏人带来了一些好处：他们获准可以在秋收后保留一些麦麸，还可以保 留一点火柴，这样晚上他们就可以在土炕下生火。有时候，碰上运气好，他们在房间里还可以打到一只老鼠，烧了就吃。老鼠在天花板上的屋梁之间和糊着报纸的天 花板里到处乱窜。不久之后，藏人公开捕捉老鼠。每天晚上，老鼠在报纸里跑来窜去，他们则手拿长棍，目光随着它们的脚步声跟踪，在下面等候。如果将棍子朝上 打得又准又猛，是可以打到老鼠的。尽管打着老鼠，美餐一顿的时候不多，但它们毕竟为藏人提供了一些肉食。
饥荒高潮过去之后，死亡率迅速下降。两年内，朱镇监狱死了一千多名犯人—犯人总数的一半。大部分中国犯人迁到青海、新疆的其它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用处更大。他们走后，剩下的藏人粮食供应也就多多了。
监狱里空出来的牢房供厨房工作人员存放白菜、白萝卜和胡萝卜。剩下的犯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开始晚上去偷。一天晚上，一位名叫土登邓珠的犯人轻轻踢 了踢曲扎医生的脚，耳语道：「是我们去偷白菜的时候了。」他们带着一个枕头套、一条裤子，裤角下方用绳子扎上了，偷偷溜出了牢房。他们摸进了附近的一间储 藏室，然后等一名中国犯人上完厕所又回去之后，将他们带来的枕头套和裤子灌满了白菜，接着又赶忙溜回自己的牢房。他们将偷到的东西藏在自己的铺盖下面。翌 日他们下工后，一名看守将曲扎医生叫到一旁，他带着威胁的口吻说：「告诉我你搞了什么名堂。」曲扎医生明白偷窃是要枪毙的，因此他回答说他什么也没干。接 着看守命令他进牢房看看，不仅他的铺盖给翻过来了，其它人的铺盖也全都底朝天。他和土登邓顿珠偷来的白菜四周有更多的白菜、胡萝卜和白萝卜。很清楚，大家 全偷了—-这样倒无法给予惩罚。尽管现在粮食充足，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黑市上几个馒头，好笑的是这倒招来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偷窃风。白天，经过中国人的许 可，一些犯人留下来看管同房间犯人的东西，他们就籍此机会潜入隔壁的几间牢房去偷。甚至住院病人也从病床上爬起来，希望能偷点什么东西去作交易。夜幕降临 后，犯人就偷偷留出自己牢房，到别人房间去偷东西。牢房之间发生格斗，相互打伏击，甚至发生了打群架的现象。藏人从监狱仓库直接偷粮时，他们就将一把把的 粮食藏在鞋袜里，还在衬衣上缝了口袋，做了一些又长又小的袋子，将袋子吊在裤子里的大腿上，当弯腰撒种时，就可以偷偷地灌满袋子。
到1962年秋季时，朱镇监狱只剩下了三百名犯人。有谣传说，从拉萨来了一些人。9月28日，官方发表了讲话。一位中国官员对排列在面前的二十一名 幸存的藏人说：「你们已经教育改造好了，因此我们决定放你们回去。」他手里高举着一个氧气袋 (中国人在西藏就用这种氧气袋)继续说：「你们看，我们为你们可尽了力量，花了不少钱，我们买了五个这样的氧气袋，每个二十元，这样当你们在途中经过高山 山口时，就不至于把命给丢了。出发之前，让你们放假休息。」他建议大家：「干干净净洗一洗，但不要损坏你们用的卧具，不要撕毁，也不要烧掉，卧具还的留在 这里。」
整整一个星期，犯人们即激动又怀疑。预定出发的头一天晚上，一位官员给他们带来了新衣服，这些新衣服是用已经死去的犯人的服装缝制的。衣服里的棉花 重新铺平了,然后上面再套上了新的粗棉布。朱镇监狱的领导似乎对藏人的外表很关心，因为现在要将他们交给其它人去看管了。1962年10月5日上午八点， 一辆带蓬布的军用卡车驶入监狱院子。藏人手提小包袱，走到卡车前，身体强健一些的犯人帮助体弱犯人爬上了军车。他们要走时，监狱工作人员向他们挥手告别， 高声叫道：「你们终于要回家了，注意身体，要好好照料自己。」藏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通过翻译他们回答说：「非常感谢，我们一定照办。」接着，汽车发 动了，他们憋住气，低声咒骂，就这样边挥手，边咒骂，藏人乘车穿过大门，踏上了驶离中国的征途。
曲扎医生从朱镇监狱释放十五天后，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对于中国来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是对它在西藏多年努力的最大报偿。1959年之 后，人民解放军抓紧巩固其地位，准备最终进攻印度，北京认为这对于它努力向中亚地区施加军事影响，进而施加政治影响至关重要。完全是由于对藏人的强制劳 动，才建成了一片公路网，将分别设在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区的昌都、日喀则以及日土的人民解放军三个前线司令部连结在一起。公路一旦修好之后，还必须修建观 察阵地、机场、基地、给养仓库等，而且这些工作得在夜间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正当在抓紧进行准备工作时，从藏南和藏西征用了数千名藏人，增援运输给养的 当地民工。与此同时，留在后方的人晚上学习时，当局告诉他们印度占领了西藏最好的地区，迫使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收复领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增援部 队和给养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运送到西藏，这样给西藏经济也就进一步增加了负担，大部分的收成不得不用来供养新抵达的部队。战争打响之后，藏人才面临战争的残 酷局面；献血成了义务，虽然抓获的印度战俘有三千人左右，但从大肆动员人们输血这一点来看，中国人也蒙受了伤亡。当时的政策是尽可能地要求十五岁至三十五 岁的人献出正常情况下抽血的一半。抽血的主要对象是那些「阶级敌人」，中国人自己却可以不献血。起初，当局声称对于自愿献血者，可以奖赏二十五元钱 (约相当于十二点五美元)、半磅酥油、一磅肉，但仍无藏人自愿报名献血，因此对大批藏人采取了强行输血措施。结果，很多已经饿得濒临死亡的藏人，也就因为 献血而最后完蛋。只有一些藏族干部才能得到那些献血奖赏。在拉萨布达拉宫东北面的多登⑼ 新建了一个血库，人血、动物血都储存，许多前线的中国重伤员最终就送到了这个地方。
六十年代初期的输血是当时的残酷运动之一，而许多人认为，绝育和强迫藏族妇女嫁给中国军队的官兵则更为吓人。藏族干部是「群众的带头人」，因此他们 率先绝育，手术地点是拉萨市人民医院⑩。这所医院建于1952年，它是「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的研究与培训中心」。为了使尽量多一些的藏人绝育，一些 仍在校学医的中国学生经常为藏人动手术。许多男女干部动过手术之后，腹部以下全无知觉，或者小便失禁。有些人被送进医院之后并没有告诉她们，结果她们发现 动手术时也给绝了育。藏人看到这些情景之后，抵制绝育。当这种计划生育的办法逐渐停止实行之后，又做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宣传，动员藏族姑娘与中国军队官兵结 合。（藏族男人绝对不允许娶汉族姑娘为妻。）六十年代初期，几乎全部中国占领军官兵都是1950年部队入侵时进藏的。当时他们是年轻小伙子，但十多年时间 没有休假，虽进入中年，但仍未成家。通过鼓励他们与藏族姑娘结合，这就有利于提高部队士气，但这很显然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行北京的全面同化政策，因为通婚产 生的后代都将作为中国人抚养。对汉—-藏夫妇进行了广泛的奖赏—-包括炊具、额外供应的粮食定量和服装，在当时那种令人绝望的条件下，的确也促成了不少 对。许多藏人私下谴责那些与中国人合作的藏人，这完全是为了逐渐同化藏族。不过在公开场合，耻辱却落到了中国人头上。每当人们听说藏族婴儿问世，就总要引 用中国的一句俗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白的。」意即只有中国小孩才会是「白」乌鸦，也就是吉祥之兆。
1962年战争之后，印藏边界及其附近地区总是保持着紧张局势。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游击队重新进行了组织，并加速了进攻步骤。一方面人民解放军 面对着敌对的印度，尽管这支军队给打怕了，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对游击队忧心忡忡。此外，尽管对边界进行了严密封锁，但在夏季那几个月，仍有几百名藏人设法 逃到境外，带来了在中国人统治下所经受的各种苦难经历。1964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政策，在西藏的各大城镇四处张贴，为的就是解决这 一问题：对于外逃印度投诚归来的藏胞，对于参加叛乱投诚归来的游击队给予重奖；对于携带回来的各种武器和投诚归来的藏人分别规定了奖金，奖金数目因人多人 少也各不相同。拉萨的广播电台也不断广播外逃人员家属的请求信，恳求外逃人员回到「社会主义的天堂」来。混入噶伦堡、大吉岭以及尼泊尔的各西藏社团的特务 分子也引诱那些一无所有的难民，担保他们回家之后一定会生活富裕。有些人也真的回来了。其中最显要的人物是多吉帕姆，她是西藏地位最高的女活佛，中国人立 即将她也纳入了「上层」统一战线。但其它人并不多。于此同时，西藏境内的有关家庭被告知，他们有责任劝其亲属返回西藏，如果劝返不成功，他们将会受到惩 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经常引用一句新造的中国谚语：「跑了喇嘛跑不了庙。」
1962年至1964年期间又实行了四项政策，导致了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第一个是「民主改革复查」，它始于1960年，在农村搞了好几年。「复查」 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是不是所有的反动分子和「阶级敌人」在民主改革中查清了。其必然结果就是要为西藏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狱、劳改营体系，共有四级，归拉萨的 公安厅管辖。根据有些藏人说，发现的反动分子实在太多，只好确定指标，将逮捕人数限制在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五，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贯彻落实。考虑到境外藏胞的 情绪，采取了第二项政策，叫作「稳定发展」，它包括一个有九十六项内容的计划，于1962年至1963年期间公布，在全区实施，其中十点特别针对边境敏感 地区。在这里，人们的自由程度更高，免税，粮食定量也更高。1963年至1964年期间实行了第三项和第四项政策，分别为「三大教育运动」和「四清」。第 一大教育是「阶级教育」。中农现在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如果是上中农，那也就是出身不好，它会导致埃斗，常常是进监狱。同时，「下中农」和贫农则要接受 「思想教育」—-一切具有旧思想的人都被当作阶级敌人。因此，西藏社会的每一阶层都有许多反动分子—几乎无一幸免，只有中国人及其合作者是例外，他们代表 了「作为革命先锋的广大群众」。第二大教育是「社会主义改造教育」。从理论上说，它的意思是要「变自私为无私」。它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对互助组以及逐步提高 的合作化的最后障碍。第三大教育为「科学技术教育」这无外乎是一场宣传攻势，旨在推行人民公社化。在这场教育中，搞了一些样板公社，给他们提供了现代化设 备、肥料、种子以及农具。最后的运动是「四清」—-清思想、清历史、清政治、清经济。它统一了党对西藏历史的正确说法—例如党认为，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某层单位，负责贯彻执行一系列激进政策的是藏族干部。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整数在六千至八千之间；到八十年代末期（11），替 中国人干活的藏族约八万人，其中三万曾在中国内地受训学习。他们是藏族中的佼佼者—-在五十年代中期，藏族儿童常常是自愿离乡背井，因为他们被现代世界所 引诱，而在他们眼中那就是中国，他们迫切想去看看「人们不用走路」，「路明如镜」国家。他们就学于创办不久的中国各民族学院，是作为第五纵队培养的，目的 是让他们最终取代当地的「上层」领袖人物，而当时还不得不暂时利用这些上层人物。中国在第五纵队身上寄予了无线希望。
五十年代这段时间，藏人进入学习的学校有十七所，其中大多数在中国西部，位于北京城西的中央民族学院位居榜首。该院院址旧时是一处坟场，宿舍、礼堂 和教学楼是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四周有一些五彩缤纷的花园，院内到处种有松树和柳树，该院设置的课程尽管包括科技、数学，早期还开设绘画和音乐课，但大量时 间是用于汉语和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地方上的民族歌舞受到鼓励提倡。新疆来的高加索学生允许穿戴自己的民族服装，每逢节庆场合，藏族学生也可以领到新藏装。 中央民族学院的社会生活各种各样，十分活耀，经常去北京城外郊游，参观天文台、动物园、故宫；星期六晚上放电影，可以展开各种体育活动，包括足球、篮球和 田径运动。因此年轻藏人此刻为自己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期待最终返回家园时，在西藏新的社会制度下成为领导人物。
1959年否定了自由的「百花齐放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鼓励知识分子公开对党提出批评—-之后，中国共产党自己堵死了实行成功的少数民族政策 的大门。接着而来的「反右」运动将中央民族学院的所有自由倾向全部扼杀了。当时激进的左翼掌权，第一次斗争浪潮降临在学生头上。该院的院长皮少东（12） 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食堂、教室以及宿舍全都贴了大字报，批判他那套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管理」办法，大字报恶语伤人的新办法对坚持那一套的 人予以批判，指责他们是「吃人民血汗的蠢猪」、「人身蛇头的家伙」、「脱离群众」。郊游、舞会以及佛事活动全部取消。为了形成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每月给 予学生的津贴减少四分之三，新服装也不再发了，粮食严格定量。共青团的「积极」干部强迫同学们进行自我批评，内容无所不包，从穿皮鞋、紧身裤到过去看过的 电影和戏剧。随着这种压制活动的进一步升级，藏族青年本来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他们成立的地下组织。各个小组利用运 动队和乐队作掩护，诸如「耳」会和「鼻」会的组织张贴了大字报，用他们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词汇谴责当权人物。在其它民族学院，也出现了相类似的组织—-有时 甚至是以公开的形式，如甘肃的西北民族学院就是如此。在该院，五十二名汉族学生和十八名藏族学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公开冲突中伤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 地下组织的成员很快就暴露了身份，在学院的食堂里举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会，对他们进行斗争。大跃进于1958年展开，在少数民族学生当中又进而开展了一场反 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估计中央民族学院百分之六十的藏族学生挨过斗—其中一些就在挨斗的过程中死于朋友之手。
1959年3月20日深夜。中国教师叫醒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一千名藏族学生，叫他们去各自的教室集中。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拉萨叛乱的消息。藏族学生得到 了给家里人写信的命令，要劝说自己的亲属和朋友不要参加叛乱。根据他们自愿采取行动的不同程度，立即将藏族学生分成了三个类别。到五月中旬时，首批两百名 藏族学生作为先驱派往西藏，这是为了匆匆忙忙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官僚机构。1959年夏季期间，从中国的各民族学院派遣回藏的藏族学生约三千五百人。在离开 学院之前，他们领取了连衫裤工作服、帽子、帆布鞋和毛毯—在当时普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物品价值极大。他们在告别故土多年后返回了自己的祖国，但却打 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
实际上，中国征用的大部分这些工作人员反汉倾向十分严重。因此，一方面中国必须依赖藏人来治理西藏这个国家，另一方面这个实际上扶植了那些即将成为 刚刚兴起的地下组织头目的藏人。这些干部十分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行政管理程序亦非常熟悉，因此他们一边学习如何执行上司的命令，一边谋求加官晋 级，这样也就可以有效地破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二十五年来，在中国境内受训培养的干部与在西藏工作的两个干部集团联成一体。第一个干部集团是真心实意帮助 中国的藏人—-他们是当地的「积极分子」，出生贫苦，他们是在实行民族改革以及贯彻执行后来的政策时，被中国人看中当上干部的。截至1965年，这样的干 部人数已达二万人。由于他们忠心耿耿，所以他们可以在工厂，学校，部队以及政府各个部门挑选自己的职位。但藏族人民蔑视他们，「骂他们是像疯狗一样的狮 子」。第二个干部集团却恰恰与第一个相反，对他们进行选择时并不严格，在六十年代初期，他们参加了各种短训练，二个月至六个月不等。他们学习的内容几乎全 部都是他们今后必须贯彻执行的革命思想。不少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村庄，而他们对中国人的公开仇恨常常使他们深陷囹圄。但制造最大麻烦的却是这帮中国培训的各 级官僚。他们担任教师、护士、拉萨的广播电台和《西藏日报》的记者，他们总是给中国人制造麻烦，而尽管中国对他们怀有疑心，但仍然依靠他们去开展工作。到 1962年时，被解雇的不可信赖的新干部人数高达近三千名。然而，截至1965年底中国人使用的藏族干部达到三万至四万人，但他们在各级政府中没有决定 权，从职位最高的藏族合作者到表现最差的积极分子无一例外：藏族干部必须向一名汉族党员直接请示报告，按指令行事。经过六年的努力之后，尽管这套官僚还摇 摆不稳，但他已经成了一个可行的官僚机构。经过长时间准备即将正式成立的西藏自治区就是以这个官僚机构为基础，以所谓的选举—按照这一选举规程，各级行政 官员即获选「走马上任」—-为基础。唯独存在一个障碍—-正如谭冠三将军和张经武将军所描述的那样，他是通向社会主义康壮大道上的拦路石；好笑的是他却又 是西藏的傀儡政权的最高领导人物，是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最高人物，他就是班禅喇嘛。
虽然中国人表面上对班禅喇嘛的合作态度未表示过怀疑，但早在1958年就已经出现了裂痕迹象。当时，尽管有谣传说班禅喇嘛的父亲向「四水六岗」提供 了武器和马匹，但近期中国人并无采取报复行动的打算。但两年之后的1960年12月末，班禅喇嘛正在北京作《关于去年西藏工作的报告》时，人民解放军包围 了他的住锡寺院—日喀则扎什伦布（它是唯一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寺院），抓获了寺院全部四千名喇嘛，其中有些人包括在三个月后的3月21日遭到公审的十名藏 人之列，他们被指控参入叛乱。有些人—-其中包括该寺一些声誉最高的学者和活佛—由于担心也会遭此厄运，自杀身亡。该寺剩余的其它喇嘛，全被弄到格尔木和 查拉卡布进行强制劳动改造。
对扎什伦布的破坏，深深震动了班禅喇嘛。1960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与中国人的合作似乎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当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属下的班禅 堪布会议厅被解散。日喀则的行政管辖权原属班禅堪布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日喀则城进行了自治管理，而在其它地方就不能这样做。尽管对为什么要采取上述步 骤没有进行任何解释，但藏族干部却十分清楚，1959年之后班禅喇嘛逐渐对在西藏掌权的那几位中国将军越来越不顺从。除了要求对在拉萨平叛战斗中损坏的宗 教文物进行修复外（班禅喇嘛亲自捐钱，对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内的壁画进行了修复），他还下令将布达拉宫内的一些佛像转移到扎什伦布寺，这样藏人对佛像妥为 保管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此外，他对佛教的支持还不仅限于保护圣物。班禅喇嘛在休池林卡的新居仍继续接见善男信女，向他们发表讲话。在他讲经时–参加者高达 几千人，总是要提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真正领袖。他反复说，西藏的发展必须由藏人来领导，因为汉族只是在西藏协助他们而已—-这句话特别令人恼火，但由于它是 毛泽东讲过的，因此也无懈可击。
1961年年底时，班禅喇嘛公然与中国人唱对台戏。9月下旬，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应邀上北京参加国庆十二周年庆祝活动，在西藏境内，成千上万的人 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拉萨和日喀则两地死气沉沉，没有商店，没有商品，没有商业。寺庙遭到破坏，劳动队遍布农村。囚车和自由工在简易公路上艰苦劳动，从他 们身边驶过的是一队队绿色军车，运的是西藏收下来的农作物和西藏的宗教财富，驶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萨人一无所有，扔下手中的活儿，当班禅喇嘛离开拉萨城 时，他们聚集在一起恳求大师向中国要求提供粮食和医疗保健。他们的恳求激起班禅喇嘛采取行动。他刚刚抵达北京，就向毛泽东递上了万言书，描述了西藏目前的 形势，其中也转达了拉萨人民要求多给农民一些粮食，照顾老弱病残，真正实行宗教自由，停止大批抓人。毛泽东叫班禅喇嘛放心，这些建议一定会受到关注。为了 说明好意，在西藏全境印刷和发行了小册子，说毛泽东已亲自答应了班禅喇嘛的请求，情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1962年初，班禅喇嘛返回西藏时发现情况依然如故。张经武将军告诉他，北京所讲的和西藏所干的完全是两码事。作为西藏党的高级官员，张将军说对那 些要求不予理睬，而且他倒向班禅喇嘛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他们已经作出决定，鉴于达赖喇嘛已向联合国发出呼吁，鉴于他在国外重新组建了西藏政府，今后不再 提达赖喇嘛受到了反动分子的劫持。班禅喇嘛必须公开谴责流亡在外的西藏领袖，这样就可以将他头衔上的「代理」二字去掉，让他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 委员，他就可以戴上西藏首脑的桂冠，移居布达拉宫。班禅喇嘛公然拒绝，说任何企图取代达赖喇嘛的努力只会激怒藏族人民，这样也就会妨碍实现这一行动的目 标。紧接着中国人立即严禁班禅喇嘛公开发表讲话，只有在正式场合他才和大批其它人一起露面。为了进一步说明班禅喇嘛地位的变化，扎什伦布寺留下来的一些看 管寺院的喇嘛被指控犯下了五条罪状—-包括窝藏达赖喇嘛肖像，在日喀则人民面前公开对他们进行了斗争。
两年之后的1964年，班禅喇嘛从新露面，这次为时很短，但却意义重大。由于班禅喇嘛所采取的行动，他在藏族人民当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西藏自治 区正式成立之前，张国华将军被迫澄清自己的立场。因此，班禅喇嘛也获得了最后一次改变其顽固立场的机会。中国人再次要求他谴责达赖喇嘛，这次是要在传昭大 法会的一次庆祝大会上发言。传昭大法会以前要持续三个星期，这一次只给了一天时间，而且是专为让班禅喇嘛讲话才这样安排的。
集会于3月份举行，与会者一万多人。班禅喇嘛坐在大昭寺南侧俯瞰拉萨大广场的高高宝座上，像以往一样，他再次呼吁实行宗教自由，西藏的发展要依靠西 藏人民。接着，在中国人期待他谴责达赖喇嘛是反动派时，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俯视下面的人群。可以听到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说：「神圣的达赖喇嘛被劫持到 了外国。在此期间，如果达赖喇嘛安然无恙，是符合全体西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为，只要达赖喇嘛安然无恙，西藏人民的吉祥之源就没有枯竭。今天，藉我们大 家聚会的机会，我申明自己的坚定信念：西藏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重获独立，神圣的达赖喇嘛一定会重返宝座。神圣的达赖喇嘛万岁！」
3月叛乱之后已经差不多五年过去了，中国人对班禅喇嘛如此大胆地公开与他们作对十分恼怒，将他软禁起来了。张国华将军和张经武将军乘飞机抵达北京， 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该怎么办。他们于7月返回西藏，发起了一场「彻底粉碎班禅反动集团」的运动。在运动前期，人们只是列举了班禅「对人民犯下的罪 状」的证据。厚厚的卷宗记录了目击者们证实的各方面罪行。当完成了记录罪状的卷宗的收集整理工作之后，三百名藏族干部—-其中包括地位显赫的诸位爱国上层 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多吉帕姆—-集中于拉萨。在他们抵达首城拉萨之前，他们被告知，将他们集中起来是为了批判某些「主要的反动分子」，最近他们与祖 国为敌的阴谋才被揭露。他们的头就是「通向社会主义康壮大道的大石头」班禅喇嘛。张国华将军后来告诉这些与中国合作的人们，班禅喇嘛组织了一支地下游击部 队与中国对抗。这些干部受命搬去这块拦路石。
对班禅喇嘛的审判于1964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新建的一座礼堂（旧礼堂被破坏者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里进行，持续了十七天。张国华将军和张经 武将军坐在舞台上一条长桌的正中，班禅喇嘛被夹在中间。张国华首先作了长篇讲话，他暗指班禅喇嘛的错误行为，列举了尚未明确的「反动集团」的叛国罪状。结 束讲话时他说：「如果人们紧捏蛇身，一定可以将它的五藏六腑全挤出来。」—–这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一系列批判发言开设的信号。爱国上层人士之一 帕巴拉· 格列朗杰对班禅喇嘛历来私怨甚深，他率先谴责班禅喇嘛。他说：「犯下了大错误，责任在班禅。因此我批判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班禅。」张国华将军接过话头， 站起来说：「这是对班禅的严厉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有必要揭露这些错误。」接着会议分成若干小组，每一组由一名有准备的干部牵头，在组员们仔细考虑时，他则 在「揭露大石头」犯下的罪行。
第三天，会议气氛变得十分激烈。张国华将军重复了关于蛇的比喻，他说：「如果人们紧捏蛇身，一定可以将它的五脏六腑全挤出来。但置蛇于死地，就要击 它头部。如果我们通过斗争会来紧逼班禅喇嘛，许多隐藏的反动派和国家的敌人就会自行跳出来。如我们置班禅于死地，全部发动集团就会土崩瓦解，如同一栋房子 的基础被摧毁了一般。」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设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原文如此—-编者）将他拖到了舞台正中。大多数与会者看到 西藏职位最高的活佛之一的班禅喇嘛居然遭到藏人殴打的情景，实在心中不安。无论别人怎么动员，他们就是不忍心上去动手。见此情景，一帮事先指定的赞同者， 列举了班禅喇嘛的十大罪状包括杀人、与他兄弟的妻子同居、纵酒狂欢、偷窃寺院佛像等。但最严重的罪行是说班禅喇嘛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接受了机枪射击训练， 此外还有一支二十人的骑兵小分队。指责班禅犯下这一罪行的根据是他利用了日喀则的一所学校为班禅堪布会议厅培养干部，这所学校由中国人始建。1959年， 这所学校改成了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开设了木匠、汽车修理以及铁匠等课程。现在它被说成是一个「地下工厂」，学生在这里生产武器弹药，以备将来发动起义。展 出了两辆进口汽车，上面另外还加了油箱（在西藏行车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企图让与会者相信，班禅喇嘛至少计划逃跑（这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当时所有公 路上大型车队很多，检查站更是不少）。至于说到骑兵：一些年前，别人送给班禅喇嘛二十匹蒙古马作为礼品。他非常喜欢这些马。有空时，他还帮助马夫遛遛马。 就是靠一支这样的骑兵他能去攻打祖国吗？
班禅喇嘛对于所有指控一概驳回。他反复说，尽管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期间他可能犯了错误，但每当决定问题时，他总是征得了张国华的同意—这句话更 为激怒了张国华将军。与此同时，班禅喇嘛上年纪的佛师古曲仁波齐，企图为班禅喇嘛承担那些「罪状」的责任。他说，班禅喇嘛很小时，他就亲口告诉他「共产党 是魔鬼」对此班禅喇嘛在审判时明确加以否认。但是他的佛师和管家后来还是被送到了格尔木，他们死在那里。
斗争结束后，张将军征求大家意见该给予什么惩罚：枪决、流放、判刑，众说不一，但实际上他的刑期早已决定。张将军赞扬了在班禅喇嘛的大肆挑衅面前， 共产党仍然宽大为怀，他告诉与会者班禅喇嘛不会遭到处决。审判之后，班禅喇嘛，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剩余随行人员被戴上脚镣手铐，给撵进了密封的卡车，在重兵 看守下离开了拉萨城—-他们的目的地无人知晓。直到12月17日—–四个月之后，在第一百五十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从北京传来了消息。这时，中国人首次公开谴 责达赖喇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叛徒，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职务，指责达赖喇嘛「发动1959年反革命武装叛乱，在国外成立非法政府，颁布非 法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入侵中国，组织和训练残余匪徒，将自己与祖国孤立开来」。四天之后，周恩来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班禅喇嘛也同样坠 落犯罪：「有计划地领导反动派与人民为敌，与祖国为敌，与社会主义为敌。」作为对班禅喇嘛的惩罚，他也被撤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负责人职务，但其筹委会普通 委员的职务仍给予保留，以备将来还可能利用他。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几个月之后，还简短地提到过班禅喇嘛，此后再无他的任何音讯，当时他还只有二十七岁。班禅 喇嘛就这样消声匿迹了。
对班禅喇嘛审判一年之后，从县一级逐级上升的选举—-选举规则于1963年3月公布—终于在西藏全部结束。在选举过程中，选出了三百零一名代表。根 据中国刊物的评论，进行选举就象过节一样。藏人敲锣打鼓，身着节日盛装，手握鲜花和哈达，争先恐后来到投票地点；被封建农奴主弄成残废的跛子也拄着拐杖， 「兴高彩烈」前来投票。根据新华社1965年8月的报导：「选民们在这场首次能够发表西藏人民意见的选举中，经过热烈讨论，选出了那些他们信得过、能够真 正代表贫苦农牧民的人作为候选人。」
实际上，完全不存在什么自由选举。在基层，村民们分成若干个讨论小组，每个小组由乡政府派人组织牵头，向村民们提供了一张候选人名单，他们出身于贫 下中农或「非反动分子」 的贫苦家庭，村民们只需讨论各位候选人的优缺点。任何人如 提名让其它人当候选人，都要受到严厉批评。接着参加讨论的干部发言，宣布党组织的选择。每个小组散会之前，必须一致投票选举那位预先内定的候选人—-这样 的结果是有保证的，因此主持讨论的干部要保证每张选票都要按自己的意见填写。
张国华将军当选，阿沛.阿旺晋美也当选了，党选定他取代班禅喇嘛出任西藏名义上实行自治的政权机构的首脑人物。一年之前，阿沛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主任；叛乱平定后，他从筹委会秘书长升任副主任。之所以选定他出任这一职务，主要原因在于他是旧政府的唯独可以利用的幸存者。因此，他是少不得的。他 的家位于拉萨东北部，里面摆设了西式家具，周围是个大花园，有两名仆人。他当选出任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区领导机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名义上归他负责。人委 三分之一的成员是藏族，其它人是汉族或居住西藏的其它「少数民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工委也改为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这一点说明了 西藏的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运转现已完全正常。张国华将军为党委第一书记。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中国建设》报导了当选代表进入会场时的情景：「他们胸前戴着写了人民代表 几个字的缎带，昂首挺胸，走入会场。他们是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的代表。在历时九天的会议期间，他们双眼含着激动的泪花，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他们忆昔日之 苦，思今日之甜，表达了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热爱。」会议闭幕那天，三万名拉萨市民，还有一名副总理和来自其它二十七个省市、自治 区的七十六名代表，乘飞机抵达拉萨参加闭幕式。闭幕式在拉萨新建的「体育场」（这是一片空地）举行，四周都是红旗，庆祝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这个场面是为了 做给国内外人士看的，它标志着宣传攻势的开设。对于那些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西藏的人来说，它象征着过去十五年工作所达到的顶点以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此外，正好在十年前的这个月，新疆仅先于西藏成立了自治区，这一事实只会提醒在藏的中国人：在「世界屋脊」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何等艰难。但他们当时仍不 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比过去的六年更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十一个月后，中国将 爆发自内战以来最大的骚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译 注
(1)即指叛乱。
(2)内藏原文为 Innenr Tibet，外藏原文为 Outer Tibet，又可分别称之为小藏区和大藏区。
(3)原文如此。
(4)原文如此。
(5)当时实际上是水电厂工地。
(6)TsaIa Karpo的音译。
(7)Vebou的音译。
(8)Bhun-cha tsa Shen-shu的音译。
(9)Dohdun的音译。
(10)原文如此。
(11)原文如此，应为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末。
(12) Phi Shadong的译音。
(5)原文如此，应为北面。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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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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