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拨乱反正时期没有给我们平反
“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那道曙光。满以为冬去春来，好日子就可以开始了。然而，我们所企盼的公正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直到快3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没有能够实现。
我
们最早找到了“文革”后官复原职的党支部书记黄立虎，要求平反。他依旧说“富农”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下来肯定得有个说法，解决历史问题。但是他始终不
肯亲手给我们解决问题，而是不断推脱，说他已经不管事了很快就要退下来，让新上任的给我们解决问题，一直就这样拖着，不久新上任的女书记张玉春果然接替了
黄立虎的职务。
到了1979年我们又向原定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诉历史问题，以求讨回公道。县里的答复是：各村都要成立落实政策小组，要我们回家等着。
的
确，杨庄子村成立了以高中海为组长的落实政策小组。在处理我们的冤案方面依然没有进展，但做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我们当时并没有搞明白究竟是什么原
因，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所要求的各项主张并不高，远远低于当时国家所制定的落实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于政治上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以及
人身损害方面，我们甚至没有提出平反的主张，我们只想让生产队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还给我们。
我们全家也没有报怨“文革”时期的当事人刘德栓。我们心平气和的找到刘德栓，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把属于我们家的东西从生产队要回来。
但
是刘德栓的做法真的让人匪夷所思，他在这个问题上俨然就是一个“文革”英雄的化身，他面对我们依然是一种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用一种蔑视和极端傲
慢的口气说他“文革”时期针对我们家所做的那些事儿是在“维护集体的利益”，让我们随便到哪里去告他都行，打官司的话，村里给他报销一切费用……
“文
革”当事人的倒行逆施，还有那个当年给我们制造“富农”原治保主任胡栏树的儿子胡庆山也已经在村基层政府里头做事了，只是个名气还不太大的村官儿，加上母
亲曾得罪了现任书记张玉春所造成的后果，落实政策无望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党和国家制定的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原则在这些人的眼里竟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我父亲向来健康的身体还为此大病了一场，丧失劳动能力达半年，还花去了大笔医药费。就在父亲的病情刚有好转的时候，我母亲也随
之病魔缠身，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落实政策小组在没有实质性工作成果的情况下，做出总计赔偿我家240块钱之后，便草草收场。后来才知道这240块钱仅是从我家里刨走的那12棵树苗的赔款，而恰恰是这12颗由我父亲自己培育的树苗让刘德栓罚了我家600块钱，一家人白白为生产队付出了长达10年的劳动以及无端没收宅基地和那个被毁的50％林地所有权等关键性问题，均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即使这区区240块钱，在我母亲病情加重之时，村里也依然赖着不给。因为在过去的20几
年间，一家人都是在母亲那边的直系亲属接济下活过来的，况且当初盖房等工程还欠下了人家大笔的钱款，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好再向亲戚借钱，母亲的病在无法确
诊的情况下只能保守的治疗。后来是在夏庄子村的张氏朋友资助路费的情况下才得以把我母亲送到北京，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接受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但
随后医院宣布母亲的病为绝症。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二舅替我们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之后，我们带着病重的母亲无奈地离开了北京回到家里。
一场大雪过后的1982 年农历11月初3，我饱经磨难的母亲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这时在村里好心人的协助下，经杨庄子第五生产队队长陈国堂同意，终于给了我们那240块钱，正是用这点钱以极其简单和低调的方式在村里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安葬了母亲。
第十一章 精神错乱中的复仇与崇高理想的破灭
但即便是遭受一系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依然倡导我们保持最大的克制，要我们相信党和国家最终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那个时期，我本人在定县第一中学（后改为定州中学）读高中。那是1981年从全县200名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组建的第一个
三年制高中。这个时候父母更是企盼我将来成才，为国家多做贡献，以此来扭转杨庄子村曾经对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当我跨进高中的第一天起就立下
了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当时的这个崇高的理想首先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就是只有自己当了记者以后才能有机会把父母所
蒙受的不白之冤公之于众，到底是谁的过错好让大家有个公正的评判。
据后来了解，这一届特招的毕业生当年95％以上都升入大学并成就了事业。
入学的第一年，担认我们班主人的是教化学的任其志老师，他40岁出头的样子，显得健康、有活力的高大身材，长方形的脸
庞，浓眉大眼，还有一副眼镜没有见他摘下过，总体印象是一位学者的风度。他常住在学校里，有时回乡下的家看看，有好几次我与任老师在路上相遇，这才知道他
的家就在与我们相邻的塔宣村。
因为我心理上受到过严重创伤，有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我曾一度提出退学的要求没有获准，后来就干脆呆在家里不到
学校去了。事情发生在1982年的夏天，这个时候我母亲正在北京治病，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母亲，她已经骨瘦如柴，说话也吃力。母亲告诉我，她的病是胃癌，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不要挂念。我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了家里，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大姐，随后大姐和大姐夫决定择日去北京把母亲接回来。
此间我也决定不想上学了。
任老师派了大概有6名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到我家里做我的工作，动员我回学校上课，同学中有后来到上海工作的黄军雄，有到定州市工商局工作并与我保持交往的孙会坡，其他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当时，我父亲在家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养了大量兔子，大大小小估计有50只左右，这些兔子在一个开阔的院落里自由生活，主要食物是父亲弄来的野草和树叶，没有兔舍，它们随处打洞穴居，洞口周边还长了杂草，被兔子吃掉了叶子，同学们都感到很好奇，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除去“文化大革命”被刘德栓没收的9分宅院，我们还有总共约2亩的宅基，同学们见这么大的面积只有我们父子二人，觉得不免有点凄凉的景象。
经过同学们的开导和劝说，我最终返回学校上课了。
像执政党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原则下没有给我们平反的问题，还有张志新“反革命”一案的历史真相暴光后，联想到我们一家的
遭遇，甚至让我感到恐怖的震撼。我的同桌同学叫黄军雄，来自行邑镇，他家庭出身也是曾经是富农，我们时常探讨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我母亲病情危重之时，
他来过我家，所以对这位同学印象很深。后来他转学到李亲古中学后就失去了联系，在我离开学校多年以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的班主任刘老教我们历史课，他曾经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
刘老师当初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离婚后他的爱人回了北京，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带着2个与我岁数稍小一些的孩子生活，为了安抚我受到伤害的心灵，有一段时间，他曾让我搬到他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吃住。
有一天，班干部交给我10块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10块钱对一个学生不是小数目，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收取
9块钱。看到我疑惑的样子，这位班干部忙解释说：“这是刘老师给你办的助学金，每月5块，这是2个月的一起给你。”实际上我并没有申请过要助学金的事，完
全是老师自己决定发给我的，这让我心里特别感动。尽管每月只有5块，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的钱了，因为那时候花五块八就可买到如今需要好五十块钱才能买
到的《现代汉词词典》，我还用助学金中的钱花两块四买下了一本近800页厚的《世界近代史》等很多书籍。
后来老师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经过思考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一片好意。高中刚入学的时候，我信仰了共产主义，但通过观察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又让我成为一个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加入相关的组织。
当时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我把三姐夫给我的一本1949年至“文革”时期发行的信销邮票送给了老师喜欢集邮的儿子。当时我姐夫说那些邮票最多才值50块钱，但不管怎样礼轻情谊重，我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报答老师给我的关怀和恩情。
直到1989年在我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稍有改善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定州中学看望我的恩师。但是没有找到，经多方打听才了
解到刘老师已在几年前搬回了北京，在大兴师范学校教书。我随即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当天夜里就首先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在多年不见的二舅家里住了一宿。第
二天上午，二舅在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后，再一次塞给我500块钱并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好好生活。随后表妹帮我买了一些礼品并在她的指点下，我迫不急
待地辗转登上了开往大兴县的班车。
终于在当天见到了恩师，寒暄过后，当老师问及我的生活状况时，我感觉无言以对，我真得不能把我那些曾经生不如死的经历告
诉老师，那同样会让老师感到更大的失落和伤心，况且当初刘老师曾对我升入一所好的大学报有那么高的期望。我只能唯心给老师说自己混的还不错，在家里开办养
殖场收入挺丰厚，已经在几年前结婚，儿子也好几岁了。
临别的时候老师同样送给我了一些邮票做纪念，其中有几枚邮票是我当年送给他儿子的。
就这样几枚小小的邮票同样见证了我们当年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在多少年之前就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在我复读
初中和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心理问题相当严重，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但这些并没有引起父母足够的认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有看心理医生这一说。在我精神状态不佳
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静养随意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在这种精神状况反复无常的背景下，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进入高中后心理问题进一步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很多作文都是以偏激的语言写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高中阶段的作文从未得过好成
绩，为此老师还曾多次找我谈话。另外在高中阶段政治思想上也不求上进了，我甚至拒绝了学校要我加入共青团的一片好意。到高中的最后阶段，那个女书记张玉春
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魔鬼般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到最后尽管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但是在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仇恨的岩浆最终还是喷发了。
那个时候似乎总是有一种幻觉在不断地告诉我：有仇不报非君子，报仇的时机到了，并有一种声音在敦促我，等到将来当记者的那一天再也就没有机会了。
在1984年的春节前夕，期末考试完以后还没等到放假我就不去学校了，打算上演一幕现代版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想
当年革命前辈贺龙用的那两把菜刀还是向别人借的呢，而我有本钱啊，于是就用学校给的助学金买下了两把大厨刀，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同时还用英文写了一份遗
书贴在墙上。我准备首先杀掉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然后再找机会杀掉那个泯灭人性的女书记张玉春，早就听村里的人们讲当年张玉春就是靠给上边某领导投怀送抱
才得以提拔混入党内的。但警钟一直也在告诫我只杀掉这两个人就足够了，绝对不能滥杀无辜。
就在我紧锣密鼓筹备我的计划并打算找机会实施的时候，我父亲发现我不怎么用心学习了，终于在察觉到我的异常行为后赶紧打发我四堂哥谢国民找来了新兴庄的大姐他们，那个时候通信还不发达，随后父亲又找三堂哥谢国柱去邮局发电报，好让外地的两个姐姐也赶紧回来。
一家人生怕我弄出人命来闯下大祸同时也担心我的安全。于是全家人24小时轮班看管着我。有一天深夜里趁家里人熟睡的时候
我终找机会翻墙逃出了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摸索着穿过京广铁路来到母亲的坟前，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妈妈说过的那句话，“鬼魂都是在半夜里才出
来活动的”，我知道母亲在天之灵在这个时刻一定能与我沟通的。在我与妈妈对着话并哭的死去活来的时候，手也不断地在挖着坟上的泥土，我多么再想看妈妈一眼
啊，这个时候我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人是鬼了，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深夜里出来替天行道的好鬼，正在我准备折回京广铁路的时候，一列火车开了过来，刺眼的灯
光和由远而近隆隆的车轮声又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赶紧跑在火车前头，越过京广铁路后来到位于我家西边几百米处刘德栓家的院门外。这时候
才发现由于跑出来的匆忙手里没拿上家伙，不过那两把大厨刀是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家里早就给藏起来了。于是就盘算着进院后是否能在他们厨房里找到菜刀，然后
找准熟睡中的刘德栓的脖子砍下去，提着他的人头再去砍“破鞋”书记张玉春的人头，之后再把两个人头放到母亲坟前祭典，就在我正想办法临时先找个什么管用的
家伙的时候，家里的人们已经分两路找了过来……
家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我砸了个精光，尽管又是24个年头过去了，旧房的墙壁上至今还有我用菜刀砍过的痕迹是那么清
晰……但是，即便是在我的精神状态达到极端疯狂的时候，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善恶之分，更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心中的积怨促使着我宁可把东西砸坏，也决不
能伤到我身边的任何亲人和那些帮助我的街坊邻居们，我宁可一刀一刀地把自家的房子砍得不像样子了，也不会做出滥杀无辜的事情来。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
病”人最后的道德底线。
就在1984年春节的除夕夜，即便是在这种精神极度崩溃的前提下、在不安分的思维和混乱的意识中我还断断续续地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香港艺人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深深触动我的心灵，我满含热泪的双眼透过模糊的视线认真地看完了张明敏的演唱。
因为2年前二舅送给我们的那台12英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已在几天前被我砸坏了，才在好多亲人的陪伴下来到我家房后的二堂
哥谢互柱家里看电视，随后我来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上的星空，想看到是哪一颗混在其中的卫星把中央电视台的信号传送到了这个院子里的。之后我又从屋子里叫出
大姐夫贾玉才帮我查找那颗卫星，他随手指着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对我说，“就是那一颗卫星把北京的信号传到这里的。”那一时刻由于已经混乱的思维，我真的相
信了大姐夫说的话。我随口又自信地回应道，“通信卫星是与地球同步的，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明亮了的，那它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卫星了。”
接下来我就要求家里人赶紧去找地方给我买“洋装”，我不
仅要穿得像张明敏一样体面，而且还要在电视上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家里人看到我又在胡言乱语了，一时不知所措，就假意告诉我在定县买不到，已经派人到石家庄
买“洋装”去了。我似乎意识到他们在骗我，于是我就不断歇斯底里的用国语和英语高呼“我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我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总统！……I am
the successor of the great Dr. Sun Yat-sen ！ I am the truthful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全是大清帝国的腐败才毁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袁世凯不是总统，他除了是卖国贼，还是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孙先生的二次革命虽说没能
战胜袁世凯，但已经从精神上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中国社会不公平的事情全是大清帝国留下腐败的传统才造成了人民依然没有讲理的地方……”
电视里的晚会还在继续，先前晚饭时分的鞭炮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嘎然而止的，我的狂喊再一次划破宁静的夜空。
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说的只有将来当了大官才能洗刷父母的冤屈，同样也在不断地触动我全身的神经。众多的亲人们已经不再
阻拦我了，他们只是陪伴着我、跟随着我，任凭我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在他们看来当我心中的怨气发泄完了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好起来。夜幕下我再一次穿过
京广铁路跑到妈妈的坟前，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喊，“妈妈呀，你儿子有出息了，你儿子当了中国最大的官儿，你儿子现在是大总统了，你就安息吧。”
随后我又跑到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就是现在的中山西路，我母亲的坟距离这条路不足50米，而距离京广铁路不足200米），只能听到身后家里人追赶我的脚步声。
“杨庄子的全体村民们，你们都听好了，我才是中国的大总统！”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啊！我要以大总统的权力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让所有残暴和邪恶的人们受到惩罚，让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发扬光大……”
就在我慷慨陈词的同时，那两只攥的吱吱响的拳头不停地击打着路旁一棵粗大的泡桐树，好像那棵树就是我发表演说的一个讲
坛，以至于后来两只手变得血肉模糊了我依然没能感觉到疼痛。亲人们劝我回家包扎伤口，几个堂哥硬要拖拽我，结果给他们弄了满身血迹。大过年的又是半夜里，
到哪里去上药啊，我看到了亲人们满是愁容的脸。就在这时三堂哥的一个举动又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解开棉衣的扣子，不由分说就从年前刚买的白衬衣上撕下好宽
的一个布条给我包伤口。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新年的鞭炮声再次响起，远处天空中不时还炸开一个礼花弹划破并短时照亮黑暗的夜空。
家里人继续跟着我朝城内方向走着，这个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变得沙哑了。一路上我依然用尽全身的力气继续宣读着我的“总统就职演说”，直到最后实在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道在定县城内转了多少个街道，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折返来到了西关北街姑姑的家里……
我无法想像我本人以及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是在什么样的凄凉和无奈中度过的那个1984年的春节……
正月里家里人看到我整天胡言乱语并在发泄完以后的精神状态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又认为我是中了邪，于是乎各种脸色的半仙
们被陆续请到家里做法，钱虽然花出去不少，但是这种封建迷信倒使我更加感到空前的恐惧。我眼睛里时常看到有两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放在我家院子的南头，我认
定那就是自己杀掉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他们已经死掉了怎么还会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的事儿？
有时混乱的思维让我整夜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那张狰狞面孔还有那个书记女鬼伸来魔手掐我的脖
子。还有时候在我的床下总是传来咚咚的敲击声，两个死鬼看来是真的不想让我安生了，小时候听妈妈说过“神鬼怕恶人”，我就当一次恶人吧，于是我用尽全身力
气从床上跳起来狠狠地对着床板砸了下来，只听“咔嚓”一声，床板断裂了，我的双脚已站到床下的地面上。
半夜里看管我的亲人们睡得正酣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一个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候我倒反过来安慰他们了，我说一直在骚扰我的那两个恶鬼终于让我给赶跑了，大家都可以安安生生休息了。
因家里人知道了我受到那两个恶鬼的侵扰，也就没有告诉我刘德栓和张玉春实际上并没有被我杀死的事实。随后他们把我弄到新
乐县棉麻公司的三姐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静养，这样好让我躲开那两个死鬼的追杀，但很多时候仍然无法入睡，深夜里远处火车的汽笛声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认为是那
两个死鬼正在穿过铁路来寻找我的踪迹。在三姐家里每天都有中医给我做针灸疗法，很多时候需要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三姐还用一个棉麻公司特制
的深斗小拉车带我去做烤电治疗，实际上是捆绑在一个椅子上过电，那个所谓的医生手上拿着个手摇式的仪器开始向我问话，当我回答离谱了，那人就摇动手里的仪
器，顿时我全身就象散了架一样，感觉就象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胸口上，摇的再快一点甚至就会昏死过去。我看到了三姐难过的样子，看到了三姐在不停地抹眼泪，
事后我向三姐哀求回家，再也不能来这个鬼地方了。
到了1984年春天在我意识稍有好转的情况下，我把家里所有看过的书籍和杂志装了足足一麻袋，用三轮车运到了学校并找到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帮我把这些东西捐给了定县第一中学图书馆。
之后家里人被迫给我办理了离校手续，随后没多久三堂哥和我姐夫等几个家里人以送我到保定上学的名义把我骗到位于保定市东郊的河北省精神病医院……
我本人的崇高理想、我的前途和命运从踏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天起也被断送的一干二 净。而那个时候距离我参加高考恰恰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
半年后，大姐把我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当得知花费了高达1500多元的医疗费后(其中包括我在精神病给人家毁坏的物品和设备的赔款)，我无奈地又哭了好几天，这些钱都是三个并不宽裕的姐姐为给我治病东拼西凑弄来的钱。
虽然出院了，但我的心里明白：肉体的创伤容易愈合，心理的创伤仅靠精神病院的电刑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只有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让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的时候才能彻底医治我心理上的创伤。况且我在精神病院受到的折磨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小屋子里憋的
让人更加发疯不算，如果再不老实的话，小的电刑可以让人感受到撕心裂肺是什么样子的，大的电休克可以让人在眼冒金光之后安安稳稳的睡2天，人家说那叫电
疗。在我最初的记忆深处，对我来说那似乎永远不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倒像是一个恐怖训练营，那种感受比坐牢不知还要难受多少倍。后来才知道医院那边给我定的
“罪名”是“精神分裂症”。
但是无论如何，在精神病院长达6个月的治疗过程中，我的精神状态逐步得到了改善和恢复，所以我依然感谢那几位对我以诚相
待的医生和护士的关怀。由其是一位年轻的陈医生，当时28岁左右的样子，对我印象很深。他医科大学毕业后刚分到那家医院不久就做了我的主治医师，后来我们
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当时怕病友们看懂我想要写的内容，于是就用英语给他写了我在医院的感受以及我未来的想法，因这位医生喜欢兔子，我承诺在出院以
后当自己的家庭冤案得到平反和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要带上父亲饲养的小兔子来看望他。一晃就是24年过去了，因平反无望加上生活所迫以及事业上依然没有明显
的成就，我也一直没有兑现带上小兔子去看望人家的那个承诺。
但是，我将在针对我们那些即不公平又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变得公平、合理的时候，在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冤屈有一个明确说法的
时候，我会对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逐一地找到他们并以自己最终成为一名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的身份向他们一一致谢。让所有这些好心
人也最终看到爱的力量、看到人性光辉的伟大、看到人间真情所创造的美好世界。
第十一章 精神错乱中的复仇与崇高理想的破灭
但即便是遭受一系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依然倡导我们保持最大的克制，要我们相信党和国家最终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那个时期，我本人在定县第一中学（后改为定州中学）读高中。那是1981年从全县200名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组建的第一个
三年制高中。这个时候父母更是企盼我将来成才，为国家多做贡献，以此来扭转杨庄子村曾经对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当我跨进高中的第一天起就立下
了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当时的这个崇高的理想首先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就是只有自己当了记者以后才能有机会把父母所
蒙受的不白之冤公之于众，到底是谁的过错好让大家有个公正的评判。
据后来了解，这一届特招的毕业生当年95％以上都升入大学并成就了事业。
入学的第一年，担认我们班主人的是教化学的任其志老师，他40岁出头的样子，显得健康、有活力的高大身材，长方形的脸
庞，浓眉大眼，还有一副眼镜没有见他摘下过，总体印象是一位学者的风度。他常住在学校里，有时回乡下的家看看，有好几次我与任老师在路上相遇，这才知道他
的家就在与我们相邻的塔宣村。
因为我心理上受到过严重创伤，有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我曾一度提出退学的要求没有获准，后来就干脆呆在家里不到
学校去了。事情发生在1982年的夏天，这个时候我母亲正在北京治病，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母亲，她已经骨瘦如柴，说话也吃力。母亲告诉我，她的病是胃癌，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不要挂念。我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了家里，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大姐，随后大姐和大姐夫决定择日去北京把母亲接回来。
此间我也决定不想上学了。
任老师派了大概有6名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到我家里做我的工作，动员我回学校上课，同学中有后来到上海工作的黄军雄，有到定州市工商局工作并与我保持交往的孙会坡，其他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当时，我父亲在家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养了大量兔子，大大小小估计有50只左右，这些兔子在一个开阔的院落里自由生活，主要食物是父亲弄来的野草和树叶，没有兔舍，它们随处打洞穴居，洞口周边还长了杂草，被兔子吃掉了叶子，同学们都感到很好奇，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除去“文化大革命”被刘德栓没收的9分宅院，我们还有总共约2亩的宅基，同学们见这么大的面积只有我们父子二人，觉得不免有点凄凉的景象。
经过同学们的开导和劝说，我最终返回学校上课了。
像执政党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原则下没有给我们平反的问题，还有张志新“反革命”一案的历史真相暴光后，联想到我们一家的
遭遇，甚至让我感到恐怖的震撼。我的同桌同学叫黄军雄，来自行邑镇，他家庭出身也是曾经是富农，我们时常探讨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我母亲病情危重之时，
他来过我家，所以对这位同学印象很深。后来他转学到李亲古中学后就失去了联系，在我离开学校多年以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的班主任刘老教我们历史课，他曾经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
刘老师当初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离婚后他的爱人回了北京，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带着2个与我岁数稍小一些的孩子生活，为了安抚我受到伤害的心灵，有一段时间，他曾让我搬到他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吃住。
有一天，班干部交给我10块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10块钱对一个学生不是小数目，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收取
9块钱。看到我疑惑的样子，这位班干部忙解释说：“这是刘老师给你办的助学金，每月5块，这是2个月的一起给你。”实际上我并没有申请过要助学金的事，完
全是老师自己决定发给我的，这让我心里特别感动。尽管每月只有5块，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的钱了，因为那时候花五块八就可买到如今需要好五十块钱才能买
到的《现代汉词词典》，我还用助学金中的钱花两块四买下了一本近800页厚的《世界近代史》等很多书籍。
后来老师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经过思考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一片好意。高中刚入学的时候，我信仰了共产主义，但通过观察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又让我成为一个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加入相关的组织。
当时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我把三姐夫给我的一本1949年至“文革”时期发行的信销邮票送给了老师喜欢集邮的儿子。当时我姐夫说那些邮票最多才值50块钱，但不管怎样礼轻情谊重，我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报答老师给我的关怀和恩情。
直到1989年在我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稍有改善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定州中学看望我的恩师。但是没有找到，经多方打听才了
解到刘老师已在几年前搬回了北京，在大兴师范学校教书。我随即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当天夜里就首先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在多年不见的二舅家里住了一宿。第
二天上午，二舅在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后，再一次塞给我500块钱并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好好生活。随后表妹帮我买了一些礼品并在她的指点下，我迫不急
待地辗转登上了开往大兴县的班车。
终于在当天见到了恩师，寒暄过后，当老师问及我的生活状况时，我感觉无言以对，我真得不能把我那些曾经生不如死的经历告
诉老师，那同样会让老师感到更大的失落和伤心，况且当初刘老师曾对我升入一所好的大学报有那么高的期望。我只能唯心给老师说自己混的还不错，在家里开办养
殖场收入挺丰厚，已经在几年前结婚，儿子也好几岁了。
临别的时候老师同样送给我了一些邮票做纪念，其中有几枚邮票是我当年送给他儿子的。
就这样几枚小小的邮票同样见证了我们当年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在多少年之前就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在我复读
初中和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心理问题相当严重，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但这些并没有引起父母足够的认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有看心理医生这一说。在我精神状态不佳
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静养随意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在这种精神状况反复无常的背景下，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进入高中后心理问题进一步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很多作文都是以偏激的语言写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高中阶段的作文从未得过好成
绩，为此老师还曾多次找我谈话。另外在高中阶段政治思想上也不求上进了，我甚至拒绝了学校要我加入共青团的一片好意。到高中的最后阶段，那个女书记张玉春
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魔鬼般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到最后尽管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但是在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仇恨的岩浆最终还是喷发了。
那个时候似乎总是有一种幻觉在不断地告诉我：有仇不报非君子，报仇的时机到了，并有一种声音在敦促我，等到将来当记者的那一天再也就没有机会了。
在1984年的春节前夕，期末考试完以后还没等到放假我就不去学校了，打算上演一幕现代版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想
当年革命前辈贺龙用的那两把菜刀还是向别人借的呢，而我有本钱啊，于是就用学校给的助学金买下了两把大厨刀，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同时还用英文写了一份遗
书贴在墙上。我准备首先杀掉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然后再找机会杀掉那个泯灭人性的女书记张玉春，早就听村里的人们讲当年张玉春就是靠给上边某领导投怀送抱
才得以提拔混入党内的。但警钟一直也在告诫我只杀掉这两个人就足够了，绝对不能滥杀无辜。
就在我紧锣密鼓筹备我的计划并打算找机会实施的时候，我父亲发现我不怎么用心学习了，终于在察觉到我的异常行为后赶紧打发我四堂哥谢国民找来了新兴庄的大姐他们，那个时候通信还不发达，随后父亲又找三堂哥谢国柱去邮局发电报，好让外地的两个姐姐也赶紧回来。
一家人生怕我弄出人命来闯下大祸同时也担心我的安全。于是全家人24小时轮班看管着我。有一天深夜里趁家里人熟睡的时候
我终找机会翻墙逃出了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摸索着穿过京广铁路来到母亲的坟前，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妈妈说过的那句话，“鬼魂都是在半夜里才出
来活动的”，我知道母亲在天之灵在这个时刻一定能与我沟通的。在我与妈妈对着话并哭的死去活来的时候，手也不断地在挖着坟上的泥土，我多么再想看妈妈一眼
啊，这个时候我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人是鬼了，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深夜里出来替天行道的好鬼，正在我准备折回京广铁路的时候，一列火车开了过来，刺眼的灯
光和由远而近隆隆的车轮声又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赶紧跑在火车前头，越过京广铁路后来到位于我家西边几百米处刘德栓家的院门外。这时候
才发现由于跑出来的匆忙手里没拿上家伙，不过那两把大厨刀是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家里早就给藏起来了。于是就盘算着进院后是否能在他们厨房里找到菜刀，然后
找准熟睡中的刘德栓的脖子砍下去，提着他的人头再去砍“破鞋”书记张玉春的人头，之后再把两个人头放到母亲坟前祭典，就在我正想办法临时先找个什么管用的
家伙的时候，家里的人们已经分两路找了过来……
家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我砸了个精光，尽管又是24个年头过去了，旧房的墙壁上至今还有我用菜刀砍过的痕迹是那么清
晰……但是，即便是在我的精神状态达到极端疯狂的时候，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善恶之分，更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心中的积怨促使着我宁可把东西砸坏，也决不
能伤到我身边的任何亲人和那些帮助我的街坊邻居们，我宁可一刀一刀地把自家的房子砍得不像样子了，也不会做出滥杀无辜的事情来。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
病”人最后的道德底线。
就在1984年春节的除夕夜，即便是在这种精神极度崩溃的前提下、在不安分的思维和混乱的意识中我还断断续续地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香港艺人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深深触动我的心灵，我满含热泪的双眼透过模糊的视线认真地看完了张明敏的演唱。
因为2年前二舅送给我们的那台12英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已在几天前被我砸坏了，才在好多亲人的陪伴下来到我家房后的二堂
哥谢互柱家里看电视，随后我来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上的星空，想看到是哪一颗混在其中的卫星把中央电视台的信号传送到了这个院子里的。之后我又从屋子里叫出
大姐夫贾玉才帮我查找那颗卫星，他随手指着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对我说，“就是那一颗卫星把北京的信号传到这里的。”那一时刻由于已经混乱的思维，我真的相
信了大姐夫说的话。我随口又自信地回应道，“通信卫星是与地球同步的，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明亮了的，那它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卫星了。”
接下来我就要求家里人赶紧去找地方给我买“洋装”，我不
仅要穿得像张明敏一样体面，而且还要在电视上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家里人看到我又在胡言乱语了，一时不知所措，就假意告诉我在定县买不到，已经派人到石家庄
买“洋装”去了。我似乎意识到他们在骗我，于是我就不断歇斯底里的用国语和英语高呼“我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我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总统！……I am
the successor of the great Dr. Sun Yat-sen ！ I am the truthful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全是大清帝国的腐败才毁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袁世凯不是总统，他除了是卖国贼，还是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孙先生的二次革命虽说没能
战胜袁世凯，但已经从精神上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中国社会不公平的事情全是大清帝国留下腐败的传统才造成了人民依然没有讲理的地方……”
电视里的晚会还在继续，先前晚饭时分的鞭炮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嘎然而止的，我的狂喊再一次划破宁静的夜空。
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说的只有将来当了大官才能洗刷父母的冤屈，同样也在不断地触动我全身的神经。众多的亲人们已经不再
阻拦我了，他们只是陪伴着我、跟随着我，任凭我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在他们看来当我心中的怨气发泄完了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好起来。夜幕下我再一次穿过
京广铁路跑到妈妈的坟前，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喊，“妈妈呀，你儿子有出息了，你儿子当了中国最大的官儿，你儿子现在是大总统了，你就安息吧。”
随后我又跑到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就是现在的中山西路，我母亲的坟距离这条路不足50米，而距离京广铁路不足200米），只能听到身后家里人追赶我的脚步声。
“杨庄子的全体村民们，你们都听好了，我才是中国的大总统！”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啊！我要以大总统的权力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让所有残暴和邪恶的人们受到惩罚，让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发扬光大……”
就在我慷慨陈词的同时，那两只攥的吱吱响的拳头不停地击打着路旁一棵粗大的泡桐树，好像那棵树就是我发表演说的一个讲
坛，以至于后来两只手变得血肉模糊了我依然没能感觉到疼痛。亲人们劝我回家包扎伤口，几个堂哥硬要拖拽我，结果给他们弄了满身血迹。大过年的又是半夜里，
到哪里去上药啊，我看到了亲人们满是愁容的脸。就在这时三堂哥的一个举动又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解开棉衣的扣子，不由分说就从年前刚买的白衬衣上撕下好宽
的一个布条给我包伤口。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新年的鞭炮声再次响起，远处天空中不时还炸开一个礼花弹划破并短时照亮黑暗的夜空。
家里人继续跟着我朝城内方向走着，这个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变得沙哑了。一路上我依然用尽全身的力气继续宣读着我的“总统就职演说”，直到最后实在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道在定县城内转了多少个街道，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折返来到了西关北街姑姑的家里……
我无法想像我本人以及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是在什么样的凄凉和无奈中度过的那个1984年的春节……
正月里家里人看到我整天胡言乱语并在发泄完以后的精神状态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又认为我是中了邪，于是乎各种脸色的半仙
们被陆续请到家里做法，钱虽然花出去不少，但是这种封建迷信倒使我更加感到空前的恐惧。我眼睛里时常看到有两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放在我家院子的南头，我认
定那就是自己杀掉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他们已经死掉了怎么还会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的事儿？
有时混乱的思维让我整夜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那张狰狞面孔还有那个书记女鬼伸来魔手掐我的脖
子。还有时候在我的床下总是传来咚咚的敲击声，两个死鬼看来是真的不想让我安生了，小时候听妈妈说过“神鬼怕恶人”，我就当一次恶人吧，于是我用尽全身力
气从床上跳起来狠狠地对着床板砸了下来，只听“咔嚓”一声，床板断裂了，我的双脚已站到床下的地面上。
半夜里看管我的亲人们睡得正酣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一个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候我倒反过来安慰他们了，我说一直在骚扰我的那两个恶鬼终于让我给赶跑了，大家都可以安安生生休息了。
因家里人知道了我受到那两个恶鬼的侵扰，也就没有告诉我刘德栓和张玉春实际上并没有被我杀死的事实。随后他们把我弄到新
乐县棉麻公司的三姐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静养，这样好让我躲开那两个死鬼的追杀，但很多时候仍然无法入睡，深夜里远处火车的汽笛声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认为是那
两个死鬼正在穿过铁路来寻找我的踪迹。在三姐家里每天都有中医给我做针灸疗法，很多时候需要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三姐还用一个棉麻公司特制
的深斗小拉车带我去做烤电治疗，实际上是捆绑在一个椅子上过电，那个所谓的医生手上拿着个手摇式的仪器开始向我问话，当我回答离谱了，那人就摇动手里的仪
器，顿时我全身就象散了架一样，感觉就象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胸口上，摇的再快一点甚至就会昏死过去。我看到了三姐难过的样子，看到了三姐在不停地抹眼泪，
事后我向三姐哀求回家，再也不能来这个鬼地方了。
到了1984年春天在我意识稍有好转的情况下，我把家里所有看过的书籍和杂志装了足足一麻袋，用三轮车运到了学校并找到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帮我把这些东西捐给了定县第一中学图书馆。
之后家里人被迫给我办理了离校手续，随后没多久三堂哥和我姐夫等几个家里人以送我到保定上学的名义把我骗到位于保定市东郊的河北省精神病医院……
我本人的崇高理想、我的前途和命运从踏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天起也被断送的一干二 净。而那个时候距离我参加高考恰恰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
半年后，大姐把我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当得知花费了高达1500多元的医疗费后(其中包括我在精神病给人家毁坏的物品和设备的赔款)，我无奈地又哭了好几天，这些钱都是三个并不宽裕的姐姐为给我治病东拼西凑弄来的钱。
虽然出院了，但我的心里明白：肉体的创伤容易愈合，心理的创伤仅靠精神病院的电刑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只有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让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的时候才能彻底医治我心理上的创伤。况且我在精神病院受到的折磨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小屋子里憋的
让人更加发疯不算，如果再不老实的话，小的电刑可以让人感受到撕心裂肺是什么样子的，大的电休克可以让人在眼冒金光之后安安稳稳的睡2天，人家说那叫电
疗。在我最初的记忆深处，对我来说那似乎永远不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倒像是一个恐怖训练营，那种感受比坐牢不知还要难受多少倍。后来才知道医院那边给我定的
“罪名”是“精神分裂症”。
但是无论如何，在精神病院长达6个月的治疗过程中，我的精神状态逐步得到了改善和恢复，所以我依然感谢那几位对我以诚相
待的医生和护士的关怀。由其是一位年轻的陈医生，当时28岁左右的样子，对我印象很深。他医科大学毕业后刚分到那家医院不久就做了我的主治医师，后来我们
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当时怕病友们看懂我想要写的内容，于是就用英语给他写了我在医院的感受以及我未来的想法，因这位医生喜欢兔子，我承诺在出院以
后当自己的家庭冤案得到平反和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要带上父亲饲养的小兔子来看望他。一晃就是24年过去了，因平反无望加上生活所迫以及事业上依然没有明显
的成就，我也一直没有兑现带上小兔子去看望人家的那个承诺。
但是，我将在针对我们那些即不公平又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变得公平、合理的时候，在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冤屈有一个明确说法的
时候，我会对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逐一地找到他们并以自己最终成为一名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的身份向他们一一致谢。让所有这些好心
人也最终看到爱的力量、看到人性光辉的伟大、看到人间真情所创造的美好世界。
第十二章 地方上的腐败官员与黑恶势力沆靡一气
回到家里后，我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那个我认为已经被我杀死的女鬼张玉春依然悠闲自得地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
子上，而那个狰狞的男鬼“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继续沉浸在复辟的美梦中。而我却不得不带着精神病的名声跟着相依为命的父亲干农活。因为在以往被村
干部强加“富农”之后的20多年间，这个家庭已经留下了任人欺凌的传统，况且历史冤案又没能得到平反和解决，我们在村里依然抬不起头来，某些人照样用阶级
斗争时期的思维模式对待我们。
发生在1986年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在责任田里正常浇地时，机井上的电机烧了，原因是某个做生意的外来户在水泵电
机的闸下边接了一条线到其面粉机房，结果他磨面时因电流大导致浇地的水泵电机两相供电而烧毁了。本应该是承包机井的电工自负其责的事情，况且烧毁电机也不
是我的责任，完全是因为电工黄耀全给那个外来户违章接线造成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电工黄耀全让我赔偿，我理所当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在那以后我
每次浇地时电工黄耀全就给拉闸，不赔钱就别想浇地，我又一次无奈地向邪恶低下了头，如数给了他修电机的30块钱才算了事。生活还要继续，可我又真的惹不起
他们啊，因为电工黄耀全的弟媳妇正是那个曾经用1斤棉花换我线母亲1斤布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春。
时代跨入到1991年的时候，政治歧视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四堂哥谢国民家已有一个女儿的情况下违背当时的计划生育政
策也怀了二胎，而那个时候杨庄子权力阶层的“皇亲国戚”家庭里没有一家不是生二胎的，有的还生了三胎，在涉及到超生罚款问题上出现了双重标准。据说权力阶
层中的家庭根本就没有交罚款，有的只象征性的交了一点，而其他所有生二胎的一律罚款1000元，双重标准招来大多数人的抵制，当然也包括我四堂哥。后来党
支部书记张玉春出面了，首先拿我的四堂哥开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15年之后，竟然还在拿“富农”说事儿，她以威胁的语调口出狂言道，“你这个富农子弟
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好，是不是还想翻天啊！”
这个女党支部书记从“文革”结束后上台到2001年因年事已高才将权力交给她的亲家胡庆山，就是她二女儿的公爹，前后长达20多年，跨越了两个世纪，在当代民主政治风行全世界的基层政权交替历史上可以堪称是“世纪书记”，能否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还不太清楚相关的规则。
事情虽然不大，但足以看到还没有肃清的“文革”留毒继续在这类人的内心世界里发挥着作用，指挥着他们已经麻木和扭曲的灵魂。
而时间到了1998年，几次更大的政治伤害让我几乎再度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
1998年修建朔黄铁路引线工程，在我们居住区域的京广铁路西侧并行修建通往朔黄铁路的原料供应线，这样就涉及到位于我们十几个住户前边最靠近铁路的4户人家拆迁问题。即便是这样一个看起极其简单的问题依然让定州市各级政府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也跟着渗透进来了。
国家修建朔黄铁路是投了巨资的，为了安抚拆迁户进行了按实际损失3至5倍的高额赔偿，这其中就已经包括了他们另找地方的
安置费用。但后来的结果是当铁路引线工程竣工后拆迁户们全都在已获得高额赔偿的拆除线以外大肆侵占公共道路用地。更有甚者是赵彦某家本来他两个儿子的两处
房产和院落全都得以保全下来，他还照样侵占公共用地又盖起了两间小房住了进去并把公共道路当作了他自已的院子，随意在门前摆放自行车等杂物，如今来往汽车
就小心谨慎地在他们房门外通过，如果他们一出屋门就和汽车碰了头被撞死或撞伤，试想那到底应该算谁的责任！！！
当初铁路和有关部门划定拆除范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景才预留出较大的公共道路用地，由其是在两个交叉路
口划定的拆除范围更大一些。当初我的一个当家姑姑谢秀芸家带头多占了拆除线以外5米，其它几户也跟着多占2至3米的公共道路。试想当初有一户人家全部的旧
房院落和附着物售9000块钱没人接手，而在这次拆迁中，仅拆除了侧面的厨房、门垛和院外的厕所，正面4间大房距离拆除线还有1米得以保全下来，仍得到国
家1.35万元的赔偿，但他们依然合起伙来侵占公共用地，这样就损害到后边15个住户的公共道路。
首先我们谢家一个族人找我牵头制止侵占公共道路的行为，杨庄子村指定几个小队长解决问题，经过多次艰苦的协商和谈判，我
当家姑姑谢秀芸家同意在多占5米的基础上让出2米，大家也就都同意了。因为不管让出多少，其它几个想多占的住户都在看着谢秀芸家的一举一动，在大家眼里这
是一家社会面上颇具实力的家庭，那个姑夫王海山是国有企业领导还是定州市人大代表。
但是在施工的时候先前说好让出2米的协议竟成一纸空文。做为市人大代表的王海山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国敏、王国辉、王国军亲自出面依仗其势力强行在多占5米的地方施工，局面一下子便不可收拾，其它几个住户也都效仿着大肆侵占公共用地进行施工。
当天晚上我们来到王海山的家里想与他们理论一下，他们的给我回答是一致的，“我们占的又不是你家的地方，少管闲事，否则对你不利，况且好呆咱们还是亲戚，你就好字为之吧。”我给他们的答复也很直截了当，“我真为有你们这样的亲戚而感到脸上无光、更感到羞愧。”
而那个姑姑更是以亵渎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把当年对付帝国主义的那句话用到了我身上，只见她咬牙切齿地威胁道，“捣乱，失
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但是她的话对别人并没有应验，倒是她自己在第二年就是1999年便率先灭亡了。因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断绝了来往，他们家又
一直封锁消息，至于这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一时还成为人们猜测的一个迷团。尽管王家那边给我们发出了邀请，当时我们谢家的族人一致商量不去参加谢秀芸的葬礼，
以此再给他们弄个难看。但我从人道和血缘方面考虑还是说服大家买上花圈什么的去参加王家那个还算隆重的葬礼。
话到这里再说回来，我们找过王家人的第二天，就到定州市西城区政府反映王家侵占公共用地的问题。还好，政府方面当即派人
跟随我们来到现场，但是当那个官员老远就认出那是王家人地盘的时候，就别说解决问题，什么话都没说就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扭头原路返回了事。先前我与王
家的二儿子王国辉是好朋友，现在我才真正看清了王家人的能量在这件事上已经初露锋芒。
我认定自己肯定斗不过他们，心里已经敲起了退堂鼓，况且家里人为了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极力阻止我不能再惹是生非
了。因为我在当地人们的眼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形象，当天晚上影响到我们15户人家的族人代表又找到了我，让我弄一份材料到市政府去告状。考虑到大多数人的
利益，便又硬着头皮入伙了，我随即从电脑上弄好了材料，并打印了好几份并在当天晚上让相关的住户都签了名、按了手印儿。第二天上午一大早我和族人代表就来
到了定州市人民政府，分别在信访局和政府办公室说明了有关情况并提交了那份材料，他们都说的很轻松，“这么点小事儿，我们分头研究一下，很快就能得到解
决，不就多占的地盘让他们拆除退到红线以内不就完事了，先回家等着吧。”
我们满怀着希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等着市政府给我们做主的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是让谁也想不到的那种因腐败政治而出炉的极端糟糕和龌龊的一幕还是在当天下午就出现了：王家二儿子手里竟然拿着我上午刚交到市政府的材料找上门来了。
看到我以后大老远他就气不成声地开始对我一番数落，甚至还带有一些语重心长的口吻说道，“小强阿，咱弟兄俩那么不错，你
怎么就狠心把我告到政府那里了？你一定是受了坏人的蒙蔽，哥哥也不怪你，你现在悔改还来的急，再说你根本也斗不过我们啊，你睁大眼睛看看你鼓捣出来的这破
玩艺儿怎么就会落到我的手上呢，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吧。”
看来这定州市人民政府是不是就成了王海山家为所欲为的工具了？反正就是这么大事儿了，我也没有吃他那一套，仍然以义正严
词的姿态回答他，“过去咱们的确是不错，是兄弟般的好朋友，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你还给过我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我的心里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等我成为强
者的时候，我还会以适当的方式报答你的恩情。但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我心里也有一杆秤，也没有什么坏人来蒙蔽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你们的做法虽说只是沾了国
家的光，但你们伤害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户家庭的根本利益，再说你们那种仗势欺人的做法我从骨子里看不惯，虽说你们是最后才搬来的住户，大家谁也没有欺负过
你们，但你们却总想在别人面前显示威风，应该不大合适吧。再说我那个姑夫做为人大代表，本应该带头为人民、为弱势群体多做点好事才对，但你们却反行其道，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用在欺压人民上边来，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也好好想想吧。”
我的这番话还没有让王国辉达到恼羞成怒的地步，临走之前他丢下最后一句话，“我没有你文化高，我说不过你，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眼看着他们几户侵占地盘的住户们得到市政府某些人的纵容而得意的神态，真理遭到这些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我再一次难过
的不知所措，狠下心来决定再与王海山这个市人大代表斗一斗，毕竟真理还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于是我又不顾白天奔波和工作上的疲劳，连夜整理出一份揭露地
方政府在拆迁问题上存在的腐败方面的新闻稿件并郑重签上我的名字，第二天就用挂号信寄到河北电视台新闻广角栏目组。
没过几天就发现了王海山家的异常举动，一天上午下着蒙蒙细雨，我出门查看他们违章建起的院墙和房屋的时候，发现王海山的
三个儿子打着伞弄个红漆桶在墙上刷标语，我感到非常奇怪，但拆除的那个红线标记被红漆盖住了倒是个事实，最后完整的标语是“节约用电，利国利家。”如今整
整10年过去了，那行红色的标语依然摆在那里，每次看到都会勾起我不堪回首的往事。很显然他们是在毁灭证据，但凭借他们平常高傲的心态，是应该不会做出这
种让别人看上去有点奴颜婢膝的举动。是不是河北电视台来人采访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但前后左右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电视台的人影，但后来发现有政府方面的人
在那里走动还与王家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之后当天再没有发现其它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到第三天的时候，与先前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如出一辙。王国辉拿着我寄给河北电视台的稿件再一次找上门来了。这一次他倒是没
有象上回那种恼怒和气不成声的样子，而是嬉皮笑脸的又带着点无赖的神情开始数落我，“好家伙啊！小强你真能耐啊，你本事见长啊，竟然把我给告到省里去了，
你可看清楚了，结果又怎么样？赶紧停手吧，告到哪里你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那一时刻，我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真想拿出菜刀把这帮泯灭人性的家伙们全都一个个劈死，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怎么会变成这
个样子啊？我不由得冲苍天发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真理怎么总是要败倒在邪恶面前啊，是人有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随后我明确地告诉王
国辉，“你个人蹦多高，跳多远谁不知道，还不是全仗凭你那个所谓人大代表的爹和你们那些黑恶关系网，至于你们一直说你爹是人大代表，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就
是，我也不管那么多，我还会继续往外边寄新闻稿，我要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那一天。回家给你们主事儿的人说去吧，大不了弄个鱼死网破，反正我已经是死过好几
回的人了，生死对我已经无所谓了。”
这一次王国辉是以气急败坏的表情离开我家的，远远的我跟着他走了一程，在院门外的路上他碰见刚从地里干农活回来的我父亲，只见他又装出一付好心人的样子对我父亲说，“二舅阿，你可好好劝劝小强吧，别让他再接着闹下去了，想当年是我借钱给他，别人有谁能借给他钱啊……”
在随后的几天里，王海山一家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坐卧不安，不断地派人到我家当说客传达他们那些软硬兼施的种种伎
俩以阻止我继续揭发他们与政府相勾结的腐败黑幕。因那个时候我的集邮事业已经步入正轨并与世界各地的集邮者建立起联系而且先前还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有过
通信来住，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以此来给我捏造罪名，威胁说我要是再找他们麻烦的话，他们就举报我“里通外国”、“搞间谍活动”还有什么“出卖国家机密”，还
说政府随便给我弄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给抓起来……
而这个时候，王国辉更是用尽浑身解数想办法兴风作浪。王国辉知道拨乱反正时期的现任生产队长陈国堂紧跟在那个女书记后边
听从人家的摆布才导致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再加上他是当年害的我母亲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的那个瞎眼生产队长陈国峪的亲弟弟，于是就跑到队长陈国堂面前
说我一直在说他的坏话，那个借着酒劲的陈国堂一听便火冒三丈，跳着脚狂吼道，“谢强算个蛋啊！谢强算个球啊！我要想弄他还不跟提个死小鸡子一样那么容
易……”路人听到后马上跑到我家说陈国堂正在路上耍威风要找我打架并把他与王国辉的一举一动全盘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来了气，立马找出了当年那把大厨刀提在
手上，另一把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去向了，但是陈国堂始终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
与此同时不同语调的恐吓电话也不断地打到家里来：有的说是派出所的要查我是否从国外弄来了黄色光盘什么的，有的说是黑社
会的要给我好看，更有甚者说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接到举报要查我向某国政府提供情报的间谍活动……那时候这里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功能，也闹不准这些电话都
是从什么污七八糟的地方打来的，也没准儿正是从王家的电话上打来的，但我肯定这些东西都是王海山一家泡制出来挽救他们自己命运的一根根稻草。
但无论如何我心里最明白：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随便他们怎么胡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而他们卑鄙的伎俩与他们种种恶劣行径永远会做为邪恶的东西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妻子、我父亲、我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真可谓上有老下有小，我的生命没有了
就等于其他四条人命也同样断了生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一次无奈地听从了妻子和我父亲的忠告，就此罢手，放弃了对王海山一家的继续讨伐。因为父亲和我妻子
最担心的是狗急了还会跳墙，如果让我把他们逼的无路可走的时候，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对我做出什么伤害的举动。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急迫地阻止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正在这个时候，知情人终于告诉了我整个事件的真相。当然这个真相
也是出自王海山一家的自述，因为他们不断的再向他们自己最可靠的人们炫耀他们的能量和对付突发事件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从而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几个知情人在良
心的驱使下把真相又全部讲给了我。
当河北电视台新闻广角的两位记者带着摄像机等采访设备来到定州市政府以后首先要采访信访局等部门把举报材料交给当事人的
问题，然后再实地采访群众以及提供新闻稿的我本人。很快有线人就给王家打电话报了信，王家人马上就进行了毁灭证据的首要工作。之后王海山和他在工商局工作
的小儿子王国军在政府人员的陪同下出面与两位记者接触，他们与定州市政府官员们竟然共同丧尽天良地说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发病期，鼓捣出这些材料完
全是一场恶作剧。再加上王海山信誓旦旦的说我是他的妻侄，对我最了解，就这样电视台的两位记者竟然信以为真，连向当事人证实一下真伪的工作都没有做就打道
回府了，也有人说是王海山用钱把记者打发回去的。但不论怎么说那两个丧失职业道德的记者最终还是把我写的那份郑重签着谢强名字的新闻稿件交到了王海山的手
里。
精神病的字眼他们选用的真可谓是恰到好处、恰到时机，他们又一次把刀锋插在了我的心坎儿上，历史不会弄错，正是在14年
前因为女书记张玉春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已经死掉还依然狰狞的灵魂把我逼疯了，最后把我逼到了河北省精神病医院。难道他们真想让我再一次重蹈覆辙吗？他们的
如意算盘这次打错了，因为我的精神世界一天天在变的强大起来，我相信只要是邪恶的东西迟早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
让那些同样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定州市的腐败政治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以警示各级地方政府不要让历史的腐败再次重演，要时刻牢记执政为民，天下为公的法则。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毕生坚持的执政信念。他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最关心群众。他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当年毛主席的这番话不管到任何时候都将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只有让那些口头上说一套，而行动上却无情
亵渎毛泽东思想的腐败政客们真正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惩罚之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才能真正照亮全社会。
如今定州市人民政府的大楼上方依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而这个发展不单单是经济上的发展，同样包含着人类道德水准层面上正义战胜邪恶等诸多领域和诸多方面的不断发展。
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试想仅仅依靠象王海山这类在社会面上吃的开的所谓本事人儿及其那些来自政府和民间的黑恶关系
网，社会怎么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么进行下去？整整10年了而这些黑恶势力依然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任何制裁，当年那些为虎作伥的时代罪人
依然悠闲自得地继续各自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时光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杨庄子社区里的某些人针对我们的传统歧视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2003年的时候，位于我家北面的铁路货场建围墙，我父亲的那块开荒地又被铁路部门征用了一部分，涉及到几个家庭的赔偿
款共9000元都给了杨庄子五队。针对我们占地的同时还涉及到近一亩地的农作物赔偿，当了一辈子队长的陈国堂竟然告诉我父亲开荒地不赔，在副队长的说和
下，只给了我父亲280块钱了事。老实巴交的父亲拿着钱回家后明显带着不满意的表情，在我向父亲问清原委后，我才意识到事情真得不对头。于是我便找到两个
队长理论，我这个人凡事要讲理，在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之后，队上才又给了我父亲1100元。
其实这件事并没有这里描述的这么简单，其中还有好多复杂的情节，甚至定州车站和定州市西城区派出所都为这件小事来到了我
的家里。具体细节只是暂且不便透露而已，如果将来本报告文学能升级为小说版的时候，会将整个事件的全景展现给世人。但是读者依照现实社会中的腐败逻辑也可
以猜出个七七八八来。实际上我的家庭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经不缺钱花了，我也不是为得到那1100块与队长据理力争，我仅仅是为了挽回一家人在杨庄子社区
里做人的尊严，而这个尊严同样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到了2007年另一件事再一次证明了杨庄子社区某些人针对我们家传统的歧视心态依然没有改变。
现代社会里汽车进入家庭已不是什么奢望和梦想。因我的家门口条件所限，即便是小型车都无法开进来，所以买车的愿望一直无
法实现。恰好在2007年春天，家门口一个姓帅的邻居要出卖房产，在我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他们卖给了别人。按当地的习俗，远亲不如近邻，出卖房产应当先给邻
居打招呼，如果在邻居不买的前提下才能卖给别人。但这个邻居从个人恩怨出发，在出卖房产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找过我们，况且这个2分地的院落是1986年
帅家花1200元从我们手里买走的。时间久了，邻里之间的恩怨免不了会有，但20年的邻里之情还是占主流吧，而在帅家看来，他们在市区买了新居，反正再也
不会与我们打交道了，不管卖给谁，他们都会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
为此我也挺生气，便出面阻止交易的进行，但最后人家还是避开我签了协议。事情的经过是：卖方净收房产款3万元，杨庄子五队的两个队长和一个中介人在收取了买方1500元好处费以后便做主实现了成功交易。
但最后的结果还算是不错，1500元好处费由我买单的前提下，两个队长和中介人还是以得罪远亲而保护近邻的方式把已经成交的房产从那个买家手里夺了回来。算上两次摆场吃饭及其它花费，总共以近3.3万元才收回了当初因生活窘迫以1200元出手的房产。
客观上毕竟实现我所预期的目标，我还是对三个当事人充满感激之情，尽管多花了钱，但我并没有怨言，因为钱是身外之物，同
样有些东西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这样我对买到手的房产进行了改造，终于有了可以停放汽车的地方，并于2007年6月把自己新买的第一辆汽车开回了
家。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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