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阴阳陌路-严正学(23)2014-03-21 06:26:51

二十三、《魂,归去来兮》
1996年3月28日沈阳至北京的列车上。
凌晨一时,我中途从沈阳站下车。跑到了出站口,即挂通北京的长途电话,从向宏母亲处得知向宏换肾七年后又发现肾衰的症状。再拔通椒江的电话,告诉春柳,我已出狱,并决定先去北京再转浙江。再一次挂通北京的电话时才从话筒里听见向宏的声音。
我丢掉去大连的卧铺票,重新买票。赶紧挤上了去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坐定后我又开始写我的日记。
我终於踏出了高墙,在走近大铁门时,我180 度转身两手交替挥舞着向铁窗内仍频频挥手的狱友们告别。走出大铁门后,监狱的一切,被隔在高墙电网内,再也看不见了……
我仍不能肯定我已踏上了自由之路,正如女儿颖鸿所作的行为艺术《从自由到不自由到不再自由》中暗示的,这表面自由的内涵仍为不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是 与不自由相对而言。我们向分场走去,早春的荒原北风肆虐着,卷起的沙尘在我身边盘桓。我回过头去,高墙和电网在无际的黑色中更显着凄厉和恐怖,一种劫后余 生的感觉攫住了我,使我更觉前路漫漫。
走进分场的会议室,黄教一行早已坐定在会议室的沙发中,孙干事手里拿的是一本劳教解除证。我还得过最后一关,任何差错,都会成为重返大狱的藉口。立 在他们的包围圈中,这种自进看守所后,随时可行的搜身,今天让我觉得特别不能忍受。因此情绪中萌发着下意识的抗拒,从心里涌动着这种反抗,不愿配合警察最 彻底的搜身。黄教先问我进口花旗参之事。我说:“花旗参是于中队长扣压的,与孙干事无关。如果于中队长不承认,我还有其它材料可揭发。”黄教用电话喊来了 于中队长,于中队长用“好像有这件事”搪塞过关,也算是识事务者。
黄教开始搜查我携带的行李物件。我指着脑袋笑着说:“要带的材料全装在这里边,谁还在包里塞什么。”两篇艺术论文《现代艺术·毕加索》、《走出空门 -中国现代艺术前瞻》是他们审查后发还的。但他们仍翻着、搜着、希望找出点破绽。刘队长翻查纸箱物件时,却倒出一个纸团来。黄教捏在手心里,对我射来一束 阴森的目光,他急忙打开它,见是芥末状的草籽,纸上写着“勿忘我小花种子。”黄教翻过来、倒过去看不出名堂来,却把我收集的野花种子倒个精光。
后来翻出一大堆水墨画。一张张摊在地上,又拎起来对窗外光线透着看。黄教说:“这些画不能带走。”我说:“黄教,你可以把画留下,我的画在北京现在 是三千美元一幅,如果你不怕打官司就给我开收条。”黄教说:“你得说清楚画的是什么内容?”“什么内容你自己看,我无可奉告”黄逼进一句说::“我们看不 懂,但你自己看得懂。”我接着说:“这就像你管不了我在想什么,文革中你可以定我腹非罪,现在晚了。”黄教走出了会议室,不知挂通了那一级上司的电话,片 刻回来说不扣留了,但仍扣下我42幅创作构图和一堆回忆文革后的生活文稿。这些都是我为创作积累的重要素材。
接下去是搜身。我主动脱下棉衣,绒衣、毛衣,一付瘦骨伶仃的傲骨,什么都没有。我指着肩膀上电刑后留下的疤痕,调侃地说:“这就是你们留在我身上的 杰作。”黄教接着命令我脱下裤子检查。我拒绝就范,抗议这是侵犯人权,我不予配合。黄教怒喊道:“什么人权不人权的,中国人只有生存权!”我越是不脱裤子 他们就越觉得我身上有夹带物,越急不可耐地要验明正身。我故作姿态地说:“黄教,这是我的私。中国人不讲人权总还得讲个私 权吧!”黄改成了一种强硬的口气,几乎是命令我:“都是男的在检查,不检查你走不了。”我说:“如果一定要检查,那就只能留下两位警察,我不愿在这么多警 察前脱下裤子,在这里,长了见识的我才知道,男人光屁股同样让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起性。” 警察们嘻笑着退出了会议室,我才慢悠悠地退下裤子。除了绒裤 、毛线裤都已破得开了档,查不出半点罪证来。搜身到此结束,孙干事终于给我开具了解除劳教的文书,交到我手中。
我翻弄这张等待了两年的解除文书,一种受侮辱的情绪由然而起,我没有罪,我的命运、我的自由怎么能受它的支配!当着警察的面我把“解除劳教书”撕成碎片,我不承认这种非法的劳动教养,也是对他们至今不发还那张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的“劳动教养决定书”的抗议。
折腾了一个上午,才开始让我自由走动,他们请我去食堂吃饭。我说:“我去去厕所就来。” 在那个分场的厕所蹲坑下,我翻出了二包尚未带走的绘画和日记。它们被包在塑料袋中,外面包扎的旧布已和冰冻的屎尿冻结成块,我拉出它,好不容易扒去脏布, 把它们藏在胸前棉衣下,进了会议室,装作整理物品塞入登山包中。这一次我亲自尝到了沾上冻结屎尿的难堪。虽然不很臭,但总让人恶心。难为能儿及解除的一些 狱友能从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污秽中一次次地抢救了我的绘画和日记。使它们能成为历史的缩影存留人世。
认真地洗了手,匆匆地吃饭,总场刘化生干事对我说:“由我送你去齐市到我们的办事处取票,再送你去齐齐哈尔火车站。黄教及刘之跃队长搭这个车买东西 同行。” 坐上了警车,在警笛声中行了一刻多种。我问黄教:“车子去总场?” 黄教说:“现在向齐市方向前进,总场位于相反的方向。” 刘干事闻声连忙说 :“总场王场长,诸书记、张书记因开会不能来看你,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 我说:“我哪里希望他们来送我,我感谢总场一直关注着我,没有总场,也许我早被电熟了,也不会今天活着回去。不过,我还是要到总场去,我得反映你们管理上 违纪的事。至于违法的事,我只能到北京向有关方面控告。”
黄教愕然。刘干事为难地说:“都走了三分之一了,你看我代表总场,黄教代表分场,还有刘队长和司机,有什么就向我们反映,我们一定转达。”“好 吧!”我同意向他们反映意见,说:“今天你们对我的搜查可谓是全面彻底,脱得光屁股一个。第一,我想请问是否搜查到一整条的外烟。”黄教说:“没看到外 烟”我接着说:“昨天于中队长在他办公室里逼着我给他写一张收回外烟一条的收据,他是拿它和原先代我保管外烟的条子去标榜他的清廉。他这样做让我反感透 顶。第二,我被警察打成重伤,来双河后不仅得不到医治,黄教还一次次查封我治病的药品,不给治疗,而我从团河医院,双河医院开来的治肾病的“诺氟沙星胶 囊”竟被于中队长全部拿走去治他的尿路感染。这岂非置我于死地吗? 还有我的进口花旗参二盒、一袋西洋参片及其它一些药均不翼而飞。你们说查到了,为什么又不给我拿回来?”我转过头对刘化生干事说:“刘干事,你昨天问到我 日记薄里记的‘三洋’二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是于中队长收缴了我的进口三洋电动胡须刀,硬说成是刀具。第三,强劳人员们一致要我向你们反映,自从于中接 管伙房后,把原装模作样的两把锁由两个伙委同时领取食物的规定也取消了,于中独掌仓库食物。我亲眼看见朱立华往于中队长办公室送肉、送油。这件事郝队长也 看见。奇怪的是劳教所的减期总是内定给伙房班长,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
黄教不耐烦地说:“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早反映?”我说:“说真话,我没有忘记94年9月27日,因为我反映了伙房的情况,黄教你竟让十来个队长,用六 根电警棍电了我整整三小时,如此‘教养’我终生难忘。”我喘着气,因为这是二年来第一次能够如此直言不讳地说话。要是在几天前他们肯定会拿着电警棍吆喝着 “闭嘴”,或是“找死”之类的训斥。可今天没有一个警察再敢这么说。我接过刘干事递给我的茶水,喝了半缸子,接着说道:“第四,牢头狱霸作恶多端,动辄打 人,是你们惯出来的。有些还是你们唆使的。安立明诱惑我们逃跑,这显然是故意设下的害人圈套。大家都明白提供逃跑的长梯是队长从大墙外特地搬进来的。”我 没有点明是刘队长扛进来的,因为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你们给周国强加了一年的刑期。扪心自问。难道就没有一点点自责吗?”我接着说:“还有你们扣留了我的 《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裁定书》,请你们立即给我寄回来。”
警车开进了齐市,和两年前一样,鸣叫着穿过了街道。我们在双河驻齐市的办事处拿到了齐齐哈尔至大连的284次卧铺票。黄教记下了我反映的诸多问题 后,提前溜之大吉。“天下的锅都是黑的。这年头谁不贪!”刘干事倒郑重其事地领我去了一个房间,我们促膝而坐,半晌他才对我说:“下边执法和总场的要求不 一致。正像中央反腐败,北京仍出陈希同和王宝森一样,这年头请客送礼成风,权钱交易现状存在,谁又能把颠倒过来的历史颠倒过去。你也就别太当成一回事 了。”我想到两年前刘干事在押我上开往双河劳教所的警车时曾和蔼地问我:“是否有些恐惧?”
今天我从“恐惧”里走了出来,回顾恐惧的日子,所忧虑的正是刘干事今天说的这句话:“谁能把颠倒过来的历史颠倒过去!”作为昨日的阶下囚,我还能说什么……
警车送我去齐齐哈尔市火车站,刘干事劝我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上路。我说:“我不想掩饰我作为北大荒囚徒的历史。”警车在齐市火车站前停下了,虽对刘干 事帮我提携着行李,我们登上了站台,找到了4号卧铺车厢的铺位,放好了行李后我看刘干事仍在向我招手,不由得百感交集,我能说:“再见”吗? 虽对刘干事个人我能道一声“再见!”,但对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刘干事谁愿意说“再见”呢? 我当然更愿意这是人生的一次永别。列车启动了,我看到二年前戒备森严站满了警察的站台,现在只剩刘干事一个人,他目送着我这个北大荒囚徒的离去……
一个警察送一个囚徒本就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加上在这节衣冠楚楚的卧铺车厢里,我的一身囚徒的衣裤 ,确实让周围旅客捉摸不透而侧目相看,不知我这个怪物是哪个时代被囚禁在荒原中的,又囚禁了多少岁月? 拉开了红色登山包,找出了那一身蕴琪借我穿着上法庭的西装衣裤。是它陪伴我渡过了两年地狱之旅,今天又被我穿在身上。 打开列车的窗户,把那一身脱下的囚徒衣裤抛入夜空。
列车上的售货车徐徐而来了,我抽出一张百元大钞,不问价钱地要了一袋德州烧鸡和一瓶啤酒,开怀独饮。是饥、是渴、或是贪恋,我喝下的是人生太多的甜 酸苦辣……两年来酒精第一次通过我的肠胃,进入我的血液,我两额通红,当列车员小姐拿来了点歌本说服着我对座的两个大款点歌消费时,我真想为我的朋友点一 曲歌。在行进的列车里,一曲《好人一生平安》的歌声让我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久,很久。
1996年3月29日 西坝河
3月28日晚18时45分。友谊、亲情、鲜花在霓虹灯编织的五光十色的夜梦中迎来了我这个北大荒的囚徒。如果不是荒诞的梦,为什么被戴着手铐由几十 个警察,两个便衣警察夹持,让三辆警车督阵的场面仍历历在目。我走下车厢,北京站的月台还是那一片阴冷的水泥地。如果不是梦,历史何以要开这么一个荒唐的 玩笑!
我回来了!我重新踏入了这个曾使我蒙受苦和耻辱的城市。警察和警车哪里去了?不,他们不会不在现场,不就是换成更隐蔽的方式,在阴暗角落里用电波传出信息:目标随着人流出了站口,在拥挤的接站人群中,目标被簇拥在鲜花和拥抱中……
在欢迎我归来的人群中:我最先见到的是余天娇(王家骐的女友)她捧着鲜花第一个迎我而来;其后是李永存,接着是施万春和他的学生;还有侄女倩红和她 的女伴。……有一些我过去并不认识,有些我一时喊不出名字来的,怎么还没有见到蕴琪和向宏?在人群后边向宏腊黄的脸,正靠在蕴琪肩上,她是抱病而来的…… 两年来我盼望着这一天,今天我们终于相聚了……北京车站的钟楼像个大感叹号,它目睹了这一切!照相机和闪光灯留下了我劫后余生的身影!
在三环的酒家,亲朋们为我接风,共叙别后的思念。宴后,我带着这颗饱经风霜,受尽伤害的心,踏上了蕴琪的家。不一会,能儿也骑车从美院赶来看我,春 柳和鸿儿都打来了电话,通过电波传递着思念之情。妻子告诉我她买好了明日来京的飞机票,声声叮嘱我先别去找有关部门评理。她怕我在虎口周旋,她怕我再次落 入陷井……我用我的承诺抚慰着她已破碎的心,求她去退掉来京的机票以免受来回颠簸之苦。是她忍受着这世上最严酷的打击,是她在丧子别夫的悲痛中苦守着这个 清贫的家,才使我这个浪子能有回来的窝。
我再也无法入睡,坐在向宏的书斋里,这个空间不到十个平米的房中,塞满了我的画具和用品。那个两年前封成的阳台上,叠满了我的画架,书藉和资料。再 看看我从狱中一次次地带出来的日记,被揉平,粘贴成厚厚的一大叠,除了传递辗转时失落了105-112中间的几页,整整的五十多万文字,按日期顺序夹在一 本文件夹中完好无损。而且其中已有不少输入了电脑,打成文字。狱中的绘画,已全部收齐,保存在她的书房里。夜深人静我仍独坐书房思前想后,我瞥见了文稿台 上有一张转院通知书,才知向宏七年前换的肾产生排异已整整一年之久。一年前我不是曾为她的病担忧吗?而她总是以“杞人忧天”搪塞着。现在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呢?如何报答他们夫妇两年来对我的真诚关护?我惟有用我真诚的心,通过对艺术锲而不舍的追求,以最终获得成功的喜悦来报答他们。
1996年3月30日
今天开始整理我狱中的绘画和日记。日记当初是一个纸片,一个纸片带出的。有些在中间裁成两半匿藏和传递的。那些狱中的绘画叠放在大纸箱里。蕴琪搬走 了房中的椅子,沙发,还铺不下大画,他们感叹我如何在监狱里画成这样大的画。而我更感激的是自我被抓捕后,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株连的时候,是他们一 家,把我在圆明园画室中的东西,全部拉了回来,而且抢在了警察抄家之前。现在在向宏的书房、卧室 、阳台、凡是能堆砌什物的地方,都塞满了我的东西。她告诉我,在塔院总参干休所她父母的家中,还有整整的四、五大箱书藉、衣服和绘画。还有那一批画框,一 部分在塔院阳台上,一部分放在他弟弟朋友的仓库里,远在昌平。当日逮捕我时。她得不到我的信息,即通知中央工艺美院的李永存开车去圆明园画家村我的画室, 抢先搬走有关诉讼案件的全部文字资料、日记以及我全部的绘画作品。想当年赶在警察抄家之前抢救这些物品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她告诉我:还有她单位的司机强子 两次去我的画室拉回全部的东西。那时警方怂恿房东清退我的画室,没有他们去料理,我的全部东西会被扫地出门。晚间在她父母家相聚,世事沧桑,人心依旧。警 方为了罗织我的罪名,曾向她们家下手,半夜拘传向群。在引诱,恐吓之下,他们的任何一点疏漏和退缩,都会让我跌入更深更黑的阴谋之中。
1996年3月31日
中午向宏喊我去吃饭。我醒来的第一句话竟是:“你也进来了,和我关在一起?”向宏反问我:“你现在在哪里?”“双河……”向宏把我从昏睡中唤醒,我 木然不知所措,她笑着说我还没有走出监狱的阴影。我说:“我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天网恢恢,我不过换了个更大的空间,什么时候抓你还不是一句话,不需要 任何法律。”
下午他们夫妇拉我去商店买衣服,以改变我的形象。更是为了下星期三(即4月3日)在北京市西四二炮招待所举办《严正学狱中绘画展览》时不显得过于寒 酸。展览仅通知了栗宪庭、李永存、殷力欣、石琳琳、杭间、沙林、曾璜……由他们转告艺术界的朋友来参观。晚上开始有人打来电话,言谈之中才知700多个日 日夜夜里,曾经有过多种传闻。有人说我早已被拷打致死;有人说我已加刑;还有人听到更离奇的传说,说我被打成了植物人,奄奄一息地打发着日子。更有人听到 我在爬高墙翻过电网时,被高压电烧焦……这些传闻体现了公众对我的关注也并非都是杜撰。他们获知我即将举办《狱中绘画展览》时惊叹不已。晚上看向宏夫妇录 下的当时北京电视台播放的我被逮捕入狱的新闻,我高大的身躯被两个矮小的警察挟持着送进牢狱,这显然是珍贵的历史镜头,也是强权迫害我的铁证。然后看阿鸿 拍摄的狱中绘画录像,向宏在电脑中做了题头,我看见一个鲜血滴成的囚字下有一行《严正学狱中绘画》的小标题。
1996年4月1日
起早去西苑中医院,请医生给我治病和补牙。在泌尿科就诊时,拿着我的病历的医生竟惊叫出声,连声问我:“你是否就是圆明园画家村村长,几年前那个挨 警察打的人大代表严正学?”我说:“正是。”医生们围着我,脸上浮现出复杂的殷殷关切之情。他们在议论世道太不公平时追问我这几年都去了哪里?我说:“把 我关在缺医少药的北大荒整整两年……”医生们竟毫不顾忌地喊出了“这哪里有法,怎么会这么不讲理?!”
西苑中医院是我被警察打伤后第一个为我检查治疗的医院,医生们详知我被打的经过和伤情的严重程度。想不到法律不保护被害人,法律默许行政诉讼期间被 告抓捕原告投入荒蛮的北大荒监狱。医生们的不平燃起了我内心难以平息的愤懑,为了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健全,我真想呐喊和呼号。医生们能治疗肉体上的病患, 但无法抚平我灵魂上的伤痛。
要改变社会的大灵魂和中国人缺钙的脊梁。还要一代代人去抗争、去努力。这个延续了5000年文明的华夏古国,到了近代,从人性的沦丧到人道的失落。人的权利,用动物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去替代。这岂非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出了医院,我忿忿不平的情绪无法平息。走到海淀,不由自主地想去海淀区法院见一见当年的行政庭庭长今日的法院院长王金峰。 看来他是高升了。假如当日他坚持依法审判,至少我不会吃这么多的苦。但他可就不会是今日的院长了。
海淀法院门前戒备森严,我仍从旁门进入法院。找到三楼的院长办公室,就有女秘书或办公室女主任出面挡驾。问我是否是王院长约定的。我说:“我是他的熟人,来起诉立案,想见他一面。” 她便要求我通报姓名,我说:“我叫严正学。”办公室里的人惊叫了一声。 这当年的受害人还是以受害人面目来法院,他要干什么? 继法律的黑箱操作后,高墙、电网、铁窗;黑牢、铁篱笆、铁锁链,还有铁打的脚镣、手铐和电警棍,不是已作了现实的判决了吗?
今日你来找院长干什么?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不安而又疑虑的目光落在我手中提携的小塑料包 上,一种惶惑笼罩着小小的办公室。我相信院长是见不到的,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会防不胜防。两年的冤狱或许已把我改造成一个报复社会的亡命之徒。难怪我的这 个小小的塑料包会成为在场人员注目的焦点。於是我松开了捏得太紧的袋口,从里边拿出的是一本名片册、一个通讯录和两支钢笔。我把小小的塑料包翻了个里朝 外,他们才“嘘”的一声放松了紧张的气氛。在一片唏嘘声中,为何见不到当日的行政庭庭长如今荣升为院长的王金峰。
最后还是那个行政庭的饶亚东审判员出来接见我。饶亚东是我那个行政官司的办案人。她比王金峰庭长更识时务。是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受害人在 丧子的交通事件中匆匆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北京;是她宣布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使行政审判无限期地“中止”;是她,参与了民庭对我的牵制,在中日医院宣读对我 的起诉;是她,使我看清了执法者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我诘问为什么行政庭在行政诉讼期间默许了我的被告公安局抓捕我这个原告。并且在遭逮捕投入强 劳后,被关入漆黑的禁闭室,又受到六根电警棍三个多小时的摧残……为什么行政庭目睹这些事实后竟然还能作出终止审判的裁决,受害人上诉后连答复都没有!接 着,我揭露了狱中两年对我的迫害和虐待,提出起诉,要求仍以“行政诉讼”去控告公安局对我的迫害。饶亚东没有回答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但告诉我起诉必须持 《劳动教养决定书》才能立案。原来他们扣押我《劳动教养决定书》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剥夺我的诉权。一连串的为什么? 得不到说法,我只好说:“我并不是来寻找庄严又虚假的法律,也不是来找法院的。我希望原行政庭庭长现法院的院长王金峰,他尚能有不曾泯灭的良知,能不回避地看一眼我这个原告。最后我说:“今天是愚人节,也许我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然而,真正的愚人是谁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执法者,他们内心是明白的,回避这个案件的审理,是因为他们不敢直视社会的正义。在人类的良知前,他们为掩饰自己的圆滑和蝇营狗苟而“难得糊涂”……
法官们怎能允忍自己审理的案件,被专制强权控成了新冤案,难道缄口禁声就能绕开吏治的黑暗?其结果是默许了司法腐败的滋生。
下午去了“协和医院”,通过医生诊断探究我大小便失控的病因,当然是狱中电刑的杰作。医生给我配了药物,鼓励我要有信心很快就会康复的。在作了心电 图和超声波检查后医生嘱注意血压及心绞痛的再次发生,并告之急救措施,要我及时就诊。后来我去了血透病房,因为向宏正在作血透,已半年多了。此时,她正坐 在血透机前,我看着她的殷红的血液从各种大小粗细不一的导管中流过,最后从静脉返回体内。“好人多磨难”,我怎么才能够为她分忧解难呢? 她给了我信念和勇气,让我走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岁月,
她从未中止过写信,后一部分,竟是在血透期间写的。那个时候她都已经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想着我出狱后倘若见不到她会是何等悲哀!感谢上苍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结局,我祈祷她第二次换肾手术成功。
1996年4月3日深夜。
黎明冲破铁幕,晨曦涂满窗棂。我被五更的寒气冻醒。我坐在一个徒有四壁的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中除了三台电脑和几条凳子、沙发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物件。这是一个新创办公司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附近的军人大院里。
早春的寒气,五更的寒气,还有发自内心的寒气,都使我清醒地意识到存在的冷酷。
几天来上访被推诿的事实,使我看清了司法的腐败。监狱查扣了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剥夺了我的诉讼权利。法院及各个司法部门,均以缺少《劳动教养决定书》的理由拒绝立案。
公、检、法沆瀣一气,他们是“政法委”指挥棒下的三套马车。而椒江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官员,竟然在没有调查、复查案情的情况下,第二天就许可这种非 法教养,使北京公安局的陷害报复得逞,实质上迫害是政府各职能机关联手违法的结果。法律只是特权恶行的遮羞布,期望法院给予立案是水中捞月,我只能用艺术 的良知呼唤社会的公正。
今天,公元1996年4月3日,在文化界朋友的帮助下,成功地举办了《严正学狱中绘画展览》。虽未大肆声张,但来参观者包括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 所,文化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及原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的职业画家们。还有一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画幅 未曾装裱,就那么挂在墙上、铺在地上,以其最原始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我出狱的第一个星期里,选择在北京的心脏西四闹市区的武警二炮招待所,举办了这样规模的展览,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实,从我离开北大荒开始,我的行踪不仅被人为地控制着, 更是处于多方位的监控之中。我的言行、举止,在他们现代化的侦探操作中,可谓了如指掌。
对于这个展览的举办和它的命运,我们曾忧心忡忡地想到随时可能被封禁、查扣、没收、或作品被撕毁,或因发生冲突以新的“莫须有”罪名重新把我投入监 狱。在99%的危险和1%的可能情况下,我们谨慎地采取了声东击西和出其不意的举措。既然住宅电话被监听,那就故意宣称展览时间和地点是4月6日在梅地亚 新闻发布中心。而真正展览的日期是布展的当日由向宏在公用电话上正式通知:在西四武警二炮招待所三楼的老干部活动室。事先的误导为我们赢得了展览的时间, 未遭警方的冲击和取缔。当然,展览是一种姿态、一种嘲讽、一种无声的抗议,因而也就不能为可能发生的后果和结局而气馁。
10时左右,我和蕴琪租车先去了武警二炮招待所。向宏约永存、杭间、栗宪庭后来。文化部的殷力欣通知《文化月刊》的石琳琳从另一路赶来。还有我的侄女倩虹带来的文化界朋友如黄燎原等等。
我和蕴琪在西四下车,抬着一大纸箱的绘画刚刚到了武警招待所的门口,只见大院的正中停着两辆“首都巡警”的巡逻车。我们心头一惊,完了! 公 安局早已戒备森严地等着我们自投罗网。我们机灵地把纸箱往大门外的地上一放,漫不经心进入院内探视虚实。只见巡逻车上空无一人。原来这两个庞然大物是停放 在这里的。我们若无其事地重新扛上纸箱,踏进大院,绕过巡逻车,找到二号楼三层老干部、老教授协会。郎云夫妇已等在那里,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司机强子也早已 来到。强子动身开车去接向宏他们。通过询问才知大院是停放首都巡逻车的地点之一。我抹去一头凉汗,心想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警方只会把目光盯着美 术馆、画廊,还有那个梅蒂亚新闻发布中心。万万没有想到展览竟会在北京的闹市区、在警方的心脏–武警二炮招待所举办。
征得协会的同意,郎云和蕴琪开始在墙上敲钉子拉铁丝。此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的郎绍君先生来了,像郎先生这样主流艺术评论家能亲临观看画展是十分 难得的。郎先生来时,我们还正布置张挂。他握着我的手,频频感叹地说:“《中国美术报》曾登过你的自传《路漫漫》和你女儿的水墨作品。”我忙拿出狱中的绘 画作品,铺陈於地。画幅之巨大,使郎先生吃惊。他以为狱中偷偷画下的一定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画。於是郎先生问我“一定是你和警方的关系特别不错,才能让你在 狱中画这些巨幅作品。”我的回答恰恰相反。於是我告之争得工作室的代价和作画的过程。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绘画都是曾在北大荒冰冻的粪坑中长期掩埋,通过难 以想像的渠道,才得以到达北京展出。郎绍君先生见展览尚未布置就绪,让我先去张挂,他先回去,表示下午一定再来。
中午郎云夫妇请我吃羊汤泡馍。午后,许多人陆续而至。大家帮我张罗,悬挂。蕴琪和向群是布置的主力。倩红带来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当日在《南方周末》 上发表文章的黄燎原。后来永存和杭间都到了,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曾璜和李宴同时来到。李宴递给我一本杂志,是我被抓捕后发的,其中仍登着我的照片。栗宪庭、 殷力欣、石琳琳来后,“文艺报”的沙琳、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家通讯》的张晓军都来了,接着来的是中国健康研究所的万延海和律师张欣水以及已被驱散的原 “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的许多职业画家。郎绍君先生又先后来了二次。中央电视台记者开始拍摄录像,新华社的曾璜拍摄作品和展览的场面时,沸沸扬扬的局 面超出了场地主人的预料。特别是两位港台的记者和法国通讯社“劳动报”的女记者来后,使这种紧张的气氛升到了沸点。李南友来了,转了一圈后,怕展览会遭不 测立即告辞了。
画面中强烈冲击现实的气势和介入生活的现代水墨画,至少证实了现代艺术并不仅是逃避生活的语言符号更新。热心的观众开始有些紧张,有人证实警方的便 衣光顾了展览现场,展览从沸点降到冰点。老干部老教授协会为了明哲保身,已宣布不允许任何工作人员前来参与或参观。又有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即将随时光临。 电视台一边录像,一边由蕴琪随后收集画幅。新华社的曾璜仍是不断地专心一致多角度地抢拍着各种镜头。过道的作品拍摄完后,大家都进了活动室。这里的作品悬 挂得最多。济济一堂,却鸦雀无声。众人要我说几句话。我说了声:“朋友们……”就哽咽着说不出声来,我清了一下嗓门,又说了声::“朋友们……”在泣不成 声后,我说:“今天我是用我的艺术在向大家说话……”我声泪俱下地讲述了我整整二年的创作和人生感受。下边是按照录像整理的我的讲话内容。
一九九六年四月三日我在“狱中绘画展览”会上对北京文化、艺术界朋友的发言
朋友们:
一个刚刚从奴隶枷锁下重获得“自由”的人,一个刚从远离京华的北大荒重新迈入“文明”世界的野蛮人,我已不知道如何和大家说话。两年来我天天盼望着 这一天,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文化界、艺术界朋友来看望我这个北大荒的囚徒,一个被“强权”渲染成“贼”的人,看望我在荒蛮的世界里画下的心灵图像和灵魂景 观,我感谢大家对我时时的关注、支持和信任。两年来我经历种种难以想象的磨难,我被投入永远漆黑的禁闭室,我在五、六根电警棍几个小时的电击下,我在别人 一次又一次地为我设置圈套和陷井企图将我永远置于暗无天日之中;我在对强权和牢头狱霸的无尽止的抗争中,我之所以能够活是因为我想到你们对我的期待和关 注;想到我和你们相聚的今天;这是我活下去的信念!它使我多少次挣脱了死神的拥抱,使我今天能回到朋友们的怀抱之中,朋友们!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面对现实世界我们并不轻松,但我相信会一天天好起来。4月1日,我去海淀看守所和区法院,在他们的惊惶之中,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寻找庄严又虚假的法 律,我也不是来找法院,我相信原行政庭长现法院院长尚能有点良心,我只希望他能有尚未泯灭的良知,能不回避地看一眼我这个原告;这只是我的一种姿态。我最 后说:“今天是愚人节,也许我又做了一个愚蠢的举动”。
我是个艺术家,政治家铁腕操作下的种种举措,对我只是一种生活的体验,两年来我写下的日记,画下的画足以表明我没有白活。孤独的监禁使我只能和自己 的心灵对话,而艺术家的不幸正是艺术的大幸,这些画是我在森严的高墙和电网之中,在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下画下的,这些篇幅巨大的水墨画竟是在铁窗里局部去完 成的。它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通道带到北京。这些画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整体地看见。
我把我的生命和活下去的勇气以及对现实的希望全部溶入了我的绘画,所以今天我是用我的艺术在向大家说话,并真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严 正 学
一九九六年四月三日
我在发言时又传来警察将到的消息,展览的气氛更为紧张。但参观者并没有离去,仍聚在活动室听我的讲话。蕴琪和郎云一直守候在楼道上,防止发生意外。讲话结束,大家在门口集体留影后,即撤离武警招待所,把全部作品装上永存开来的轿车。然后提议在不远的餐厅聚会。
吃饭之间,向群的BP机响了,是郎云从武警招待所打来的,显示的内容是:“公安局在你们撤离后来到了现场……”。这是一个警告,让我和我的绘画赶快转移,以免遭不测。永存带着我的绘画提前开车离开。
我和大家恋恋不舍,向群几乎是拖着我离开的。下了楼即拦下一辆夏利车,我们伛偻着钻入,急驶而去。向群一直把目光从轿车的后玻璃窗上向后注视。他 说:“我们已被盯上了,赶快换车。”他催司机左拐右弯地绕着,驶了一大圈后,在一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乘暂停的时机钻出轿车。乘上刚进站的公共汽车,在车上 他没有停止对跟踪目标的反侦探。公共汽车转了个弯后靠站,他突然拉着我下了车;下车后又跳上一辆黄色的面的,绕了几个弯后,又在一闹市区下了车。然后步行 了片刻,左顾右盼地窜入一个军人大院。向群告诉我这是平安里军人大院,他们家原住在这里,现在我们到他的朋友家歇脚。敲开了他朋友的家门后,十分不巧地碰 上他朋友的女朋友正在家里等候幽会。看来要在这里住宿是不可能了。待了片刻,又东张西望地出来,拦乘了一辆轿车后,跳下来又乘了一段公共汽车,然后进了小 西天的军人大院,待到了十一点钟多,仍找不到住处。不敢去投宿旅社的我们,只好去了他公司的办公室。在这个位于北太平庄附近的军院里暂时歇下。
今晚我亲临最新警匪片中的种种离奇经历。这个停薪留职前是公安部禁毒办警官的刘向群确实让我刮目相看。在他的办公室中找不到一样能御寒的物件。他让 我在沙发中躺下,自己去玩电脑游戏。我让他回家,他坚决陪着,怕出什么事能有个照应。早春的北京,寒气袭人,我搂紧自己的臂膀打盹,片刻就被冻醒了。向群 这时也困了,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身上,蜷缩在单人沙发上。
1996年4月4日夜 西坝河
天亮后,我走出军人大院,在公用电话亭挂通了向宏家的电话。才知昨晚北京公安局的人到了郎云的家后又到向宏的家查找我。公安局称我为“敏感人物”, 让他们告诉我“六四”前别给他们惹出什么事来,并要求我尽快离开北京。当追问作品中的那幅《与狼共舞》是什么意思时,向宏回答:“你们把一个画家和小偷流 氓关在一起,所以叫《与狼共舞》,又何必自动对号嘛!”警察自讨没趣怏怏离去。
踯躅於京城的街头不知何去何从。昨晚惊心动魂的亡命生涯,使我觉得无处不为我布下了天罗地网。踏着自己的影子,我去了海淀看守所。中关村人流依旧。 人行道上迎面而来一些商贩,时不时将几叠影谍和光盘、或录像带的封皮扬到我的眼前,那些年轻窈窕的女人会挡住你的去路,眨着眼皮问你“要毛片否?最新的色 情镜头。”也有挡不住诱惑的行人注足,然后鬼鬼崇崇地闪进一条深巷。
在中关村,我转车走到中国农科院。找到徐良的家。徐良是两年前我进双河劳教所时,自告奋勇地给我带出私信的青年。那时他刚刚到期解除。想不到一年半 后,我在北大荒竟听到关于他再次落入法网被枪决的消息。我买了二包烟想祭奠在他的亡灵之前。找到他家住的那个楼。敲门后,他憔悴迟缓的母亲泪痕未干的目光 扫视着我这个陌生人。当知道我是从北大荒双河来,当年徐良给我捎过信。他的母亲竟脱口而出:“噢,是和公安局打官司入狱的人大代表。”我点头,她让我进了 她不算宽敞的家。徐良的父亲不在,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太太估计是徐良的祖母。她们竟都不知道徐良的死讯,颤抖抖地拿出徐良狱中的明信片给我看。她们说元旦后 就再也没有收到徐良的信了。我吱唔不语,心往下沉,沉向一个黑暗的隧道。这是我在北大荒几次频临死亡时,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体验到的黑洞。此刻徐良的阴魂 正拖着血淋淋的影子踽踽而行。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走出中国农科院大门后,找到一个土坡,在那里我把两包香烟撕开,点燃后,对着他们家的那个九号楼默 默地致哀。这可是他短暂人生有过多少希望的地方。
以后又去了高洪明姐姐的家,同高的母亲和姐姐谈及高的近况。
晚上和向宏通了电话,准备在8日离京。后住在塔院总参干休所她父母家。
1996年4月7日
第三天回到向宏家住宿。这期间李南友约我们去聚会。殷力欣、石琳琳来看我们。今天又和永存、杭间、向宏夫妇同去了六铺炕《工人日报》社内廖文的家,和栗宪庭谈论艺术后就在楼下酒店聚餐。
向宏为我订了回椒江的机票。明天我就得回家乡重见江东父老。
1996年4月8日晚(椒江家中)
飞机越过了暮色苍茫的京城,穿过云层,平稳地飞翔在燃烧着晚霞的天空上。七时多开始在昏黑夜色中降落,在黄岩的路桥机场候机厅前,接客的人流中找着 了妻子,我们相顾无言和燥动的人群形成了对比。如今我浪子回头,可说什么也慰藉不了她那颗破碎的心。轿车奔驰在已陌生的公路,到椒江市中心后,民强和朋友 们为我在“拉风酒家”洗尘。餐桌上的生猛海鲜,又从我遥远的记忆中回到现实。宴毕朋友们簇拥我进入一家发廊,逼着我象征性地梳洗后剪去一撮长发以示出头之 日。然后仍由民强夫妇陪同乘轿车徐徐向东而行。这个生长我的城镇淹没在五光十色的霓虹世界中已变得如此陌生!真可谓“荒原一日,世上千秋。”春柳在中山东 路城门头下了车,按大家的意思,徒步先走向家中,依照乡风为我在门口点燃一堆早稻杆。然后我从这一堆燃烧的火焰中迈过去。我看着这熊熊的地火,想起北大荒 烧荒的烈焰,那浓烟蔽日的日子我天天看着那个被熏黑了的太阳,一次又一次地跌落地平线。此时我正迈过这堆火焰,迈过去就意昧着脱离一切灾厄。若真能如此, 那北大荒燃烧的黑土地,正是我人生洗礼的圣地。
在信仰失落的当代,人们把最后的自信和希望寄托於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希望冥冥之中,能有神的力量抹去人世间的黑暗和不平。放弃对现实的质疑,其实是人性中苟延残喘、自我麻醉的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
回到温馨的家,二楼原来溯宇儿办公的房子里,仍陈列着他生前的一切,妻子孤凄地熬过了漫长的两年。阳台上正怒放着杜鹃,我采了一束放在儿子的遗像下,杜鹃花鲜红欲滴,在我的视网膜上重叠着那一滩滩鲜红的血迹。脑海里回荡着在圆明园画家村中常念的诗章:
这么多人死了,
而我还活着;
在这充满幽灵的世界里,
真正活着的不是我……
为了体验人情冷暖,我去了文联,在避之唯恐不及中,我见识了人在缺钙时瞳孔的变幻,眼神的黯淡和冷漠。开门时,灌进的清风翻动桌上的文件和伏案者日见稀疏的头发,知道当官不易,跑官也很“艰辛”。
在黄岩见到了蒋文彬,我一直不理解被我敬仰的蒋文彬先生,在文革中何以改了个莫明其妙的蒋文兵的名字,想当然兵可壮阳,然这个昔日的‘文兵’身胆却 又小了不少。看了我《狱中画展》的录像后,竟对我说:“王少华讲:‘你被打的血腥是红颜料涂出来的。’”可见正面的投枪可防,背后暗箭防不胜防。想不到我 的故事后面,还有如此骑墙势利的动人故事,真使人感慨万分。
但也有文友和画家来看我,想看我近期的创作,陪我去了椒江文化馆。馆长张国胜似乎答应借场地办画展,但要我先去宣传部征求部长的同意。为了不为难办事的,由叶祥江、陶棣华等文友和美协刘壮久陪同去了宣传部。找到那位尚未发福的李荣芳部长。
清瘦的部长和我初次见面,听了我要求办画展和请求审查作品时,部长竟然说:“你的画没问题,我也看不懂,但你政治上有问题,我们不同意你办展览。” 人的可悲往往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我是,部长亦是。部长胡言乱语,使我不得不回敬他。我说:“李部长,你身为共产党椒江宣传部长,你说出的每一句话, 是代表着一级政府的态度。请问哪个政府部门给我下过政治有问题的结论。假如你要对我明目张胆的陷害,我会起诉你。”部长在我反击中慌不择言地抛出了给他吹 风的人,他说:“我刚调来椒江,也不认识你,我是听文化馆和文联反映的。”至此,我心里全明白了,从中作梗的还有那些小人物和小报告。这辉煌的官场有如阴 暗的牢狱,飞黄腾达后边总伴随着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我不由得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的字眼是多么的真实不虚!
1996年4月14日
上午去了椒江人大。在主任室里,何阿义主任起身、握手、寒喧。其平静的心态,好像他早忘了94年4月18日我遭被告北京公安局拘捕时,他在4月19 日即作出允许的决定,默契地配合了北京警方的非法迫害。对他属下的民选人大代表,在遭非法侵害时,他竟连起码的对案件进行必不可少的调查取证和复查都没 有。明知北京市公安局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是违背事实,违背现行法律;也明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抓捕原告,是严重践踏法律,在一纸非法无效的 《劳动教养决定书》前,身为监督执法的人大常委会竟作出“允许教养”的决定。就此懵懂送我入地狱;置我于九死一生境地而不顾。在事先、事后连派员调查的举 措都没有,在两年期间内,对我的申诉,既不复议,也不答复。我还能对这位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大主任寒喧什么呢?骂他昏愦,就能解气吗?况且混到人大主任 位置,满脑子想的是他的既得利益,绝不会“为民请命”去丢他的乌纱!
我想听听主任还能对受害人说什么样的话。淡淡的问候后,他落座在臃肿的黑色真皮转椅里,像个不倒翁,转动时发出屁一样的吱咕声。我听见他对我开导说 刘少奇、彭德怀、沙文汉是如何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从共产党的往日作为中证实了这种迫害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把我的受陷害纳入顺理成章之中。他当然不会为 出具那份“允许教养”的文书而内疚,也不用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谁又能说他加盖大印传真到北京的那张“允许劳动教养”的决定是落井下石呢?!
良心不是人人都有的,法律只是黑箱操作的遮羞布,真理是梦游病者的呓语!今日之官场,尸位素餐者多多,说句大白话:有的是“混蛋”!
1996年6月3日
“反腐败、反官倒、惩办贪官污吏!”的呼声被流弹的呼啸掩盖,弹指间竟过去了七年。继百万人呐喊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变:勃列日涅 夫“休克疗法”下苏联解体;瓦文萨“团结工会”催生了一个新波兰;杜布切克被高喊着“民主、自由”的民众,从捷克的监狱拥上了捷克总统的宝座;齐奥塞斯库 夫妇面对着他暴力弹压的罗马尼亚人愤怒的枪口,阴魂出窍;金正日承袭其父的统治,北朝鲜连年饥荒、饿殍遍野;邓小平“摸着石子过河”,复苏了中国的经济, 但吏治腐败、官商勾结、贪赃枉法招摇过市;巧取豪夺、权钱色交易浮出水面……
下午骑车去椒江区委宣传部,我不明白为什么宣传部管起了广告,这本是工商,规划,城建的职能。如今事事得求部长开口,颇费周折也让人费解。
我在区政府大门前徘徊,只见一辆黄金色的轿车从政府大院里疾驰而出,西拐在建行大楼前急转直下。怕成为车轮下冤鬼的我,心想惹不起总躲得起。我避向 一边惊魂未定,只听见嘎然一声轿车像金黄色的魔鬼正冲着我停了下来。车窗悠然地落下,开车的从驾驶台上随便抓起一根烟向我递来。我回头怒视,见是黎亮!黎 亮暴发了,今日我有幸亲身领教。
黎亮慢悠悠地掏出一盒红色的“大中华”,弹一下无名指即吊上嘴角,悠哉悠哉地吞着烟云。我有如雾里看花还真看见副座上坐一长发妹,乌唇白齿手捏打火机示意凑火。我本来就火,没好气地说:“我不吸烟!”把那支“利群”折断丢向她的“傍肩”。
她的“傍肩”坐着,我站着。成就感使他早已习惯居高临下说话。一丝掩饰不住的欢欣冻在他的脸上,他要向我说他的发迹史被我婉拒。我拿着椒江区委宣传 部96(27)号文件,该红头文件上印着《关于开展精神文明户外宣传活动中受理广告的通知》。我对他张扬着说:“找李荣芳部长批广告地段去。”黎亮说: “我刚从宣传部李部长那里来,市中心的灯箱广告地段是名花有主。”他看着文件问是哪里来的?我说:“在三野广告公司复印的。”黎说:“三野看好宣传部,我 得紧跟。”他压低嗓门数落起“家谱”来。原来我只知道 :“蓝天”有一打“六必治”,如今宣传部真下了红头文件,明文明码标价分配地段,受理广告,工商利空,三野要暴富。他突然嚷嚷并唱着:“跟着感觉走,不能 让三野独揽春风。”我听得愕然,广告人怎么也陷入了权力资源的竞争。
黎亮把轿车靠在路边,佝偻着钻出车外。他伸了个腰“嘣”地一声把半截“大中华”吐在脚下,一边用脚踩着一边侃侃而谈:“我要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十字马 路地段建造全市最高、最大的两个射灯广告。我听着又有些愕然,反问道:“你停了建行的广告公司,没有执照,市工商局广告科刘丰能让你无证经营?”正说着, 他腰带上的手机响了,他右手拿着手机,左手的姆指和食指勾成个圈向我示意,接着又“喂”、“喂”应答着:“新世界休闲娱乐中心。”而后转头朝着台州化肥厂 说:“有人要收购国有资本,我要收购权力资本。”后生可畏!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以柔克刚”他开始回答我,又谈起几个“局”对他下达的违章通知。“攻关” 能摆平一切,他自信地说:“摆平的办法是把发难者摆平,这种摆平的代价不菲。”在被称为“黄泛区”的椒江,传统的请客送礼已不为人动容。摆平的捷径是对号 入座“码长城”和“卡拉O圈”。码长城中你还得“大智若愚”不断去输钱。然后“春风一线露出桃花面”,卡拉一个,O圈一个,还真没有摆不平的主 儿,“Ok”、“Ok”中办成一切。这是肺腑之言,其现身说法可谓是立体式的。对“权力资源”的竞争靠的是“酒弹”、“肉弹”和“金弹”,政府的“公权 力”、“公信力”就这样地被这帮暴发户、新买办和吸蝗血者分解。所谓“代价不菲”不是为抛出的“老头儿票”痛惜,而是身为总裁竟得去守门,以防“太太、公 安、联防”撞入。其戏称“在肉缝中生存”形象生动、逼真。无论在权力的胯下还是女人的胯下,膨大的自我以及尚存的一丝良知都会在权、钱、色交易的肉缝中窒 息。八面玲珑凭嘴巴吃饭的广告人还告诉我一个俚语,其广告词是:“‘爱’得你得爱滋病”。其中“滋”是“资”和“雌”的偕音。这是广告人在权力杠杆下自嘲 的“阿Q”式的心理平衡。想起他用姆指和食指勾成的圈,示意是钱;倘若再搁进根手指,意指“色”;如果把它们捏成拳头,显示“专政”即“权”。“有权能使 官推磨”!我哀叹当今社会道德的滑坡,法制的失衡,极度自责使我陷入深深的失落、迷惘和悲愤之中,我怎能昧着良知去“攻关”?还做什么广告人?!
重铸政府威信、奠定法律尊严、弘扬社会良知;正本清源、万法归宗、九九归一的根本是民主和法制。
黄金色的轿车在阳光下投下的沉重阴影正渐渐被拉长。长发妹在轿车中百无聊赖,遂伸出捏着化妆镜的纤手折射着阳光,她把抓在手心的“太阳”随心所欲地 晃荡,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在黎亮脸上,那闪闪金光使他富态的南瓜脸横肉叠加,精明的小眼细迷成一条缝,那样子比任何时候都可憎。她耐不住寂寞,频频按喇吧, 她呼他;他带着灿烂的笑钻进轿车,他坐在副座上,她转动了方向盘,踩大油门,黄金色轿车哒、哒地冒着黑色尾气,载着他和她迎着金色阳光一溜烟地消失在金光 大道中。
在整理日记之时,我还想对我日记中提到的人物补记一笔,交待他们目前的命运。
周国强仍在狱中,王慧每季度数次去探视。今年五月份王慧从北大荒双河打来长途电话告之:周国强、刘念春和高峰在双河狱中,集体绝食抗议狱方延长刑 期、不给治病、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取消通信权利、延长劳动时间等等。刘念春当时病情恶化,警方对绝食抗议者的处罚是关入小号(禁闭室)。周、高被施以电警 棍。九月份周国强患大叶性肺炎、肾炎、血压降到70/50。
今年五月初王慧由高洪明陪同到了八达岭我的画室,她告诉我周国强对双河劳教所唆使强劳人员安立明设圈套,诱使他逃跑事件提出了申诉。我给了她我的 “解除总结”留底复印件,那上边清楚地写着这一事实的过程和我的看法。同时又写了一张证明材料交给她,作为我对仍在狱中煎熬难友的申诉的支持。
王慧已四次被投入监狱。第一次在七处关押三个半月,第二、第三次都关在十三处,第四次关在北京海淀看守所,关押时间都在一个月左右。我曾领教过海淀 看守所的铁窗风味,可想而知一个女子四次被投入监狱所受到的身心摧残。那两次,她都是在新源里自己家中被抓走,罪名是“盲流”,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 诬陷。警察半夜私闯民宅,指控主人是“盲流”,铐你去监狱,并以“盲流”罪名遣送。
她谈到在十三处被毒打的经过,在那里她受尽折磨,因不堪忍受以死抗争上吊自杀,被狱友救起,而后她和同牢女犯被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脸、臂、膝盖、 左肩均被打破,鲜血直流,同牢一个女的被警察一个巴掌打掉一颗门牙。面对无休止的折磨,王慧喊着:“我不能死,我要讨回公道。”她记住这位警号是 1105419的警察科长,出狱后向东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立案后,向世界舆控诉。美国之音等作了报道后,公安局又把她拘捕入狱。在狱中第二次自杀未遂, 关了一个月后行政诉讼就不了了之。她四次入监,两次被遣送长沙。在状告无门又屡遭监禁之后,时逢国际议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她把她的遭遇拟成《致国际劳联、 产联与各国工会呼吁书》、《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国际议员大会的公开信》向国际议员大会散发,抗议警方的迫害。
在北大荒她抗议狱方对这批思想犯的虐待和惩罚,提来五公斤汽油,在监狱当局的大楼下,准备引火自焚……她忍受着非人的虐待,是基于对正义和光明的追 求。在对强权蹂躏的一次次无望的抗争之后,她相信人世之外还有个伸张正义的世界。我难以相信,这么一个坚不可摧的被称为秋瑾式的烈性女子,竟在摩肩接踵的 人流中,虔诚得像个平凡得再不能平凡的女人,跪倒在泥塑木雕的神像前,低头祈祷。为她狱中的丈夫,为她病危的婆婆,为她的女儿,为她所爱的一切人……她 说:中国的希望在於几代人的觉醒,对民主法治的追求。然这种觉醒和追求在她身上显现着如此强烈的反差。她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希望面前,她入世,她是激 越、坚毅的理想主义者;在绝望面前,她出世,她是虔诚,虚无的“佛家子弟”。
刘念春是我解除时解押到北大荒的政治犯。刘是纽约“中国人权”刘青的弟弟。其入狱的主要罪状是:95年4、5月间,与王丹、刘晓波等人先后起草了 《汲取血的教训、促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第二条罪状是93年底刘等按照国家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成立《中 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前者被指控为煽动闹事,后者则以筹建非法组织获罪,劳动教养三年。
刘念春之妻储海兰是我今年六月份第一次见面的。那时王慧把双河监狱中集体绝食及刘的病况告诉我,要我火急转告刘妻,我呼了她的BP机,在美术馆前约 见。一身南方女子的打扮,出生在江苏的储,获知她丈夫的病况和关押禁闭室的情况后,即找外国通讯社要求采访。在月坛公园前,对着外国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控 诉。她告诉我最不能让人容忍的遭遇是:97年2月份,她去北大荒双河劳教所会见刘念春,双河劳教所竟对她进行全裸体搜查。我当然明白并领教过黄教导员一行 的这种野蛮的全裸搜查。但她至少还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像我们已沦为‘囚犯’。但公民又怎么样?
高洪明,在我解除两个月后获得自由。他失去了“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科长的工作。想在商潮中谋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心想事成。生计成了他头等大 事,但他仍关心着“钓鱼岛”“后中国”和“十五大”等国家大事,仍处在警方的“关护”之中。今年11月份,他打电话告诉我,第一次经营的生意工本全亏。他 说:“我才下海,就给淹死了!”我说:“你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出狱离开北大荒双河时,黄教于中找他谈话,主要是关于我的事。黄教说:“严正学最恨我 们用电警棍电他,我们确实迫于无奈,他最冤也不是我们定他强劳的,我们只是执行。但他不服管,却管我们。”于中似乎是请求老高说:“跟严正学说说,别 揪住他的事往上提。老严觉得我最不好,可我对老严是最好的,那次电老严我没有去参加,是李嘉宝执行黄战友的命令。干吗就跟我过不去?现在哪个不贪?” 现在那个人不贪,倒是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
刘凤钢,今年六月份从双河出狱。在朋友帮助下进一个公司任职。九月份我的BP机显示了他的寻呼。接通电话后,我偕妻子春柳在三元桥北一个大厦的写字 间里见到他。他见我家乡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台风袭击,妻子因操劳和焦虑成疾,眼底出血,来京求医。立即从上衣口袋中掏出钱包,把钱包中仅有的80美元塞入我 的衣袋,我再三推辞,他说:“兄弟有难,我不能不帮!想当初在双河我也是靠你们帮助过来的。他说这是尽点心意凑凑数给大姐治病。”
我和刘凤钢谈到了双河的近况,以及绝食事件的经过。他讲到去年冬天一个叫刘环宇的,越墙逃跑,摔断了腿骨,在冰天雪地中冻伤了下肢,结果被截去两 腿。想不到两年前的冬天发生逃脱事件后,我们在监舍中讲的那个‘苏三’的惨剧,竟在年前发生。难道冥冥之中早就暗示了今日的结果!
黄战友教导员,受到行政开除处分,一开到底脱下了警服。关于这件事我又打电话询问王慧。她证实了黄的结局,因为她前次去双河办接见时,在街上遇见了 他。这位前双河劳教所举足轻重的监狱长,已失去了往日盛气凌人的蛮横,但仍穿一身警服,只是领章肩章和袖子上的公安牌消失了。他佝偻着身子,推着自行车低 头走路。如今的他也得看一步走一步了。王慧想起由他一手操纵的陷害周国强的“逃跑事件”,冲着他说了句:“害人害己、罪有应得。”我说:“应该记在执法者 的耻辱柱上,去警示执法者!”
刘德安成了分场的教导员。
刘之跃队长是那次制造逃脱事件的参与者,是基于良心的发现还是受到商潮的涌动,据说跟着一个解除的大款强劳者下海了。
郝二队长调北京市团河。他弟弟调分场当总机接线员。李嘉宝指导员,李永治副指导员晋升为分场股长,于中队长调出了分场。
史林去南方谋生。
张宝兴开车挣钱。田宝金想搞汽车修理未果。他们告诉我,白敏是在一次抢劫出租车殴斗中,被捅了致命一刀,结果像双河伙房前的那只人人眼红的“大 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只瞪了瞪眼,就翻白了眼珠。这个常向警方作伪证,被强劳人员称为“中山狼”的白敏,再也不能得意地唱他的“甘露寺了”。
崔法祥受尽了惩罚和磨难,97年出狱。我出狱时他曾交给我的地址被抄走。想起他曾托我为他去上告,我想告诉他结果,因此多方打听他的住址,除了知道在石景山就什么也问不到了。
家住动物园的吕得武忘不了他的空手道,不知是否积足了养老金。
尹萌获得自由仅半年,又折进了炮局(看守所)。
安立明应了我那句‘贼性不改、早去早回’的话。
燕飞龙、柳正辉在重操旧业中又失去了自由。
王建君在月坛公园门前和我撞了个正着,他慌慌张张闪进人群,可见他记着那几夜梦拳,躲着我。
王洁在北京站站前马路上拦住了我,笑容可掬,他的健忘,使得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发生过那一次惊动整个分场的争斗,他匆匆要我记下他的呼机号。还转告双河带来的口信,某某警官说:“我们都变成农民种地了,你别再告我们了。”
郭振清,重新入狱。在双河霸道惯了,出狱后又落入法网,在狱中一拳致人死命,犯下死罪。
何阿义已从市人大主任位置退休,和许多高官们一样,反了一辈子的“美帝”后,他们的第二代却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在美国佬的国度拿绿卡。何也堂而 皇之地渡洋去美国体验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不久,何在美国华文《世界日报》上看到关于我要召集文化艺术界人士在司法部前进行反腐败的签名、演说和请 愿示威时,竟给椒江党委打了越洋电话,将我口诛为“祸国殃民”的罪魁。
想起在徐良家读到徐良在狱中的最后一封信,他母亲至今不知道是她儿子的绝笔。在明信片上徐良写着:“我的案情重大,很难有救,不要再‘求人’了,何 必人财两空?”我在为他默哀的同时,更悲哀中国的劳教制度。它使公安局有权任意剥夺公民自由,在那些被送去强劳人员的决定书上都是这样写着:尚未构成犯 罪,决定依法对其劳动教养×年。谁能知道这种“教养”染缸只会使人性更加凶残,更加沉沦。因此我呼吁取消这种不符合法律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且相信真正法治 的中国必将崛起。
至于我出狱后的遭遇,除了仍受到警察的跟踪和监视,又有警官上门来交“朋友”,桑塔纳的车子代替警车,三番五次去赴宴。我不喝酒,不抽烟,冷静地在 警察们的觥筹交错之中,想着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我在警方设的“鸿门宴”中,被抓捕去北大荒监狱吃了整整两年牢饭的教训仍历历在目。
1996年7月份,向宏要进行第二次换肾手术,我来京看望她的第二天,即被四个警察堵在门房,声明不准我外出,更不准我去法院告状。为了手术中她的安宁,我忍下了这口气。公安局做我的工作,市人大也来劝我,自此,平反遥遥无期,而我却成了公安局的座上客。
1997年9月,妻春柳来京治疗眼疾未果,要回浙江去。为减少她漫长的旅途劳苦,我去北京火车站排队购买回浙江的卧铺票。北京站的卧铺票早已被票贩 子们抢购一空,加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停滞不前的购票长龙边,仅有几个票贩子和票黄牛在游弋。他们在值勤的警察前抛出天价、吆着“要票否?,当天的卧铺 票!”警察竟视而不见。这也算是综合治理。
从下午排到半夜,把腿都站粗了,总算在午夜后,才听到售票厅里响起发售当日余票的声音。人群立即骚动起来,在一番争斗后又归于平静。突然一帮票贩子 又冲进队伍,把好不容易理顺成章的队伍又冲乱了,大家手搭着肩,前后簇拥排成了人墙,轮到我快到窗口时,电脑屏幕上显示已无票的信息。已到午夜2时,怏怏 地走出售票厅,不知归宿何方!
想起一个个曾接纳我住过的朋友的家,已被警察骚扰得不敢再去安身。正在踌躇,旅馆拉客小姐,游说至眼前,经询问床位费仅拾元,旅馆又在不远的崇文门 地段,我心想不如去休息几个钟头。拉客小姐见我心动,连拉带推地驱我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上零星地坐着十多个投宿的旅客,我被交在几位像“追捕”电影中 人贩子一样角色的大汉手中,没容我多想,上车就困,也不知是什么时间启动的汽车驶了多长时间,只知道被驱赶下车时已是午夜三时。看看周围环境,像是到了丰 台区南郊,被赶着走进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问价是48元一个铺位。拿48元钱去,就躺这么三、四个小时,钱袋干瘪的我,似有不忍。我知道又一次上当受骗了, 扭头转身就走。
几个彪形大汉,尾随我上了地下室门口。厉声责问我为什么不住宿,我反问这是崇文门吗?你把我拉到哪里了?大汉们捋起袖子三角鼎立,围住我,欲推搡我 就范,我用肩撞了一下其中一个,底气十足地吼了声:“我是双河来的,我怕谁?”头也不回地开路,一车的客人,只有我一个用流氓的豪言壮语突出重围。但没有 走几步,我就后悔了,茫茫黑夜,我去哪里投宿,付不起48元的铺位费,同样付不起出租车费。即使能招手坐上出租车,我又能往哪里去住?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敲开两家旅社,不是无铺位,就是天价的住宿费。
踏着自己的影子向前走去,前面有个环岛,走近了我才看清是玉泉营,如此说来我已被拉到南市的郊区。咬紧牙关往前走。我想起东四隆福大厦后的那座通霄放映场。假如当初别上当受骗就去那买一张通霄的录像票,此刻我早已进入梦乡了。
前面发现一堆人,鬼鬼崇崇地从一个胡同往另一个胡同钻。当我走近时,突然在黑暗处射出一束强烈的手电灯光,直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灯光上下打量我几 圈,从黑暗处发出一声吼叫:“干什么的?”我说:“找个住宿的地方”。灯光又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扫了两圈。“往前面走!”几乎是命令,我也不敢逗留,匆匆 上路。显然这不是一帮等闲之辈。
往前走,就到了大观园。再往前是南菜园街,过南菜园街东行是白纸坊,前面是半步桥七处监狱。看着这辉煌的灯火,我又想起和我同处一室的死刑犯临行时的那句话“世上最黑暗的地方总是以最光明的方式呈现着”。
绕过半步桥,阴风习习中,想当然,有多少冤鬼在此啾啾悲呜。漫步里仁街,只见黑黝黝的有如魑魅魍魉在晃动。当年抓捕和关押我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 养委员会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两块牌子赫然在目。谁能知道前者只是个虚设的机关,真正左右我的命运,发配我去北大荒强劳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
快步走出鬼域,往北走,经自新路,过法源寺竟到了牛街,往前是广安门内大街,街角的大酒店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手持大哥大的款爷,挽着小蜜,从玫 瑰梦中摇晃着出来。金钱使灵魂和肉体都变成了有价的商品。娇艳的女郎,张合着腥红的大嘴,向你频频招徕,使我毛骨耸然,想不到地狱和人间都是鬼影憧憧。沿 西去是教子胡同,在菜市口我又见到一队便衣在保卫“十五大”,抓捕“流窜犯”。我拖着沉重的双脚,冲他们而去。我希望他们能来查问我,然后我就回答“我没 带身份证”。接着便是他们大声呵斥:“知不知道现在是十五大期间”。于是不明身份的人都被关进巡警车,然后在鬼哭狼嚎的警笛呼啸声中,被赶进公安局派出 所。接着我就说:“找到身份证了。”警察一看是“严正学──公安的死对头”于是空气骤然紧张,向上逐级汇报。经查询我是买不到车票“无家可归”。既然抓了 我来,又“无罪可办”,因此,我就得在公安局里住一夜了。我给自己编导了一出近似黑色幽默的悲喜剧,只待我的对手的配合。
可偏偏这帮巡夜便衣,只是皱着眉心,让我从他们面前走过,连有没有身份证这样的问话都没有。于是我停下来,转身盯着他们,他们也对我瞪着两眼。我纹 丝不动,昂首藐视,他们那只长长手电筒挥越着,射过来一圈圈强烈的灯光。我向前移动,他们喊话问道:“干什么的?”我说:“我得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三更 半夜的,我得看清楚你们的作为去报警!”“我们是警察。”“警察怎么不去抓前面拉皮条和嫖娼的,却来吓唬老百姓。”今天,正是9月28日,我好似看见晚清 行刑队的郐子手们背着砍刀正在恍恍惚惚的阴影里走出来,99年前的此时此地,在五更的寒颤里,六君子被押上了不归路,谭嗣同等就义于菜市口。先烈们的热血 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下渗透……苍茫的天地,整整一个世纪又过去了,我们的中国倒底改变了多少?黑暗中,电筒的灯光又挥舞了几下熄灭了,我悻悻地离开这帮太像 坏人又自称是警察的人。
从骡马市大街走过珠市口时已经困倦万分,走进一幢楼道,坐在楼梯上眼皮儿直打架,朦胧中觉得阴气逼人,于是找来块白色的包装泡沫块,填在屁股下,坐下来就瞌睡过去。
少顷被一阵扑面而来的蚊子叮醒,奇痒之下,怆惶逃遁。接着走过天桥、大栅栏,就到了前门。绕过箭楼,转角处,广场上有便衣警察在不明之处监视着行 人。踏进天安门广场,我即成了众矢之的。赶紧从毛泽东纪念堂东侧,跨上几级台阶,就信步在东交民巷地段。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的信 访科前横七竖八地躺着上访的穷人,如今我和他们一样疲于奔命,在正义路上寻找“正义”……
京城暗无天日的遭遇,使我像梦游病人一样,辗转奔波在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也许这就是我人生的缩影。
买不到火车票,只得暂住京城,借住在周国强新源里的空宅。此空宅早被警察弄坏了门锁、电话,王慧说可能有警方窃听器或是其它先进的设备,这一套单元房是二居室,而另一居室就住着警察。
我修理了电话,更换了门锁。还未过夜,就有警察来敲门。一个是新源里派出所的片儿警姓张。一个自称是朝阳分局一处的科长。我打开房门,片儿警小张进 屋坐在床沿上、那个魁梧高大的科长却立在门口,堵住了进退之路,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召开十五大,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十五大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关心政治。”“谁让你住这间房子的?”“是房主借给我居住的。”“跟我去一趟”“去哪里?”“派出所。”“请你先给我看看逮捕证或传唤证。”“让你去 你就去。”“凭什么去,凭你一句话?”我停了一下问道:“你不穿警服,不戴警帽,又如何代表政府对我发号施令?” 科长不迭地说:“我穿了警裤。”片儿警小张说:“我穿了警服。”我说:“穿戴整齐后再找我谈吧,我请你们出去。”科长没有走,却进了房间,开始有了笑脸, 似乎对峙的气氛有了好转。他们解释说因为房子主人的问题,我不能住这个房子。我说:“我到北京你们跟踪盯稍,我住一家你们跟踪到一家。我到通县画家们居住 的小铺村,你们第二天就挨户搜查训话。谁也不愿意警察光临,所以我只能住同是劳教的狱友家中,因为只有他们才不会害怕受连累。”警察说:“王慧住这里也被 我们两次遣送。”“这是你们执法犯法。王慧在自己家中被你们两次遣送,可列入吉尼斯之最。”“如果你坚持住下去,我们会对你进行遣送的。”
“我想,我们前事未了,就别惹出后事来。你能遣送我,我相信,但只能折腾我一个月,而我回来非折腾你们两年不可。”“我是双河出来的,我怕谁!”我 把流氓的豪言壮语亮出来,接着说:“我死都不怕,关过黑牢挨过六根电警棍九死一生过来的,我还能怕谁!”警察开始让步了,他们起身往外走,但抛下句话: “你们暂住着,但不能参与政治!”我愤怒了,冲着他们高喊着:“我不关心政治!政治无诚实可言,它被人搞成了一堆臭狗屎!”
1997年11月26日
下午,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乘坐的中巴上遭歹徒绑架,从西坝河站绑架到和平街北口。在那里趁司机让乘客们全部下车之机,我大声呼救,并挣扎着逃下 车,但仍被歹徒扭拉往车上推。当时围观者数百,好在一个女乘客下车后去喊来交通警察,才使绑架未能得逞。在派出所,我强烈要求追查这次绑架事件的背景,并 抗议长期盯梢、跟踪的非法行径。警方不予调查,仅让绑架者作些经济赔偿,使我永远在惶惶中度日。
1998元旦
王慧突然呼我,我去了位于六里屯石佛营小区她的家。她要我陪她去红庙鸟市。我们走出小区大门,就发现有人跟踪。两个便衣步行尾随,后紧跟一辆白色的 轿车。我们在豆各庄上了412公共汽车,那两个一高一矮的“跟屁虫”紧随不放。在车中,我盯着他们,他们也横眉相对。那个高的身材魁梧,鹰钩鼻梁上一对鹰 一样犀利的目光;矮的猥琐,内向地总躲避着我的眼光。我们被跟踪当然和电话被窃听有关,所以就改变了方向。
412到团结湖站,我们突然跳下车,两个“跟屁虫”也紧随着下车,还有那辆白色的骄车就停在公共汽车之后,我才看清里面也坐着两个穿皮夹克的男人, 我们只好往回走,进入商场,步入邮局,在报刊部翻了会儿杂志,可两个“跟屁虫”总在十步之外盯着我们。于是,我们走进邮局对面的银行,王慧装着排队去取 钱,我急转弯打了个回马枪,正好和他们打了个照面,我堵住了他们的进路,提高嗓门喊:“这是两个不怀好意的歹徒,跟踪到银行,图谋不轨。”我的喊叫引来了 银行的保安和排队取钱人们的侧目。众目睽睽之下,我斥责他们:“你们到底想干什麽,跟踪盯梢敢到银行下手?”矮的便衣低头不语,高的却振振有辞:“大路朝 天,各走一边,这是你家的地?你能走,我也能走。”“小特务,滚!”“你想找死!”“跟屁虫”回骂我。我向保安招呼,要他去报警,并加了一句:“我们取的 是大额的钱,你们得保证客户的安全,把这些歹徒给抓起来。”保安向办公室走去,“跟屁虫”乖乖地退出银行。我对着他们的背影喊道:“是个人就别走,等着 110警察来抓你们,虽然你们是一家的,但成了坏蛋被抓进巡警车也不怎麽好受。”
“跟屁虫”隐进了人流,我徒步走向团结湖北口,只见“跟屁虫”仍在人群中,时隐时现地跟着我。我返回银行,喊来王慧,跳上了302中巴。王慧透过车 厢后窗,告诉我,那辆轿车仍紧追不舍。到了燕莎商城。王喊我跳下车,在电梯上,我们看见那两个穿皮夹克的便衣对着如潮人群一筹莫展。穿过几个厅,拐了许多 弯,上楼下厅,下厅上楼。当穿过卡宾斯基大堂时,王慧才松了一口气,说跟踪的尾巴丢掉了。
我们转乘车到红庙花、鸟、鱼、虫市场。买了6只小鸟。她说:这6只代表已释放和即将获得自由的北大荒囚徒。指的是我、周国强、高洪明、刘枫刚、高 峰、刘念春,后来她又买了一只说:带上关在东北大连的刘晓波,共7只。我们装在鸟笼里,带到天安门广场,她打开鸟笼,举在手中,让它们自由地飞翔。然后把 同时买来的3000条小泥鳅放生,倒入金水河之中。它们翻腾着游入池水中。她说:“这代表着中国3000多名尚未获释思想犯。原来她得到确切消息,周国强 将在今年的1月20日获释。如果这是准确的消息,周被劳教三年后又被延期整整10个月,才获得自由。我们看着几只小鸟重获自由后,站立枝头鸣叫不休。王 说:“小鸟正回首对我叽喳,表示感激。”我说:“小鸟被关得太久了。”此刻它们跃上高枝正在喘息。
让讲政治的人去讲政治吧!我想起了鸿儿在我出狱前,在海南大学图书馆前进行的“行为艺术”展示,在千万根红色的绳索中挣扎的她,在剪不断、理还乱的 绳索里爬、滚、拉、撕。那绳索使我想到了身份证上的天网,难道我们只能生活在天网的束缚之中吗?女儿把这组“行为艺术”题为《从自由到不自由到不再自由 ──献给我将出狱的伟大父亲》。父亲的“行为艺术”旨在检验中国法制的庄严或虚假。女儿的“行为艺术”让我们见到永远在恢恢天网下生存的现实。艺术的行为 代表着艺术家的观点,我们的艺术行为还能走多远?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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