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中国警察的新死法：维稳死
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
莫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序》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新京报》上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维稳特警援疆期间过度劳累猝死于生日当天》。
报道的主人公是特警沈战东。二零零五年，公安部在全国三十六个重点城市组建了公安特警队，目前警力已达一万五千余人。沈战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二零零八年以来中国大事频发，沈战东常和队友说，「今天天南，明天海北，全国都是我们的辖区」。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他们接到任务，三十六小时内赴藏区执行维稳任务。当时沈战东是一个抓捕小组的组长。海拔四千米的村庄，白雪皑皑，无月光，只听到脚踩雪地的嘎吱声。沈战东第一个冲进屋里。嫌疑人从被窝里拔刀时，被他一把扯出来。
之后是汶川地震、奥运安保、新疆维稳，沈战东的婚期一拖再拖。蜜月还没过完，他就再次赴新疆维稳。一月二十九日当晚，沈战东与妻子通了两次电话。他
在电话里说要生个小特警，名字都起好了。当晚沈战东睡着时，衣服没脱，拖鞋还挂在脚上。他累了。零时许，战友申晓飞上前推了推他，他没动。很快医生赶到，
做了四次电击，却没有效果。几个小时后，医生诊断，劳累过度猝死。当天是沈战东二十八岁生日。沈战东生前为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队民警。从警四
年，一直工作于维稳、处突、打击暴力犯罪的一线。
为什么不大力宣传「维稳英雄」？
沈战东之死，并非孤立的个案。从特警、武警和普通民警，死于维稳者的消息接二连三。维稳成了中国警察的一种新死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的不稳定
因素到底有多大。虽然不少御用文人和愤青叫嚣「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中国主导世界」，但胡温心里比谁都明白，自己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所谓
「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在此情形之下，才华、视野和心胸都极为有限的胡温，最大的愿望不是实现中国之崛起，而是「稳定压倒一切」。换言之，只要自
己不当亡国之君就知足常乐了，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呢？
有意思的是，沈战东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为维稳献身的特警，其事迹却不受官方主流媒体之青睐。除了《新京报》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媒体报道其事
迹，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更是对其视若无睹。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鸟尽弓藏的传统吗？难道中宣部不知道，大肆宣扬沈战东，有利于提升一线维稳部队的
士气吗？中共不是最善于塑造部队出身的英雄人物吗？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名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是已经「永垂不朽」了吗？如今，在这个维
稳是最高政治任务的时代，增加一个沈战东这样的英雄，难道不是锦上添花吗？
就在沈战东活活累死，死后默默无闻、后事凄凉之际，胡锦涛却号召全军、全民学习另外一个军队系统的「英雄」：刘义权。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胡锦
涛当天晚上在解放军歌剧院观看了反映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全国档案战线时代楷模刘义权先进事迹的大型话剧《生命档案》。刘义权是何许人也，得享如此殊荣？
报道中介绍说：「刘义权同志是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他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八年，始终忠于党、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默默无闻的军事档案工作中实现
人生价值。他身患绝症仍牢记使命、心系大局，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在档案工作第一线，为党和军队档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报道说，胡锦涛得知刘义权患病的消
息后十分牵挂，要求为他精心治疗。一月二十八日，刘义权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岁。胡锦涛号召全军官兵、全国档案工作者和广大共产党员都要向刘义权学习。
在中国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情势、中共的统治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的今天，像刘义权这样从事档案工作的文职军人固然重要，但像沈战东那样真枪实弹地在第一线战斗的特警更是不可或缺。但是，胡锦涛在树立典型人物的时候，为什么偏偏选择刘义权，而舍弃了沈战东呢？
选择与舍弃显然都不是偶然为之，而是经过中枢的审时度势、再三斟酌。虽然沈战东的事迹更有冲击力，更可以铺陈出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来，但
胡锦涛深知，如果宣扬沈战东，就必然提及其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比如西藏和新疆。这就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向世界宣告：西藏和新疆非常不稳定，西藏和新
疆需要更多的军警。
维稳成为胡温时代的「关键词」
二零零九年底升任武警司令的王建平，曾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多年；而武警政委喻林祥则曾经担任新疆军区政委。两人的搭配，被媒体称为「维稳处突的黄
金搭档」。经过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扩展编制，目前中国的武警部队已经拥有六十六万的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了不少军事强国的正规军。
武警名为警察，实为军队，动用武警镇压国内民众的抗争，可以混淆国际视线和统一国内舆论，这是中共在「六四」屠杀之后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但是，维
稳工作最好多做而少说。因此，为了营造歌舞升平的虚假表象，胡锦涛精心选择了作为文职人员的刘义权作为新时代的「雷锋」，而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过
劳死的沈战东只好被雪藏起来。政治家的考虑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然而，维稳死是中国警察的一种新死法，已然是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维稳」是带有胡锦涛时代烙印的一个新词语，从上个八十年代到江泽民时代，中共当
局一般使用「综合治理」（简称「综治」）来形容社会控制工作，到了胡锦涛时代，则以「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简称「维稳」）取而代之。中共维稳工作的领导机
构为「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有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于二零零零年，在中央政法委机关办公，到了二零零五年之后，此机
构的重要性逐步凸显。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亲自担任组长，公安部长孟建柱任副组长。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的事业、企业单位，
都设置了「维稳办」，或「维稳联系会议」、「维稳及综治办」等机构。由此，「维稳」系统成为一个汇集强力部门特权机构。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何没有让中国更加稳定，反而是越来越不稳定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荣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直接来源
于官民矛盾，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不论主要内容或表现形式，官民矛盾都与制度性的利益冲突相关。但是，胡温当局不敢启动政改，乃
至「壮士断腕」，而宁愿以鸵鸟政策面对中国不稳定的现状。他们以为，稳定是可以通过暴力来维持的，因此不断增加军费和警察部门的开支，不断提高维稳成本。
没有自由，就没有稳定
于是，「天价维稳」成为中共当局的唯一选择。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上，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开支预算草案显示，二零一零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五千一
百四十亿元，增幅为百分之八点九，比国防支出百分之七点五的增幅仍要高。就《凤凰周刊》提供的一些数据来看，比如广州市的财政预算报告就显示，该市二零零
七年维稳费用为四十四亿元，高于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的三十五亿元。而重庆市二零零九年维稳的财政预算，则高达五十三亿元。由于维稳开支的膨胀，使得近年
来中央财政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不断下降或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非洲穷国。另一方面，维稳费用更是对地方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湖
南省津市为此要求稍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百分之二十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除。
稳定固然重要，但长久的稳定不能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即便累死千百个像沈战东这样训练有素的特警，也不能实现建立在不公正和不自由之上的稳定。一个
国家的民众，如果都没有尊严和幸福感，如果基本人权、私有财产都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如果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如果他们随时可能遭
遇「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的厄运，这样的国家何来稳定呢？
二战胜利之际，美国民众在纽约中央公园集会举行「我是一名美国人」日的盛大庆典，美国最受尊重的法官汉德被邀请去发表演讲。汉德在演讲中指出，美国
之所以公民热爱美国，美国之所以拥有长久的稳定与富强，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秘诀便在于美国人以自由为共同之价值，他指出：「自
由的精神即是对其是否正确不很有把握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
神；自由的精神铭记，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注意；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我相信，哪一天中国人民有了自由，哪一天中国便有了水到渠成的稳定，
中国警察就不再需要执行维稳任务，更不用为维稳付出生命代价。
神州处处皆酷刑
每年的六月二十六日为「国际禁毒日」，中国媒体上对当局的禁毒成就作了若干宣传报道。其实，六月二十六日又是「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即
「世界反酷刑日」。但是，关于后者，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有介绍和报道，难道中国不存在酷刑，所以这个日子根本不值得纪念吗？恰恰相反，中国虽然在一九八
八年就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著名人权律师滕彪指出：「我个人观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被告人受到酷刑。此外各种黑监
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酷刑更为惨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一直纵容酷刑，中国却刻意回避「世界反酷刑日」，就如同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神经质地
讳疾忌医。
掩耳盗铃是中共惯用的伎俩。但面对国内外对中国广泛存在的酷刑的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媒体就此乐观地发表评论说，从此刑
讯逼供所获得的证词将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刑讯逼供在中国将成为历史。那么，靠这两个规定真的就可以遏制刑讯逼供泛滥、神州处处皆酷刑的情形吗？
酷刑随时随地可能降临在你和我的身上
以「大国崛起」之姿顾盼自雄的中国，据说走到了三千年以来最风光的时刻。某些御用文人不仅扬言当今世界要实行「中美共治」，甚至还企图「取美代
之」。中国既然成了超级强国，炎黄之孙本该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可是近日网络和媒体上却连连爆出一桩桩的惨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在中国生命与尊严轻
如鸿毛！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中国看守所离奇死法不完全记录》，从二零零九年以来不足一年间，被媒体披露出来的离奇的死亡方式有如下多种：
–「睡姿不对死」：福州学生陈某在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做恶梦死」：武汉男子李文彦在江西看守所猝死，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看守所称其是在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发狂死」：大学毕业生林立峰，在看守所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
–「摔跤死」：江西一嫌犯在看守所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后俩称被逼造假。
–「妊娠死」：一名内蒙古十九岁少女戒毒所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网帖所称「遭强奸殴打致死」不实。
–「上厕所死」：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身上有多处伤痕的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
–「喝开水死」：一名河南青年看守所内死亡，尸体上有多处伤痕。警方称他是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激动死」：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二十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洗澡死」，海南五十七岁的男子被其他囚犯群殴而死，警方宣称，是因为他不肯脱衣服洗澡才被打死。
–「粉刺死」：在被刑拘约三个月后，山东文登市高村镇高村人于维平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胸部有小洞，当时被告知是抠掉的粉刺。而尸检结果显示，死者遭遇了「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心包腔积血致心脏压塞死亡」。
这只是一个「躲猫猫死」之后很不完全的名单。我相信，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未被披露出来的还多如牛毛。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死亡方式，谁敢说中国
人缺乏想象力呢？中国人能发明如此多的死法，表明中国人想象力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这个成就足以让「爱国贼」们为之欣喜若狂吧？
然而，「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在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之下，无数的中国公民或死于酷刑，或在酷刑的折磨之下生不如死。这些受害者并非远在天边，
而是近在眼前。昨天是他，今天是你，明天就有可能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酷刑。这两年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让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
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江平教授这两年连续出
版了两本着作，从《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到《私权的吶喊》，书名都用到的一个词就是「吶喊」。在参加《律师文摘》年会的时候，他说：「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
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吶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吶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
日前，一份调查报道显示，中国人感到最缺乏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住房，不是权力，乃是安全感。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正在成为一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之
中的情绪；而个人没有安全感，正是因为公权力过大，政府随时随地以暴力和苛法对待公民。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亦有可能一夜之间遭遇灭顶之灾。有
数据显示，二零零九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翻了一番。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呢？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已经崛起的祖国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自
述说：「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从嘎玛案看「维稳」和「严打」态势下的酷刑泛滥
鲁迅对中国悠久的酷刑传统有过如此之评论：「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
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这一传统在今天更是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胡温复兴国学，当然也忘不了复兴酷刑的传统。胡温
执政以来，官僚腐败、官商掠地、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比之江泽民时代，诸多社会矛盾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收拾。胡温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了维持
特权阶层垄断权力、瓜分财富的格局，只能以「维稳」和「严打」等最不和谐的方法来营造「和谐社会」。此种选择如同饮鸩止渴，导致「维稳」经费越来越高，清
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之为「天价维稳」；而运动式的「严打」，其规模越来越大、强度越来越烈、频率越来越密，其结果却是天怒人怨。
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要求，是否做好「维稳」工作，乃是「一票否决」的关键。于是，上行下效，上既有「暴君」，下必有「虎吏」。在不惜一切代价「维稳」
和「严打」的态势下，酷刑成为强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监察部门和上级政府通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遂使得酷刑在中国如同野火燎原、愈演愈烈。
酷刑戕害的人群，过去以弱势群体为主，如今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原来酷刑的实施对像主要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宗教信仰人群（如基督教
家庭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作为准宗教组织的法轮功群体等）等，近年则扩展至落马官员、法官、企业家、商人等。除了被拘押在看守所和监狱的「犯罪嫌疑
人」和「罪犯」之外，那些被「双规」的官员和富豪也成为施暴的对象，他们「被自杀」的消息不绝于耳。而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有中央下达的「反
分裂」的政治任务，对酷刑的运用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骇人听闻的地步。
近期发生的藏族环保人士嘎玛一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嘎玛因从事环保活动开罪了地方官员而遭到逮捕。半年多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新疆巴州。从若
羌、库尔勒辗转到现在的焉耆。他被每天提审十几个小时，总共提审约九十多次，除了只有三次被允许坐在凳子上，都被警察用各种扭曲的姿势虐待，如悬吊起来、
反背扣押等等，难以言状。其间还不间歇地被毒打，以至他每次都昏厥过去。甚至往他的鼻子里强塞一种药物，直接刺激大脑，訇然作响，眼睛和耳朵流出血来。而
那些警察还说，「这是公安部批准使用的，是合法的，你死不了。」
嘎玛在法庭上申诉说，他被提审之后，带回牢房也不得休息，会被有关部门派来的所谓「犯人」百般折磨。整夜不让他睡觉，每几分钟弄醒打他一次。那些人
自称是「黑社会」，除了要求狱中所有的犯人挨个殴打嘎玛，还动辄就让他凡事都得写欠条，连上厕所也得写欠条，以至于所有欠条上已经累计了六十六万元的欠
款。给嘎玛吃的东西就跟垃圾一样，即便是这样，那些人还会把馒头扔到地上，用脚踩，再把踩扁了的肮脏馒头塞到他的嘴里。那些人还说，知道吗，我们可以往你
身上倒硫酸水，让你一下子化为乌有，彻底消失。
此案的当事人嘎玛，既是一名商人，也是一位环保人士。作为商人，自然是黑帮化的政府官员和警察眼中的「肥羊」，要拚命从他身上压榨油水；作为环保人
士，在中国环保就是政治，就是「别有用心」，所以官方的打击毫不手软。再加之嘎玛的藏族身份，堪称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嘎玛
便陷入到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而那些施加酷刑的官僚和警察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高院院长给受害者鞠躬是反酷刑的第一步
嘎玛被判处重刑，他的法庭上申诉的若干遭受酷刑的细节，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予采纳。嘎玛沉冤待雪，公义的到来遥遥无期；与之相比，被屈
打成招、罗织死罪的赵作海，最终获得自由及国家赔偿，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赵作海案件的报道中，记录了记者与当事人的一段对话：
记者：你当时在派出所两天，在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赵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记者：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跺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记者：能睡觉吗？
赵作海：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记者：受得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叫你死，你就该死。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
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招不住。
看了这段对话，我不禁感叹：那些御用文人津津乐道的「不高兴」的中国、「站起来」的中国，跟赵作海有什么关系呢？赵作海所遭受的酷刑，让温家宝宣扬
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顿时黯然失色。这个案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日前，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到商丘看望赵作海。其间，张立勇向赵作海鞠躬道歉。有
人在网上批评张立勇是在作秀，张立勇回应说，赵作海入狱十一年，妻离子散，四个孩子都文盲，「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祸及三代」。张立勇反问道：因为我们的过
错难道不应该鞠躬道歉吗？鞠一个躬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欣赏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的这一个鞠躬，即便是「作秀」，也总比不作秀好。不仅张立勇应当向受害者鞠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应当向受害者鞠躬。当
然，仅仅鞠躬是不够的，鞠躬之后，还要拿出一系列切实的制止酷刑的举措来。比如，公安机关不能「通吃」看守和侦讯，应当将看守所从公安部门剥离出来，移交
司法局管理；比如，保障当事人的沉默权和会见律师权。前者是政府部门的「缩权」，后者是公民的「扩权」，必须两者并行，遏制酷刑方有可能。正如著名人权律
师莫少平所说：「刑讯逼供的现象与现在中国看守所关押体制相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而通常犯罪侦察机关也是公安机关，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此外，中
国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不重视被告人的沉默权。最后，中国律师制度不够完善，律师在法律上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和制约功能。」遏制酷刑，不是没有办
法，而是当局愿不愿意自我设限、还权于民。
制止酷刑，温家宝责无旁贷
何谓酷刑？《大英百科全书》有如下之定义：「酷刑是为了惩罚、迫胁、强迫和获取口供或情报的原因而采用的造成肉体或精神痛苦的行为。从历史上看，政
府用酷刑对付他们的敌人并使之成为他们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大赦国际对酷刑的定义则是：「酷刑是任何一种被故意施加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从他或第三者身上获
得情报或招供的，以惩罚他或第三者已经犯有或被怀疑犯有的罪行的……严重的肉体的或是精神的痛苦和折磨，而这些痛苦和折磨是被公共官员或能够代表政府机构
的人的煽动或同意或默许的行为。」根据这两个定义，中国堪称「酷刑之国」。一个对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的国家，在国际上又怎么可能取信于人，承担起
「负责任的大国」的使命来呢？
对酷刑，是纵容还是制止，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英国走在最前面。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指出：「酷刑的使用在英格
兰历史上长期缺位，是英格兰法律制度的一个突出亮点。很久以前，英格兰的法院就开始冷脸反对酷刑了。……英格兰人坚信，对一个人动刑是搞不到真实告白的。
英格兰法律不需要被告招供，他们有罪无罪全靠证据去证明。」中国的情形恰恰与之相反：尽管法律禁止从身体上残害囚犯，不允许监狱看守通过酷刑逼迫犯人坦
白，侮辱犯人的尊严，殴打犯人或怂恿其他人殴打犯人，但酷刑在各个强力部门都司空见惯，在法庭上经过酷刑而获得的口供经常是唯一的证据。
中国两千年来专制皇权的维系，依靠的是「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所谓「法家」，「法」是权谋术和厚黑学，实质上最不讲法律，是法律之敌，是酷刑苛律
的拥戴者。中共政权建立以来，不仅承载此种中国之传统制度，而且还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那里学来更为严酷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酷刑即是实现「恐怖统
治」的法术之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我要说，酷刑很适合专制的国家，在那里，一切能引起恐惧的东西都是政府最合适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酷刑在
中国是一项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统治术。酷刑不是少数基层的警察和公务员的「个人行为」，而是被中央默许甚至鼓励的「政府行为」。
公安部是对酷刑泛滥负有最大责任的政府部门。公安部隶属于国务院，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不能辩解说他对中国酷刑的日益泛滥一无所知，更不能推卸
其作为政府首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温家宝的权力固然有限，难以对现有体制作伤筋动骨的手术，但在某些领域实行有限的改进，以他现有的权力和资源，是完全可
以做到的。比如，立即以国务院令的形式下文制止酷刑，依法惩处酷刑的实施者。此前，具体施加酷刑的警官大都被「从轻发落」，即便获刑，也都是象征性的缓
刑；而上级官员一般不会被波及，最多就是调到其他部门并最终「安全着陆」。此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改变，酷刑就不可能大幅减少。在制止酷刑方面作一些努力，并
不涉及党内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分割，遇到的阻力相对也较小，温家宝是否愿意先在这个领域作实现社会的公义的尝试呢？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温家
宝只是装腔作势地仰望星空，而没有低头脚踏实地地制止酷刑。由此表明，温家宝不过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人，对他寄予任何的希望都只能收获深深的失望。
反对酷刑，人人有责。联合国酷刑特别大会起草人尼格尔·罗德雷教授写道：「酷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罪恶，不仅对政治上的反
对派，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将再一次使世界公众的目光投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它能唤起与酷刑斗争的新的观念和思想。」是的，胡锦涛和温家
宝不作为，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公民就只能束手待毙。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行动起来，反对酷刑，维护人权，因为我们的自由和尊严从来不是别人赏赐给我们的。
总理连城管都管不了吗？
胡温当政以来，有三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队伍，打着「维稳」的旗号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一是专门监视、骚扰乃至暴力威胁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
的国保系统，二是开着铲车、抡起大棒的暴力拆迁队伍，三是从街头摊贩和流浪者身上榨取最后一点财富的城管部门。如果说作为弱势总理的温家宝真有可能管不了
政法口和宣传口等，管不了国保和拆迁队，但至少管得了城管吧？那么，温家宝为何对城管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呢？当城管暴力引起公愤的时候，以亲民自诩的温家
宝为何保持沉默呢？在清末皇权时代当大臣的李鸿章，尚且知道要做一名兢兢业业的「裱糊匠」；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今天，身居总理高位的温家宝，难道连城
管都管不了吗？
城管的法律源泉来自于国务院而非人大。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城市管理监察机构是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
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授权，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机构。但法规在赋予城管广泛职责的同时，却
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履行职责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行为变异，为所欲为，暴力执法变成正常执法行为。所以，城管可以视为国务院的一支「私人武装」。
城管之凶残，猛于虎豹
日前，北京通州城管与一名摆摊女子发生冲突，八岁女儿看到妈妈被搂住脖子后拖倒在地，哭着对城管说：「叔叔，求你别掐死我妈妈。」之后，小女孩在冲
突中受伤并吐血。有目击者称女孩是「被城管打了头」，在网络时代，网友强调「有图有真相」，将冲突现场拍成视频发到网上。但城管方面仍然宣称自己是正常执
法，他们并没有打女孩，小女孩可能是「意外受伤」。
中国的安全指数据说已经领先于美国了，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究竟有多么安全呢？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尚且不能幸免于难，城管之毒，可见一斑。在此前几个星
期，北京丰台城管东高地分队联合和义分队，对三营门附近的游商进行检查。在肯德基门前的几名商贩推着三轮车就跑，商贩逃离现场后，城管队员在现场发现一个
四五岁小女孩哭着喊「妈妈」。据一名围观者称，小女孩是一名卖菠萝的女商贩的孩子，可能其匆匆逃离现场的时候将孩子忘了。由此可见，城管之凶残，猛于虎
豹，甚至让母亲在逃命时不惜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又在网上看到一个八岁小女孩写的一段辛酸的文字：「如果我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当看到我的母亲在街边卖红薯时，可以慢慢赶她走……」在这段文字面
前，那么多歌颂「大国崛起」的豪言壮语全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建议，每一个以执法者自居的城管都该好好学习一下这段文字，包括自称喜欢读书的温家宝也应当展
读再三，我们的总理大人会不会为之而再次落泪呢？流泪说明还天良未泯，但作为总理，仅仅会流泪是不够的，他还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城管的暴行。
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公安管坏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穷人。」城市管理的执法对像极大多数是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农民以及孤、寡、残疾等弱势
群体，他们大多从事着最简单的商品买卖活动，维系着最基本的生活，其艰难处境易博得市民的同情和谅解。而当这个群体的最后的谋生手段都遭到城管暴力取缔，
就只能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
城管的暴力执法屡见报章，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急剧衰退。城管敲掉的是别人的饭碗，城管本身已经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催化剂，是温家宝倡导的社会的
「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尊严」的敌人。那么，温家宝为何不出手制止城管暴力、修订城管法规、纠正城管体制呢？连城管都不去管，这个总理当得太不称职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前平顶山山百余名城管队员分乘十六辆城管执法车，前往信访局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原来城管也有维权和上访的一天！当地菜市场的一
个商贩说：「平时他们爱罚款，动辄扣车、搬东西，是不是因为自身收入太低搞补偿？这次他们遭遇欠薪，也该好好体会一下小商小贩的难处了，希望这次对他们以
后的执法有帮助。」但愿城管队员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用国学来教育城管有效吗？
胡温执政以来，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日益衰败的现状。但他们不认为这是中共的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恶果，他们不敢动手术割去致命的毒瘤，而企图使
用麻醉药暂时止痛。如果说当今的时势是「马列式微」，那么国学就是最好的麻醉剂就是所谓的国学，于是，「国学当立」成了胡温的救命稻草。
在此背景之下，当年被毛泽东下令砸庙扒坟、挫骨扬灰的孔夫子，重新被请出山来充当「和谐社会」之大花瓶。「臭老九」顿时变成了「香饽饽」。「孔子学
院」全球开花，周润发版的电影《孔子》更是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力挺。据说，听到《孔子》被《阿凡达》打得落花流水的消息，李长春恼羞成
怒地批评宣传部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好好宣传这部弘扬传统文化的电影呢？
崛起的中国也要向全球输出价值了。然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似乎都拿不出手。那么，剩下的
就只有国学了。于是，「学术超女」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歪讲论语，跟国学本无关联的印度学专家季羡林也被打扮成「国学大师」。面对城管之凶暴，当局不愿
以法治来约束，这样做不是「自废武功」吗？便有人想到用国学来对城管作精美之包装，这也正合乎满口仁义道德、诗词歌赋的温家宝的胃口。
据《新京报》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初，北京八十余名城管一线执法骨干和科级干部将赴清华大学，进行脱产培训，学习「国学智慧与传统文化、创新思维的
锻造」等课程。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人事教育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清华大学就为城管官员「量身定制」培训班，课程重点是「国学智慧与传统文化」。安排此课程是
为了让城管队员拓宽知识面，「怎么把国学思想运用到工作中，对提升工作理念和人的思想境界很有帮助」。
也许是为了缓解民众的批评，当政者想出这个用国学来拯救其名声的办法，其想象力之丰富，恐怕看到苹果落地就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大科学家牛顿也自叹不
如。城管队员可以不学毛选、邓选、江选和胡选，但必须诵读四书五经。但是，国学能让这些施暴者洗净铅华、脱胎换骨吗？这些穿着丑陋的制服的人，能做到儒家
所要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
我建议，除了国学之外，城管们还应当学习温家宝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在修订这本着作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一个章
节，名为「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所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富人和大人物的罪恶和愚
蠢，却蔑视穷人和小人物的勤勉和诚实，则必然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长治久安的。温家宝应当与全国所有的城管一起仔细阅读这些段落。
如果连城管都管不了，这样的总理不是素餐尸位又是什么呢？真还不如回家去种红薯。如果连城管都管不了，总理大人的「正义说」和「尊严说」不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又是什么呢？真还不如李鹏那样的大恶人，至少还是「表里一致」的。
中国城管可以「出口」到美国
金融危机以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黯然失色，「中国模式」则备受全球之瞩目。「后美国时代」降临，「前中国时代」迫近。那么，中国凭借什么领导世界
呢？中国不仅要输出价值，便是连维稳策略和城管队伍等统治经验也要无偿输出。城管是胡温时代的一支「准警察」，虽然没有警察的执法权，在许多场合却比警察
更加凶残。近年来，城管打人的报道司空见惯，打八旬老人，打怀胎孕妇，打小小孩童，可以说没有他们不敢打的人，甚至打人致死的惨剧亦不绝于耳。即便如此，
城管是「和谐社会」的「面子工程」的捍卫者，故而深受胡温之重用，面对舆论的谴责和民众的愤恨，胡温当局始终不愿从根子上解决城管问题，反而任由其随着城
市化的推进大幅扩张。仅北京一地，城管干部便有五千五百多人，普通工作人员及临时雇员达十万以上。城管成了一支虎狼之师，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温家宝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宣称，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是的，他心里一定在盘算，如果将中国的城管像美军那样派驻全球，这个世界必定会更加安全。本
拉登的恐怖分子撞不上双子塔，俄罗斯也不会发生自杀式地铁爆炸案。温家宝憧憬的「城管全球化」，首先在虚拟的电玩世界里实现了。最近，有电子游戏迷惊喜地
发现：美国的计算机游戏「侠盗飞车四」（Grand Theft Auto
4）新开发出「中国城管」的造型供游戏者下载。穿着背后印有中文「城管」的制服，游戏的主人公Niko
Bellic摇身一变成横行街头的「霸王」。他开着「行政执法」的新型皮卡，来到中央公园清理流动摊贩。几招「黑虎掏心」、「白鹤亮翅」之后，卖热狗的小
贩乖乖就范，一摊子热狗都进了「霸王」的肚子。
中国可以出口到美国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自从英文中引入新单词「Chengguan」之后，在中国「不受待见」的城管还真的扬名海外。看来，
美国的游戏开发者颇能「与时俱进」，且具全球眼光，毛遂自荐当起了「中国模式」的推广者。我忽然想到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那么，到了温
家宝的孙子辈，大可不必到美国去学习「先进文化」，因为真正先进的文化全都在中国，比如城管制度。
美国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像中国城管这样的战无不胜的队伍。近期，纽约市政府认为街头流浪艺术家和小贩有碍观瞻，希望出台相关法规限制其人数，却遭到流
浪艺术家和小贩以及大部分市民的激烈反对。联邦上诉法院也与流浪艺术家站和小贩站在一边，判决纽约市政府败诉。于是，流浪艺术家和小贩们欢呼雀跃，还有人
张贴出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漫画，称之为「艺术家和小贩权利的侵犯者」。看了这则新闻，有不少国内的网友表示不解：作为世界都市的纽约，竟然为一小撮流浪艺
术家和小贩所深深困扰，市政管理水平也太低了吧？既然纽约当局已经束手无策，何不从中国引进城管呢？甚至有人向美国政府建议说：只要你们解除对中国的武器
禁令，我们就可以向你们提供城管以及「打人不见血」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
可惜的是，温家宝与奥巴马会谈的时候，居然纠结于无足轻重的碳排放问题，而没有提出这个双赢的建议来。否则，奥总统就不会无端指责中国没有减排的诚
意以及温总理没有外交礼节，而是对温总理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因为那个在白宫门口驻扎数十年的「犀利哥」，在中国城管的狼牙棒面前，焉能不夺路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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