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家乡的小学与索命的传单
但是父母知道将来要读高中、上大学首先还要升入初中才行啊，不进学校怎么办呢？
随着“文革”后期的政治风波越来越小，人们似乎对“人整人”的作法也感到厌倦了。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找到了团结村小学的
校长求情并介绍了我的情况。那个时候正是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学校依然是由贫下中农来管理，校长虽说不识字，但对我们的遭遇还是很同情，就收
留并安排我进三年级学习。很快我就融入到这个新的班集体中，因为学习成绩出色，总是受到老师的表扬。
没多久一首儿童歌曲不论在村中高音喇叭里还是在学校就广泛传唱开了，歌词主要内容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
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对于像“克已复礼”、“复辟”这样的词汇当时对于才10来岁的我还无
法真正理解它们的涵义，只觉得大家都在批判那一定就是指不好的东西。在学校组织的批林批孔节目表演中，老师还让我与同学一道演出了快板书，内容至今记忆犹
新：“驴粪蛋，马粪球；林彪是个修头头；反马列，信孔孟；投奔苏修当走狗……”
但是做为一个小孩子的我，在政治上受到的歧视依然存地，这表现在最初还不能加入红小兵，也就无法像其他同学胸前佩戴红领
巾。学校组织政治方面的讨论会都要把我与四类分子的孩子们留下来，不让参加，甚至到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都不让我们参加。学校对我本人最大的
一次政治迫害发生在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以后的当年夏天，就是台湾当局大规模向大陆投放气球传单的那一时期。一张小小的国民党传单差点要了我的性命，
所以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当时那种可恶小传单的时候，仍心有余悸。
这一时期好像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那一套不时兴了，团结村小学来了一位有文化的新校长。
那时候学校曾停课一天，校长发动全校的几百名师生外出捡拾从台湾飘过来的那种像邮票大小的传单，当然把我这个“富农”子
弟与几个四类分子的孩子留在学校里，不让参加，记得那天校长宣布总共捡到了80多张传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始找我谈话，问我怎么一张也没有交上
来，他们认定是我把传单都藏起来了。不知道学校方面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有个身份不明的舅舅在台湾的情况，他们便以此大做文章，他们要求我必须老老实实的交
待问题，校长说，“你们家本来就是‘富农’再加上你们还有台湾的亲戚，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你家大人与台湾暗地里有什么来往，是否藏有秘密电台，从你的反
常举动中我们断定你说不准也有问题，同在你们铁路西的陈立同学已经交上了3张而你一张也交不上来怎么解释。”
我那个时候也只有11岁的样子，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父亲整天下地干农活，空闲时在铁路下边开荒种
点什么庄稼，还在铁路斜坡上种些豆类的东西，母亲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在家里纺线、织布，还给我们做饭。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电台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只如实告
诉他们说家里有一台不用电池的大收音机，从我记事儿就一直放在桌子上，妈妈说是在北京工作的二舅给买的，因为在台湾的大舅几十年了都生死不明，大舅不可能
给我们买收音机，再说与台湾也无法来往啊。
校长对我说的那些不置可否，接下来就说要停我的课，交不上传单就不要来上学了，当天就打发我回家拿传单。我回到家里不敢
把学校发生的那些事情告诉父母，怕他们着急上火，我便向父母谎称因老师们开会要放几天假。我偷着问三姐下地打草时是否看到过那种像邮票的东西，没想到姐姐
说有一张，我高兴的一下子就蹦了起来。我如获至宝把传单拿在手里仔细瞧了瞧，终于看清了正面是蒋介石的像，背面是繁体汉字“向大陆人民问好”之类的一句什
么话我记不清了。我告诉三姐我要拿这张传单交给校长，没想到我话还没说完，只见三姐一下子就把传单夺过去撕了个粉碎，并以训斥的口气冲我说道，“这种东西
拿出去给人看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你还敢给校长，会惹大祸的。”
好不容易抓到的这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让三姐给弄断了，我一时急的大哭起来，然后才把学校逼着我回家拿传单的事情讲给了姐姐
听，这一下姐姐也对刚才的鲁莽举动追悔莫及，姐弟俩无奈地抱头痛哭起来。之后姐姐安慰我，说会继续帮我在地里寻找，我拿不到传单也无法到学校去了，急得我
整天也泡在庄稼地里找传单，接连两天过去了，依然连个传单的影子也见不到。
第三天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依然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着找传单，不知不觉中就穿过了小铁路走到了前进村（就是现在夏庄子
村）冷冻厂后边的大水塘附近，这个水塘是专供冷冻厂排废水用的，比学校的操场还大，以前听人说有一房多深，淹死人事儿时常发生，由其是“文革”闹得最凶的
那段时间里，有些经不注折磨人经常来这里往下一跳来了断人生。
这个时候已临近中午时分，夏日里的阳光把我晒得满头大汗，感到又累又饿，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来到了水塘边上，看到
有人在水里悠闲自得的游泳嬉戏，看人家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不由得感到伤心起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捡到传单，而捡不到传单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出路，
将来怎么给父母申冤啊，即然别人可以往下一跳了断人生，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一个可怕的念头已经在我还清醒的头脑里在不断的闪现……
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只感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到了水塘里，水的冲击让我的头脑又清醒起来，我心里默默地重复着一句话：“爸爸、妈妈，你们不孝的儿子实在对不起你们了，我只能下辈子再做你们的儿子来给你们申冤了。”我的口鼻已经呛了很多水，两只手还在水里不断地挣扎……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人家的坑上，脑子逐渐有点清醒的意识，难道自己真得没有死啊，是不是做了一场噩梦。
我心里这样想着，眼睛也看清楚了这里的环境，那正是父母在夏庄子村的一户蒋姓朋友的家里，这一家就住在水塘的西侧，因为我跟着母亲好几次来过这户人家串
门，我也知道这是一户与我们有着相同遭遇的不幸家庭，母亲几年前还做媒让蒋家大女儿嫁到了我大姐所在的新兴庄村，我还跟着母亲一同吃酒席了呢。蒋大妈慈祥
的面孔在冲着我微笑，嘴里还不断地在责怪我，“傻孩子啊，你妈给你起了个铁蛋的小名就是希望你坚强啊，你怎么就不替你的父母着想啊，他们把你看做心肝宝
贝，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就是等于要你父母的命啊。”
蒋大伯和蒋家两个大哥哥也站在一旁注视着我，我心里明白一定是他们把我救起来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充满泪水的眼睛带着一种无限感恩的眼神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生怕他们离开我。就在这时候，蒋家小儿子也放学回来了，他只比我大2岁。
实际上我们两家的距离不足2华里，就隔着个小铁路，这条地方窄轨铁路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修建的，从定县火车站附近通到曲阳县的灵山镇，全长有60公里，主要用来运送灵山那边出产的煤炭还有两县交界处我外公所在的孟家庄村附近的建筑沙土。
蒋家人怕我的父母着急，就赶紧吩咐那个小哥哥要一路小跑着穿过小铁路到我家报信，并再三叮嘱不要向我的父母提起我落水的事情，就说铁蛋儿愿意在哥哥家里住一天，让他们都放心。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以后，蒋家大伯和大哥哥就带着我先回家拿上书包，我心里还有点不踏实就又叫上我大伯家的三堂哥给我壮
胆，我们便一起来到团结村小学找校长理论。他们把那个有文化的校长狠狠地数落了一通，“你做为校长怎么就把一个孩子逼上绝路，你把他逼的走投无路后跳水塘
了你知道不？你们要的那种传单他也确实没有捡到，你们也不想想他要是捡到了留着那东西有什么用，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孩子，他还不懂政治，至于他父母有什
么问题与这个孩子无关，希望你们学校方面不要把这个孩子也扯进来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那个校长可能也觉得理亏，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而且经过校长特许，到后来我竟然做为“富农”子弟还如愿地戴上
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由于学习上努力刻苦，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上的第一名，这让老师都感到有点嫉妒，因为老师的女
儿与我同桌，学习成绩挺糟糕。后来老师还让我担任了班长，我还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不知有多少次拿着奖状回家给父母报喜，后来在墙上共贴了多少张奖状也记不
清了。
到后来父母还是知道了我因交不上传单而在夏庄村的水塘里出了事，按母亲的性格还要找学校要个说法呢，因事情已经得到解决
况且我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很多政治上的荣誉，家里人已经很满足了，母亲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为失而复得的儿子感到由衷的宽慰。随后母亲到商店里买
了好多礼品送到了蒋家人那里，以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在这一时期里，学校真正用在教学上的时间并不多，而我的印象中各种政治活动可能要占用大半的时间。批林批孔运动好像前后
折腾了有一年时间，学生很多时候被用在开会、游行上边，还要学生们画林彪和孔老二的漫画，看谁画得有创意、看谁把他之间的联系描绘的更贴切就会获得学习用
具方面的奖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到1975年的时候又来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到底谁是谁非，做为一名
小学生的我依然无法判定，因为我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来源，只是听到广播里和电视上人家怎么说咱们就跟着怎么做。顺便说明一下，那个时候位于团结村的企事业
单位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我们经常在晚上找地方看电视。这一时期学校用在政治方面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从前，组织到街上参加大规模游行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批
邓”大会也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文艺部门在团结村小学演出“批邓”的节目中，有一个山东快书叫做《一锅黑》至今印象深刻。内容是说邓小平走资本主义死不改
悔铁了心，满脑子都是黑东西，还说黑肝、黑肺满肚子黑什么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感受，邓小平当真就像他们说的那么黑吗？我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想听听她的看法。母
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小，还不太懂得人情事理，反正你妈认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想让好人活的运动，邓小平也不一定就是坏人，也可能邓小平的做法就是想
让更多的好人能活下去，将来谁是谁非也可能我这辈子看不到了，想信你应该能看到。”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当时条件下能说出这样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朴实无
华而却又透露出真理的气息。
第七章 打赌风波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管怎么样，我没有重蹈姐姐当年上学时遭人追打和辱骂的覆辙。就这样我在团结村小学还算度过一段快乐美好的时
光。那个时候我与陈立和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二儿子是好朋友，还有我的四堂哥，他高我一个年级，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陈立是先前那个瞎
眼队长陈国峪的侄子，实际上他的父亲兄弟三人可以称得上是“队长世家”，因为他们都轮番当过生产队长，只是陈立的父亲陈国保有口吃的毛病，当队长的时间相
对短一些。
母亲时常教导我，除了要学习好，还要与同学处好关系，不要惹是生非，要老实本分。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时时都在约束自己。但就是自己时时都在小心谨慎的生活中还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前夕又给家里惹下了一场大祸。这个时候我已经上到小学5年级，等到第二年就要升初中了。
那个时候不管发生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离不开政治的阴影，他们一定要首先与“富农”挂钩，再以阶级敌人上线。也弄不清
楚是大人还是学生恶作剧，在墙上偷偷写一些与时政相勃的话，那个时候叫“反动标语”，简称“反标”，比如有人写了“打倒江青”，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还有人写了“打倒华国锋”，这些都是不得了的事情，都要经过派出所调查，而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成为首当其冲的调查对象。我也真为自己捏着一把汗，
我心里知道自己总是小心谨慎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但如果他们硬说是我做的，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清啊，因为那是一个强权政治的年代，如果没有调查结果也真无法保
证他们就不会找个无辜的替罪羊交差。记得有一次调查结果是某个贫农家的孩子所为，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个家庭的直系亲属也没有其它政治背景，事情就算过去了。
如果是富农家的孩子所为，那事情可就大子，至于大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好确定，只是老师说的那些什么上纲上线的话相当吓人。
197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学校已经为夏收农忙季节放假了，一场小雨过后又出现晴朗的天空。这个时候同学陈立背着一
个筐头来找我打猪草，我们一同来到了野外割草。毕竟孩童的玩皮没有全把心思放在割草上边，后来就都放下手里的活玩了起来。我们彼此手上都拿了一种外表带剌
的植物果实弄着玩。记不清谁先提议说吃下了这东西就给谁2分钱，这肯定应该是一句玩笑的话，拿在手里都有点不舒坦更何况是吃呢。我没有在意，后来就把手上
的那东西扔掉了，继续割猪草。但后来陈立跑到我跟前说他吃下了那东西，向我要2分钱，那个时候的2分钱可以买到一支铅笔，我真得有点不相信，就问他是怎么
吃下去的，他说是弄开外皮后把里面的种子吃掉了。我心里依然半信半疑，我身上没有带钱也就没有给他钱，后来就各自回家了。
谁想到第二天陈立和他的父母就找上门来了，还一直骂骂咧咧。陈立二话不说就先打我几个耳光随后就向我催讨那2分钱，他的
父母也是怒不可遏，说我跟家里大人预谋好了要害死他们的儿子。我母亲听到声响也出来了，但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家人连拉带拽要拖着我们母子二人
到大队上说事儿，硬说是我们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要置他们的儿子于死地。更有甚者他们把我大舅在台湾的事儿也派上用场了，大吵大骂地说什么，“这不是你们国
民党的天下！这是共产党的天下！”
现在想起来他们这种话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啊。恰恰正是他们陈氏家族中的“队长世家”，尤其是那个瞎眼队长陈国峪玷污了中
国共产党这个崇高的名称，正是他们给共产党的天下抹了黑，而且直到现任的队长陈国堂依然紧紧跟随着不讲原则的邪恶势力胡说我们的“富农”是西关北街介绍过
来的；而另一方面也正是我们从父亲那个时候就为共产党打天下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到了我这一辈依然在为维护共产党的天下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也在默默地添砖加瓦。
住在后边大伯家的三堂哥谢国柱听到打闹声后也赶紧奔了过来，首先安抚陈家人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
原来是陈立当天吃下那植物种子后在下午就有了中毒反应，后经医院治疗才恢复健康。所有这些情况对于我本人和我的父母根本
就一点都不知道。发生在两个未成年人身上的事情，他们依然要与政治挂勾，要用“富农”说事儿，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情。母亲提议给他们物质上的赔偿遭到拒
绝，非要拉我们到大队上去说清楚，陈立的父亲本来就是个结巴，加上气愤的样子更是一句话半天也说不完。
我母亲心里明白到了大队上事情就更复杂了，前些年在批斗会上仅仅因为我父亲站立的姿势不合他们的要求就遭到村干部的恶意
攻击和打骂，那些早就泯灭人性的村官儿们什么丧良心的事都做的出来，再说他们早就想找我母亲的麻烦，现在又出了这等事，还会有好果子吃吗，所以我母亲死活
不肯跟陈家人去大队。这时陈立依然追打着我要那2分钱，但我给他他却不要，反而对我殴打地更为猛烈，我只有抱着头任凭他的拳脚打在我身上。那个时候三堂哥
也就不到20岁的样子，他看到陈立追打我，急忙过来劝阻并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把钱塞到他口袋里。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尽管看样子多是一些1角和2角的
纸币，我们兄弟的情意还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大伯家的三儿子是个能说会道能执事儿的人，就这样三堂哥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并向陈家承诺下来由他主持解决问题一定会有个圆满的结果，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打赌事件平息之后，生活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但平静的生活随即又被下半年的灾祸和政治事件推到风头浪尖上，在这其中也不免喜忧参半，因为最后发生了一件标着一个恐怖时代结束的重大事件。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地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将“四人帮”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结束。
第八章 同室操戈与内忧外患
我的爷爷和奶奶共有两个儿子，除了我父亲谢金更，还有个会木匠手艺的大伯叫谢金锁。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只能凭着做人的良心而在此客观公正地讲述我父亲兄弟两家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6年我们举家从西关北街般回杨庄子村原址，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与大伯这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就处在一种微妙有时甚至是一种敌对的状态中。而那种不正常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母亲离世前后一段时间里，两家人的关系才真正在血浓于水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改善。
父亲与大伯之间性格上存在差异。大伯虽说也是个老实人，还有个“老蔫儿”的绰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村里还算得上吃得
开的人，他很会利用人迹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且还会讲出一连串的什么道理来；而我父亲完全是一种傻老实的精神面貌，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途或是什
么较高层次的追求，战争年代他只会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而不想谋求发展，只想着打完了仗好早点回家种地，而回家务农以后依然没有军人曾有的气概，用个形象的
比喻就是说别人把他给卖掉的话，他还会帮人家数钱呢，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伯母在村里的外号叫“大白脸”，从那张长方形大脸上就真得能够表露出她的性格具有奸诈和冷酷的一面，有些事儿上为达到目
的，她会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实现，乃至丢掉亲情甚至是丢掉良心都行，在社会面上她会见风使舵，有时不惜丢掉人的尊严而奴颜婢膝以保全利益；我母亲的性格在
为人处事上与伯母就完全不同了，她只会坚持一种做人的基本信念，那就是“舍生取义”。
鉴于两家人的思想或者说信仰方面大相径庭，不论他们兄弟之间还是妯娌之间的矛盾时常会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
1956年搬回杨庄子村以后不久，我的爷爷找了一个老伴，那时候我爷爷是由我父亲和大伯轮流赡养，而伯母就是不同意爷爷
找老伴，并以不再赡养相要挟。无奈之下兄弟俩商量在一块空地上另给我爷爷和他的老伴盖两间房，让他们单独生活。但是伯母拒绝出人出资，就这样我父亲一个人
全承担了下来而且还亲自动手给爷爷建房。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母依然跳出来进行捣乱，我父亲在前边砌砖，伯母就跟在后边拆墙，父亲一气之下打了嫂子几
下。这一下子可惹了祸，伯母耍起了泼妇的把戏来，她自己在脑门上抓了几把弄出了几道血口子，硬说是我父亲打的，不依不饶。
房也盖不成了先弄着嫂子去医院疗伤吧，第二天伯母又把事情告到了村支书那里要求赔偿。后来在村干部调解下，给了她一定数
额的医疗费和营养费才算告一段落。眼看着房子就要建起来了，伯母又不依不饶了，扬言要找她娘家的人来打架，而大伯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听之任之。后来，伯母还
真得把她娘家的兄弟几个人找来了，我母亲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赶紧到西关北街把我姑姑找来当说客。后来在我姑姑以讲事实、摆道理的耐心说服下才把事端平息
下去。从此，亲兄弟两家也就成了仇人，不再有什么来往。
爷爷去世后那个院子里的房屋在1963年的洪水中被冲毁了，那块地方就由父亲一直占用下来并栽种了树木。到1985年以
后我养猪的时候，也在爷爷留下的那个院子里建满了猪舍，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伯一家从未对那个院子提出过分割的要求。从我的父亲和生前的母亲以及后来从知情人
那里得到的说法是因为当年给爷爷建房和赡养的问题，大伯一家后来觉得没有脸面也没有理由再争取对那个院子的所有权，尽管是爷爷留下的财产。1993年父亲
打算出卖那个院落的时候，老实本分父亲主动找到了大伯提出平分爷爷留下的财产。1994年院落及附着物出手后，我们分得6000块钱，这些钱除了偿还部分
债务，余下的也全都花费在我刚刚开始的集邮事业中。
我父亲和大伯是在1947年定县解放后土改的时候分家另过的，两个家庭的户籍成分都是中农。上世纪60年代，当两家人发
现在杨庄子村都成了“富农”的时候才又临时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我家原有的土改时的户口薄在1963年的洪水中丢失了，而大伯家还保留着当年的户口薄，上
面清楚地显示家庭成分是中农。但是，村干部在铁的证据面前依然硬说是“富农”，一口咬定就是西关北街介绍来的，这种简直让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难以置信的谎言
对村干部来说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按知情人的说法就是村干部嘴里了吃了大粪，随口胡说谁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归根结蒂还是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也恰恰是专制赋予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如同奴隶主对奴隶才拥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为洗脱被强加的“富农”，经过一连串的申诉而到处碰壁之后，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合”到来了，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再奢望
公道无疑就是痴心妄想。善于审时度势的大伯一家提前找到了自己免遭“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保护伞和派系争斗中某些可以利用的靠山，继而依然把他的亲弟弟一家
当做仇人。就这样，大伯一家在整个“文革”时期政治上没有遭到揪斗，经济上没有任何损失。只是两个堂哥在婚姻和上高中的问题上因为“富农”的原因遇到一点
小麻烦，仅此而已。
在我们一家人大祸临头的时候，大伯和伯母竟然站在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立场上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幸灾乐祸。明哲保身的做法可以放弃人性和亲情，这一点在整个文革时期并不会让人们感到奇怪。
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经济上要置我们于死地完全是出于报复目的，因为同为“富农”的大伯家的闲宅院比我们的还要大，人家
的财产可以毫发未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最近几年里，在我走访知情人的过程中，都证实了原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进行疯狂报复的事实真相。当年曾经保护我大伯家免
遭批斗厄运的人正是大伯最好的好朋友陈铁山。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个陈铁山来自另一个陈氏家族，与前面提到“队长世家”中的三个陈姓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当
时条件下，这个陈铁山虽然没有保护我们，但也从来没有害过我们，况且他还告诉了我很多历史的真相，同样是我们的恩人。他是这样给我说的，“当时我也想过帮
助你们，只因为你父亲与你大伯的关系很糟糕，再加上你父亲从来没有找过我，我也并不是缺事儿管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不能责备人家见死不救，只怪我
父亲在当时条件下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们进行交住。
那个时候陈铁山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是一个派系的，刘德栓还是他们的领导者和重大事件的策划者。在派系斗争中的一起枪击
杀人案中，狡猾的刘德栓给自己留了一手，在前往杀人现场的路上他借口说回家拿个饼子吃而逃过了“文革”结束后的刑事处罚。而其他包括陈铁山在内到过杀人现
场的五个人在1980年被逮捕，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至8年不等。
至于那个瞎眼队长是如何与我母亲结怨的，陈铁山也同样把真相告诉了我。事情最早发生在1960年最困难的吃食堂时期，做
为生产队长的陈国峪也管理着食堂，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几个妇女轮流在那里做饭，好几个妇女都被陈国峪占有了，就只有我母亲死活不依他。我母亲只在食堂干了三
天就再也不去了，当时人们还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那个年份正赶上还苏联债务和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已经到了吃树叶、啃树皮的地步，在食堂里做饭是可以得到饱
餐的好差事。正是我母亲当年拒绝了陈国峪的流氓行径才导致后来他陷害我母亲偷麦子的事，从而有了现代版的窦娥冤。
陈铁山还有另外几名知情人详细透露了原定县城关区的区长为什么会把怀着他骨肉的张春玉送给杨庄村的黄耀贵为妻的历史真
相。原来当初20多岁的黄耀贵也是一个流氓成性的男人，他在某医院干护理工作的时候，猥亵并强奸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人家丈夫和孩子们不依不饶把黄耀贵
打了个半死，后来打人的受到派出所的处理，黄耀贵治疗后被人抬回了家，但在医院的工作因他的流氓行为也给丢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区长才抓住时机就像扔
掉一件旧衣服那样把张春玉送给了黄耀贵为妻。张春玉所走过的是依靠她出卖肉体赢得了原定县城关区区长王某的欢心，才得以一步步走入政界进而混入党内的丑恶
历史。想当年她仅仅是个在政府里边端茶倒水的女服务员，为了实现她政治上的野心便主动地给那个区长投怀送抱，即便是她做了杨庄子村黄耀贵的妻子以后依然没
有中断与那个区长所保持的性关系，直到后来又是在那个区长的关照下才得以入党继而当上了书记。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执政党的党章中虽然明确了党员的纯洁情，但是像张玉春这类痞子掌握领导权的还有多少，占多大的比
例，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论过去和现在，试想有这样的险恶群体把持政权，社会还能有公正存在吗？没有了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同样也就成为一句空
话。
我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在我们两家关系恶化的时候，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微妙之中。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那段时间里，比我大2岁的堂四哥与我的关系也伴随着大环境时好时坏，有时根本就不来往了，甚至有时成
了敌对的冤家。但是我母亲对待大伯家的孩子们始终以诚相待，我母亲还成功的为堂二哥做媒，让自己亲戚家的女儿嫁到大伯家里。那时候女方那边嫌弃家庭出身是
“富农”会没有前途，是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才成全了堂二哥的婚事。而到了堂三哥结婚年龄的时候，我母亲又通过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乡下很出色的姑娘，两
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份上，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母亲与伯母妯娌俩关系再度恶化，伯母硬是棒打鸳鸯拆散这门婚事，伯母还对外放出风声说再多么出色的媳妇也不能
让我母亲说成。
为了自身的利益，伯母还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和组织才能”的人。早在1970年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亲侄女介绍给当时是
生产队长的陈国堂为妻，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陈国堂依然是杨庄子社区五队的队长而继续跟在那些恶势力的后边洋洋自得。但是伯母的这个亲戚队长并没有给大伯
家带来多大的利益甚至一度还成了仇家。本来大伯一家在“文革”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但是在1980年前后落实政策时期，伯母依然跟着我们一道瞎
跑，还想利用她侄女女婿的亲戚关系好退还我们的财产，然后她也能分得一碗羹。但是她的美梦破灭了，因为陈国堂根本就不买亲戚的帐，为了继续长久地当他的队
长，便昧着良心任凭那个女书记张玉春怎么摆布都行，到最后就是那区区240块钱，还是在我母亲去世后，做为队长的陈国堂才给我们。
到1984年我被严酷社会现实逼到精神崩溃的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才真正在两家人身上体现出来。大伯家的人们不分白天黑
夜看护着我，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牺牲自身的利益而全力以赴来拯救我的命运。因为我曾经是父母心里唯一的希望，而到这个时候了，我老实本分的父亲已经束手
无策了，大伯和伯母以及所有的堂哥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希望之星就此陨落，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在经过治疗后最终摆脱了
心理疾病的折磨。
我是于1977年升入初中的，因当时2年制的初中教育还用的是地方教材，总感觉没学到多少东西，从而放弃了1979年升入高中，转而复读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三年制初中的后2年，到1981年才进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如今大伯家的四个儿子有两个继承了父业，二堂哥和四堂哥做了木工，四堂哥的一个女儿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电子商务英语专
业，现在河北省天然气公司任职。大堂哥曾经为人打工，现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的儿子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博士。在我的印象中尤其三堂哥是个乐于助人，性格开
朗的哥哥，不管在什么时候，每当我遇到危险或处于困境的时候，他都会站出来保护我、关心我。但是，这样一个好心的哥哥在1987年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生
命，年仅32岁。伯母在卧床多年以后于1996年病世。伯父与我的父亲一样热爱劳动，在2000年秋天已经78岁的时候还依然做木工活，在骑自行车到商店
买钉子的路上遇车祸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第九章 中共政权建立和新中国建设有我们的一份贡献
我的母亲不光是自身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就连她的直系亲属因我家“富农”的关系而在参军、入党、提干等多方
面受到很大影响和牵连。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对一个人的政治审核是极其严格的，亲属那边的相关单位来团结村调查的时候，村干部们每次都会昧着良心开出我家是富
农的证明信，就这样我母亲的直系亲属因为这个“富农”的背景而受到牵连，不光贻误了他们的政治前途还从经济上给他们造成损失。
我母亲王彦国祖籍在孟家庄村，我的外公、外婆家共有他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是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做出一定贡献的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家庭。
大姨夫曹兵安是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抗美援朝的时候是营教导员。不幸的是大姨夫在1950
年入朝作战的当年冬天就战死在朝鲜，尸骨没能找到。当时部队有关部门将曹兵安列入了失踪人员名单，这又使大姨一家人对失踪的大姨夫渴望他生还的奇迹能够出
现，希望他能做为被俘人员在交换战俘的时候平安归来。人民政府对大姨一家作为烈属进行优抚，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安置二表哥曹占斗入伍，到他父亲生前的部队
服役10年。转业后分配到唐山工作，后因受我家“富农”的牵连使得政治前途没有进展，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二表哥才得以但任某国有企业的党
委书记。大姨王彦香守寡54年，于2004年去世，享年86岁。
这里提到了朝鲜战争，不得不说一下本人的想法和看法，但总体上我同意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评论。随着历史档
案的解密和历史文献的开放，许多历史事件也还原了其本来的真实面目。朝鲜战争的性质纯属朝鲜内战，但因为美国和苏联的插手，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局部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用分析家的话说：中国参加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主观上中国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世界，长
了中国人的志气，但客观上使中国与美国为敌，而使中国的敌人日本和苏联从中渔利。朝鲜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自己，帮助和壮大了敌人。几十万子弟兵死在朝鲜，而
由此造成的长达几十年的中美对抗可以说，朝鲜战争给中国造成无穷的祸害。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才真正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
的战争”。
在这里也可以做几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中国不参加朝鲜战争，可能就不会欠下苏联巨额的军火债；美国可能不会派第七舰队长期保护台湾，当时靠蒋介石的海空军
阻挡不了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台湾也可能像像海南岛一样被解放了；美国不会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植日本，日本就是靠朝鲜战争得到发展和壮大；中国可能在五十年
代就和美国建交了，中国可能会更早的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可能比现在更文明、更发达、更强大；如果金日成政权被消灭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现在和中国接壤的是大韩民国而不是那个所谓民主主义的朝鲜，韩国显然不会挑衅中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就看不到当今朝鲜人民的痛苦了。
三姨王爱国的丈夫张金锁在上世纪50年代初留学苏联，回国后在井陉煤矿先后任工程师、矿长兼党委书记，他在为新中国的矿山开发和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三姨同样因受我家“富农”的牵连而无法入党，工作上没有什么进展，最后只落得当家庭主妇的份儿上。
大舅王彦忠早年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从沈阳赴台湾搞情报工作，因时局的变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解
放后杳无音信，直到1982年春天才从加拿大辗转来信报平安，并于分离43年后的1989年首次来大陆于家人团聚。但是我的母亲早在得到她大哥消息的当年
冬天就含冤离世了。长达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可以想像当时处于疾病煎熬中的母亲想见她大哥一面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啊。
二舅王国忠早年在解放军的兵工厂从事炸药的研究和生产，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军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爆破炸药，为扫除挡在人民解
放军面前的一座座碉堡提供了后勤保障。当年在我军攻克的一座座城市中，同样也包含着我二舅所做出的那份贡献，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业学院（前身是我党在抗日战
争时期创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从事民用炸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因受我大舅这个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证实身份的海外关系的牵连，直到1987
年才得以入党，之后任职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系某实验室主任。
在他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的母亲王彦国嫁到了一个在中国社会里即传统又朴实的农民家庭里。因受我母亲家族中多为革命家庭
的影响，父亲谢金更在解放战争处于战略反攻时期的1947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了一名工兵。历史的巧合是那么的具有戏剧性，在当年秋天围攻徐水等地的战
斗中，担任爆破手的父亲所使用的炸药正是来自我二舅所在的兵工厂，那时我军的兵工厂主要设在革命老区阜平一带的山里。1948年冬天，在解放张家口的战役
中，父亲所在的工兵营担任架桥任务，在刺骨的冰水中父亲一人顶几个人用，就是凭着对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对解放全中国的迫切憧憬，他不让战友们替换他，在冰水
中默默地坚持到最后。事后我的父亲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但是一条腿的膝关节落下不能弯曲的毛病一直伴随到现在。
因父亲对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解放后他选择了回乡务农，直到现在已是81岁高龄了依然拖着残腿开荒种地。我父亲似乎忘记
了半个世纪前因种下了几百棵树而给整个家庭所带来的灾难，近10年来他又一次在当年和其它荒僻地带植下了足有150棵杨树，这些树如今已有碗口粗了。每当
我们看到这些浸透着父亲汗水的树林，伤感之情便油然而生，不得不让我们暗暗地祈祷历史的悲剧别再重演。
我母亲那种好强、坚毅和耿直的性格以及那种“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道德理念从她的家族那里带到了杨庄子村。
“文革”时期，我们每年在生产队的劳动所得被全部扣除偿还那个600块钱的罚款，如此以来维持日常生活的钱从哪里来啊？
母亲是个吃苦耐劳的农家妇女，起早贪黑地纺线、织布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了用以解决一家人穿衣、被褥等问题，还可以用多余的粗布换取更多的棉花而获得
那点微薄收入贴补家用。
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醒来听到母亲纺线时那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凌晨时分，我起来小
解，发现母亲用棉花擦拭脸颊，定睛一看是在擦流血的伤口。原来是电灯泡突然坏了，她摸黑换灯泡的时候从桌子上摔下来受了伤，但她手里的活依然没有停下来。
那个情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让我终生难以忘怀，那一时刻真如同无数把尖刀扎在我的心坎上，我擦干眼泪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后来听说村里有个女干部家里需要一匹粗布，要用1斤棉花换母亲的1斤布的方法折算，尽管不是白拿还是被刚毅的母亲拒绝
了，从重量上看1比1似乎是件很公平的交易，但从道义上看不免有点残酷和仗势欺人的味道，因为母亲把1斤棉花变成1斤布的过程中除了自然损耗，还要付出流
血、流汗的代价才能实现。得罪了这位女干部，父亲为此跟母亲闹了好几天，因为父亲知道，母亲给家里惹的祸已经很多了。在那个年代诸如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之
类的事件对我这个家庭是很平常的事情。恰恰在“文革”结束2年之后，这位女干部成了杨庄村最大的官儿，那才真是屋漏偏逢连绵雨啊，父亲得罪了刘德栓遭到经
济上的报复，母亲得罪了那位女干部所遭受的是一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而这种报复的高明之处在于暗无声息。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