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9)2013-01-24 03:07:25

“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我来体验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共产主义童话故事所承诺的未来对于那些处于审讯下和监狱中的人来说成了地狱。位于审讯与监狱之间的是被迫向党的变化无常屈服的炼狱的滑稽表演。
–诺曼·马内阿《流氓的归来》
我与中共秘密警察的接触，始于二零零三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美前夕。当时，北京市国安部门的两名便衣约我喝茶，希望我将在美国会见的人士的名单提供 给他们，被我断然拒绝。我回国之后，他们再次约我喝茶，其中一人还自称我的读者。再以后，就是粗鲁不堪的国保上场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因与刘晓波等计 划起草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国保的各种骚扰从此便没有中断过。不过，「管家式」的贴身服务，则始于二零零八年春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及几 位国会议员访华期间。李鹏政府和朱镕基政府从未向我提供如此服务，唯有温家宝政府考虑得如此周到。
免费出租车等候你多时了
赖斯访华跟我毫无关系，我既非党国领袖，亦非外交官员，自然没有计划会见这些从远方来的「美国朋友」。然而，赖斯一行的来访却让让我失去了自由。从 赖斯抵达北京的前一天开始，我家中的电话突然中断。我打电话给电话局查询此事，电话局的技术人员表示毫不知情。拖了好几天，电话才姗姗开通，那时赖斯等人 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我们都生活在长城内，生活在笼子中，虽然中国人拥有的电话和手机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却没有基本的通讯自由–党想什么时候 切断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便沉默了。
赖斯访华期间，刚好有一个周日，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会找一个教会做礼拜。我知道，她肯定去不了任何一个家庭教会，只能被官方安排去一个「三 自会」控制下的教堂。我当然不会去这样的地方，不管有谁在那里聚会，我都不会去凑热闹。然而，当我和妻子刚刚下楼的时候，三名便衣立即走上前来。
他们搬着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看来是等候多时了。一名便衣询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表示他们奉命驱车送我。我查验了他们的证件之后，发现他们果然是北京 市朝阳区国保大队的警察。我回答所，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浪费国家的资源。他们则说，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希望我不要为难他们，甚至暗含威胁地说：「如 果不坐我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
交涉了半天，我发现跟这些法盲执法者根本无法讨论公民有哪些基本自由和权利之类的问题。无奈之下，为了礼拜不迟到，我只好坐上他们的车去教会聚会， 而由妻子独自驱车去接朋友。一名便衣开车，另外两名便衣坐在我旁边。负责开车的那个便衣说，这是奥运前夕，警车不够用，所以他开自己的车执行公家的任务。 为了确保奥运安全，他已半年多没有休息了。我说，我与奥运毫无关系，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我从小体育课就不及格，对任何体育赛事都不感兴趣，当然也包 括奥运在内。
谈起教会，便衣们还颇有兴趣的。一名便衣叹息说，人是应当有信仰，否则太空虚了。我反问他说，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不都对着党旗宣过誓吗，不都信 仰共产主义吗？一个戴眼镜的便衣回答说：「这不是骗人的大话吗，这年头谁还信仰共产主义啊，当年宣誓的时候说过什么我都经忘记了。我们当警察，只是捧一个 饭碗罢了。你千万不要将我们看作某个党派的走狗。」
这个便衣说的确实是实话。他说，此类任务他们并不愿意接，上级命令他们在这三天里一直如此护送我。我告诉他们，我将撰文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 本来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写作，你们偏偏要制造出新闻事件来给党和政府抹黑，来破坏社会的和谐氛围。不过，你们对我还算礼貌，我不会添油加醋地将你们「妖魔 化」，也不会将某个具体的个人当作「敌人」来看待。我按照我的价值和信仰来生活，而你们跟着饭碗走，我们本是两类人。
礼拜完毕之后，我陪同朋友去后海游览老北京的胡同，三名便衣继续护送我。到了后海，我与朋友在老胡同里散步，便衣一直跟踪我们。我们刚一回头，他们 又假装到一个摊位上去讨价还价去了。直至晚上我们吃完饭，他们送我回到家中，一天辛苦的工作才告结束。为了阻止我与美国客人见面，党国如此煞费苦心，哪有 半点大国的自信呢？三天之后，赖斯一行离开中国，管家们亦烟消云散了。
奥运开幕前几天，同一群便衣又上门来「站岗」。这一次，「免费出租车」的待遇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残疾人奥运会结束之后几天才取消。仔细算下来，这 段时间我节省了上千元的交通费，而奥运期间北京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措施也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他们总能安排一辆可以出行的牌照的车辆送我。
我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多少个就业机会？
奥运期间，当局启动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一介书生的我享受到差不多是「部级待遇」：每天楼下有四到六名保镖，出门到任何地方都有专车送行，且必 定有两名便衣如影随形。反正温家宝政府有的是钱，反正中国政府有的是人，为了共产党的面子，这点经费和人力他们还是消耗得起的。
奥运终于「圆满成功」。论功行赏，奥运的「安保」成就遂成为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奥运会之后，「部级待遇」成了胡温当局时不时送上门来的一份「外 卖」。这一「保护」级别，从赖斯访华到奥运，再到「两会」、「六四」二十周年、「十一」庆典等「敏感时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每班最少四人计 算，每天分三班轮作，共有十二人。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我这个两袖清风的书生，居然帮助政府创造了十二个人的工作机会，也算是为中国GDP的「保八」作出 了特殊的贡献，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应当好好感谢我才是。
「十一」过去之后，我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晚，当我在市内吃完晚饭回到小区的时候，发现至少出现了四名便衣：我家旁边的 警务工作站内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高，在室内舒舒服服地看电视；我家单元门的巷道口还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低，在零下六度的低温与寒风中，裹着厚厚的军大 衣，仍然瑟瑟发抖，令作为被监视者的我反倒对监视者有了些同情之心。
又让这么多人上门来「保护」我，实在有点不敢当。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告诉我，虽然丈夫已经系狱，但她家楼下的警力比平时增加了几倍；「六四」伤残者、方舟教会的教友齐志勇早已被带到北京郊外，跟外界失去了联系。
今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原来，这一次当局的统一行动，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某些人只好暂时「人间蒸发」，某些人则只能「闭门不出」。就好像 一个大财主请贵客上门，不允许那些长相不那么端庄整齐的子弟出来见客一样。如此，奥巴马看到的，是如同圣诞前夕色彩斑斓的玻璃橱窗那样的中国。北京和上海 的楼宇之高耸、道路之宽阔，实在让他叹为观止。但是，上访村的恶臭、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结石宝宝」家长的哀号，统统都被屏蔽在他的感观之外。
当年，俄国的波坦金将军为了博取叶卡特琳娜女皇之欢心，在伏尔加河畔修建很多只有一面墙的、粉刷一新的「房舍」。他欺骗主子说，俄国的老百姓都住在 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之中。叶卡特琳娜不禁心花怒放，却不知民怨已如开水般沸腾。如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伎俩，比起波坦金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 年轻轻的奥巴马哪里逃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呢？
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不必派遣一群国保来监视我，不必让他们在寒冬里为我守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与奥巴马会面，即便奥巴马主动邀请我见面，我也 会婉拒之。我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持守，我喜欢前任总统小布什，尽管他的许多政策不无争议，但几年前在白宫我与他牵手祷告的时候，我感到他与我的信仰是一致 的，他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是真心的。而奥巴马在同性恋、堕胎、干细胞研究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均是我所不认同的。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批 评所有我不认同的人物，既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包括奥巴马。所以，我既不愿与胡锦涛和温家宝见面，也不愿与奥巴马见面，对于「胡奥委会」和「温奥委会」 更是不感兴趣。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你们不必杞人忧天，亦不必庸人自扰。你们早点将我门口的特务撤走吧。
把人民当作敌人的「两会」
二零一零年三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开幕了，官方媒体上大幅注销少数民族与会者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照片。这些民族服装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绝迹，唯有此时此刻才被从箱底拿出来穿到身上。在我看来，所谓「两会」根本不是严肃的「国会」，而是一场少数民族服装的大杂烩。
「两会」跟我毫无关系。我从来不曾投票选举过任何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连接受我的批评都配不上。但是，从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后，「两会」突 然变得跟我有关。虽然我既非人大代表亦非政协委员，但「两会」期间我享受的待遇却优于普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楼下有保镖，出入有专车。
温家宝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温家宝的誓言立即在我的身上应验了：这几天，我带着不到两岁的 孩子去医院看病，亦有专人陪同，我去挂号和拿药的时候，他们在医院大厅里默默等候；我去超市购物，他们热情地帮我搬运食品和日用品，自己还顺便买一些；晚 上我与妻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福尔摩斯》，警察也与民同乐，只是我看电影是自费，他们看电影是单位报销。陪看病、陪购物、陪观影，警察叔叔无微不至的「三 陪」服务，是不是在落实贯彻温家宝的讲话呢？
在推特上一交流，这才发现享受跟我相似的待遇的，仅在北京便至少有一百多人。而且，当局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危险程度」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其方式精细 化到具体的人头上。比如，有人被邀请到外地游山玩水，有人被带到郊区疗养，有人被幽禁在家中不能出门，也有人像我这样享有「半截子的自由」。
然而，这些服务不是我们主动要求的，用时髦的话来说，乃是「被服务」。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既然是「人民」的「两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 民」，甚至将「人民」当作敌人来对待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每天被监 视，被「保护」，坐「免费出租车」，难道就是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吗？也许，温家宝本人每天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他想让我们这些「屁民」也与他一起分享 呢。
可是，这样的「好意」，我并不愿意领受。一边是国保警察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虽然不合法律，但请你多配合；一边是基层民警说，这些国保就是多事，你 是一个文弱书生，又不是江洋大盗，上面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做这种警察不该做的事情呢？那么，「上面」是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我只能向贵为总理的温家 宝「问责」，温家宝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服务，但不能强迫公民接受其不愿获得的服务。与人民为敌的「两会」，必定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与人民为敌的政府也是如此。在推特中文圈上，我看到推友蔺立成的一段打油诗，乃是对「两会」最为精妙的描述：
天朝开两会，实在有点贵。五千台计算机，七十万部队。奥迪去接机，国宴来开胃。鼓掌又举手，傻逼全都会。戴表狂挥霍，人民猛交税。温饱不得求，消你妈个费。
温家宝先生应当大声背诵这首打油诗，以后再有机会视察中小学课堂的时候，可以用这首诗在孩子们面前展示学识与才情。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国保警察是如何陪我过「盛世」的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孔尚任《桃花扇》
「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是温家宝的「盛世名言」，他将「仰望星空」当作自己的特权，而将「脚踏实地」当作对年轻人的劝诫。然而，对于这个「千年 未有之盛世」，许多普通老百姓却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有一名推友就写了一条名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推文：「富士康的员工爬上了顶楼，先是仰望了一下星 空，然后一身长叹，然后自由落体，最后脚踏实地。」不知温家宝读到这段文字，该作何感想？
胡温将奥运会、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和世博会当作「大国崛起」的「三个代表」，而许多老百姓却将它们看作是「三大傻」。被迫与这「三大傻」同时代的 我，只能抱着明朝末年戏剧家孔尚任「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心态，在国保警察们无微不至的陪同下，过着「不平凡」的生活。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如同生活在卡夫卡的小说之中，温家宝既然热爱表演艺术，有没有兴趣加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来，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呢？
黑帮老大过生日
在香港的警匪片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往往是黑帮老大过生日的时刻：表面上是风风光光、八方来朝，如同一场流光溢彩的嘉年华；幕后却是仇家寻仇、敌人 云集的阴谋诡计，明枪与暗箭，让主人防不胜防。那个顾盼自雄、谈笑风生的黑帮老大，其实早已风声鹤唳、杯弓蛇影，满桌子的鱼翅燕窝，一口也咽不下去。尽管 布置了不计其数的保镖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家性命，威风凛凛的老大最后仍然不免死于非命，正如《无间道》中的那句名言：「出来混，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如今，过六十岁生日的中共，也如同黑帮老大一样。不，他们比黑帮老大还紧张。所有进京的火车和客车，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必须采取登记身份证件的 「实名制」。所有入京的人，都需经过几道关口的严密检查，检查者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住在天安门附近、皇城根下的民众更倒霉：出入必须随身携带身份 证件，如果忘了携带证件，便会遭到路口盘查的军警扣留，然后打电话给所在街道的派出所的民警，让民警来「认领」。频繁的演练必定封锁道路，使许多居民有家 不能归，在此时段之内，地铁、公交、出租全都不能驶入「核心区域」。许多居民笑称，当年北平沦陷的时候，日本宪兵盘查「良民证」也没有如此仔细。
在我家门口，在「十一」之前的三个星期，便有一大群人上岗执勤了。其中，有我已经熟悉的国保便衣的面孔，从去年奥运到今年「六四」二十周年这些所谓 的「敏感日子」，他们都与我如影随形；还有因为警力不足而雇佣的几名少年，一看就是附近村子里乳臭未干的无业少年，他们搬了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百无聊赖的 模样，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监视我。直到我在「十一」之前一个星期离开北京，他们才撤走岗哨。我在外地给妻子打电话问：「他们 走了吗？」妻子说：「你前脚刚走，他们就作鸟兽散。」
表面上是和谐社会，骨子里是警察国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连美帝国主义也逐渐不放在眼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什么会害怕我这个布衣书生呢？我手 无寸铁，唯有一台小小的笔记本计算机；我百无一用，唯有写作几篇不同于「主旋律」的文字。你们过生日，跟我这个不愿与你们同乐的普通公民有什么关系呢？你 们为何要派遣这些警察来骚扰我、来无事生非呢？你们为什么要将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每一个捍卫权利、自由与尊严的公民都当作「国家的敌人」呢？
是因为恐惧，唯一的原因就是恐惧。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温家宝曾经引用苏轼《晁错论》的名言表达他的心态：「名为治平无事，而其 实有不测之忧。」看看胡锦涛那游离的眼神，看看温家宝那紧抿的嘴角，看看九常委在中央全会上坐立不安的神态，哪个人的脸上有发自内心的笑容呢？他们竭力假 装出轻松的模样来，却如同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们个个都高度紧张，彷佛丧钟随时将为之而鸣。他们不像是在过生日，倒像是在办丧事。这样的气氛诡异的 庆典，还能有几次呢？
锦衣卫陪看《锦衣卫》
晚上，写作累了，便跟妻子一起去看电影。今天上映的是香港的动作片《锦衣卫》。出门前，我打电话给守候在楼下的国保说，我们要去看电影了。国保说， 好啊，我们开车送你们去，我们也想看去电影呢。妻子笑称，新社会，真和谐，警察变三陪。我说，负责我们的国保有福了，我们每周都去看一部电影，他们也跟着 沾光。不过，被陪同者是自费，陪同者是公费。我发现，那个年轻的国保买完票之后，另一个年长的国保特意叮嘱说，把票根留下，是要报销的。这可是电影中也看 不到的荒诞情节啊。
《锦衣卫》里面的武打场面颇为精彩，其价值观却极为糟糕。为了淫荡的皇帝一个人的江山，无论是锦衣卫、镖师还是江湖大盗，全都奋不顾身地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什么混蛋逻辑？看来，港片一旦与大陆合拍，就不仅仅是资金和演员方面的合作，更是精神上的臣服与自我阉割。
不对北大人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俯首帖耳，哪能换得大陆那让人垂涎三尺的庞大的市场？换言之，只要所谓的港片盖上了中影大老板韩三平出品的那个戳，便 脱不了鹰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阴沟里的气味。昔日香港武侠片《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中的那种浪漫、自由与诗意，在《锦衣卫》中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港 片的新生，还是港片的沉沦呢？
不过，我在《锦衣卫》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女主角赵薇跟男主角甄子丹的那段对白，怎么听上去如此耳熟呢？原来，他们说的这段话跟温家宝最近的那 篇讲话一模一样。赵薇说，世上坏人太多，老百姓都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看来，需要锦衣卫出来主持正义。甄子丹回答说，我夺的不是玉玺，而是 尊严。我猜想，温家宝一定是看了《锦衣卫》之后，才学会了「尊严」这个沉甸甸的词语。这算不算是《锦衣卫》这部电影推动大陆民主化的一点点贡献呢？
两个国保正好坐在我们前面一排。我发现，他们看得津津有味，还互相交流意见。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将自己与影片中的那些锦衣卫对号入座呢？电影里的锦衣卫可以为皇帝的江山舍命，现实中的锦衣卫有几个愿意为共产党献身呢？
「锦衣卫陪看《锦衣卫》」，是一副对联的上联。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下联来，遂在中文推特圈上征求下联。推特上面果然是卧虎藏龙，很快便就有几个版本 应答了：一个是关于吴思的《潜规则》一书被中宣部悄悄查禁的，为「《潜规则》遭遇潜规则」；一个是关于美国大片《阿凡达》的，为「阿凡达围观《阿凡 达》」；一个是关于中国的拆迁政治与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的，为「拆迁部队笑看《拆弹部队》」。还有一位推友说，不求平仄，但求解气，故云 「共产党埋葬共产党」。
而我最喜欢的一联，是关于另一部香港影片《黑社会》遭到中宣部大肆删减的，为「黑社会删减《黑社会》」，横批「贱国大孽」。
SB会在北京开吗？
「世博」二字的汉语拼音的缩写是SB。所以，在中文推特圈上，世博会被推友们戏称为SB会。在北京话中，SB是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即「傻逼」。我不喜欢在文章中使用粗话，但我觉得劳民伤财、残民以逞的世博会，确实只配得上如此命名。
世博会开幕前一天，有日本媒体和美国媒体采访我，问到世博会快要召开了，你有没有受到警方的骚扰。我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享受到敏感时期常有的「部级 待遇」。两年前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北京警方为我提供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专车接送和两个以上的贴身保镖的服务。其实，我对奥运会毫无兴趣，对所有人多的地方 都有一种本能上的排斥，我从来没有接近过奥运会场馆一公里以内，甚至从未在电视中看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一次，大概是因为上海与北京相隔一千多公里，我也从 未计划去上海凑热闹，他们还不曾来骚扰我。
没有想到，话音刚落，世博会开幕的第二天，警察又开始骚扰我了，他们真是经不起一点表扬。五月二日下午，我与妻子驱车去教会参加礼拜，忽然发现一堆 便衣站在小区门口的路边，派出所的片警示意我停车。我没有理会他们，仍然驱车出门。他们大呼小叫让保安阻拦我。因为此前我跟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交涉过，他们 不敢继续助纣为虐，所以保安没有听从这些人的指令而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遂得以摆脱纠缠，绝尘而去。
大概我的不合作令警察们恼羞成怒。五月三日，他们对我的监视措施又升级了。首先，他们在我家旁边的警务工作站停放了一辆特殊的警车，里面还装了铁栅 栏，是专门用来押送囚犯的警车。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带两岁的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两个便衣就在二十米外亦步亦趋地跟踪。我拿出相机对着他们拍照，他们 一溜烟地跑掉了。等我收起相机，他们又像苍蝇一样跟近来。如此反复多次，宛如一场滑稽游戏。这两个负责贴身跟踪我的人，一看是从旁边的村庄里雇佣的、看上 去只有十五六岁的无良少年，而国保和民警则在警务工作站内用手机指挥他们。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闭门写作，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有警察在门外梭巡，我连SB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幕都不知道。如果SB会在北京召 开，他们如此紧张还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个在千里之外的这场「人肉盛宴」与我何干呢？难道我在小区里散一下步，也会危害乃至颠覆你们的SB会吗？中共的 虚弱与下流，大大超过了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的预测。
此时此刻，我真以为SB会是在北京召开。凶残的歹徒冲进幼儿园挥刀砍翻三十多名孩子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再次从远方传来。这是最近以来的第四起类似的 事件。反社会的暴行层出不穷，民间的绝望情绪在四处蔓延。天价的维稳经费，庞大的维稳大军，居然不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公安部门不是抱怨警力不足吗，为什 么还有如此充裕的人手来监视我呢？我回望身后的跟踪者，不禁想：什么时候，每个孩子上学时，都能像我这样有两名便衣贴身保护呢？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六四」像一根刺一样，嵌入我的身体和灵魂之中。我没有能力将这根刺拔出来，但我愿意用我的血肉滋养它。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 子」之一的刘晓波，认识了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们，认识了上书呼吁为「六四」正名的老军医蒋彦永，认识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包公」包遵信老师……我 意识到，那一天我从不曾缺席，那一天于我是有份的。丁子霖老师死难的儿子蒋捷连仅仅比我年长一岁，如果那时我生活在北京的话，死去的那些孩子当中会不会也 有我呢？
所以，我也是一名「天安门之子」。
谁在帮我捍卫「六四」的记忆？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阳光灿烂的周日，我正准备出门去教会做礼拜，忽然接到派出所民警老李的电话。老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接到命令，从现在起，你出门由我们负责接送，原因嘛，你自己也知道。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享受专车接送、保镖陪同的待遇。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经常遭遇到跟踪、监视、电话被窃听、电邮被偷看的事情，但专车上门服 务的待遇始于奥运会。此后，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此种服务便不由分说地送上门来。这笔开支当然是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的一部分。
这一次，国保们再一次兴师动众，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我一拍脑袋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日子又临近了。去年，也在在那个日子之前的一周，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了！
那个日子，那个杀人的日子，那个凶手恨不得从日历上抹掉的日子：「六四」。我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每一年他们总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与你有关。再没有比国保跟尽忠职守的记忆的守护神了。
其实，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在成都远郊的一个县城里，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我没有亲历屠杀的整个过程，只是与父母一起在收音机前倾听千里之外的子 弹的呼啸、伤者的呻吟以及逃亡者的哭喊。尽管从那一个夜晚开始，我过早地成熟了；但是，严格地说，我只是「六四」的旁观者和迟到者而已。
作为一名精神意义上的幸存者，我必须为「六四」写作，必须为捍卫记忆和历史而写作。当凶手依然趾高气扬地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种选择必然要付出巨大的 代价。当我的写作迈过那条「红线」之后，我开始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任何一篇作品，我的名字成了被网络审查软件自动删除的「敏感词」，我的电话有另一双耳朵 在监听，我的家门口出现了便衣游荡的身影……即便如此，我不会向一个杀死人的身体还试图杀死人的灵魂的政权屈服。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杀不 死人的灵魂的。
人不能被随意杀戮。在许多地方，这却是一个被放逐的常识。在回顾二十世纪的欧洲的时候，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指出：「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 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六四」就是我们的奥斯威辛， 就是拷问我们的良知的尊严的标尺。刘晓波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抗争，以及此后将承受的十一年监禁的苦难，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在这个离「六四」还有六天的日子里，派出所的民警老李开车送我去教会，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位置。副驾驶上坐的是一个外表斯文、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大概 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手上还拿着一本新东方的托福单词手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知道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那天发生过什么吗？他知道刘晓波和丁子霖 的名字吗？那一刻，我想向他朗诵刘晓波入狱前夕写的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诗句：
年轻的亡灵
相信母亲吧
母爱是火
即使熄灭了
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六四」这天，国保陪我去图书馆
离「六四」越近，护送我的保镖便越多。从六月三日开始，只要我一出门，便有三个跟班如影随形。除了派出所的老李负责开车之外，同车的国保从前几天的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六四」到了，早上起来为天安门母亲和刘晓波祷告，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这片背弃神的徒弟。然后，我又要出门去首都图书馆查数据了。与昨天一样，早上九点我来到楼下，与三名护卫一起出发。一介书生去一趟图书馆，也能享受如此优待，只差前面没有安排一辆警车开道。
享受三个保镖一路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在中共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中，这大约达到了「部级待遇」的标准。即便是温家宝亲自探视过多次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去图书馆查数据的待遇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感谢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我上图书馆的交通问题。
九点半抵达首都图书馆，我进入社科图书阅览室，两名国保寸步不离。一名国保就坐在我的对面，居然选了一本名叫《法治不是童话》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此 时此刻读这本书，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出现在这里，就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的活生生的证据。他大概是中国最幸福的国保了，到图书馆看书还可以领工资。
我找到一本名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的著作，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言论必须不断自由，政府必须不断地培育宽容的心态，这对国家安全和个人 安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政治道德责任。」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高中教 授，这个研究课题居然还是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温家宝如此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这本书呢？我真想向对面的国保推荐这本书，并让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 到温家宝手中。不过，我又想，他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喽啰，哪有资格给温家宝送书呢？
到了中午十二点，突然有个年轻人走过问我说：「你是余杰老师吗？」原来，昨天我在推特上将国保陪同上图书馆的经历讲述了一番，并告知次日我还将到图书馆，欢迎大家前来「围观」。没有想到，果然有一个推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过来与我会面。
国保也过来跟我说，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还可以聊聊天。我回答说，我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吃饭，更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聊天。我只跟朋友吃饭、喝茶和聊 天，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恕不奉陪。不过，我去哪里吃饭，你们要跟着，我也管不了，何况饭店不是我开的，你们要进去吃饭，饭店也不会拒绝的。
于是，我跟这位「推友」一起走出图书馆找地方吃饭，恰好旁边就有一家只有三五张小桌子的专卖「驴肉火烧」的小店。这家店虽小，看上去还蛮正宗。我们挑了张靠里边的桌子坐下来，国保们则挑了另一张桌子。
我跟「推友」边吃边谈。他大学毕业一年多，整整比我小一轮，二十五岁，也属牛，「六四」那年才四岁。这位「推友」说，他从网络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六 四」的资料，当局不可能斩断关于「六四」的记忆。他还说，今天见面的场面真有趣，以前一看到「国保」这个名词，就联想到纳粹的「盖世太保」，心里真还有点 害怕。当见到这些人之后，立即就不怕了，原来他们看上去也是普通人。我说，他们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他们不敢让自己的恶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大家都 克服了对他们的惧怕，这些躲在黑暗里的家伙就会反过来害怕我们的。
吃罢饭，跟「推友」告别，我继续到图书馆里看书，国保们也继续着他们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工作。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推友」有千千万万，他们大部分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许多人是在「六四」后出生的，但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天安门之子」。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便衣依然是一把椅子、一杯水，守候在我家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