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温新政」和「中国模式」的真相
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朱厚泽因病去世。八十年代中期，朱厚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在其短暂地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以提倡「宽容、
宽松、宽厚」之「三宽」闻名，营造了中共历史上言论环境最为自由的一段时期。本来，胡耀邦对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水平的朱厚
泽寄予厚望，甚至将其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予以培养。谁知胡耀邦自己很快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老人帮逼下台，朱厚泽也受到牵连，被贬斥到总工会担任闲
职。六四之后，朱厚泽更是受到进一步的整肃，在公共领域中消失了二十一年。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悲剧。倘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执政者是
朱厚泽等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定早已是风生水起、成就斐然。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
朱厚泽被认为是改革派元老中思想最深刻的人。遗憾的是，朱厚泽性情内敛低调，闲赋二十年来很少发表文章和接受海外媒体的访问，未能像晚年李慎之那样
将「剔骨还父」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反省全盘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有意思的是，在宗凤鸣所记述的《赵紫阳晚年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我发现了好几处朱厚泽所发表
的精辟观点。当时，宗凤鸣以医师的身份经常拜访幽禁中的赵紫阳，也充当赵紫阳与其他改革派元老之间的消息渠道。他每次都将其他改革派元老以及中青年知识分
子最新的思想观点介绍给赵紫阳，其中也包括好学深思的朱厚泽对若干时政问题的看法。这些他人的观点与赵紫阳晚年的思考形成了良性互动，促使赵紫阳像晚年陈
独秀一样，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
由于对江李深恶痛绝，李锐、杜润生等改革派元老在胡温刚上台的时候，对他们抱有厚望。朱厚泽却一开始就看穿了「胡温新政」的欺骗性，他说：「朱镕基
上台时曾发表了豪言壮语，声称无论前面是万丈悬崖，还是地雷阵，我都要义无反顾，一往直前。这次温家宝上台后也发表了类似的豪言壮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趋避之。但这都无济于事，扭转不了，这是体制问题。」朱厚泽甚至一针见血地说：「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这种「更坏」不是人格和道德意义上的，乃是
就其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言。
朱厚泽的这些观点赵紫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一开始，赵紫阳并不同意朱的看法，他也对胡温抱有一定的期待，他说：「胡锦涛在西藏工作时同他谈过
话，该人比较稳健，讲实际，上台执政还是好的，不至于采取高压政策。过去在贵州、西藏工作还不错。至于温家宝恐怕不敢担责任，怕事。这样，就很难有什么作
为。」此一阶段，赵紫阳对胡温有较多的正面评价，且对胡的评价高于温。大概是因为赵紫阳任总书记的时候与作为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接触较多，六四期间，温家宝
为了自保做过不少对赵不利的事情，所以赵认为温不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
随着胡温执政一年以以来事态的发展及他们的政治取向的逐步呈现，赵紫阳对胡温的看法逐渐向朱厚泽接近。赵紫阳说：「过去曾谈了对胡锦涛不能要求过
高，他外受江的控制，常委会内又有上海派，并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矛盾。经过最近一年的观察，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主要的乃是胡锦涛是在正统意识形态下培养
出来的青年干部，属于正统的思想体系。从他上台后，首先去西柏坡，又到井冈山，后又察看毛主席故居，这说明他要按正统的路线走下去，要维持旧的一套。这就
不会在制度上有什么改变，也就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只能是搞些作风上的改变而已！」这一时期，他的胡温两人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对胡的批评居多，
对温则有了些正面看法。比如，从李昌平事件和孙志刚事件中，赵紫阳认为，温家宝还是有一定的改革的思想的，只是其为人谨小慎微，且党内有一把手掌握大权的
传统，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只能对胡亦步亦趋，不可能有大的动作。所以，赵的结论是，总体而言，「胡温缺乏理念，缺乏历史眼光。」由此可见，赵对胡温的看法逐
渐与朱靠拢。
朱厚泽与胡锦涛的两次交锋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在胡温执政八年之后，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比如江时代的言论控制尚有一定的空间，而这几年胡温的言论控制则让人
窒息；江时代释放了若干重要的政治犯，而这几年胡温则重判刘晓波、谭作人等异议人士；江时代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而这几年胡温则掀起了
「国进民退」的狂飙；江时代毛派反对改革的言论阵地《中流》被取缔，而这几年胡温则纵容毛派力量再度集结……那么，朱厚泽为什么在胡温刚刚执政一年的时候
便能有「先知先觉」式的看见呢？这是因为他对胡温有着透彻的了解，特别是与胡锦涛有过两次不大不小的「交锋」。
八十年代中共的干部提拨机制尚有相当之活力，若干改革派大员都是在地方任职并有突出之政绩之后，才被提拔到中央的。赵紫阳、万里是如此，朱厚泽也是
如此。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和贵州省委书记期间，使得贵州的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深受好评。一九八五年七月，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
锦涛则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八月，
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然而，胡锦涛接任之后不久，即在贵州展开「肃清朱厚泽余毒」的运动，将朱厚泽重用的一些有能力的地方干部免职，致使贵州
的经济文化陷入停滞状态。贵州百姓对朱、胡的看法趋向于两级，故而埋下胡嫉恨朱的种子。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批党内外民主派学者在青岛举办了一场民间修宪论坛，有朱厚泽参加。《凤凰周刊》事后发表了在朱厚泽家中的一个访问。朱厚泽在这个
访问中提到「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其中有两段话使胡锦涛「勃然大怒」。在第一段话中，朱厚泽说中国已从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强人有他产生的
历史原因……邓以后的领导人，如果意识到了强人已去而强人政治必将随之消失，他没有「强人」这个基础，他只能制定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适
时转入常人政治。」在第二段话中，朱厚泽非议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第一即是讲「权力来自于人民」，即人民主权论。胡锦涛不提权
为民所授，不讲权力的来源，只奢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不过是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毫无新意。
中共的每一个独裁者都认为自己是强人乃至超人，哪里肯接受「常人」的定位？再加上胡锦涛刚刚登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哪里肯听他人的建议和批评，
更何况这个人是本来就有过节的朱厚泽？于是，胡锦涛指控朱厚泽是此次会议的黑手，指示中央速发三份文件，指控民间修宪活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点名十人，第
一人即是朱厚泽。而挺身为朱厚泽辩护的会议的召集人、经济学家曹思源，此后亦长期受到秘密警察的贴身监视。胡之心胸狭窄，可见一斑。
中国模式究竟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的祸害？
面对外界的「风刀霜剑」，朱厚泽一笑置之，仍然继续其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近年来，「中国模式」被许多人认为是一条「金光大道」。中共当政者及
其御用学者认为，过去中国走的道路和现实的中国发展的模式是最好的，值得全世界包括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学习。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甚至有能力拯救世界。
一个美国家庭尝试过一年不买「中国制造」的生活，却发现给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而「中国制造」绝不仅仅是无数价廉物美的产品，背后还有中国的发展道路
及价值观。中国官方看到，中国似乎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战而胜」。既然「中国模式」堪称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选择，那么中国根本无须改革。于是，晚年朱厚
泽的思考重点便集中于此：中国模式究竟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的祸害？
如果说民间意义上的「改革已死」，指的是民间对胡温的政治取向有了明确判断，这就是胡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要将专制独裁之路走到尽头；那么，官方意
义上的「改革已死」，就是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态–既然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好政治经济制度了，还有什么需要改革的地方？对此，朱厚泽的看法是，这种低人权、高
耗能、高污染、漠视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和对世界而言，只能是祸害和灾难。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自由被扼杀，人权遭践踏，从暴力拆迁到有毒疫苗再
到校园屠童，连人身安全都不得保障；对世界而言，西方跨国公司到中国与狼共舞，如雅虎将拥护的信息提供给中共安全部门导致师涛等作家被判处重刑，如沃尔玛
接受中共的要求在公司中建立中共党组织以进一步控制员工，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对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伦理的腐蚀与挑战。
与朱厚泽的思考不谋而合，赵紫阳在逝世前夕曾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精辟的评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
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赵紫阳逝世之后这几年以来，胡温更是让中
国这列火车加速行驶在这条不归路上。一直关注极权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对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了分析和概括。他认为新极权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终于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
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
面对此种「成熟的极权主义」，知识分子何为？如何从胡温的「欺」与「瞒」中走出来，如何认识和揭穿「中国模式」的肥皂泡，是赵紫阳和朱厚泽未完成的
工作，也是他们对更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厚望。中国模式还可以持续多久，当它所掩盖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中国的转型将经历怎样的阵痛？又如何避
免大规模的崩溃中的流血与暴力？在刘晓波、张博树、秦晖、刘军宁等中年一代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在余世存、袁腾飞、韩寒等更年轻一代
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诸多画皮画骨的评论。而最终破解这面中共赖以生存的「遮羞布」，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韧性、智慧和勇气。
温家宝不必闻「赵」色变
在二零零六年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的表现比起刚刚履新的时候来，有了长足进步。回答问题的速度稍稍加快，不再慢如蜗牛，引用古典诗词更加
恰如其分，在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诸多数据倒背如流，脱口而出。但是，一被问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他立即恢复了「温吞水」的本色，常常王顾左右而
言他，或者以官话、空话、套话来搪塞之。
这次记者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法国记者的问题单刀直入：最近，前总理、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
书，在书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温总理在两会前夕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
系等问题。那么，温总理的文章是否受到赵紫阳的观点的影响？温总理如何评价赵紫阳？
温家宝刚才还意气风发，一听这个问题，脸上的肌肉立即绷紧，嘴唇像一把铁锁。可见其内心之紧张。这一表情很像十七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
已经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去探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时的样子。那时，温家宝站在赵紫阳的身后，也是紧张万分、沉默似金。那时，他早已知道赵紫阳已经失去权力
的信息，他陪同赵到天安门，不是表示对赵的支持，而是执行邓小平让他监视赵的指令。这个角色并不那么好扮演的，可温家宝颇能胜任，故而「六四」屠杀之后，
赵系人马纷纷遭到整肃，唯有温家宝反倒因祸得福，步步高升。
十七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十七年之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赵紫阳从昔日服务的主人，变成了囚禁的对象；温家宝从大内总管，熬成了当朝
宰相。温家宝的名字在媒体上亮相的频率仅次于胡锦涛，而赵紫阳则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词语。对于这个问题，温家宝的回答是：「我的文章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没有
任何关系，我也没有看过那本书。」这个回答四平八稳，是典型的温家宝风格。他甚至不敢重复「赵紫阳」这个名字。虽然作为赵紫阳的下属，作为昔日的「大内总
管」，温家宝为赵紫阳服务过两年时间。在赵紫阳被罢黜和幽禁的十六年里，他与赵之间没有过任何接触。在赵紫阳逝世之后，他也没有出席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没
有送一个。
讨论温家宝的无情与多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中共泯灭人性的专制体制造成的恶果。温家宝是共产党的乖孩子，否则怎能在政坛的纷争与倾轧中脱颖而出呢？
这个所谓的「乖孩子」，必然将党的「组织纪律」看得高于人性与良知。在满清和民国时代，下野的高官与昔日的下属之间，仍可自由交往，还保持着温情脉脉的人
际关系。而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纲，不仅让普通民众「道路以目」，即便是贵为总理的外温家宝，为了保住权位，亦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可
见，在中共治下，人的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法国记者所提及的那本书，是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国大陆有许多「犯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的书籍，不能在大陆公开出
版，往往在新闻出版自由香港问世，再通过盗版等方式「回流」内地。这大概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出版自由对内地读书人的最大的好处吧。「自由行」开通之
后，许多内地居民冒着被海关查扣的危险，到香港旅行的时候也要购买大量的书刊以解灵魂之渴。
普通民众爱看香港的出版物，中南海更有其信息渠道。《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中南海订阅了数十份《开放》杂志，是订数最大的「单
位」。因此，我相信温家宝一定看过《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虽然他在公开场合矢口否认。说谎对温家宝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
赵紫阳的这本谈话录，全面地展示了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轨迹，其中也有对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极为坦率的臧否。赵紫阳目光如炬，且心胸宽阔，在论及温家宝
时，并没有埋怨温的无情，而是持平地说：「温是好人，是比较开明的中年干部，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的这一传
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寥寥数语，可谓画皮画骨。不知温家宝本人读到这几句话，该作何感想？
中国的国情根本不特殊
温家宝在西方访问的时候，或者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经常为中国的「不民主」辩护。他的两大论点是：第一，中国的国情很特殊，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
民主，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第二，中国的民众素质很低，所以不能着急，要慢慢来。看来，在他心目中，「中国特色」还是高于「普世价值」的，或者更
准确地说，中共的独裁地位还是高于民众的基本人权的。毫无疑问，温家宝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地位。
温家宝拒绝给出一张人大直选的时间表
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问温家宝说：「有人说问这个政治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回答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他还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
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又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
实行的是间接选举。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
进。
「顾左右而言他」，打太极拳，是中国官场必须具备的特殊本领。被许多人认为敢说真话的温家宝也不例外。人家问的问题清清楚楚，十年内中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是否可能实现直接选举，你的回答应当简单明了，一个字就可以了，「是」，或者「否」。温家宝却刻意回避该问题的实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大话、空
话和套话，最终还是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温家宝最害怕的就是给出一张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因为他的心态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根本不敢对现有体制实施伤筋
动骨的手术。
在另外一次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温家宝拿出美国的例子来搪塞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一八六三
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一百年。中国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推
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这里等于间接回答了巴伯的那个问题：十年太短，我们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人大选举，至于党政系统的选举，等个五
百年也不算长吧。
温家宝本人的职位就不是由人民选举的。选举他的那些人大代表亦非由人民选举的。温家宝说过：「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
政府。」那么，为什么当年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解放区农村，中共都敢搞「豆子选举」；如今在中国民众的教育水平已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中共反倒以民众素质低和
国情特殊来抵制和延宕选举呢？为什么积极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被你们关进了监狱，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吴南生给了温家宝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温家宝的「国情特殊论」和「民主素质低论」，即便是在中共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任仲夷去世之后，广东党内元老中思想最开放的当推吴南生。吴南生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是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就像小孩不识字才要去学习一样，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
最快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惟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大学生以后才去实行民主。中国人目前的文化素质总比二三百年前的欧美国家强吧！但它
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民主呢？」另一方面，
中共以民众素质低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那么香港民众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算是一流的吧，中共为何还要剥夺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的权利呢？
吴南生十四岁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十六岁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宣工作。文革结束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筹办深
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市长。在一九七九年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
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一言既出，「杀头工程」之说不胫而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
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回忆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在毛主义禁锢之下的中共干部，一时之间要接受「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还真不容易。「我就曾闹过笑话。我
一到深圳，就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发现了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儿子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
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算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呢？」
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在中央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支持，在地方则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的实践。二十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奇迹独领风
骚，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受到上海、浙江的挑战。但是，广东始终未能成为「政治特区」。政协系统的《同舟共进》杂志仅仅因为说了一点真话便被改组。这不能不
说是吴南生的一大遗憾。近期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感慨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
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
少年时代，吴南生被国民党军官讥讽为「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如今年逾八旬，他方悟出民主自由之可贵。他说：「中国迟早要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不以人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算是看透了。」他所理解的民主卑之无甚高论：「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其共性大致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竞争政治、言
论自由、保护人权、人民军队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都是《零八宪章》论述的重点。温家宝不愿意接受《零八宪章》的建议，那么为什么连吴南生这样的老前辈的忠
言都听不进去呢？
「国情特殊论」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
卑之无甚高论，中国的国情并不特殊，中国人的人性也不特殊。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一样，都是本能地热爱自由、民主和法治，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
说，「人不能够让自己服从于另一个人的任意的权力」，这乃是「上帝的伟大设计」。本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胡锦涛、温家宝偏偏喜欢说违背常识
的话，喜欢做违背常识的事，以「国情特殊」和「人种特殊」来否定中国人需要民主的事实，甚至用「一搞民主就乱」来恐吓国人。中共当局经常污蔑那些呼吁学习
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是卖国贼，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自我种族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将中国人看得低人一等，根本不配拥有民主。如果民主是一个
繁花似锦的公园的话，那么温家宝会挂出一个牌子来宣布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对此，吴南生指出，民主并没有那么可怕，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开放舆论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
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
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遗憾的是，吴南生是在退休之后才悟出这些道理的，而且是在退休之后才敢说出几句真话来。即便如此，如果说中
共党内还有开明派和改革派的话，吴南生大致可以算是一个了。如果我们将吴南生的观点与温家宝的答记者问一对比，就能清晰地发现，温家宝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期
待的开明派或改革派，温家宝最多就是一个「维持派」。
人们对温家宝的期望并不高，他只要像吴南生所说的那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改革，就可以在历史上赢得与胡耀邦和赵紫阳近似的崇高地位。但是，温家宝做
过什么呢？他上台之后，好话倒是说了不少，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做过什么有益于民主改革的事情。他固然不像某些僵化派那样常常对民众喊打喊杀，对民主自由
「污名化」，相反，他经常为某一民众的遭际而动情甚至垂泪，但他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坐视中国这艘大船慢慢地沉没，而不愿以牺牲自己及其家族的利
益为代价，做出力挽狂澜的抉择。难道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才导致温家宝无所作为吗？不，不是环境决定一切，个人的信仰与信仰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关键问题上，温家宝跟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同僚是一致的：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维持特权地位。温家宝与政治局同侪的差异，仅仅是他作秀的本领高出一筹，「九人帮」便推举他出面来扮演「不和谐社会」的「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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