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厄尔尼诺》
1995年11月20日
争辩的结果不仅得不到治疗，反而使我的处境更糟。工作室的钥匙又被没收，清监时成了重点的重点，所以日记是不能再写了。而且那些藏在暖气片夹缝里的
日记，我都把它们从中间裁成两半，把两个半片匿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只有把两个半片都搜查出来，合在一起，才能看清我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这也正像我的
画，全部是由两张或多张宣纸拼成一个整体的，单一的每一张只是整幅画的一个局部，这样我就盼望着冰冻的日子早些来到，那样就可让我把藏在半截水泥板下的画
和那些日记带出劳改营，匿藏到分场冰冻的厕所中。那个厕所如厕的人少，而且就在我们劳动的菜窖旁边。只有把那些画和日记冰封在这个地点才安全。1995年11月21日
黎明的太阳照耀在铁窗的玻璃上，反射到我蜷缩着的阴暗角落里，感到一阵暖融融的。我揉了揉眼睛，摸一下被褥，脚下的那一端是湿漉漉的，铺顶在滴水， 一滴又一滴黄色的锈水滴在我的被褥上。再一看监舍的天顶上好几处地方都渗透着水柱。上铺开始有人喊叫：“漏水了，漏水了。”没人理睬，这几天是黄教导员的 班，好赌如命的监狱长和几个队长凑在一起，总是酣战达旦。好事的见喊不来值班队长。就撞着铁门大喊：“天漏了，天漏了。”下铺的人看着监舍中一滩水迹竟喊 起“地淹了，地淹了。”前些日子刚报道了日本神户大地震，更加人心惶惶的，想当然这是一场大地震的预兆。大厦瞬间即将倾倒，铁窗、铁栅和铁锁链的禁锢杜绝 我们逃生之路。一种人为的恐惧把大家的心扭在一起。
此时，我向大家讲述了张贤亮写的《土牢夜话》。在文革中的某一年，土牢里关满了犯人。……天公施虐，暴雨成灾，洪水泛滥满过了河岸，土牢沉浸在一片 汪洋之中。土牢里的犯人开始不安了，他们拍打着狱门，摇撼着铁窗，革命委员会的红色纠察们都逃生去了。水漫过了小腿，涨过膝盖，犯人们希望洪水把一切都冲 决，包括那个充满灾难的世界。水还在涨，满过了肚脐，犯人们在作殊死的挣扎……
现在筒道里各个班都在喊叫，唯有我们班沉浸在吁唏之中，我加重语气继续说：“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水漫上来了，土牢就要嘣溃了，犯人们欢呼命运将会 在天翻地复中重新选择……”这时，李队长拿钥匙开启了监舍，踢开了牢门，自言自语道：“奇怪，这里怎么这样安静，难道不知道暖气检修漏了闸，三楼已是一片 海洋了？”
队长点了几个人的名去三楼排除积水，没有喊我的名字，队长要走，正在锁监舍的铁门。我喊：“报告队长”队长转过头来，我说：“去工作室看一下，也许已漏得一塌糊涂了。”李队长从李副指导员那里拿来了钥匙，又开了监舍的铁门，示意我跟他去工作室。
工作室的门打开了。久违了的工作室只有几片干裂的茶褐色叶子在秋风中飘荡。工作室没有积水，地上的两滩水墨是那次李副指导员催我离开工作室时急匆匆 泼下的。画中黑墨圈成了我生存的状态，赤色的惊涛骇浪中我看到的是殊死的挣扎，说不清这是我们民族还是我个人的命运。我想起法国画家席里柯的画，看到被血 色浪潮卷起的是国家的厄运和民族的灾难。我借用席里柯画名《梅图萨之筏》作为这幅画的命题。
1995年11月23日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重复的是千篇一律的无奈和艰辛。
这段时间，我完成了《地火系列》三联画：《晃来荡去丧钟》、8尺×8尺《与狼共舞》、4幅4尺×4尺《魂归去来兮图》。每当不出工的日子，黄世良仍 是用大铁锁把我们囚禁在监舍中。而队长则囚于“方城”。於是就形成了两个互相封闭的空间。我倒是能定下心来，聚精会神地作画，少了些队长的盘查和干扰，换 取精神上的自由驰骋。
出於某种需要，中队把辉子、于头、田狗都调入了我们班，他们结帮成派，整天骂骂咧咧的，让人不得安宁。我把这看成“鲶鱼效应”，越是恶劣的环境，越 是潜心艺事。我仍是占据着床边的一偶，席地作画。班中的牌局又增加了一摊，聚成了三堆，常因一张牌争得面红耳赤。黑老大仍坐在窗下，蹲在那盆桃红色的高锰 酸钾溶液旁讲述着桃红色故事。淫词艳调，在田狗沙哑的嗓子中吟唱出来，蛊惑人心。
于头叫于德海，北京市人，他的那点音乐才能，让他在国庆一曲口琴独奏中赢得掌声。他即将期满释放，对花花世界的向往使他夜不成眠，而大白天却哼哼作 梦。梦醒之时，他会兴奋地手舞足蹈，在表演列车启动的口技后，他疯了似地呐喊：“驰向北京的火车启动了！去你妈的……”三年的压抑，极度的亢奋。意淫成为 口淫……喷出嘴巴的全是污言秽语。
1995年11月25日
“我要杀人!”辉子今天咆哮着。因为“肏屁眼”被抓了现场，辉子耍尽手段，从吞钉子“自杀”变成今天明目张胆地狂叫“杀人”。从辉子的歇斯底里的狂 叫中我听明白了，原来黄教已告诉他：分场决定给他加刑4个月，上报后今天收到北京市劳改局的批复，被追加成九个月。咎由自取，他只能用狂叫来发泄。
“肏他妈的屁眼！”想不到小小的屁眼会使他再蹲九个月的大牢。他越想越冤，越冤越恨，他悔恨交集，忿忿不平地只是狂喊着“杀人”。他的蛮横无理是中 队惯出来的“惹不起总是躲得起”谁都不说话。辉子喊着不过瘾，夹杂在“我要杀人”的咒骂中又狂妄地加上：“我们北京见分晓，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舔我的 脚指，再杀了他。”
他把自己膨胀成混世魔王，似乎北京城里他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帮主。三个月前，他从禁闭室里放出来，竟然穿起警服到大伙面前亮相，喊的也是这句话，那 个时候他喊着“两个月后北京算帐”，现在一下子加了九个月。如此明目张胆地叫嚣“杀人”竟没人管。平时我们说句话就成了破坏改造秩序，今天的黄教导员怎么 不说话啦。
我把画笔一扔，再也画不下去了，我阴冷的脸像凝固的冰山，而在冰冻的表面下，“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就像我正在画的《地火–厄尔尼偌》一样。心底的火山喷发，将掀起翻江倒海的狂澜，但愿淹没的将是罪孽深重的世界。
“你要杀谁?”“我要杀你，本来想到北京杀你，现在就在这里杀你。”冲突就这样开始了，我走了过去，从床垫下拉出他们平日切菜用的粗钢条磨成的刀， 扔给他。并说：“有种的往这儿扎一刀。”我指着胸口，接着说：“我就解脱了人世的苦难，拿你的小命换我的老命。记着，我可有了垫背的……你空喊杀人，只会 吓吓像你自己一样的人。”见他不动，我走过去把掉在地上的刀捡起来，放到他身前的长凳上，喊了声：“窝囊废，怎么不动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痛痛快快地我 们都去死。”可惜他不是一个真流氓，除了骑墙、势利只会泼皮骂街。
监舍的人分成了两边、在对峙的沉默中。于中队长、黄教出现在铁门前，我指着墙上的监规所纪对他们说：“报告政府，请保障中国式最基本人权–生存权。容忍就是默许，是姑息养奸。”辉子被叫走了，我给中队分场提交了“备忘录”我说：
“生存权”是动物界最原始的本能要求，眼下我受到明目张胆的威胁，柳正辉肆无忌惮地狂喊要在北京和这里杀人，你们不能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必须纪录在案。”
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是大调班，我被调出二班进入五班。五班即菜园班，胡建华队长主管那个班，真是冤家路窄，六面碰壁的禁锢中，我竟又落入他的手心。是巧合还是存心整治我，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1995年11月29日
下雪了。午后，在阴云密布的荒原上，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无声无息地复盖着大地。满目凄凉的北大荒是那样的白洁无瑕。似乎茫茫的天地间已没有苦难和邪恶的痕迹。
秋收结束后，各班分组去打米。我正愁着如何应付这肩扛200斤大麻包上碾米机的重活。因为有人早就盘算着非把我干得趴在地上不可。而我的肾病是扛不 了这个大包的。在我等待恶运降临时，王中队长喊我去办公室，他分配我为分场八连赶制五张图表。这图表每张都有整块三合板那么大，需要去工作室制作。因此， 又把工作室的钥匙交还给我。我的天呀：这是王中队长救了我，不然我是无论如何逃不出胡建华队长的手心。逃过了碾米扛包这一关，其它的什么劳动，我都能顶得 住。趁此机会我一边设计制作图表，一边赶紧作画。把《地火–荒原烈焰》展示在地上，又重新敷上色彩，然后作了些调整。并题上：
“公元1994年4月18日，正学於北京遭逮捕，5月27日解押北大荒，囿於双河监狱。铁窗下常见黑土地烧荒。荒原烈焰、火光冲天、狼烟蔽日。仰首苍天黑云，长啸感叹之余，泼墨作三联画《地火》。
大班去扫雪和卸煤，中队仅留薛队长值班。筒道里空无一人，我又把三幅《地火》组画并列展示，36平方的工作室里只摊得下两幅，就把其中一幅悬挂在墙 面。那满纸烈焰和干涸的血泪，展现曾经有过的抗争，使我的心狂跳不已。今日是宇儿遇难两周年的忌日，人生如梦，我只能在极权的监狱中期待着历史的终极审 判。
1995年12月5日
又熬过了一年，已是1995年的最后一个月。还有一百多天，就是我解除的日子。我会不会得到自由呢?“到期了，你得留场就业，到另一个叫八队的地方 继续劳动改造。”这是我听到最多的推测。八队是什么地方呢?《第二种忠诚》里写的嫩江改造营叫七队。可见八队就紧挨着七队。也许我会见到那个在光天化日下 被枪杀的李植荣无辜的阴魂。
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从进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受到挑衅。我早就料到我落入胡建华队长手中的结果，现在我正被他捏在手心里，他早就扬言，等我进他班的那一天，非把我整得死去活来不可。
想起进班后的种种遭遇，原来都是胡队长怂恿的。我不敢相信一个政府的干部竟会如此狠毒，这一次我可是在门口亲耳朵听见的。我怕我听错了，又特地询问 高洪明。高洪明说：“在你去工作室时，胡队长就公开对班上的强劳人员说：‘严正学欠揍，打他个半死。大家都说没看见，本队长给你们担着，他告佛到西天也没 有人理睬。’胡接着又说：‘大家把他蒙在被子里狠凑，落下的是内伤，打完后，谁也说没看见。”我向高洪明证实后，又问王泽清，他们全都证实了胡队长煽动的 语言。这些话使我更明白了我的处境。显然，胡建华队长正盘算着如何让我在强劳人员的拳脚下受到严惩，用他的话说：“这才叫做铁窗风味!”一个小队长，怀恨 在心，蓄意要害我，而我又被安排在他的班中。
今天黄教威胁我说：“这么多人，拿被子把你一蒙，打你个半死，你找谁去?”我说：“我就找你这个监狱长，劳动营里谁来惹我，我都找你。你们明知道胡 队长和我过不去，却把我安排在他的班中，让他明里暗里整我，我要求保障最起码的人权–生存权。”我给黄教递上一份抗议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劳改局双河总场、分场、中队领导：
为了我的“生存权”我不得不再写这份材料。现将情况反映如下：
30日下午通知我搬到五班(胡队长和我有成见，曾用六根电警棍电过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调进胡队长的班)。那天傍晚我抱着被褥进了该班，笑着对 同监的人说：“请大家多多关照。”胡队长唬着脸指定我的铺位，在王建军和董全红之间。烟国江马上去整理下铺的铺垫。他把草垫子往南靠得很紧。我赶紧自己动 手并不迭地说：“我自己来铺，我自己来铺。”我想烟国江是上铺的，不好意思让他帮我搬下铺的铺位。然而我马上明白了，他是故意把草垫子向两边凑紧，在我睡 觉的铺位上留出一个20公分的深坑。这是胡队长给我指定的并由他给我搬成的铺位。我苦笑着，找来个纸箱，拆开来碾平，垫在沟上，应付着。
接着是卫生分工。他们告诉我：擦东窗、西窗；负责清洁墙面、门、镜框；整理悬挂物，清除监顶四角和灯泡上的蛛网及拖地等等，并粗着嗓门告诫我：‘干 不好就得扣分!’我明白这是二、三个人的活，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后来他们又说：“每餐饭后把我们的碗涮洗干净。”而此时胡队长和班长辜洪发就在旁边，当然 是他们默许这样的安排，想以此来达到变相地惩罚我的目的。
晚上睡觉时，邻铺的王建军对我说：“我睡觉不老实，会打人。”我笑笑，当是对我开玩笑，并说：“人多，挤着，难免不磕碰，没事的。”也总算是睡下 了。但当天晚上，王建军两次伸过手来，把拳头打在我的眼窝和鼻子上。我两次惊醒，见他睡着，就轻轻地把他露着的膀子(这膀子上还纹有鹰头)塞回他的被窝。 第二天起床后，我对他说：“你晚上真的伸手过来二次都打在我的脸上。”他嘿嘿地笑着说：“睡熟了，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再说什么。如果他真有这个毛 病，我得请示队长同意睡在他的脚下。
第二天晚上睡觉时，王建军反脸找茬了，他恶狠狠地对我吼道：“不准你的被子、盖在上边的衣服碰到我的被褥。否则，把你的东西全扔了。”我说：“大家 睡一个炕上，谁也无法保证不碰在一起。”我知道他是没事找事，是胡队长怂恿他报复我的，不理他，闷头就睡下了。半夜里，我的左脸被他狠狠地扭了一下。我梦 中惊叫起来，抓住了王建军的手，问他倒底想干什么?，班上的人都醒了，王知道自己没理，张着眼不回答。我喊值班队长，大家说王是小人做暗事，劝我忍着明天 再说，我也不说了。起床铃响了后，我劝王建军别暗做，是好汉就明着来。烟国江在上铺喊着：“你这种人，假如在大刑圈里，早给人打死了。”我说：“有人就是 想煽动你们整死我，可我不怕死，我们明着较量！”
今天中队让我搬三合板到工作室画八连的图表。搬好后，到食堂吃饭，他们几个又喊着不给我饭吃。理由是我没有去压面条，又说我是‘政治犯’到期也走不 了……。以上种虐待侵犯了我的生存权，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各位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把我调入五班？为什么胡队长要煽动强劳人员来揍我？我抗议这种变相 的迫害，要求保障我最基本的人权!
双河劳教所一中队五班严正学95.12.4
这份报告昨天成文，还没交上去，早上起床，竟发现我的过冬皮靴，被人扔入尿桶。故又补充一段文字如下：
附：今晨起床，我找不到我的皮靴，后发现我仅有的一双过冬的皮靴连同毛线袜子，一只被扔进了尿桶，现在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仅要求中队认真查处这一事件。
我将报告复写成三份。一份交到中队办公室。李指导员看后，立即来到班上，拉开铺面看了一下，看我睡的地方正是个大坑,就喊烟国江，命令他和我对调床位，烟不吱声。查扔皮靴的事，谁都说没看见。我指着王建军，肯定是他干的，王死活不认帐。
我把第二份报告交到分场黄教导员手中时，黄先训斥我事多。追问我复写纸是哪里来的，然后收缴了我的复写纸。他说：“你在二班搞不好团结，到五班又是 这样。”我说：“胡队长在背后怂恿班上的强劳人员报复我，没有他的煽动，谁敢明目张胆地喊要杀了我!要把我整死！不给我饭吃！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黄教 反问：“胡队长说过这些话?你有证明人吗?”我说：“如果要对质，起码有两个人能给我作证，因为他们都是即将解除的，不怕受报复了。”黄教说：“谁能给你 作证，你告诉我。”我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是谁，反正有人作证。”黄指着报告说：“你说不给你饭吃，有这么严重吗?”我说：“他们当然只是空喊，因为中国 只有杀头的罪，没有饿饭的罪。明天要枪毙我，今天还得给我吃饭。总得讲讲‘人性’、‘人道’吧!”黄教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八队，大家用被子蒙住你，打你 半死，你找谁去？”我说：“要是在七队，别人用枪毙了我，才能封我的嘴。不然出什么事，我都得找政府。”谈话到此结束，黄教知道我指的七队就是《第二种忠 诚》中写的枪杀无辜犯人李植荣的“七队”。为这件事，我和黄教以前辩论过。我说“七队”就挨着“八队”,就在这个地方，他说：“这是写文章的人胡编的。” 黄教的这种态度，扔靴子的事就石沉大海了。
想想崔法祥进班时，遭到单队长棍棒毒打，又被队长煽动被同监犯人拳打脚踢的惩罚。
可这些骑墙、势利的小人只敢暗做。我把浸在尿桶中的那一只皮靴、毛袜捞出来，洗干净，就凉在中队的大院中，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大家猜测着说是谁 干的。我说：“不在乎谁干的，问题在于受谁的指使，我亲耳朵听见胡队长怂恿犯人来揍我，黄教不追查，有人才敢这么干。”没有袜子和皮靴，我只能光着脚穿着 拖鞋在筒道里走，李副指导员见我光脚板走路，追到我监舍，扔进来一双布棉鞋，劝我先穿这双鞋，并说：“东北的地气凉，冻了脚就会感冒得病的。”
接着是铺位大调动，我和高洪明挨着。
1995年12月8日
调动铺位后，我睡在靠墙的一偶。
对我的种种欺凌和变相虐待不作查处，“皮靴事件”也不了了之。发回工作室的钥匙，要我在八整块三合板上画五幅壁画。他们先是让我下大班割稻子，掰玉 米，打水渠，挖土方……承受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折腾得我趴下去，爬起来，昏眩、休克几次之后，现在进入了农闲时节，才拿这摊活来挤我创作的时间，还美其名 曰：“你是画家，不练练手，将来就不会作画了。”为了我的那个工作室，我无意计较，并无偿提供颜料及工具。但我提出了附加的条件，就是得同意我提前起床， 给工作室按上电灯，并且允许我就寝前也能作画。中队及分场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我也为自己争回了早晚的一些时间，而且那个时间段里，很少有队长巡视，我就可 潜心创作。我终于又沉入我的艺术创造之中。
分场要我在三合板上绘几幅丙稀画,没有什么资料可借鉴，凭借想象，我画了几幅小稿;《雨后千山》是我对西藏郎木寺地区生活的回忆；《杏花、烟雨、江 南》那就是美得让人陶醉的南国风光。还有黄山风景，海南日落，都是让人神往而沉迷的景色；“江山如画”画的仅仅只是自然的“躯壳”。这些美妙的“躯壳”立 即受到青睐和赞扬，于是我就开始制作。同时，我把我心灵中压抑的情绪，暴风雨般泼洒在铺满一地的宣纸上，在我的水墨世界里，我的笔端漫延、渗透着墨色的交 织，水与墨的相融又相斥……
艺术是人类精神的载体，只有把灵魂融入画面，才能去感染别人。艺术家面对他存在的世界，发现人生，走向人生；发现自我，实现自我。面对炼狱扭曲变异 的人性，希冀寻找禁锢中精神的飞跃，以瞬间的永恒去超越短暂的生命。这种深刻的体验，才使我欲穿透这貌似庄严的外表，去揭露虚假的表象。也只有在这种发泄 之中，才能安抚我骚动的心灵，使飘泊无序的灵魂找到皈依。其间我又画下了8尺×8尺 的二幅《与狼共舞》，8尺×8尺的二幅《晷–符拉基米尔之路》4尺×4尺 的二幅《天问?!》4尺×4尺的二幅《龙柱下–甲申350年祭》等等。
1995年12月16日
度日如年，光阴在煎熬中过去，日历即将翻完1995年的最后几页。元旦前十天，突然来了许多警察把全体强劳人员赶出中队，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大家 不知所措。黄教，于中队长，李指导员突击搜查监舍，我的工作室也是他们搜查的重点。前段日子画的画早已包在尼龙袋中，在去菜园干活时扔入分场厕所的粪坑中 冻着。写的那些学术论文，他们也看不明白。那些日记我把它们每一页都裁成两半分别包裹在尼龙纸袋中，沉入油漆罐中。只是这十几天写的日记还全部塞在三角裤 衩中。有了前次搜身的教训，我不敢怠慢，得赶快处理掉它们。偏偏这么快就喊到我，无疑我又是清监的主要目标。他们要查我写了什么?倘若查出这些日记，就会 应了李副指导员的警告：“你永远别想走出这扇大铁门。”当机立断，我在上楼时，模出裤衩中的几页日记，塞入口中。胡建华现在是我的管班队长，他紧跟着我， 没看见我从裤衩中拿纸团，只看见我咬噬着。他立即问我：“吃什么东西?”“鱼片!”我回答着。“吐出来，现在这个时候你还吃什么鱼片?”我把脖子一伸，吞 了下去。
这些日记在我的肠胃之中、作为滋补我的精神养份。使我理直气壮地任凭他们对我进行全方位的搜查。清监过后只能作简单的补记：
这期间我收到了鸿儿、向宏夫妇、余天娇、倩虹、张欣水还有许多朋友及一些不曾相识的人寄来的贺年片。又收到向宏夫妇及春柳寄来的包裹。除了食物、药 品，还有多张8尺宣纸、数瓶墨汁和颜料。信中说有几本书，五本《江苏画刊》，但没有发给我，又被扣压了，据说画刊第十一期发表了我狱中写的一篇论文《也谈 绘画图像》的争鸣文章。鸿儿寄来的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被查扣。两个月前寄来的那本《传记文学》杂志，今天才交到我的手中。我仔细看着页码，发现其中 一页旁边加了一个不显眼的黑点，知道有“背书”。
“背书”中告诉我时局及外边的情况：
为我呼吁签名的袁红冰被注销北京市户口关押在贵州；刘念春再次被抓捕。加上我和周国强关押在“双河监狱”服刑。这就是被称为94年中国第一大案的主 要人物的命运。“圆明园画家村”在你拘捕后几次被扫荡，今年年底警察包围、取缔了画家村，这是最彻底一次。警方包围村庄，堵截路口，逐家驱逐。做笔录，写 保证，逼画家们写下这辈子再也不回到圆明园的保证书，辅以遣送和拘留。一夜之间，众画家四处奔逃。
我看着上述文字，沉思良久。这个被警方视为眼中钉的“圆明园画家村”终于被彻底扫荡。
背书下边有一句感叹：
“可见如今当权者的虚弱，在他们明争暗斗的同时，绝忘不了扼杀民主和自由的呼声！”
鸿儿谈到她在海南搞了一个大型装置艺术展览及感受。这是由十几台播放着各种人物的嘴的录像构成的大型艺术装置，题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是一种抗议姿态。她不知她的装置艺术的照片曾受到黄教严厉的盘问。
12月13日晚间电视新闻中播放的一条惊人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抗议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再次审判魏京生事件。魏自八十年代初被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后再一次以“巅覆国家安全罪”判处又一个十五年徒刑……王丹、刘念春再一次遭逮捕。
前些日子来了个自称为“干事”的找我谈话。谈的内容是解教后的去向和对案情的想法。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也不傻，答复道：“我想回老家浙江， 因为自儿子死于非命后，我已失去了经济的后盾，我会含辛茹苦地去挣钱，养家糊口，负担我小儿子在中央美院念书的费用。”“干事”接着说：“这种想法是符合 商品经济的时尚。我想不透你有技术，家中有这么好的挣钱公司，为什么却呆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当什么‘盲流村长’。不务正业搞出这么多事儿，影响了安定团结 的局面。”我不想听“干事”说下去，打断了他的话柄自嘲地说：“你们给我安了偷自行车的罪名，这才叫不务正业!”“你觉得这件事会平反吗?”“干事”马上 反问我。我已察觉到这陌生“干事”的不同寻常，反唇相讥道：“平反与否权在我被告手里。商品社会时兴包装，公安局硬给我贴了个偷自行车的标签。我不知道天 下人耻笑的是谁？”
两年来，这个罪名常困扰着我，在我心灵上留下切肤之痛，今天旧事重提，我像被人在心口上扎了一刀后又被狠狠地拧了一下，我控制不住内心的怨和恨，激 起地数落起来：“公安局要害人什么绝招没有，我的‘犯官祸’是在劫难逃的。当时我若不中自行车的圈套，还是有第二套方案，第三方案，甚至会弄个妓女来反咬 一口，把我弄成个‘强奸犯’；或唆使手下的流氓在我的行囊中塞包‘海洛因’，把我搞成个‘毒枭’；那样就能在肉体上消灭我，而且又更能欺骗舆论。我还能到 西天告佛吗?还谈什么平反!”想不到这个“干事”也是快人快语，竟明白告诉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就不能再去北京，你得有自知之明。”这种貌似“关心” 的恐吓只能用“无耻”两个字作注脚。我不想再说什么，但我又忍不住想理论一番，牙缝里还是漏出了句：“政治被搞成狗屎一堆无诚实可言!”“干事”皱起眉 心，掂量着我这句话的含义，审视着我。我加重语气说：“我不仅指的是文化革命，中国这种失去制衡的政治充满了欺诈，而且永远摆脱不了‘天朝模式’的阴 影。”
“文化革命制造了多少的冤假错案！镇反、反右、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到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一夜之间会成了反革命，最后国 家主席刘少奇也成了工贼……现在说：都是错的、假的、是冤假错案，那么你们这些穿警服的就没有想过这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整整的四十八年过去，“长治久 安”靠的仍是把敢说真话的抓起来关进监狱，这就是安定团结……”我越说越激动。
“干事”对着正在绘制的壁画《雨后千山》迷细眼睛看着，然后作了结论性的总结：“希望画家像他的绘画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狗屁不通!”我心里骂 道。他起身扫视着工作室，发现巨幅的壁画后那幅水墨画。立时严肃起来，说是黑画，要我解释内容。我说：“这是抽象水墨，就是你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 术。”“干事”仍在查根刨底地问我：“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子，怎么我看着就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说：“抽象画就是抽去形象，即没有具体的图象的画，用心去 体会。在你的立场上看，感到绝望，在我的立场上看，竟是希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否则你们又会关我两年!”
“世界越可怕，美术就越抽象”这是艺术家克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说的话。艺术的真谛更重要的在于心灵感知，即表现内心的精神世界，表现那些最高明的摄影家无法捕捉的灵魂景观。
“你只要想一想盘中的肉，就可理解他画中的人类普遍的真理!”德国画家培根的这句话像他的作品《喊叫的教皇》一样地震撼我的心灵。这个世界是错乱 的。从袁世凯复僻帝制到文革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顶礼膜拜，都是帝王梦的重复；时止今日政治总是垂涎于绝对权力的独揽，标榜自己是权力的核心。马克思的 “国家消亡”和希特勒的“千年帝国”造就出来的竟都是大独裁者。纳粹的杀人集中营、广岛的原子弹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人类可曾停止过互相杀戳……
“干事”走后，我把那幅令其绝望的水墨画铺在地上，题下《被鞭苔的灵魂》，它和《日无尽头》《望断天涯路》组成三联画叫“存在与虚无系列”。
1995年1月25日
这期间写下两篇艺术论文：《现代艺术·毕加索》《走出空门–中国现代艺术前瞻》。开始画“龙柱下系列”，它由《活着》、《与狼共舞》、《符拉基米尔之路》组成三联画。
另外还得追述的一件事是：大款班长辜洪发打人事件。自我十二月初调进胡建华队长主管的四班后，曾领教了各种花样翻新的“下马威”，我为我的“生存 权”抗争的结果，不得不使胡队长收敛起他怂恿牢头狱霸来惩罚我的主意。我知道我在这个班很孤立，只要胡队长一个眼色，就会有新的冲突发生。我疾恶如仇的秉 性使我始终保持着决不妥协的姿态。可是牢头班长又必须让班中人臣服於他，他不敢对我耍威风，却颐指气使地对准郭京江。于是发生了辜洪发殴打郭京江的事件。
那一天是12月23日江子主动为班上去水房打开水，因水房的王洁不给水，提着两只空暖瓶回到班中，大款班长是别人侍候惯了的，平时倒水、洗脸、洗脚 都是班中由鼠昧侍候着。他说他在看守所，小便都有小崽接着。看郭京江没打来开水，就来气，江子还来不及说明原因，大款班长就骂他个狗血喷头。江子辩解说： “我是好心为大家打开水的，今天又不是我的任务，倒挨你的臭骂。”辜洪发认为江子顶撞了他，他是胡队长的代言人，当然像胡队长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於是走了 过去，当众左右开弓，煽了江子十几个耳光。江子不服边喊边争辩，辜洪发说他不服管又煽他十几个耳光。并咆哮道：“你还要较劲，等胡队长来看怎么收拾你。”
江子给打蒙了，低着头把迟疑的目光盯着我，我意会了，得先发制人，把打人的事情叫中队来处理。我去中队办公室向李副指导员反映了打人事件的经过，李 副指听罢竟不说一句话，示意我回班，我不走，他才说让管班的胡队长去处理此事。胡队长迟迟不来，后来进班来就带着大家出工去了，好像班中什么事都没有发 生。
事件正发生在年终评奖的节骨眼上，内定的减期对象因为我的声张，就会被涮下来。四、五天后，正是中队、分场评奖的那天，队长们为评减期争吵不休。我 被喊到中队办公室，办公室里正坐着于中队长、王中队长、李指导员、李副指导员还有管四班的胡建华队长。五对眼睛盯着我，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白纸，要我写辜洪 发打或没有打江子的证明材料。胡队长同时掷下一句使人心悸的话：“你要为你写的东西负责，做伪证我就电你。”我知道他们在逼我写一份违心的“没打人”的材 料。要我说假话，我不干，我说：“我亲眼看见辜洪发两次煽郭京江耳光。但我没有必要写这份材料。如果要这份材料，我让班中集体写，大家签名送来。”我想平 日大家都恨牢头打人，这是班中当众打的，大家肯定都会签名的。
但我想错了，出了办公室，我胸有成竹地找到郭京江，郭京江竟要我别提他被打的这件事。我傻了眼，急着对他嚷嚷道：“江子，不是你要我去帮你向中队反 映，而王泽清当时也说得去反映，现在如何又改变了主意。”江子说：“胡队长让班上的人都不许说这件事，同时警告我，假若我认了这件事，到期我还是走不了， 严哥：我一天都不愿再待在这非人待的地方，你就愿谅我吧!”我说：“江子，你就七天了，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郭京江环顾四周把我拉到一隅，对着我耳朵低声说道：“大款是内定减期对象，你没看见前些日子刚办完接见。”我倒糊涂了问他：“办接见和这件事有什么 关系?”江子反问我说：“伙房为什么年年有减期?”接着又说：“大款在年终评减期前办接见，我亲耳朵听他对他磁器商量如何让家属去走面，他上下都打点齐 了，已被内定为减期，还有一点都说他用公款炒股票发了大财，资产有几千万了。他拿出个另头就能疏通了上自北京下至双河的关卡，据说这次内定减期有××部、 ××委的关系，连××都开口了，你去揭他打人的事，会把上上下下的政府都得罪，要整我们还怕找不出理由吗?我都咽下这口气了，你为我就委曲一次吧！”我骂 江子窝囊，但他受到胁迫，说假话也是身不由己。
下午，胡队长又喊我去中队办公室，还是中队全部首脑，桌上放着一叠证明材料，胡队长早就把没打人的伪证收来了，目的是逼我写一份同样的材料。我觉得 荒唐又无可奈何，但仍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我绝不写材料。我要走，胡队长不让走，他说：“你非写份打或没打的材料，假如你不写或谎报就是诬陷，我们就 ‘处理’你。”我相信这是真话，真相信他们又会用电警棍电我。十只眼珠瞪着把我逼进一条死胡同，我没有退路又跳不出他们的手心。但我还是不愿违心去作假 证，绝不能去作假证。我开始反问胡队长：“为什么当时不去处理现场，你‘指鹿为马’让班中的人都作了假证，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改造人还是坑害人。如果你们 想拿这件事让我挨电警棍，我可以再次领教。如果仅是为了封我的嘴，我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保持沉默。”
我回到班上，郭京江已被盯得紧紧的，在去食堂的路上，江子内疚地问我：“他们电你没有?”“他们会不会再电你，我真怕他们又电你，怕你吃眼前亏。”
我为这件事懊恼，这个流氓圈里的人怎么尽是些无义的小人，我反来复去无法入睡。睡在我的上铺的郭京江也辗转反侧，把几块床板弄得吱吱作响。我睁眼望 着铺板，又望着监舍壁顶的电灯，想起同样的一盏长夜不灭的灯，那是在 海淀 区看守所共囚小号的那个死刑犯，在临去七局时指着监顶的那盏长明的灯对我说的话：“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总是以最光明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这里的强劳人员有 几个还有那么一点正义感和人性呢?
正在想着，江子在床沿拍打了二下，我回过头来往上铺看，江子手里拿着个折叠的纸团示意让我接着。他丢下来了，落在我的枕边。我捡起它，展开后见是两页信。第一张是这样写的：
严哥：今天李副指问我辜洪发打我的事，我如实向他反映了被打的过程。李副指不吭声，他明显地向着辜洪发(因为辜收买了有权的，今年减期早就内定是他 的)，李副指把事都挑明了，他说：“假如你不再深究，对三方都有利。”严哥你的好的意我深领了，此事你受了委屈，山不转水转，日后当报。如果他们要报复 你，你可凭此条作证。95年12.25 郭京江。
第二张纸上写的是：
严老师：相处至今，我从您身上明白了许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恭维地讲：在这种特殊的地方，无论哪方面的人都惧怕您，这也是您自持的一种方式，我持(始)终认为您这么做对于那些势利小人是最公正最有利(力)的控诉……
您不明白我为什么替辜洪发做假证，我是怕牵连您，也恐他们报复咱们，故伪(违)心说的。此事发生前，黄鼠狼(黄世良)把我的皮大衣捣给胡队长了，我 向上面反映，他们至今未找我谈话也未答复此事。胡队长心贪手黑平时拿了辜的东西，他能不护着辜，为他说话吗? 辜是班中的牢头，所以辜洪发，从不干活在地头还天天拿着收音机。在班上让其它人待候着有人端饭，有人给洗衣裤、有人给倒洗脚水。他用钱打点了有权的，谁敢 碰他。所以胡队长要大家作假证(在地里说的)大家敢不照办吗?再一个我怕胡队长对您有成见(他曾鼓动大家去揍您)辜洪发再恨您，您的日子不好过。为了防止 他们报复您，为了向世界讨个公道，我认为在我走时把真象(相)写清楚，写两份由您交高书记和中队，并要申明得保证您的安全方可交。我很感激您的顶(鼎)力 相助，也同时为您把他们讲得魂不守舍而快慰，痛快，像您这样能讲真话的人不多了……我再告诉您：您的皮靴丢入尿桶的事就是他们干的，胡队长从(怂)容 (恿)的，他能去查吗?从我良心讲：我不想干马后跑(炮)走时把事搞出来，这太缺水平，也不是老爷们做的事，此举有失男人风格，但他们不仁我只好不义去作 此下策。但如果他们对您打击报复，再次电您，我会不顾我的一切出来作证的。
不周之处请多海涵! 郭京江 95.12.25
看完这两页后，我什么都没有再说，也不想再说。七天之后郭京江按期走人。95年度评奖结果张榜公布在黑板上。几个思想犯只有扣分没有得分的。辜洪发 没敢给评上减期但评了劳教积极分子。不干活的倒评了劳教积极分子，大伙也只能背地里议论，说句“有钱能使鬼推磨”以达心理平衡。
过了七天，又发生了一起班长打人事件。老崔因开窗倒水，被四班班长大守大骂，崔法祥吱唔着正在辩解。一个罐头瓶砸了过来，罐头瓶在老崔的脸上碰成碎 块，老崔的脸立时也被砸花了，血流如注。送往总场医院缝合后，三处伤疤共有八、九公分。至於老崔被打伤的细节因为我不在四班，就无从知道。这是一椿故意伤 害案件。崔写了书面报告，要求中队对他的伤情作司法鉴定。中队指导员不予解决也不答复。根据人体伤害的标准，在脸部砸出八、九公分的伤疤，应认定是轻伤， 崔可以向法庭起诉。
可笑的是当天晚上在文化室看电视新闻时，大守走近我拉我到一边，竟然向我认起错误来，他说：“我是无意失手砸了老崔的，我做了中队工作，只要你多多 关照就没事了。”我反讥说：“是队长让你砸的，还是你买通了队长不被追究。有钱能买滋润，买特权却买不来任意打人的权利。老崔自进了四班，你被授权让他挨 揍，今天出了事队长能替你承担责任吗?倘若你是真心后悔，就应向崔法祥认错，求得谅解。”
又过了一天，喊我去李副指导员的办公室。李副指问及崔法祥被打伤的事，叫我谈谈看法。我说：“我来双河后见到太多的班长打人，有菜园班班长边德生打 老东北；三班班长董全红打谷春知；伙房班长吴成龙打尹萌；一班班长万友斌打栗玉京，五班班长辜洪发打郭京江……今天四班班长侯守天打崔法祥。班长打人是谁 给的权力?”“班长是为政府工作的，但打人是违法的，责任当然是由其自负。你知道的可向我们反映。”我说：“吃一亏长一智、我亲眼看见我们班长辜洪发打郭 京江，胡队长都能够巅倒黑白，叫大家写伪证差点把我弄成诬告罪，拿电警棍来电我!”“那个事已结束，不是没有拿电警棍处理你吗?”李副指不无得意地说。我 说：“那个事没有完。”我拿出郭京江给我的两封信，是我按原信在玻璃窗描下的复制件，“郭京江给我写为什么作伪证的材料，我嘱其解除后回北京写好材料寄我 朋友处，防备你们拿着伪证来电我。但我希望这里的事在这里解决。”李副指导员没有防备我给他们留着这一手，怔得半响没说出一句话来。我说：“大守的事，我 没兴趣过问，免得别人怂恿牢头狱霸来整死我。”李副指导员没再说什么，我举目在墙壁上看，门边那块小黑板上写着我的解教日子是3月22日。而当天是1月 13日，离我解除强劳的期限仅68天。李副指导员最后说：“回去写你的解除总结吧，争取到期走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明白吗?”
解除总结，真不知道该怎么写？问了那些几进宫的，都说以认罪服法彻底地批判自己为第一条。解除总结通不过，就得顺延劳教期，不能走人。我犯难了，去 了李副指导员的办公室，询问该如何写这个解除总结。他给我列举认罪、劳动、纪律、学习和卫生等五个方面，要深刻剖析自己。我说：“在我被告的监狱中，我被 关了二年，不可能为了解除，去认个‘偷自行车’的罪名出去。”李副指导员沉下脸说：“这认罪服教可是第一条。”我说：“我是被我的被告栽赃陷害关进来的， 要想我认这个欲加之罪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不给解除我可以把牢底坐穿，但只要我出去我就得告他们。”我抱定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举着双手，高声咆哮：“我没有罪，我无罪可认……”走出了办公室。
解除总结写不下去，我就开始写“致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公开信。”公开信共写了十多页，有一万多字。列举了我起诉北京市公安局后被栽赃陷害的遭 遇，以及打入监狱在团河关禁闭室和押送双河劳改营后的非人虐待。指出“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是违犯宪法和法律的，是为特权留下为所欲为非法行政和法外 施刑的空间，必须废除。
我把这封写在薄纸片上的公开信，叠成小块，用塑料薄膜包紧后，塞入了油画颜料的锡管封皮里。我作好长期坐牢的打算，让解教人员回北京后，用电话通知我儿子前来探视，以便在情况恶化后，把这封公开信散发给舆论界及社会方方面面。
时间又过去七天。李副指导员几次催我交解除总结，我因未能完稿而迟迟未交。今天他怒气冲冲地问我想不想到期走人。我只好誉写这五页一份的解除总结， 交给李副指导员，他没有说什么，看了一眼对我说：“我只负责给你上递，能不能通过，到期走不走得了都是你的命。”解除总结成文后，我给高洪明、周国强看 过，然后交中队。“解除总结”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来到双河农场，已渡过了两个寒暑，整整700多天的改造生涯。人生是短暂的，回顾铁窗生涯是苦涩的。从团河小号里出来后押
送到茫无边际的北大荒腹地，我就没想能活着走出劳动营。这不仅是因为伤情及病患，更是带有一种解不开的死结。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看守所殷提审在审问 我时，在他自己写好的笔录上写了无数“认罪伏法”的字，我说：“无罪可认，伏法你是想要把我枪毙。”因此我无所谓这段“奈何之路”怎么走，表现出的是一种 抵触和不服管的情绪。劳教帖子上写着荒唐的“偷自行车”罪名。但我从未偷过东西，没有偷窃的前科和偷车的动机。我是个人大代表，硬把我打成个贼我觉得可笑 和可悲。
这份总结我是在大前提否认下，作了些枝节的自我批评，而后列举了我叫“小胡”而受电警棍磔刑，以及安立明给我和周国强设圈套诱使周逃跑加刑一年等等事实，我把几个主要事件均记录在案，不怕他们今后否认。
又过了三天，是农历12月底，胡队长穿着齐整的警服，笑嘻嘻地叫我去中队办公室。进了中队办公室，见黄战友教导员、李嘉宝指导员，还有于立德中队长 笑容可掬地让我坐在沙发中，沏上茶后，聚光灯亮了，我才发现墙角里那个电视记者杠着大摄像机正对我录像。黄教问我：“在这里两年啦，有什么感想？就要走 了，是否很留恋？讲讲这里的政府干部是如何依法执行政策对你照顾的。”我正想骂一句无耻或虚伪。我知道他们摄制录相资料是为了堵我的嘴或是上交到哪一级政 府首脑手中，以我思想改造的深度，来决定我能否按期走人。他们多么希望我能说一大堆动听的话去恭维他们“依法行政”。我说：“我恨这里，一天都不愿待下 去，怎么会留恋这里！政府干部多数是好的，而我的有些看法只能在我解除后向有关部门反映”。再也掏不出半句好话，在我滔滔不绝地指出我受到的种种迫害的事 实时，聚光灯熄灭了，录像结束。
接下去高洪明也被通知写“解除总结”，他解除的日子要比我晚两个月。高有了我的教训，他开始把总结写得很简单，时值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又写了给江 泽民的一封公开信叫中队给转寄。这使他们斥责他不思悔改。又因为他拒不认罪，在总结上偏偏写着：“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可能 和中央一致。”因此，总场找他谈话：当然要他认罪知错，并威胁他：“能不能如期走人，就看你的态度。”高却说：“我已经写信告诉家里，有思想准备把牢底坐 穿。”1996年春节来临之前，我们这两个不思悔改的死硬分子死不认罪的态度，让他们费尽了心计。老高又说：“老严，能不能到期走人，就看你了”。
接着高洪明和周国强前后被喊进办公室谈话录像，1996年新年伊始，在警方的档案里又加上了一份我们的形象资料。
1996年1月30日
今天被于中赶去菜窖拣土豆，说这是照顾我的农活。我说：“中队是怎么安排的，指导员让我加班画壁画，你却偏偏盯着轰我跟班干活。那些壁画我就不画 了。”于中蛮不讲理地说：“画画是业余的，安排早晚去干。”我不想跟他理论。没有得到好处的于中队长怎么甘心让我待在房里过冬呢？
北大荒漫天大雪，出了大铁门，我们已变成了“雪人”。经过分场时，见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一位楚楚少妇，身旁放着旅行袋像个风雪丽人，向我们投过一瞥疑 虑的目光。她裹挟着长呢大衣、衣服上沾满了雪花，仅露出冻红的颜面，透过呼出热气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们──这一行穿过风雪而来的衣衫褴褛的时代囚徒。她在寻 找着什么？……走近了一看竟是王慧。从她前额发丝及眉毛上凝结的白霜看，显然伫立已久。她把冻红的手移近嘴边，搓揉着希图从呼出的热气中得到一丝温暖。突 然她张开嘴巴像是凝固了似的，没有再闭合，一副吃惊的样子显现在她的脸上，惊恐之中她喊了一声：“老严”，就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们目光对视着，我给她 的印象是：菜色的脸，断缺的门牙，还有满脑门的雪花和挂满发际、眉毛及胡子的冰霜，使得我更像个雪人。
自我起诉立案后，她随周国强曾一起来过圆明园我的画室。那时他们新婚燕尔，即为我伸张正义征集支持者的签名。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各自兀立在彼岸思绪万千！
雪仍在不停顿地下着。茫茫的风雪使我们在铺天盖地而来的白色恐怖之中渐渐消失。这瞬间的一瞥，留下的是惨白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
1996年1月31日
去年十月份就要押送来的新犯人，及至前天才到，是今年第一批强劳人员，总共9名。其中有两名属思想犯。强劳人员从原来的
40多名又增加到50多。二班撤销了，班中人员分别调入各班。
周国强走进工作室，给我拎来了奶粉及其它一些食品，其中有两罐芝麻酱。我说：“我昨天在分场门口见到王慧了。”
我默默打开了芝麻酱，掏出一汤匙送入口中，又把汤匙递给周，他也机械地、本能地掏出一汤匙送入口中。周说：“这芝麻酱有个来历：当年吴祖光当右派坐 牢时，他的夫人常送些食品给他补营养。为了不使制熟的肉末变质，她想出了把肉末拌入芝麻酱的主意，这样就可以常吃不坏。后来徐文立坐牢时，她把这个手艺传 给了徐的夫人贺信彤。现在，徐夫人又把它传给了王慧。”我细细品尝，里边除了肉末，还有核桃仁和鸡丁。
下午，放茅回班的路上，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后，我和新来的两个思想犯并肩而行。他们向我作揖说：“老严，保重身体……”还想再说什么，黄世良小跑步 过来了，紧紧地尾随在我们身后。于是，所有的语言只能通过目光的交接来沟通，这目光充满了理解和信任。此时我们无奈地垂直的手是通过融汇的眼神紧紧地握在 一起的。
高洪明自从调入菜园班和我同住一室后，辜洪发对我们的监视就更紧了，当我们凑在一起时，他便打发老高去办事。同在一个班想不让我们说话这不可能，我们置之不理。他向中队汇报了几次，除非中队把我们两人分班，否则盯稍，监视都不起作用。
除夕，我和高洪明坐在监舍的一隅长谈，他打开枕头，拿出一份《行政判决书》，这是对他起诉北京市劳教委员会的决定作出“维持”的判决。他所犯的罪 是：1994年5月份向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递交《进言书》遭拘捕后被释放，5月31日晚上，身带写有为六·四平反内容的纸钱，准备在天安门旗杆两侧散发，并 约见外国记者作现场采访。警方得到情报后在去天安门的路上将他拘捕。老高提着脑袋呼吁，换来了二年的监禁。
高洪明告诉我：“当时我被警方堵截在南河沿街口，公安局一处的人明确对我说，只要我拐个弯走南池子大街而不去天安门就可不抓我。如果我走过了南河沿 大街他们就抓我去坐牢。我不能背信弃义，径直走过了南河沿街口。警察们一拥而上把我抓进了警车。”高的行为使我想起我画面中“不准调头”的交通标记。人生 勇往直前，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回头是岸”是对懦夫说的。我又在他的起诉书上看见他鲜明的观点，抄摘其中句子如下：“我毫不隐瞒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 实践的观点，因为它使国家、民族和人民深受其害……中国共产党要永远适应历史潮流，不要永远只做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有生有灭，而中华民 族永世长存！”
我这才看到高一而再三的“进言书”有着魏征死谏的耿直。难道他正是古画“拆栏图”中的悲剧人物。我笑他在“万言书”中劝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痴 语时，高说：“你的《路漫漫》在六十年代不就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鸟托帮吗？！”看来我们都是活得太真实才殊途同归，走进这大墙里的地狱世界。
看我们谈得热烈，大款班长辜洪发就出来捣乱，大着嗓门喊着：“谈风月，莫谈国事！”他先发出一句：“美丽冻人的屄 ！” 接着是一阵黄色噪音。我们不予理会，高仍谈着当时公安局想把他认定为精神病人关入“第六号病室”，押送去“安定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遭遇。我为之一惊， 我说：“我也曾被人暗示装疯，这‘第六号病室’竟是监狱的延伸……”辜洪发见污言秽语冲击不了我们的谈兴，就换成另一副说教的面孔赤膊上阵，他指着老高 说：“我看你不清醒还得坐牢，在其位谋其政，你还要瞎谈什么政治……”我到这个五班，从第一天开始，就站在牢头们的对立面，老高比我后来，还不想把关系弄 僵，因此，只是嘿嘿地笑着。我憋不住这口气，就开始反击：“在其位谋其政，我想先问问你的‘在其位’是用多少钱买来的！你给我们打了多少小报告？告密就是 你的‘谋其政’吗？”我和辜洪发已有过几次交锋，众目睽睽下，他不甘心回敬了几句：“你呀！就是反权威。”我说：“你还标榜自己是权威，我反你太累，我是 反对权钱交易，你的劳积是怎么来的？……”
一场唇枪舌剑被一个更“权威”的声音压下去，胡建华队长不知何时已进了监舍，横眉冷对我们大声吼道：“都给我翻煤去，让你们呆着不舒服，吹吹北风就 会清醒。”又是惩罚性的劳动，半夜从铺位上起身去工具房取铁铲，再去煤堆把煤翻一遍。这是一种纯粹惩罚性的无效劳动，大家闻风而动，只有我纹丝不动。胡队 长对我呶呶嘴，见我没反应。就对我下命令：“你也去翻煤！”“中队没让我跟班劳动，否则工作室的那些壁画我没办法完成！”胡队长重重地摔闭监舍的铁门，牢 里空荡荡只留下我一个人和一盏昏暗的灯。我打开铁窗，飕飕凉风拂面而来，我疏理思绪，写下日记。
1996年2月1日
岁末的最后日子，发来了一堆贺卡信件及电报。向宏夫妇的信是11月28日写的，春柳的信是11月26日寄出的，向宏在信中写道：
“近日北京的气候转暖，一切象是春天的感觉，是否春风早至呢？愿我们生活亦如是！星期天阿能来，把这几年在学校画的一些作品拿了回来。我们一张张翻 看了他的油画和素描，的确不错，尤其是下乡画的，线条流畅，又有生活气息。明日是小宇的忌日，我们已遵你嘱给春柳发去电报。两年了，虽说人间天上音讯不 通，在夜阑梦深时，小宇不是来往自如吗？他比我们自由，那是因为他的灵魂已无尘世的羁绊，变得那么轻灵、洒脱……而早晚有一日我们都将相会于茫茫的苍穹， 在心灵碰撞的一刹那，再结来世缘。……”
宇儿遇难竟已二年整，而我这个为父的被深锁在牢狱，又如何能为他查清死于非命的真相呢？宇儿死不瞑目！如今我只能空自流泪慨叹无能。春柳在信中告诉我：小宇忌日家中设坛祭祀。苦命的妻子强忍着丧子之痛，反而在信中劝慰我：
“这里有一封美国科学家写给他侄女的慰问信，特摘录如下：‘我向你表示唁慰。我们失去了一位最可爱、最可贵的的亲人。然而躯壳要进土，灵魂要成正 果，这正是上帝和大自然的意旨。一个人到死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诞生，因此仙界诞生了一个婴儿，我们又为何要悲伤呢？我们都是精灵，上天赐给我们躯壳，让我 们享受生活的乐趣，帮助我们求得知识，让我们为人类造福。当我们的躯壳不能给我们快乐，反而给我们痛苦，成为我们累赘时，它完成不了上天交给的使命，上天 恩赐的就是死亡……一个完全脱离了躯壳的人就立刻解脱了一切痛苦。我们的亲人和我们自己早晚会受到邀请，去赴一次永不散的欢乐的宴席。他的座位先准备好 了，所以他比我们先走一步。事情没有那么方便，我们不能一道动身，既然我们不久就要随他而去，并且知道到哪里去找他，那我们又为何要为此伤心呢？’”
12月18日向宏夫妇的另一封信告之：
深圳一家文艺刊物，转载了你《与狼共舞》的文章后，该刊主编特地打来电话说文章写得很好，是这一期文笔最好的一篇。还有《江苏画刊》登了你狱中写的那篇艺术论文《也谈绘画的命运》。
还有许多信件、贺年卡、节日问候的电报还没有细看，就被胡队长一掳而去。
6年2月2日
晚上集中文化室看电视新闻时，我的衣角被人拽了一下，回过头去，手中已被塞入了二张小卡片。原来是新来的两名思想犯，想和我说什么。他们是基督徒， 曾以基督的名义在海外呼吁释放在押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成为在押犯。我看了看塞入我手中的自制名片，他们叫高峰和刘凤钢。家住北京宣武区的高峰，中等身材，浮 肿发青的脸上一丝孩子样的无奈的笑。刘凤钢不高，身体结实，有一张菜色的脸，他内向，似乎不善言词。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因此就没初进大牢的人对人不 信任的疑虑。他们希望我尽快设法通知他们家人知道他们目前的处境。我说：“我儿子即将来双河探视，嘱他们写好书信让我儿子给带回北京去。看完电视新闻后， 我去工作室，把他们自制的名片塞入暖气片后，另外找出奶粉、粉肠和糖之类的食品送到他们班中。二十几岁的高峰感激之余，对我说着他抓盖儿虫煨烤着充饥和泡 食喂猪生豆呕吐的往事，他尚在长身体的年龄，所以就饥不择食。
1996年2月4日
能儿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北大荒看望我这个强制劳教中的父亲，到了双河就没有交通车可乘了，他竟不顾一切地租了自行车逆风骑了数十公里冰冻的路到了分场，这一壮举使队长们都傻了眼。有一个警察马上告诉我“你儿子来了。”儿子连手套都没有竟骑自行车过来了。
“在这种数九严寒的天气里，天说变就变，大烟炮说来就来，来了大烟炮暴风雪会立即笼罩荒野，只消片刻，白茫茫一片会使行路的人，再也分不清道路、沟 渠和方向，就这样冻死过许多赶路的人。你儿子真勇敢！”警察们翘着大姆指夸“子思父心切”的壮举。黄教仅批二天接见期，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到分场后例行了 物品的检查，通知我办接见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接见在中队办公室隔壁薛队长的房间进行。单队长坐在中间瞪着两只眼监督，我两次试图用家乡话告诉儿子：有一 封致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公开信及两个思想犯家的电话地址塞在油画颜料的封皮里，让他设法在靠近我时取走带去北京。
“不许用家乡土话交谈，否则立即停止接见。”单队长厉声喊道，全神贯注地监视着我们。并对我们的谈话作着记录。这样我们就无法接近更不可能在他的监 视下传递东西。二小时接见很快就要过去，焦急之中，我装出一副疼儿子的情态，伸过手去想摸摸能儿冻僵的手，给一丝父亲的温暖，但立即又被训止。此时中队喊 单队长去办公室，他命令暂时停止接见，让我跟着他走出房间，乘这个机会，我把两支塞着公开信的油画颜料封皮扔在地上。就随着单队长走出门槛。想不到这个举 动未引起能儿的注意，等我回来时，两支颜料皮仍在房间的中央，我急忙伸手去捡，却被单队长抢先一步夺了过去。嗡的一声，我像是被人当头一棒，全懵了，膨胀 的心房突突地加快跳动，怎么办？我没有落入黄教、安立明设计的陷井，想不到此刻却授人把柄，使他们得到加刑的藉口。单队长捏紧两支颜料皮，扭着盖帽，问 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两支破颜料皮。”“这是谁放在这里的？”。单队长抚弄着，要撕掉锡管的后封皮。我说：“你如果要，我那里还有一堆，可溶化 开来做打鱼网的锡坠，王队长跟我要过。”我轻松地说着头也不回地往工作室走去，准备再给他拿一堆来。机灵的能儿有所悟，翻着口袋说是他丢的，从单队长手中 要回。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们发现这封《致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公开信》，那就招了大祸，也许我就再也迈不出这个大铁门了。此时黄教过来宣布时间已 到，立时轰我儿子离队，我使了个眼色，让能儿赶快离去，望着能儿渐远的身影，才重重地舒出憋在胸口上的那口气。
1996年2月6日
想不到揭露大款班长辜洪发打人事件后，使年终评奖不能按既定方针公布，因此就得罪了方方面面的人。加紧了有形无形、幕前幕后的恐吓和迫害。沆瀣一 气，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为了阻止我解除劳教后回北京，先用那些牢头的口对我恫吓，好像他们是开导我，实际是威胁我：“解除后不能再去北京，你也知道你得罪 的是中国最大的地头蛇，他们要整治你，有的是办法。”他们数落了断腿、卸胳膊，还有水银灌喉使你动弹不得又说不出话来而成个废人。”我不想听下去，就打断 他们的话说：“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北大荒监狱里，有人默许有人怂恿，真敢作恶的还没有一个。我的‘冤家’是明的，出现任何对我的残害都逃不脱舆论的遣责。”
今天黄教找我谈话，他竟然假惺惺地对我说：“为了你的安全，解除后，我们送你回浙江椒江。否则……”我对这种特殊“优待”特别惊讶!片刻我听到他说 “出了大铁门，我们就不再保护你。”可笑我在这大铁门里受尽了虐待和惩罚，今天他竟能说在大铁门里是保护了我。我问黄教：“是遣送还是保送?”黄教说： “是为了安全保送你!由我亲自送你回浙江椒江。”我说：“黄教，你亲自送我回椒江，为了感激你两年来精心照顾我的生活，我会在椒江让我的亲朋好友宴请你。 但我又想，假如有亲朋反问你凭什么对我栽赃陷害?凭什么把我关进大牢?凭什么用六根电棍电我?凭什么对我设圈套?凭什么扣药不给我治病?凭什么……如果问 得你下不了台，岂不是连我也尴尬!”黄教没有说话，我继续说道：“黄教，当年能栽个罪名，把我在大牢里关二年。今天当然也可以再加个罪名遣送我回浙江，押 送个人大代表去见他家乡父老岂不风光？！”
1996年2月11日
岁末在一阵忙乱中过去了一个星期。今天接到能儿平安回京的电报，我才宽下心来泼墨作画。能儿这次捎来了六张八尺宣和三瓶一得阁墨汁。今天我开始画“日全蚀系列”，即题为《恶之花》、《在黑暗中睁大我们黑色的眼睛》、《杜梅萨之筏》的三联画。
开始收到各地亲朋寄的贺年卡，高峰、刘凤钢给我送来自制的卡片，在中英文的“恭贺新禧、节日快乐!”文字下写着：“严正学先生，在这旧岁即逝、新年将至之际，首先祝你身体健康，春节愉快，并把这祝福带给你远方的家人。”并附诗一首：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高峰、刘凤钢农历乙亥岁末於北大荒双河劳教所。
1996年2月12日
今天是高洪明破百天的日子，也是我破最后的四十天了。老高问我：“解除总结过关了没有?”我说：“他们没有再找我谈话，也没有让我重写，应该说问题 不大。”高说 ：“他们要我重写，我说不能重写。我对‘六四’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能凭你们说的去更改。我只能加不能减。我不可能按你们说的写我的解除总结。”看来我们同 是在最后的关口上挣扎。高又说：“走不走得了，就看你了!”周国强也说：“能否到期走人，得看你走得了还是走不了！”
大家把目光对准我，寄希望于我能到期走人。岁末的日子一天天被打发着，未画的构图还不少，我在创作的氛围里自得其乐。
1996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
大年初一，伙房对伙食作了些改善。晚餐后，回到监舍，罗井泉又数说起断臂、卸腿、灌水银的话题。我喊了一声：“罗二”接着说：“你鹦鹉学舌的，有完 没有完，大年初一你吓唬谁?能否换个话题？”罗倒是立即变了话题，同时也变了脸色，指着我大骂道：“凭什么喊我罗二？”我说：“喊你罗二怎么啦!”我不理 他只管自己埋头作画。想不到我越不理他，他越来劲。这时，门口站着的人说：“吴队长来了。”他以为是胡队长，就把谩骂升级，并暴跳如雷地抄起尿桶边的一根 拖把柄，冲过来喊着要揍我。进来的是朝鲜族的吴队长，不是胡队长，后边还跟着陈队长，我理直气壮地问两个值班队长：“大年初一不仅骂人还抡起棍子打人，你 们说该怎么办?”
逮了个打人的现场，两队长不能不管，他们不得不如实汇报。黄教喊我去办公室，挺了挺深陷在沙发中的肚子，从他被美酒佳肴烧红的脸中蹦出了一连串“怎 么搞的?”问话。而且语气一声比一声重。没有等我回话，黄教就让刘之跃队长喊来了罗井泉。罗井泉进了办公室，黄教让我站在办公室门外。我听见黄教斥责道： “大年初一就骂人，拿棍子打人，该不该电你……”
片刻刘队长领我回班，对着班上人说：“罗井泉受了处理，挨了电警棍，大家要好好过春节。”刘队长平息了事态，回办公室去了，我回我的工作室干活。没 走几步，管班的胡队长把我拦回监舍，我随着他往回走，走到门前，只听见罗井泉对班上人夸夸其谈：“黄教不可能电我，说电我只是装给老严看的。”什么?是他 们沆瀣一气演戏给我看。
至此，我才明白黄教说：“解除后，你出了大铁门，我们就不再保护你了。”
流氓：“到北京我们卸你的胳膊、断你的腿，给你嘴里灌水银，你还能去告谁？！”
黄教：“流氓恨你会报复你，解除后千万别去北京。”
流氓：“你到北京我让你跪在我的脚下舔我的脚指头，然后杀了你。”
我说：“黄教，我解除了，恨我的流氓还关在这里。即使你提前放了他们，他们也不敢碰我。‘我是双河出来的，我怕谁!’北京的地痞流氓怕的就是这句话。”
今天的一幕正是黄教一手导演的。我返身就去了黄教的办公室，响响亮亮地喊了几声“报告!”才见黄教慢悠悠地出来，办公室的门随即关上。我还能够听见 里边搓麻将牌的声响。“黄教，我反对你们用电警棍电人，但今天你们大可不必演戏给我看。我明白，你千方百计地这样做，目的是阻止我解除后去北京。”
胡队长追上来了，拉着我往回走，到了他的寝室，让我坐在矮凳子上，他说：“今天是节日，让领导休息一天。”然后拖过一把椅子，和我促膝而坐，我第一 次见到他如此和蔼可亲的嘴脸，他拍着我的膝盖对我说：“老严，并不是我们让你到这里来的，我们只是执行，两年来你总把冤气冲向我们。我们当警察的也得吃 饭，你尽尽义务，我们配合一下，就这么30天了，巴不得你到期走人。”我挺直了身子，和他目光平视了片刻。我读不明白他眼神里蕴含的复杂成份。也许我们这 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他那被特权造就的分裂的人格，我将会永生难忘。“是的，就这么30来天了，如果你们敢再电我一次，我会带着你们留在我身上的‘杰 作’，向全世界去控诉!”我说完这句话站直身子，向监舍走去。
1996年2月18日
春节活动中，我才有机会跨班和刘凤钢、高峰促膝长谈。他们同是基督徒，又是同案，在缸瓦市“北京市基督教圣爱团契”，他们和徐永海等拟了一份《为贫苦百姓说句话》的公开信，在给我看一张揉得皱巴巴的材料里，其中有一段写道：
“95年5月份，由大陆民主人士发起的《汲取血的教训，促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愿，我们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那 种拍桌子杀人的现象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永远的国不在世界上，但我们也决不能做不义政治的‘应声虫’ ……
他们呼吁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结果持不同政见者没有释放，自己却被当作持不同政见者关进了监狱。我惊叹他怎么能让这份材料逃过一次次的清监和搜 身。原来他把这份皱巴巴的材料塞在片儿鞋的鞋缝之中。此刻我看着他把这份材料重新叠起，折叠后上边正好看到有这么一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他把它重新塞进鞋缝之中。他穿着这双鞋要去实践耶稣的教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们为“道路、真理、生命”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高峰是劳教二年半，刘凤钢是二年，徐永海是二年，据说徐永海提起了“行政诉讼”，因起诉了北京劳动 教养委员会，现仍被关在北京西城看守所。在自由丧失的日子里，他们在监狱里受尽了苦难。刘凤钢和我谈到了他不堪忍受的迫害，在监狱中进行绝食抗争的第三天 他晕倒了，熬过了食物的诱惑，警方故意让牢头和学习号在他面前大吃大喝。第六天他们给他灌了糖水，依靠耶稣的信念，他捱到了第八天才丧失知觉，后被抢救过 来。
这时高峰过来了，他要和我对仗一付对联，为这个传统的节日添点色彩。我说我只会画水墨，要对仗也只会是“黑色”的。他脱口说上句：“哭声喊声惨叫声声声刺耳”。我对了下句“错案假案枉判案案案惊心”刘凤钢紧接着补上横批“暗无天日”。
这时，大家都过来了，高哑着嗓门念念有词：“老子官高宣讲马列毛，儿子官倒走私玩股票。”周插言：“一国两制、一家亦两制。”我接着开腔：“新文化 最终熄火。”大伙七嘴八舌地跟着嚷道：“新青年总归死绝，民主法制镜里花，空、空、空……”这是再近传阅的打油诗，想不到竟能发自肺腑地凑成和声。
在黑色幽默中我们欢庆着1996年春节。
我不是教徒，在这信仰危机的时代，也许他们比我活得更理性。
1996年2月25日
我和高洪明的“解除总结”仍未通过。今天作了最后一轮谈话，中队说：“既然你们坚持已见，我们也只好上报了。”春节至今又过去了一个星期。难得有这 样平静的日子，没有一个牢头再来骚扰。我静心作画，完成了《天问?!》、“日全蚀系列”三联画中《恶之花》、《在黑暗中睁大我们黑色的眼睛》、《存在与虚 无》及“火焰山系列”等。
日复一日的禁锢中，已没有人再为我和高洪明在一起而去告密。老高说：“都在一个班上，还理他什么串班罪名！”今天他提来一袋烧鸡，到我的工作室给我 过生日。他还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给他看了我近日的绘画作品后，赶紧找来一块小黑板，找出书写黑板报的彩色粉笔，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双层的大蛋糕。蛋糕后 用掰断的彩色粉笔横着画下许多竖道，竖道上用黄色粉笔点染，不一会，黑板上整齐地燃起了几排生日蜡烛。高洪明数了一下一共是52根，正好是我的年华。我们 还想去喊周国强、高峰和刘凤钢。胡队长却捷足先登，进工作室巡视了一下，没有打扰我们的雅兴走了。我们举杯共庆，以水作酒。高洪明赋诗一首：
《无题》祝严兄五十二岁华诞。
天命之年囹圄陷，
灵魂绘画世人叹。
艺事悬崖勇纵马，
九州变幻笔端揽。
时逢正月十一严兄生日，作于丙子年正月初九
弟高洪明于双河
1996年3月16日
越是临近解除，对我的暗中监视越严密了。高洪明的解除期比我晚两个月。 周国强因为加了一年的刑期，将再在此蹲上两年的大狱。高峰的解除日子基本上和周前后，刘凤钢还有一年多。又听说要来新的强劳者，其中有刘念春和刘晓波。 （出狱后，才知道刘晓波送去大连，只有刘念春送来北大荒双河。）越来越热闹的北大荒双河监狱，倒使我去意徘徊。
我把我狱中的生活用品开始分送。皮大衣、被褥、箱子、帽子、手套、围巾及冬衣等均以各取所需方式另择其主。
今天黄教导员喊我去李指导员办公室，谈的仅是一个问题，黄教说：“你将在3月22日解除，考虑你身体病况，你写个电文，我们发电报让你爱人接你回浙 江。”两年都挺过来了，今天倒怜悯起我的身体来了，要对我作特级保护，我明白他们的用意是不让我解除后去北京，才想出叫我爱人来黑龙江接我回浙江的主意。 我说：“黄教，今天你说我有病，为何两年来你看着我病得死去活来的，就不准保外，反而赶我下地？即使我一次次地昏晕休克，你都置之不理。我熬到头了，出了 大铁门，不怕回不了家。”李指导员说：“为了你的安全，希望你家属配合，接你回浙江去。”“我得经过北京，我在北京还有一间画室没处理，而且我在北京还有 许多未了的事。”“有些事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处理，你还是回家安心养病吧!”今日假惺惺的左一个身体有病，右一个安心养病，竟出于两年来动辄对我施电刑、 查封我全部疗病药物的黄教导员口中，让人听得真有些毛骨悚然。这些没有理由的理由，就是解除后不让我去北京。我仍坚持“我行我素”!
1996年3月18日
昨天黄教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的内容还是解除后的去向，他们仍是坚持让我爱人来黑龙江接我回浙江去。我拒绝，我说：“我不是好丈夫、大丈夫，我是坐了两年大牢的人，我怎么可能让爱人不辞千里来接我。”
今天黄教对我说：“老严，上报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复的解除日期定在3月27日。”你们竟擅自延长我的刑期。法律规定，多关押一个小时都是违法 的。”我抗议说。黄教导员冷笑道：“上边定下的就是法律，是无法更改的。”我坚持要他们去电话和北京纠错，黄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上报时候错了，没算上 百分，因此只能是27日走了。”“岂有此理！我要控告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
回到班上我写了一份《要求按期解除的报告》交中队、分场及总场。抗议他们无端延长我的刑期五天!
1996年3月22日
今天是我的解除日子，中队却不让我走人，尽管我一而再三提出抗议，黄教他们除了冷笑，就再也不露面了，我仍得在监舍里坐着，看着那无奈的日出和日落映照着铁窗的影子。晚上我又写了一份：《要求对延长我五天劳教期作出解释的报告》交值班队长要求转交总场、分场及中队。
在权大于法的中国，法律只不过是执法者手中的玩物。抗议、申诉；申诉、抗议……他们惯于冷处理置之不理；没有理由答复你，就装聋作哑。国情如此!奈 何不了!我敲打着监舍的铁门，喊着、嚷着、狂叫着。除了自己声音的回音，什么声响都没有。我喊破了嗓门，捶痛了拳头，我累了……我从声嘶力竭到有气无声， 什么结果都没有。
1996年3月24日
筒道的管理加强了，戒备森严。周国强、高峰、刘凤钢等都不能和我作最后的告别。高洪明又拿来一袋烧鸡，我们以水作酒对沽，他为我的解除赋诗一首：
《赠严兄》
送别挚友上征程，
严冬北国暖气升。
正欲春天花好日，
学贯中西艺园耕。
兄弟来日京城会，
离思聚乐话圈中。
双双有缘心相映，
河东河西古今同。
弟高洪明1996、3、23于双河
诗的每行第一字正好组成了“送严正学兄离双河”一句。
收到女儿鸿寄自海南的一封信。信中有一堆照片约十几张。照片上显示的是她在万千根红色的草绳的索缚之中，挣扎、抗议到剪断一根又一根的绳索从而解脱 出来的全过程。这是她在海南大学图书馆前进行的“行为艺术”的展示。题为《从自由到不自由到不再自由–献给即将获释的我伟大的父亲》。作为他父亲的《状告 公安局》的“行为艺术”的呼应，女儿的行为艺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煎熬后，作出了《从自由到不自由到不再自由》的深思。
艺术家的“艺术行为”是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概括。这整整700多天的狱中日记正是艺术家对“行为艺术”的最好注脚。让历史作结论吧!活着的人还能说些什么!!!
生命危如千钧一发，这是良知反抗暴力的结果。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时，世纪末的悲观情绪并不能阻止一代人对新纪元的渴望。用我们自己的双脚走路，踏过血色的泥泞，走出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来。
1996年3月27日 写於齐齐哈尔至大连的列车。
苦熬了整整两年的昏暗，总算盼来了“自由”的曙光。《从自由到不自由到不再自由》女儿的“行为艺术”辩证地证实了我将永远在红色绞索中抗争。
黎明静悄悄，同监狱友的梦呓、呼噜声、还有那磨牙声组成了一片混沌的交响乐，只有我清楚地注视到铁窗外的夜空渐渐地从黑色变成铁灰，又变成暖灰色， 终于泛成了鱼肚白。昨晚我仍作画至半夜，整理好行装后，狱友们都已入睡，当晨光洒进铁窗时，我即跟狱友话别。人生有缘才相聚，那最后的离情别意，总会留下 些遗憾和惆怅。也许我们从此各自天涯，再次见面时或许就在阴曹地府了。
令我遗憾和难忘的是狱门开启后，我和牢头狱霸的最后抗争。我把它看成是两年牢狱生活的缩影。
昨日总场管教科的刘化生干事来中队，查询红参一事。想不到警察将我身上清监收走的一张红参的收条告发到总场。这张收条是分场孙国勋干事写的，当时他 扣下北京朋友邮寄给我的红参一支，说要经大夫同意后发给我服用，就写下这么一张收条交给我。几天后孙干事把红参还给我，我却找不到收条，他嘱咐我找到后撕 掉即可，而我却再也找不到这张收条，就把此事淡忘了。原来收条在清监时已落入队长手中，不知哪一位安的什么心，竟把它上交到总场，才有了今日查红参一事。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刘干事后，并说：“这肯定是你们警察之间互相使坏，明争暗斗的结果。”我想我的二盒进口花旗参和一袋西洋参还在于中队长手中，至今一直未 还给我。於是我对刘干事说：“红参早就还给我了，但我有二盒进口花旗参和一袋西洋参被扣留至今未还。”
刘干事记下此事后，又翻开我的笔记本，指着“三洋”两字，问我还有什么东西?我说：“李指导员、李副指导员扣留我的书藉、手表、闹钟、放大镜，还有 许多我都记不起来的东西，昨天全还给我了。但黄教导员扣留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裁决书》至今未还，你们无权收缴我的《劳动教养决 定书》，这是公安局对我非法劳动教养的证据，我得拿着它去起诉立案，为自己平反纠错。至于本子上记着的“三洋”之类，我只能解除后告诉你，否则我怕拿不到 解教通知书，又再次被害。”想不到二盒化旗参和一袋西洋参让中队警察们集中开了一下午的会，竟没有人承认。
昨天下午于中队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在沙发中坐下。环顾四周，床头的铁架上仍挂着一黄一白的两付手铐，桌子上倒多了两面红色的小旗，一面是党 旗，一面是国旗，显然表示办公室主人有着代表党又代表政府的双重身份。于中队长打开抽屉时，我看到两支滚动的黑色电警棍。这些手铐、党旗、国旗和电警棍代 表着办公室主人拥有的特殊权力，只要主人开启电棍的开关，几万伏的高压电会击得任何人胆颤心惊。于中队长把电棍推在一边，拿出一叠用夹子夹紧的条子，其中 一张是由他口授由我书写又被他保管的收条。我哭笑不得，想起孙干事的那张收条，竟被举报到了总场。那么于中队长拿出代保存的收条是想干什么?那收条上明白 写着他收走我外烟一条。如果此刻他还我一条外烟。那么把这张收条撕了也就完结此事。或者不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我哪里还敢跟他要什么外烟。
于中队长似笑非笑地要我再写一张收回一条外烟的收条交给他。没有还我外烟，却要我写一张收回的收条，真是岂有此理！而你又不得不服从，敢怒不敢言。于中队长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碑坊的作为让人不齿，而他手下牢头的为非作歹更使我忍无可忍。
清晨牢门打开后，我提桶去打热水。水房牢头不肯给我热水。我说：“王洁，今天我解除了，给我一桶热水，我清洗一下秽气上路回家。”谁知请求发给最后一桶热水却遭到了刁难。心中不快，但仍得忍气吞声。两年都熬到了头，今日还得按照王洁的话，去征求于中队长同意。
我返回中队，走进中队办公室，说明来意，于中队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这点小事还要我同意，就说我批准你打热水的。”得到批准后，我再次去水房，谁 知王洁不买帐，再一次刁难，他要凭于中队长签字条子发水，并且恶狠狠地拿起炉钩子威胁：“假如敢放热水，我就拿铁钩子扎人。”苦熬了两年，到头来还要受这 帮牢头狱霸的欺压。我把水桶往地里一摔，怒不可遏地大声抗议。然后我对王洁说：“我找你的头去算帐，看他如何了结今天的事。”
到了于中队长办公室，爆发出了我积压了两年的愤恨。我怒吼了，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我的抗议。值班的单队长和李队长过来了。见我大声喊叫，提示“五 要十不准”规定不能大声喧哗。我喊得更理直气壮：“今天我已经是个公民了，别给我讲什么“五要十不准”，我转过头对于中队长说：“中队长你不管管你手下嫡 系，我只好‘有眼不识泰山了’。”我又说：“孙干事扣压的红参早就还给我了，有人却拿着清监时搜走我的收条，告到总场，要害孙干事。被真正扣押的是二盒美 国进口的花旗参和一袋西洋参切片。我告诉刘干事后，你们开了一个下午的会，竟没有人认帐?”单队长，李队长见我说到花旗参就不再阻止我说话了。
于中队长坐在床沿上，他身后一黄一白的手铐在晃荡中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我想此时于中队长内心也是叮叮当的，他也有肝儿颤的日子。因为这些花旗参及药 还有许多东西都是他拿走的。于中队长高声吆喊叫来王洁，赶紧让他认错，并命令他给我去打热水。看到王洁唯唯喏喏的样子，我拒绝再要热水，并说：“水洗不清 我所蒙受的耻辱也洗不白被强权抹黑的尊严!”我继续对于中队长发难：“半年前，你突然没收强劳人员自备的餐具，而我被你抄走的一套罐盆长期被王洁占用 着。”我停了一下：“请问这些被收缴的餐具是如何落到他手里的，假如是他偷走的，便是重新犯罪，你得给他作出处理；假若是你送给他的，你得说出凭那一条法 律让你有权这样做，这是强抢和掠夺!”于中队长命令正在写检查的王洁快把那套餐具拿回来，送到我的手上，而后又命令王洁继续写检查。
我举着餐具从一个监舍走过一个监舍，含着辛酸的眼泪，向狱友们道别。我对他们鞠躬，并说：“倘使我有对不起诸位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原谅!”各监舍响 起了喝采声。并举起了许多手，有的手是要餐具的；有的用食指和中指构成V字，欢呼抗争的胜利。我仍举着这一套餐具，把他送到一班，交到刑期最长，在 2000年后解除的栗玉京手中。并高声说：“这不是餐具而是人的尊严。”此时我回转到筒道，换班来的队长都挤在筒道里，楼下响着汽车喇叭声，李副指导员 说，已买好去大连的卧铺票，催我快走。我说：“我不走了!我要去总场控告。”我又对于中队长说：“我是被逼出来的，本来我什么都不想说，现在我什么都要 说，我要控诉，控诉强权
对我的迫害！”我又转身抱拳对立满筒道的队长们说：“我感激你们两年来的关照。倘使我出狱后，说了真话，有什么得罪你们的地方，请求你们理解和原谅。”
李副指导员已从我的工作室提出我那只红色的帆布登山包，我曾背着它走遍了整个中国，今天又背着上路了。刘队长提着我的一箱书藉和画具，他们拖着我走 下了中队监舍的大楼。此时，感到心往下沉，突然间感到失去了许多。我将告别曾经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同时我将失去这些曾经不理解我的狱友。我曾经恨过 他们，骂过他们，厌恶过他们。在共同生活了整整两年后，竟在别离的瞬间，互相理解了许多。我跟着李指导员和刘队长默默下了楼,走出了黑暗的监舍,迈过了中 队的大铁门,走向操场—-这个我们放风的地方……
从中的放风场所我往监舍上看，此刻，每个铁窗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在向我道别，向我挥手，在呼喊着祝愿我一路平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喊出了人的尊严！
走出中队的大门，离狱友们越来越远了，可那些窗棂和铁栅间，还挤着那么多压扁了的脸面，向我晃荡着手势。我停下了，用两肩扛起了登山包，现在我能对 他们抱拳一步三回头地作揖，并禁不住摔下一串串热泪。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生的爱和恨，还有那岗楼、高墙、电网……都在泪眼中化为一片混沌……
此刻我在车厢中写着这段文字时，仍止不住涕泗滂沱，引来了同车旅客疑虑的目光。这是齐齐哈尔开往大连的列车。分场选定这条路线是让我到达大连后再乘客轮去上海返浙江。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再左右我走出大狱后的人生轨迹，禁止我去北京是徒劳的。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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