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
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
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想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
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绝对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
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共器重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在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
森；其次，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官方「礼贤下士」的不二之选。冉云
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
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
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
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事先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了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
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
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
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
亦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一杯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
不下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居然可以一连读好几遍，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
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
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
当人民和国家被党以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谁要是敢于发出「我爱党，可是党爱我吗？」的追问，谁
就必定受到残酷的整肃。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
「《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
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无视中国社会不和谐的现实，故作深沉地谈「和谐」，酸腐之气，扑面而来。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
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
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内在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社会和谐的希望，就在于中共放弃一党独
裁。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
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
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国的领导人确实不好当，但为什么我们不能选
择更有能力的人来当呢？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了一名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
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
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
「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当然是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
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
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
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
权吗？季羡林也曾在八九民运中的一份知识分子的声明上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
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
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
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
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
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
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
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
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
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
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
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种爱国不正是纳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吗？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正是在这种爱国魔咒的驱使下，走向战
场，疯狂杀戮，最后自己也成了炮灰。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
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
季羡林算是老北大人了，当年他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吗？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
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
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以长寿的优势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羡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羡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这是一个自
恋者向另一个自恋者的致敬方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
事的原则。」
可是，诚如圣经所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遑论圣人了。季羡林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季承便在《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写出了「一个人生失败者的
父亲」以及「一个人生失败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羡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实「他好名，给他一百顶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羡林对家人极端冷漠甚至冷酷，从
未没有爱过妻子，也没有爱过儿子、女儿。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当作「悲剧人物」，并且坚信「这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
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羡林喜欢养猫，似乎对猫颇有爱心，但他除了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牛肉、猪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时，他的母亲和妻子
年龄都很大了，还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为他照料那些猫，为此累得筋疲力尽，甚至引发「家庭战争」。在这种畸形的爱的背后，是何等的自私和无情啊！
这位国学大师至死也没有参透死亡，季羡林「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所以，有人说，季羡林
是「有国无家」，可是，没有家，哪来的国？一个爱家的人，在公共领域中，不一定就是个好人，比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很顾家、很爱妻儿；但是，一个连家都不
爱的人，他所声称的「爱国」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样的谎言–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如何爱那些组成国家的、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必然盛产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钱钟书是如此，季羡林是如此，余秋雨亦是如此。季羡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经呈现出
冰山之一角。而温家宝在私人生活中呈现为什么形象，寻常人等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季承给家庭中的父亲打六十分，我则给作为公共知识分
子的季羡林打三十分。温家宝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温家宝对季羡林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最近，我看您讲良知、良能。我认为，这是知和行的统一观，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统一，这个思想很深刻。」季羡林立即顺着杆子往上爬：「要说真话，不讲假
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
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温家宝立刻谦虚地说：「我们做的不够，还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体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温家宝将季
羡林当作说真话的人，季羡林也真的认为自己是说真话的人，这本身就是和谐中国最大的谎言。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刘晓波，是谭作人，是陈光
诚，是师涛……可是，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可见，共产党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话，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
如此对话，真是将肉麻当有趣到了极点。而将其整理出来发表的记者，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也许还有许多读者真得读得津津有味，甚至「临表涕零」。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这个柏杨所说的「大酱缸」，何时才能被打破呢？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
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
他逐下宝座。
柏杨《读通鉴·论历史》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七年间先后五次去医院看望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季羡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荣，大概正是那些做梦也想当帝王师的文化人的最高
理想吧。温家宝固然要通过探望老知识分子的方式体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但去探访什么人，却经过精心的斟酌和挑选。他绝对不会去探访蒋彦永、丁子
霖、刘晓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共器重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在科技方面为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士，比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钱学
森；其次，是在文化上为中共的统治涂脂抹粉的人士，季羡林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也最积极主动地与当局合作，于是就成为官方「礼贤下士」的不二之选。冉云
飞在《季羡林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如此分析说：「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
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
什么这样红。」可谓一语中的。
温家宝前后「五顾季庐」，除了完成其「职务性使命」之外，当然还有他本人对季羡林的「个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羡林，温家宝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
事，温季之间谈笑风生，十分投机，事先预留的时间都大大「超支」。季羡林去世之后，有记者整理出了一篇题为《总理与一代大师：温家宝与季羡林之间的情缘》
的报道，详细记载了温季两人的几次谈话。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我发现温季两人确实是「气味相投」，他们对许多话题都有共同的兴趣和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最
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伪善」，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温季如何「惺惺相惜」
温家宝第三次探望季羡林的时候，对他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
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文章的好坏，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温家宝喜欢季羡林的文字，
亦无可厚非。但硬要说季羡林的文字「耐读」，显然是过誉了。季羡林的文字像一杯白开水、像小学生作文，可以说浅显和朴素，但确实不耐读，我约略扫一遍便读
不下去了，也真佩服总理阁下居然可以一连读好几遍，可谓耐心非凡也。
当季羡林撒娇式地感叹「我这一生几起几落」的时候，温家宝接着话题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
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
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家宝难道不知道：季羡林的「困难」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谁将季羡林投入「牛棚」的呢？还不是你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
当人民和国家被党以武力绑架之后，知识分子只能乖乖地为党服务、甚至遭到党的「误解」也要甘之如饴。谁要是敢于发出「我爱党，可是党爱我吗？」的追问，谁
就必定受到残酷的整肃。如果将温家宝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奴隶，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将党当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会见中，季羡林与温家宝探讨了「和谐」的话题。季羡林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说：
「《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
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这番对话，互相掉书袋，却空洞无物，无视中国社会不和谐的现实，故作深沉地谈「和谐」，酸腐之气，扑面而来。
下一次见面时，温家宝又给季羡林戴上一顶高帽子，他说：「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
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季羡林的建议经过温家宝的中转，居然成了中央全会决议的一部分，作为帝王师，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我却质疑：中共连外部
的社会的和谐都无法实现，哪有能力来管人自身的内在的和谐呢？中共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病根和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社会和谐的希望，就在于中共放弃一党独
裁。温家宝和季羡林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呼吁人的道德伦理的回归，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吗？
下面的这番对话更是互相吹捧–季羡林对温家宝说：「现在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平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则深有感触地
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常常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状的温家宝，总算是找到了一
个贴心人。但是，难道是国人强迫或选举温家宝们当国家领导人的吗？用一句俗话说，你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国的领导人确实不好当，但为什么我们不能选
择更有能力的人来当呢？
国家主义的魔咒几时可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产之后，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季羡林遂充当了一名爱国主义的典范。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
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季羡林说：「两者缺一不可。」温家宝
说：「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季羡林趁机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温家宝说：「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
「毛遂自荐」，不惜直接要求当权者干涉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这也太不符合儒家「谦谦君子」的风范了。而温家宝的「反映」当然是不会没有效果的，果然，季羡
林的一篇题为《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学语文教材。
人的母亲只有一个，将国家和政府当作母亲，是对自己的母亲的羞辱。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难道没有听过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名言吗–「自由在哪里，祖
国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国文化带到哪里。」当所谓的「祖国」羞辱和逼迫母亲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呢？法国作家加缪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在祖国与母
亲之间，我选择母亲。」而季羡林的选择是相反的：他声称爱母亲，其实他爱的是权力，他何曾爱和关切过天安门母亲呢？杀死这些母亲的孩子的，不正是共产党政
权吗？季羡林也曾在八九民运中的一份知识分子的声明上领衔签名，那么多被杀害的孩子，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争，难道他全都忘记了吗？
温家宝还谈到了季羡林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季羡林说：「我的家
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温家宝说：「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季羡林说：「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
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
托。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脔，历代帝王都喜欢通过泰山封禅的活动来巩固皇权和增强「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羡林要么是对中国的历史常识极度无知，要么就
是故意以此来谄媚当权者，将当权者当作帝王顶礼膜拜，这种「士之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后不久。温家宝对季羡林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
愈挫愈奋。」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这不是受虐狂吗？既然季羡林认为灾难对自
己是有益的，就应当感谢「文革」，感谢「牛棚」，大声疾呼再来一次！又何必在《牛棚杂忆》中发出种种抱怨呢？既然温家宝认为灾难可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愈挫
愈奋」，那么视察灾区的时候，又何必挤出几滴眼泪来呢？你们在这里轻松地谈论灾难的「正面效应」，我却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们，
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观点。多难从来不会兴邦，但极权主义政权会利用各种灾难来巩固自身之统治，就如同斯大林当年利用纳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
独裁的程度一样。
温季合作的爱国「二人转」可休矣。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正值纳粹兴起、希特勒上台，我怀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则，他怎么会在《忆往述
怀》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
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种爱国不正是纳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吗？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正是在这种爱国魔咒的驱使下，走向战
场，疯狂杀戮，最后自己也成了炮灰。对此，冉云飞尖锐地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
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
季羡林算是老北大人了，当年他曾经与胡适共事，难道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吗？胡适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
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与季羡林的「爱国没商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本是平庸之辈，唯一的优势就是活得比较久
罢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以长寿的优势终于等来了一顶辞也辞不掉的「国学大师」的帽子，简称为「国师」。
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官方最热衷于打造道德完人。季羡林乐于被温家宝当作圣人、乐于被共产党塑造成圣人。温家宝与季羡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一次，温家宝特意带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这是一个自
恋者向另一个自恋者的致敬方式。温家宝说：「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说：「对，『三真』是我做人做
事的原则。」
可是，诚如圣经所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遑论圣人了。季羡林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季承便在《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写出了「一个人生失败者的
父亲」以及「一个人生失败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羡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实「他好名，给他一百顶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羡林对家人极端冷漠甚至冷酷，从
未没有爱过妻子，也没有爱过儿子、女儿。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当作「悲剧人物」，并且坚信「这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
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羡林喜欢养猫，似乎对猫颇有爱心，但他除了带猫出去散步，给猫喂点牛肉、猪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时，他的母亲和妻子
年龄都很大了，还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为他照料那些猫，为此累得筋疲力尽，甚至引发「家庭战争」。在这种畸形的爱的背后，是何等的自私和无情啊！
这位国学大师至死也没有参透死亡，季羡林「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所以，有人说，季羡林
是「有国无家」，可是，没有家，哪来的国？一个爱家的人，在公共领域中，不一定就是个好人，比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很顾家、很爱妻儿；但是，一个连家都不
爱的人，他所声称的「爱国」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样的谎言–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如何爱那些组成国家的、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必然盛产人格分裂的伪君子。钱钟书是如此，季羡林是如此，余秋雨亦是如此。季羡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经呈现出
冰山之一角。而温家宝在私人生活中呈现为什么形象，寻常人等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季承给家庭中的父亲打六十分，我则给作为公共知识分
子的季羡林打三十分。温家宝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温家宝对季羡林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最近，我看您讲良知、良能。我认为，这是知和行的统一观，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统一，这个思想很深刻。」季羡林立即顺着杆子往上爬：「要说真话，不讲假
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
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温家宝立刻谦虚地说：「我们做的不够，还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体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温家宝将季
羡林当作说真话的人，季羡林也真的认为自己是说真话的人，这本身就是和谐中国最大的谎言。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刘晓波，是谭作人，是陈光
诚，是师涛……可是，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可见，共产党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话，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
如此对话，真是将肉麻当有趣到了极点。而将其整理出来发表的记者，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也许还有许多读者真得读得津津有味，甚至「临表涕零」。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这个柏杨所说的「大酱缸」，何时才能被打破呢？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
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代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
价。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东汉时的昏君汉灵帝准备兴建规模宏大的御花园，宰相杨赐上书劝阻。灵帝打算停工，询问身边的宫廷侍从任芝、乐松的意见，两人回答说：「从前周文王的
御花园有一百华里，人们认为太小；齐宣王的御花园只有五华里，人们认为太大。所以，御花园实际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个君王
足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大，老百姓也不觉得大；如果一个君王不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小，老百姓也觉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御花园只
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称赞，当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除外。」灵帝听了这样的马屁，龙心大悦，乃下令继续动工。而阻止修建御花园的杨赐的下场如何，可想而知。
作家柏杨在评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说：「任芝、乐松的言论，使我们再见文妖。截至二十世纪为止，宦官已绝，而文妖不绝，倍增痛心。」我则跟着评论说，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权贵呢。
那条送给温家宝的围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苏考察的温家宝，来到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温家宝面对几千名学生发表演讲。当时，气温
已经接近零度。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看到总理不远万里来「送温暖」，一名同学上台将一副长围巾送给总理，说：「这是我送给您的围巾，请您戴上，您一定要
注意身体啊。」随后，媒体大肆报道此感人一幕，以凸显「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新华社报道说，这名学生送给温家宝的围巾乃是其亲手编织的。我总是怀疑这个细节。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复杂的编织技术。
也许，这家职业学校专门设置有编织方面的专业，这名学生正是编织专业的学生吧。还有自诩为「八宝饭」的人在网上评论说，这是「一片真情，万金难买」。记得
少年时候，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经常出现关于周总理的类似的故事，道具是衬衣、手套等等，或是总理送给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给总理的，以此凸显总理爱民如子，百
姓爱总理若父。如今，温总理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同周总理相媲美。美国总统布什被人砸了坚硬的皮鞋，我们的温总理却获赠温暖的围巾，谁是好领
导，谁得到人民的爱戴，不言而喻。民国总统，可要羡慕死中国总理了。
然而，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到实在是太过离奇了。以温家宝所享受的「一级保卫」，若非寻常人等，焉能挤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围巾？温家宝的每一项视察
计划，都是中央和地方当局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丝丝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计算。前来聆听温家宝教诲的数千名学生，无不经过挖祖坟式的履历审查。这样才能确保现场
不会有人放肆地向总理大人扔鞋子，更不会有杨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而个个都是被总理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围巾的这个细节，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设计之中。「温办」的主任，肯定是这个仪式的总导演，地方官员，学校校长，都是参与策划者。这是一群无
耻的「文妖」。谁去送，如何送，送的时候该说什么话，早已排练过了不知多少次，烂熟于心了。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发表演讲，那几
名提问的学生，事先都经过反反复覆的演练。演练的过程，居然还拍摄出来，还在校园电视台播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
这一次，最入戏的不是那个献围巾的学生，而是接受围巾的温家宝。那个学生只是客串的演员，而温家宝却是专业演员和终身演员。温家宝真的需要围巾吗？
尽管金融风暴已经波及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总理」感受到了刺骨的凉意，但总理夫人垄断珠宝行业，浑身珠光宝气，总理大人自然不缺围巾戴。那么，总理为什
么又不戴围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旧衣，以此显示「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李鹏当总理时，经常裹着法国顶级品牌的时尚围巾，以工资而论，他一年的工资
也买不起一副这样的围巾。而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之「一姐」李小林，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她送给老爸的礼物。结果越抹越黑，李鹏更受民众之厌恶。想来，温
家宝吸取了李鹏的前车之鉴，即便再冷也不会如此「披挂上阵」。这样，还可以给身边的「文妖」们一个编排「送围巾」的好戏的机会。一个重用一群「文妖」的领
导人，能有几分的真诚呢？
真正需要围巾的不是温家宝，而是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为
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这位只身挑战中共专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热爱自由的同胞们用爱心编织的围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莘莘学子们，既不
知道什么是《零八宪章》，也不知道谁是刘晓波。即便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将围巾送给刘晓波。他们年纪虽小，心智却早熟，他们知道将围巾送给谁可以换来千百倍
的好处。
温家宝的打油诗是如何成为大学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注销消息：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航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校歌选择
温家宝的诗歌《仰望星空》为歌词，邀请沈阳音乐学院的艺术家进行音乐创作，「校歌的确定标志着北航的精神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办学
理念、校训、校风、校歌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及创新特质」。
北航新闻中心主任蔡劲松表示，北航之前没有校歌，学校在二零零六年就开始校歌征求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师生和校友提议
将温家宝总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诗歌《仰望星空》作为北航校歌的歌词。虽然这首诗歌并不是为北航所写，但北航师生认为这篇文学作品的
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发展目标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网站上称，《仰望星空》这首诗，意境阔大而深邃，格调宁静而致远，读起来令人动容、回味无穷，特别是对北航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
义，将激励北航人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激发北航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书记和校长代表全校师生给温总理写
信并附演唱光盘，让总理阅知北航师生确立校歌的夙愿。
看来，胡温向来亦步亦趋，如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一个是万岁，一个是九千岁。胡锦涛在玉树灾区一所学校的黑板上题写「校园，会有的；家园，
会有的」等几个字之后，这件「无价珍宝」立即被一群文妖「请」进甘肃省博物馆，并投入巨资研究如何将这两行胡锦涛随手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来。
我想，他们既然认为这块小黑板已经跟卢浮宫中的《蒙娜莉萨》一样伟大，不妨就仿效《蒙娜莉萨》的保护措施，在其外部安装一套特制的防弹玻璃。温家宝紧紧跟
随胡锦涛，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写的「多难兴邦」未能及时保存下来，那么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仅要让这首打油诗家喻户晓，还要将其谱曲传
唱，甚至定为大学校歌。
有人说，《仰望星空》成为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马屁精们单方面的作为，并非温家宝的本意。因为温家宝从来都谦虚谨慎、朴素真诚。但是，新闻报道显
示，温家宝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为北航校歌不是一无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将此事呈送到总理府的案头，温家宝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阅知」了。
媒体没有报道温家宝收到北航请示信件的具体反应，但半个多月之后，北航校方公布了这一决定，就足以说明温家宝即便不是「笑纳」之，至少不是「反
对」。否则，如果温家宝奋起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温家宝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感到不满，稍稍透露一丁点意见，下面的人哪里还敢继续大张旗鼓地宣扬
此事呢？他们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声。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单单有下面的人喜欢拍马屁，而没有上面的人乐于接受马屁，马屁精必定不会满坑满谷；单单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没有好大喜功、踌躇满志的当权者，文妖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
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代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
价。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东汉时的昏君汉灵帝准备兴建规模宏大的御花园，宰相杨赐上书劝阻。灵帝打算停工，询问身边的宫廷侍从任芝、乐松的意见，两人回答说：「从前周文王的
御花园有一百华里，人们认为太小；齐宣王的御花园只有五华里，人们认为太大。所以，御花园实际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个君王
足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大，老百姓也不觉得大；如果一个君王不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小，老百姓也觉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御花园只
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称赞，当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除外。」灵帝听了这样的马屁，龙心大悦，乃下令继续动工。而阻止修建御花园的杨赐的下场如何，可想而知。
作家柏杨在评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说：「任芝、乐松的言论，使我们再见文妖。截至二十世纪为止，宦官已绝，而文妖不绝，倍增痛心。」我则跟着评论说，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权贵呢。
那条送给温家宝的围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苏考察的温家宝，来到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温家宝面对几千名学生发表演讲。当时，气温
已经接近零度。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看到总理不远万里来「送温暖」，一名同学上台将一副长围巾送给总理，说：「这是我送给您的围巾，请您戴上，您一定要
注意身体啊。」随后，媒体大肆报道此感人一幕，以凸显「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新华社报道说，这名学生送给温家宝的围巾乃是其亲手编织的。我总是怀疑这个细节。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复杂的编织技术。
也许，这家职业学校专门设置有编织方面的专业，这名学生正是编织专业的学生吧。还有自诩为「八宝饭」的人在网上评论说，这是「一片真情，万金难买」。记得
少年时候，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经常出现关于周总理的类似的故事，道具是衬衣、手套等等，或是总理送给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给总理的，以此凸显总理爱民如子，百
姓爱总理若父。如今，温总理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同周总理相媲美。美国总统布什被人砸了坚硬的皮鞋，我们的温总理却获赠温暖的围巾，谁是好领
导，谁得到人民的爱戴，不言而喻。民国总统，可要羡慕死中国总理了。
然而，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到实在是太过离奇了。以温家宝所享受的「一级保卫」，若非寻常人等，焉能挤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围巾？温家宝的每一项视察
计划，都是中央和地方当局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丝丝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计算。前来聆听温家宝教诲的数千名学生，无不经过挖祖坟式的履历审查。这样才能确保现场
不会有人放肆地向总理大人扔鞋子，更不会有杨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而个个都是被总理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围巾的这个细节，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设计之中。「温办」的主任，肯定是这个仪式的总导演，地方官员，学校校长，都是参与策划者。这是一群无
耻的「文妖」。谁去送，如何送，送的时候该说什么话，早已排练过了不知多少次，烂熟于心了。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发表演讲，那几
名提问的学生，事先都经过反反复覆的演练。演练的过程，居然还拍摄出来，还在校园电视台播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
这一次，最入戏的不是那个献围巾的学生，而是接受围巾的温家宝。那个学生只是客串的演员，而温家宝却是专业演员和终身演员。温家宝真的需要围巾吗？
尽管金融风暴已经波及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总理」感受到了刺骨的凉意，但总理夫人垄断珠宝行业，浑身珠光宝气，总理大人自然不缺围巾戴。那么，总理为什
么又不戴围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旧衣，以此显示「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李鹏当总理时，经常裹着法国顶级品牌的时尚围巾，以工资而论，他一年的工资
也买不起一副这样的围巾。而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之「一姐」李小林，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她送给老爸的礼物。结果越抹越黑，李鹏更受民众之厌恶。想来，温
家宝吸取了李鹏的前车之鉴，即便再冷也不会如此「披挂上阵」。这样，还可以给身边的「文妖」们一个编排「送围巾」的好戏的机会。一个重用一群「文妖」的领
导人，能有几分的真诚呢？
真正需要围巾的不是温家宝，而是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为
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这位只身挑战中共专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热爱自由的同胞们用爱心编织的围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莘莘学子们，既不
知道什么是《零八宪章》，也不知道谁是刘晓波。即便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将围巾送给刘晓波。他们年纪虽小，心智却早熟，他们知道将围巾送给谁可以换来千百倍
的好处。
温家宝的打油诗是如何成为大学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注销消息：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航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校歌选择
温家宝的诗歌《仰望星空》为歌词，邀请沈阳音乐学院的艺术家进行音乐创作，「校歌的确定标志着北航的精神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办学
理念、校训、校风、校歌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及创新特质」。
北航新闻中心主任蔡劲松表示，北航之前没有校歌，学校在二零零六年就开始校歌征求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师生和校友提议
将温家宝总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诗歌《仰望星空》作为北航校歌的歌词。虽然这首诗歌并不是为北航所写，但北航师生认为这篇文学作品的
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发展目标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网站上称，《仰望星空》这首诗，意境阔大而深邃，格调宁静而致远，读起来令人动容、回味无穷，特别是对北航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
义，将激励北航人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激发北航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书记和校长代表全校师生给温总理写
信并附演唱光盘，让总理阅知北航师生确立校歌的夙愿。
看来，胡温向来亦步亦趋，如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一个是万岁，一个是九千岁。胡锦涛在玉树灾区一所学校的黑板上题写「校园，会有的；家园，
会有的」等几个字之后，这件「无价珍宝」立即被一群文妖「请」进甘肃省博物馆，并投入巨资研究如何将这两行胡锦涛随手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来。
我想，他们既然认为这块小黑板已经跟卢浮宫中的《蒙娜莉萨》一样伟大，不妨就仿效《蒙娜莉萨》的保护措施，在其外部安装一套特制的防弹玻璃。温家宝紧紧跟
随胡锦涛，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写的「多难兴邦」未能及时保存下来，那么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仅要让这首打油诗家喻户晓，还要将其谱曲传
唱，甚至定为大学校歌。
有人说，《仰望星空》成为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马屁精们单方面的作为，并非温家宝的本意。因为温家宝从来都谦虚谨慎、朴素真诚。但是，新闻报道显
示，温家宝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为北航校歌不是一无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将此事呈送到总理府的案头，温家宝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阅知」了。
媒体没有报道温家宝收到北航请示信件的具体反应，但半个多月之后，北航校方公布了这一决定，就足以说明温家宝即便不是「笑纳」之，至少不是「反
对」。否则，如果温家宝奋起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温家宝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感到不满，稍稍透露一丁点意见，下面的人哪里还敢继续大张旗鼓地宣扬
此事呢？他们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声。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单单有下面的人喜欢拍马屁，而没有上面的人乐于接受马屁，马屁精必定不会满坑满谷；单单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没有好大喜功、踌躇满志的当权者，文妖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影帝的配角们
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有诗云：「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一语道破天机，今天的朝廷，从堂堂宰辅到九品芝麻官，都在忙着演戏。影帝固然
演技炉火纯青，但偌大的舞台上，如果仅有影帝一个人出场，亦不足以打动观众。所以，影帝身边，必须有大大小小的配角，起烘云托日之效果。温家宝喜欢的是哪
些配角呢？
误将李鬼当李逵的吴仪
「铁娘子」吴仪先后在朱内阁和温内阁中担任副总理，先是温家宝的工作伙伴，后是温家宝的得力副手。有一次，吴仪到上海考察的时候，在会议上批评台湾著名的连锁食品企业「永和豆浆」，指她在上海松江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一家「永和豆浆」的质量和卫生条件都很差。
吴仪对「永和豆浆」声色俱厉的批评，被各大媒体大幅报道。事后，「永和豆浆」的老板林炳生大声「喊冤」，上海当地的官员也「一头雾水」，因为松江根
本就没有永和豆浆的分店。很明显，吴仪到的是一家「李鬼店」。林老板强烈要求「一定要找出元凶，还永和豆浆一个公道」，但上海官员却对他说：「我们总不能
说吴仪副总理弄错了吧？」
即便贵为副总理，吴仪也是一个会犯错误的、有限的人，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既然犯了错误，就应当道歉，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果关系。然而，被誉为「开明派」的吴仪，在这一点上也和中共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之后，为了面子的缘故，不向被冤屈者道歉。
官大一级吓死人。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谁的官大，谁就占有真理。中共一向喜欢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真理永远只是当权者的独占品。有了权力，便可以指鹿为马，便可以颠倒黑白。此种情况，于今为烈。
在古代，即便是五之尊的皇帝，在遇到天灾时，亦不得不发表「罪己诏」，承认这是上天对自己施政不佳的惩罚，希望以此获取老百姓的谅解。但是，中共掌
权之后，先后制造了「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血腥屠杀，致使中华大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共却从
来没有公开承认错误，更是拒绝向民众鞠躬道歉。
吴仪不仅应当向「永和豆浆」道歉，还应当向所有的消费者道歉。当时，吴仪刚刚接替死去的第一副总理黄菊，并兼任「全国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
组长，当然有责任确保老百姓都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当然有责任打击乃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冒牌店。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发生，让吴仪焦头烂额、
防不胜防。在此次卫生检查中，吴仪居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店、哪一个是假店，连副总理阁下都「反认李鬼为李逵」，一般老百姓又焉能分清呢？而且，她在没有经
过调查和甄别的前提下，便轻率发表论断，伤害的是一个名牌企业的声誉，羞辱的是自己担任的副总理的职务。
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外有那么多人对温家宝内阁中的「女一号」吴仪赞不绝口？连香港评论家董桥也盛赞吴仪魅力无穷，赞誉之语让人浑身起鸡皮
疙瘩：「吴仪让人想起物理女皇吴健雄婉约中的刚毅，想起城南之花林海音古典的现代：她们都是梨树下紫砂壶温的碧螺春。」我左看右看、前思后想，怎么都没有
在吴仪身上发现有丝毫的个人魅力。在其任上，吴仪可曾有过一句支持民主的言论？可曾向数十万计的因政府不作为而染上艾滋病的的患者表达歉意？她接见过为艾
滋病人的人权奔走呼号的高耀洁医生，但当高医生被河南地方官僚监禁和侮辱的时候，她本可出面干涉，却不闻不问，使得高医生不得不以八十高龄出走美国。
此次「乌龙」事件，生动地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变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
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不敢流通的假货。这不是政府的失职又是什么呢？温家宝政府有能力实现禁
书、封网、打压异议人士，却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冒牌货物和商品束手无策，这不是故意的「一手硬一手软」吗？
作为法盲的司法部长吴爱英
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这段话的人无疑是一个法盲。让法盲来担任司法部部长，这就是今天中国无比荒诞而又真实的现状，这也表明了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失职与无能。在一个真
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所谓「敏感案件」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案件，在宪法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敏感」与「不敏感」之差别。单单将某
一些案件孤立出来，纳入到律师参与辩护的禁区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践踏，何谈「依法治国」？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案件」实在太多了，为刘晓波、陈光诚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辩护，是敏感
案件；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修练者辩护，是敏感案件；为死于毒奶粉的婴孩的家长和死于四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敏感案
件……于是，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师便成了「敏感律师」。
那么，这些「敏感律师」的下场如何呢？吴部长的这篇讲话处处暗含杀机，「要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律
师，便会被敲掉饭碗，便会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骚扰乃至殴打，便会被官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局刁难甚至取消律师执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仅北京一地便有五
十多名律师因「年检」没有过关，而被终止执业。
我在访问台湾时，与若干当年承办过人权案件的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中坚力量的前辈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即便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国民
党当局也没有像今天的共产党政权那样，对律师群体展开如此卑劣的迫害。对于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国民党当局还有三分的敬畏之心；而在彼岸的中国大陆，共产党
人一向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反正法律是他们一手制定的，他们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谁敢有怨言呢？
吴爱英部长便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之典范。在讲话中，该部长根本不提及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就是党大于法，当党的利益与法的权威发
生矛盾时，要以党为大、枉法媚党。既然党无所不在，律师界又怎能让党缺席，所以要「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覆
盖」。这不仅是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遵循的「潜规则」，也是律师不得不烂熟于心的紧箍咒。
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进反退，从严管律师到掀起「严打」运动，法律成为「维稳」的工具。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但从温
家宝到吴爱英，均不信仰法律。在今天的中国，宪法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被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而已。温家宝和吴爱英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常识：律师不独
立，司法就不独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
看到这个题目，看官莫误会我在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我是在写本来索然无味的「两会」上出乎意料地上演一出精彩话剧。日光之下无新事，中共自编、自
导、自演、自娱自乐的「两会」，从来都平淡如水。那些习惯于说「假大空」的废话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现任的或退休的官员。所以，「两会」
历来既与人民无关，也与新闻无关。
在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惟一引起草民关注的事件，不是温家宝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告和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承诺，而是「玉娇挥刀」与「鸿忠抢笔」两个新式成语。
玉娇者，邓玉娇也，为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一洗脚城的服务员。刀者，修脚刀也。野三关镇，镇如其名，似乎本来就是一处化外之地，不在温家宝的统治之
下。这里的十二品小官，却个个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酒足饭饱之余，居然想强暴无辜的邓玉娇。为反抗淫官的施暴，弱女子邓玉娇怀着同归于尽之心，以修脚刀格
杀之。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她最终获得从轻发落，这也算是近年来民意的一次罕有的胜利。
鸿忠者，李鸿忠也，为湖北省省长。笔者，录音笔也。三月七日，湖北代表团向媒体开放，李鸿忠步入贵宾厅接受采访。李巡抚洋洋洒洒，大谈湖北发展势头
良好。《京华时报》（属人民日报系统）女记者刘杰最后发问：「省长，您怎么看待邓玉娇？」李鸿忠勃然大怒，脸色阴沉，怒视女记者。然后，猛伸出魔爪，夺其
录音笔，「你是党报的！党报怎么舆论导向的？我找你社长去。」女记者遭此辱骂，唯有以泪洗面。
一夜之间，此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统治湖北数千万民众的李鸿忠，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没有想到这一次却成为众矢之的。「鸿忠抢笔」成了一个网民创造的汉语新成语，与「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并列，未来一定可以收入汉语词典当中。
紧接着，数千网友发起罢免李鸿忠的联署信，民众在网上呼吁罢免省长，自中共建政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李鸿忠抢笔之举乃是一时失态；而在我看来，
这才是他的「常态」，而非「失态」。独立评论家冉云飞指出：「李鸿忠这种官员面对媒体时的拙劣表演，不是他个人的独得之秘，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傲
慢，对他们长年累月浸润到骨血里的结果。」
中国的官僚们要明白权力受限、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从江泽民用英文怒斥香港记者张宝华「年轻、愚蠢、无知」；再到前广州市长林树
森呵斥香港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并警告说不要把香港那一套拿到内地来；接着郑州规划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再到广州
路政官员用粗话应对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中国特权阶级之蛮横粗暴，堪称世界第一。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大人的话音未落，身为封疆大吏的李鸿忠便给了上司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不罢免公开与之作对的李鸿忠，温家宝这个总理如何继续干下去呢？
然而，李鸿忠仍然安居其位。在二零一零年夏天中南部抗洪抢险的会议上，温家宝在台上侃侃而谈，李鸿忠就坐在第一排侧耳倾听。温家宝看到戏班子中的这个不称职的配角，不知是「怒其不争」，还是「哀其不幸」？
是「造城市长」，还是「破城市长」？
日前，《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了山西大同市的「造城市长」耿彦波的显赫政绩。在这篇报道里，耿市长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焦裕禄：他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
的大拆大建，云冈石窟景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等；他每天睡眠五个小时，别的时间都在工作；他不是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而是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他魄力
超群，改天换地，克日期成。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人」，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在中共一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每个地方的「父母官」都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整个城市便是
这个土皇帝棋盘上的棋子，用评论家刘洪波的话来说，「大同，似乎是一块白布，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
样子。」但是，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长大人有没有征求过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万一市长的决策错了呢？谁来对一个被轻率地毁灭的城市负
责呢？
近年来，若干「有个性」的地方官员受到媒体的追捧，如在重庆实施「打黑」行动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如在昆明要求官员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码的市委书记仇
和，如今又来了一个耿彦波。这些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干的官僚，在普遍平庸化的官僚体系中，似乎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强势作风究竟是祸
还是福呢？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赋予的，所以这些能干的官僚大可不必考虑民意，而将个人如何打造政绩放在第一位。为了拿
出漂亮的政绩来，他们大肆推进城市改造，疯狂出卖城市土地，这是一个彰显政绩的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方法。于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
里同时上演。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支撑起了地方GDP的高增长率，而一旦此泡沫破灭，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
另一方面，这种所谓「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工程，却牺牲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比如那些被强迫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市民，他们
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方法来抵抗，比如扔燃烧瓶和煤气罐等，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强迫拆迁成为今天中国公权力与私权利最大的对立和冲突。
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僚，还是平庸点好。在民主社会，公民可以投票给那个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而在专制社会，大家只能祈祷这个不是我们选举的「父母官」
笨一点、懒一点、少伤害老百姓一点。胡锦涛时代当然优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时代毕竟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那样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看看学者杨继绳撰写的
《墓碑》，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更加精明能干，乃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愚笨，胡锦涛缺乏毛泽东那种干坏事的激情和魄力。
胡锦涛上台以来，说的惟一的一句人话，就是「不折腾」。是的，只要当官的「不折腾」，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福气了。可是，胡锦涛、温家宝以及他们的手下们，却非得将中国的老百姓「折腾至死」不可。
该补习数学课的监察厅副厅长
在腐败愈演愈烈、民间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背景下，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却对媒体说，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
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
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中国的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
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
人如对文中数据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
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象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
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温家宝早已被绑上了权贵集团的战车，首先他自己就不敢公布个人
和家族的财产。
赵大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大地震之后，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谭作人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
真相，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来到成都作证，亦遭到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
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
「成熟的时机」呢？也许，直到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成熟」不了。比如，北京方面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在接受
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有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率先公布个人财产的陈勇，比摀住真相的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厅长，乃至中纪委书记，正所谓「当官如不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然而，事
实却与之相反：市民愿意公布个人财产，官员却避之惟恐不及。还是赵厅长说出了温家宝的心声：让官员公布个人财产，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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