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漫长的黑夜 1966年-1977年
成立宣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鼓声中，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成立了。我们造反总部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毛泽东思想去造反！我们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我们要造坚持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派的反！我们要造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造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反！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派，我们要拿起铁扫帚，挥舞千钧棒，将旧 世界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要打乱天下，我们不怕狂风暴雨，不怕飞沙走石……造反，造反，一造到底，一定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
1966年12月22日
到1966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时，拉萨的红卫兵已摆好姿态要夺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权。四个月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开始。顾名思义， 它应为「文化」革命，但它却远远超过了这一范围，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左翼和右翼及其思想路线之间几十年来的权力斗争的大爆发。尽管大跃进失败了（这是 左翼第一次试图通过激进手段，使中国朝着更为彻底的共产主义目标前进」，但毛泽东仍继续疾呼阶级斗争是中国全民无产阶级化的最佳途径。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大 部分时间，国家主席刘少奇率领温和派卷土重来。但到1965年秋天时，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前一段的失败而退却，而又将左派恢复到了与右派平分秋色的地位。 此后毛泽东又下定决心一次彻底清除保守的反对派。在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下，他于1966年6月成功地改组了北京市委，清洗了反对派；在同年8月的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揭开了文化革命的序幕。全国上下党和政府的各级权力机构都受命接受冲击，也就是一句口号所概括的那样：「炮打司令部」， 这是清除右翼的代名词。大跃进的理论强调的是增加生产，而今天左翼强调的却是采取疾风暴雨的形势「清除中国的烂核」，左翼认为这个烂核就是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打击对象—开始是私下的攻击，后来成了公开的，他们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北京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全国范围 的清洗运动。部队指战员、毛派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他们与新成立的红卫兵也相差无几），这些人响应号召，联合起来，夺地方各级党组织的权，成立革命委员 会。在党政机构恢复且分开行使各自的权力，并由左派牢牢掌权之前，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三结合」小组成立了，搞了个执行激进政策的八 条：破「四旧」、立「四新」。「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是与之相对立的事物：毛泽东新思想、无产阶级新文化、共产主义新风俗、 新习惯。广大心怀不满的中国青年抓住这一机会，大乱国家，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鼓励他们造反，江青是指导红卫兵运动的领导人物。他们获准在中国境内四处串连， 「交流革命经验」，一夜之间他们可以放肆发泄自己的不满，目标是毛泽东的政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地区当中，证明少数民族地区最易受到新指示的冲击。与内地相比，这些地区的「四旧」很完整；诸如少数民族使用各自的语言文字， 他们文化水平低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反动的。中国各自治区、自治州。县的领导人物遭到指责，说他们在任职期间未能清除「腐朽社会」的残余，他们必须承担责 任。受到大肆吹嘘的以各少数民族「爱国上层人士」为工作对象的统一战线政策也被抛到一边，无人问津，各地群众都受到鼓励，要从他们自己的队伍中直接产生积 极分子，发起中国的这场第二次大革命。
1966年8月25日，西藏的文化革命开始。举行了庆祝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之后，大昭寺遭到红卫兵的冲击。他们毁坏了数以百计的松赞干布时代的壁 画和佛像，该寺由松赞干布始建，他是第三十三代藏王。寺内的两个院子塞满了一群群暴徒，他们焚烧佛像达五天之久。损坏的确惨重，因为根据班禅喇嘛的指示， 大昭寺是存放附近各寺院无数件艺术珍品的仓库。破坏高潮过去，西藏最神圣殿堂挂上了招待所的招牌，而这座殿堂就如同西方善男信女眼中的梵蒂冈一样。寺内院 子成了养猪场，以前用作旧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库房以及殿堂，现在却成了最激进的新生的各红卫兵组织司令部。过了不到几天时间，罗布尔卡也屡遭冲击破坏， 接着拉萨全城都交给了红卫兵，连街名都给改了。街道的旧名牌被砸碎在地，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街名，如育新街、跃进路等。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拉萨发行了四万张 毛主席肖像。上面系着红缎带，拉萨城里的每张门上、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工厂都挂上了毛主席像。布达拉宫和其它地方挂上了大幅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红色 标语；其它一些标语内容则是支持北越，谴责美帝国主义，或者写的是中国的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语录。
早在七月份，拉萨就来了一些革命青年，在西藏自治区煽动红卫兵运动。起初进展缓慢，但到九月中旬时，他们的工作已大有进展，拉萨市成立了好些红卫兵 组织，足以对当权派发起一次公开进攻。他们开始印发的传单号召大家「火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际上，这样做会导致复杂的权力斗争，当时全国上下 都在批判这种做法。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下令开始文化大革命，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也就不得不冲击自己。他们至少得遵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办事，否则真会 立即招来「群众」斗争的灭顶之灾。不过，开始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遭到指责犯了这样的错误，除非后来人民的确证实他们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因此，张国华将军 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立即成立了拉萨文革小组，领导造反，并希望能够将造反的「矛头」从自己转向别处。开始，他们强调「学 习」和「讨论」，而不太主张暴风骤雨似的「揭发」，不主张贴大字报—直到后来他们看到这样做似乎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向拉萨的各机关、工 厂派遣忠诚的干部工作组，以便阻止自发性地成立红卫兵组织。截至10月底止，他们的努力颇有成效，尽管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发出了响亮号召，号召发起一场「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但随着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越来越多，他们的合法进攻越来越紧，当权派保住自己的努力开始崩溃。到11月中旬时，四个红卫兵 组织在区外来的一千多名红卫兵的支持鼓励下，占了上风，他们径直要求拉萨的广播电台播音室公开广播批判当权派的文章。他们谴责张国华和王其梅—他们是西藏 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指责他们打着支持的幌子镇压革命，他们两人力图表明自己是无辜的，但12月份他们受到的压力更大。最终于12月22日，代表五十个红卫 兵组织的革命造反派首次宣布联合起来，准备「夺权」。
这样的联合丝毫不能给人以任何安慰，反而使西藏的共产党中年干部十分恐惧。西藏的红卫兵像全国各地的一样，都是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在一个 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长大成人的，满脑子极端主义的东西，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当权者们不将他们纳入党内，这些思想倾向更有发展之势，导致他们认为炮打权力 机构是合法的。他们的成立宣言的语言概括了他们的哲学：
「造反！造反！我们这些革命造反派自愿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们这个组织抛弃了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革命造反派，只要同意我们的观 点，谁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一定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一旦我们造反行动起来之后，我们决不温文而雅，决不瞻三顾四，决不文质彬彬，宽大 无边。」
几十个签署这个成立宣言的组织，代表了拉萨各级领导机构的大批干部，这些组织当中有好些红色造反战斗队，如「草原星火战斗支队」、「燎原烈火战斗 队」、「市贸易公司打狗战斗队」。他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 万岁！」
1月10日晚上，「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第一次进攻，夺了拉萨城北的《西藏日报》的权，它是西藏自治区的官方报纸，中国殖民主义者的必读报。一天前， 造反派一下夺了上海两家报纸的权，这是对上海市委的挑战，但却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公开支持。这一事情激发拉萨的「革命造反派」也夺了《西藏日报》的权。第 二天晚上，公安厅的二十名干部在拉萨文化宫的接待中心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文化宫位于新建的中国人居住的郊区，它是一座有柱子的建筑。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 位区党委书记的认可，张贴了一张指责接管《西藏日报》的大字报。他们获准「包围」—以对他们进行斗争—-了那些「革命造反派」，指责这些造反派是反革命， 在西藏这是火药味特别浓的指责。西藏自治区党委佯装支持造反派接管报纸以欺骗群众，下令逮捕了报社的两名干部。同时区党委又声称，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 放弃权力，而这些造反派要求的就是区党委放弃权力。接着，党的干部又进行又进行幕后策划，让报社的大多数职工也不公开宣布，就「不去上班」，采取了这一罢 工形式。但他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接管报社后的三天，约一百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性的「誓师大会」，发誓要「粉碎新的反攻」—这次集会比两个星期 前官方举行的那次群众集会更富于煽动性，也存在着更多的潜在爆发因素。在这次集会上，二万名藏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红色消息造反队现在掌管着《西藏日 报》，在1月22日的社论中说：「先生们，用尽你们的全部武器吧，包括『核武器』，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不过如此。根据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来看，难道我们还不知道谁该戴『反革命的高帽子』吗？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在煽动受蒙骗的同志们罢工。」
他们所干的一切远远不止上面那些。几星期后，当权派们在拉萨全城动用了人民解放军，大力镇压造反派。这次激烈的报复行为—-这只是以后的两年中一系 列激烈冲突的第一次—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全国上下都采取了类似行动，因为毛泽东命令军队进行干预，希望军队能够恢复全国的秩序，同时通过让军队参加 三结合，加速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但是，大多数军区的领导常常也正是受到文化革命威胁的那些人，因此他们大打出手，镇压红卫兵。红卫兵称镇压为「白色恐 怖」。在此之前，造反派在西藏付出的努力十分成功，张国华不得不于元月21日逃之夭夭，让北京关系比较好的上司将他调往四川，后来他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主任。张国华逃跑之前，几乎丧失了一切。造反派公开指责他犯下了种种罪行，是「西藏的太上皇」。造反派认为，自从他1950年作为进藏部队的司令员抵达西 藏以来，他从未努力，想在「世界屋脊」上的这个「自由王国」当「皇帝」。
张国华逃命后，造反派胆子更大了，他们组成了新的庞大组织，叫「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元月25日他们在全城散发了不少传单，声称他们已经夺了西 藏自治区党委的权：「天下全是我们的了。土地是我们的，群众是我们的。」区党委的十一名最高领导人被拉到外面游街，遭到殴打，同时又散发了更多的传单，详 细列举了他们的条条罪状。
造反派推翻地方上的当权派之后，将注意力转向军队，而没有军队的支持，造反派是无法控制拉萨城的。有人企图在西藏军区发动兵变，但这场兵变立即遭到 镇压。军队及时稳定下来，对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几乎功亏一篑。张将军离藏之前，亲自协助制定了「二月逆流」计划，后来这一计划 是由任荣实施的。任荣是西藏军区副政委，张将军的亲密部下，他得到了三个新的忠实于林彪的师的支持—其中一个师是从北京派来的。3月3日，已经回到当权派 手中的《西藏日报》报导，军队直接接管了全部机构，从公安厅到电台、银行。人民解放军在控制拉萨，建立了军事管制。军管得到了「大联合指挥部」的支持，这 是由当权派组建的、由一些红卫兵组织构成的新的联合组织，旨在对抗「革命造反派」及其遭到取缔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
「大联合指挥部」就象中国其它地区的类似组织一样，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它必须证明自己比对手们更为马克思主义化，办法是通过比其对手更为激烈地 攻击它所代表的权力机构。为了彻底回避这一问题，「大联合指挥部」力图转移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它声称造反派在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他们打着文化 革命的幌子，企图破坏西藏的稳定。「大联合指挥部」创办了《风雷激》报。3月10日，也就是西藏叛乱八周年纪念日那天，它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造反派的文 章，将造反派与西藏自由战士视为一路货色：「在目前这个紧急关头，无产阶级正在同资产阶级进行一场决定性的较量，所有牛鬼蛇神也从他们隐藏的地方跳了出 来。他们乔装打扮，钻进了革命队伍的行列。这一点完全证明，他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杂烩，是一个臭不可闻的臭水坑。」由于作了这番评论，因此「大联合指挥 部」站稳了脚跟，暂时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尽管军队指战员的派别倾向不同，但他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要保持西藏的安定。看起来军队似乎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
但四月份，八千名新的红卫兵从中国抵达西藏。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认可，中央文革于4月6日命令人民解放军停止镇压左派，派遣这些红卫兵来藏是党内 激进派发起的一场全国性大反攻的组成部分。反攻对象是当权派发起的二月逆流，当权派为的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性命。4月16日，西藏的红卫兵召开了二万人的 群众大会，支持造反派，谴责「大联合指挥部」。在反攻中造反派在林芝毛纺厂一举夺权成功，林芝毛纺厂是西藏自治区最发达的工业企业，位于康区和西藏中部交 界的雅鲁藏布江畔。
由于「大联合指挥部」没有北京的支持，因而失去了权力。6月8日，《红色造反消息报》宣布「革命造反派」正式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红旗飘扬，革命 队伍士气高涨，在战斗的召唤中万马奔腾。拉萨革命造反派总部正式恢复了。」没过多久，就有人应战了，造反派和「大联合指挥部」的下属组织在拉萨全城爆发了 巷战，不少房屋建筑成了据点。造反派势力太大，「大联合指挥部」迫不得已，只得牺牲它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王其梅副政委，佯装是将他揭露出来的，以便幸往常一 样企图保持真正的革命热情。（入西藏之后，王其梅原为人民解放军昌都军分区司令，后来据说他在中国的一所监狱里自杀身亡。）局势完全失控—尽管在7月9日 和14日的事件中，「大联合指挥部」的人包围、击败了大批造反派。因此，7月底时甚至任荣及其副手阴法唐也认为到四川成都去与他们昔日的头头上司张国华将 军待在一起，要比待在西藏的军区司令部好得多。一些造反派跟着他们去了成都，张国华热情地向造反派表示要保任荣和阴法唐，而在拉萨他们的支持者们却卷入了 一场全面战斗，巷战变成了攻打战略要点。
9月份，人民解放军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军队得到了北京下达的一项内含五条内容的命令的支持。北京命令两派「联合」，停止「武斗」。但是，虽然诸 如机关枪、迫击炮之类的重武器已经没收，但战斗仍未停止。「革命造反派」拆掉了大昭寺的大片屋顶，制造了一些刀、矛、斧和木棒，以补充他们保留下来的手枪 和其它一些轻武器—他们用这些武器继续攻打「大联合指挥部」。此外，当时战斗已从拉萨蔓延—–到日喀则、江孜、那曲以及其它地区，两派群众均各自成立了司 令部，以便同首城拉萨的总部保持联系，而拉萨的总部则负责精心协调全部的进攻活动。虽然这些冲突也包括袭击部队车辆，但在1967年秋季期间进攻的主要对 象是对方派别的据点。拉萨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建筑如水泥厂、运输中心等一次又一次地被攻克；俘虏的一只耳朵被切除作为标记，并强迫他们加入对方的阵营。那年 秋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又重新弄到了一些重武器，拉萨的造反组织设法控制了拉萨的四家医院，这样也就使得「大联合指挥部」的伤员得不到治疗。为了赢得 藏人的支持，造反派释放了所有的与汉族合作的藏族主要人物；元月份造反派在夺权时逮捕了这些藏族，并公开对他们施刑。但是，这些「爱国上层人士」刚刚获 释，「大联合指挥部」又将他们抓了起来，毒打一顿，给他们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接着又将他们囚禁起来。
1968年元月爆发了截至当时最大的武斗，光是拉萨就死了好几百人。当时拉萨城断了电，总部设在「亚西公馆」的造反派，迫使总部设在布达拉宫前的一 座西藏自治区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建筑里的「大联合指挥部」向郊区的中国汉人区域逃跑。元月底时，西藏的交通、建设以及通讯全部瘫痪，因为军队也突然产生混 乱，从1967年2月直至当时军队一直平安无事。据报道；整支整支的部队不是加入这一派，就是加入另一派，并带去了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此外，一方面，要确 切地给部队规定什么行为才是忠诚的已根本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在西藏的中国汉人的团体中，要在亲毛分子和亲刘分子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也同样困 难。因此，像「大联合指挥部」给「革命造反派」所贴的「大杂烩」标签一样，类似情况可以说无所不在。陈明义是负责指挥解放军占领军的指挥官，他竭力保持边 防哨所的稳定，而其它事情也就几乎无能为力了。与此同时，位于扎吉监狱东面，派有重兵把守的恰荣（1）粮库同拉萨的联系被切断，由此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混 乱，因为非同小可的粮食供应体系骤然失灵了。到元月底时，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粮食（自从1963年解除粮荒以来一直还不错）无法保持供应＜荒再度 出现。这次持续了五年时间—直到1973年才结束，而边远地区的饥荒状况却一直持续到 1980年。
文化革命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9月1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终于宣告成立。西藏与新疆（新疆革命委员会于同一天宣告成立）同是中国二十九个 省、市、自治区当中最后直于北京控制之下的地区。但当时，西藏的两派虽已被解除武装，却仍在进行武斗。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某种讨价还价的产物，在此之 前它是激进派和部队负责维护西藏安定的指挥官在中国首都北京讨论研究后确定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林彪线上的人物曾雍雅任主任，因而也就满足了左派；而任 荣则由于参入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失去了坚定的毛派人物的信任，虽然出任职位较高的第一副主任，但仍处于从属地位。陈明义曾在一段时间内作为张国 华的继任人当过权，但这次任命的职务更低，显而易见他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之外。新任命了一批与中国人合作的藏人，其中只有阿沛的名字为大家所熟知。接着就开 始了在地区一级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在中国其它地区的红卫兵组织内部，冲突已经结束，这是因为毛泽东于1968年7月发布了一项命令，授权军队解散红卫 兵组织，将其成员下放农村。但是在西藏，直到1969年4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七十七个地区、市、县才有六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一点证明西藏仍 然很不安定。12月，也就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武斗停止了几乎一年半之后，拉萨的广播电台仍在提「资产阶级派性」，它清楚地表明西藏地方上的内乱 到了何种根深蒂固的程度。
尽管西藏的文化革命很激烈，但政府上的钩心斗角基本上只限于中国人内部，而由此产生的种种苦难却大多数落在西藏人民头上。虽然中国人有好几千人丧 生、逮捕或遭到严刑拷打的折磨，但藏人的伤亡（包括死亡和囚禁）却高达好几万，还有几百万人受到极端的虐待。而对于留给后代的遗产而言，情形更惨，西藏文 化几乎蒙受灭绝之灾—-好在还有居住印度的西藏难民。凡是中国人的东西和共产主义的东西就被接受。佛事活动明令禁止，为违法行为。民间节日和集市贸易予以 取缔，民间歌舞、烧香以及各种形式的藏族艺术和风俗习惯都受到禁止。在拉萨八廓街附近的冲赛康举办了大型的露天展览，展出了所有禁令之列的宗教物品和装饰 品，上面挂着的小旗上还写着要将这些东西立即交各级工委和「平叛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中「平叛委员会」获得重建）。全藏上下，出身不好，而至今 又未被抓入监狱的人们被拽到大街上，头戴纸做的高帽子游街—-边走还边挨打，挨人们的唾液，袒露的胸前挂着列举了他们罪状的牌子。游街队伍由敲锣打鼓的红 卫兵开道。喇嘛身上绑上了沉重的佛像，不得不弯下腰来，旧贵族和商人的脖子上吊着用来储粮的空罐。高音喇叭以前一天只广播三至六小时，现在整天吵个不停， 都是些宣传歌曲和歌颂毛的歌曲。高音喇叭的尖叫声在大街上回荡，震动了家家户户。除了抓人游街之外，红卫兵各派互相竞赛，争先恐后地摧毁所剩不多的西藏文 化。剩下寥寥无几的经幡给撕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红旗，西藏的佛教风光—-一排排给河谷山川带来福音的佛塔，城镇周围的一个个玛尼堆，还有刻写在山坡旁白 色岩石上的六字真言—全是毁坏对象，取代他们的是大幅毛的标语口号。藏民住房的窗户里边以及室内五彩缤纷的色彩不是给刮掉，就是让重新刷上一层涂料。在康 区和安多地区，藏民家庭的二楼也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奢侈生活」的标签，全家人被迫将其拆掉，住在一楼连窗户都没有的潮湿的马廊里。男男女女的长辫子都成了 「农奴社会又脏又黑的臭尾巴」，如果自己不剪掉，四处巡逻的红卫兵就会动手代劳。有些人剃了个半边光头，以表明他们是落后的。截止1967年3月，发行了 数万本毛的红宝书（2）—-外面包有塑料皮，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藏人必须背诵红宝书内的语录。在晚间的会议上和在大街上，他们都会受到检查— -红卫兵在街上随便拦人，叫他们一字不差地背诵，一有差错就免不了饱尝拳脚之苦。人们必须穿连衫裤工作服，不许戴手镯、耳环和戒指；甚至还取缔了藏人传统 的问候方式—-相当于握手，也就是见面时伸伸舌头，吸吸气。红卫兵挨家挨户清剿宠物，他们还强迫居民在每间屋子里挂上毛主席像，墙壁上要写标语口号。藏族 青年—-共青团和在校学生—–也被叫来清剿宠物，这是有意同藏族厌恶杀生这一习惯过不去。藏族文献甚至藏语本身也成了消灭的对象，藏语被一种叫「 藏汉友谊语」的稀奇古怪的语言所取代，其主要成份不过是些乱七八糟的汉语。这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大部分藏人都弄不懂。许许多多的藏人—尤其是干部和中国 人直接雇用的人们—-被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近似的汉名，而且其中有一个字必须是毛名字中的一个字。如果父母拒不给自己的后代取一个含有毛名字中的一个字的 名字，那么这些小孩的正式名字就会是他们的出生日期或出生时的体重。这样，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许多藏族后代只不过是些符号而已。当时有一句话形容了中国人 的愚蠢：「首先他们要我们笑，接着又叫我们哭。」
文化革命的狂热到了荒谬的地步，因此藏人有足够的理由畏惧三分，甚至超过了他们对民主改革及其阶级队伍清理运动。在民主改革期间，每当对人们实行各 种惩罚时，还严格地听命于当权人物；而文化革命却纯粹是暴徒动武。开始还只有游街，不久就是用铁条烧红烙人，枪决，在大街上随时召开斗争会—-如此这般， 弄得藏人几年时间人心惶惶，不敢迈出家门半步，只是上下班时才提心吊胆地在外面来回走一趟。甚至遇见朋友也拒不相认，因为街头巷尾总有放哨监视的人，他们 的任务就是报告可疑行为。早在1966年8月就出现了轮奸。红卫兵将扎木四百户藏族人家的女孩脱得一丝不挂，在外周游、开斗争会，最后将她们全奸污了。有 人向拉萨当权人物告了状，但他们因为害怕自己的乌纱帽落地而拒绝受理。1966年至1967年冬季，革命造反派来到拉萨北面的那曲。在这里他们对大批游牧 民也犯下了类似暴行，这些牧民在冬天的几个月云集于那曲。妇女们全身脱得精光，五花八绑站在结冰湖面上，还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玛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儿 次仁卓玛被迫当众发生关系。在山南各地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暴行，阶级成份不好的人被绑上之后扔进麻袋里，一扔就是好几天。在江孜城外的年楚河（雅鲁藏布江的 一条支流）畔，出身不好的人包括妇女儿童一家人被迫站在冰冷刺骨的河里泡上五个小时，头上戴着高帽子，腿上还拴着石头。日喀则的强奸和打人事件更多。许多 藏人，有时是全家一道，宁可跳崖或跳河自杀，也不愿意死在一伙中国暴徒手中。顿时，西藏全境出现了一股自杀风。在拉萨想自杀的人实在太多，人民解放军只得 派兵在拉萨河边日夜巡逻。
随着红卫兵各派之间武斗升级，暴行也在加剧—–暴徒不仅仅是平民百姓，也有解放军。强奸与殴打进而变成处决，受害者在被枪决前被迫给自己挖坑。这些 流血事件是1959年镇压叛乱以来最严重的罪行。在当时的一场混乱中，又有一大批难民逃往印度。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藏人常常被肢解，耳朵、舌头、鼻子、 手指、手臂被割掉砍断，生殖器官和眼睛被火烧掉。为了从有些受害者口中得到有关对立派的情报，将他们的大拇指—上一个绳子，吊起来，然后再烧开水。将人活 活钉死的办法也用上了：1968年6月9日，两个男人的尸体倒在浪子夏—拉萨旧监狱的门前，身上全是铁钉眼，不仅手上有，脑袋和躯体的主要关节部位也钉了 钉子。直到1970年时，人们还逼迫靠近尼泊尔边界的一些曾做过喇嘛的人，要他们站在一个台子上连续三天当众背诵毛的红宝书。那些拒不从命的人，当场被人 民解放军击毙。他们的尸体被拖过大街，人们被迫朝尸体吐痰和仍石头。两个拒不这样做的人也遭到枪决。最后，暴是示众，上面还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这是一切反 动派的必然下场。
西藏全境的六侵二百五十四座寺院的命运，也同西藏人民的命运一样。然而，红卫兵的许多活动虽无人控制指挥，但寺庙的摧毁却是精心策划的一场运动所带 来的结果，这场运动始终文化革命前。从1959年开始，将西藏各寺庙的每件物品按其价值分类编目，以便最后运往中国。它一直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任务。 北京派来了冶金专家组。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作，进展缓慢。光是拉萨、日喀则、江孜以及康区和安多的主要城镇附近的大寺院的宝贝就无法估量，因此直到 1966年前，农村牧区的寺院就没有几个彻底查清过。然而到1967年9月时，也就是拉萨的第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一年之后，破坏寺庙的活动已全面 铺开。老红卫兵手拿小本本负责指挥，小本本上分别写着每件物品的处理办法，是保留还是销毁。金佛、银佛、铜佛、昂贵的锦锻以及历史悠久的唐嘎捆上扎好。雕 绘图案精美的柱梁拆下来后，供中国人建设自己的大院时用。接着，在红旗下—敲锣、吹号、击钹，一片热闹场面，当地的藏人被迫拆毁座座寺庙。人们点燃了一堆 堆烈火，焚烧经书，那些被烧掉的，就让人们亵渎一场—-在中国人的商店里用作包装纸、用作卫生纸或做棉鞋时赛在里面。那些夹经书的木板用来做了楼板、椅子 和农具的手把。泥菩萨被捣得粉碎，扔在大街时让人们践踏，再同肥料拌在一起。有些泥菩萨则用来烧制砖块，专门用这些砖块盖公共厕所。玛尼堆曾是人们表达经 文的最常见的形式，而今这些玛尼石用来铺了人行道。壁画遭到毁坏，壁画上佛像的眼睛被挖掉，使人们想起十二世纪时穆斯林教徒在印度摧毁佛教寺庙的情景。寺 庙的铜顶金顶给拖倒，同其它金属一道重新回炉。
掠夺结束后，在寺院殿堂里装上炸药，连同墙壁全给送上西天。野战炮也用上了，因此不到三年，西藏全境疮痍满目，到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就像一座被轰炸过 的城镇一样。因为寺院殿堂的墙体很厚，所以甚至包括甘丹寺（它作为格鲁派最神圣的寺院是计划要彻底摧毁的）在内的所有寺院都未能完成夷为平地，但现在这些 看上去令人心寒的残垣断壁，总是使人回想起它们昔日的规模。摧毁西藏的寺院使大家受到震惊，除了那些最年轻的藏人外，其它藏人是无法理解的。藏人个人所蒙 受的任何苦难，同他们所知道的似乎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彻底完蛋相比，黯然失色。
对西藏文化大肆破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又是一场贩低旧西藏的宣传运动。主要的替罪羊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68年12月，北京电台广播了迄今为 止措词最激烈的攻击达赖喇嘛的文章，说他是「政治僵尸、土匪、叛徒」。在西藏，中国人谴责达赖喇嘛是「靠人民血汗为生的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手上的红 色标记就是铁证」。中国人声称，每逢达赖喇嘛背诵经文时，就得献祭人心、人肝或人的手臂。据说，达赖喇嘛破了胆不敢返回西藏、担心这些事实真相让西藏人民 了解之后，他们会叫他因「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而受到报应」。现在人们晚上学习时，那些陈腐的提问是：「告诉我们是谁策划了叛乱？」答复是：「达赖喇 嘛」。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过得是什么生活？」回答：「他是个贪图享受的喇嘛，玩女人，爱金银，将我们的祖国出卖给帝国主义。」
文化革命接近尾声时，中国对旧西藏的形象最后表现在西藏革命展览馆内。展览管位于布达拉宫脚下。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去拉萨的外国人要经过严格筛 选，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必须去参观这个展览馆。在展览馆的第一个展室里，陈列了一些文件，证明自十三世纪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接着是「旧 制度所犯下的惊心动魄的种种暴行」，这是一名随乔治.布什（当时是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7年访问西藏三天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说的。展览展出了剁 掉的手臂、大腿的雕塑，这还只是轻的惩罚，据说在举行一次宗教仪式时，两名儿童的头皮被剥下来，还有「封建农奴主」用来折磨「农奴」的各种鞭子、刀具以及 脚镣手铐。1976年的一期《中国建设》在评论这一百零六个栩栩如生的塑像时，说：「推开展览馆的黑色门帘后，人们进入了人间地狱的旧西藏。」展览配有录 音音乐和解说词，共分为四个部分：封建庄园—人间地狱；寺院—残害农奴的最窝；噶厦—反动的地方政府；农奴为解放而斗争。其中的场景包括一个「农奴」被迫 在暴风雪中背着「农奴主」爬越陡峭的高山，「双眼发射出仇恨的目光」；农奴主因为丢失了一头驴在痛打一男孩；站着的一位喇嘛斜眼瞅着眼前的借债人，他马上 被拴在马后给活活拖死；又是一个喇嘛，他把一个将要用来献祭的哇哇乱叫的男孩塞入一个木箱；一名妇女被拴在树干上，她要接受挖眼睛的酷刑，她的罪状是领导 了一次人民起义。最后的场景是「农奴」站起来了，他们杀掉了农奴主，一个快死的女孩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块岩石上画了颗红星，表达了「她渴望农奴得解放，盼望 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愿望」。
文化革命的混乱局面和破坏活动持续了三年时间，而它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却又持续了七年—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但在西藏，却还有一件颇为 费事的事情—人民公社化。迄今为止，西藏中部是中国唯独没有实行公社化的地区，毛主义分子认为这是当地党组织执行「修正主义」政策的最突出的表现。无论其 它事情如何紧迫，红卫兵认为在西藏实行公社化是他们的神圣职责。但这并非易事，这一点文化革命前的当权人物是可以作证的。
其实，实行公社化的努力，早在1962年就开始了。当时，在拉萨、日喀则和泽当附近进行了成立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但由于民主改革之后的局势不稳， 因而并没有推广人民公社，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日期推迟，也是由于同一原因。藏人认为公社无异于将群众囚禁起来：这是控制社会的最终手段，这样人民享有的不多 的自由—-包括享有土地、农具、牲畜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件私有财产—也会丧失，最后国家会使社会完全平等。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看到了1959年前后， 在康区和安多强制推行合作化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年年增产，但农作物却要充公，饥荒在曾经出产丰富的东部地区也十分流行。据说，康区人民（几年战斗之后，基 本上剩下的是妇女和儿童）就像耕畜一样犁地，一年劳累到头，为的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
如同民主改革一样，实行人民公社的愿望似乎也是出自人民群众。因此，藏人被迫签署要求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文件，接着党就会保证「让他们实行公社化」。 这种办法除了它的宣传价值之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干部认为，它也是防止对他们的日常工作提出批评的有力工具。如有人抱怨，也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将其驳回，他们 会说是人民自己要求实行这项政策的 既然如此，他们现在又怎么能反对这一政策呢？在现在中部地区，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继互助组之后，没有实行合 作化。其它人是在一步一步地走，而藏人则要一步「跳」入发展公社的阶段—-这样做，他们需要党的帮助。
中国人开始刺激是人民积极分子的「领导人物」的积极性。1964年，中国人常常开会，在会上说如果公社成立地建立起来之后，他们这些积极分子就可以 去领导公社，担任主任和队长，从以前的组长到主任、队长就升了官。他们的办法包括两个方面：作为严厉的一手，在公社成立之前，持续三、四个月的时间，它都 是晚间会议的中心议题；谁要是反对公社，就要拿他作为斗争对象示众，或干脆关押起来。那些「聪明人」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现在对于要生存该怎么办那一套已 经熟悉了，正如境外难民所描述的那样，西藏各地的人民很快就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成立公社，那么明天一定要成立！」作为软的一手，中国人担保 公社是「通向社会主义天堂的金桥」。成立了一些样板公社，给这些公社提供了足够的犁牛、绵牛、马、猪、马车、农具、肥料—-对于所有初办的公社也承诺提供 一切，用这些公社去激发别人。紧接着1965年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区之后，成立了约一百三十个公社。然后随着文化革命的到来，摈弃了「软办法」，公社化在西 藏全国推广实行。截止1970年夏季，已经成立了一千多个公社；到1975年12月，占西藏自治区七十一个县的百分之九十三的县实现了公社化—-成立了一 千九百二十五个公社。
让人民放弃自己的财产（这是公社化的第一步）证明阻力最大。确定了折价赔偿率—-远远低于有关物品的实际价值：一批最好的马是一百五十元，约合七十 五美元（3）；一头犁牛是七十元，合三十五美元（通常的价格为二百五十美元)；一头驴和犁十五美元；一把捶子两个半美元；一把长刀四美元；一把铁锹和一个 马鞍三美元；一根套索两美元。在大多数情况下，赔偿款在三至五年内付完，但藏人却从未收到过这些钱。中国人说，只有公社生产有剩余时，才会开始付赔偿款— –这一规定倒对所谓的「赔偿」是莫大的讽刺，因为藏人需要用的劳动去「偿还」成立人民公社时他们自己的投入。这样看来，国家对公社没有任何投资—-但宣传 时却一直大叫特叫，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资和种子。更有甚者，凡十六岁以上的人，必须立刻贡献十一元作为公社成立时的资金。由于谁也没有这笔钱，中国人不得 不提供货款—-致使全体藏民负债；因此每当收割时，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利息不断提高税收。在人民解放军不参入的情况下，要使藏人自觉自愿地将这些极 为不利的条件加在自己头上的确很难。不过最后还是向许多地方派了部队，大批抓人，对于那些不妥协让步的人很快也向他们明却：在公社内生活可能日子不好过。 但在公社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面临绝境 公社征用了当地的一切水源和耕地。只有一些成份不好的家庭，才有意不让他们入社，此后也只有他们才生活在 新社会的圈子之外。
一个人民公社平均由一百至二百个家庭组成，一千人左右。公社下属生产队（由于人口稀少，没有像中国其它地区那样设大队），一个生产队通常就是一个村 庄。一个区的七个公社共享一个银行和一个百货商店。七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卫生保健和小学教育的一些有限设施越来越稀少，因为四个公社合并在一起 仍作为一个单位对待。公社的管理工作由一些干部负责，一名领导根据当地党委的要求发布工作指令，有些公社的管理层共有五十个不同岗位，担任这些职务的干部 全都是藏人，他们必须先干好他们的本职工作，然后才是每天参加农业劳动。在他们的领导下，西藏人民丧失了剩余的一切自由。出家门以及地头的一切活动遭到禁 止。甚至外出抬柴火也得事先征得许可同意才行。如果要请一天病假，或请一天照看有病的亲属，必须要多达十二名干部的签名同意才可以。
每天早上一报北京时间—-在西藏离日出还有两个小时，高音喇叭里就传来了中国人最喜欢的颂歌「东方红」乐曲声，乐曲悲哀单调。生产队点名之后，早上 五点开始上工。根据季节，一直干到晚上八点或十点收工，接着是长达两三小时的政治学习会议，一直开到差不多半夜才散。虽然许多人每两星期能休息一天，但一 年的法定节假日只有七天 共产党的国庆三天，中国人的春节三天和元旦一天。带婴儿母亲上午和晚上各有半小时哺乳时间。尽管老弱病残以及学龄前儿童可以不 参加劳动，但他们不干活，也就得不到口粮。因此，西藏从六、七岁到八十岁以上的人，只要身体吃得消，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得不干活。人们实在太累，而规定又实 在太严，死者的尸体常常要搁置几天之后才去料理。藏人在描述自己命运时，说：「在西藏，人们只能看到三样东西。早上出工时，人们看到的是星星，白天是家家 户户门上的铁锁，晚上收工时是月亮。」
除了地里的农活之外，人们还得挖数英里长的水渠，要建水坝，修路、修水库。垦荒是公社全力以赴的事情—-就像七十年代初期种植冬小麦一样。中国人喜 欢小麦而不是青稞，因此百分之八十的可耕地种上了小麦。当麦杆长到五英尺高时，当地官员就要估产，秋收之后要根据估产得出的数字，认真对照检查实际收到的 粮食，以确保无作弊行为。而且，耕地不允许来年休耕，在西藏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这样做致使地力衰退，结果是大面积粮食减产。这种错误做法直到七十年代末才 得到纠正，它是西藏各地总有一些地方遭受饥荒的原因。
西藏的游牧民也必须实行公社化，在办互助组时，许多游牧民拖延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财产和牲畜都交归集体所有。关于牲畜的繁殖，作了严格的要求，对每 群牲畜的雌性成畜的百分之九十规定了产畜指标。牲畜的事故性死亡率允许低于百分之二；但超过百分之二时，就必须向负责干部作出充分解释—-然后，如果是牧 民的责任，他就要受到惩罚。游牧民的主食肉、奶酪和酥油，现在主要由国家配给的青稞所取代。在西藏中部，肉类让人民解放军享用；在安多和康区，肉类则连同 牛羊皮一道直接运往中国。
公社成立不到一年，其经济压迫再次急剧改变了西藏的生活方式。复杂的工分制和税收使西藏人民跌到了生存线以下，分得粮食平均一年要短缺三、四个月— 从现在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都是如此，除非个人之间作些调剂。工分制首创于中国公社的样板大寨大队（据后来揭露，这个大队惊人的粮食产量数字全是虚报），它 代表了极端的集体化。在西藏，人们得到的是一颗颗星，记录在工分本上。每隔三天，负责人就将工分本拿过来，看看手下的社员的到了多少颗星；每隔两个星期， 就将星星数小计一次。最强的劳动力每天能挣八颗星，最差的挣五颗，孩子们四颗。当将工分折换成人民币时，其价值时高时低，但一般来说每颗星值美金五分左 右。因此，挣得最多的藏族干部每天的收入是美金五十分，每月是十四美元，每年是一百六十八美元。将抚养家属和平均收入都考虑进去之后，每年人均收入在六十 美元左右。这样，目前西藏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还低于不丹人民，他们每年的人均收入比西藏还要高出十美元。然而，由于一些商品都实行计划定量供应， 因此货币价值位居其次。工分即星星，起作用的时候是在年底。这时，要对整整十二个月的劳动进行计算，然后将工分变成口粮。不过，这时还没有交税。
在计算工分值和确定生产队的口粮时，必须上交高达八种的税收：它们包括百分之六的公粮（称为爱国粮—因为藏人应出自于对党的热爱上交此粮）、种子 粮、饲料粮、备荒粮、战备粮、公社费用粮。另外两种类型的余粮，严格地说它们并不是税收，而是「自愿」卖给国家，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相信：一克（4）（二十 八磅）通常只卖三元，即一个半美元，这点钱只能用来三包香烟。另外，钱款接着就存入公社银行，个人是不能动用的。在完成上述税收工作之后，社员们根据各自 的工分多少，才能得到一年的口粮。按照这一体制，每人每年的口粮通常在八克至十二克之间，也就是二百二十四磅至三百三十六磅之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天 的定量远远不足一磅。肉类、蔬菜、酥油、牛奶、酸奶、茶以前全是主要食物，现在人们仍沾不到边。有老年人和小孩的家庭吃的苦头最大。本来他们的口粮供两个 大人吃还不够，但却必须五个人匀着吃。这样，出现了一个新的乞丐阶层。虽然公社对其中一些这样的不幸人家提供一次货款，但不会有第二次。由于无力偿还贷 款，人们只好继续行乞。见此情景，党公然宣布帮助他们已不是党的责任，而是当地「富裕」社员的责任。这是制度本身所产生的一个新的阶级，一夜之间就成了沉 重的负担，而且随着下一代的问世和更多的人家借债，这一负担越背越沉。藏人自己谈论时说：「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 得越紧，直到叫人丧命。」
这句话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因为现在又出现了饥荒，耕地增加也无济于事，饥饿是公社给藏人带来的唯一结果。好象文化革命的动乱还不够似的，一系列自 然灾害也降临西藏头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五十年来最大的雪灾，1972年还发生了大地震。这些灾害使得农业减产失收。在1963年至1968年期间，一 些小地方闹饥荒，中国人有时也从国库中拿出一些粮食借给藏民。但在1969年全国上下忙于战备时，中国人不在借粮给藏民了，而将存粮全部留给人民解放军 用。此外，农作物歉收时，中国人拒不减税，使得本来就只平了生存线的口粮又有大幅度下降。1972年数百名忍饥挨饿的藏人涌入江孜和日喀则，他们每年的口 粮从七克降到五克，最后降到四克即一百一十二磅，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而这点粮食只能支撑四、五个月，即使如此，堆得满满的军队粮仓却没有拿出一点东西。 人民解放军并不愿逮捕这些示威者 因为还得给他们饭吃，而是将他们撵回农村。这样，他们也就只得靠野菜、根茎、蘑菇等生存度日。以前，丧失劳动力又没有 人瞻养的老人就只能靠这些东西维持生命。现在，全体藏民几乎就靠从地上捡东西过日子，经常产生致命的恶果。就象六十年代初期一样，他们从人民解放军的军马 粪堆里找几颗没有消化的粮食，偷中国人喂猪养鸡用的残菜剩饭，在地上挖洞找虫子。然而，城市居民的处境比农村藏民还要艰难。从1968年初开始，日喀则和 拉萨都断了供给。商店的货架上空空的 甚至连火柴、煤油、蜡烛、香烟也脱销，更不用说白糖和茶叶了。有好几年时间，晚上开会时只点一两根蜡烛—-这对藏 人倒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强打精神，担心别人看到他们心不在焉。直到文化革命的混乱局面开始收场时，西藏又可以得到一些商品了；但直到1973 年的饥荒结束时，商品仍然十分短缺，因为只有干部和汉族才总是可以得到这些商品。对于藏人来说，每个月一盒火柴就是极大的优待了。一罐食油的价格，比一个 中等劳动力两个月的收入还要高。每年的 棉布计划供应是四码，连做件新藏装都不够，这还是过去的事，现在人们的衣服总是反复改来补去，因为补丁太多，弄得面目全非。由于藏人得不到像肥皂之类的必 需品，因此只好用泥巴代替。但中国人每三个月却可定量供应一块香皂，每两个月半条肥皂。抢窃事件太多，人被抓到之后，无非是坦白一番，放走了事。
在1968年至1973年的饥荒年间，数万藏人死亡。据幸存者说，饥饿夺去了生命的藏人，再加上直接死于中国侵略者之手的藏人，总数接近一百万，是 藏族人口的七分之一。在闹饥荒之前，中国人搞了种「忆苦汤」。它是糌耙掺水熬成的稀粥，里面没放盐，迫使人们喝这种汤，旨在让他们回忆解放前他们在所谓可 怕的条件下受的种种苦难。藏族小孩问长者：「旧社会真有那么苦吗？」大人小心翼翼地回答：「是的，群众吃的就是这种粥，而贵族们整天花天酒地。」不幸的 是，中国的宣传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对过去事实的歪曲，同今天的现实一比较，也就微不足道了。
公社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与第三种现象—战备—紧密相连。战备开始于1968年后期，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后半期。1968年10月1日，林彪和周恩 来发出大规模进行战备的新号召。这次也像1962年与印度的边界战争一样，当时是企图在「三个灾年」之后利用战争激励国家，而这次却是利用外来威胁转移人 们的视线，使他们停止内乱。此外还有「下放」运动，它始于1968年秋季，在这场运动中多达三千万的红卫兵被迫上山下乡。战备有一个方面很特别，它是战备 时间长、有深度的原因。西藏边界上集结了大批印军，东北面的朝鲜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与苏联则即将爆发1969年激烈的边界冲突，越南战争也正处于高峰期 间，这样人民共和国被敌对势力团团包围了。中国确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也是中国最担忧的，党内的理论家们当时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核屠杀。在当时面 临灭顶之灾的时刻，要人民干什么几乎也不算过分。七年期间，藏人总是受到警告，说印度进攻的时候终于来临。因此，一方面人民群众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军队的 粮仓—-人民解放军吹嘘这些粮食可以用几十年（在西藏高原上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却越来越大。公社是战争机器的引擎，战备所要求人们干的工作比农活要 多。
到1969年，出现了三种形式，通过这三种形式全部藏人都得支持人民解放军。第一种形式是征兵，这一使命落在出身最好的藏族青年人头上—出身贫穷， 年龄在十七岁至二十五岁之间。这些青年人在部队要服役五年，首先是二个月的新兵基本训练，此后他们将与其它新兵一道分别到基层连队。通常一个班只有一名藏 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当翻译，因为部队要与当地老百姓打交道，还有爆发战争时协调对前线的支援。他们不得私自与其它藏人交往，不得在藏族战友当中讨论防务问 题。根据上级的规定，他们对于自己连队究竟有多少人也不应知道。每个藏族战士都发了一个笔记本，要定期在上面记下他们的错误行为，以此进一步确报安全。开 始，光是西藏自治区境内被迫在四百五十个区政府办公室自愿报名参军的藏人就多达三万人，他们入了伍；而康区和安多的数字还不知道。
第二种形式是民兵。1962年边界战争期间，民兵工作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点，主要限于边境地区。1969年，又是在边境地区组建民兵，不过这一次是 县、区、公社、生产队无一遗漏，每一级都有民兵组织。民兵的年龄在十五岁至三十八岁之间，有两种类型。基干民兵重要一些，每个民兵基层组织都有两名基干民 兵，他们接受过专门训练，他们的任务是要查出特务、反革命分子和那些企图逃往印度的人。两位基干民兵其中一人配有一件自动武器（斯坦步枪），另一个则带上 弹药。他们共同守卫战略要点，包括桥梁、粮仓和水坝。剩余的人是另一类民兵，他们占大多数，不配枪枝。他们用木头枪和木棒进行训练。不过到七十年代中期 时，有些三人一组的民兵还是配备了武器：一人扛步枪，一个拿子弹，另一人则轮流替换他们两人。为了不占用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晚上的会议时间就用来训练， 但大多数民兵只是进行一些操练，一旦战争爆发人民解放军和基干民兵队伍上前线之后，这些民兵主要是发挥警察部队的作用，维持治安秩序。
第三种类型叫「战备军」。作为「战备军」的组成部分，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藏人要跟随人民解放军上战线，当民工，做运输工作。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 那些藏人则负责协助医务人员；他们除了送绷带和其它医疗用品外，主要任务是运输伤员和掩埋死人。年龄最大，用处最小的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之间的藏人，他们 也得应召「援军」。他们没有配发任何武器。但必须先于正规部队发起进攻，靠人海战术压倒敌人的火力。在边境地区，犁牛和马匹均编进了各个运输队。
当西藏西部、南部以及东南部的藏民在忙于训练时，大城镇的藏胞们也同样手忙脚乱，做些令人烦躁的事情。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玉树、康定以及所 有的其它大城镇也像中国内地沿海城市一样，忙于准备，防止空袭。家家户户在自家最坚固的房间外再平行砌了一堵墙；沿着主街道，藏人挖了一些防空洞。拉萨城 内，民防演习日夜进行，药王山上的警报器发出开始和结束演习的警报。人民解放军的高射炮部队和民兵部队接管城市的那一二个小时，甚至医院也得进行疏散。西 藏自治区各主要下属机构都在地下建立了指挥部，地道通向河谷周围的那些小山，重新布署的计划只需一会儿就可完成。藏族干部中有谣传说，重要文件已运入拉萨 城，送到了一些秘密地点。
战备不仅限制了红卫兵的暴行，而且也止住了藏人的叛乱行动。文化革命当然给藏人提供了一次重新向中国人发起进攻的机会，藏族青年加入了「革命造反 派」，而负责招收他们的这些造反派则保证藏人会得到高一些的粮食定量，甚至还可以获得宗教活动的自由—真是令人吃惊。在那些人的领导下，藏人也戴上了全国 红卫兵统一的红袖章，「围攻」他们所仇恨的汉族干部，伏击车队，只要有可能就挑起主要派别之间的冲突。这是这些藏族青年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劳累中摆脱出来。 他们积极打制木棒、矛枪和斧头，以便和「大联合指挥部」决一雌雄。那些比藏族青年大一些的藏族干部，他们是中国人征用的，反过来又攻击自己的上司，自己却 不干工作。如果有人想阻止他们，这些藏族干部就用「亲刘分子」这一令人可怕的帽子于以威胁。不过相比之下，不顺从只不过是一种温和的抵抗方式。到1968 年年底时，西藏全国各地又发生了一些起义事件，而且由于中国军队撤向首城拉萨还进一步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广大农村只留下了一些像孤岛一样的守备部队，通讯 联络也被切断。
尤其是有一事件激发藏人发动叛乱。1968年6月7日上午，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拉萨的「亚西公馆」院内与一支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纠缠一团，两名中国 士兵被杀；这些年轻人吓坏了，拔腿就跑，躲进了大昭寺内的殿堂里。紧接着三百名士兵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人民解放军指挥官向他们喊话，限他们五分钟内交出刚 才偷窃的武器弹药，否则他就要下令开火。而这些年轻人却坚持说，他们没拿任何武器，此外他们还声称他们全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然后他们没有再多说一句 话，就高高举起了毛的红宝书，开始高喊共产党的口号，希望能够解除紧张的对峙局面：「军民一家人，谁也莫想分。」五分钟时间一到，人民解放军对着他们一阵 猛射，当场击毙十二人，打伤四十九人，接着不少人还挨了刺刀、枪托。而且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拒不给那些伤员治疗，后来门孜康来了一些藏医，方将这些伤病员抬 走。与此同时，聚集在寺院门外的大片人群听到 里面的幸存者在唱大家熟知的一首歌曲：
西藏人民莫悲哀，
自由独立定会来，
牢记我们的太阳，
不忘神圣的达赖。
在西藏神圣的寺院里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民情激愤，中国人为了平息城里的风波，不得不宣布进行调查（事实上没有实行），但拉萨全城人民反抗 的意志却无法消除。反汉事件常有发生，整整一年过区后，全城百姓公然不顾严禁佛事活动的规定，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庆祝佛祖的诞辰、成道、涅盘。下个月， 首城拉萨的机关干部放假，显然是要庆祝「世界团结日」。他们在拉萨的老林卡里支起帐篷，在拉萨河畔准备了野餐的场地，然后翻开放在地上红宝书，装模作样地 在学习，其实整整玩了一个星期，掷骰子，打麻将。但在山南地区，抵抗形式就没有拉萨这样温和，三千藏族青年攻打人民解放军，杀死他们二百人。两个月后，人 民解放军又有二百人在泽当被杀。据说，早在1967年西藏西部的五个地区就爆发过类似的起义事件。1970年夏季—-这时红卫兵武斗高潮早已结束，公社也 已强行成里，战备已拉开序幕，在西藏西南部却爆发了一次大叛乱，据当地人民解放军司令员说，一千多名中国士兵丧生。接着毙了大批人—-对象通常是地下组织 的成员，每逢处决人，常常要赶在节日的前两天。但原康区十八个县的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高举西藏旗，公开与中国人为敌，攻打中国人。直到1972年，战斗 仍未平息，最大的一次叛乱影响约六十个县（西藏自治区共有七十一个县），据说，藏人死了一万二千人。
虽然西藏于1968年秋季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虽然红卫兵武斗也于1969年结束，但北京仍认为西藏需要进行一次大清洗，才能重新稳定局面。这场运动 开始于1970年初。官方称这次清洗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它不像民主改革及其复查运动那样，对象只是上层阶级，这次的范围包括社会的各方面。「叛徒、阴 谋家、破坏者、纵火犯、无政府主义者」—-从极左分子到逃脱了文化革命的那些顽固的反毛分子的所有人都在「铲除之列」。1970年4月，几万名在这场动乱 中证明是不足信任的藏族干部被清洗出各级机关。与此同时，对于西藏自治区的每个藏人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复查，这些材料由公安厅的有关处室妥为保管。接着，晚 上突然采取行动，数千人被捕入狱，遭到审讯。在每一地区，要将一、二十个人跳出来，拿他们示范，叫他们在三种命运当中选择其一：斗争会、囚禁和公审。死刑 布告在各县张贴，上面印有被枪毙人的像片，像片上画有一个红叉，他们「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列在下面。处决就在开会用的大广场上执行，受害者的脖子上缠着 一根绳子，一名中国看守紧紧拽着这根绳（以防他们最后还要高呼反动口号）。枪决时从后面给受害者脑袋一枪。紧接着，站在人群前头的死刑者家属还得被迫感谢 党的「恩得」，感谢党「消灭」了他们当中的「坏分子」，然后就简单地挖个坑，也不举行任何仪式，就将仍有余热的血淋淋的尸体扔进坑里，一埋了事。这时使西 藏陷入混乱的文化革命已经有四年了，西藏正在开始结束混乱局面，而中国官员又企图靠杀人的办法来重新获得对西藏人民的控制。
1962年10月18日午夜，丹增曲扎乘坐的卡车来到了能够看到布达拉宫的地方。三年前离开西藏时的他们这些藏人只剩下了二十一人，从中国乘车返回 西藏。艰难的旅途将他们一个个折腾得筋疲力尽。在西宁—-拉萨的公路上，当汽车左右颠簸时，只有那些身体最好的人，才能随着汽车的摇摆尽力保持身体的平 衡。每逢汽车转弯时，其它人虽尽力靠在一起以保持平衡，但也抗不住惯性的力量，也只好听之任之。他们爬越了距那曲有五个小时行程的唐古拉山口，这时大家都 想从氧气袋里吸几口氧，还是有些人昏过去了。此后，稀薄的空气和严寒，使他们期待。回家的热情也凉了半截。到旅途快要结束时，他们的心情才好一些，因为布 达拉宫在它身后的山峰衬托下，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卡车走的是北面那条路，绕过拉萨城，十分钟后就进了扎吉监狱的大门。它是西藏最重要的监狱，围墙高二十英尺。原来，它是藏军扎吉团的司令 部，1959年9月时这里的军营接收了三千名犯人，其中大多数是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喇嘛。这些犯人被迫给自己盖牢房，开始是他们在一道内墙里，修了一栋没有 窗户的绝密牢房，可以关押二百名高级喇嘛和官员。接着他们又在外面修起了一道围墙，院内盖了一些牢房，后来又修了一家医院，专为拉萨的中国官员治病。从此 以后，扎吉监狱成了在民主改革期间被捕犯人在西藏的主要集散点。一但犯人的案件定性之后，大部分犯人就被遣送到西藏自治区日益增长的各劳改营，关押在这些 劳改营的犯人最后高达十万多人。据曾关押于此的一名犯人说，扎吉监狱关押的犯人为一千七百人，犯人中常常有人死亡，因不足数每月都要进行补充，每次补充十 到十五名新犯人。
在扎吉监狱，丹增曲扎真正弄懂了「再教育」的确切含义。扎吉监狱不同于拉萨城内和其它五座监狱，这五座监狱直到八十年代，仍关押着七千至八千名政治 犯 —几乎为拉萨人口的五分之一。扎吉监狱并不强调实行强制劳动，而进行思想灌输则是扎吉监狱的特点。只有上厕所是例外，曲扎医生和监狱里的其它犯人，除 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得用来学习—-这是精神上的进攻，事实证明它比肉体上的折磨更为厉害，使人心神不安。现在，精神崩溃、抑郁症以及自杀行为都出了— 以前之所以没有这类现象是因为肉体上所受的折磨，而一旦精神成了受折磨的主要对象时上述情况就不可避免。犯人一到这里，就得牢记八条规定，这些规定是「再 教育」的基础。犯人不许谈论各自的背景、被囚禁原因以及学习之外的别的任何内容。而且，他们都得坦白交待；为达此目的，要求每个犯人揭发检举自己的同伴。 另一方面，犯人必须经常歌颂党，并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举例说明党的光辉指导使他们获益非浅。最后，不允许对粮食定量埋三怨四，所有命令必须必须五条件地 服从，不许破坏财产，不许放声大笑，不许唱歌，不许高声讲话，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整洁。
曲扎的牢房是关押十四个人的牢房，位于外院东侧。房间太小，只有十六英尺长，十二英尺宽；因此当人们分两排头顶着头睡觉时，双脚能触到墙根，所以大 家不得不缩着脚睡觉。扎吉监狱的膳食主要是糌耙粥和白开水煮青菜。但曲扎医生这帮人抵达这里这里十五天后，他们第一次尝到了酥油茶，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 喝酥油茶，此后他们隔天都可以喝上酥油茶，。接着的两个星期，亲属也获准来探监，他们带来了肉、炒蚕豆和青稞。曲扎的弟弟多布吉也来了，他带来了一只犁牛 头—这是他尽全力所搞到的一切。不过，这些礼品虽能使他们开开荤，但也让他们吃了苦头。结果腹部剧烈疼痛，接着是腹泻。犯人每天可以出来上三次厕所，但每 次离规定时间还很远时，牢房里那个晚间用的小木桶就会漫了出来，弄得房间的地上到处是屎尿。房间内的气氛本来就很幽闭，再加上这股臭味，令人无法忍受。在 这段时间，曲扎医生骨瘦如柴的身上才长了点肉。似乎发生了奇迹，头发和眉毛又长出来了，这样他和同伴们看时去就更像人了。但它们的身体仍很脆弱，随着五官 各部位的机能在恢复，稍有刺激就会感到难受。约二十码之外的厨房工作人员开始烧茶做饭时，那股诱人的香味使人饥饿难熬。长时间来，他们一直身体虚弱，因而 也不感到饿，但现在饥饿感卷土重来，不论他们吃多少，总是感到腹部很空。就是这样饱吃一顿、腹泻一场，反复多次他们的逐渐恢复，朱镇监狱的悲惨生活也慢慢 淡忘了。
他们自己选了个组长，由他负责，开始了再教育。学习时要发一张当时的西藏日报，作为讨论的起点，组长负责会议记录。斗争会还是有，因为有些人不太聪 明，他们不会用一些要求他们讲的话去掩盖自己的讨论发言，因此成了斗争会的对象。接着有一次，中国人宣布曲扎医生那个组要接受更为严厉的处罚，但却没向他 们作任何解释，1963年秋天，也就是他们到达扎吉监狱一年之后，他们被转移进了那座绝密牢房。新牢房与旧牢房大小一样，只有几个小洞，每个洞两块砖头大 小，以便采光透气。看守将他们的腰带和鞋带全没收了，以防自杀。这些藏人后来才知道，监狱里的犯人利用牢房天花板上小烟洞下方的木板，吊在那上面自杀。没 有几个人能忍受这样的囚禁，终日不活动，每天是没完没了的冥 思苦想。
一天，曲扎医生和他同房间的犯人，听到房间外的院子里一阵喊叫，接着是枪声。后来他们有次放风上厕所时，看到地上横着一具中弹倒地的尸体，他是彭波 来的农民。他本来关押在他们后面的一间牢房里，在看守的监视下去上厕所时，企图动武。后来又有一次，曲扎医生听到牢房外的一名犯人不顾一切地高呼：「我不 要马克思主义，我要宗教！」他回到牢房之后，愤怒不已，从扫帚把上扯了一根细枝，将一块布缠在上面—当时他只能找到这些东西，然后高喊：「西藏独立！」他 被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是曲扎医生被关押的第三个阶段，他的情绪一直非常抑郁。
1965年5月一名看守来到丹增曲扎的牢房，叫他收拾一下为数不多的几件东西。这次也是未作任何解释，他又被带走了。当时一辆吉普车在扎吉监狱外院 等候。汽车沿着拉萨河谷朝东北方向行驶。这里是桑伊监狱，它建在一条峡谷里，位于一座高山的两处尖坡之间。监狱本部及其易度吐（5）分部（这个分部的条件 在该监狱居中）两个单位位于峡谷前部。这里有三道墙，每道墙上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岗楼，后部借用悬崖作围墙。该监狱的第三部分是玉第吐（6）分部，在峡谷 南面五百英尺处，四周有一道围墙，它离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单独的大院很近。曲扎医生被关押已经有六年了，但从未向他提出犯任何具体罪状的指控，没有审讯，更 不用说判决了。他被关进了一个能容纳十三名犯人的秘密牢房，中间是一条混凝土铺的过道，两旁撒了沙子供犯人睡觉，他再次面临没完没了的「再教育」。
曲扎医生离开扎吉监狱来到这些新伙伴中间之后，他们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他认为最艰难的监狱生活已经过去。在西藏军区院内的绝密监狱那些日子 里，他首次尝到了一场场斗争会的滋味，他的牙齿被打掉了，眼睛也受到了伤害；接着是朱镇监狱和扎吉监狱的艰难岁月。经过这一切之后，他现在已经学会了怎样 装出「自我改造，已有进步」的样子，而内心世界却根本不接受思想教育那一套，特别是宗教信仰仍使他沉着镇定。每天晚上，他都要做吐莫（7）操。自从去年他 在中国以来，还辅之以默默背诵经文。此时，他在桑伊监狱冒了一次很大的风险。他在一根绳子上扎了一百零八个结，权且用它作念珠，那着它念经。每天晚上睡觉 前，他总要背诵四五百句：一半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另一半是智慧无边的文殊菩萨的。实际上，其它人早就产生过这一想法，随着他们加深了对新伙伴的信 任，他们也都在他面前背诵经文了。曲扎医生在桑伊监狱里背六字真言达三百万次，他知道其它犯人的背诵次数是他的二倍。
丹增曲扎到桑伊一年多点之后，一天上午，犯人像往常一样将自己的缸子摆到牢房的窗子上去接茶。但厨房工人经过时，他们才知道酥油茶已经停止供应了。 从此以后，喝酥油茶也给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它属于「腐朽的旧制度，只有反动派才沉溺于喝酥油茶。」打那以后，只供应「无产阶级的」白开水。青菜汤也不供 应了，现在吃的全部东西就是小份糌耙，一日三次。几个星期后，犯人们分发了毛的红宝书，这时他们才猜测监狱外面一定在发生什么大变化。在接着的十年期间 里，红宝书成了学习的主要内容，文化革命也渗透了监狱里面。但是，虽然当时的饮食又恢复到了近乎挨饿的地步，但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变化倒是福音。结果，那 本红宝书却可以用来为他们诵经作掩护。他们每天翻开那本红宝书，背诵的却是经文，一天完了还可以计算一番，房间里的所有犯人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无论那些 粗心大意的看守朝房间里瞧多少次，他们总是看到十三名犯人无一例外地在念红宝书，看上去是全神贯注，甚至嘴唇稍微动一动–这在过去就足可以给许多犯人招来 斗争会，而现在倒好像人们在专心致志地背诵毛的语录似的。
1972年，曲扎医生终于得到了判决，它是根据四年之前通过的刑法作出的，刑法规定四种犯人不得获释：边境犯人；「反动分子主犯」，如游击队和地下 组织的成员；没有家属的犯人；最糟糕的一类—丹增曲扎就属于这一类—-是与西藏旧政府有关联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与其它类型的犯人一样，要受到六种刑期之 一的判决，刑期从十二年至三十年不等。有些判决需要复审，其它的就不用了。除此之外还有死刑，缓期一两年执行；此后如果犯人被认为改造较好，还可以改为无 期徒刑。曲扎医生的判决是十七年徒刑，他已服刑十三年。即使如果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最多也只能将他的地位改善改善，让他成为「自由工」。就像在朱镇监 狱一样，这些人居住在监狱围墙外的牢房里，无人看管，自己去上工干活。每隔两个星期，这些「自由工」就可以三人一组，去拉萨探望家属。他们像西藏其它人一 样，也是挣工分，买自己的定量粮，监狱什么也不给他们。由于这一做法，犯人自由的希望几乎等于零。每年冬天进行核算时就很清楚，劳动队是十分需要的。这 时，桑伊的利润—-每个劳动区总要挣上几十上万元—张榜贴了出来，这一数字确定下一年的生产指标。如果没有这支「自由工」大军，产量超过前一年是不可能 的。因此，桑伊监狱靠的就是这样一支稳定的队伍，当然如能增加就更好。另一方面，一旦犯人、自由工病情太重或年纪太大不能再干活时，监狱就会立即将其打发 回家。曲扎医生亲眼目睹过老人多次被逐出监狱的情景。这些老人苦苦哀求不要将他们送回老家，因为家里无人瞻养他们。但他们的要求却遭到拒绝，结果还是被强 行撵走，要饭或找死，听其自便。
判刑之后，曲扎医生从桑伊转移到了邻近的易度吐分部，这里的条件稍微好一些。过去十年的囚禁生活，他一直活动很少，在这里结束了这样的生活，他的 「再教育」被认为完成了，将他分配到监狱的采石场。这项工作和做砖头是留给藏人干的活；中国犯人汽车零件，干工厂活儿。现在他每天则必须凿九十块十二英寸 长、八英寸宽的石块，原料也就是监狱后面山坡上炸下来的岩石。他与其它五名犯人一起干活，只能勉强完成自己的定额，因为长期不动弹，肌肉萎缩十分严重。他 们中间的两人将大块岩石用铁锤敲成小块，其它四人则忙于錾这些石块，他们四人必须完成六人的定额。这项工作非常危险，犯人的眼睛和脸庞经常遭到飞来的小石 片的袭击。他们要用扦子和大铁锤，握扦子的那个人常常挨打，原因是速度在不断加快。在监狱内的一座墙上挂了一块黑板，黑板上方有一块锌板挡雨，黑板上公布 了各组每天的进展情况；这里好像中国境内的监狱一样，谁要是没有完成任务，就得在会上挨斗，以促使他改进。
随着丹增曲扎对新生活的适应，户外的新鲜空气和劳动使他逐渐增强了体质。翌年，他产生了相对的满足感，它越出了自己已经努力获得的超然感。有一天， 他正在干活时，有人将他叫走了。他被叫到一位姓李的中国医生面前，当李医生以巴结讨好的口吻同他讲话时，使他感到惊讶不已。李医生解释道，他从丧伊的档案 材料中找到了丹增曲扎的名字，他受一种疾病的折磨已有多年，他想找丹增曲扎医生看看会有好处。接着，请曲扎医生给他诊断。这一请求特别令人吃惊，因为尽管 门孜康自1959年后一直对外门诊，但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藏医。曲扎医生给李医生看了脉，李医生的手十分粗糙，皮很厚，划破的地方不少，要给予明确的诊断 很不容易，但曲扎医生仍然发现–而且很正确—是肝病。李医生非常激动，他说他的病情十分严重，曾不得不两次去内地治疗，西医、中医李医生都试过，但都没有 疗效。曲扎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藏药，并说治好并不难。接着，李医生从门孜康拿了药，病也就好了。李医生恢复健康之后，也给曲扎医生的命运带来了大变化。李医 生在公安厅的职位很高，他与拉萨公安厅的主要领导就丹增曲扎一案进行了商谈。在商谈时，他指出曲扎医生的医术也许对国家有用；当时国家刚刚实行放宽政策， 叫「四大自由」，旨在重振「地方文化」。三位患有慢性病的公安厅官员也来到易度吐分部，他们召来曲扎医生给他们诊断治疗，三人的病全治好了。结果，他们将 曲扎医生从牢房中放出来，让他到桑伊医院工作；对此，他根本就不敢相信。随后在1976年，他十七年徒刑服刑满了之后，又将他调到了玉第吐，它是桑伊监狱 条件最好的部分。在这里，虽然官方仍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但他已成了「自由」，他的身份证上仍写了「坏分子」几个字。
曲扎医生命运的好转，对他来说就如同从地狱到了人间。他能够再次获得行医的机会，十分激动，但他十分清楚，只要说错一句话，或是哪位不高兴的官员忽生一念，他立即又会重新打入地狱。变好的境遇只能使他念念不忘自己仍很容易受到冲击。
有位中国女医生姓刘，曲扎医生认为她「粗暴无礼，心地不善」。刘医生被派到西藏援藏三年，她是桑伊医院的四名医生之一，丹增曲扎和另一位是藏医。这 位女医生仗着有党给她撑腰，就是要败坏藏医及其医生的名誉，向证明西藏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夏季，她坚持让藏医医生在医院门廊的一角接待病人。冬天，中国医 生霸占着生了火的房间，而让藏医医生待在没有生活的库房里，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之外，什么也没有。
曲扎医生每月的工资为二十八元（十四美元），每年用来从门孜康购药的经费只有五百元（二百五十美元）。病人找曲扎医生看病之后，又会被叫到那位女医 生面前—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她问清曲扎医生的诊断之后，接着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然后又将病人带到曲扎医生面前，再来到监狱领导跟前对曲扎医生的诊断 横加指责。这时，争论愈演愈烈，领导只好进行干预，他们对于完全对立的诊断结论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调查之后，他们得出了一致结论，这一次是 一致支持丹增曲扎医生和藏医，这是出人意料的，中国官员当众宣布，尽管政府长期以来对藏医持怀疑态度，但现在藏医的价值却一清二楚。后来作出了决定，对门 孜康投资是值得的。此外，在国家的资助下，对在文化革命期间未遭毁坏的医书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一座现代化建筑的蓝图已经问世，在曲扎医生领导下的以哲蚌 寺为基地的藏医研究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曲扎医生也有了公开的头衔「藏医医生大师」。他的工资从五十三元提到了六十三元。此外，1979年由于他坚持自己的 意见，终于为藏医医生赢得了给病人开假条的权利。虽然曲扎医生仍在玉第吐分部，但他已感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个转折。中国人虽无迹象要摘除他阶级敌人的帽 子，但对他的医术已确信不疑。他终于获得了一点点自由。
中国统治西藏十二年之后，西藏似乎全完蛋了：成了一个极度贫穷的警察统治的国家，西藏人民伤失了意志，甚至其占领者也不例外。对于西藏的中国人来 说，很清楚文化革命已归于失败。文化革命没有带来奇迹，它不是通向纯共产主义的大道，反而将为成立西藏自治区而进行的六年努力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绩全部毁于 一旦。光辉的社会主义天堂，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为了挽回损失，党的领导人视七十年代为防御时期。西藏不再是造就新人的熔炉，而只是要求西藏生 产粮食，供养军队。现在，这倒成了占领现在的并不迷人的目标，就如同所有的新政策一样，实行这些新政策也以改组现存的党组织揭开序幕，这样的改组与中国内 地相类似的变化紧密相关。
1971年夏季，西藏发生了共产党统治以来党内的第四次变化。这次变化是毛泽东与其指定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之间的斗争的结果。为了削弱毛自己培 植起来的这个人的权力基础，毛更换了中国五个自治区当中三个最重要的自治区的军事领导：西藏、内蒙古和新疆。大多数更换对象原属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西藏 的曾雍雅调到了渖阳军区。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十三个副主任之一的任荣原来一直坐等一旁，现在他重获主要领导职务，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期间他曾短期担 负主要领导职务，尽管任荣原来也是四野的人，但他的保守态度使他登上了主要的领导岗位。不过，为了限制他的权力，另一位忠诚的毛主义分子、西藏前领导人陈 明义重登舞台，当上了西藏军区司令员，但为时不长。任荣出任西藏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来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时是1971年八月，文化革命开 始五年之后，西藏恢复了党组织，它是中国最后恢复党委的省区。就象1959年至1965年一样，中国人不得不再次在全区成立党组织，以便统治西藏。 1972年成立了四个地、市一级的党委。在拉萨市委的六十六名委员中，担任书记一级领导人的藏族只有两人；在二百九十三名区局一级的党委领导人当中只有六 名藏族。除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积极分子之外，自治区一级有点名气的藏族领导人当中只有天宝（桑吉益希)一人。他是自治区新党委的书记之一，还兼任西 藏军区第二政委，最后他于1979年8月接替任荣出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但并没有接任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天宝的升迁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外界，藏 人已真正当家作主。事实上，虽然天宝出身于藏东地区，但自他十四岁加入红军的长征队伍以来，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妻子是汉族，他根本就不讲藏语。
1972年5月8日，拉萨的广播电台报导，共青团在罗布尔卡（现为人民公园）举行了「大型野餐会」。他们在园内唱歌、跳舞，开展娱乐活动，它像征着 政策的放宽，旨在确保藏人与新领导携手合作。两个月之后，自1959年以来从未听说过的「四大自由」也正式公之于众：信教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雇工 自由。不准穿藏服的禁令也予以取消，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与中国人合作的上层人士，在文化革命中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也予以平反昭雪。还制定了修复破坏严重 的大昭寺以及其它几座寺庙的计划，并已开始付诸实施。那年年底，在晚间的会议上开始了大家更为熟悉的运动，名曰「一打三反」。一打是打击「反革命」；三反 却拿政策放宽所鼓励的几大自由开刀，即反铺张、反唯利是图、反浪费。
1974年刚开始，又重新发起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攻击。林彪在中国国内遭到批判时（他企图发动政变，进行暗杀之后），一位高级官员于藏历新年候 不久抵达拉萨，他在军区院内向党的领导干部作了讲话。他说，在现在对中国人的统治仍存在着两种危险：国外有印度支持下的流亡的达赖喇嘛；国内现在人民对班 禅喇嘛无视北京仍十分钦佩。这两个喇嘛是「一丘之貉」，对他们要再次批判谴责，形式可以是会议、流动宣传队以及展览。这些展览的展品有一百零八个头盖骨制 成的念珠，据称这些头盖骨是从献祭给达赖喇嘛的「受害者」身上取来的，还有班禅喇嘛图谋发动叛乱收集的手榴弹和机关枪。这场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1975 年，这时又搞了个新花样，企图争取难民回归西藏。拉萨的广播电台播放了一些藏人的讲话，有时竟播放六十多次，这对于听到这些讲话的亲属来说是特别痛苦的。 1976年6月5日播放的讲话就很典型，一位名叫玉珍的昌都妇女读了一封写给她流亡在外的哥哥强巴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哥哥强巴：
我是你的妹妹玉珍。我们分别已有十八年了，你可能仍记得我曾是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吧。在我们的姐妹当中，你最喜欢的是我。我们的生活很幸福，生活得 很好。现在全城到处是高楼大厦、医院、百货商店、学校、银行、邮局、餐馆、影剧院……晚上灯火齐明时，收音机里传来了甜美的乐曲……哥哥，你过去很爱吃舌 头，我仍记得你以前打发我去为你买舌头的情景。随着许多食品业的兴起，在市场上可以买到许许多多的食品，其中就有舌头。如果你想再次品尝各味舌头的话，你 一定得回来……呵，如果你能回来与我们共享幸福生活，那我们该有多高兴啊！我们有一句俗话不就是这样说的吗，鸟大归巢，人老还乡……哥哥，请你相信我吧！ 如果你想摆脱黑暗，走向光明，那你就回来同我们一道生活吧！你的家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会欢迎和尊重你的。
强巴在《西藏评论》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回信。强巴说当他再次听到妹妹的声音时，顿时回想起了父亲以及其它亲属的音容笑貌，他恍惚是在做梦一样。但对于 妹妹被迫在电台上读这样一封信，他表示无比愤慨。显然其它藏族也有同感，因为截至1975年止—这次吸引西藏难民回归的工作已进行了十五年，拉萨的广播电 台报导回国定居的藏胞仍为数甚少。
1975年，对原来西藏社会分为六种不同成份的阶级划分办法作了修改，旨在安定西藏全国。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晚上的会议更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专题会 议」，会上，专门委员会要刨根究底地提问，弄清楚从八岁开始的每个藏人的历史。人们如果从并写好他们的简历后，在会上要予以宣读，供大家「批评和评论」。 接下来，要求人们给自己划成份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贫苦阶级出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人都很担心，尤其是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划定什么阶级成份 更是忧心忡忡。最后确定了八种阶级成份，新添的两种成份是「城市贫民」和「游民」，游民即妓女和扒手。因为父母的行为，年轻人划定了上述成份时，他们会互 开玩笑，「我这辈子从未做过妓女，也没当过扒手。但现在，我倒正式属于妓女阶级了，我认为走上街头，当个妓女倒成了我的义务。」1975年9月是现在自治 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子。考虑到现在局势持续不稳，因此北京派来的中央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这绝非偶然。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七年来第 一次返回西藏。阿沛比代表团先到一步。9月6日在拉萨南面新建的贡嘎机场，他向代表团表示欢迎，纯粹是为了让照片见报。三天后，五万人在拉萨体育场集会， 听取大会发言。讲话人歌颂了西藏自治区十年来的成就，同时谴责了「达赖集团复辟封建农奴制的反革命目的」。天宝说要歌颂的成就的确很多。尽管全区「 阶级敌人」仍然很多，但他们声称全区百分之九十的公社自成立以来，农业连年增产。在过去的十年中，粮食产量几乎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牲畜头数增长百分之二十 五。当局声称，西藏于1974年就已成为自给自足的地区—-这种说得到了1979年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的反驳，也得到了难民们的反驳。虽然种植了约四万六 千公顷的冬小麦，但藏人充分意识到，农村仍有大片地区无米下锅。但是，全国贫穷的事实对当局影响却甚微，他们仍然要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后所取得的成绩和 进步。正如阿沛.阿旺晋美在1976年的一期《中国建设》上所说的那：「我已年逾花甲，但我从未看到西藏人民生活这样幸福，这样兴高彩烈，决心这样坚 定……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像西藏这样，只花了二十五年时间，一个民族就从极端落后的封建农奴社会跨入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真是世属 罕见。」
不过，中国人在统治西藏的第二个十年期间，是获得了一些成功。这完全只限于经济和军事领域内成就。从经济上而言，北京对西藏高原的剥削主要是林业和 牧业—-在七十年代期间，两方面均有增长。康区的一座座大山的森林和波密、达波以及贡布低海拔地区的森林全部一砍而光，源源不断的木材沿着流入四川、云南 的大江大河扎排放了下去。中国内地于1981年和1982年发生特大洪灾时，中国才意识到大肆砍伐是多么愚蠢。为获得皮革和肉食而在安多地区大肆宰杀牲 畜，速度也是同样的快，不过计划还是比砍伐森林有节制一点。从197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共派出四百多名专家来藏，对西藏的地热资源、矿物资源以及石 油资源进行了考察。已经开采的有煤和硼砂，接着又开采了铁、铜、铬、锂、钨、铅、金、银、石油和盐—-尽管它们的储量占中国已查明的矿物资源的百分之四 十，但全部都只能进行小规模开采，产量不高，因为从偏僻矿区往外运矿困难实在太大。截至1980年止，据说已开工生产的工厂约有二百家，是六十年代中期的 两倍。小规模企业的职工主要是中国的移民，这些工厂生产白糖、化肥、火柴、牙膏、肥皂、墨水、饼干、毛毯、电池和农具。虽然水电站和每隔五英里的一个道班 遍布西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但大城镇的藏民居住区直到深夜才有电供应，这时中国人居住的区段的用电高峰已过；除了为数不多的藏族干部之外，新建的公共汽车 系统完全供汉族地方与连队工作人员享用。林芝靠近拉萨，修建了一个大水泥厂（1964年竣工）和一个汽车修理厂，它是西藏的唯一工业区。如同西藏的其它工 厂一样，这个工业区的就业机会及其产品归中国的移民专有，这些移居高原的汉族第一次开始大批涌入西藏。
1952年，毛泽东曾说过，最终将有一千万汉族定居西藏。但大批移民还来不及开始，西藏全国的局势就呈现不稳，必须予以稳定。1966年以前，在西 藏一直有人民解放军和为数甚少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掌权。早期抵藏的红卫兵是涌入「世界屋脊」的首批大量的中国平民百姓，接着1968年的「下放运动」又给西 藏增加了一些人。1975年5月16日，拉萨的广播电台公布了中国移民不断抵达西藏的消息。根据七年之后的1982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汉族人数 已增加到九万六千人。但据藏族干部估计，如果将他们的家属算在一起，光在西藏中部的汉族就多达六十万人—占全区人口的三分之一。无论精确数字是多少，它都 远远低于毛所希望的数字。
中国移民所带来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那些「新城」；水泥铺的院子，起波纹状的锌板盖的屋顶，办公楼和生活区都在一个院子内，这些院子几乎将所有的 西藏旧城镇包围起来了。从1970年起，拉萨的新城将旧城向外扩张了八平方英里，新建了九十一条马路，新城区扩大到了东至色拉寺（8），西达哲蚌寺范围之 内的地方。新城区全是藏民盖起来的，但只有那些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藏人，才能住进这些新城区。在这里，这些藏人目睹了远远高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西藏汉 族官员的家属通过拉关系、开「后门」进了西藏，他们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安排工作，而藏族工人却要努力几年才能获得这些工作。从商店的发票到政府的报告，一 切公务都用汉语进行，无论是从社会方面还是从生理方面而言，这些移居西藏的汉族都感到十分孤立。藏人治病要么靠的是受过六个月急救训练的「赤脚医生」，要 么在病重时，通过贿赂进入中国人办的医院治疗；汉族移民则享受免费医疗。汉族小孩上学有专门的学校，而藏人的学校几乎根本不存在。藏人学校要放春假和秋 假，这样为数不多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不要他们干活去挣几个工分）就可以帮助干农活，而其它时候他们也常被叫去修路、割草、积肥和消灭害虫害鸟。学校开设的 课程只有汉语、马克思主义和数学。但汉族移民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不同点是他们的粮食定量要高的多。即使供应紧张时，中国人每月也可供应三十至三十五磅大米和 面粉，这是藏民供应量的两倍。此外，在购买所有消费品方面，中国人享有优先权。藏族高级干部能够可望买到的最好商品，就是湖北专为西藏人民生产的「 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为了使三、四年的援藏任务更易被中国技术人员所接受，冬天他们可以享受休假；在拉萨的中国内地人秋末离开拉萨，这时进藏的每个航班 和每辆长途汽车都空无一人，但出藏时却全部坐满了中国人。
中国人移居西藏随带来的另一负作用是大批伤害迄今为止保护得很好的野生动物。在大批捕杀野驴时—这使人连想到十九世纪美国西部大量捕杀水牛，人民解 放军使用了轻机枪，既为杀驴取肉，也为打猎取乐。中国在西藏的定居者外出下乡时，总是带上武器，捕杀野生动物，致使许多稀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其中包括 雪豹、喜马拉雅猴、瞪羚和野犁牛。1980年5月，由来自十七个国家的六十多名科学家组成的一批外国人终于获准考察西藏，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大的哺乳动物， 鸟类也寥寥无几，甚至曾一度多得无数的野鹅野鸭也不见了。
中国人在西藏所取得的一个彻底胜利是军事方面的成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中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修建能通过七吨载重卡车的公路。到1965年时， 西藏自治区的百分之九十的县都通了公路；到七十年代初期时，几乎所有的县都通了公路。两条战略公路从藏南通向境外，一条通尼泊尔，另一条接巴基斯坦。无数 桥梁—-它们在西藏的众多河谷中十分重要—-将公路网连成一片。
人民解放军完成筑路任务之后，集中精力将西藏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西藏原来的三个行省，现分属中国十一大军区当中的四个军区（9）。西藏自治区 的七十一个县个个都修建了不少小型军事基地，一个大型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分属六个军分区指挥，每个军分区有一个四万人的师。拉萨是西藏自治区五十万驻军的 司令部，其中约半数部队布防于沿喜马拉雅山脉的边境地区。修建了十四个大机场，还有二十个简易机场专供军用，只有拉萨南面的贡嘎机场才供地方使用。
喜马拉雅前线至关重要。它由几十个秘密基地、军队的地下据点和给养仓库所组成，下面地道将它们连成一片。地道横穿西藏，长达九百三十二英里，西藏难 民给它安了个绰号，叫「毛的地下长城」。防线中间是重要的春丕谷。1962年的边境战争之后，这个河谷至少驻扎有一个师四万人的部队，春丕谷东面，由各基 地构成的中国防线正面是东北边境特区，防线的后方司令部设在昌都。防线朝西延伸到六百三十八英里外的日土，喜马拉雅边防线的指挥中心设在日喀则。
埃非尔士峰（10）北坡驻扎着一支主力部队，距定日县的司令部很近。1967年初，一队高级军官陪同六名科学家来到山上。他们走后八天，一片二十平 方英里的地方被封锁起来，连该区域内的藏族养路工也由中国士兵取而代之。在二十六名解放军军官的陪同下，三名科学家又返回此地。接着，1968年5月装运 设备的军队来到了仁布寺跟前，该寺位于高一万五千英尺的山坡上。据说，到9月份时，周围山上就挖了一些大山洞，出口进行了精心伪装，以防空中侦察，这些山 洞由地道将它们连成网络。地道很宽，在里面吉普车和卡车可以对驶。这些山洞的规模很大，据西藏难民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说，里面可以驻扎整团整团的部队。地 面也修起了越来越多的军营，到1970年时，这个地区的山粱上架起了雷达装置。1973年，在西藏西部的日土安装了全套雷达装置。印度情报部门证实说，安 装这样的雷达装置不仅是为了监视发现来犯的飞机，而且它还可用来作为卫星和导弹的跟踪站，这一点更显重要。雷达站进一步证实了印度1968年以来的疑虑： 北京决定要在西藏的腹心地带设置中国的主要核基地。
1969年夏天，印度情报部门的人士向新闻界首先透露，中国正在将其核基地从新疆的洛帕诺转移西藏境内。据说，一个气体扩散工厂、一个弹头装备厂和 一些研究实验室已于前一年搬到了一个没有对外公布的西藏地区。尽管新疆的人力不成问题，但洛帕诺显然容易遭到苏联的袭击。除了西藏更为安全并有受到保护的 后勤供应线外，还有两个有利的自然因素在起作用：藏北的羌塘人烟稀少，是理想的试验场；一年多云天气多，云层可以妨碍侦察飞机和卫星发现地面设施。 1970年，法国空军的刊物《法国空军》证实了印度的报导，该刊物说尽管洛帕诺的设施仍在让其运转以便掩人耳目，但美国卫星仍发现了这一转移行动。 1976年，新近转移的基地已被暴露：那曲，它位于拉萨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外，地处安多地区南部边缘地带，它早已是西宁 拉萨公路上来往车辆的大停留 站。
不久，难民的报告披露了进一步的细节。那曲镇地处安多县境内，该县被宣布为禁区，除了几个获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驻扎在此外，自然和中国地方人士都不 得入内。有一个叫羌塘格穆（11）的中途停留站，骑马距那曲有三天行程，以前这里只居住着一些游牧民，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新城镇」，到处是中国的工作人 员。还有人进一步报告说，地下也修建了一些大规模设施。定日的跟踪站已经竣工，修建这个跟踪站显然是作为那曲的附属设施，西部日土的基地可以接受一些导 弹，但不知是中程弹道导弹，还是中程弹道式导弹（前者的射程为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英里，后者的射程为四百至六百英里）。1978年，人们相信那曲的基地已 准备就绪，可以按设计要求布置弹头了。印度的情报专家预计，那曲「地位的重要性只有美国的内华达州试验场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虽然达赖喇嘛曾呼吁过让西藏 继续保持「无核区」的地位，但并不能肯定这一新基地是否进行过任何试验（不过一位目击者说，他看到过蘑菇云）。然而，1980年香港的《时报》报导，该基 地贮存了七十枚中程弹道式导弹和二十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样，新德里以及印度其它二十座主要城市，还有伊尔库次克和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主 要城镇全部包括在这些核武器的射程之内。由于西藏海拔高一万四千英尺，远远高于其邻邦，因此中国企图将西藏最终变成防守据点的梦想似乎终于得以实现。但此 时此刻，这个国家的命运（从许多方面它也是中国付出的种种努力的焦点)再次成为摆在世人面前；好笑的是，这次的局面是中国领人自己促成的。
译 注
（1） Charong的音译。
（2）即《毛主席语录》。
（3）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折算。
（4）藏语容量单位，约二十五斤。也是地积单位，播种一克种子的土地称为一克地，一克约合一市亩。
（5） Yidutu的音译。
（6）Utitu的音译。
（7） Tun-mo 的音译。
（8）原文如此，应为北面。
（9）三个省即卫藏、康区及安多，四个军区应分别为当时的成都军区、新疆军区、云南军区和兰州军区。
（10）即珠穆朗玛峰。
（11）Changthang Kormo的音译。
第十一章 参观团的西藏之行 1977年-1984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继他死后，朱德和毛泽东分别于7月上旬和9月9日相继去世。前后只有九个月时间，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长达几乎四十
年的三巨头一个不剩地死去了。三个半星期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在人民解放军德高望重的两位帅指挥下，于深夜进入中南海，逮捕了「四人帮」：他们是党内极左
派的领袖人物，以毛夫人江青为首，1971年林彪死后，他们打着年老多病的主席的招牌，号令全国。尽管开始显然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掌权，但党内温和派
领袖邓小平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有效地将大权夺了过来。
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一变化只不过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权力移位—这次是权力从党内的左翼手中又回到了右翼手中，这样的权力斗争一直贯穿于中国三十
年内乱的始终。但在藏人看来，这次权力移位却是意义更为重大的转折。七十年代初期，乃穷曲均曾预言中国会走下坡路。第二次预言告诉人们，毛死后他所创建的
一切将会迅速崩溃瓦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相继逝世，还有7月底在离北京一百英里以内的唐山发生了地震，夺去了十五万至八十万人（根据不同估计而异）的生
命，这些事件向藏人表明，国家的命运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藏人相信，这一变化预示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西藏前途的新开端。翌年春季出现了第一个政治性的表示。1977年4月底，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中国欢迎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随者们回 归祖国……」仅一星期过后，北京就允许拉萨年老的藏人在佛祖诞辰、成道、涅盘的宗教节日围绕林廓和八廓转经。不久以后，有亲戚在国外的家庭被告知叫他们邀 请境外亲属返藏，「因为现在的情况很好」是华国锋亲自正式表示的，他于一九七七年中期号召全面恢复藏族的习俗。但地方干部要么没有意识到这一新政策，要么 就是有意拒不给予藏人这些自由，他们反而又开始了一场「新三反运动」，致使现在全境出现了一个大批毙人风潮。在其它好坏消息混杂而来之前，达赖喇嘛对中国 混乱而毫无疑问的调和姿态作出了反应。他专程来到新德里祝贺新当选的人民党，此行期间他在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时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他的问题，也不是流亡事 业问题，而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幸福问题。达赖喇嘛指出，如果西藏人民感到「不幸福，不满意」，那么根本就不存在他回归的问题。他幽默地又加了一句，如果他的 祖国的困境生没有解除他就贸然回去的话，「西藏人民也许会将他撵出去」 。
但是，中国的新领导人显然下定决心要根本改变西藏的状况。1978年2月25日，西藏在囚禁班禅喇嘛十四年之后，突然将他释放。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的一次会议上露面。据新华社报导，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一段时期，我丢掉了爱国主义的旗帜，犯了罪。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纠正了自己的 错误。」一年过后，班禅喇嘛前段时间究竟软禁在何处的消息才走露出来，而且这也纯属偶然。当时，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人物之一魏京生在「民主墙」上贴 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纸的大字报。大字报说，他与班禅喇嘛一道关在青城（1）第一监狱，它是关押党的高级干部的高级监狱，位于北京东北面，相距一个半小时行 程。魏说，监狱生活令人无法忍受，班禅喇嘛（人们只知道他的编号）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曾企图自杀，魏的大字报没有详细说明班禅喇嘛为何企图自杀的原因，而 描述了他拒不吃喝的情景。他对监狱官员说：「你们可以将我的尸体送交中央委员会了。」班禅喇嘛现在又圆又胖，虽然他已同意与党的新领导携手合作，但合作的 深度如何还有待观察。对于各地的藏人来说，只要知道他还活着就足够了。
班禅喇嘛重新露面，进一步证明北京有意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起更富有意义的事件，没有对外披露。通过私下渠道，邓小平的一名 私人使者在达赖喇嘛哥哥嘉乐顿珠设在香港的办事处，同他进行了接触。在经历了十九年的公开敌视之后，中国主动提出无条件和解。邓为了证明自己的良好意愿， 邀请嘉乐顿珠来北京，这样邓也就可以当面通报嘉乐顿珠他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意见。但嘉乐顿珠在未征得弟弟认可以前，拒绝去北京。达赖喇嘛说：「我哥哥得到这 一消息后，立刻赶来见我。我听他讲完之后，说：『我们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追随者，我们没有个人隐藏的动机，我们采取的是诚恳的态度，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因 此，同中国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又指出：『除了解释西藏境内外的形势之外，我没有别的要说—-没有建议可提。在见到中国领导人并听取 了他们的意见之后，我们将考虑下一步行动。』接着，我哥哥去了北京，见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中国人。当时，邓承认中国在西藏犯了很多错误。邓还说，他 对西藏的前途十分关心。最后，除了就西藏问题泛泛而谈之外，他特地请我回去。他说，如果我回归将受到热烈欢迎—达赖喇嘛不应只为西藏人民谋福利，而应该为 全中国人民谋福利。我认为这很好，我认为这些谈话和讨论很好。」
虽然丹增嘉措也知道难民社会的大多数人会反对与中国进行妥协，但他却一直认为妥协是重获西藏自由的最切实际的办法。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他强调了 西藏的人权问题，认为这个问题的地位优于西藏的政治地位这一问题；他认为西藏这个国家的困境不在于势不两立的不同意识形态，而是人民所受的种种苦难。事实 上达赖喇嘛常常对记者说，从理论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和佛教是可以结合的，因为两者都认为平等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他主动将问题从严格的政治范畴内解脱 出来，允许北京承认其错误，而又不至于北京自己的教条过不去。既然北京已经这样做了，因此他对谈判已有基础这一点信心十足。
这就是达赖喇嘛一方的情况。但中国这方的情况却复杂得多。首先，在评价邓小平的主动表示时，不能忘记他的总方针和信念。1978年，也就是激进派领 导之下的差不多十五年的动乱时期之后，中国出现了根本的政策放宽倾向。它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直是右翼路线的基本内容。现在，激进派的试验失败 之后，现代化也是党恢复其声誉的唯一手段。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新的外交方针力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就现在问题而言，国际上对中国入 侵者的形象完全是不利的。在这条曾经平安无事的边界线上，对峙着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它不仅拖住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而且有可能（尽管这样的可能性 十分遥远）重燃战火，将几乎占全人类一半的人口卷入战争。而眼前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在现在的合法统治地位，国外反对呼声仍十分强烈，北京认为这是 新德里手中的危险武器。最后，西藏问题给中国最棘手的外交问题—-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与苏联、印度、越南的分岐，大都集中于分界纠 纷，它与中国内部分裂这一潜在的致命问题相比位居其次。邓与他的左派前任者们不同，他认识到靠武力—在近期内—是征服不了台湾的。西藏难民推测，北京对他 们的主动表示就是它努力的组成部分，它企图努力说服台湾，统一是可行的。而且，他们还认为，中国希望通过消除自己的敌手：一个难以对付的中国政府，破坏西 藏境外难民社会的稳定。无论北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它占领西藏所付出代价起的是负作用。虽然吞并西藏成功地堵上了中国的「后门」，使它在中亚地区占据了最 有利的据点，但中共领导人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中共离实现侵略西藏的目标仍相距甚远。西藏（意即「西方宝库」）（2）的巨大资源仍原封未动，它们的开发利 用仍不容易。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只能获得一些垂手可得的资源 表层的精华下面是一层永久冻土，再下面才是更多的财富。这些表层的财富是：西藏寺庙数 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康区的木材以及安多的牲畜。尽管中国对西藏高原丰富的矿物资源垂涎三尺，但中国的新领导人也不得不问问自己，他们到底什么时候，采取 什么方式，才能将它弄到手。除非不惜大力给予补助，否则大规模的移民定居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汉族移居者在西藏待了十年之后，他们的身体仍因地处高原而面临 严重问题，吃苦不浅：心脏病、高血压、流产、死胎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内地的家乡。西藏的官僚行政机构也运转不灵。虽然大力进行思想教育和灌输，但中国的八万 名藏族干部（据不同估计其中一至四万人为党员）却仍然既不可信，又不精干。党最神圣的任务是要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但在这方面也无疑失败了。诸如班禅喇嘛 和阿沛·阿旺晋美这样的「爱国上层人士」似的傀儡人物，又都十分不宜担任实质性的领导职务。那么，除了达赖喇嘛出来领导西藏人民会紧跟外，又有谁能担负领 导西藏的重任呢？如果中国真心愿意松手放权，那么让一位能被当局接受的人民公认的领袖人物出面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从最近的叛乱事件即可看得清清楚楚。
显而易见，「阶级敌人」仍然很多。继1972年的那次大叛乱之后，小型叛乱从未断过。在文化革命中，康区的十八个县一夜之间就成了战场，再加上凶恶 的安多果洛人，他们使中国人伤尽了脑筋，企图完全征服野蛮的藏东人的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就在前不久的1977年，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百多辆卡车的车队，在 滇藏公路上居然也遭袭击，抢劫一空，然后车辆被付之一炬。西藏中部也是一样，麻烦事从未断过。在1976年元旦至八月的七个月时间里，拉萨的广播电台发表 了二十六篇讲话—-几乎一个星期一次，谴责西藏自治区内的颠覆活动。藏族高级干部的破坏活动也在增加，1976年，连接定日的跟踪站和藏西南的达玛地区的 一条绝密地下电缆割断一事就是例证。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当局不断采取强硬措施，主要是毙人。1977年5月的「三反」（反小商小贩、反偷窃、反坏分 子）运动致使数千人别捕，接着是一般杀人风，光是拉萨8月1日（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一次就公审处决了二十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西藏的不稳定，同当局只是对 六百万藏族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政策相比，问题更大。尽管藏族人数很少，但他们所占的地域却几乎是中国国土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其它少数民族，在汉族的统治下仍 然是怨声载道，他们也像藏族一样，占据着敏感的边境地区。如果他们获得机会，也会学藏人的样，要求获得更多的自由。
倘若达赖喇嘛回归的话，也许西藏就可以重建，就会开始向中国内地提供它丰富的自然资源。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而言，北京没有用过的办法，似乎也只有对话这一条路了。
达赖喇嘛对局势进行深思熟虑之后，参入了眼下这场微妙的游戏。班禅喇嘛刚刚重新露面一个星期，达赖喇嘛试了试中国发誓采取的宽厚态度。他于3月10 日发表例行讲话时，提出要允许人们自由出入西藏。他呼吁受到了注意。1978年6月，北京令人吃惊地宣布，藏人可以先与国外亲属联系，然后还可以出国探 亲，这可是1959年以来第一次允许藏人这样做。流亡在外的藏人焦急地等候来信，以便了解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仍在人世。这类邮件还未开始，天宝就 亲自率领1954年以来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出访尼泊尔，开始了打开这一封闭地区的进程 。
11月4日，中国人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在拉萨举行了「释放大会」，会上三十四名藏族犯人露面。其中大多数人是「最后一批叛乱首领」，他们是西藏旧政 府的官员，自1959年反叛后一直被关押。为宣传这次大会拍了一些照片，这些人坐在那里，痛哭流涕，身上穿着新服装，但头上又戴着有毛边的藏式帽，很不和 谐，手里拿着一把把的人民币和释放证书。中国的刊物报导，他们这些人在「新西藏」周游一月之后，现在将得到帮助安排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出国。他 们感谢人民共和国「教育了他们」之后，谈到了这次大会的目的，「既往不咎」，争取全部「流亡在外的藏胞」回归。西藏难民对这次会议的反应十分审慎。他们认 为中国一贯只是想通过宣布改变政策，就将过去的一切事情轻率地一笔勾销，这次又是一例。尽管如此，难民们仍赞赏这一行动，为了自己同胞的利益，希望以此来 鼓励中国人进一步放宽政策。1978年就是这样结束的。
新年一刚始，发生了一系列经过精心策划的事件。元月1日清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了美国的正式承认。党的高级官员王炳南公开说：「西藏式解决办法」 是可以作为台湾与祖国统一的方式的。与此同时，班禅喇嘛呼吁达赖喇嘛和其它流亡在外的藏人回归祖国。班禅喇嘛说：「如果达赖喇嘛真正关心藏族人民的幸福， 他应该对此毫无不怀疑。我敢保证，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旧社会』也好很多倍。」一个星期后的元月8日，邀请国外藏胞回归一事得到肯定，拉萨的广播电 台报导了由西藏自治区的五百名官员参加的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委员会」，欢迎国外藏胞回来参观。第二天，新成立的「接待委员会」（由一些与中 国合作的藏族主要人物组成，都是人民积极分子和上层人士，这样的组合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宣布，中国将履行其六个月前作出的承诺：给予人们出入西藏探亲访友 的自由。该委员会在谈到五十年代藏人采取的妥协态度时，说：「我们想坦率地告诉达赖喇嘛，他在历史上做过一些有益工作。」中国似乎不仅在证明自己却实心怀 「善意」，而且希望通过这样做，可以迫使达赖喇嘛也作出反应，以免他采取努妥协态度。
1979年元月的最后一天，丹增嘉措在加尔各答对记者发表评论时，作出了反应。他说，他正在尽力「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达赖喇嘛表示，他的意图是 要凿通一条与那一小部分资格最老的藏族党员交往的通道。同时，他批准了一项计划—-由包括单巴次仁在内的十五名藏族青年发起，该项计划是要通过申请去西藏 的签证，来试探中国同意藏人进出西藏的承诺是真是假。一方面，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就他们的申请要求，正在与北京一道作出详细安排；另一方面，拉萨的当局 已同意藏人出国探亲，这是1959年的以来的第一次。这些藏人出国以后，他们说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围绕大昭寺转经了，人们可以超定量购买肉类和酥油，布达拉 宫已重新粉刷，粉刷时藏族工人偷偷地白糖与白色涂料掺在一起，以作为传统的献祭。甚至连乌鸦也重返萧条的拉萨城，因为拉萨市民现在粮食有剩余，可以做供品 糕点，将它摆在屋顶上让乌鸦来吃。在1979年3月10日的讲话中，达赖喇嘛敦促中国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现实，尊重所有人民享有平等和幸福的权 力」。他说：「做到这几条，不应该只停留在纸上，而应该付诸行动。」北京于一星期后的3月17日作出了反应，它摘掉了六千名「阶级敌人」的「坏分子」帽 子，又释放了三百七十六名犯人—显然第一次释放的犯人不是「最后一批」被囚禁的叛乱分子。由于那十五名要求获得签证的的藏人在申请人国籍一栏中填了「西藏 人」而不是「中国人」几个字，他们的申请遭到拒绝。但是，侨居瑞士的一名难民于5月上旬从尼泊尔进入西藏，他是二十年来第一个正式回家探亲的流亡藏人。不 过，他的回藏探亲之行不久被一件更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所压倒。
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接触之后，达兰萨拉和北京实现了突破。在达赖喇嘛的要求下，中国同意接待一个正式的参观团，察看西藏的情况，重新建立流亡政府与境 内藏族人民的关系。参观团由两名噶伦、西藏人民议会副主席、一名局级秘书和达赖喇嘛最小的哥哥洛桑三旦组成。如果一切情况良好，继第一个参观团之后，到时 还会再派三个参观团。这几个参观团要交叉往来西藏原来的三个行省的各个地区，只有西部边远地区除外。这几个参观团将要进行的考察是西藏历史上范围最大的考 察之一。一旦在印度的藏人收到他们的报告之后，接着将会考虑下一阶段的行动。
1979年8月2日，第一个参观团离开新德里前往香港。他们一行五人抵达机场时，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然后乘车来到了城中一座招待所。翌日，他们 参加了在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举行的午宴，这个分社也就相当于祖国派驻香港这一英国直辖殖民地的代表机构。主人手拿着一杯茅台酒，站起来准备祝酒。他说： 「欢迎你们，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你们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你们与祖国分离的时间太久了，汉藏人民分属两个民族，藏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我们两个民族 从来就不应该分离。现在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你们回到了祖国，要进行参观。你们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家，看到自己的故土了。」他最后说：「你们必须明白，你 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机会，完全是因为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英明政策，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具备的优良品质。」
他们此行长达五个月时间，这样的讲话走到哪里都是这个基调。洛桑三旦在回忆参观团对上述那番话的反应时，说：「我很耐心，但是，这番话是令人气愤的。这个人说的话句句是谎言。但他讲话的口气却好像我们大家都表示同意似的。我们没有致答词，但那会儿我们别的什么也干不得。」
几天之后，参观团踏上了这个本土。在广州机场他们受到了广州市副市长和一些官员的欢迎，被领着走进了了机场大楼。他们头顶上方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 一条巨幅标语，这里站着一些解放军战士。洛桑三旦说：「真奇怪，除了我们、海关官员和那些部队战士之外，机场里空无他人，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不安。我们就 是因为这个共产党人方逃离了我们的祖国，而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他们当中。我不得不认为：『现在我最终还是落到敌人手中。』」他们获得特别签证进入中国，而没 有在他们的护照上盖戳记—这样也就避开了对国籍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观团成员乘车游览广州城，然后又折回机场飞往北京。他们于晚上九点抵达首都机场，在舷梯 下受到了三十名官员的正式欢迎，其中包括国家民委的最高的一级领导。这些领导人物出面迎接，说明参观团的规格很高，但是，他们很快又产生了有意将他们孤立 起来的感觉。他们乘车路过了执枪站岗的士兵，径直来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十二层楼高的楼房门前。进入楼房之后，每个人被单独领进了一个房间，床头柜上摆着一杯 酸奶和一些饼干。第二天早上，别人领着他们穿过了一楼的一个餐厅，来到了他们的早餐室。途中，他们一眼见到了这座招待所的其它客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 和副官。参观团成员的不少亲友都死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他们总感到中国是在企图吓唬他们。正如洛桑三旦所说的那样：「当然，部队的招待所所说属于中国的上等 宾馆饭店之列。但招待我们这些人，偏要选一个部队招待所是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是谁在当权。」
接下来是制定计划的两个星期。每天早饭后，国家民委的一位高级官员高先生，在十几位带着西藏详图的助手陪同下，来到会议室。他们逐步商定了三个半月 的日程安排，全部行程约二千五百英里，停留地点五十个。高先生提供了一张空白图，肯定地告诉参观团除了无桥无路的地区外，他们想去哪个地方都行。在讨论制 定日程安排计划时，头几天每逢休息，高先生还力图说服参观团成员同意中国对西藏的既定目标。他总是说：「继续待在国外毫无用处，你们应该回到祖国定居，我 们应该成为朋友，携手工作。请你们转告达赖喇嘛，如果他回来，我们会作出适当的周密安排。」
参观团成员在参观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时，第一次遇见了自己的同胞。他们在一些藏族青年的陪同下，在校园内散步，眼下暂时无人监视他们，参观团成员总 是急切地提到中国占领西藏这一话题。洛桑三旦说：「十分清楚，同我们交谈过的学生爱国心很强。他们是在外来统治下出生的，他们对于独立的西藏一无所知。但 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对中国人，我们感到惊讶。说到底，这些学生还是作为干部培养的呵。」第二次与藏人相遇的是在离开北京之后，这次是在甘肃省会兰州的西 北民族学院。兰州是参观团进入西藏东北部地区前的最后一站。参观团成员再次分为不太引人注目的几个小组同藏人交谈。他们来自邻近的安多，现在这一地区叫青 海省，这些藏人都颇有名气。洛桑三旦同一位蹲了十九年监狱而获释不久的男子，散步于校园内高大的冷杉林中的建筑之间时，他对洛桑三旦说：「无论中国人说什 么、做什么，都不可信，无论他们讲我们藏族什么，都不可信。我们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在西藏全国各地都有地下组织，甚至在监狱里也是如此。尤其是年轻人十分 坚定。」
8月28日清晨，参观团分乘两辆白色丰田面包车离开兰州。随行的有六辆军用吉普车，里面坐着二十名地方官员和从北京陪同参观团的十名官员。车队朝正 西方向驶去，直奔西倾山脚。在中国平原的边缘地带，车队停在一个小小的回民村庄里用午餐。然后，车队开始了两个小时的爬坡，奔向第一山口，它高达一万英 尺，过了山口就是西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他们期待的情绪顿时高涨，目不转睛地盯着原野。这时一位站在路边的皮肤黝黑的中年游牧民映入他们的眼帘，他身着 厚厚的羊皮袄，只扎一条辫子，上面是一块闪亮的蓝色绿松石。然而，倒是站在他身旁的黑白相间的那头犁牛，立即激起人们高声大叫起来，洛桑三旦叫着说：「犁 牛，犁牛！停车！」
车队骤然刹车停下，参观团成员冲出车门，向那位游牧民高喊，他只是礼貌地笑了笑，一副茫然发呆的模样；一旦人们告诉他这些人是达赖喇嘛派来的时，他 的脸顿时变样，令人难以相信。紧接着，他双手合十作祈祷状，鞠了个躬，简单说了句「谢谢你们」。一群妇女儿童从附近的地里跑了过来。参观团员一边同他们分 吃苹果，一边反复与那头犁牛合影。洛桑三旦笑着说：「我们根本不管中国人对我们怎么看，这场面似乎是有些好笑。但人们又怎么能想象到，我们这么多年之后重 见犁牛，心情该有多么激动。」他们上车前，得知自己的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安多的最大城市拉布楞，自十八世纪以来因拥有那座五千多喇嘛的辉煌大寺院而闻名于 世。
路上见到的犁牛、农田和草堆越来越多。太阳悄悄地躲到了山背后，接着车队又停下了。一些中国官员站在路中间，他们的吉普车停在路旁。他们匆匆开了一 次会议，然后其中一名干部走到参观团跟前，通过翻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离拉布楞只有二公里了，前面有数千名群众在等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了你们 也来的消息。请你们不要停车，不要开车门车窗，不要将手伸出去，将车门车窗都关好。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要同他们讲话。」
洛桑三旦描述说：「我们感到十分不解。但在当时，我们也只能尽力妥协，后来，我们才知道兰州的藏人送了信给拉布楞，说达赖喇嘛派遣的一个参观团要来，还说参观团中还有神圣的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就是我自己。」
几分钟后，拉布楞城郊映入他们的眼帘，站在公路两旁的群众有六千人。当第一辆吉普车放慢速度时，人群顿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人群看到了参观 团，他们蜂拥而上，将车队围在中间。洛桑三旦又说：「我们打开了车窗，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到处是人群，他们在呼喊，扔哈达、苹果和鲜花，他们见到我们是多 么激动。他们将所有的车窗全砸碎了，他们爬到车顶上，直想到里面来，双手直往前伸，想触摸我们。那些中国人尖叫起来，『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他们会要你们 的命！他们会耀你们的命！』所有的藏人都失声痛哭，高喊：『达赖喇嘛好吗？达赖喇嘛好吗？』我们高声答道：『他很好，你们好吗？』接着，当我们看到他们一 贫如洗的悲惨样子时，也全都哭了起来。」
由于集会自由已被取缔二十多年，这次集会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洛桑三旦说：「高先生与我同乘一辆面包车，他坐在我旁边。他吓坏了，对我 高喊：『你还只是达赖喇嘛的代表，人们就争先恐后想让你摸顶祝福。假如达赖喇嘛来了，那又会是个什么样的场面呢？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负责不起，这些人简直 发了疯！』 我只好像待小孩一样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对此已经习惯了。他们热爱达赖喇嘛，这么多年来他们十分想念他，他们就是想看望达赖喇嘛。』」
一个半小时之后，拉布楞城为数不多的街灯亮了。这时车队仍陷在人山人海之中，总算开到了解放军的一家招待所大门前。这里有一队身着白制服的警察拦住 了向前挤压的藏民，参观团成员在高高的铁拦栅围着的院子里下车之后，答应明天上午再会见他们，这时人群才平静下来；但仍有几百人拒不离去，他们就在招待所 大门外安营扎寨。招待所内，中国官员怒气冲冲。参观团尽量想消消他们的气，但当时参观团成员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洛桑三旦说：「那天晚上我们的心情都很激 动。我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感到自豪。他们迎接我们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力量—-令人鼓舞；但同时也令人伤心，他们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大多数人就象乞丐一样， 衣衫褴褛。而且局面仍十分艰难。我们藏人又欢聚一堂了，但我们仍不自由，中国人仍然夹在我们中间。」
第二天早上刚起来不久，洛桑三旦就受到打扰，门口响起了敲门声。随团的两位医生中的一位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了他的房间。医生问他：「你感觉怎 样？我想你肯定会不舒服。」洛桑三旦回答说：「我感觉很好，你应该好好照料自己。」医生接着说：「请你不要过劳，不要过于激动。高海拔是会出危险的。」医 生给他量了血压和体温之后就走了，洛桑三旦忍不住大笑不已。他心想：「中国人去西藏时，总是小心翼翼。在整个旅途期间，我们藏人感觉良好，但北京来的那些 官员却总是头痛、恶心、流鼻血。他们面部浮肿，每天总得被迫停一两次车，在路边呕吐。每辆吉普车上都备有四个氧气袋，袋子有一头安了一根吸管。这些氧气袋 主要是北京的官员们使用，他们不时要吸氧气，整天在座位上打瞌睡。有时候，高山反应十分严重，中国人不得不总是随身携带氧气袋。在停留站时，当看到中国人 缓慢地行走，鼻孔里插着一根长长的吸管，腋下夹着一个难看的氧气袋，自然就感到不舒服，也影响了他们自己无拘无束的行动举止。早饭后召开了四十名干部参加 的会议，陪同参观团的地方党委书记说：「保护你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没办法控制他们。为了避免麻烦，你们今天一定要乘车去参观拉布楞 寺。你们一定得待在一起，不要分开，不要来到这些人当中去。」洛桑三旦代表参观团作了答复，他说：「我们是藏族，欢迎我们的人也是藏族，因此，不会有任何 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承担全部责任。」但这样的担保仍不能令他们满意，党委书记又说：「现在，如果你们不照我刚才说的那样去做，你们根本就不能 出去。」洛桑三旦回答前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达赖喇嘛已告诉北京当局，他派手下的人来就是为了弄清楚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看法和处境，这一点是北京政府和 达赖喇嘛已经同意了的。因此，我们不会避开人群，而要从人群当中走过去，要与他们见面。」为了缓和当时的对立局面，高先生出面干预了。他说：「不错，这一 点是北京和达赖喇嘛的意见，无论参观团成员有什么要求，我们必须予以满足。」洛桑三旦回忆时说：「当时，谁也不吭声，我们赢得了这场争论，但在每一个停留 站都会出现与此相同的激烈争论。总的说来，从北京来的官员富有耐心，彬彬有礼，具有外交风度。但另一方面，那些地方官却令人害怕—-脾气暴躁，心胸狭窄。 他们举止粗鲁，对我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这也是多年来西藏人民生活为何如此艰难的原因，我们也领教到了这一点。」
十点，参观团离开招待所大楼朝大门走去，在大门外过夜的那些藏人正在等候。他们身后是通往拉布楞的公路，还有一又四分之一英里，路旁站立着一万人左 右，一名中国官员正在拍照作记录（此行期间，他的工作天天如此）。参观团急切地穿过大门，朝人群走来，这时，附近的一名警官立即命令正在等候的一队警察将 他们围在中间；与此同时，刚才开会的那些官员也围上来，也想将他们与人群隔开。这样的努力不过持续了一会儿，藏人像汹涌的海潮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 竭力想紧靠参观团。洛桑三旦说：「这情景就象以前一样，大家都向我们冲来，失声痛哭，高呼神圣的达赖喇嘛。人们哭得像疯了似的。有些人哭着哭着就倒在地 上，其它人则扯下我的头发，撕破我们的衣服，用来作纪念品—-事实上是对他们的祝福，从那时起，我就失去了不少头发，我的双手也总是被抓伤，因为大声对人 群呼喊，喉咙也总是处于嘶哑状态。在此期间，从我身上撕去的衣服就有一件大衣、一件雨衣、二件衬衣和一顶帽子。」
参观团带来了几百张达赖喇嘛的小照片和一些由他亲自加持过的红色保护绳，但过了参观团的第二个停留站之后，这两样东西就全分发完了，迫使参观团成员 不得不分发自己的念珠，一次给一颗珠子。第一天上午，他们离拉布楞的大门还很远时，他们携带的四十张达赖喇嘛照片就被一抢而光。1955年在与达赖喇嘛去 中国之后的返藏途中，洛桑三旦曾参观过拉布楞寺。当时，拉布楞寺就像个城镇，措钦大殿的金顶辉煌壮观俯—-众多僧舍和殿堂，条条巷道里只见一队队喇嘛和香 客穿梭往来。而现在，原寺院的十分之九已不复存在，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院子，里面有些建筑；在幸存的建筑前有一片新辟的空地，几百名上了年纪 的藏人自动排成了长队，他们手捧哈达和鲜花，当参观团从他们面前走过时，号啕痛哭。三旦回忆当时的情景：「天哪，他们哭得那样伤心。他们总是在喃喃自语： 『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一切都完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拉布楞寺曾是一座漂亮壮观的寺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中国人纯粹是将它给拆了。」
十一名年长的喇嘛身着崭新的长袍，在主殿前欢迎参观团。他们被领进殿内时，惊奇地发现这里燃着酥油灯，墙上的宗教画重新布置了一番，佛像前摆着一些 刚上的供品。接着，在接待室喝茶吃点心时，那位一直在寺院等候的衣冠楚楚的官员讲了话，他说：「你们从这些殿堂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是保证宗教自由的。旧社 会却没有这样的自由，那时喇嘛从来就不劳动，他们只知道剥削人民。但自从土地改革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切全废除了，条件已经变得非常好。」参观团中的 一名噶伦问道：「所有的那些建筑都到哪去了？」干部回答说：「非常不幸的是，在『四人帮』极左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噶伦又问：「那么五千 名喇嘛又在哪里呢？」回答：「1959年叛乱之后，他们自愿还俗，过上了农民的新生活。现在谁也不愿意再返回寺院。」
事实上，正如洛桑三旦在此行期间同一位喇嘛悄悄交谈所得知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前拉布楞寺就已被摧毁。1959年叛乱以前，该寺的珍宝就已被 运往中国，寺院学者、医生和艺术家被送进了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为数甚少。文化革命期间遭到摧毁的只是那些空楼。一个月前，露面的那十一名喇嘛才从附近农村 的人民公社应邀而来，那些佛像、经书和酥油灯也是从其它受到严重破坏的寺庙翻找出来的。这些喇嘛来到拉布楞寺后，受命在参观团到达前，要使寺院变个样，让 人乍看起来昔日规模气派犹在。
参观团在拉布楞寺待了四天。第二天，藏人开始在招待所门前集结，要求中国卫兵允许他们同来访者谈谈。从这些藏人身上，参观团第一次广泛了解了西藏人 民的感受。洛桑三旦受：「每每我们问人们，自从叛乱以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时，他们就失声痛哭，镇定之后，他们就回答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一无所 有，什么都完了。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意志却是坚强的，我们决不丧失我们的意志。只要神圣的达赖喇嘛没有落在中国人手中，我们就有希望。请你们转告他，无论 他为我们的自由做什么，我们都感激不尽。』这就是他们说的一切，我们一边又一边地亲耳所闻。没有几个人愿意谈及他们的个人遭遇及问题。」不过有一次，洛桑 三旦的一位老朋友来看他。以前，他曾是安多地区的一位重要部落头人，叛乱之后被抓进监狱，过了二十年艰苦的劳改生活。在参观团抵达的前几天，有选择地放了 一些人，他也被释放。三旦说：「他看上去简直令人不敢相忍，以前，他体格健壮，但现在我只能勉强将他辨认出来。这家伙情绪沮丧低沉，妻离子散，与家人分手 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几天前他才听说，他的儿子已死于监狱。他说：『洛桑，你瞧瞧我，除了他们给我的这套衣服外，我一无所有。』真是令人伤心。」洛桑三 旦最后又说：「我们终于打开了人们的话匣子，他们谈及了自己的身世，任何一个家庭都有类似于此的一段经历。」
除接待来访客人之外，参观团还参观了拉布楞城。他们目睹了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旧城里居住的仍然是藏人；周围则是中国人的「新城」。藏民居住区无异 于一片坟场。这里的房屋完全失修，街道泥泞，令人无法抬步。人们住在黑洞洞、很糟糕的房间里，房内几乎没有家具和其它用具，没有自来水，电也是时来时停。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的居住区也露出了维修不善的迹象，但这里的居民远比藏民要吃得好，穿得好。参观团参观了一个又一个贫困不堪的家庭之后，心情非常激 动。
洛桑三旦说：「我们感到十分震惊，谁也吃不好，睡不宁。我们回想起旧西藏的生活。我们想到了我们在印度享有的自由，我们将它与我们国家境内所发生的 一切进行了对比。中国人总是厚颜无耻地反复宣传，条件已有改善，人民生活很幸福。我们对此非常愤慨，尤其是我们与人民重逢时见到的情景，更是我们百感交 集，悲喜交加。这简直令人受不了。当此行结束后我抵达香港时，我睡了一个星期，不分白天黑夜。」
参观团在安多继续待了三个星期。他们参观了二十座城镇、几十个村庄、公社和游牧民居住点，参观范围达几千平方英里。他们常常坐车就是一整天，在荒凉 的高原冻土上顶着狂风奔驰，中国人修建的军用公路和长途电话线在这里形成了网络，它取代了旧时的商道。也不知怎么的，参观团的消息总要比他们自己走得还 快，总是有大批沸腾的人群在迎候参观团的到来。到9月中旬时，发狂地欢迎过参观团的藏民就高达几万人，而他们这时进入西藏境内还只有一个月。中国为了摆出 宽厚的姿态，也不敢叫解放军对这些近乎暴乱的场面采取高压手段，但显而易见还是必须采取点行动才行。结果，高先生通知了拉萨的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告诉他们 眼下的困难。接着，拉萨方面进行了最后的努力，防止人们从乡村大批涌入首都拉萨。
在拉萨的晚间会议上，中国干部一反常态，没有保密，他们宣布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即将抵达拉萨城的消息。他们说，这些代表人物都是些反动分子。然而，拉 萨主要街道两旁建筑的门面都要洗刷一番，街道上不许小贩摆摊设点，不许有破砖碎石。拉萨人要着节日盛装，如果偶然遇见参观团成员，要表现出兴高彩烈的样 子。他们不许主动找参观团成员交谈，但可以答话，这时得以坚定的、有说服力的口气告诉参观团，在新制度下生活多么美好。对于那些当局被认为参观团要去访问 的家庭，给他们发了新的工作服，还发了五彩缎带，让姑娘扎在辫子上。那些最重要的人家还发了热水瓶、毛毯和棉被，他们的房间还有人检查，以确保醒目的墙上 挂起了毛泽东画像和党的主席华国锋的画像。参观团到达几天前，中国官员传达了最后一系列指示。这时他们对公众说，参观团已经到了安多。那里的藏民无法压抑 对所有反动派的深仇大恨，据说公开围攻了参观团。无论参观团在哪里出现，几百个人就会冒了出来，向他们扔石头，责骂他们，还往他们身上吐口水。党的干部的 观点是坚定的：在首城拉萨不允许出现此类行为—不过这似乎倒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场面。作为对参观团表示的姿态，自1968年以来一直负责领导西藏的革命委 员会，也由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取代，出任主席的是天宝（桑吉益希），他是藏族。但任荣仍继续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才是西藏的实权职 位。
9月26日上午，参观团乘飞机离开兰州前往西藏中部，航程为三个小时。在贡嘎机场，他们坐上了新面包车，两小时后来到了拉萨河谷的西端。这时，他们 第一次看到了远处闪闪发光的布达拉宫金顶。洛桑三旦回忆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看到我的家。我的儿童时代就是与神圣的达赖喇嘛一道在那座壮丽的 宫殿中度过的，当时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出现在脑海里。那时，布达拉宫一派生机：人们在办公室里工作，在殿堂里祈祷念经，在楼梯和屋顶上走来走去，晚上几百盏 酥油灯照亮了扇扇窗户；但现在它却如同死水一潭—-空无一人，阴森发冷。昔日的尊严全不见了。」还未到布达拉宫跟前，参观团就吃惊地发现汽车拐向离市中心 越来越远的岔道，将他们送到了拉萨西面四英里处的一个偏僻招待所。他们一到目的地，当地的官员就告诉他们：「这是目前最好的招待所。这里一切都十分安静清 洁。无论你们需要什么，我们都乐于提供。」参观团要求立即将他们送到城里去，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但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接着出现了僵持局面。这时洛 桑三旦开了个玩笑，企图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他幽默地说：「实际上我的家就在拉萨，我不需要住在部队招待所，我就住在我母亲家好了。」他回忆说：「我的话音 刚落，中国人都大笑了一阵子。接着他们说：『洛桑，你的家早没了。现在，它已成了公众的财产。』我禁不住追问道：『哪些公众？是藏人还是汉人？』他们回 答：『啊，就是普通老百姓。』接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
三天以后，参观团转移到了旧城中的第二招待所（3）。当时十分清楚，意见的不一致又进入了新阶段。9月29日，这是参观团在拉萨的第一个上午，一万 七千名藏人云集大昭寺，参观团已经到达该寺朝佛。中国的安全人员遭到践踏，大昭寺正门被撞开，人们发狂似地围挤参观团，使西藏的最高当局大为震惊。当天晚 上召开了会议，向全城人民发出警告，不得集会示威。但这也无济于事。第二天，藏人公开违令，数千人涌向街头，参观团成员一出现就如此。每天黎明前，第二招 待所的院子里人们就起了长龙，许多在外面等候的人都是参观团成员的好友，自1959年以后他们就没有见过面。参观团从这些人口中得知，尽管普遍公然违抗当 局命令，但仍有成百上千的人十分恐惧，不敢露面。此后，参观团成员长距离步行穿越拉萨的窄街小巷，尾随的人很多，致使监视十分困难。这样，他们也就能够直 接进入许多住户家庭，看望他们了。
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那天，西藏自治区的官员坚持要他们参加在罗布尔卡（即人民公园）举行的庆祝活动。这可是对任荣、天宝以及西藏自治区其它主要 官员的严峻考验。他们未能控制参观团遇见的越来越乱的场面，但希望能在他们控制的情况下，在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天，表现出令人信服的不同的西藏风貌。因 此，几十名藏族干部及其家属受令在罗布尔卡野餐，身着节日盛装，热水瓶、收音机、麻将牌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但到上午10点时，约八千名不速之客已经聚集在 公园里。就像其它时候一样，人群沸腾，为了打开一条通往达赖喇嘛新宫（在洛桑三旦的亲自指挥下建于1956年）的通道，征用了一大帮警察。在新宫，参观团 受到了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人的欢迎，接着给他们上了查核点心，并告诫他们不要到人群中去；正如一位主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迷路」。
参观团几天前就参观过罗布尔卡。除了新宫那个院子之外，它里面的花园不过是一片灌木丛。这里的殿堂亭阁只剩下一副外壳，而且摇摇欲坠，仅仅增加了一 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园，里面有些假山和猴笼。二名中国男女领着他们参观朴素的两层楼新宫，参观团听了他们的解说词，这些解说内容有关西藏领袖的生活方式，平 时是讲给为数不多的一些参观者听的。他们对参观团说：「这是达赖喇嘛睡觉的地方，这是他吃饭的地方，这是达赖喇嘛会见他母亲的地方。这是他的电唱机，这是 他的电扇。」最后洛桑三旦插话了：「我对你们讲的十分清楚，难道你们不认为我该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吗？这座宫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经天天都在这里 工作。」他们没有再解说下去，而赶忙答道：「啊，是的，洛桑是比我们清楚。」过了不久，参观团从格桑颇章门前经过，这是罗布尔卡内的一座大宫殿，曾是国家 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他们发现正门上了锁，因此从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从破旧的窗洞里看到了里面的大殿。殿堂里面一堆毁坏了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佛像、头 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达二十五英尺。导游解释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从人们手中抢救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它们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 们。他们抢走了珠宝金子，事实上，假如我们没有保护这些佛像的话，它们也会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颇章内的那堆毁坏的佛像，就离开了官方招待他们的地方，大步来到宫殿前门的台阶上向人们发表讲话，这违背了他与中国人达成的谅解—-决不发表公开讲话。
几千名藏人挤到这座宫殿的石坪上。只有一排警察手挽着手，将人群朝后压，而那些便衣警察则在照相做笔记。洛桑三旦刚一出现，人们就开始高呼：「达赖 喇嘛万岁！」一位男子手握一根棍子，前头挑着一根哈达，他挤到前面，高喊:「这条哈达是西藏人民献给你的。」三旦接过哈达之后，扬扬手请大家安静下来，接 着就开始发表讲话。他说：「神圣的达赖喇嘛十分想念你们。他知道你们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希望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看望大家。这次我们来西藏，是为了了解这里所 取得的进步以及犯下的错误。无论我们在这里干了些什么，我们回到神圣的达赖喇嘛身边时，一定向他如实汇报。」
讲完后洛桑三旦回到屋内，他进去后，数百名藏人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冲到屋里来了。三旦看到这些藏人之后，无视屋内吓坏了的中国人叫他重新出去的吩 咐，立即来到了藏人当中。十位年轻人手挽着手，将他护在中间，免受人群的冲击。就这样他度过了接着的五个小时，在罗布尔卡内四处游动。有好几次，他们被人 们不小心推倒，有一次掉在一个齐腰深的池塘中。洛桑三旦回忆说：「当时太乱，只有在几处地方我才设法坐下来同人们野餐。当我坐下后，只能平静地交谈几分 钟，人们的真实感受就会全倒出来，痛哭不已。这时我会尽力起身上别处，他们就恳求我不要走。然后他们坚持要同我一起跳最后一次舞。这样，大家共同携起手 来，跳跳我们的藏族舞步，又笑又唱，边叫边舞地闹一会儿。」
下午时间过了一半时，人群中有人叫道：「洛桑，曲扎医生在这里，他到处找你呢。」紧接着曲扎医生出现了，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曲 扎医生就说了一句话：「你一定很累吧。」不过倒是曲扎医生自己看上去「像死人一样」，这是洛桑三旦的回忆。洛桑三旦叫中国人找到了这位医生，现在他想通过 要求中国人允许丹增曲扎离开西藏去印度，来试试他们是否真有诚意。
10月1日几天过后，参观团成员得到了那天发生的另一件的事情消息。有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五十六岁的妇女，她的丈夫是罗布尔卡的花工，她有七个孩 子，那天她激动不已，高声呼叫：「西藏独立啦！她当场逮捕，被送到拉萨南面的一个公社里，关了三天。对她进行了好几次审讯，她所在的街道召开了六百人的大 会，对她进行了斗争。尽管她挨了揍，但她坚持认为她喊的那句话不是有意对抗，而只能算是犯了错误；她看到洛桑三旦站在新宫的台阶上时，心中充满了信心，达 赖喇嘛不久也会站在这里，随之而来的就是西藏的独立。她只是喊出了她确信是众所周知的信念。她的招供未能使中国人满意。公安厅决意拿次仁拉姆做个样子，因 此将她投入监狱，据很多人说她在监狱里受到了电打的折磨。洛桑三旦说：「我们一得到这一消息，就认为我们此行再继续下去会毫无意义。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出 现只会给这些贫苦人家带来麻烦。那天我们没有出门。我们取消了所有的计划，并告诉高先生，我们希望尽早回北京，然后去印度。」高先生担心此行半途而废所产 生的后果，因此很快就让他们释放了那位妇女；他解释时说，她的「案情十分严重」，之所以逮捕她「是因为人民要求这样做」。
10月6日，参观团抵达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但当时日喀则是座空城，除了一些吓坏了的体弱老人之外，全城男女在黎明前就被赶到了地里。下一站萨迦 也是如此，接着江孜也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最后来到了控制没有那么严的康区山地，这时他们即将离开西藏，才再次可以自由地会见人们。洛桑三旦特别回忆了此行 的这一最后阶段发生的一件事。他说：「一天，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停留吃午饭。一群人聚集在招待所门前，但中国卫兵将他们拦在外面。我们在等候吃饭，这是一 位藏族青年不知怎么溜了进来。他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体格健壮，大块头—真正的康巴人，身着羊皮袄，胸膛袒露在外，头发很长。他对中国人毫不在乎，他径直 走到我们的饭桌跟前，失声痛哭。我是说，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想安慰安慰他。我说：『不要难过，我知道你的感受。』他没有说一句话，他紧紧捏住我的双手， 盯着我，然后转过身，朝外走去。」
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参观团离开西藏，从成都坐飞机返回北京。他们在北京待了十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和民族文化宫会见了高级官员。在会谈时，负责 与流亡在外的藏人建立新关系的那些官员，坦率地询问参观团对西藏情况的看法。洛桑三旦回忆说：「我们事先决定，没有必要将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样会加剧敌 对局势。但是我们的确对他们说过，西藏目前比它以前要穷得多。我们对他们说:『教育、医疗、像样的住房和就业，所有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你们那些人连藏语都 不会说，他们对待藏人非常无礼。』他们答道：『是的，不错，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十分抱歉。我们保证将来要加以改进。』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我非常气愤，他 们在我们的国家干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这么多年犯下了那么多暴行。中国人又可能做些什么来补偿我们遭受的悲剧呢？最后我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十分 气愤，但这些都过去了。将来，这些事情要由神圣的达赖喇嘛与北京直接商谈。我们将等等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参观团经香港飞抵新德里，于1979年12月21日返回达兰萨拉。他们带回了拍下的十一个小时的胶片，还有给流亡在外的亲属的约七千封信和无数人的 要求，请达赖喇嘛在念经时提到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些寺院遭到破坏时保留下来的珍贵经书和圣物。人们怀着复杂而有期待的心情，迎接他们参观归来。为了防止可 能发生的不同意见，五个月前他们出发的消息一直严加保密。流亡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全国工作委员会，也只是在参观团离开达兰萨拉的头一天才得知这一消息。两 天之后的8月3日，嘎厦发表了措词审慎的公告，说参观团除了弄清「西藏的真实情况」之外，「无权决定任何问题」。尽管如此，但人们仍担心会被出卖给中国， 加之对参观团的出发日期严加保密而使他们愤怒无比；因此德庆措林收到了如潮水般涌来的几百封信，大多数来信恳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北京。
然而，这位西藏领袖已于7月下旬离开印度，前往欧洲和美国进行访问，一个月前他出访了苏联和蒙古。毫无疑问，由苏联支持的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各民族 阵线的幽灵，使北京大为恼火；就如同达赖喇嘛亚洲和西方之行，又引起了新闻界对西藏问题的大量报导一样，北京也对此十分恼火。但是虽然丹增嘉措采取这样的 方式施加了压力，但他接到参观团返回印度后提交的报告时，仍拒绝向国际新闻界公布参观团谴责性的调查报告；因为他确信，这样只会使北京中止放宽政策的做 法，而遭罪的还是西藏人民。达赖喇嘛反而于1980年3月10日呼吁中国接受流亡青年，让他们到西藏去当教师，这一步骤是为了扩大和互相交往。虽然对方没 有反应，但于4月份又公布了第二个参观团将访问西藏的消息。第二参观团将于5月份启程，一个月后第三参观团也将踏上赴藏的旅途。与此同时，有一部两小时的 片子在难民营巡回上演，它表现了人民一贫如洗，寺庙遭到毁坏，儿童也在劳动队干活的内容，因此，对「参观团外交」之价值的争论也为之逊色。甚至西藏青年大 会也公开宣布，只有政府在未来的谈判中，坚持获得完全独立，它才支持政府。
在西藏，中国人利用1980年冬季忙于接待下一个参观团的准备工作，4月15日召开了会议，认为第二参观团的成员是「达赖非法政府的特务」，他们的 任务就是鼓吹西藏独立，藏人不能与他们相见。如果人们偶然遇见第二参观团，不许笑，不许哭，不许握手，如果坐着的话就不许站起来，不许脱帽，不许献哈达， 不许邀请他们去自己家里。当局告诉人们，这些反动分子会散发「独立证章」，它们是些小小的金属证章，上面的图案是西藏旗。人们应该将这样的证章扔在地上， 再踩上一脚。接着下发了小册子，明确了对参观团成员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口径，同时党员干部则匆忙补了一堂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课。
5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副总理万里的陪同下访问西藏，他们是中共占领西藏三十年来访藏的最高级官员。胡在视察时，对藏族的生活条件当众 表示震惊，结果，任荣被免去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取而代之的是阴法唐，他也是军人，自1950年首批占领军进藏以来，就长期在西藏工作。接着宣 布了就做好六件大事而制定的两年规划，旨在振兴西藏。根据这一计划，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将撤回内地，还要免税，保证个体经营的权利，不再要求非种冬小麦 不可，而可以种青稞。在西藏高原种植青稞更为成功，但中国人认为青稞味道不可口。
与这些表示调和的姿态相反，仍在最后进行准备，说服藏人不要聚众对参观团表示欢迎。拉萨以及其它主要城镇的警察得到了一些武器、镣铐、电棒等。一些 与中国人合作的藏人，打扮成康巴人模样，在八廓街一次又一次地争吵斗殴，企图重新挑起地区之间的不和。自从1959年以来，第一次准许人们喝酒，这显然是 一位地方上党的领导干部的愿望，他企图让藏人醉得一塌糊涂，因而对参观团的来访漠不关心。最后，在第二参观团抵达前夕，在晚间的会议上又重提次仁拉姆一 案，她也就是罗布尔卡呼吁西藏独立的那位妇女。第一参观团刚走，她又被投入监狱，据人们传说，她因在监狱中遭到电打的折磨而成了棵一吹就倒的「蔬菜」。据 说，那些欢迎过第一参观团的人们的名字已被登记上册；如果他们再次出面，代表团走后他们也会面临相类似的命运。汉族干部引用了藏族了一句俗话，他们说： 「夏天的乌云一掠而过，但蓝天的位置却纹丝不动。」「青蛙一年到头居井底，白鹤来得匆匆走得快。」
5月的第一个星期，第二参观团抵达北京。与第一参观团不同的是，他们下榻的饭店属于地方。但是，他们第一次大的活动却是来到首都郊区的一片开阔地， 在这里他们观看了部队的军事演习。一个半小时，排成队形的坦克驶过检阅台，再倒过来，进行了模拟战。其用意他们理解无误。正如第二参观团团长、纽约的西藏 办事处主任-丹增哲通所说的那样，「显然，整个是想吓唬我们，但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倒吓坏了他们。」这个代表团由达赖喇嘛派驻美国、日本、瑞士的代表、英国 藏族社团领袖以及西藏青年大会主席等五人（他们都是只有三十出头）组成，这样的人选是为了表明西藏独立问题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丹增哲通解释说： 「中国人只需要看我们一眼，就知道我们不属于他们习惯与之交往的藏人。我们十分坦率。我们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提出针锋相对的看法，戳穿他们的谎言，指出 他们的错误。除此之外，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我们受过良好教育，但仍然笃信佛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这与他们的教条是格格不入 的。因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双方之间的局面十分紧张。」
5月17日，参观团离开四川省会成都，前往安多南部地区。他们进入西藏高原时，人们还是不顾一切，沿线都有人欢迎他们。在后来的两个星期时间里，在 农村的腹心地带，时而有马车和自行车横在公路上，迫使他们这支由八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停车。中国人企图清除障碍时，从偏僻村庄里集结于此的几百人会从躲藏的 地方一下冒出来，围着参观团欢呼一阵子。不这少一些的人却会在公路上五体投地叩长头，疾驶的车队不得不来个紧急刹车。参观团走到哪里，人们就向他们要「独 立证章」，但他们却没有。由于他们是达赖喇嘛的使者，因此人们认为他们也是神圣的。他们和第三参观团都看见人们在他们车队驶过的公路上捡他们丢弃的废物。 在昌都，第一参观团在理发店剃下的头发，当时也被人捧起收藏，作为对自己的祝福；而现在却先后有几十个人叫第二参观团为他们的婴儿取名，这通常是高级喇嘛 的事。甚至七、八岁的小孩也要他们摸顶祝福，要让「达赖主席」的朋友们给他们摸摸顶。
6月1日，当第二参观团穿越康区朝西藏中部行使时，第三参观团抵达广州。这个参观团共七人，由达赖喇嘛的妹妹、达拉萨拉的西藏儿童村主白玛甲布任团 长，他们的任务是调查了解教育方面的情况。她在谈到旅途一开始就团团困扰他们这个参观团的不良形象时，回忆道：「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我们第一眼看到中国的 是什么。那时一个讨厌的下雨天，火车外面，几百人在广州火车站一处高高的铁栏杆后面排队。一队警察将他们向后压，他们争先恐后要出境。我意思是说，作为西 藏难民，我们熟知中国共产党很多不好的方面，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们到中国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企图出逃的人群。这使我们感到不寒而栗。」
更有甚者，第三参观团又面临着其主任态度的改变。在得到第二参观团在西藏受到狂热欢迎的消息之后，国家民委三局（即西藏局）撕开了以前作为主人装出 的假热情的面纱。第三参观团也住在第一参观团下榻的那个部队招待所，在北京的大街上，不让他们见到外国人，前往目的地也绕着道走—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防 止他们自己外出。有几次的确没有人领着他们，可以自己在街上走走，但显然后面有便衣警察跟踪。白玛甲布说：「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在对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在 北京的那家招待所时，一位为中国人工作的藏族翻译走到我们房门口，敲敲门，接着走进来，说：『你今天感觉好吗？』然后也不等人回答就一屁股坐下，开始提 问：『印度的藏族生活怎么样？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看法？他们都干些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学校如何？孩子们学习哪些课程？』显然他们不怀好意。」翻译从参观 团的一名成员那里的得到回答之后，又会去找第二个人，提相同的问题，如果答复不一样，他又回头找到第一个成员，问他为什么和他同事的回答不一样。正如白玛 甲布所解释的那样：「由于这样盘问，所以很快他们 就将我们每人的个性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是个非常直率的人，没有一点外交官那股拐弯抹角的气味。他们从我身上得到的，除了争论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但在其它 人那里他们只想左右人，以便给我们制造麻烦，」一次，一位在瑞士长大的随团摄影师丢了三个小时。他回来时，其它参观团成员才发现他被严加盘问。白玛甲布 说：「中国人问我们的摄影师流亡藏人是否不团结时，他居然不知道中国人的用意何在。他坦白地回答的确存在着分歧，这也正是中国人为制造麻烦所需要得到的东 西。」当时，这些问题本身在参观团内部也引起了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感到有压力也对各种不同答复给予评价，这样也就导致了意见的分歧。摄影师的答复成了热烈 争论的话题，最后我们叫他「只管照相，免开尊口」。
但尽管参观团的所有成员从此以后极为谨慎小心，但问题从未断过。白玛甲布：「当我们的逗留期即将结束时，中国人尽力想从我们口中多得到一些情况。从 北京来的干部甚至要求我们所参观学校的老师问我们，难民从印度政府手中得到的援助到底有多少，每个学校的预算如何，是谁提供资金。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是多么 地不光明正大。」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只要一出现不愉快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关系破裂。他们进入西藏后不久，当他们乘车前往安多的拉布楞附近的目的地时，参观团 突然发现七千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北京来的一名官员勃然大怒，从前导车上跳了下来，白玛甲布也坐在这辆车上。他们动手就揍藏人，叫他们让路。他害怕寡不敌 众，赶忙回到吉普车上，将车门锁上，并推了推夹在他和一位中国女干部中间的白玛甲布，这位妇女干部也不让她开车窗。白玛甲布叙述道：「用了三个小时才甩脱 人群。那些人使劲撕破了吉普车的帆布顶篷，扯下了一些碎片。他们呼喊着要见我，但中国人像对待囚犯一样，将我关在吉普车内，我十分生气。午饭后一会儿，我 们在公路上又遇见了一大群人，这次我开了车窗。那位中国妇女命令我将车窗关上，这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告诉坐在前排座位上的翻译，叫他将我讲的每个字都翻 给她听。我就是要给她点颜色看。我告诉她，如果我决意要会见自己的人民，那完全是我的事，我决不能容忍她对我发号施令。神圣的达赖喇嘛派我们来见见藏民， 如果她坚持阻拦我们，我说我就得立即返回印度。接着，我以前想象的一切都出现在我眼前。我们的人民衣衫褴褛，饿得半死不活，泪流满面，围着我们的吉普车高 声呼叫。我对那女的说：『我们走到哪里，你们都声称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你看看这些人，难道这是进步吗？我想问问他们，他们上顿尝到肉味是什么时候，就像 我们中午吃了肉一样。二十年来，除了这点之外你们又获得了哪些成就呢？』而下面就是她的全部答复：『这些人的行为为什么如此野蛮？印度的藏族也是这样 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答说：『当然不是。』她又问：『那是为什么呢？』我说：『在印度我们是自由的。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对他们 的压迫太厉害了。这就是你们残酷暴行的结果。』接着我们谁也不吭声。我真的哭了起来。那位藏族译员尽力想使我平静下来，我对着他叫道：『你为自己人到底在 干什么？你看看他们吧！』」
那天晚上，白玛甲布决定取消此行。中国人得知这一决定后，找到穆索里学校校长拉珍恰措昌，想赔礼道歉。他们解释说，那位妇女患有关节炎，肩膀不能吹 风。就是为此—没有其它原因—-她叫白玛甲布不要打开吉普车车窗。他们担保今后不干预参观团的行动，这才使参观团没有中断此行。不过从此以后，公开敌视的 气氛随时都可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破裂。
第二参观团参观了约二个月，他们于1980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到达拉萨。7月25日上午，他们在去大昭寺的途中，一万群众围着他们欢呼。从招待所出 门后，一段短距离他们乘车却用了半个小时；而从停车的地方到大昭寺正门这一截路却走了一个小时。该寺看管人给参观团献了一条哈达（他因此当天沮被解雇）， 接着他们在寺内进行了参观后，爬到屋顶上对群众发表简短的讲话。这时人们已经安安静静地坐在大昭寺的前院等候。在他们讲话期间，一些藏族青年齐声呼喊了三 次：「西藏完全独立啦！」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他们在布达拉宫脚下发表讲话时也没有采取行动。当时，听众有三千五百人，一位男子站起来，高升呼 喊「西藏独立了！」但第二天，即7月27日，那场迄今为止最富有爆炸性的示威集会，却使中国人的忍耐超过了极限。
上午九点，参观团乘车出城，过了拉萨河，朝东北方向驶去。他们沿河谷行使了三十英里后，来到了一座陡山脚下，开始爬坡。在第一个拐弯处，一户藏人手 握香火、哈达和一暖瓶茶，站在那里迎候他们。他们的面包车听下后，与那些藏人交谈了一会儿，继续爬坡；来到了第二拐弯处，这里又有两帮人在等候他们。参观 团又停了车，然后再继续爬坡，拐过最后一个弯时，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甘丹寺。三十二年前，也就是中国人入侵前夕，曾旅行到此的知名藏学家吉赛普·塔 西是这样描述他第一眼看到甘丹寺的印象的：它是「世外景观」。他作了这样的描写：「刚刚刷白的墙体，火红的殿堂，闪光夺目的金顶……这一切看上去浑然一 体。它清晰轮廓的背景是万里无云的蓝天。」以前这里耸立着上百座大建筑，但现在剩下的却是一行行长长的残垣断壁。甘丹寺几乎是被炸成废墟的。丹增哲通说： 「我们以前曾听说过甘丹寺被毁，但这样的场面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甘丹寺意即『极乐世界』，它的确曾是山头上的辉煌城镇。现在它全被炸毁了，只剩了些 残垣断壁。看上去它像五百年前就已遭到破坏，而不是十二年前。」
在最后一道转弯处，停了八十多辆卡车，汽车一直延伸到了被毁坏的墙体跟前，挡住了去路。卡车旁边有五千人在等候。丹增哲通说：「我们一到，人们简直 无法抑制住自己。大家争先恐后朝山下跑来，又哭又喊。我记得有几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紧紧抓着我的上衣。他们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特别伤心。他们 就是不放手。他们旁边的人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哭得这么伤心好吗？』但接着这些人也跟着哭了起来。指着山上说：『瞧，那就是我们的甘丹寺，你们看他们是 怎样毁了它的呵！』」
集聚在甘丹寺的这些人并不是为了欢迎参观团，而是为了对它进行修复，这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愿者们靠从拉萨附近的工地上偷来的石块和木 材，几个星期前就开始了修复工作。每个星期天拂晓前，他们就会在指定的地点集中，等候藏族驾驶员开卡车将他们接走。他们将材料也搬上了中国造的卡车，沿途 还得经常停车让自愿建设者们上车，要走四个小时才能到达被毁坏的甘丹寺。他们到达甘丹寺的山脚下后，都得下车，帮助将超载的卡车推上山坡。这是他们一个星 期的唯一假日，但他们却一直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在一些喇嘛、木匠和石匠的指挥下，他们已经开始建造达赖喇嘛的住宅和修复宗喀巴的灵塔。这不仅仅是与中国人 的意识形态作对，这样做说明了西藏人民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参观团去甘丹寺那天，它也是甘丹寺创建五百七十一周年纪念日，地下组织计划组织了一些 庆祝活动。他们公然陪同参观团成员穿过被毁坏的寺院，来到了三顶帐篷跟前。在这里，喇嘛们身着藏了一二十年的喇嘛袍，等候在室外佛龛前开展一些佛事活动， 这些佛龛是用刚刚从埋藏的秘密地窖中取出来的佛像搭成的。背诵了达赖喇嘛争取西藏自由的祈祷词后，参观团成员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长篇讲话。这时几千人顿时受 到鼓舞，由于他们离拉萨有一段距离也使他们壮了壮胆，大家高举紧握拳头的双手，高呼西藏要自由。
拉萨的中国当局得知这一事件后，最终决定要采取行动—不管它会对达赖喇嘛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首城拉萨街头巷尾谣言四起，说要举行集会示威，在会上 要打西藏旗。此外，二十一名分别代表各大报刊的西方记者也同参观团住一个招待所，他们是第二批获准来到西藏的外国记者。迄今为止，当局成功地将他们与参观 团分割开了。而这些记者在拉萨则显然可能将本来是一场默默无闻的国内骚乱事件变成一起国际新闻，让入起到灾难性的作用。
7月28日下午四点，一些记者注意到藏人开始在第二招待所院子里集结。还不到两个小时，院子里密密麻麻地站了两千多人。夕阳落山时，大家熟悉的白色 面包车出现了，人群像发了狂似的。男人挥舞紧握的拳头，妇女孩子们则大声哭叫。紧挨面包车的那些人只想接触车内的参观团成员，人们将手放在自己的头顶上作 摸顶祝福状，拥抱、撕扯衣服。记者们惊讶不已，赶忙拍照。英国西藏社团主席平措旺杰站在招待所的台阶上，对人群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的愿望一定能够实 现，」他刚开了一句头，还没来得及讲下去，一位年轻人就跳起来高呼：「神圣的达赖喇嘛万岁！」他的话音刚落，人们也跟着一遍又一遍振臂高呼这一口号。参观 团回到房间后，记者们连忙来同他们交谈，但被中国人阻拦住了。
第二天上午，面包车没来。11点30分，十六名官员在招待所会议室来了一次会。会上，第二参观团接到通知，他们的参观已经取消。他们必须立即整理行 装，返回北京。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索南罗布（原文如此—-编者）说：「你们的行为是在蓄意煽动西藏人民与祖国的分裂，离间西藏人民与汉族老大哥的关 系。它严重地危害了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是决不能容忍的。」第二参观团在房间里关了三个小时，然后悄悄地从招待所大楼的后门溜了出去，乘车离开拉萨。沿 线有公安厅的干警监视，接着看到了一些解放军分队，直到这时解放军才从躲得好好的基地中出来露面。参观团来到贡嘎机场，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乘飞机离开这 个国家前往成都，再从成都飞往北京。
第三参观团得知第二参观团受逐的消息之后，从日喀则发了电报给达拉萨拉。他们得到指示，继续他们此行剩下的六个星期。但计划于8月份启程的第四参观 团就根本没有离开印度。北京首先将第四参观团的行期延至1981年春，后来干脆无限期地推后，这时尽管阿沛·阿旺晋美已取代天宝出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这是中国表示调和的进一步姿态）。接着一年过去了，没有什么重要事件。直到1982年4月，三人代表团飞往北京，其成员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高级噶 伦土登朗杰、负责安全事务的噶伦P.T.达拉和更名后称为「西藏人民代表会议」的主席洛迪江村。在北京他们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长期担任国家 民委主任的乌兰夫和杨静仁副总理。他们会谈了几个星期，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级的会谈，双方力图阐述各自关于西藏地位的立场，同时也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妥协性办 法。不幸的是，这些会谈最后还是以僵局而告终。但会谈的内容长时间没有向外透露，直到后来《北京周报》11月份的一篇社论声称，流亡在外的藏人要求中国成 立一个「统一的大西藏自治区」，它包括全部藏族居住地区，并享有1981年10月1日中国发表的九点统一声明中所提出的中国给予台湾的同等地位。这篇社论 还说，藏人最近的要求当然遭到了拒绝，这是因为西藏「解放已有三十多年」。社论说，继续呼吁独立不过只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卑鄙叫嚣……遭到了中国人民的 反对，特别是遭到了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
1983年5月9日，达兰萨拉终于作出了答复。噶厦对于《北京周报》社论声称是西藏人要求同中国建立联系这一点，搁在一旁，但对社论中的几乎所有的 其它观点都进行了驳斥。西藏参观团并没有要求让西藏享有提供给台湾的同等地位，也没有建议要成立一个新自治区。参观团而是在简要说明西藏人种、文化以及历 史上的独立地位的同时，还指出了西藏的正确的区界线（而目前的西藏自治区只有这块面积的三分之一），并断然对中国人又说了一句题外话，如果北京作出让步， 那么也必须比给予台湾的自治权「要大得多」才行。
对会谈的这些大相迳庭的解释，充分说明双方实际上离谈判解决问题还相距甚远。尽管班禅喇嘛于1982年夏季获准重访拉萨参观视察,欢迎他的人数高达 几万，但还只到1983年秋天，西藏自治区又大批抓人，在拉萨实行宵禁并公审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办法的努力刚刚开始几年，似乎就完全 失败了。但有一件好事却在继续发展，使得藏族个人的希望还不至于破灭：允许出国，尽管还十分审慎，而且获得许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是经过筛选的。
1980年10月下旬—-也就是第一参观团访问拉萨一年之后，在桑伊监狱三千名犯人面前，摘去了丹增曲扎医生的「坏分子」帽子，宣布他自由了。接 着，他接到通知，说洛桑三旦的要求已经得到批准。他获准可以去印度。数百人得知他即将启程的消息后，连忙来看他，带来了送给达赖喇嘛的信。由于他无法带走 这么多信，因此他答应亲口告诉达赖喇嘛西藏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同时，在临行前夕监狱领导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上，丹增曲扎医生毕恭毕敬地发誓，要遵照党的最新 行为标准「事实求是」办事。翌日，他乘吉普车抵日喀则，接着到了尼泊尔边界。在西藏一侧有个人民解放军岗亭，一名站得笔直的哨兵身边是一面中国的五星红 旗。尼中友谊桥下纳楠（4）河水奔腾不息，桥的另一侧飘扬着尼泊尔王国的双三角形国旗，旗下是海关，尼泊尔士兵在海关旁边喝茶休息。曲扎医生与另一位藏人 同行。当他站在桥上的红色分界线上时，回头最后一次看了看那位解放军战士。二十一年来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的自由感涌上心头，意识到已经摆脱了看守的控制之 后，他大声叫道：「现在，让你们全部中国人都见鬼去吧！但愿我永远不会再看到你们！」接着他笑了笑，但不知怎的也感到有点茫然，他从另一半桥面上走了过 去，踏上了尼泊尔的国土。
曲扎意识继续讲述自己的历史：「洛桑三旦的一位朋友在边界线接我。他开了一家餐馆，开车送我到了加德满都。我们到达城里时，一片嘈杂喧哗声，我一点 都没有宁静感。我想休息轻松一下，但却禁不住要这样想：『这里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呢？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定时期呢？什么时候麻烦会降临此处呢？加德满都是座 小城市，尼泊尔同西藏相比小得可怜，如果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只需一两个小时就可颠覆尼泊尔全国。』 由于我脑子里像团麻，所以我的全部感受也就是这些。一切似乎都不稳妥。」
丹增曲扎在加德满都几乎待了一个星期，然后乘飞机来到印度。在他自由后的开始那些日子里，矛盾的想法一直占据了他的心思。
他说：「我来到加德满都城里时，对人民的富有感到十分惊奇。看到商店里那么多商品，街上的所有轿车和摩托车都是私人财产，令人感到震惊。在全西藏， 无论是买还是卖，人们都没看见过一件像样的炊具。我开口向主人提问：『这些轿车是尼泊尔制造的还是从印度进口的？』他回答说：『都不是，大多数是日本 货。』接着我又问：『一辆轿车要多少钱？』他告诉我：『哦，约五万至六万个卢比。』我完全惊呆了，因为将拉萨所有家庭的钱集中在一起，他们仍然买不起一辆 轿车，而这里不少人却自己有车。」
曲扎医生到了印度后，迷惑感进一步加强。他说：「我是晚上乘飞机离开加德满都前往新德里的。我的一切想法就是急切想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但第二天， 我穿过新德里时，再次感到茫然。这里的富有程度又远远比尼泊尔高。我忍不住这样想：『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在西藏，人们终日操劳为的就是糊口，而这里的人 们却如此富有！』我仍记得一家银器商店和一家肉店。我看着人们在这两家商店里购买时，意识到：『哦，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国。如果你有钱的话，你爱买多少就买 多少，谁也不会阻拦你。』在西藏，无东西可买，没有产品，无人有钱。接着，我看到了四处漫游的印度妇女，他们衣着华丽，无所事事。我心想：『这可真是自由 世界。如果人们乐意，他们可以悠闲自在。』我心中老是纳闷：『人民并不是时时都在干活，那他们是怎么得到了这么大改进的呢？』在西藏，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工 作，尤其是妇女，日夜操劳。但西藏仍无改进，而在印度，没有人干活，但什么东西都很富有。这样的发展一定是自由带来的结果，但这是怎么回事，我仍不得其 解。」
1980年11月19日，丹增曲扎来到达兰萨拉，又与洛桑三旦重逢了。在麦克累德干基的流亡政府招待所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尽管他希望按照传统方式 （即在吉祥日）拜见达赖喇嘛，但他却被立即召往德庆措林。他身着新藏装，脱下了在拉萨发给他的那双蓝色运动鞋，换上了一双新皮鞋。他步行穿过麦克累德干基 的主街道，从远远的另一头出了镇子，在走到流亡者的大昭寺后的佛教学校时，他看到了一些年轻喇嘛，他们分组排好队正在上上午的辩经课。接着，在达赖喇嘛住 宅院子的大门口，他受到了一位秘书的的迎接；秘书领着他从扎着头巾的印度卫兵身边经过，沿着山坡朝上面的西藏领袖的办公室走去。他手捧一条哈达，紧张地穿 过了摆着一线鲜花的走廊，走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挂了一些五彩缤纷的唐嘎。达赖喇嘛满脸堆笑，正在等候他。曲扎医生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一见到神圣的达赖 喇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失声痛哭。他将我领到一张椅子跟前，坐在我身旁。他吩咐上茶。我尽力想张口说话，但就是讲不出来。每每我开口要说话时，就会痛哭 流涕。神圣的达赖喇嘛耐心地坐在那里，最终上了茶之后，我的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我们交谈时，我注意到他已经老了许多。当然，我上次见到他时，他还很年 轻，现在他已进入中年了。但他看上去气色很好。我知道他对世界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这一点可与我们以前在西藏时大不一样。我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一直很担 心，但他却过得相当舒适。一切很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神圣的达赖喇嘛身体很好。」
与达赖喇嘛见过面之后，丹增曲扎参观了噶厦。然而就在这里，新旧西藏社会的变迁，重新激起了他不平静的心情。
他解释说：「噶厦的办公室，似乎比神圣的达赖喇嘛的还要好。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装饰更多，更华丽。我感到心情不安，十分气愤。我心想：『现在的世界 可真是上下颠倒。我们的领袖坐在小小的垫子上，而他的政府官员坐的却是厚垫子，并且在他们面前还铺上了漂亮的藏式地毯。』我明白我是旧西藏过来的人，但我 认为这种新的平等是不对的。而且，我四处看了看达兰萨拉的那些高楼大厦，如图书馆、政府的几座大楼、藏医中心等，心中只犯疑，难道这些流亡的藏人真不打算 返回西藏了吗？我问他们：『这些建筑是你们花钱买吗？』他们说：『是的。』我禁不住心想，这笔钱应该节省下来，留待我们获得自由时再用。但是，我的观点现 在也逐渐在发生变化。我认识到，二十多年时间是非干些事情不可的。也许西藏问题不是很快就能获得解决的。因此，印度的藏人也必须有个地方定居。我认识到政 府官员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我们自由的希望，的确寄托在西藏境外的藏人身上。」
尽管曲扎医生在适应监狱外生活和西藏境外生活时困难不小，但他很快就一心一意地履行藏医中心医院和制药厂领导的职责，这个职务是新近任命的。他受命 出任达赖喇嘛的首席私人医生，因此每天刚刚破晓，他就得步行去德庆措林给领袖看脉。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他主持了制造「措柏（5)」的工作，它是药效最烈 的藏药，他出国之前，西藏难民社会中无人知道其成份。曲扎医生从门孜康院长肯绕罗布那里直接得到了这种药的配方，他乐意在这种药失传以前，就将它传授给别 人。在达赖喇嘛的坚持下，制作了这种药—-参加制作的药师有十八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工作，不能中断，就在德庆措林大院内，连续干了三个月。这样，达赖 喇嘛也可以观察这种药的制作。该项工作成功结束之后，这次生产的「措柏」是藏医史上数量最大的。如果它与其它药配用，疗效可以大大提高。取得这一成就之 后，曲扎医生回顾了自己的命运和整个西藏的命运。他说：「我们那帮被解去中国的犯人共有七十六个，但现在幸存下来的只有四人。我是其中之一，重要的藏药 『措柏』也保留下来了。整个西藏也是如此。我们几乎丧失了一切，但我们却没有丧失。我们熬过来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遗嘱中就警告过我们，告诉我们在前面 等候的是什么。他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人们按宗教信条办事，不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尔虞我诈，这场灾难也就可以避免。但西藏人民无视他的忠告，结果西藏成了乞 丐之国。现在，西藏境内外的人都步步不离白云之路 即宗教之路。我们的信仰得到了加强。对于将来，我们寄一切希望于这一信念，于神圣的达赖喇嘛的指 导。」
达兰萨拉，1983年1月21日凌晨四点。达赖喇嘛山头别墅里的闹钟发出了悦耳的响声。丹增嘉措被惊醒，起床，洗漱，穿好衣服之后，他穿过一间连通 房来到了别墅的正中。外面夜空乌云压顶。大昭寺朦胧的轮廓后面是崇山峻岭。德庆措林的大门口，一名孤零零的印度兵在持枪站岗。达赖喇嘛别墅里灯火齐明，侍 者们在楼下自己的住处忙乱开了，壶已经放在炉子上烧茶，准备今天第一壶酥油茶。
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房子里，丹增嘉措站在一尊镀金的观世音像前。他双手合十，五体投地叩了三个长头，然后坐在佛像左边的垫子上，用右手的衣袖擦拭着 一个小通盘的表面。他朝盘子上一把一把地撒大米，还一边祈祷和观想，逐渐堆起了一个三层的锥形物。这是个曼荼罗，有些环形宽带支撑，最上面是阳盘和阴盘， 曼荼罗代表的是宇宙。曼荼罗做好之后，达赖喇嘛将它献给了海会诸佛，并请求他们继续减轻众生万物的痛苦。五点三十分整，他向左边靠了靠，拿出了一架很大的 短波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播放的国际新闻节目。法国总统密特朗抵达波昂参加西德—-法国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两天之后，苏联的一颗 核动力人造卫星将返回地球。里根总统呼吁在世界各地建立「民主学院」。听完新闻之后，他继续打坐。六点，他步入书房，这是个窄小的房间，里面铺了栗色地 毯，位于别墅的后部。书房的窗户周围有一线粉红、白色鲜花，上面已经洒上了晨曦，黎明已经来临，麻雀和燕雀在冷杉林和达赖喇嘛吊在附近的一个木鸟笼之间飞 来飞去，他的房间里回荡着鸟儿的歌唱声。丹增嘉措坐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肖像下方，像框的一角还夹着一张图案是菩提伽耶的彩色明信片；他眼睛盯着对面一个摆 设得整整齐齐的佛龛盒，它左边有一张门通向他的工作间，里面一堆破表还有待修理。书房的前部传来喃喃说话声，达赖喇嘛的首席侍从洛桑甲哇走了进来，将早餐 盘放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上，盘中放了烤面包、茶、玉米片和点心，他回答了达赖喇嘛的招呼，然后走了；这时西藏领袖打开了一卷布面装订的经书，边念书边吃早 餐。
七点钟，丹增嘉措离开了他的住宅，从一段很陡的楼梯上走下来，走到了一辆米色汽车跟前，噶厦成员列队送他；与他们告别之后，他乘车经过自己的温室和 办公区域，这里有两辆大使牌轿车在等候，里面坐着他的九名随行人员。这些车辆一起驶离得庆措林，绕过了前面的大昭寺，在麦克累德干基的边缘来了个右转弯， 小心翼翼地沿着后面那条又陡又险的公路驶行，路过了秘书处院子甘村基荣（岗庆基雄）穿过了卡特瓦里集市的寂静街道；尽管当时一段时间都赶上了冬天的倒霉天 气，但那天的气候倒还十分宜人。阿里仁波齐与丹增曲扎医生和新德里的新任联络官A.N.凯纳先生同乘第二辆车。阿里仁波齐说，达兰萨拉特别暖和。车队离平 原越近，气温就越低。车队从丘陵地带的小山之间钻了出来，插进了帕坦科特秩序混乱的车队行列。这时阿里仁波齐将车窗摇上来挡寒气，根本就不去注意大家熟悉 的那些尘土满目的大楼和它们那些东倒西歪的阳台，它们似乎会从那些死气沉沉的墙上倒下来。然后，他们将帕坦科特甩在身后，开始了横跨旁遮普邦的艰苦行程。 他们扎了一个轮胎，在路上遭到了当地养路工的好一阵子围观，这才于两个半小时后抵达阿姆利则机场。
TC-424航班是小型喷气式飞机，每天往返新德里和斯利尼加一次。它于三点十五分起飞，前往首都新德里。上飞机后，达赖喇嘛坐在一位克什米尔穆斯 林教徒身边，他们谈个不停，直到身着莎丽服的空中小姐提着一蓝糖果露面，他们才中止交谈，这时飞机已降落在巴兰机场。丹增嘉措向他的同伴告别后，下了飞 机，在机场上受到了外交部北部司官员的迎接。在机场大楼远处的另一头，三百名藏人正在等候，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学校乐队，它属于玛基汝卡蒂拉难民营。他们扬 起了印度国旗和西藏旗，笛声锣声齐鸣，孩子们在唱「荷花之主」歌，这是对西藏的保护圣人观世音的颂歌，他们还唱了西藏旧军队乐队最喜欢演奏的歌曲。然后， 达赖喇嘛驱车来到阿育王饭店，它是隶属于印度旅游部的国营饭店。在后来的两天时间里，达赖喇嘛就在这座饭店里的一栋沙岩大楼四楼的一个套间里接见各方面人 士。
1月24日上午十点三十分，丹增嘉措离开阿育王饭店，去完成他新德里之行的使命。一辆警车从饭店富有气派的拱门下开出来，在前面开路，沿着通往国会 大厦的林荫大街开道行驶。这座大厦周长有半英里，四周全是开放式柱廊。汽车开到大厦宽敞的门廊下，达赖喇嘛走进大楼，右转弯后，被人领进了总理的特别助手 办公室，这里紧靠人民院的大厅。在这里他受到了英蒂拉.甘地的迎接，甘地夫人领着他经过连通门，走进了她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楼板是用木块镶拼的， 俯瞰国会大厦楼内的玫瑰花园和喷泉。他们的会谈绝对保密。显而易见，他们讨论的是些重要问题。最近，印度和中国已经开始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但对这次会议有 所耳闻的藏人却认为不可能讨论这一问题。达赖喇嘛也不会要求印度于一个月后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西藏问题。只有一件事可能性似乎较大— -达兰萨拉与北京之间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非向印度总理通报不可。这是令人头痛的问题，达赖喇嘛一小时后离去时，没有作任何解释，甚至一点也没有向外透 露，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而且，达赖喇嘛一行第二天上午就乘车离开了阿育王饭店，来到了巴兰机场。在机场耽误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们登上IC—489航班， 飞抵比哈尔邦首都巴特那。
下午晚些时候，远处像火箭一样的转塔式菩提伽耶寺映入眼帘。庙体四周的大石块沐浴着五彩灯光，耸立在平原上。接着，当达赖喇嘛车队的开道车经过右侧 的日本寺时，寺顶传来了长长的藏式法号声，宛如雷鸣，在前方回荡。接着，泰国寺、中国寺、最后是西藏寺也吹奏法号，如同接力赛一般。一路上都有欢迎牌楼， 汽车骤然放慢车速，几乎像煞了车一样。约三万藏人沿公路两侧站立，队伍长达二英里多，手捧哈达、香火和鲜花。他们中间还有从西藏来的五百名香客，不仅他们 身上破破烂烂的长袍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达赖喇嘛乘坐 的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去时，人们哭声不已，几乎无一例外。菩提伽耶的西藏寺的僧人头戴有顶饰的黄帽，手握彩色胜利幡，敲锣击钹吹号，站在寺院门口欢迎达赖 喇嘛。他被领进了二楼的房间，这里 通常是给达赖喇嘛安排的，随行人员却来到餐厅就餐，外面的人群也都回到邻近的帐篷城里吃饭去了。
2月 1日上午八点三十分，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寺。他跟在一队身着卡叽制服的警察身后，朝菩提伽耶走去。他从西门进入，绕着外面最高的环行道转经，然后走下来，进 了殿堂，接着绕过寺庙来到了那棵菩提树下。当他双手合十，满面笑容来到人群跟前时，全体起立。天气清朗，十分暖和，花园里充满了鸟语花香。这棵菩提树就像 一条扬起了若干绿色风帆的大船，上面挂了许多三角旗和经幡。达赖喇嘛叩了个长头，动作敏捷，身着讲经用的长袍，登上了包着锦锻的宝座，上面有一个红蓝两色 相间的华盖。他将手表正面朝上放在右侧的一张桌子上，这时聚集在这里的几千人已经叩完了长头，几千张脸最后一次抬起来，因为接着他们就得纹思不动地听达赖 喇嘛讲话。领经师领着大家唱开场用的几句祈祷词，祈祷刚结束，几百条哈达就象无声的排炮一样，从观众的后部扔到树上和宝座前。扔到前面后，简直就成了哈达 的海洋，一排排的观众像接力赛跑一样一次又一次将哈达卷起来，向前抛去。人们抛掷了五分钟，这时坐在前排的高级喇嘛如同漂浮在从天而降的一片白棉组成的云 海中。他们将双膝前面的地方清了清，身体前倾，认真听取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像以往一样，达赖喇嘛开始讲经时，总是要说一说从事宗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益 的。但在今天，他接着就公布了一条消息，不仅介绍了他与英蒂拉·甘地会见的情况，而且这番话也是他进入流亡生活二十四年来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之一。
他讲完一半时，语气随和地宣布：「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正在考虑于1985年某个时候访问西藏。」讲到这里，为了使人们放心，他连忙又说：「我不会落入任何圈套，因为我同中国人打交道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
达赖喇嘛的这番话偏选在他的信仰中心发表，这对西藏难民来说象征着大步跃进。达兰萨拉和北京的关系陷入僵局三年以来，西藏难民社会又充满了期待的心 情。虽然进行了大量思考，但丹增嘉措似乎仍对目前政治上的各种细微差别置之不顾。从菩提伽耶返回之后，他就已经在考虑将来，憧憬着西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 那一天。他坐在书桌前，桌子上政府送来的各种报告堆得高高的，思考着那一刻。他 解释说：「我们在印度期间，就根据我们的宪法草案，为西藏的未来准备了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异国他乡，我们亦尽力实施这一方案。将来，我们要从这里向西 藏境内的人民解释说明。大家清楚，我们还要进行商讨，但最后的决定权在西藏境内的藏族人民手中。他们的确受了磨难。是他们的决心激励了我们。尤其是藏族青 年，他们经历了重重困难，获得了有益的经验。我充满信心，他们一定会踏上正确的轨道。」
至于遥远的将来，达赖喇嘛透露，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考虑引退，不过这样做就是要大大改变达赖喇嘛的地位性质，随着也就可以改变西藏政府的地位。接着， 他以讲求实际的口吻继续说了下去，「许多预言表明，我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达赖喇嘛根本就无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即 使要保留达赖喇嘛，选定新达赖喇嘛的方式也会与传统的方式不同。我可能亲自选定继任的达赖喇嘛。这样，一且我选定了继任人之后，我就成了多余的达赖喇 嘛。」他笑着补充了一句：「那时我也就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佛教僧侣。无论如何，未来是开放的，广阔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小心谨慎地 对待自己眼前的局势，并将自己的信仰付诸实践，结果可能会很好。关于西藏未来的某些预言就是这样说的，我自己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译 注
（1） Qin Cheng 的音译。
（2）原文如此。
（3）原文如此。
（4）Nyanang 的音译，当地人称之为樟曲。
（5）Tsother的音译。
后记
1984年12月16日，第二个参观团从北京访问归来六天之后，达赖喇嘛宣布说，他将不于1985年访问西藏。长达一个月的最后一轮会谈，不过是又一次突
破了中国之间的分歧。会谈期间，中国报纸公布了达赖喇嘛返回的五项条件。其中包括要求达赖喇嘛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并要他和他的代表们「不要纠缠
于……1959年的事件」。最后一项条件要求，如果达赖喇嘛选择「返回」，他可以「对报界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并「由他自己决定说些什么」。
当西藏难民对中国的条件表示强烈的反对时，达赖喇嘛自己的反映却是温和的。在他的声明中提到，中国只提及他个人的地位问题，因而又一次有益或无意地
避开了西藏人民的命运这一关键问题。声明中说：「只要西藏人民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就不用谈我回去的问题了。」达赖喇嘛在声明的结束语中谈到双方关系的最
新步骤时说，尽管1985年的访问已无可能，他仍旧希望在将来「对西藏做一次简短的访问」。约翰.F .艾夫唐
1985年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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