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
–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深夜，一道带铁丝网的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将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
全面对垒的最触目惊心的标志–柏林墙。柏林墙存在了二十八年，逐渐被视为一个国家永久分裂的象征，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家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悲
剧。但谁也没有想到，柏林墙居然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深夜被民众冲垮了。因为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沙博夫斯基的一句口误，释放
出边境从即刻起开放的信息，民众便像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有历史见证者如此描述说：「当首批民众接近分界线时，东德边境卫兵还茫然不相信而仍然予以拦阻。
是时成千上万的青年，攀上墙顶，振臂高呼，西柏林市放出探照灯光，照在五彩斑斓的墙面之上，教堂钟声齐鸣，香槟泡沫纷飞，交织成一幅感人的画面。」以此为
标志展开的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迅速瓦解的过程，让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手脚无措。
在柏林墙消失之后二十年，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柏林墙》一书，他像讲述一个人的一生那样，为柏林墙立传，也为东德政权立传，他探究
了昂纳克垮台的原因，正如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霍夫曼所说：「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与自由，从而使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使整个社会逐渐趋
于瘫痪。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
要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不也是在说今天中国的情形吗？
「万特利兹」与「中南海」何其相似
在柏林墙兴建之先，在东德领导人将东德民众封锁在墙内之先，他们先将自己囚禁起来。《柏林墙》有一章看似「闲笔」的内容，生动地描述了东德领导人居
住的万特利兹别墅区的情况：「尽管德国近代史没有对万特利兹进行浓墨重彩的叙述，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众口里，这个地方还是被称作『上帝们的贫民
窟』，或简称为『贫民窟』。囚禁别人的人现在也成了囚徒，而这个『森林住宅区』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们的金丝笼。」
在这个柏林郊外风景优美的居住区，主人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的别墅用最好的材料建成，每个家庭都有数十人为之服务。这里设有奢华的俱乐部、
餐厅和专门供应进口商品的商店。领袖的妻子喜欢吃保加利亚产的「乔纳森」牌的苹果，于是动用专机给她运来，苹果上面还沾着露水，真个是「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现代东德版本。弗雷德里克·泰勒写道：「东德领导人和家人生活的区域被称为『内环』。六百名为政治局委员住地提供服务的服务员、警官和
保安人员，大都居住在附近不起眼的屋子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外环』。」围绕四周的高墙将这片区域封锁起来，外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党的领袖让政治局的同僚们聚居在一起，是为了便于监视和控制他们。在这里没有人会有放松自如之感，没有任何两家人之间存在着寻常人的友谊。一个名叫
薇拉的演员嫁给中央政治局的某位成员之后，住进这个地方，对于这个被称为「首领们的天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这里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漂亮、对称。它们
没有灵魂，和旁边的沙滩与松树格格不入……这是个贫民窟，住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家的外来移民。每天早上，同样的黑色沃尔沃会准时停在花园门口，
每栋房子里都会出来一个老人；每个老人身旁都会有一个年轻人护卫着他，帮他拿包，为他打开车门……」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承认，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
幽闭恐怖症。
中共领导层群居的中南海，据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万特利兹吗？万特利兹是一个新建的居住区，而中南海原本就是中国古代帝王
的居所。胡锦涛和温家宝堪称自己的囚徒，他们除了偶尔走出中南海，到某个精心布置的「外景基地」表演一番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古代帝王的专属区内自
娱自乐。不久前，网络上盛传一份自称是中央警卫团战士撰写的披露中央领导人奢靡生活的文章，如果属实的话，中共领导人的奢靡生活让昂纳克们自叹不如。中国
的普通民众读到这份文字的时候，大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见，中共政权像当年的东德政权那样已经民心尽失了。当外边屠杀孩童的恶性案件频发，血汗
工厂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的时候，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在仰望星空之后就能安然入睡吗？
虚幻的国家荣誉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有了柏林墙的保护，东边的这个世界显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一九八九年十月，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昂纳克自豪地宣称东德是世界上经济状
况最好的十个国家之一。尽管东德政权在伪造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颇高，但东德的经济水平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遥遥领先，甚至高于葡萄牙、希腊等实行
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巫师那样，利用各种小技巧维持着庞大却摇摇欲坠的统治。东德居民有免费的幼儿园食物、
免费的医疗、房屋租金补助和假期补助，而且获得国家批准的人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纪守法，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把你的未来完完全全交给党，
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宁静而安全。
尽管如此，东德的普通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越来越疏离。当发现共产主义的迷魂汤逐渐失效的时候，东德领导人便努力营造所谓的「国家荣誉
感」。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尊严」的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人的东德，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
让东德运动员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领先，莱比锡机构、东德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厂无耻地勾结起来，许多运动员被迫或自愿地服用他们研制和生产的兴奋剂，不久之后他
们的身体便不得不承受这些药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领袖们说：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政权可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
但是，人们还是感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都不对劲。由一小群人垄断权力的国家，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去「爱」它。昂纳克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人们不公开
反对共产党，即便是「假装」的顺从也可以。大部分人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但反对者仍然不断增多。为什么那么多衣食无忧的东德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
翻越柏林墙呢？可见，一个按照人均比例拥有奥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并不能获得普通民众的忠诚与信靠。可见，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食物，人还需要自由与尊
严。
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可以被践踏，但国家的尊严却可以弥补之，这是昂纳克的逻辑，也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逻辑。胡温虽然迟钝，也意识到原有的共产党的意识
形态已经千疮百孔，而只能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比如，温家宝六月一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的时候，便情深似海地说：「我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滴鲜血，都是最爱国的，即使我死了，烧成灰烬，也是爱国的。」然而，今天很少有普通的中国人会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当年的周恩来欺骗了不少人，如今
的温家宝重施故技却效果差强人意。温家宝以为自己的演技足以实现愚民，殊不知，老百姓早已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傻。
温家宝与昂纳克一样信心满满
卢班诺夫指出，共产「铁幕」其实只是一道「玻璃墙」，一经冲击便粒粒粉碎了。直到被罢黜之前，昂纳克的自我感觉一直无比良好。他认为自己永远是国家
的主人，掌握所有人的命运。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无法说服昂纳克启动改革，哀叹东德政权「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柏林墙》中写到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细节：年老
的昂纳克在打猎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瞄准，把枪架在一位守门人的肩膀上。这位守门人因此丧失了右耳的听力。对此，昂纳克没有任何愧疚之意。他认为，他和守门
人一样，都是为党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罢了，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几乎没有享受过节假日，不也是为大众的福祉付出了绝大的牺牲吗？
柏林墙倒塌之后，被开除出党的昂纳克意识到末日将近，在东德政权迅速解体的混乱中逃往莫斯科。没有想到，短短的两年之后，苏联也解体了。昂纳克被引
渡回已经统一的德国，并因为柏林墙和东西两德边界处的两百多起死亡事件而出庭受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在法庭上显得瘦弱干瘪、尊严全无。一九九三年，法
庭宣布释放昂纳克，因为「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刑事诉讼已经失去了意义」。被释放的次日，昂纳克从法兰克福机场乘坐飞机飞往巴西，然后转机前往智利。抗
议者跟随他直到机场的门口。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昂纳克凄凉地死在异国他乡。虽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对家园的眷恋，却没有表露出一丁点的悔恨或悔改之
意。在这名无神论者的棺材上，传统的十字架被东德的黑红金三色旗遮盖。
今天，看一看电视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志得意满的表情，彷佛时光倒流、老片翻拍：他们与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昂纳克何其相似。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
《战后欧洲史》中评述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局势时指出：「共产党在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恐怕连自身的处境「不利」
都不会承认，甚至还幻想以「低人权、高污染」的经济模式征服全世界呢。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与当年的昂纳克一样坚决拒绝政治改革，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一样
以为人民忠诚顺服，一样热衷于国家包办体育。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奢靡，以及「万国来朝」的荣耀，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领袖都不曾拥有过。
违背人性的柏林墙，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倒掉，正如学者刘军宁在《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
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在东德是如此，在中国
同样如此。胡锦涛和温家宝真的可以靠着虚幻的信心，念一个永远生效的咒语，就能像将头部埋进沙堆中的鸵鸟一样，避开日益严峻的现实吗？他们的下场真的会比
昂纳克更好吗？《柏林墙》这本书应当摆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案头和枕边，他们会以一颗恐惧战兢和谦卑受教的心认真阅读吗？
第四卷 自由平等遮羞布 民主集中打劫棋
我们需要叔叔辈的总理，不需要爷爷辈的总理
那些吹捧温家宝的文章，常常拿温家宝的年龄说事–一个接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仍然废寝忘食地为国事操劳，这容易吗？有记者写道：「雪灾里的身影，地震
时的眼泪，金融危机中四处奔波的声音……这个『老人』还曾在哥本哈根的六十个小时里，几乎没有休息。」甚至还有一个归队的御用文人深情地说：「温总理，您
太累了！」
是的，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本不该如此劳碌。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歌颂这个老人，而是让他解甲归田。当「温爷爷」这个称呼充斥大小报章的时候，我们
应当明白：我们需要的是叔叔辈的总理，而不是爷爷辈的总理。大国总理不好当，尤其需要年富力强。对温家宝而言，与其勉强地「老当益壮」，不如尽早退位让
贤。如此，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才能变成「少年中国」。
老骥伏枥与倚老卖老
曹操有名作《龟虽寿》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喜欢引经据典的温家宝，从未没有引用这几句话来「以诗明志」，实在是一大疏
漏。在下一次的记者会上可一定不要忘了。古人的寿命相对较短，古人对年龄的老少的看法与今人有着明显的差异。曹操作此诗的时候是建安十二年，那时他只有五
十二岁，他就在感叹自己老了；如今，年近七旬的温家宝不服老地对记者说：「至于我的身体，大家会看到，我还是有充沛的精力的。」他介绍，自己基本上没有节
假日，喜欢通过散步、游泳让身心放松，以保持旺盛的精力来对付繁重的工作。一名细心记者还注意到，温家宝回答完十三个问题，只喝了四小口水，可见其精力非
常人可比。然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个人如果拚命标榜自己「不服老」，实际上正说明他「老之已至」。
温家宝喜好的体育运动不仅仅是散步和游泳。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总理、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公布打高尔夫球的照片而饱受批评以来，中共的领导人一般不
再透露本人有什么业余爱好，特别是喜好什么体育活动。他们希望给民众留下一个永远在伏案批示或外出巡察的印象。温家宝是少数偶尔提及自己的运动方式的领导
人，不过，他在国内的表述与在国外的表述却迥然不同。此次人大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他只是谨慎地说用散步和游泳来舒缓身心；而在二零零七年访问日本的时
候，他与日本大学生一起打棒球，由此营造亲民和温和的形象，中共在日本的宣传机构侨报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三十五号投手温家宝》一书，盛赞其「棒球外交」的
丰厚成果。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温家宝在访问韩国期间，在韩国首都首尔晨练，还与偶然相遇的韩国平民打了羽毛球，媒体报道说：「跑了两圈后，温家宝看
到草坪上有人在打羽毛球，便走上前去。两名正在打球的青年男子认出了温家宝，迎过来向他问好。其中一人将自己的羽毛球拍让给温家宝，温家宝与另外一人进行
了一场『友谊赛』。」可惜，这种亲民秀和体育秀通常只能在出访的时候出现。
如果说温家宝在日本的那张穿着运动服的神采奕奕的照片，让人们觉得他还不算太老、或者还具有「老骥伏枥」的激情的话；那么，他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却不
自主地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喟来，甚至在感喟之余还「倚老卖老」一番。比如，在教师节的时候，温家宝到山东费县的乡村学校视察。在一间教室
里，他与探沂镇中小学的教师座谈。走出教室的时候，他对聚拢过来的小学生们充满感情地说：「我只说两句话：希望你们记住今天，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来学校
看望你们，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更把祖国的明天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说得颇有几丝悲凉的味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这位本该在家中颐养天年的老
人，为何还要在第一线奔波呢？为什么不主动将「棒子」交到更年轻的一代手上呢？
温家宝本该只任一届总理，然后及时让贤给年轻一代。因为普遍而言，无论从身体状况、知识结构、文化素养还是国际视野等各方面来看，五十岁上下的一代
人大都强于七十岁上下的一代人。如今，温家宝很累、很苦，是他恋栈的结果，而不是他博取民众赞美的本钱。温家宝难道真是因为「忧国忧民」和「爱民如子」才
勉强连任一届的吗？我不太相信这个「舍温其谁」的判断，我更认同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对「老人政治」的分析：「老一代的–尤其是掌权
的–没有一个肯退休，必须等待安排好最小的一个儿女出道之后，才肯退休。至于子女，则更需要牢牢地依附着父母这个靠山，因为他们是众多能够为自己『开后
门』的特殊关系中最特殊的。」在一个「家天下」的国家里，政治人物是没有远景的。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便将「历史」当作一种「次宗教」。从古代的皇帝到共产党的领袖，无不视「青史留名」和「永垂不朽」为最高理想。他们并不畏
惧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其奴仆。自古以来，秉笔直书的史官少，唯唯诺诺的史官多。皇帝们将史官「倡优蓄之」，除了盘踞在史书的头版头条之外，还让史官将自己
的尸体、内裤、毛发和笔迹统统保存起来，以供子子孙孙和亿兆「屁民」瞻仰。于是，神州大地成了「萎人」们专享的博物馆：古代的帝王生前就挑选风水宝地，劳
民伤财地修建宏大的陵墓；而「中共国」的开国之君毛太祖的尸体，则被后继者别出心裁地放在纪念堂的水晶棺内展览。当年负责处理毛尸的著名医生吴阶平，在回
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道：「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
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
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
的。」在那个普通民众吃不饱饭的时代里，中共当局不惜血本，研制出「气态、液态相结合」的方法，终于使得毛尸跻身于全球「四大木乃伊」（其他为列宁、胡志
明、金日成）之列，且显得最为「栩栩如生」。
虽然今天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中国成功地让宇宙飞船升上了太空，但要让毛泽东的木乃伊死而复生，仍然力不能及。毛不能起死回生，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
却薪火相传，胡温不仅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让「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方阵重新出现，而且让毛时代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再度兴盛。文革结束之后，
个人崇拜的风气一度淡化：邓小平比较看重实际的权力，满足于垂帘听政的地位，并未主动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江泽民爱出风头和耍小聪明，有扬州人特有的戏子
人格，却没有自塑金身的「雄才大略」；李鹏自知千夫所指，遂不再致力于改善自身的形象，而是纵容其家族闷声发财；朱镕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经济专家，对意
识形态领域兴趣不大……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人总算可以挺挺腰、伸伸腿了，不必向神坛上的偶像顶礼膜拜了。然而，到了胡温执政期间，胡温两
人珠联璧合，其施政特色跨越了邓、江，而直接与毛太祖时代对接。胡温让个人崇拜的恶习死灰复燃，其证据之一便是胡温的「御笔」亦像毛泽东的尸体那样，享受
到了「永久保存」的待遇。
胡温的黑板题字花了多少钱保存？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温家宝在视察劫后余生的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时，在一间临时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后来，这个临时板房不复存
在，可这块黑板被精心保护下来，继续在新建的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使用。温家宝随手写下的四个粉笔字，被有关部门用特制的有机玻璃覆盖起来，「有幸」在这间教
室中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时刻瞩目这四个伟大的字迹。
过去帝王将相、骚人墨客的题词，一般是用毛笔写于宣纸之上，故而可以长期保存。而胡温视察灾区学校的时候，随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以显示对
学生的关爱。粉笔字是所有字迹中最具「不稳定性」的一种。老师写的粉笔字随时会擦去，再写上新的内容；但作为最高领袖的胡温的题字，却不能被擦去，那么，
如何让这些题字得以「永久保存」呢？
《南方周末》就此一课题作了深入的采访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李玉虎的专家。《南方周末》指出：「即使在全球文件保护界，他也是顶级专家。」
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专家唐纳·德赛伯尔博士曾对李玉虎说：「在这一领域你们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落后了。」在这个领域，中国当然会走在美国前面：美国政府受
国会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一块美金都不敢拿出来交给有关专家，让他们用在保护布什或奥巴马视察学校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字迹上面。所有美国人都深知「总统是
靠不住的」，如履薄冰的总统哪敢搞这种个人崇拜的糗事？可是，中国政府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胡温的粉笔字当作「国宝」，命令字迹保护专家说：「这是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李玉虎早已处理过一块与胡锦涛有关的黑板。胡锦涛曾经在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金山寺村金山寺小学的简易帐篷里，在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六个字，并和孩子们一起朗读。这个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后，宁强县档案局的主要领导马上意识到，小黑板是重要的
历史档案。一个星期后，档案局向县委报送《关于收藏胡锦涛题字小黑板的请示》。县委副书记李芳当即批示：「经县档案局汇报邀请，省档案局已来我县查看取样
试验，并提出了科学的保护保存措施。县档案局已基本具备了保存条件，故可由其收藏。」县委书记张雁毅亦批示「同意」。
但是，粉笔末在黑板上停留的时间有限，如何让「御笔」永不变色？在此领域有权威地位的专家李玉虎遂受邀奔赴宁强。此时灾区百废待兴，民众的日常生活
尚未恢复正常，但在地方官员眼中，老百姓的生命远不如总书记的几个粉笔字重要。李玉虎从千里之外抵达灾区，并受到当地官员的隆重接待，他刚一抵达，便与省
档案局副局长刘卫实地察看小黑板的材质、漆面等情况。当天，他们将小黑板漆粉取样带回西安化验。经过夜以继日的实验，李玉虎终于拿出了一套让总书记的题字
「永不磨灭」的保护方案来。
两年后的玉树地震中，胡锦涛在第一所复课的孤儿院中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十二个粉笔字。像以往一样，这块黑板在总书记放下手头
粉笔的一刻，便成了「重要档案」。这块黑板很快穿越海拔五千米的青藏高原，被送到八百公里外的青海省档案局。小黑板还在高原上时，青海方面便拨通了李玉虎
的电话，邀请他赴青海，为保护小黑板提供技术支持。李玉虎再次出马，果然不负众望，经过四十多天的「技术攻关」，拿出针对这块铁质黑板的技术方案来，使得
这块小黑板成为青海省档案局的「镇局之宝」。
然而，这篇报道最大的缺憾就是：保存胡温的黑板题字究竟花了多少民脂民膏，这些花费是否会在财政预算公开的项目中出现呢？
技术专家可以保持「学术中立」吗？
《南方周末》将曾经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李玉虎当作一名「行业英雄」来报道。不过，这篇文章中有一处留下了弦外之音：「和保护敦煌壁画、保护陕甘
宁历史文档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在保护黑板上的粉笔字迹的研究之余，还饱受来自社会及网络的过度关注干扰。」对待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李玉虎不以为然：
「保护黑板，是我的工作；别人的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他强调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学问。怎样保护粉笔字档案，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应该把学术
问题社会化。……我一辈子做过那么多的文物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档案。」
这篇报道当然不敢将那些「别人的评价」一一列出来。在公民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胡温继续搞毛时代个人崇拜的那套把戏，已经无法诱使大众全身心地参与
和赞同了。究竟是抢救灾民的生命更重要，还是保存歪瓜裂爪的「御笔」更重要，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李玉虎所标榜的「学术中立」因此备受质疑：你的
「工作」、「研究」和「学问」不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耗费的是民脂民膏，所以它究竟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还是有害于国计民生？
技术本身可能是中立的，但技术为谁服务却并非中立的。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门格尔，分别获得过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在医学上有相当之造诣。
门格尔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他将颜料
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一九四三年九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
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卷标、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显然，门格尔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专家，而
是一个邪恶的纳粹分子，是人类的公敌。
我不是说李玉虎真有门格尔那么坏。跟纳粹相比，中共似乎要温文尔雅许多；跟门格尔相比，李玉虎似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社
会取消或泯灭了对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从李玉虎到门格尔就是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非善恶的判断日渐模糊，那些帮助中共当局打造金盾工程的网络技
术员们，那些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五毛党」（如「什锦饭」、「八宝饭」）们，那些为毛、邓、江、胡绘制高大全的肖像的画家们，那些为「中国站起来」声嘶力
竭地鼓吹的文人学士们……他们并未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件邪恶的工作，他们的良心不会有愧疚之感。我们的社会亦变得越来越「宽容」，包括对罪恶的「宽容」，
人们会体谅以上这些人士的选择：大家都是为了谋生嘛，不可责人过苛。而这种缺乏是非善恶判断的社会背景，正是一切专制独裁制度得以延续下去的「群众基
础」。
与之相反，我们应当营造一种新的、健康的社会论理和价值立场，一种真正的「荣辱观」。整个社会应当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李玉虎用公费来保护「御
笔」，就是助纣为虐，尽管他只是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下游环节」，但他绝对不是「无辜者」。我们要有一种对尊严与自由以及罪恶和败坏的「敏感」。有了这
样一种强大的舆论取向，李玉虎自己也会逐渐恢复正常的是非善恶的判断，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于良心有亏，从而自发地拒绝将技术应用在「保护御笔」之类的荒唐
事情上面。如果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强烈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即便是掌握巨大权力的胡温，也不敢公然违背主流民意，而肆无忌惮地为个人崇拜的恶劣传统招魂。
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当然，比起李玉虎，以及那些用保护御笔来献媚于胡温的地方官僚，更应当谴责的是胡温本人。胡温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御笔」所获得的「崇高待遇」，他
们默许和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乃是个人的虚荣心使然。他们身为最高领导者，放纵个人的虚荣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人品问题，而是带头败坏公共生活质量和社会
风气。从此一事例即可发现，胡温的统治逐渐滑向了「苏丹式」的劣质专制。
同样是专制制度，恶劣的程度亦有所差异。比如，在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统治集团当中，罗马尼亚的专制就比其他国家的专制更加恶劣。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
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
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更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苏丹式」的、最恶劣的专制模式。「苏丹式」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色彩」，这也许跟齐奥塞斯库曾经到北韩和
中国「取经」有关。齐奥塞斯库败亡的时候，便计划到中国或北韩政治避难。如果成功的话，齐奥塞斯库也许就是北京城里的「西哈努克第二」了。
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规划和建设上便可看出「苏丹式」专制的残酷、伪劣与荒诞。《战后欧洲史》如此描述道：在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
样大的古城区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五公里长、一百五十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四万多栋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
拆除。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头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
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建筑师佩特莱斯库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怪诞、残酷而有品位低
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三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五十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
曾经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的准确体现。
「苏丹式」的统治意味着统治者对奢靡的仪式的热衷，宫廷政治取代一切的「显规则」，腐败成为一颗不可能切除的毒瘤。统治者本人低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被克隆为全社会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齐奥塞斯库做梦也有想到，二十多年前他在罗马尼亚没有做到的一切，二十多年后却在中国被胡温一一实现了。今天的北
京与昔日的布加勒斯特是何其相似！看看北京城里因摧毁了无数历史遗迹和街区而矗立起来的「鹅蛋」（国家歌剧院）、「鸟巢」（奥运会主场馆）、「裤衩」（央
视主楼），无不是当年齐奥塞斯库「人民宫」的翻版。对国家权力的炫耀式的展示，对没有节制的暴力的迷恋，对领袖的个人魅力的歌颂，对征服历史的无穷的欲
望，在建筑、音乐、美术、文学及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各个方面无不泛滥成灾。权力的仪式化、偶像化，正是提过类似于保护胡温「御笔」的行为征服了各阶层的
民众。于是，即便是一个小小单位的看门人，也会将他拥有的一丁点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折磨比他更弱小的同胞为乐。
胡温的「御笔」并没有任何一点书法和美学意义上的价值（甚至还比不上希特勒的素描），仅仅因为书写者是胡温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胡温比江
朱更接近齐奥塞斯库，他们的文化品位更为低下，他们的危机感更为强烈，才不惜使用「永久保护御笔」这样的「下下策」来营造自我麻醉的安全感。但是，胡温刻
意回避的一个真相便是：他们的政权的寿命，不会比被李玉虎运用尖端科技保留下来的他们的「御笔」的寿命更长。当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和民主的生活的时候，当中
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修建一座「共产暴政纪念馆」的时候，胡温的「御笔」一定会被转移到这个纪念馆之中。不是被瞻仰，乃是被唾弃。这算不算是胡温和李玉虎
为真实的中国历史所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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