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荒诞离奇的“富农”之说
我们家原本就是贫下中农行列中的一员，关于我家所谓“富农”的由来，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西关北街将“富农”户
籍介绍到杨庄子村的，这种说法当然最先出自泡制“富农”的杨庄子村干部那里。现在经多方面走访和查证知情人，这种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家临时住
那里，种地还是要回杨庄子村，在那之前父亲还在村里原住址附近的荒野里种下了几百棵树，在西关北街栖人篱下的生活中怎么就成“富农”了？而且父亲和知情人
都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地主、富农出身的可以参加八路军，而到了1947年原定县解放后进行了土改，我们被定为中农，而富农出身的就已经不能参加解放军
了。所以那种说法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至于它想掩盖什么，因后文还会有详尽的讲述，在这里暂且不提。
我依然健在的父亲和我生前的母亲所掌握的真实情况与后来得到众多知情人证实的历史真相是一致的。
按多数知情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杨庄子村治保主任与我的爷爷曾有旧怨，当我们家在1956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后，爷爷空着手
去找人家弄户籍，没拿上烟酒什么的，人家很不高兴再加上本来就有旧怨，于是为了出气就伙同原杨庄子村党支部书记黄立虎给偷偷地弄成了“富农”。另外更多人
的说法是没拿烟酒以及有旧怨是一方面的原因，那个治保主任所在的杨庄子村第五生产队没有富农，于是村治保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出于政治目的凑“富农”的名额是
另一方面的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村干部偷偷给我家弄成“富农”的时间正是在1956年。我奶奶早在1952年就因病去世了，我爷爷也在1962年病故，所以
两位老人有幸没有赶上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迫害。
另外，这里根据知情人透露的内幕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当年制造“富农”的村治保主任与村党支部书记是把兄弟，而书记知道
那样做对一个革命家庭所带来不良后果的严重性，所以曾劝阻治保主任打消那种有点丧尽天良的念头，但治保主任为了发泄对我爷爷的不满情绪，最终还是在杨庄子
户籍上把我们弄成了“富农”，而到最后村党支部书记也不得不与治保主任同流合污了，并制定出一旦被人发现就说“富农”的户籍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
凑“富农”的名额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最初阶段，这同样是在专制政体下的权力失衡导致的众多无辜人民
受害的恶劣结果中的一个范例。这与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继续保持的专制政体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两样，为达某种政治目的，其结果都是让大量无辜的人们遭受
迫害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的狱友黄中国只是个不识几个字的中国农民，却被国民党当做中共“匪谍”杀掉就是个可悲可叹的缩影。以下是《李敖和他的女人们》一书中的片段：
黄中国死后，同牢的李国龙问李敖：“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怎么不知道？只不过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些假匪谍来充数了。”
由此可见，在1949年以后那个长达近30年的黑暗岁月里，大陆的中共政权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都同样采取了打压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其所做所为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台湾的国民党所打击的范围和危害程度没有共产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范围更广、更凶猛。
当年扣“富农”帽子的那两个村干部已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不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给我家扣上“富农”帽子的，这对于长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都显得不是那么十分重要。
然而，强加的“富农”给我的全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损失和巨大的精神打击，虽然经过多年不断的
申诉，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平反就更别说得到补偿和安抚。原因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因为我们始终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是属于中国社会小人物的行列，由于人微言
轻，在专制政体下我们就可以被随意的忽略甚至当做任人宰杀的羔羊。这与我们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最近一百多年里深受外国烈强的欺凌似乎有着相同的一
面。真可谓国弱被人欺，家弱人难依啊！
四川特大地震是可怕的天灾，但针对我们而言人祸似乎比天灾更要可怕不知多少倍，因为天灾无情，人有情。除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具体实施，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会申出援手、献出一份爱心，我本人也率先通过互联网为灾区2次捐款，随后参加了杨庄子社区组织的募捐活动，
以绽放人性的光辉。还有来自全国的心理医生和志愿者来抚平孩子们心理上的创伤。
我们50年来所遭遇的一切不但是人祸无情，而且制造人祸和解决人祸那些人更加无情，用惨无人道这个词也并无过分之处。人
祸给我们两代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只能由自己来默默地承受，而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击报复而加害我们的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长达40多年
时间里始终也没有良心的发现，更没有道歉的任何表示，就更别说忏悔。
1980年拨乱反正时期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也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同流合污了，在之后杨庄子就进入了庞大的家族统治时
期。不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的愿望化为泡影，甚至张玉春最初还向我们发出威胁的信号，之后是村干部继续掩盖历史的真相，用谎言对我们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内心世
界不断地造成新的伤害。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人之初，性本善，从另一种意义上可以假设在原始社会中，人们还不具备爱与恨这个对立的思维模式。但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
中，不同的人们怎样对待和感受生活中的爱与恨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维与认知问题，它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系列值得声讨或值得弘扬的社会现象，而超越了人类道德
水准层面上的爱与恨同样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中似乎认识到爱与恨这个对立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领域里
所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客观与公正，理性与宽容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所具备的一种有益的心态，它无疑会给人们创造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
而在爱与恨这个问题上坚持主观与贪婪，感性与狭隘心态的少数人有可能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公敌，继而才会发生不公平的社会现像，同时也就有了正义与邪恶的对
立。
第三章 母亲心中的人间地狱与人间真情
在原革委会主任加害我们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段小插曲，同样是50年悲剧中的重要一幕。
我的父亲向来对土地情有独钟，喜欢在工余时间开荒种点庄稼什么的，也好贴补家用。有一年麦收季节，生产队西边地里的麦子
被人偷了，而我母亲恰巧正在家里打那点开荒地里的麦子。生产队长陈国峪找上门来硬给栽赃陷害，说是我母亲把西边几亩地里的麦子偷光了，并以“富农”相威胁
要把母亲带到大队上说事儿。父亲出远门修水库去了，母亲早就知道他心术不正，向来为人正直、生活正派的母亲因为他动手动脚便与其发生厮打。听母亲在世的时
候给我们讲，撕烂了他的新衬衣，还用洗衣板狠狠拍了他几下子。
气急败坏的那个生产队长阴谋没有得逞，便小题大做报告了派出所并叫来荷枪实弹的民兵，不由分说就把母亲押到拘留所关了起
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拘留是没有期限的，要想放人全靠你的表现好坏以及看你对“文化大革命”的忠信程度如何或着得看人家的心情怎么样才行。我母亲感到
极大的冤枉和委屈就用绝食的方法与他们抗争，这种行为当然是被人家看作不老实改造，继续与政府做对，进而遭到罪加一等的严重后果。后来是母亲在拘留所里病
的不轻的时候，有关部门怕弄出人命来，我母亲才被军管会批准释放并被好心的警察送回了家。
那段时间父亲做为“阶级敌人”正在水库的工地上改造思想、参加义务劳动，当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父母都不在家
的情况下，可以想像三个姐姐和年幼无知的我在家里是怎么渡过那段时光的。不管怎样，母亲没有被弄成“现行反革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家人已经很知足
了。
好在苍天有眼，那个以“富农”想要挟，冤枉我母亲的流氓队长不久竟然两只眼睛全瞎掉了。那才真是七百年前元代剧作家关汉
卿在经典悲剧《窦娥冤》中所描述的六月下雪的情景，在当代这个生产队长身上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验证。就这样那个生产队长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过，再也没有
机会看到雨过天晴之后美好的人间生活，直到2003年在他身边即没有妻子更没有儿女陪伴的凄凉景象中走完了人生。
这可不是小说中虚构的情节，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杨庄子村历史上的真实一幕，这一事件也应验了民间流传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说法。
在那个年代，我的母亲不仅随时成为被拉出去批斗的目标，而我们本身就是贫下中农，却因为扣了个“富农”的帽子使
家里的财产也可以随时遭到贫下中农的哄抢，整个家庭也成了人们发泄的出气筒，就连母亲的亲妯娌也与我们为敌了，更何况外人又会怎样对待我们呢，在母亲的心
目中，团结村或者叫杨庄子村乃至现今的杨庄子社区已经成为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人间地狱。当年在墙倒众人推的背景下，人们只会随意伸出脚来踩一下，并没有谁能
站出来申张正义而随手拉一把，一直到现在掌握权力的基层领导者们依然还不想给我们平反，而且还要让历史的真相永远掩盖下去，这不能不说这些人在扭曲和阴暗
的灵魂指导下采取不明智的做法是那个恐怖和没落时代的尾音的延续。
我一直等到现在就要发稿的2008年，那个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他那张狰狞和扭曲的面孔依然在向我们示威，好让我们感受到他背后所存在的那种恐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来自杨庄子世袭的家族式统治。
人们知道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她们无怨无悔地为人类做着缉毒、救援以及打击犯罪等各项危险的工作。我不得不这样想，在刘
德栓刚下生的一段时间里，在他还没有思维的时候他可能还算是一个自然的人，他是什么时候变成魔鬼的我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刘德栓在变成魔鬼以后哪怕是还跳动
着一颗狗的心脏，他也可能会从魔鬼那里又变回到人间的面目了，至于他的人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一直是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至于在他寿终正寝之前能否找回他
的人心已经很难说了。
大家知道人与动物都是有情感的生物，只有狼的本性最残忍，常言说“喂不奸的白眼狼”，但在我的心目中，刘德栓根本还无法
与狼相比，现在狼不光是国家受保护的动物，它还担负着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的重任，狼同样是人类的朋友。直到现在刘德栓还说“文化大革命”他做的那点事弄得
我们还不算狠，还说他所没收的我们家的宅院也不属于我们，但我们祖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难道说要属于他才对吗？而刘德栓是从曲阳县的山沟里窜到定县杨庄子村
的，在这里跟本没有他的一寸土地，而他却能在这里堂而皇之的成了杨庄子村的主人。
我家配房的门洞里每年都来燕子在此安家，可今年不知房子什么地方漏水，眼看就要殃及到墙壁上燕窝，因我工作繁忙，很多天
之前我就把事情交待给我妻子，要她赶紧找修补漏房的人，可一直也没找来。又一场雨过后燕子窝湿了大半，害的我坐卧不安，生怕燕窝掉下来给她们带来灭顶之
灾，晚上半夜里我也要起来看几次，万一掉下来了也可及时拯救那三只刚孵化出来的小燕子的命运。为此事我跟妻子大闹了一场之后亲自找来了施工的人员，因找不
到具体漏水的地方，便把整个房顶做了防水处理，钱虽然花出很多，但那个燕子窝最终还是保住了，这才让我安下心来去做别的工作。随后不久那三只小燕子很快就
长大了，能跟着她们的父母自由的飞翔了，每天早晨还听到这五口的燕子之家在院子里欢乐的歌唱，于是我也就起床来到院子里看看她们并共享欢乐。
试想一下，两只燕了夫妻从很远的地方一嘴一嘴地叼泥过来花费很多天的时间才建起那个燕窝，如果在人的冷漠之下任其毁掉，良心的谴责是小事，那他就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况且燕子是益鸟，同样是人类的好朋友。
话说到这里，就别说燕子，就是一条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照样应该像东郭先生那样毫不犹豫地去搭救它的性命。但是如果遇
到像刘德栓这样没有人心的，即不属于人类又不属于动物的不明物种，我们没有理由搭救它，因为它已经在几十年前就是魔鬼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变成人，因为其
内心世界里依然延续着当年那种罪恶的思维模式而不能自拔，不管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它只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各位读者朋友，我在此作了如上文字的表白，不免会带有宣泄的语言成份，还望大家能够理解和包容，因为后文会提到，几十年
来我们对刘德栓已经做到了人至义尽的宽容，他却自始至终站在已经被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立场上，我又能对他怎么样呢。在我们已经对他长达几十年的宽容过
后，再让我们对他进一步保持沉默的宽容直到其寿终正寝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我只能寻找恰如其分的语言和较为形象的比喻来正确描述这个不明物种，好让大
家看清楚刘德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如果早些时候，执政党那些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原则能够让刘德栓从魔鬼转变成人，我同样会对他表示尊重，甚至会把他
看做朋友一样对待。
当年轰动全国的张志新冤案的主要责任人毛远新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出狱后便使用“李实”这个名字重新
做人了，作为毛泽东侄子的毛远新从此远离政治，干起了工程师的本职工作并取得成就，从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和好评。由此看来，一个人犯了错误乃至犯下不可
饶恕的罪行也并不可怕，但是因错误不能改正和罪行不能追究而导致一个人在执迷不悟中继续作恶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以上这些针对“文革根子”刘德栓的描述只能说是善意的表达，而不是恶意的中伤，况且人有善恶之分，而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主流是应该建立在惩恶扬善基础上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做的比喻太狠了吧，那就错了，这些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比喻，而不是付诸到行动中。因为看看他们
的所做所为就知道他们不光是狠，而且是毒，而这种狠毒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挥发着巨大的毒性和杀伤力，这不能不说他们内心世界里的
狠毒是继承和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衣钵。对于刘德栓之流所做出的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打击报复、残害无辜的罪恶行径，还有那个丧失党性、泯灭人性的“世纪
书记”张玉春在寿终正寝之前是否还能受到公平和正义力量的追究，似乎已经变得不明朗，如果这类肮脏的灵魂最终身附着罪孽下到地狱将对文明社会同样是一个危
险的挑战。关于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所做所为，后文会有详尽的讲述。
在杨庄子村人间地狱的背景下，母亲生前与邻近的夏庄子村的贾氏、蒋氏和张氏等几户人家的传统友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当
年举目无亲的环境中，这些邻村的朋友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使母亲受到伤害的内心世界得以慰藉。我母亲一生中都保持了爱说媒的习惯，后来成为夏庄子村党
支部书记的贾青山的妻子就是我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从娘家孟家庄村介绍来的。在上世纪70年代，我母亲把大姨家的二女儿介绍给张氏的二儿了张洁为妻，张
洁就成了我的表姐夫，后来又介绍孟家庄村的一个姑娘嫁给张氏家的三儿子张军为妻。想当年我母亲病重时正是张氏一家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才让母亲得以到北京
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间真情和人性的光辉。如今前辈们传统的友谊在我们新一辈身上等到了继承和发展，我与张氏家的两个儿子张洁和张军不仅是好朋友还是兄弟般
的关系，同时我也是他们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恩他们的父辈曾经给我们的无私帮助。
张军是定州市著名的企业家，是河北亨达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还兼任保定市政协常委等职，表姐夫张洁是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和设计师。这是一家生产塑料制品兼营塑料机械开发与制造的一家中型民营企业。近几年来我除了从事自己专题邮商的职业，还兼职该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及某些难度
较大的文职工作。
近两年来在我们兄弟三人与公司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下，研制成功了TMIR铁矿粉干选机。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我为攻关小组翻
译了大量国外相关产品的技术资料和数据，从而得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果，为最终研制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新技术的发明，为国内外首创，是无水生
产的优势取代传统水选铁粉工艺的革新产品，它具有环保、节能、高效无噪音的特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样机试车后，铁粉产品经河北省钢铁检验所化验，各项
指标均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这项科技成果已经列入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目前正在为投入批量生产而做着各项前期的准备工作。
历史证明：谁能够笑到最后，谁才算是真正的强者；谁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谁才会是时代潮流中发出的最强音。
想当年张氏被定为四类分子，将氏是富农家庭，但是，他们的富农与我们的“富农”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在解放后土改时定
成的富农，我们土改时定的是中农，而我们所谓的“富农”是土改10年后由村干部给强加的“富农”，这个“富农”自始至终就是假的，是被人冤枉的，我们本质
上一直就是贫下中农的名分，所以我们一直保留着平反的权利。
那个时候张氏和蒋氏与我们一样都是在村里抬不起头的受迫害者，如今那些害人者在看到人家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会有人什么感
想呢，他们会不会对当年的行为感到无地自容呢。而所有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重要，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夏庄子村的基层政权自粉碎“四人帮”
到拨乱反正以后，不论更替了多少次都一直掌握在好心人的手里，都掌握在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手里，就连“文革”时的受害者，那位来自富农家庭，曾经奋不顾身跳
入水塘搭救我性命的蒋家大哥不仅也成了夏庄子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而且还是市人大代表。所有这些与杨庄子前后半个世纪当中的家族式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基层选举在杨庄子也不断的换届，但最终的权力还是跑不出他们家族枝繁叶茂的阴影。
原革委主任刘德栓和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不就是依靠他们自身的以及背后的那种至高无尚的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依靠一种无形的暴力所产生的威慑力才能
让他们有十足的底气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但是违背人类道德规范的邪恶暴力永远起不到让正义的人们有所屈服的作用，更永远也做不到长久阻挡社会发展和人类进
步的步伐。正如网络红人当年明月在史书《明朝那些事儿》中所说的：“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来不是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
中淘汰，历来如此。”
第四章 结怨引发的灾难性报复
说来话长，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与我父亲结怨是在农村搞合作社之前。刘德栓的老家在河北省曲阳县，解放后他们的族人先后离开那块贫瘠的山沟里的家，来到定县杨庄子村寻找生计，时间久了他们也就融入到本地社会中成了杨庄子的村民。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包括刘德栓和我父亲在内的几户人家合伙搞起了一个马车运输组，刘德栓花了大伙的钱始终赖账不还，眼
看运输组就要散伙了，他依然没还钱的迹象，于是大伙商量把他的马车变卖以低部分债务，就这样刘德栓跟大伙都结下了仇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有良知的
中国人看来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刘德栓不这样认为，似乎他白花别人的钱倒是天经地义的，当债权人让他还钱并以必要手段挽回了部分损失的时候，债权人同
时也都成了他的仇人。
我父亲于五十年代初期在不毛之地上植树，经过不断开垦形成了一块面积有几十亩多的林地，大小树木有四百棵之多，苦心经营。进入农村合作社以后，当时的村干部口头承诺产权各占50％，就是说我家还拥有一半的所有权。
先前曾向刘德栓讨债的仇家有5个，但都没有实施报复的机会。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刘德栓当上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并了解到我家是杨庄子村五队的“富农”以后，他终于找到可以实施报复的目标了。
1965年，我父亲从如上提到的那块林地里移出了12棵小树栽
种于院落周围。时任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刘德栓得知后，很快就报告了村里，说我父亲破坏集体的林木，要求村里对“富农”谢金更家进行经济处罚。当时那个曾经
参与制造“富农”的村党支部书记黄立虎当然知道所有的树都是我父亲一手种植起来的，况且还有一半的所有权，所以就拒绝了刘德栓的无理要求，他的报复行为暂
时没有得逞。
但是一年后，时局急转直下，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曾经默许那个治保主任给我们制造“富农”的村支书下台了，杨庄子也改成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团结村”。在“团结村”五队这
个唯一的“富农”人家里，父亲谢金更受到与“四类分子”同样的待遇，我的母亲王彦国随时都可以被人拉出去批斗。具知情人讲，有一次批斗我母亲，因为她不肯
低头，被气急败坏的组织者剪掉了满头漂亮的长发。
因为母亲她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低头认罪呢？这个罪从何而来呢，恰恰是那2个给我们
强加“富农”的村干部才是党和国家的罪人、更是历史的罪人。然而，历史对我们却又是那样的不公平，那个当年给我们强加“富农”的治保主任的儿子胡庆山，在
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承着父业，是杨庄子社区最大的官儿，而且依旧用谎言来迷惑人心、推脱并掩盖其父亲胡栏树当年所犯下的罪责。
当年任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刘德栓一跃跳到“团结村”最高领导层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刨树的那点事当
然就成了他一口说了算的一桩小事。他的处理结果是：以破坏“集体”林木的罪名，每棵树罚款50元，12颗树共计人民币600元，随后那12棵树也被生产队
刨走了。在当时条件下，这点钱
对我们这个家庭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全家6口人的温饱都成问题，从哪里拿出这么多的钱啊。1963年的特大洪水冲毁了人们的家园，1964年母亲从好几个
亲戚那里举债建起了五间砖房。在无法拿出现款的情况下，刘德栓带领社员们要强行拆除我家的五间砖房来抵偿那600块钱的罚款，无奈的一家人决定死在房子里
也要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栖身之所。在父亲和三个姐姐的哭求之下有良心的社员们纷纷撤离，最后只剩下刘德栓一个人他才灰溜溜也走开了。
房子保住了，数额不菲的罚款还是要偿还的，我的父母和三个姐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从每年全部的劳动所得中扣除。就这样我家
除我之外的5个劳动力（后来有2个姐姐出嫁），在生产队以付出10年的劳动为代价，直到1978年才从全部的年终分红中偿清这笔罚款。试想在那个挣工分的
年代，我们这个家庭好几个劳动力，一年下来所能分到的几十块钱还被生产队全部扣掉，我们怎么生活？
实际上的其它经济损失也远大于那600块钱的罚款，因为刘德栓的报复计划还不算完。
为了掩人耳目，刘德栓首先放出风声说农户家的闲宅闲院要收归集体，而实际上只没收了我一家的9分宅基地及其上已经成材的
10多棵价值不菲的青皮杨树。之后他又宣布对我家那块林地50％的所有权予以剥夺，紧接着所有那些由我父亲付出汗水和心血种植管理的几百棵大小树木除被生
产队砍伐的之外，也在刘德栓的怂恿下被社员们分光、抢光了。
刘德栓其人没有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就在他基本完成了他的报复计划之后没多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因文化水平
所限，讲话内容据说是因为亵渎了马克思主义而被人抓到了他的狐狸尾巴，一下子便从“团结村”的权力顶峰摔到了底谷，他短暂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了。但是，在
以后的几十间他一心梦想复辟的思想在杨庄子村家族式统治前后长达50年之久的环境中，丝毫没有什么悔改的迹象。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任职革委会主任不到一年的刘德栓，却给一个无辜的家庭带来长达几十年的苦难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创伤，这不能不说这个革委会主任刘德栓以其黑暗、扭曲的内心世界给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第五章 可恶的“富农”误了我们姐弟的前程
在政治上因为“富农”的帽子除了父母遭受批斗外，给我的三个姐姐和我本人也同样带来极大影响。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里，我们不不管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份，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任人宰杀的羔羊。
因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和学生们整天以“富农”崽子等各种方式进行羞辱和打骂，除大姐外的两个姐姐只好先后辍学回家与父母一道下地劳动，也可早日还清那个600元的罚款。
有一次已经上中学的三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团结村的一群小学生追打到家门口，他们依然在门外还不停地喊着“小地主”、
“富农崽子”之类羞辱的话语。气急的母亲把他们当中年龄较大的几个弄到家里痛打了一顿，并嘱咐他们回家问清楚他们的父母，看看有谁给我家做过长工还有谁给
我家打过短工。
母亲的确是解了气，可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遭到更大规模和更为严厉的批斗。
大概在1969年的时候，大姐嫁给新兴庄村一个叫贾玉才的孤儿，后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外甥只小我5岁。贾玉才这个
人是跟随其父母从曲阳那边逃荒来到新兴庄村的，后来在他8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也随后撇下他不知去向。是新兴庄村的基层政府收留了这个孤儿并供他上小学
直到高中毕业参军。又是历史的巧合，他与我大姐是高中的同学，在他参军入伍后不久便给我大姐写了一封信，从此建立起恋爱关系。他在新兴庄村可以说是房无一
间，地无一垄，从部队复员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又是村里的政府无偿给他们建起了三间土坯房还打了水井，弄起了院墙。后来因为大姐夫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有
文化的高中生，还当上了村里的会计。不管怎么说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同样是党的恩情在这个孤儿身上的充分体现。
因为我是在母亲39岁的时候才出生的，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这个不幸家庭将来唯一的希望，父母和三个姐姐对我都格外的疼爱，生怕我上学后受到与姐姐同样的遭遇，便把我送到大姐所在村子的学校开始上小学。
我在上学之前是没有名字的，父母和家里人只管我叫“铁蛋”，而且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社区里一些上岁数的人们依然不知道我的学名叫谢强，还只管叫我“铁蛋”。
第一次到学校时的情景一直到现在也无法忘掉，尽管那时候仅仅是一个不到7岁的小孩子。
团结村距离大姐家所在的新兴庄村第一生产队有3公里的路程，中间隔着一个村子叫塔宣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自行车，来往都是靠步行，父亲提前几天就把我送到了大姐家里。
一大早起来有线广播的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吃了点东西就背上大姐亲手给我缝制的书包跟着姐夫出了家门。朝阳把路旁梨树的叶子照得金灿灿的，让人感觉到这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
学校距离我大姐家大致有300米的路程，我却生生地跟着大姐夫贾玉才来到了新兴庄小学排队等着报名。伦到我的时候老师首
先问家庭出身，我姐夫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不情愿地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富农”。当问到姓名的时候，他又随口说道“谢铁蛋”，看样子老师无法接受这个名字，
只见姐夫稍加思考后就又脱口而出，“那就叫谢强吧”，就这样大姐夫给我起了一个“谢强”的学名一直伴随我一生。那时，我姐夫给我起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希望将
来我们姓谢的一家人要走向富强，也更希望我要坚强。
但是在那个陌生的村庄里也同样呆不下去，因为家里特定历史环境下也造就了我性格孤僻和软弱的缺陷，所以也常常受到学生们
的欺凌。这是一个盛产鸭梨的村庄，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的梨树，据说大一些的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有时下课以后我就躲到枝繁叶茂的梨树上，一个人静静地思
考问题。学校有时也组织学生参加批斗会，但规模不大，学生们主要只是跟着喊喊口号以烘托气氛，也有不少学生为追求积极上进而向被批斗者踹几脚或打上几拳，
这些情景映入我的眼里让我感到心酸，也让我想到了妈妈遭批斗时的情景。
在那里勉强着上学才几个月的时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老师突然让我们把语文课本中所有林彪的形象一律用铅笔涂黑。因为头一天还是毛主席亲密战友的林副主席怎么第二
天就成了罪人，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在当时条件下根本无法弄清楚其中的各种奥妙，仅仅是在后来知道了林彪谋害毛主席而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的沙漠里。随后学校
里也有一些相应的动作，主要是在教室里刷写了很多标语，内容全是毛主席语录，比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
谋鬼计。”
第二件事是林彪出事后的当年冬天，也就是1971年的冬天，课余时间在我低头不语、坐在教室里发呆的时候，有个叫小柱的同学“玩笑”开大了，竟然把炉火中的一个煤块夹放到我的脖子里，一下子造成严重的烫伤。还好，肇事的学生家里给承担了全部医药费并表达了歉意。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进学校的门了，大姐只好把我送回了团结村的家里养伤。烫伤痊愈后不管家里怎么劝慰，我死活也不想上
学了。辍学在家里一呆就是好几年，那段时间里只有高小文化的父亲找来旧的小学课本教我学习算术、学语文，还给我讲述他当年参加解放军后那些行军打仗的故
事，还告诉我家里所遭受的一切都是被人冤枉的，让我相信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并且不断地告诫我只有学习好了将来做了大官才能证明爸爸、妈妈是清白
的。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那是一种低俗的教育方式，但完全可以想象那时的父亲是以一种多么无奈的心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
上，在父母看来也只有我将来做了大官，才能洗刷他们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但后来我还是个不争气的不孝之子，自身都无法保障了，凭什么还能做大官，真是很可笑
啊。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繁重的下地劳动之余还要给我充当“小学老师”，同时我也靠自己动脑筋进行自学，当然那个时候我还跟本不
知道“自学”这个词汇，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自学。在看书、写字厌烦的时候，我就呆呆地看着母亲纺绵花并聆听母亲讲述那过去的故事。有时就观看母亲织布
时的动作，听那织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母亲也去到生产队上工的时候，我就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看书了，闷得慌了就跟家里那个小白狗一起玩，有时在小白狗生了
小狗崽子的时候，与它们在一起就会玩地更开心。
有一次曾经在批斗大会上主持斗争我母亲的那个村干部来到我家，一下子把我吓坏了，小白狗也不停地狂吠。那个人抄起家里的
铁锹不由分说就朝我的小白狗身上打来，我下意识的让它快跑，但还是重重埃了一下子，差点让我的小白狗瘫痪了。狗狗随后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真得还不如让那一
下子打在我身上好受呢。把狗狗打死了，连跟我玩的伙伴也就没有了，看到狗狗一瘸一拐的样子，我伤心了很多天。我偷偷把父母给我的那些点心什么的好吃的东西
全都给狗狗吃了，好让它补补身子能早一天站立起来。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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