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在黑暗中睁大黑色的眼睛》
1995年4月26日
接下去的几段文字，因为在4月7日一个突发的事件里被我吞下肚子。而且整整一段时间，我受到严密的控制，无法再写任何文字。直到20多天后我才开始补记。咽下肚子的那几篇文字就让它永远深埋在我的腹中，我要补记的就从这个突发的事件开始。今早大清监，我的那些文字东西，除去吞咽下肚子的，早就用尼龙纸，里三层，外三层包扎，沉入油漆罐之中。整整20多天过去了，我也不知它们是否被油 渗透。对我的全方位监视，渐渐有了些松劲。前几天又发回了工作室的钥匙，今天乘队长和大班的人去了大田后，我反锁了工作室，挖出这些记忆的片断：
4月7日真是我倒霉的日子，生命又一次踏入雷区。那一天上午，我正拿出暖气片后的一些材料整理日记，其中一份是我发给北京市劳改局的报告的留底，还有周国强《起诉书》和《最后陈述》的抄件以及近期的日记。听见左队长在敲门喊我，手足无措之中，只得把它们塞入贴身裤衩中。
我匆匆走过筒道，喊了“报告”后被允许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已坐定三个人。是黄教导员，李指导员和牛大夫。我孤另另兀立在他们三角鼎立的包围圈中。 今天这气势，分明是给我找事儿来的，正在纳闷，黄教导员开了口：“你不是作了保证，不写申诉和报告。现在你不仅写了什么‘要求治病的报告’，竟然私下寄到 北京市劳改局控告我们，你给我们脸上抹黑，告我们不给你治病扣你的药。你说：你的病要怎样治？给你做‘电疗’（挨电警棍），是否就会老实？”黄教停顿片刻 又说：“你不是有血尿吗?现在立即化验小便。”
牛大夫递过来一只小空瓶，仍让我当他们的面小便。这种尿常规的检查，从我被打伤之日起，例行过近百回，每次也都是由警察监视着看我往瓶子中留尿。我 早已习惯了。所以也就漫不经心地敷衍着。留尿后。黄教立刻起身，走到我的前面，迅速地抓起我的手，使劲地捏着我的大拇指，用力挤压，在我那刮铁皮刮破的伤 口中挤出一点血来。黄教大声呵斥：“在尿中作假！手指是用什么东西划破的？”我说：“黄教，要这么挤，我的中指上也有多处被划破的地方，昨天你看见我叫周 国强挑刺，你明明知道那是刮铁皮锈时剌进去的铁渣子，这些划破的地方也是刮铁锈划的。”黄教借题发挥，说我身上一定藏着什么锐器，我解释着，据理力争： “黄教你也是肾病患者，你也时时有血尿，这血尿时有时无是很缠绵的。我们都知道这尿中的红血球和鲜血是两回事。而且我每次都是在你们监视下留尿，怎么这一 次却硬要说我在尿中作假。现在你们可以重新让我留尿，换个空瓶来，看看是否仍有血尿。”黄教不同意，对着筒道大声喊着队长，叫他们拿械具来。
左队长进来了，李指导员没让他去取手铐和电警棍，却让左队长做笔录。先要我交待划破手指的经过。这是李指导员拖延时间，没像上次那样让我先挨电警 棍。我仍只是自我辩白：“做事得有个动机，自从你们明白告诉我，说我病得再重也不能保外，并且说这是上边明文规定的，我早就不提保外就医的事，你说我尿中 作假图的是什么 ?”黄教导员不理我的辩白，开始搜我的口袋。掏出口袋中的全部东西，其中有一支园珠笔及十几枚寸半长钉子。黄教导员指着钉子要我承认是我用钉子轧破手指 的。我说：“这些钉子是作秧棚时剩下的，我被喊入办公室前也不知道是要留尿。进入办公室后即在你们三个人的包围圈中马上留尿，你们有六只眼睛盯着我，我不 可能把手伸入口袋，况且这些钉子都是钝器，一只手根本无法扎破手指，即使扎破也是个洞而不是铁皮牌划成的长口子。”我把钉子递给黄教，要他拿钉子扎给我 看。
黄教大怒，骂我放肆，把钉子往桌上一摔。厉声威胁说：“你不老实，我处理你。只有电你，你才会清醒，才会承认。电警棍不吃素，你最硬也硬不过它，老 老实实坦白，免受皮肉之苦。”黄教的话说得没错，但我不能怕电刑就乱招供。黄说了句“死猪不怕开水烫，不处理你，你是不会开口的。”然后又捏我的衣角。他 把我的皮带松开，外裤立时掉了下来。他摸着裤缝，又要解开我的内裤，他们要干什么?!我额头直冒冷汗，一下清醒过来，一股冷气直逼胸口，心脏不由自主地直 哆嗦。我的天，今天算是完了!
他们不由分说正在解内裤，内裤打了个死结，一时解不开，黄教要让队长快拿剪子剪。而内裤里边是三角裤衩，裤衩里正塞着鼓囊囊的文字材料，这些可是致 命的“罪证”，现在它终于要暴露出来了。李副指导员的警告在我耳边作响。“如果你真写了这里的什么事，你就永远别想再走出这大铁门……”我一直认为裤裆中 这个三角区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最彻底的清监，而偏偏在这一骨节眼儿上全砸了。而且这一暴露，还会连累到周国强，我攥紧裤带的手捏出了冷 汗。
怎么办?当机立断，我认栽了。我马上说：“黄教，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扒下我的裤子会使我很难堪。我不想再作什么辩白，我是用钉子扎了自己的手指，我 认了。”黄教说：“好，你终于承认了，也可让我少化力气，你说你为什么要欺骗政府，你不是不要求保外了吗?”“我不是不想保外，而是你们说：‘北京市有规 定，我病得要死也不能保外就医’，但你们不给保外又不给我看病，我不能坐以待毙。”
审讯开始了，我拉起裤子，扎上皮带。坐在左队长给我拉过来的凳子上，我说“我不想解释，今天这么做就是为了能让我去看病。我因心绞痛几次昏晕休克，而你们自那次给我做了看病次数的笔录后，就再也不给我看病。况这段时间我牙痛的受不了，”黄教说：“你受不了，就欺骗政府?”
审讯进入了实质性的问题：黄教说：“该不该处理你?”我故意说：“讲‘欺骗’不太合适，就算是‘蒙混’吧，想混去看病，当然你们可以处理我。”黄教 又说：“该不该电你?”我说：“我没有权利选择你们处理我的方式，但要求电刑时对电的位置有所选择，如果是为了‘教育人’，我更愿意接受关禁闭的处理。”
我停顿了片刻，接着说：“今天我知道自己得受惩罚。而且这次你们电我，我无话可说，我认了。但在电我之前，我要给你们提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想了几 天了，为了你们执法的形象，我想还是把话说出来。”接着我把3月27日晚上单队长在文化室，当着全体强劳人员的面煽两个强劳人员几十下耳光的事和盘托出。 我说；“我忍了这么多天，而且当时没抗争，可以说是你们‘改造’的成果。但我迟早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也知道提这个问题的后果是会遭到电棍处罚的。现在反正 你们要电我，本来要电二次，现在只能作一次性处理，我想你们电得再厉害，总不能把我给电死吧!”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会提这个问题，确实让他们不知所措。办公室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不吭声。
黄教走出了办公室，牛大夫一直就没有说话，李指导员看着左队长作的笔录，要让他重新摘抄，把我指责他们不给看病和病情部分删去。这时黄教走回办公 室，后边紧跟着一班的烟国江，他就是在文化室看电视新闻时被单队长当众掴了几十耳光的强劳人员之一。他被带到办公室来坚持说：“没有被单队长煽耳光的 事。”我反驳后，他还是说；“单队长就是没有打我。”我说：“全体强劳人员都看见的。”他后来就说：“自己该打，政府没有错。”我为他伸张正义，他倒去作 伪证、当帮凶，反而把我推入受惩罚的境地。我真是瞎了眼，去为他打抱不平，气得我直哆嗦。我转过脸对黄教说：“倘若能让大家都说假话，都说没看见打，我甘 心认倒霉。你们拿十根电警棍电死我都没怨言。”黄教冷笑着，烟国江不响了，我正在气头上，就转过身去对着他咆哮：“我给你抱不平，你竟能昧着良心来害我， 真不是个东西……”
正在争辩时，总场管教科的刘德安干事来了，他的官阶不高，只有一颗四角星，据说是分配来的硕士研究生。我想一颗四角星的刘干事和三颗四角星的黄教导 员，差着两个级别，三督得听一督的，刘当然得听黄教的指挥，是电我来的。但刘干事态度很和气，却让我写一份检查。黄教在旁边加重语气说：“电不电你得看你 写检查中的认罪态度。”
几分钟后，我写完了检查，在检查中我特别提出：“不能像上次一样用六根电警棍来惩罚我，鉴于我患有肾性高血压和心绞痛，我只接受关小号，这样有利于 我‘面壁思过’。”黄教看了我的检查直嚷嚷道：“你写了一大堆不给治病为理由，什么牙痛，头晕好像你是被迫这么做的，你必须给我重新写。”刘干事看了以后 要我再写一份近期思想总结：得写上自己来双河后的表现。还是要让我写材料，但总算刘干事已允许让我回工作室了。回到工作室我舒了一口气后，赶紧拿出裤衩中 的日记之类的文字材料，还有周的‘起诉书’和‘最后陈述’抄件，立即塞入暖气片后的墙缝中。后来又把它们包裹好沉入油漆罐里。我想今天是李指导员先救我， 他没有像上次一样，立即去执行黄教电我的命令，而是以写笔录，拖着时间，等到总场来人。接着是总场刘德安干事救了我。倘若他点头，肯定就会被这帮警察电熟 了，特别是单队长，早在等着黄教下命令处理我。
4月10日星期一，我交上了一份长达六页的思想小结。总结了我来双河劳教所一年多的思想。其中着重写了几个想不通：其一是，叫胡建华队长“小胡”遭 到六根电棍长达三小时的电刑。其二是单队长当众打耳光之事，我说这不是感化教育而是管教的无能。在这随时可让我受电刑，挨电警棍的时候，提出队长打人的 事，的确让队长和强劳人员吃惊。周国强为我担心，说的还是秦永敏的例子。那个管过我的刘队长，见到我说：“老严我可真服你了，我们做队长的，也不过是混口 饭吃，你这么弄会敲掉我们奖金和饭碗的。”当然他的话里有许多揶揄的成分。我说：“反正是死路一条，我是什么也不怕了。”黄教也无可奈何，把吕得武找去， 让他写关于我的材料。班上的人告诉我，他连电视也请假不看，整整写了10张纸，不知是罗织我什么罪名?
4月13日上午，黄教导员，分场孙科长和中队李指导员又把我叫去，这一次我已有所准备，大不了再挨一次电刑嘛！我可让周国
强来作证明，我的手指是刮铁皮时划破的，我准备翻供。进了办公室，看见那张值班的床上正挂着两付手铐，一付是银白色的，一付是黄铜色的。晃动着发出 使人心寒的冷光，我多少感受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威慑力。就考虑着有没有必要受皮肉之苦，现在就去翻供。其实在这种高压电警棍下所作的审讯笔录又能有多少真实 性呢?
谈话开始后，并没有提留尿的事。谈的仍是来双河后的表现，诸如违纪的事又数落了一大堆。最后谈到去年9月27日受电刑的事。他们不谈电我的程度和使 用电警棍的数目，只写了那么一句对话；“你叫胡建华队长小胡对不对?”“不对”。而对我提到胡队长骂我的话他们一句也不记，於是我又立即反问他们，我说： “黄教，如果我喊队长‘小胡’不对，那么那些打着横幅直呼‘小平您好’的大学生，就更罪该万死了。黄教不回答接着问我；“你说‘胡队长，我已调出杂务班而 在菜园班，你管不了我!’这句话说了没有?”我说：“我记不起了，就算我说了，用得着拿六棍电警棍电我三个小时?!”黄教说：“这是不是顶撞队长，该不该 处理?”说后，他
们让我看笔录，而且笔录的前面部分抄的是《劳动教养决定书》上诬陷的罪名。我绝不会承认，因而我拒绝签字。他们说：“北京市公安局给你定的罪名你可 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到双河以后的事你得签字。”我只得写上：“进场前的问题与事实不符，以后的问题基本属实。”黄教拿着笔指着“基本”两字要我划去，我 不肯划，李指导员说：“基本属实和属实实际上是差不多。”一边劝我一边用笔圈去。我也不想作徒劳的争辩，只觉得这种纸上的游戏十分无聊。
自从4月7日起，黄教没收了工作室的钥匙，但我仍能在监舍席地作画。今天黄教进了菜园班，见我仍在地上画画，就给我下了命令。“不准再画抽象派的 画，不准再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说：“五要十不准中有一条规定：劳教人员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鼓励我们业余搞技术研究，把刑期当学期，钻研业 务这并不违反什么规定。”
接着是加紧对我的防范，宋队长和李指导员二次抄走我的书和笔记。
22日黄教突然喊我去了办公室，立即对我进行搜身，翻遍了口袋，摸遍了全身，未找出什么违纪的文字，短短的十多天，竟然搜查了我四次。防范之严密无 以复加。于是，我改变了策略，不单独写日记了。每当就寝后，队长锁上了筒道的门，我便在长夜不灭的狱灯下写日记，因为这种时候，队长来不了，吕得武在上铺 看不见，除了吕得武相信不会有人去告密。而我又把这些日记从中间裁成两半，匿放在两个地方，找到任何一半都不会看到完整的内容。这期间值得追忆的是：
17日跟班去了菜园，开始用薄膜育秧，而整个荒原仍被残雪覆盖着，黑白相映，别有风趣。
18日是我入狱一周年的日子，我用墨水画了幅自画像，
20日上午才让我去总场医院处理这颗碰断了整整三个月的门牙，途中黄教对我说：“今天去把你那颗牙拔掉。”我的牙碰断后，已经痛了我几个月，让我受 尽了苦难，现在牙神经已自然坏死了，牙也不痛了。想起那段人为的变相体罚，让我活受罪的日子，我回答说：“黄教，这么长时间你都不给处理病牙，今天凭你的 一句话，就要拔我的牙，这是行政命令。但我的牙拔不拔得听总场医生的。”到了总场，见刘德安干事已在等着我，然后领我一起去了总场医院，处理病牙。那颗门 牙，因神经已自然坏死，医生说留着牙根以后可以镶接用，那颗大牙已经烂了个洞，医生说不拔还会发作，想起牙疼不给医时的活受罪，就决定拔这颗大牙。
22日张学雄带着一脸的脓疮解除回京，临走前二天他写了一份三页的揭发材料交给中队，揭发孙大夫对他治病不力，多次向他勒索香烟的事。同一天曲永亮在菜地里打了吕得武，在陈队长主持的监舍班会上，9个强劳人员8个说吕的不是，只是我懒得说他。
写不成日记，又画不了大画，我便写《路漫漫》的续篇，名曰《奈何路》记述我1978-1989年前后的生活。宋队长查看过几次，看写的是与双河无关的文章也就渐渐松懈下来。姗姗迟来的春天终于光临了北大荒，北国之春却仍是朔风怒号，然大地的复苏已不可逆转。
大班自这个月中旬起，投入了繁忙的春播劳作。
1995年4月27日
罗梓林又因偷窃撞了法网。他将再一次送来双河农场改造。罗梓林是从菜园班解除的。曾几何时，他还和我睡一个大铁床。临解除的前两天，他穿上一件毛料 的风衣。风衣里西装革履，俨然是个回乡的华侨。解除前一段日子里，他夜夜失眠，是兴奋还是对不堪人生的回顾而忏悔呢。他是个北京市户口的注销者。六进宫 了，四十岁的人生，一半在大牢里煎熬。
那个时候他的朋友华子常来劝他；“林子，再也不能干偷摸的营生了，金盆洗手!”尹萌在一旁笑着，圆圆的脸上露出一排被烟熏焦了的门牙。他时时打断他 们的谈话，敲着边鼓，插科打诨道：“得把失去的捞回来，我一上齐市的火车就偷，我们什么都没有。不像你华子，掌管我们这些人的食物，可以‘借花献佛’捞减 期。叫别人金盆洗手，你倒好，偷我们的东西送队长。”
我想起那一次宰了猪，撞见华子正把成袋的肉和食油用纸包扎好，往于中队长房子里送，于中的钥匙是交给他自己去开的，不巧却被我撞个正着，华子急忙忙 提了肉回去，又被值班的郝队长看见。因此我说；“华子是帮猫偷老鼠的食物，是最保险的偷。”实际上大家一个冬天都骂这些伙房的内贼，让我们吃清水汤，图自 己的减期。但当着华子的面大家偏偏尽说些好话，没有一个敢对这个小小的伙房班长提意见。可华子走后，大家竟又骂骂咧咧开来。挨骂最多的是白敏，他正等着华 子减期提前释放后，可顶上去当伙房班长，所以拿于中和胡队长的话当令箭，专门害人。他两次按黄教和胡队长的意思写颠倒黑白的材料，想给我按罪名。所以他在 吊嗓子唱京剧‘甘露寺’时，我调侃着说他眼睛瞪得太圆，眼白多，眼珠细，活像只中山狼。可是狼走过来了，大家又不吱声了。不过罗梓林这么快因报复社会而被 社会报复也不是第一例，说不定他回来还能见到他的朋友华子呢。
还有一件事是“骚蜜”给杀了。整天扭着大屁股、横冲直撞的“骚蜜”据说压死了自己下的猪娃，今天被李福生送上断头台。
1995年4月28日
上午就餐前，五班的李文生说在有线广播里听到了“陈希同引咎辞职及王宝森畏罪自杀的消息”。陈是国务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也是签捕我的人。王宝森 倒是初次听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周国强，周说：“王宝森是北京市副市长。”大家怕听的消息不确实，因此也不敢妄加议论。直到看了晚间新闻联播才证实了这个 在中国北京发生的变故。大家听到电视中公布的几个亿的贿赂和挥霍。就大骂这个世道的不公。他们说：“我们都是被这些大贼送进监狱的。肏他妈的陈希同，你动 一个指头侵吞十个亿，我动二个指头才夹一个钱包就关三年，大贼判小贼。这世道就他妈的贼喊捉贼!”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世人只知道羊是可怜的，只看到狼的残忍，有谁看见狼在冰天雪地里独自徘徊。羊饿了可以吃草，狼饿了难道就该死吗?”曲永亮在念着他那段至理名言。 我不知道他说的“冰天雪地里徘徊的狼”是谁，从口气上感觉是他自己，于是我说：“亮子你可找到做强盗的理由了，这个社会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大家仍在 发泄各自的感受……有人唱起了《狱歌》。那沉重的发自肺腑的声音，错乱的旋律，在最后四句汇成了共鸣，而且歌词也不约而同地变成了：
究竟为什么让我坐大牢？
实实在在莫明其妙?
十一个男儿个个都在想，
十二个月又过去了。
……
歌声低沉得近似于呜咽，那一头又断断续续地响起另一首歌，高扬的旋律激起了众人的和声：
“寒夜茫茫，风雨凄泣；
空对铁窗我独自盼望。
多少冤怨我对谁讲，
满腹悲歌我给谁唱。
春来秋往，转眼又一年；
多少艰难多少苦、多少煎熬；
……
好似顶风扬帆船，逆水行舟难，行舟难。
……
监舍沉默，长夜茫茫，明月照愁眠。
我愿变骏马奔驰在草原上，
我愿像那骄健的雄鹰，飞翔在蓝天。
……
九月重阳，我难登高，我难登高，
思念亲人，望眼欲穿，
天涯断肠人，眺望荒原无尽路。
……
金凤难破重重的网，蛟龙难断条条锁链。
何时我才能回还，何日我才能得解放?!。”
唱完最后一句，值班队长敲门让大家睡觉，忧伤的旋律使队长不忍心打断。
1995年4月29日
开始画分场门前的宣传画。宣传画画的是一个穿警服的队长正在谆谆教导一个年轻的强劳人员，那个小贼拿着一本北京市劳改局编的叫《峰转路回》的书，正感动得流出眼泪。这张画稿高书记和黄教审查后都极为满意，就让我开始画。
我故意把警察画得像刘德安，因为他是我见到最理性和讲政策的政府干部。至于那个强劳人员我让中队叫一班的王宏伟来做模特儿，王宏伟不到二十岁，满脸 稚气，竟已是三进宫了。他作模特儿也不老实，插科打诨，他抹一把鼻涕，瓮声瓮气地说：“只有队长电警棍电我的时候我才会哭，你把队长改成拿电警棍的吧。”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但我的内心却在流泪，为了这个工作室，我正扮演着一个图解说教的角色。
王宏伟走后，我捡起20几天前画的水墨，这些揉成一团团的丢在地上又被黄教的皮靴踩成了纸饼的画。把它们摊开后，开始继续画《晃来荡去的丧钟── 瀣》，另外又构了一个草图，题为《窗外的云》把我的思念溶进那蓝天白云之中。我展纸正欲下笔，李副指导员进来了，指示我加紧画好那幅宣传画。我说油漆未 干，他说：“黄教宣布不让画抽象画。画就是违纪，要扣分，还得延长刑期。”我一边点头一边说：“不画抽象画具像的总可以吧?”李副指未置可否走了。我重新 对着展铺开来的宣纸，画意却荡然无存。好不容易集中思绪，凝情笔端，正欲落笔时，又听见我们班的人从菜窖返回，班长蒋洪瑞油腔滑调地唱着《囚徒之歌》：
“春季坐牢人归来，
桃花满山开，
不知当年的小阿妹，
她还在不在?
朵朵桃花为谁开，
让人苦难猜。
夏季坐牢人归来，
荷花水中开……”
天幽暗下来了。晚风带着骤雨急促地敲打着铁窗的玻璃，我伫立在铁窗前，夜色倒映出了我的身影，隔着铁栅，我看着玻璃上凄苦的影子在流淌的雨水之中没 有流泪也像流泪，其实何止是流泪而是心在滴血。一盏昏黄的灯，一片阴冷的墙角，一支磨不秃的画笔，几只迷人的调色碗，在大铁门的咣铛声中，构成了我命运的 悲歌。窗棂、铁栅，那一竖一横十字形的交叉所组成的焦虑，兰天、白云、那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涌动，贯穿我画面的各部分，启迪我的灵感，我要画的正是我命运的 主宰–我心目中的艺术女神。
1995年5月5日
昨天收到蕴琪向宏寄来的包裹，内中有食物、药品、还有急需的一叠6张8尺的宣纸。晨起窗外呼啦啦地刮起一阵北风，带来了阴沉的乌云，铁色的天幕低垂 ，片刻竟下起鹅毛大雪来。北大荒的气候，使人难以捉摸。我翻开日历，明天(5月6日)就是立夏。
因大雪，不出工，我正在画《窗外的云》李副指导员进了我的工作室。我连忙遮盖起画面却被其阻止。他说“这幅画我看懂了，画的是个女神，依在云端俯瞰 天下。”我随便接茬说：“画的是《铁窗圣母》。”李副指导员说：“你信神?”我说：“我信自己，但我仰摹我的心目中的神，为我心中的女神祈祷，这就是人活 着的精神寄托。特别是在今天信仰危机的时候，我顶礼膜拜艺术之神，这是我赖以生存的信念。”
我们话题由神转到了现实，李副指导员重复了以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敬佩有能耐的人，你应该广交朋友。并不是一切都是铁板一块。你用你理想化的标 准去衡量社会人生，所以你树敌太多，到处都是对立面，孤立了自己。你到这里来，得罪了多少人? 你看不惯，允忍不了别人的毛病，却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有些话我现在无法和你深谈。告诉你不要把一切看死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去琢磨。我看过你的自传《路漫漫》，看过关于你的报导和你案子的许多文章。你应该清楚 大家包括农场的许多领导是器重你的。并没有把你和其他劳教人员共同看待。你对许多事情看不惯，包括学员和队长，你就直抒己见，这就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毛病。 给你定罪的不是我们，你再怎么冤，也只能走完这段路后才能去说话，去折腾，而我们只是执行单位，我们只希望你能安稳地渡过这段特殊的日子。”““用理想去 衡量社会的一切，你终究要碰壁。”李副指的话倒真正击中我的要害。
回想圆明园画家村的那群艺术家，被舆论品评为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不顾生活的艰难，为了艺术的理想和信念，抛弃了一切，包括工作、户口、家庭和安逸 的生活。作为被那群艺术家们推举为艺术家村的村长，我被称为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用理想去衡量社会的政治、道德、法律和人生，这就是我碰壁的缘由。“看 不透这个世界，你是白活了这么多年。那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没有让你清醒。”说完这句话李副指导员就走了。我深深体会着他的良苦用心，但也深深地知道，自己 50年的经历所造成的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性格特性是很难再改变的了。
1995年5月6日
收到向宏、蕴琪来信，是4月18日写的，这是封由警察私下转交的信，所以比较快。信中告诉我：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庭找泮国平(编者注：严正学的椒江藉诉讼代理人，现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通知他代为了结你的行政诉讼。”
我早就猜到北京会使这一招，被告公安局把原告投入到大狱。然后施加压力迫使原告撤诉。信中说到：
“小泮去征求向宏的意见，向宏告诉他：‘第一，必须开庭审理；第二，必须有严本人到庭；第三，应该增加诉讼请求，即被告滥用职权对原告打击报复，在 报纸上颠倒黑白，做错误的舆论导向，给原告造成损失，要求赔偿等。泮国平怕受牵连，提出他退出此案的代理。我当即同意了，因为本来就对他无太大的期望。我 认为他的想法可以理解。和春柳通了电话，春柳和我的看法一致。’”
我感激妻子和朋友对我的理解，现在身为原告的我，投入了被告的大牢，我的诉讼代理人王家骐在被警方拘捕后，逃出禁锢流亡美国；现在另一个诉讼代理人 泮国平在强权之下，不敢继续代理。到了这地步，小泮的激流勇退倒使我更清醒、更坚定。否则公安局利用小泮的软弱，还可利用他撤销我的案。信中还说：
“在你被捕后，他不敢声张。连起码的过问都没有。现在他迫于种种压力，提出不代理，当然是求之不得。这样法院方只能找你本人，你要有思想准备，坚持 行政诉讼才能留下说话的余地。你的要求越具体就越有理，他们就越难办，也就无法结案。拖下去才能在以后有利的时机开庭，你要坚持，才有所获……他们可能会 来找你，你不要为此太忧烦，顺其自然，潜心艺术，求得心灵的最大自由，别人是无法享受到这种超乎生存境界的洒脱心态的。信后又谈到行政庭长王金峰现升为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付院长，主管行政诉讼。并说她和颖鸿去海淀区法院时，行政庭的人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同情。
随信寄来李敖散文中的许多文摘：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沉浮与遭际，不敢实验和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 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和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少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被关进牢里的，固然有一时表面的失败。可是硬要把人关进去的，又岂是不失败的成功者呢?正相反的，他们未尝不失败，甚至更失败，真失败。关人入牢 只证明关人者没有更好的法子和更聪明的手段去胜过那些囚犯。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光着屁股的暴力，去表演图穷匕首见。他们是狼狈的制造者，每多锁一次栏 杆，就多制造一次愚蠢与狼狈!”──《从嫉首蹙额到咬牙切齿》。
“把失败看成我们所受的苦还不够，这是何等伟大的气魂!正因为甘地有这种伟大的气魄去准备牺牲，所以，他把一切牺牲都看得算不了什么。入狱算不了什 么，吃苦算不了什么，被虐待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在这种洒脱的浩然正气下，甘地的境界，崇高得直令其他的志士仁人们惭愧。其它志士仁人们， 他们也相当勇于牺牲，但在牺牲当时，他们都未免叫苦，未免抱怨，未免把牢坐得心不甘情不愿，未免显出急急想出狱的嘴脸。这些软弱与抵毁，甘地是没有的。甘 地的牺牲，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安祥恬静，那样的来去自如。在甘地殉道后三十五年的今天，我们重新回味他的言行，历史。益发感到他是我们心中 向往的榜样，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在半明半暗的孤灯下，让我们认识他、学习他，在他的遗教里，寻找我们应有的方向!”──李敖《论甘地牺牲》。
坚持信念，宁折不曲，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在半明半暗的孤灯下，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
1995年5月8日
老崔来要“脑复康”，他说服后自觉症状有所改善。药是存放在中队办公室的，我去办公室向李指导员要药。李指导员说：“是否是给崔法祥的，他吃出事 来，你可得要负责任的。”估计吕得武早把给崔法祥送药的事列为罪状，告了密，所以才有指导员的这种劝告。我说：“我和崔法祥都吃这种药，而且他明显有所好 转，这种药没付作用。我不会让崔法祥有什么事的，如果出事我愿负责。”指导员没有再说，让我领走四片止痛片和半瓶“脑复康”。
立夏过后，白昼时间延长，日出而作的人们被炙烤得发眩，日在中天总不肯降下地平线，我们只能在一种无尽的煎熬中度过每一天。看着前段日子画的那幅墨水画的素描自画像，开始构画《日无尽头》的草图。
今天突击清监，全体强劳人员集中操场，各班由本班队长例行对铺位、包和箱进行检查，宋队长和于中队长对我们逐个进行搜身。
《窗外的云》已完成，我把它改题为《黄与黑》。工作室的电灯尚未按上，昨天一直画到天黑才收笔。今天我走进画室，先提起这幅画，挂在墙上细看，那一 片凭感觉泼洒的水墨恰好到位，效果令人欣慰，铁窗的圣母成了艺术的缪斯，那欲言又止的精神正盯着我，我无论在那个方位看她，总离不开她温柔的目光。是鼓 励，是责备，还是感概……“神”是人创造的，人却被神左右。由于人在精神上顶礼膜拜的需要，神才走进了人的生活。为何此刻神人相对无言……我笔下的女神， 洞察着我苦难的人生，此刻无言胜有言。我把自己两眼画在画幅左下方，眼神中仍是那个“不许掉头”的标致。窗棂，铁栅，铁丝网把我推向了黑黝黝的尽头，在那 里地火熊熊燃起，越烧越烈，连接那红色的铁网变成红色的烈焰。最后我签上名并补记：1995年5月8日时囿北大荒双河。
我立即把画包裹好用塑料袋套上，捆扎住。天气转暖后画不能再匿藏在粪坑中，更因为这是艺术的缪斯不能亵渎。趁出高墙外到菜园种西红柿之时，翻开一块 断裂的水泥板，压在土堆下。这一翻动，却引出许多尚未羽化的蟀蟋，乱蹦乱跳地向草丛中逃命。萧条的荒原已是绿草茵茵，蓝天浮动着白云令人神往。吴队长过来 了，问我干什么?我说：“抓蟀蟋。”吴队长说：“得到6月以后，蟀蟋才能长丰满。”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便指着周围的菜地和他闲聊，此时，西红柿长势惊 人，茄子也抽出了花蕊，西葫芦的藤蔓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黄瓜和豆角的枝叶攀着竹条，往上直窜，唯有土豆只吐出一点绿芽，……
这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撩动着一种诗情画意，竟使我的心脱离了这禁锢的铁栅。
晚上监舍闹腾腾的，烟雾弥漫。强劳人员三五成堆地摔着纸牌，有人油腔滑调唱着《十八摸》。强悍的班长提高嗓门讲着他辉煌的业绩，令那些后来的强劳人 员听得入神。他从打家劫舍讲到溜门撬锁，然后大侃其背着两把铡刀，向来京的外埠商贩征收保护费。他唾沫四溅突然停了下来，变了一种低沉的声调接着说：“也 有不给的孙子。”接着用激昂调门喊道：“我一抓其衣领，他直嚷嚷大爷饶命，要什么，给什么，就是命不能给。”他眦牙裂嘴地仍往下说：“还有一次，我他妈的 把两把铡刀往赌桌上一架……，”没等他说完，我接茬儿说：“白花花银子就流向你的腰包。”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接着问他：“你解除后还干那行当?”他摇了摇头，说：“三年了都在盼着出圈这一天，还能再干那种屄事，到时候我就身穿一身破旧的工作服，叫来所有 和我有过怨仇的人，发给一人一支‘天坛’烟（天坛烟是最低劣的黑烟）。然后说：“兄弟我出大牢了，想金盆洗手不干了。款哥、款姐、款爷们，你们都发了！但 兄弟穷光蛋一个，今天请大家来拉兄弟一把，让兄弟也像个人样活着，咱们过去的事就了啦。有见死不救的，我就把这条命赌了，咱们走着瞧吧……”他边说边兴奋 得高喊道，“我玩不了钱玩命啦!”
我不寒而栗，几年面对铁窗，他悟出这种方式去报复社会，他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决心充满杀机，活脱脱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把人生的一切，包括身家性 命都押在这有朝一日之中。我问他这辈子折了多少回了?他说：“我17岁进了公安局，前后六次敌营里生活了18年。”现实的荒谬，人生的不堪，使他的自卑的 人格急剧膨胀，只能用这种狂言去掩盖内心的脆弱，谁知道他不会七次、八次、九次地进改造营呢?而改造的人生，教会他什么?他叹了口气，不无悔恨地说：“我 偷包、行窃、敲诈，用这些脏钱买刑期，上一回我家里人摔过去半方，只图来三个月的减期。”我接着问：“这一回呢?”他突然聪明起来，支支唔唔地说：“近的 不好说，近的不能说。”这两个“近”字包涵着两层意思，一是地理位置的近，二则是近在六月份即要评劳积、奖分和减期的近。他已当上了班长，当然是在减期之 列，只是如何运作，天机不可泄漏。
周国强已被北大荒的风吹成黑蛋，这几天他为无烟发急，前些日子我用两双新袜子与连子换了条天坛烟给他，今天见其又锁眉不展，我问他：“没烟就这么难 受吗?”他苦笑着，我只得回班对这帮聚赌的强劳人员拱手，声明现在得抽头纳税，凡在床上打牌的人每人交纳“人头税”三根烟。 这样我一下子从赌牌人堆中凑了近两包烟，送去一班交给周国强。周两眼发亮，展眉而笑。他对我说：“怕王慧又被抓进公安局了。”
1995年5月11日
荒地里兀立一冬的那几棵曲柳，抽出碧绿的嫩牙，显示了生命的坚韧和不可抗拒。我从垃圾堆里捡来二只破桶及木箱，老崔和连子帮着我盛满了北大荒的黑 土，搬回工作室。我要在这里播种生命，培植生命。铁窗前扔下的大蒜、红萝卜及洋葱，不仅抽出了嫩芽，而且还把它白皙的根须，沿着窗台向四处延伸。我在它们 上边复盖了黑土，希望簇拥着的朵朵翠绿色编织起我新的一年的梦。前些日子折回来的柳枝条，插在水瓶中，冒出了嫩芽。我对着它默坐沉思。
薛队长打断了我的沉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那里有我的一堆信，黄教正在一封封地审查，然后又一封封转到李指导员手中审查，最后由李副指导员审阅后才 一封封地交到我的手中。这一次扣了我哥哥严端学写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这是第二封被查扣的信。第一封是向宏夫妇抗议他们对我惨无人道施以磔刑的信。向宏夫 妇和春柳的信中谈到陈希同倒台的情况，以及由其亲自签捕的我能否获得转机的话题，却没有被他们视为不轨。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舞台 上的变幻。我顺手捡起办公室桌上的一张3月份的《北京日报》，许多版面都有陈希同的大幅照片，长篇报导市委、市政府反腐倡廉的讲话。不出20多天，一个畏 罪自杀，一个引咎辞职。还牵起一串“官倒”和倒官，那些在台上的是否仍在演着贼喊捉贼的闹剧？由此我想起齐白石题“不倒翁”一画的打油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
不倒原是泥一团，
有朝一日来打破，
通身何处有心肝。”
刻划了中国官场活脱脱的众生相。
1995年5月13日
中午筒道里乱轰轰的，四、五个队长一下子拥进了我的工作室。于中队长宣布清监，他左手拿着饭罐，右手拿着饭盆敲打着，命令我们交出所有自备的餐具。 我想：“我们为了卫生，自备餐具又不影响改造。中队的碗筷太脏，盛菜的盆不但漏，而且没一个干净的，为什么突然要清去我们自备的饭罐呢?”于中队长随手丢 下那只铝制的饭盒，上前踩上一脚，饭盒立即变了型。于是空出了手，一撸我桌子上的饭缸和盆子，把它丢进满满一筐的清监战利品之中。
我抗议：“中队长，你没收我的饭缸，我胃有病，怎么泡方便面?”薛队长笑呵呵地在旁边揶揄说：“把方便面咬下去，再喝水在肚子里泡。”
三班的小刘突然冒出来，拿起筐中的那只牙杯说：“这是我刷牙用的，还给我。”话还没说完，于中队长便给了他一个飞毛腿，把他嘴啃地摔倒在筒道上，然 后把那只牙杯扔在他前面，小刘伸出一只手过去抓，一下被于中队长踩在了皮靴下，并笑嘻嘻地给他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再闹我电你！你他妈的不懂事还是存心 和我过不去。”小刘呼嚎着拔出皮靴下脱了皮的手指，那只牙缸被踩成个饼，再看看小刘的嘴，血糊糊的一片，鲜血浸红了上下两排牙齿，而他张开满口血牙还在喊 着：“还给我，是我刷牙用的……”
1995年5月14日
这几天天气爽朗，大班忙着种水稻，菜园班也去了菜地，我独自一个在工作室描美术字。突然听到筒道里，黄世良在高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哈哈，哈哈……哈哈”我才知道中队里的干部都不在了，仅留下郝队长一个管家，而郝队长在这些有背景的强劳人员眼里是无足轻重的。
黄世良是北京市人，40出头的年记。是吃牢饭过来的改造油子，对公安局一套他熟门熟路。所以：“有钱能使官推磨。”成了他的口头禅。果然，他当了筒道的管理。他身材矮，又腰挂多重铁门、库房的钥匙，故被强劳人员称为“小黄教”。
小黄教今天要做大王了，我就开了门探头往筒道里望。见黄世良正拿着他当令箭的扫把在敲打着尿桶。也许今天才是他尽兴发泄的时候，那个郝队长站在旁边 笑歪了脸。见“山中无老虎，”我也下了楼，走出中队的大院。春意盎然，“二牛”和第二代“骚蜜”唔唔地叫着拱到了我的身边，还有那一大串活灵活现的小猪崽 子狂奔乱跳。我逮住一个抱在怀中，它挣扎着，蹬着小腿，倒把我的衣服弄上许多污秽。我松开手，它一溜烟似地窜过厕所，钻进了小号院子的铁栅门。那是禁闭室 后边的小院子，里边种有大葱，经常有强劳人员去摘大葱，倒让我注目了好一会儿。那里边除了大葱，还长出了几棵向日葵，那是猪倌李福生种下的。去年我画《红 框系列》时偷偷去了小号的后边，拓印禁闭室的砖墙，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不知那时为什么有这份胆量。
转过小号院子的墙角，只见周国强独自一个坐在墙脚的阴影处。我挨着他坐下，难得有今天的自在，可畅心谈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侃侃而 谈。我们从那次开庭谈起，那次开庭，王慧被监视着不准来双河。她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避开了警方的盯梢，乘飞机来到齐齐哈尔，突然出现在法庭之中。而 这种徒有形式的法庭，怎么可能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又谈到陈希同倒台后对时局的推测，谈许多异端人士的遭际。也谈到艺术的多元和政治的多元，谈到我们生 存的小环境。
周很有耐力，能随遇而安，而我却总是事事抗争。我说：“阿曲，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班除史林之外，万友斌、刘青城、乔从玉、安立明都是时刻监视你的 人，还有那个和你一起押来双河的辜洪发，据说是个大款，买了滋润，总想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你不能没有防人之心。”我又说：“那个小安子(指安立明)是 最讨厌的东西，我在一班时他也盯住我，听说你把烟给他，还给食品和衣服，但这些人是不可给心的。
正在说着，周国强突然拍起手来。接着转过头去，重复了几次鼓掌。只见小号院子的北边墙角，探出个头来，周向前呶呶嘴。前方来了两个锅炉班的人。探头 出来的强劳人员凝视了一下，说了句没事，就把头缩了回去。见到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我觉得奇怪，要进去看看里边在干什么?周赶忙说：“你别进去，他们怕 你。”我问：“你们班的人在干什么?”周说：“他们在打牌九。”我问：“带班的刘队长不管?”周说：“队长也在参加打牌赌烟，就怕撞见分场的政府干部和高 书记等。”我说：“所以你就在这里放风。”我们都笑了起来。“入乡随俗，阿曲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了。你们还真的把队长也拖下了水。”我们又笑了。
我又说：“我们班平时赌烟，宋队长总对我说这是娱乐。为了给你要烟，我还向他们征税抽头，那一次我抓了一把，我说我跟你们玩拖拉机，免得你们老怕 我。我就参加了聚赌，开始手气特别好，赢了一堆，但马上又输个精光。”周说：“你也下水了。”我说：“既然到这儿来了，就什么都体验一下。但我绝不当奴 才，你们班的烟国江，那次在电视机前被单队长抽了几十个耳光，我为他抱不平，指出这是污辱人格侵犯人权，并把这件事反映到总场。想不到他说没打他，还说队 长应该打他。这种奴才，只配在这里改造一世。”正在说着。黄世良高声喊我的名字，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中队长都快回来了。”我只得悻悻回 去。
截止今天，周国强还有整整的两年。我已开始倒计时，还有整整的330天。开始画《日无尽头》。自传第二部分《奈何路》已完成，写了二万多字。争鸣文章《也谈绘画的命运》也已完成，交李指导员要求尽早给寄出。
1995年5月18日
上午被喊去进了中队长办公室，办公室除了李指导员，高书记、黄教导员还有三四个穿兰色制服头戴大沿帽的法院人员，显得特别拥挤。我就直立当中，一个 法官起身例行从姓名、藉贯、年龄、民族等等各项验明正身后，向我宣读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庭的行政裁定书》。其内容是：
原告严正学不服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诉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东宫门派出所行政侵权赔偿一案，因原告的诉讼请求事项与之相关的另一案件审结后已解 决完毕，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六项决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案诉讼，诉讼费八十元由原告严正学负担(已交纳)。
我从起诉的第一天开始，就设想过中国民告官所谓行政诉讼的结局会是败诉。北京市海淀看守所区法院行政庭突然中止审理后，检察院说国家为我申冤，由刑 庭提起公诉，开庭审理。由於我仍坚持行政诉讼，终于迫使他们撕破了假面。公、检、法串通一气，默许公安局抓捕我，并投入监狱。此后又经过了整整一年另一个 月的谋划，终于出台了这样的一出在被告监狱中强制终结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的裁定。我还能说什么呢?法院的裁决书中，公安局非法行政、毒打无辜的认定只字不 提，竟然还要受害人去承担诉讼费，正是滑天下之大稽。而裁定书之荒唐，在于行政诉讼引用民事诉讼法律的不当。就这样“民告官”的原告在诉讼的法定期间，被 其被告抓捕投入监狱，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种种诬蔑、陷害、监禁、受电刑、遭毒打的非人惩罚，均让这一纸法律文书打上句号。
我当即提出要上诉，我说：“这种裁决太荒唐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我的语调还是激动得变了腔，我说：“谁都清楚，你们也清楚，我目前的处境是和 这个行政诉讼有着因果关系的。他们栽赃陷害把我关在这里。北京市公安局在1994年4月12日作出对我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而征求椒江市人大同意是4月 19日。所以《劳动教养决定书》不仅违背了事实，违反了法律程序，更是严重地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违犯法律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是非法和无效 的，现在我被我的被告捏在手心里，他们把我关进黑牢，让我受电刑，摧垮我的意志……我抗议对我的继续迫害，还我做人权利！还我自由！”黄教起身走到我的前 面，低声警告我不能乱说。我说：“我没有胡说，被告倒行逆施是对中国法制的践踏和嘲弄。”我伸出两手。抓紧着向空间划了两个孤形，喊出了：“我要上诉，我 要对这种为所欲为的特权控诉!还我人权！”黄教瞪着两眼不断地训斥我，我都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我仍是对法官说：“法律的虚假是在于法院竟然容忍了这种有 形的报复，我必须上诉……”。
这时法庭的书记员问法官：“做个笔录吧?”法官却挥了一下手接着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们只负责送达，你的要求向劳教分场反映。”法官要我在送达传票 上签字。我拒绝签字，法官说：“你不签可让在场的旁证的人签字，证实裁定书的送达。”黄教几乎是命令要我签字，李指导员没说什么话。僵持了一会后，高书记 说：“签字接了裁定书，你才可以提出上诉。”看来他们没有拒绝我的上诉，我只好在送达传票上签了名字。法庭的人把《裁定书》交给李指导员，我据理力争要回 这份《裁定书》。
回班的途中经过一班，一个强劳人员探出头招呼我。说：“‘眼镜’叫你”。我看无队长跟着，就闪进一班的监舍。里边有三个强劳人员，其中两个自告奋勇地说：“我们在门口放风。你和‘眼镜’放心商量。”
我把《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裁定书》交给周国强看。他提高嗓门喊道：“扯淡，这哪里还有法，要上诉！不仅是引用的法律不当连起码的判决公安局行政行 为是非法的文字都没有。瞒天过海……而且，而且……”他有些激愤，语无伦次地说不出来，片刻才说：“这叫什么裁定书，是对法律的侮辱和践踏!难道诉讼费败 诉一方承担这最基本的道理法院都不知道吗?”他立即动手为我起草了《行政上诉状》。我说：“目前我仍处在被我的被告报复的地位，原行政诉讼的三点诉讼请求 均未实现，赔偿的二万元仅只是医疗费，并不是结案款，而且必须追加被告对原告的继续迫害、报复和诽谤的诉讼请求，特别应追加在本案的行政诉讼期间被告提出 私了、查问证人直至被告抓捕原告关入大牢等法外活动的诉讼请求。周说：“目前是先针对裁定的不公提出上诉，接受上诉的法院不管其它的案情，上诉也只是个姿 态，实际上中国的公检法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接过周国强拟定的《行政上诉状》，上诉的主要内容是：
“1995年5月18日，上诉人接到由黑龙江省甘南县双河法庭代为送达的原审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原审法院认为，行政诉 讼问题已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裁定本案终结。原告人(上诉人)认为：与本案相关的刑事判决不能代替对被告人(被上诉人)的行政 判决；原审法庭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继续审理本案。并对被告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作出判 决。终结本案审理于法不合，现上诉至你院，请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5)海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的裁定；指令该院重审。请尽快依法裁 决。”
我按拟定的文字重抄了四份。又抄写了二份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将其中二份《行政上诉书》和一份《行政裁定书》装入信封、交中队，要求用挂 号信在法律的有效期限内寄出。从中队回来，我闪进一班，对周国强说：假如中队仍不给我转发上诉状怎么办？周斩钉截铁地说：“前次的起诉状和这次的上诉状都 是我帮你一起拟的，他们剥夺我们的诉权，我们告他，我会给你作证的。”但仔细一想，明目张胆的违法事件实在太多，我们被禁锢在牢笼里，怎么去告？查封我的 《劳动教养决定书》后，我怎么起诉都不可能立案。因此这一次我接受了上一次起诉书被查扣的教训，就把另两份的上述材料交解除人员私下带去北京邮寄向宏夫 妇，请他们在北京递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庭。至此才办完了这些哭笑不得的事，明知法律的虚假仍得去递交上诉状。
周国强两个月前的起诉，判决“维持”，上诉后，今天同时由双河法庭宣告“维持”。周加重语气对我说：“我都知道《行政上诉状》的结局也是‘维持’，但仍不能放弃抗争的权利”。
我“民告官”的行为艺术，终于走到这一步。前程仍充满了凶险，随时都可遭受我的被告对我的进一步的迫害。眼泪洗刷不了满腔的愤怒，我端起墨缸，让思 绪跌入黑色的深渊之中，翻腾的热血冲击着情感的波涛。社会、人生、民主和法制被定格在我的视野里。随着墨色和水的倾泻，泼洒，我随意拿起到手的工具疯狂地 点、捺、撒，横扫着两张八尺的宣纸……我为这幅画题名为《日无尽头》。
1995年5月20日
送来了新的一批强劳人员，一共是卅多名。他们两个人戴着一付手铐，背着行李，被队长用电警棍驱赶到中队的大院里，据说有刚解除又进来的，还有一个思想犯。
1995年5月27日
繁忙的春种开始，分场高书记主持了昨晚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几个留队人员的名单。我也是其中一个。早上大班走得很早，于中队长走到我们班监舍的门 口，特地通知我随大班去插秧。显然他不愿放过让我下大田的机会。我也不想要求他对我身体的照顾，在铁门前列队报数、清点人数后走到分场门口上了汽车。高书 记还有孟场长都带着草帽去大田，见我在大班的队伍中，就问我怎么也来了，我说：“于中让我跟大班去插秧。”汽车巅簸着，摇晃着驶过泥泞的道路，来到几十里 外的水稻种植场。
晨曦中，荒原是一片朦胧的绿色，值班的队长早已在稻田的四周立起了四杆彩旗。这就是我们不可逾越的警界线。日升中天，大地开始蒸发。我一趟又一趟地 走在稻田中间，我的任务是捡秧盘，中队分配的最轻的工作。我忙碌着，背上的汗水，一滴滴浇洒在水田之中。脚下的水，依然冰寒彻骨，黑土地下的冻土至今还未 完全溶化。北风乍起，带来一片乌云。渐渐地太阳隐进了乌云，呼啸而至的狂风，吹暗了半个天空。乱云飞渡中，一道最后的光线，透过弥漫的云层，洒落在我们这 群时代囚徒的身上，即时映照成一座座金灿灿的塑像。此刻黑暗从天顶无边无际地垂落人间。黑云翻腾，仿佛这世界正倒扣着一个烧焦的锅底。一道闪电横空而下， 突然砸下许风雨骤起，雷电交加，在这人无歇荫地，鸟无做窝树的荒野，比人高的只有水田四周哗啦啦响的彩旗。人为的锁链把我们夹裹在这昏多如豆的冰雹，大家 抱着头嚎叫起来，只见政府干部和警察们拼命跑着钻进了汽车，而没有命令，我们是不能移动一步的。
黑天黑地的暴风雨之中。突然老崔仰望苍天，双膝下跪在水田中抬头长嚎起来：“开开眼吧!老天爷，发发慈悲，别再折磨我们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然后他 一边抽自己的耳光一边念念有词地骂道：“看你再偷，饿死也不能再作小偷了。”他扬了扬头又说：“你看那些大偷多自在呀?”老崔的这句双关语和他的举动逗笑 了风雨中兀立的所有的人。闪电一道又一道地划破了黑幕，雷声一次又一次轰鸣着大地，大家背紧靠着背，蜷缩在一起，等待着撕裂的天穹塌下来时把我们埋葬。
闪电中我看见一张张惊恐的脸，终于想起得安慰这些不安的灵魂。我抹去了一脸的雨水，高声喊道：“弟兄们，这闪电和雷声不是同期到达的，就证明遭雷击 的地点离我们很远，用不着惧怕。”我接着说：“假如苍天选择了我们，就让我们用歌声去迎接这真正的解脱吧！”于是我领头唱起《国际歌》，凄风苦雨中引来了 一片和声，那歌声汇成呐喊，回荡在黑暗的荒原上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此情此景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这种垂死挣扎场面 的悲壮和严酷。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之中，眼前的这些囚犯不论是流氓还是小偷，此时此刻一个个都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好汉。雄壮的歌声，竟吓退了闪电驱走了黑云， 迎来了一道金色阳光。
这时队长和分场干部都下了汽车指挥着继续插秧，我的任务还是收集秧盘。于中队长也从他躲雨的地方钻了出来。指着我说：“你去背秧。”于中队长指令我 去背秧，当然是别有用心。我说：“我肾被打坏了，背不了秧。”于中队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背不了倒下了，我就派人背你回去。假如你不背，我就扣你的思想 改造分、纪律分和劳动分，”无可奈何我就去了公路装秧的汽车旁，发秧的队长还算照顾我。只给我发两盘，在雨后泥泞田埂上我一趟接一趟地走着。饥肠辘辘，好 不容易盼来了送饭警车，中午吃的是菜肉包子，生活算是改善了，美食一顿后我便躺在公路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然而才休息片刻我又被发配到新的一片水稻田里干活。周国强就在那边田里插秧，我过去问他：“吃得消吗?”他说：“还成，我插得还不慢。”
我送秧走到新班里，那个新来的政治犯，红肿着的那两只脚像穿了棉鞋似的，弯着腰默默无言地插着秧。他叫高洪明，据说是外交人员服务处的一个处长，是 呼吁为“六四”平反进来的，罪名是煽动闹事。我偷偷问他，他说是去年5月被抓的，因为起诉了，一直关在大牢里。最近才转到团河又押送至此。自从劳改局来此 视察后，这里将是政治犯的关押地，都是用劳动教养方式送来的。所以周国强对我说：“抓了一拨，又冒出一拨。”我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荒原又陷入了深深浅浅的黄昏。我们终于收工了。又是一次列队报数，验明正身后坐上汽车驶过泥泞的道路，在天的那一头，夕阳照射在红砖的高墙和监狱上，像燃烧的火焰，在我的视网膜里上下跳跃着。
列队报名清点人数，进了大铁门。又是列队报名，清点人数，进了中队的大院。然后一蜂窝地散开，围着院中那台手引压水泵漱洗。我给高洪明递过去一包奶 粉，并对他说：“缺什么、我会给你想办法的。”他有些愕然，我对他说：“我是圆明园画家村那个告公安局的画家。”“噢!”他明白了许多，凑近我说：“美国 之音广播说为你声援的呼吁书是六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签名最多的一次抗议”。他接着说：“你的行为艺术捅破法律的假面，让专制人治现了原形。”此时我又指着 周国强的背影说：“那里还有一个，是搞自由工会及和平宪章关进来的。”
今天是我被押送北大荒投入双河监狱的周年纪念日。我给自己摘了束野花，为了排遣寂寞，独自唱起了那首《涛声依旧》的歌。我唱得很投入，因为歌词感动了我：
“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
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
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1995年5月28日
昨晚辗转反侧，腰痛了整一个晚上。早上对李指导员说：“我腰痛去不成稻田了。”指导员说：“没有人叫你去稻田，高书记宣布你是留队的，现在你就留在伙房干活吧?”
上午在伙房干的是削土豆。我削了一半，伙房的班长白敏说我削不了叫我回班去。我不知道这是于中队长的嫡系白敏给我下的一个套。中午于中队长来拉大班 的饭，把我喊到伙房。厉声问我：“你跟谁请假的。说不去就不去了，你是来这里改造来的，眼里有我这个中队长吗?”我说：“我胸闷腰痛，李指导员让我去伙房 干活。”于中用强硬的口气命令道：“伙房说你不干活，他们不要你，你马上跟我下稻田去。”我说：“我的身体状况明摆着，去了稻田你还非要我背秧……”没等 我说回，他吼道：“你还较劲，你不去就算违纪，我要处理你”。
于中说完走进水房躺在那张小床上吸烟。我被逼得急了，想到电刑就禁不住嚷嚷起来：“我怕干活吗?我怕我病倒没人管我。分场高书记说：‘没有叫严正学下稻田，严正学看到队长都参加劳动，自愿参加抢种的。’还表扬了我。你知道我肾有病还逼着我去背秧。”
我一嚷，于中队长不响了。 这时，伙房开始搬中饭上警车，我跟着要上警车。于中队长倒挥手不让我去了。
今天完成《日无尽头》的画，并题1995年5月28日于北大荒入狱一周年。
1995年5月29日
这几天帮李副指导员抄表格名单之类文书，下午有队长在筒道里骂娘，李副指导员出了办公室，我也跟了出来 。只见郝队长把于中队长房门撞开了，把他橱子里的东西掷在地上，骂他贪官，数落他……我知道上次朱立华给于中送肉和油被郝队长撞个正着，现在郝队长翻着麻 木的舌根，叽哩咕噜说不清骂些什么。李副指导员，喊我回去抄文书，他把于中的东西放回原处，拉着郝队长去了郝的寝室。郝队长是借着酒力才敢把于中队长的东 西和他做的事情一古脑儿翻出来，李副指导员分明是同情郝队长，所以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劝他回去并封我的口，当是什么也没看见。
我回到李副指导员的办公室。乘机翻那依墙挂着的各种纪录本：在“警械处理人员的登记中。”记载着94年9月27日对我电刑的情况，上面写着：中午不 起床，谩骂胡队长。批准使用电警棍的一栏赫然签着黄战友的大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明明是胡队长骂我，倒说是我谩骂队长，至于五、六根电警棍 电了三个小时却没有纪录在案。在第二本“重点控制人员登记”中写着严正学，95年1月，不认罪认错，不接受改造，说病泡病，制造事端，抗拒改造秩序，批准 列为第四类，布置监控人员是黄世良、吕得武、曲永亮、宋惠林。翻开第二页上写着周国强，95年1月15日入所，一直不认罪认错，要求上诉，思想隐蔽，应严 加控制，批准列为第四类，布置的监控人员是万友斌、乔从玉、刘青城，安立明。再翻下一页在95年4月的日期下，写着严正学，周国强的评语：难改造人员，特 控人员。95年4月30日上报，5月26日批复，同是第四类。
正看到这里，外面响起李副指导员的脚步声，我急忙把记录本挂回原处，继续抄写警察法律知识测验答卷。抄到监狱法，上边明文规定电警棍使用的范围，以及禁闭室、铁镣使用的限制。实际上最多不得超过十五天的禁闭竟然可以十个月、一年、数年地关人。
抄到禁闭室法定标准时，我对李副指导员说：“哪一天你们再关我进禁闭室，我就拒绝去，因为法定的禁闭室高度3米，大小是3平方米，窗户不少于0.8 平方米。你们的禁闭室哪一点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李副指导员说：“法律是纸上的东西，是写给大家看看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它是实际的，还带有灵活性， 你就是咬文嚼字。和北京公安局你还敢打什么行政诉讼的官司，吃这么多的苦头，还不吸取教训，还要较劲，你还会犯错误的。”我说：“这么说政府颁布法律也是 口是心非的，法是法、做是做，也是骗骗老百姓的。”李副指导员说：“你年纪比我大，经过的运动比我多。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什么叫中国式社会主义?什么叫生 存权?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喊人权、民主、自由的都给拘起来，在牢里关着，这就是生存权。有些话我确实不好给你说穿，你自己去琢磨吧!”我说：“张志 新、遇罗克也是在社会主义的刑车上，游街示众，绑赴刑场惨遭杀害的。那时稍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就格杀勿论。今天还能给口饭吃，美其名为‘生存权’。可见中 国的社会主义也进步了一点。”李副指导员急了立即命令我：“住口，我不和你谈这些问题。你也别说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能讨论的问题。……”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