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他们都是在毛时代完成的大学教育。在官方公布的胡锦涛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胡锦涛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清华大
学水利工程系学习，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并任政治辅导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
辅导员（「文革」开始后终止）。在官方公布的温家宝的简历中可以看到：温家宝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基本上是负面的教育，是将人变成非人（「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的教育。经过五十年代关闭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院系调整以及
在知识界掀起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后，大学校园中的五四精神与现代文明已经被连根拔起。像清华大学这所曾经尊奉英美自由民主价值、学术水平直追世界一流
大学的高等学府，遂沦为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的「摇篮」。而那个时代能在大学中担任政治辅导员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当然是经受了
党的严格考验的「乖乖羊」。这段大学教育的经历，在胡温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可是说，在毛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代人，是最远离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
主流的一代人。寄希望于这带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温家宝与遇罗克同龄而殊途
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跟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人生道路截然相反的同龄人，那就是中国第一个发出人权宣言的思想家和烈士、在中国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
以「出身论」和一系列力透纸背的文章,
将中共几十年来制造「阶级敌人」的手法揭露与驳倒，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遇罗克。遇罗克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因而也就避免了被中共的党化
教育洗脑，反倒通过自学和思考，与真理相遇。而在大学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则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洗脑，与真理擦肩而过。
胡温固然拥有熏天之权力，却没有遇罗克万分之一的精神含量。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指出：「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
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遇罗克所体现的，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
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学者徐友渔亦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
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
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胡锦涛和温家宝应当不会不知道他们有
这样一位同龄人，他们可曾想过向这位被中共政权杀害的同龄人致以迟到的敬意，并认真阅读遇罗克的作品，甚至仿效遇罗克去追求真理呢？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代人的几位老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坦诚地讲过，他们不是同龄人中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摧残甚
至毁灭了，如被杀害的林昭，如被关押二十年的张元勋。如果这些人才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成长，他们必定能够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作出卓越成就来。在严酷的政治
斗争的环境中，只有那些平庸、驯服、谨小慎微的人，才能获得党组织的信任，得以躲过政治风暴，留校继续不痛不痒的学术研究。最后，在「文革」结束之后一跃
成为学术界的带头人物。胡温的人生履历不也是如此吗？
爱读书，就该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暴君们个个都喜欢焚书坑儒。中共的首脑们却很少是不爱读书的。毛泽东的书房里堆满了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大号字体的古籍，难怪
他对权谋术和厚黑学运用自如。毛对知识分子耍流氓手段，对梁漱溟破口大骂，以蔑视文化为荣，显示出山大王「无知者无畏」的本色。他却对那些胸无半点墨的军
头们引经据典，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的，从而对主席之睿智博学叹为观止。本来是张国焘嫡系猛将的军头许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后，对老毛遂俯首帖耳。老毛让已
经当上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读《红楼梦》，武功盖世的许大和尚读了五遍都没有读懂，只好到主席面前请求免去这可怕的苦役。
江泽民也喜欢读书，在当年南京的伪中央大学里，他大概是学过几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一群情
激昂的大学生，故作从容地用英文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并非民主的敌人，这点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让热情澎湃的学生
们在这个「民主前辈」面前自叹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稳定，差不多靠老江的这一场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稳定，终于让老江北上继位，权倾天下。看
来，老江得感激民国时代的西式教育。
而温家宝爱读书、爱引经据典的习惯，更是让「八宝饭」们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痴。《金融时报》评论说：「温家宝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读者，他透
露，每次出国都会携带一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那么，今天中
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都被包括温家在内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垄断，这个社会能稳定吗？
温家宝不仅没有致力于改变此种现实，首先从约束自己的家人做起，反倒命令新闻出版总署牵制舆论。二零零九年六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
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家「外国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银行。《人民政协报》、《时代周
报》、《上海证券报》、《青年时报》等四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评论。结果，「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批评，下达警示通知书，
并责成报社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从遇罗克到刘晓波，中国的读书人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说真话的读书人遭到戕害的悲剧一再重演。温家宝既然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
川」的古语吗？温家宝既然爱读书，为什么不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呢？一个喜欢读书的总理，为什么要继续焚书坑儒的暴行呢？
我们需要遇罗克，不需要温家宝
海内外至今还有不少人士，在胡温执政的两届任期已经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对从来就子虚乌有的「胡温新政」仍然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比如，头脑还算比
较清醒的香港学者蔡子强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选出总理温家宝作为『年度人物』，我想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不愿意被蔡先生的
这个「异想天开」所「代表」，我就是那几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之一。而且，我还发现，身边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显然不止「几个」。蔡教授身在香港，
大概是因爱国心切，而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由此可见，许多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旦戴上「爱国贼」的紧箍咒，便进入「类人孩」的状态。他们每天都祈祷遇到
一位作慈母状的青天大老爷，恨不得向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下跪谢恩。而温家宝正是这样一个具备慈母气质的「贤相」，满足了大家的这种「叩头心态」。
作家林达有一本探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书，名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套用此一说法，既然连大家投票选出来的总统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像温家宝这样没有经
过选举的宰相更是靠不住的。温家宝爱读书，却不爱真理：他喜欢读罗马皇帝奥勒留写的《沉思录》，此书顿时洛阳纸贵，各种版本都热卖起来；但他从没有学会奥
勒留在《沉思录》中再三强调的「对那些不假思索发表意见的人的容忍」–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为什么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
如仇寇呢？他喜欢读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于是这位寂寞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官僚与富豪们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论》；但他从没
有学会亚当·斯密再三强调的「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二十年，当年陪同赵紫阳到过天安门、对是非善恶洞悉于心的温家
宝，为何不能向天安门母亲们鞠一躬呢？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说真话的遇罗克被杀害了，说假话的温家宝却幸存下来并爬上了总理的高位。这就是中国优败劣胜的「潜规则」。遇罗克相信自己
说出来的每一个话，敢于挑战官方的金科玉律，甚至否定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思想，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温家宝从来就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追求权
力的人生之路上，他早已分不清究竟在演戏还是在生活了，当然他更不愿意为实现自己对民众的种种许愿而付出相应的代价。然而，中国需要遇罗克这样的「真
人」，不需要温家宝这样的「假人」。当中国人都能像遇罗克这样愿意为真理而献身，而不是像温家宝那样为了维持权位而演戏的时候，中国才有救了。
温家宝与丹瑞大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新华社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缅甸，在缅甸军政权的新首都内比都与缅甸总理登盛举行了会谈。会后，双方签署了涉及能源，贷款，交通，水电站，制造业，汽车组装等十五项协议。
在访问缅甸期间，温家宝还到一所学校参观，他对缅甸学生说：「中国和缅甸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我和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两国有『胞波』
之情。我至今记得陈毅元帅曾作过一首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温家宝总理继续发挥说：「这首诗写得非常美，也非常深刻，反
映了我们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我这次到缅甸访问，正值中缅建交六十周年，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尤其有意义，因为你们象征着未来。」
实际上，温家宝访问缅甸最重要的行程是与缅甸军政权首脑、「和平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会面。新华社对会谈的具体内容的报道语焉不详，只有几句云
山雾罩的空话，如「温家宝表示，中缅山水相连，渊源深厚……在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缅关系稳步发展，经受住了考验，给双方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等。而从公开发表的几张温家宝与丹瑞握手的照片可以看出，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似乎相当亲密，甚至比温家宝与金正日的合影显得更
加「贴身」。
丹瑞为何许人也？
二战之前，缅甸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英国高效的管理，是东南亚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一九四七年独立之后，缅甸的民主宪政体制始终未能巩固下来，一九六
二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立革命委员会并自任主席，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人统治。经过二十多年「缅甸式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陷入困
境，就连与奈温合作发动军事政变的昂季准将亦质问说：「作为世界上资源相当丰富的缅甸，为何成了乞丐？」
一九八八年，缅甸民众对军事独裁忍无可忍，遂奋起抗议。奈温政府垮台之后，军方强人苏貌将军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一九九零年，缅甸举行大
选，军政权没有料到，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居然大获全胜。军政权为了继续掌权，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软禁昂山素姬，从此缅甸遭到西方国家
的严厉制裁，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九二年，丹瑞大将上台执政，缅甸陷入了比奈温时代更加黑暗的专制独裁的深渊之中。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列国志·缅甸卷》介绍，丹瑞于一九三三年生于曼德勒，一九五二年入伍，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军校第九期。从少尉排长开始做起，
一直升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一九八八年九月缅甸军政权成立之后，丹瑞成为第二号人物。一九九二年，苏貌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后，丹瑞任国家恢复委员会主席、政
府总理、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一九九三年「自我晋升」为大将。此后十多年里，丹瑞搜刮民脂民膏，发展军备，军警数量超过五十万人，并对军队和政府的高层
进行多次清洗，将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上。他以「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持续军事独裁，拥有对所有军政和外交事务的决策权。
二零零六年，丹瑞大将为女儿举行了一场铺张扬厉的豪华婚礼。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长达十分钟的录像中，身穿传统白色礼服、沐猴而冠的丹瑞，直挺挺地陪着
女儿步进大厅，这也是他罕有的不穿戎装的时刻。丹瑞的女儿丹达瑞，则一身珠光宝气，全身上下佩戴超过一百颗的大钻石。这对新人象征性地一起切开五层高的蛋
糕，新郎藻漂温少校将香槟倒入多层酒杯。他们还在洞房里的挂着金色饰带的睡床前摆态合照。据说，婚礼和包括多辆豪华轿车和多栋豪宅在内的结婚礼物，总值五
千万美元，相当于缅甸全国民众三年的医疗保障开支的总和。专门报道缅甸动态的《伊洛瓦底江》杂志编辑昂佐表示：「这太令人愤怒了，尤其是当你想到多数缅甸
人生活极端贫苦的时候。」他同时表示：「以往只要丹瑞想要排除政治异己，就会指控对方贪污。现在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丹瑞的残暴统治不亚于北韩的金正日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段被当地民众偷偷拍摄下来的画面中，可清楚看出缅甸军人的恶行恶状：军方甚至将老
百姓当作「肉身扫雷机」，让人民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逼迫他们脚踩在地雷密布的土地。联合国在二零零六年人类发展标准的指标上，在一百七十七个国家中，缅
甸排名在第一百三十名。至今，缅甸国民平均GDP只有一百八十美元左右。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人权调查报告》中，将缅甸视为「世界上最为极权控制的国
家」。
「失败国家」的「袈裟革命」
国际政治里有一新名词，叫做「失败国家」。其国家明显的特征就是，官员贪污腐败、政府管理失灵、军事独裁专政、经济萧条以及人民没有自由。。此类型
的国家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和人道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治理的崩溃，引发区域内的安全危机，甚至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乔治亚城市大学战略研究杰斯
特·拉克教授指出：「这类『失败国家』会造成区域安全上的不稳定、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及恐怖活动。」
缅甸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国家。二零一零年夏，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布「失败国家」排行榜，宣称对有关一百七十七个国家的九万份公开材料进行分析，通
过十二项指标予以评估。其中，社会指标有四个：人口增长压力；大规模难民迁徙或内部安置人数；寻仇团体或偏执团体的遗留问题；人们逃脱「苦海」的程度；经
济指标有两个：经济发展不稳定的程度；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指标有六个：政权腐败程度；公共服务衰退；法律执行过程中的拖延或武断以及广泛的违反人权；
「国中之国」的安全机构的运行；精英派别的蹿升；其他国家或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在这份名单上，缅甸名列前茅，得分稍好于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等
非洲国家。
二零零七年九月，缅甸发生「袈裟革命」，这一次走上街头的是在缅甸地位备受尊崇的僧侣，自此引爆长期积压的社会不公的怒火。示威者提出三个要求：降
低消费品价格，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政治犯，实现全国和解。一开始，军政权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九月二十四日，仰光爆发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后，军政府采
取高压手段，实行宵禁。民众不顾禁令，于二十六日和二十七继续进行大规模街头抗议。丹瑞遂下令开枪镇压，一个小型的天安门事件便在仰光上演了。
新华社对缅甸事态的报道是「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缅传千人遇害，弃尸丛林或河中，军官叛逃爆料》一文。文章指出，缅甸官方
只承认十人丧生，外界都认为绝不止于此，一名叛逃的军政府情报官员称，至少有数以千计示威者丧命，还有数百名僧侣被处决后弃尸丛林。有传言指恶名昭彰的永
盛监狱关了两千名僧侣，刚离开缅甸的瑞典外交官艾格利德说，永盛监狱有四十名僧侣被打死，后遭焚尸。互联网上流传，火葬场人员称，有些受伤的示威者直接被
丢进焚尸炉活活烧死。人权团体说，已有一千多人失踪。
对此流血事件，台湾学者杨仁贤在《联合报》网站发表评论指出：「其实，就『失败国家』的本质而言，自一九八八年的暴动后，军政府的再次开火镇压，只
不过再次突显出其『失败』的意义。」而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杨仁贤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是缅甸军政府最重要的外援，也是缅甸军政府得以存活至
今的主因。例如，直至今日，缅甸大多数的军事装备仍由中共提供。」
温家宝为何高调「挺丹」？
温家宝于六月三日与丹瑞握手和拥抱，此一场景耐人寻味。二十一年前的六月三日的夜晚，中共军队在北京屠杀数以千计要求民主的市民和学生，而丹瑞则是
在两年多以前命令缅甸军队枪杀市民、学生和僧侣的刽子手。如果说温家宝当年只是中办主任，地位卑下，无法阻止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下达开枪的命令；那么，
当他担任总理之后，倘有一丝良知，对于六月三日这天应当有一定的忌惮与敬畏之心，而不该在这个「敏感」时刻与另外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独裁者把酒言欢。
温家宝上台以来，其外交政策一如既往地支持缅甸军政权。其中，既有利益的诱惑，也有「臭味相投」式的意识形态的趋同。二零零七年一月，美国和英国在
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制裁缅甸的议案，两国认为，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反对票，该决议案未能通
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表示，缅甸问题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政，缅甸国内局势并未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当天，缅甸国家电视台晚间官方新闻节目中，临时插播新闻，感谢中国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了美、英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五天后，中石油向媒体证
实，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刚刚与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仰光签订正式合同，获得缅甸三个深水区块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权。一桩多么完美的交易啊。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一幕深刻地表明了非民主国家的常任理
事国具有否决权这一机制的致命弊端。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只要处于一党独裁下的中国仍然担任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就无法在推动全球民主化和改善各国人权状况
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本来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力支
持之下，才获得的。中共长期在「敌后」破坏抗战大业，集聚力量，才得以战胜国民党，窃据大陆。中共政权利用冷战期间共产阵营的支持，从中华民国那里夺取了
此席位。多年来，中共利用此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独裁政权和流氓国家，在苏联崩溃之后隐然是「邪恶轴心」的幕后黑手。
温家宝将自己与丹瑞这样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捆绑在一起，缺乏起码的政治智慧。温家宝政府的缅甸政策，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屡屡受损，使得中国扮演「负责任
的地区大国」的努力备受质疑。而与一个四面楚歌、时刻可能孤注一掷的军政权为邻，对中国来说亦是祸非福。二零零九年夏，缅甸军方对中缅边境的华裔聚居区果
敢出兵围剿，导致上万名华人华侨逃入云南境内，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为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计，为缅甸人民以及在缅甸的数十万华人华侨的生命与尊严计，
温家宝当与丹瑞之流的独裁者断袍割席，甚至以外交思路的革新，触发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有这样的智慧与魄力吗？
总理点石成金，小民脱胎换骨？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重庆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路过农妇熊德明的家门口，一时兴起停下来与之聊天。这一举动让地方干部猝不及防。一片沉
默之后，向来直言直语的熊德明，不顾此前村干部的封口令，鼓起勇气说：「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她告诉温家宝说，丈夫在外打工的两千多元
工资被长期拖欠，打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官司，一直没有拿到。温家宝立即指示地方政府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六个小时后，熊德
明拿到了被欠的工资，这一速度与此前的马拉松式维权相比，可谓神速。
作为被拯救的对象的熊德明，有能力拯救别人吗？
在官方媒体上，这张照片显得无比温馨：温家宝伸手握住农妇带着泥土的手，两人都开心地笑了。对于熊德明而言，几乎是「一句实话、一夜成名」；对于温家宝政府而言，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清理民工被拖欠工资的老大难问题。
然而，熊德明的丈夫被拖欠工资仅仅是冰山一角，多年来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被拖欠了数百亿工资，而拖欠环节的源头往往是那些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的各级政
府机关。因此，温家宝的做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机构，党政领导依然为所欲为，解决了一笔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新的被拖欠的工资又
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
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要想完全解决农民工薪水被拖欠的问题，根本是不现实的。堂堂一位政府总理，居然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资，足见这套制度的运作是
何等低效乃至无效。李庄案的辩护律师陈西说：「从这里看出什么？律师是没有用的，法院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体制设计就是权力是最有用的，一个官司一年零
三个月判不了，拿不到一分钱；总理一句话，钱就送上门了。这样的国家，谁还相信法律？相信律师？」
与温家宝总理的几句对话，让熊德明成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评出的「二零零三年年度经济风云人物」之一，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总裁和口吐莲花的经济学
家们一起登上了领奖台。然而，熊德明所获得的，除了荣誉之外，更多的却是困惑：每天都有大批访客来到她的家中–有七十余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有络绎不绝的政
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慰问，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请求她帮助解决问题、帮助伸冤的农民兄弟。熊德明真还风风火火地跑到温州去帮农民工讨薪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替人维权。维权受挫之后，她甚至不够路费回家。
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熊德明对《重庆商报》的记者说：「从去年十月电视播我之后到前天为止，我至少接待了六百多个民工，就在前天，我还接待了十二
个。」她说，那些民工一看见她，便如同看见包青天一样大声喊了起来：「我们等你一天了，你终于回来了。」熊德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听完他们的陈述，然后告
诉他们说，自己并没有为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正如她在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社会公益」的颁奖现场所说：「大家都知道我了，说：你能不能帮我追工
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钱还是总理帮我追的。」
谈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来访的农民兄弟们有的来自遥远的陕西汉中，最近的也是来自巫山，熊德明还得安排他们的食宿。她用完了家中的两斤面条，还从
邻居家借了五斤。然后，她跑了一里多路，在八个乡亲家借来十床棉被，为客人们安排好地铺。最近几个月来，丈夫每月寄回的七百元人民币几乎全部用在了接待来
访的农民身上，由于不堪重负，熊德明不得不像丈夫一样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对于熊德明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消耗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而是无法为那
些比自己更加困窘的农民兄弟帮上忙，她对记者说：「那些没有拿到工钱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花路费来找我，我又的确帮不上忙，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
里不好过。」很多时候，「我很想哭」。
李昌平远走他乡，自身难保
熊德明的这一困惑，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也曾经历过。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
后，他一夜成名。后来，李昌平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成为当年中国大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然而，这些耀眼的光环并没有让李昌平获得上级的授权，启
动当地的改革。棋盘乡百姓面临的困境依然无法解决。
朱镕基的批示被省市县的领导们轻易地糊弄过去了，尽管朱镕基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明察秋毫的铁腕总理，但地方官员敷衍塞责仍然让他陷入了「无物之阵
「。不久之后，李昌平不得不辞去公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一事实，既是作为堂堂一国总理的朱镕基耻辱–朱镕基不是不知道李昌平的下场，他却对此沉默不
语，因为他深知自己改变不了官场「劣币淘汰良币」的潜规则；更说明即便是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也对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束手无策，而只能「做一天和
尚撞一天钟」。
朱镕基任满之后，带着他的一长串没有实现的大话作「逍遥游「去了，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交到了能力比他差一大截的温家宝手上。到了温家宝担任总理的这几
年，在各地的基层干部当中，就连李昌平这样良知尚存、敢于说几句实话的人都找不到了，温家宝就没有再收到过类似李昌平的上书。因为李昌平的说真话、惹大祸
的「前车之鉴」，所以基层官员大都竭力适应谎言，支持官场之「潜规则」。
背井离乡的李昌平被《南方周末》评为二零零零年年度人物，却成为体制外的「多余人」。尽管如此，许多上访者还是认为他有「通天」的能力，抱着一线希
望找他解决问题。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期间，李昌平每天收到三十多封信件和五十多个电话，访客平均每天也有二十多人。幸亏《中国改革》杂志社专门
请了一位律师帮助他应付这些事务，否则他即便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都入不敷出。
在新作《我向百姓说实话》中，李昌平写道：「我仔细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委屈的身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无
力给予帮助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临走时还是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唯一一位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
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特别无奈和难过。」那些找不到总理的上访者，居然将给总理说过实话却被总理抛弃的的李昌平也当作大救星，这是何等大无
奈与可悲啊。而李昌平的命运，再次在熊德明的身上重演了，可见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均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诚意。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境，更是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困境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境，更是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困境。如果说李昌平和熊德明是失败者，那么朱镕基和温家宝更是失败者。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总理的失败，
彰显出了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复杂性，更显示出中国社会离法治社会尚遥不可及。对此，就连比较亲北京的香港媒体《亚洲周刊》，
都在社论《「法治倒退」引发上访潮？》一文中追问道：「难道中国所有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所有遭遇不公有冤情的人都只能等总理去帮他们讨回公道？」
在传统的体制框架之内，农民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作出了种种努力，如上访、诉讼等等，但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效的。因此，他们对「正常的渠
道」失望乃至绝望，不再对「三个代表」的政府有丝毫的信任。而李昌平和熊德明可以说都是以某种「非常规操作」的方式直接向总理反应问题，他们的呼吁获得了
总理的正面响应，并因此而拥有了巨大的知名度和道义资源。因此，广大农民兄弟便对他们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在中央有关系」，一定能帮助自
己解决难题。殊不知，李昌平和熊德明本人尚且处于重重困境之中，哪里有能力帮助他人呢？
总理点石成金，小民并不能脱胎换骨。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在农村改革方面所能做事情的并不比李昌平和熊德明多。他们根本不敢实施实质性的改革：比如改
变农民作为「无权者」和「贱民」的悲惨身份，取消户籍对农民的束缚，赋予农民以基本的国民待遇，精简庞大的乡级党政机构等等；比如赋予司法系统以独立地
位，使得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得到有力的保障，成为弱势群体的信仰所在，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首先想起的是去法院维权，而不是只有偶遇总理，沉冤
方能得雪。这样的改革，需要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共不会真正启动「伤筋动骨」的政改，朱镕基和温家宝除了作亲民状
之外无所作为，所以李昌平和熊德明们注定了是悲剧性的命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