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来信了
1993年10月15日，位于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这其中不仅同样透露出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而且还同样彰显着人性的光辉。
德·克勒克做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最后的一任白人总统，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1990年2月10日做出了释放在狱中已
经关押长达27年的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人口登录法》和《原住民土地法》等带有种族歧视的相关法规，从此南非进入了一个种族平等和
文明、民主、进步的新时代。
一直默默承受着心理创伤而生活在逆境中的我，为南非人民终于摆脱苦难生活的束缚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
宽宏的精神所感染，他曾以“企图暴力推翻政府罪”被判终身监禁，而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该会是多么的无地自容啊。曼德拉曾经解释说，自己年轻时脾
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的苦难，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于痛苦与磨难。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多少
个27年啊，曼德拉与命运之神顽强抗争的精神也同样给了我曾经脆弱的精神世界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到1994年春节过后，我终于腾出手来在德·克勒克总统即将离任之际，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用英文写了一封信寄到南
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总统府，对德·克勒克的伟大壮举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德·克勒克为解除南非广大黑人的苦难生活，为推动民族和解以及人类的和平与
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信中我表达了中国人民与南非人民一道共同维护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美好愿望，并做为一名集邮工作者同时表达了与南非同行
之间进行集邮领域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想法。
大概过了一个月时间，我收到了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个印有英文和南非荷兰文的公函信封。打开一看除了德·克勒克总统的信还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彩色照片，另外还发现有南非官方邮政印发的介绍南非邮票的精美画册，里面还有集邮机构的地址名录。
信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克勒克总统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进一步发展非中两国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并鼓励我为推动两国民间文化领域的交流做出努力。
作为一种荣誉，我首先将德·克勒克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小心翼翼地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墙上，让我的父亲、我的妻子与我的两个孩子共同分享我的快乐。
随后我还把与德·克勒克总统通信的事告诉了荷兰朋友迪克·德·博依也让他与我共享快乐。
这个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中国邮票的炒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邮市不能等同于股市，一味的对邮票进行炒作就大大偏离了集邮
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我也根本没有资金投入邮市进行炒作啊，仅有的那点钱全压在中国邮票上，到后来吃饭都快成问题了。博依随建议我放弃中国邮票而弄一个世
界专题集邮社，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是我的朋友博依寄来世界各国的邮票帮我初步建起一个专题集邮社，并为纪念他北京一个已故好友的名字金华而命名为
“河北金华专题集邮社”。后来这个名称在中国最大的集邮刊物《集邮》杂志上做广告还引发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浙江有个金华市，人家金华市的集邮协会不干了，
给我打来电话，虽然我说“金华”是朋友的名字，但他们依然坚持要我选用其它的名称。就这样我干脆就用自己的名字应该不会再妨害到谁了吧，于“河北谢强专题
集邮社”的名称一直延用至今。
我从德·克勒克总统寄来的集邮宣传册上筛选那些南非的邮商名录，并试着分别给他们发函寻求用中国邮票交换南非邮票的可能性。最后联系上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邮商并用手上现有的中国邮票换回了包括南非及其周边的莱索托、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好几个国家的邮票。
1995年前后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举步维艰，手上弄的这么多外国邮票卖给谁呢。当时从集邮报刊上了解到全国有集邮爱
好者2000万人，但真正购买外国邮票用于集邮展览而编组集邮作品的人占不到总集邮人数的5％。我只好先到本地的中学去推销我的外国邮票，但这些学生的集
邮意识非常浅薄，只有那些廉价盖销邮票能卖出一些，好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市场。
有一次去我的母校定州中学摆摊，还差点被学校的管理者暴打一顿，人家有规定不让在校园内摆摊。管理学校的是雇来的一对父
子，两个人都是一副凶恶的样子。毕竟这里是我的母校，正是10年前我怀着无限的留恋在无奈和痛苦中离开了这所学校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最后我祈求他们让我
在校门口摆上几本集邮册依然遭到拒绝，那个20来岁的儿子把我的集邮册扔到了马路上不算，还打了我几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来过定州中学，只在其它中学的
门口等到放学的时候推销邮票，有时还在车站邮局门前摆难宣传集邮、出售邮票。
我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贤慧媳妇，得知我30岁的人了还被人追打，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到外边兜售邮票了。我们也可以像其他邮
商进行函购业务，于是她从娘家哥哥那里借来3000块钱率先在家里安装了电话，随后妻子与我一起来到北京的月坛邮市出手了一批中国邮票用收回的钱在集邮报
刊上广泛的进行专题集邮的广告宣传。
随后山东青岛的一位名叫陈相忠的收藏爱好者出价30块钱就把德·克勒克总统的签名照片连同那个信封一并从我手里买走了。
现在感到追悔莫及，如果还能找到那个买家而且东西还在的话我愿意花更多的钱把它赎回来。因为当时条件下，我一度面临着债台高筑，不但饭碗成了问题，就连每
个月的电话费甚至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随着广告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继而才赢得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专题集邮客户，终于稍稍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最初赚取的钱全部用在了广告宣传上，并一直在摸索和探讨中才一步步走向了成功的彼岸。
但是，事业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心理上的阴影就可以自然抹掉，只有当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时候，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才能真正算得上是生活中的强者。
只有澄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够让人民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从而也才能够有效的避免人类历史上践踏人权的事件再次发生。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就像当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样，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以及维护和保障人权的深远意义。
第二十二章 人类历史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永远不能再重演
因1963年发生在华北地区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家园，到1964年我们家随同村里其它农户盖新房的时候，我们竟然
被村里罚款50元，原因是“富农”要与贫下中农区别对待。一家人那时候都被震惊地缓不过神儿来，土改的时候就定成了中农，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富农”了。村
干部们都说，实际上你们1956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以后就是“富农”了，那是人家那边给介绍过来的。
有关那2个起关键作用的村干部是如何在1956年暗地里给我们扣上“富农”帽子的，已经在第二章中做了详尽的讲述，在此不再赘述。
就在1964年当家里发现被人弄成“富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申诉了。那时候的申诉可以说是让我父母把腿都要快跑断
了，首先要杨庄子的村干部拿出人家介绍“富农”的证明文件，但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把嘴一歪随口而出的谎言。西关北街说根本就没有发生
过介绍“富农”到杨庄子村的那回事儿，随后就是两村之间的互相推诿。我们去找派出所查档案可没有村里的介绍信被人家严词拒绝。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社
会还没有身份证这一说，再加上处于那种历史背景下，人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没有村里的介绍信哪能随便给人查档案啊，政治责任谁来承担。
那个时候才真是应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随着村干部们广泛对外传播我们是“富农”的有关情况，整个村子也都知道我们是从西关北街搬过来的“富农”，就这样假的东西经过更多村干部的如法泡制也就变成了“真的”。声势造出去了，我们那才真叫跳进黄河洗不清，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这就叫做残酷的历史现实。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下，我们不管到哪个部门去申诉，人家都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赶紧把我们打发走，生怕落下个与阶级敌人有牵连的把柄。
而到了“文革”时期除了父母无端地遭到揪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外，我们全家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只许老老实，不许乱说乱动”的现实。
“文革”结束以后，村里不但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那个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甚至依旧拿“富农”向我们说事儿，不断地威胁我们。但我们通过私人关系终于从派出所户籍中查到了我们家原本就是“中农”的原始档案。
多么可悲可叹一段历史啊。尽管我们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但我们同样是堂堂正正的人啊，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民
族的事情，从道义上和良心上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换句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即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富农”的帽子却从天而降，由此给一个无辜家庭
的两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我不得不无奈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也就不会因回家种树而惹下长达半个世纪的灾难。常言
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父亲在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中有幸活下来，却没有给他自己也没给家人带来任何福祉，反倒是让全家人先后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煎
熬。
所有发生的一切，到底是谁的过错？我要质问苍天，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
我母亲一生为人正直，父亲老实本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受人欺负的理由吗？这就是那些基层干部丧心病狂的践踏人权的依据吗？
难道说“文革根子”刘德栓和那个丧失党性、泯灭人性的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不该为他们的所做所为付出历史的代价吗？
那2个制造“富农”的村干部，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了，难道不应该把他们的尸骨挖出来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他们陷害忠良的事实，不应该受到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唾骂吗？
30年前的党中央提出了有错必纠的原则，包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甚至追溯到红军时期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昭雪。按民间的说法“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所体现出的同样是一个公平原则。
我要再一次向苍天发问，5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得到公平了吗？
针对我们而言不能不说人权已经在我们两代人的身上遭到空前的践踏，在河北省定州市杨庄社区里，残暴和邪恶势力已经践踏人权整整半个世纪了依然没有罢手的任何迹象，因为他们永远不想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近一百多年来无数怀有报国之心的莘莘学子、无数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的如今刚刚初步强
大的国家，他们的在天之灵绝对不会容忍邪恶势力以及所有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黑恶势力长期横行。对待这些倒行逆施的黑恶势力为什么不能像鲁迅先生在90年
前所说的“掀翻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当代社会里的“筵席”正是他们为所欲为、残害无辜的行为和过程，而“厨房”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族式社会基础和广
泛的黑恶关系网。
四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做出的快速反应以及随后制定的全国哀悼日，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党和国家领导
人心系灾区，并制定出一系列有效的和人性化的救灾方案，让无数中国人感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这是党和国家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也使我充分看
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和国家以及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冤情同样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对我这个家庭所遭遇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公正的调查，对造成历史冤案的相关人员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文革”时期加害我们的当事人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及其家人，如果能在30年前的落实政策时期对我们这个已是身心疲惫的家
庭就别说真诚道歉，哪怕是说上一句带有人性味的话语，也足以抚平我们的多少年的心理创伤。况且我们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要回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哪怕是
能还给我们不到一半的东西，我们也就感恩不尽了。在他自己看来，他为集体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是“文革”的“英雄”，但他滥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残
害无辜，不能不说他是人民的罪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败类，说他祸国殃民也并无过分之处，因为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他依然沉浸在借“文化大革命”而解了他
心头之恨所带来的那种永不消失的亢奋中，可以肯定地说，人性的光辉在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也永远不会绽放出来了。
对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这类自始至终不能悔悟的历史罪人在中国社会现有法律条件下，也不难找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因为像“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追诉时限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笔勾销其犯下的罪行。他们这一类心灵扭曲的历史罪人依然带着“文革”的留毒而
洋洋自得，尽管这种留毒在现有条件下还无法找到大量滋生和繁殖的土壤，但任凭他们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同样是一种无情的打击，对国家和民族所倡导的避免历史
的悲剧再次重演更是一种亵渎。
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不难看到，60多年前纳粹头子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在二次大战期间，犯下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行并没
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任他们逍遥法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管他们逃到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不断有纳粹战犯从世界各地被引渡受审的消息传出，即便是到了现
在，依然有个别已经改名换姓并成为耄耋老人的纳粹战犯被识破后照样接受历史的审判，哪怕是找到了他们的尸骨，也要通过现代DNA技术确定其身份后把它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所有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罪人，天理难容，或者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值得让世人欣慰和称道的是，二战结束后的历届德国政府勇于面对历史，针对纳粹时期无辜的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消息不断地见诸
报端，而且德国战后对被害人的赔偿是不遗余力的，道歉也是真心实意的。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
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1971年10月，因勃兰特在缓和二次大战后欧洲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和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12
月6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到2007年，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0年间已经向包括中国劳工
在内的纳粹主义受害者支付了大约64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700亿元）的赔偿金。
德国现任女总理默克尔的一番话同样让人感动，她说：“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让我们如释重负，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
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没有把历史的责任推给希特勒，而是勇敢的正视历史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希特勒给人民造成的伤害，德国政府的真诚不仅感动了整个世界，也赢得了包括纳粹受害者在内的各国人民的一致尊重和谅解。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的道歉，才能真正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重演。纳粹主义给无数个犹太人家庭带来灭顶之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幕惨绝人寰的历史丑剧和悲剧，爱好正义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一道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也应该认清历史事实并有所反思，而不应该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林虎和“四人帮”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勇敢的面对历史、妥善解决因基层政府的腐败等原因而遗留的历史问题才是对党、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行为。有了正义和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无
法想像作恶有理的人们会对和谐社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 新的伤害与最后的宽容
1992年在母亲含冤离世10周年的时候，曾经在解放战争中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而有幸活下来的父亲，来到定州市政府某办公室要求面见市长说事儿，结果是即不善言谈、又表情表情木那的父亲被工作人员和保安当成疯子赶了出来。
照理说我父亲心里埋藏了几十年冤屈就不能跟市长说说吗？父亲回到家里只是一味的抱怨老天怎么就会那样不公平，他又向我们
讲述了他当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身体多处受伤，子弹也打光了，硬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拾起死难战友的枪继续投入战斗的情景，如今身体里没能取出的细小弹片有
时还会隐隐作痛他都能忍受，而用无数战友的生命才换来了新中国，如今的幸存者想要见一个市长竟然比叩拜皇上还要难，从心理上父亲真的无法接受。只见父亲那
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无奈地跟着满腹委屈的父亲一同沉浸在失声痛哭当中。
2002年在母亲悲惨离世20周年的时候，我受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驱使，便抽空亲自来到定州市人民政
府。我想到了10年前父亲想要面见市长的那一幕，不过我本人与现任市长郭若定在一年前曾有过一面之交，虽说那个时候我是商务谈判首席翻译的身份，但人们常
说酒桌上的话最多只能信一半，况且我现在又是平民百姓的身份，他是否还能记起我来，为避免遭到类似的尴尬局面，我首先来到了信访局咨询，以寻求解决历史问
题的方案，得到的答复是：“别说找市长，就是找江泽民也解决不了你说的那些问题。一方面你们所反映的问题早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找不到哪个恰当的部门来
给你们解决历史问题了。”
我当时鼻子都气歪了，感到天旋地转随即晕倒在信访局的桌子上，因为受害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申诉无门不算，最后还要承担过时的责任似乎总有点不大合理吧？
我尽管是靠自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在很多人的眼里也算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理智约束自己并告诫自己不要做出过激的事情来，况且一家人几十年的苦难都熬过来了，遭受一点不能被人理解的委屈又算什么呢。
想当年一个打公用电话的消费者被多收5毛钱电话费还要最终讨到一个说法，而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毕竟几十年的冤屈至少得有人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啊，难道就真得让我们的冤屈永远不明不白地尘封在这个世界上吗。
2003年8月4日，我同时给定州市政府各部门以及新上任不久的定州市市委书记的和风通过邮局寄去了一封封附有回执资费的挂号信，现将依然保留在电脑中的信的内容粘贴如下：
尊敬的和风书记，您好。
首先请原谅一个普通公民冒昧地来信打扰您。
恳切请求耽误您10几分钟，看完由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低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背景的平民百姓所反映的和要求解决的人道主义问题（详见《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诉材料》）。
从邓小平恢复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时,我们就看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希望，但这个希望至今已经过去20多个年头了，无
数次的上访和信访，所看到的是某些当权者对人权的践踏……到头来，更可笑的是，定州市信访局的负责人说我们反映的问题早就过时了，我反驳他说“中国在日本
占领时期的受害人，现在才找日本政府讨说法，算不算过时？”即便我们的问题算是过时，也是过去历届政府中这类只挣工资不办事的官员造成的，难道还要我们承
担过时的责任?
在此我也要郑重声明，我们所反映的历史问题是100％属实的，为此愿承担法律责任。20多个年头了，投诉无门，山穷水尽，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的问题，也有人把责任推给林彪和“四人帮”就算了事了，这是什么逻辑？我们对此不好发表什么评论。我父亲已经76岁了，现仍下地劳作。为了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为了父亲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间的真理，我们等待您的答复。
我们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政府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以高度的责任感，以对党，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成立一个专案组，对我们申诉材料中所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调查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我们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克制并做出了牺牲，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更相信党和政府迟早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我们期待着……
如果您感到自己作为县级市的领导权力有限，可将材料通告上级政府。我同时也给郭振光市长发了函，前几天也给市政府办公室和市人大常委会发了函。希望定州市人民政府就此事进行协商，并妥善处理。谢谢您了。
谢强
2003年8月4日
地址： 073000 河北省定州市杨庄子村铁西居21号
电话:0312-2305530 2353404
三天以后我仅仅收到了好几个我已经支付邮资的回执，回执显示我寄出的信件均被妥善签收。我守在电话旁又等待了很多日子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哪怕是有句安慰的话也算上，但照旧除了劳民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
到了2003年8月27日，在自己的心境极其复杂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的背景下，恰赶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
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40周年的日子。自己在立志做一名崇高的新闻记者之后，虽然在艰苦的磨难中奋斗了二十多年，依然做为一个
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在不断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而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我没有高喊过爱国的口号，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于
是我不分日夜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之现状与中华民族之梦想》的文章，副标题是“为纪念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40周
年而作”。文章以邓小平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客观公正的评价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功与过，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时弊。
我可以坦言地指出，真正忧国忧民的人们大胆的指责政府所存在某些弊端才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爱国的和负责任的举动，因为他们
是带着良好的心愿希望党和国家永远有一个健康的机体屹立与世界强国之列；那些利用各种手段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以及那些随波逐流只会给领导层拍马屁的人们不一
定能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反而会是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源所在，现实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老百姓生活中常说的一句话同样彰显出真
理的气息：“苦的才是良药”。试想如果一个医生看到了病人的症结所在而却不给病人指出来，虽然表面上健康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赢得了病人的欢心，但医生充其
量也只能算作是一名丧失职业道德的庸医，那只能会延误病情继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忧国忧民的人们勇敢的面对社会问题、勇敢的指出社会问题
的焦点所在，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才是真正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行为。
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是应该勇敢的揭露社会丑恶现象，而不是当问题发生在某些要害部门的时候就迫于压力而采取掩盖的措施，
事实已经证明某些掩盖社会真相的做法只会加深社会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同样是背道而驰的。不管是发生在党
内还是党外，所有那些违背道理、情理和法理的事情，只有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勇敢地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才能切实有效的把社会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只有这
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不会是空话。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很不知名的论坛里不知道什么人把那篇文章贴到了网上，网友发表的评论是“精彩之至，不愧为好文，我来
顶”，还有的网友只留下了四个字“勇敢的人”。我也不想升官发财，做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只要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又有什
么不敢说、不敢做的呢。我赞同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谁做总统都可以。
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争取黑人的民族、民主权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集会讲演中说道：“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
践它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
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
马丁·路德·金同样不愧是一位勇敢的人，他大胆地指责和抨击美国政府的所有言论，不但没有招来美国政府的恼怒，反而成为
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继而成为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的楷模和典范。马丁·路德·金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美国政府在种族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
一大步，为此金博士获得了196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试想一下，国家要兴旺发达靠那些卑鄙无耻之流仅凭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宝，从而为所欲为还要掩盖那些与道理、情
理和法理都相违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真相，能行得通吗，老百姓能买帐吗？党和国家的宏伟事业又怎么不会遭受损失？由此一来，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就不是耸人听
闻。
因为各级政府都在忙于学习实践“三个代表”，为了不再给定州市政府添麻烦，我依然苦苦寻求着依靠自己的方式、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最佳途径。
因集邮的关系，我与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的编导李近朱是朋友，他也是我的客户，他最早是看到我登出的广告之后通过电话与我联系的，他是国内集邮圈里较有名气的集邮家，他的专题邮集《维也纳的音乐故事》在国内和国际集邮展览中获得多次大奖。
2004年我与李近朱协商是否可以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制作一期节目来揭开发生在定州市杨庄子社区长达几十年不公正问题的历史真相，但由于时间跨度大以及可操作性难度也挺大，才没有实施这项计划。
2005年6月11日“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的发生，使河北定州这个拥有120万人口的县级市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
点。6月13日，定州电视台晚间新闻播报一则消息称：河北省省委决定，免去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定州市市长郭振光二人的职务。2006年2月9日原市委书
记和风被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2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15年至6年有期徒刑。我在文章中预言的
事情仅仅2年后就在定州发生了，而且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尽管地方当局进行了新闻封锁，严格限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活动，甚至把国外记者拍到的东西都要销毁才
能允许进出事发地。正常的社会突发事件，又不是什么军事机密，地方政府愚昧的新闻封锁和掩盖事实的做法同样是不得人心，也违背了新闻道德准则。
2006年夏天，借杨庄子社区向我们询问日伪时期给我家造成相关损失的机会，我向社区领导再次提出了解决我们历史遗留问
题的请求。女社区主任对我向她谈起解决我们历史问题的事儿很是不高兴，说她一来参加领导工作时间短，二来对那些历史问题都不知情，没有办法给我们解决那些
事儿，建议我找党支部书记问问。我随后来到书记胡庆山的办公室，首先向他询问我家被强加“富农”的由来，他的答复依然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我并没有反驳
他的观点。因为我心里明白，而他的心里应该更明白：50年前给我们强加“富农”的村治保主任不是别人而正是他的父亲胡栏树。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外加残酷
的现实，而不是小说当中所描述的那种虚构的巧合。但是谎言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掩盖不了事实，终将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我向他提议把各方当事人都集合在一起，我出钱摆上几桌宴席，大家以和解的姿态解决问题，只要能为我们几十年当中所遭受的
苦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就可以了。随后我又向社区领导分别提交了书面材料，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做为基层领导肯定有人家无法表达的难处
啊。首要问题除了那个书记胡庆山的父亲50年前因陷害忠良而导致我们灾难性后果以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先前那个不择手段混入党内的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正是
现任书记胡庆山的亲家母，而女社区主任不论与现任书记之间还是跟“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家族来说都是亲属连带关系。当年我浇地时因其面粉机而烧
毁机井电机那个外来户，早已是家财万贯的超级富豪，而现任女社区主任也早已经跟这个富豪结成了亲家关系，而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一个儿子恰恰是这个富豪妻
妹的丈夫。想当年因为这个富豪的责任而烧毁电机，一个小小的电工就可以强迫我为他买单30块钱。所以，针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面对这样一个
如此强大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我们自然会显得无能为力。
试想发生在定州市的一起绑架杀人案当中涉案的2个犯罪嫌疑人，杀人偿命自然是行不通的，经过多方活动，以敲诈罪弄成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2年。然而在开庭的时候，狂妄的犯罪嫌疑人竟然当着法官的面打了被害人的父亲几个耳光，法官丢了面子一生气才给他们分别加刑到7年和4
年。对于杀人都不算个什么事儿，所以，我们解决历史问题就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事儿了。
想当年震惊中外的“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以后，由上边派下的工作组入住定州大酒店。听社区的人们说，那个时候杨庄子领导
层被吓的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来了个本未倒置，反过来向某些人求请不算，还给平常那些一直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们送点小恩小惠以保障没有人联合起来找他们的麻
烦。那个时候的杨庄子社区与绳油村那边相比同样的混乱不堪，老百姓因占地赔偿问题也跟着起哄，有人弄了几十米白布准备打出横幅，后来据说是退钱消灾才得平
息下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凡事围着自己的圈子转，脱离群众路线是免不了的。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当时有几个人找我一起揭发他们的某些事儿，但是我这个人秉承了父母的传统，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所以，我不会跟着别人起哄做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我只希望他们能在受到惊吓之余会好好反思，从而多给杨庄子社区办点实事儿，给老百姓多谋点幸福。
但是我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连我最低的要求他们都不肯答应，真得就让我们接受那种“永远保持沉默”的解决方案，难道说
这就是给我们50年苦难生活最后的说法吗。是别人害的我们到家破人亡的境地，受害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为重，反过来提出向施暴者祈求和解的方案
也不行。
我这个人活到45岁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凡事要讲理，不但要讲道理，还要讲情理和法理，而且更要讲真理，当然很多时候遇上
没有讲理的地方也就只好能忍之则安之了。想当年赢得第二任妻子的心也正是她看中了我讲理的缺点，而她的优点恰恰是通情达理，所以一拍即合才由此构建了一个
让杨庄子社区居民都刮目相看的和睦家庭。
第二十四章 要为真理而斗争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40年前的那个文盲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时至今日依然沉浸在“文革”官运的黄粱
美梦中无法醒来，假如进了班房能否如梦方醒也很难说，因为他恰恰就像那些顽固不化、令人厌恶的法 轮
功分子死不回头是一样的。如同当年大清帝国的皇亲国戚们虽然被孙中山的革命成果赶出了皇宫，但直到民国多少年以后还依旧做着复辟的美梦。
在我2006年找过社区领导之后一段时间里，我遵循着国家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便再次试探性地接触当年革
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儿子，想探讨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以期用某种让大家都体面的方式得以解决。但同样让人失望，因为与其父亲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按照他们的
说法，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把它忘掉就行了，解决办法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即使这样，我依然诚恳地向他们发出邀请，打算摆一个家宴与其开诚布公地做一
次长谈，以期化解恩怨、达成谅解并在实现两家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但2年过去了，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响应。更没有得到希望他们对“文革”历史上
的那些事儿有所悔悟或道歉的信息。可以作个换位思考，刘德栓有三个儿子，如果冤案发生在他们的家庭，试想他们能否接受那种实际上就是要让历史的错误永远尘
封于世的解决方案。
话说道这份上还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然是弱者，才能让他们有十足的底气继续用为所欲为的方式对付我。想当年刘家父子三人在强者面前奴颜卑膝、被打得遍体鳞伤跪地求饶时的情景他们早就忘的一干二净了。
同样是在“文革”时期，当时的团结村住有一户因右派下放回来的陈氏家庭，在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危难之时，原革委会主任刘德
栓依然在经济上对人家做了一件落井下石的勾当，以某种借口弄了人家300块钱。“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陈氏一家得以落实政策，在准备举家返回北京之
前曾找刘德栓讨要那300块钱，而不思悔改的刘德栓依然是以“文革”英雄的姿态对待人家，同样拒绝了陈氏一家的正当要求。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1986年，突然有一天在杨庄子村来了一辆北京牌照的大轿车，从车上下来5个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人。
他们顾不上旅途的疲劳直奔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家里，20年前的300块钱按可比价格算加上利息和各种精神损害共
3000元。听到这里当年刘德栓的威风一下了就全没有了，反而瘫倒在地上。因为此时的刘德栓就别说3000块钱，30块钱他也拿不出来，赶紧派人把他的两
个儿子找来，当时刘德栓的三儿子才只有10来岁，他当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大道理，只会呆呆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刘德栓的两个儿子回到家里后一改过去那种耀武扬威的姿态，却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反正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三
条。这时陈家兄弟中的老大说话了：“你们自已都撒泡尿照着看看，算算你们这三条命值不值3000块钱。要是说你们是三条温顺的良种狗，我们还可以牵回去看
家护院或拿到集市上卖个差不多的价钱，就是亏点我们也就认了。你们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狗，算算你们这三条狗加起来能值多少钱。”
短暂的沉默过后，便是一阵猛烈的拳脚雨点般地打在这几个曾经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的刘家父子身上。那一时刻除了一只只铁拳发出那种像现代摇滚乐中的舞蹈动作所带来的时代强音，还伴随着哀嚎声中哭爹叫娘、叫爷爷的时代尾音。
就这样刘家父子在正义面前、在压倒他们的强者面前不但分文不少地还上3000块钱，还对他们当初丧尽天良的举动遭到差点丢掉性命的皮肉之苦的回报。
据说当时恨的人家真想来个超出法律范畴而要了刘德栓性命的举动，只是因为他们那种可怜相与三条丧家狗相比并好不到哪儿去，再说堂堂正正的人哪能跟畜生一般见识啊。
故事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要债方式似乎也不大合法吧？
我个认为，要按照道理和情理的方面去衡量，应该算是天经地义，要从法理层面上来讲我同样认为不免有些欠缺甚至是违法。但
是话又要说回来，人家陈氏家庭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耐心和理性的宽容度，人家不可能为3000块钱再等他几十年，因为即便是等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刘德栓
也不会从魔鬼变成人，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刘德栓在1960年代坑了陈氏300块钱就恨得人家甚至想要他命的心都有，而他所欠下我们的血债用它的10条命也是根本
无法来偿还的，而恰恰是在拨乱反正时期如果它能说出一句人话来也就足够偿清他所欠我们的一切债务，同样即便是又过去了26年后的2006年在我最后找他们
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所悔悟也能说出一句人话来，同样也可以抚平我们心灵上的创伤，而且仅仅是一句带有人性味的话照样可以低过刘德栓10条命的价值。我在此
写的这些话语让我本人看上去也有些偏激，可我又真的找不到什么更恰当的方式来描述这种作恶之后反而有理的残酷现实。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等到他们能说出一句带有人性的话来，就更别说什么道歉和忏悔。原因也很简单，尽管真理在我的手里，但至高无尚的权力及其威慑力依然在人家的掌控之中。这不单单是表露出权力大于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同样障显着道德和人性的缺失。
当年发生在团结村派系争斗中的命案，在拨乱反正时期有5个人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后来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回家的陈铁山还
通过第三方向被害者实家属诚恳地传达了道歉的信息。这是难能可贵的，这证明陈铁山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他的做法不光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同样受到了杨
庄子村民的尊重。陈铁山在几年的监狱生涯中还学到了一门行医的本领并考取的行医资格，在1986年出狱后便开了一间诊所直到现在。
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历史应该能够再一次证明：谁能够笑到最后谁才算是真正的强者，尽管我在刘家父子面前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弱者的姿态，但是真理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依然不会相信正义还会继续无休止地败倒在邪恶面前。
时代在变革、社会在变革、主宰世界的人同样也在变革，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是在不断的随着整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完善和美好的变革过程中，交替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弱者到了彼时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压倒一切的强者，反之强者也会变成弱者。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同样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某种影子，而这个影子就恰恰体现在人类道德水准的某个层面上。尽管进化
论讲的是动物世界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其中不免会体现出弱肉强食的血腥，而几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人类按这种以强欺弱的进化方式是永远行不通
的，二战时期的纳粹主义也正是利用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说作为他们大肆屠杀犹太人的理论根据和借口。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不能把它引申到人类思想和意识
形态领域中呢，革命导师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最起码人类的思维和道德水准为什么不能向着这个最高境界而进化呢。所以，达尔文适
者生存的动物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当中的时候，那就是在人类的思想不断朝着高尚和文明的进化过程中而得到升华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所有那些违背历
史规律、违背道德准则以及所有那些多行不义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在力量上处于强者的地位，但最终会都被无法阻挡的历史车轮压的粉碎而成为人类文明背后的垃
圾。
对于我们单单从道德准则而论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对于我们的忍耐来说更是已经大大超出了承受极限。但我们依然还在苦苦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最终还是化为泡影。
难道就不可以开动国家机器将人类社会中的邪恶与残暴的黑恶势力打压下去吗！！！
正如《国际歌》中所唱到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以往的30年时间里，我们更担心打不死的毒蛇会反咬一口将是致命的，所以从来就没有勇气想到过要将他们的丑恶行径公之
于众，现在是我们应该配合国家和人民有所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坚信通过理性的和法制的手段最终会讨回公道的，因为再多么黑暗的乌云也永远做不到长久遮挡太阳
的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儿女与中国人民一道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才建立起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彻底驱散
了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乌云，中国才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太阳的光辉就是党的辉，它不仅指引和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势
必还会彻底驱散那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腐败和黑恶势力等诸多新的乌云，党的光辉同样还会指引着中国人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继续奋勇前进。
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集团在“文革”的10年间给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杨庄子村个别像刘德栓和张玉春这类干
部前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956－2008），同样给无辜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看不到尽头的精神伤害，至于是否犯下了罪行，在经过党和政府
的司法及公安机关，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的前提下，进行调查和侦察以后将同样会有一个公正的定论。
我有理由相信，最后的公正应该是全体热爱正义、追求理想的中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的美好结局。
各级权力阶层应当看到时代已不是过去的时代，处在全面进步与发展的中国已不是往日的中国，已经觉醒的人民也不再是以往任
人愚弄的人民；靠隐瞒事实、掩盖真相的做法永远提高不了权力部门的声誉，靠违法的强权和令人厌恶的专制维护不了社会上邪恶势力的长久存在；只有权力阶层勇
于面对事实，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姿态处理好、解决好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公正问题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着正常与健康的方向发展。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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