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语（拈花）：
广州市公安机关，我操你妈！
广州市越秀区梅华街派出所，我操你妈！”
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届总理当中，温家宝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个。所以，他对教育有相当之关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总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
学、中学和大学视察，与学生和老师交谈，也常常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温家宝的这点好心并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状况。在专制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压力之
下，中国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教育领域的腐败亦触目惊心。温家宝虽然撤换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但是教育体制不变，换一个部长无济于事。而教育制度
的变化，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换言之，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画饼充饥。
「苦难的旧社会」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温家宝只有七岁，但他却在诸多场合表示，他对「苦难的旧社会」有着深切而沉痛的记忆。同时，他在畅谈自己教
育世家的出身的时候，却又透露出另外的信息来：在那个「苦难的旧社会」，有志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公民，是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的，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就是其
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温瀛士被荐担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学校长。在办学中，为帮助更多的农家孩子特别是贫困女童就学，他努力减免学杂费，想方设法救
助。一九二九年，他为了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筹划将村中娘娘庙改为校舍，因遭反对愤而辞职。次年，温瀛士成立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名字是其亲自取的：
「普」，即普适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改称私立普育小学。温瀛士亲自题写校训「勤劳真实」，设计校旗、制作校
徽、统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学改名私立士范小学。士范学校，即培养才智之士的典范学校。当时，士范小学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学生为免交学费
的贫困家庭的孩子。
温瀛士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至今受到宜兴埠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养全家，生活极为俭朴。平
时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式服装，吃的多是饽饽咸菜就白开水。他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各个学校通用的及网格线是六十分，但普育的及网格线却定为七十分，为
的是激励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女生，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学得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一九五五年，温瀛士在自传中写道：「我对弟弟、子女的入学希望是为了使他们
进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发财，因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大计。以后他们开始服务，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今天还是那样。」
温瀛士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既是因为他个人坚忍不拔、严于律己的性格，更是因为民国政府对社会的管制相对宽松，公民社会茁壮成长。以教育领域
而言，这不是一个由政府全面垄断的行业，而向各种社会资源开放。当时的政府用法律确保了这种开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
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可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成人教育，都
有公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别，它们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学生有选择某一类教育机构的自由，以寻求最适合自己成才的环境。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虽然大都像
温瀛士那样在经济上比较清贫，但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鲁无文的军阀，也都谨守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
当时，温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业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南开中学，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开已经被中共当局掌控，失去了它的传统与精神。温家宝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党化教育。
「幸福的新社会」却将教师当作敌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与世无争的教育世家的处境发生丕变。迄今为止，温家宝对这段经历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绍温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
说：「新中国成立后，温瀛士将学校交给了人民政府，并入宜兴埠第十八小学，改为公办。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一九五二年八月后任教崇化
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学，直至病逝。」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经济领域强力推行「公私合营」，迅速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在教育领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和接管了原来的各级私立学校和
教会学校。前者是为了掌握国家之经济命脉，以实现其计划经济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将教育当作宣扬和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不允许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
继续存在。于是，温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学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
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温瀛士，面对新政权的巧取豪夺、压制逼迫，除了屈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贯穿整个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毛泽东一
意推动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对文化的尊重，也打断了民国以来中国人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的进程，让中国跌
入了蒙昧、野蛮和残忍的原始社会的深渊。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教师群体一步步地沦为备受歧视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温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这十年
间他的日子可能好过吗？这个曾经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基层教育官员的人，有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吗？那么，他有没有留下记载其心态的文字呢？而我们更需要
追问的是：温家宝有没有还原自己的爷爷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气呢？
温家宝的父母都曾经在爷爷创办的私立学校中任教，后来也不得不在公立学校中继续其教师生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四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先后在宜兴埠公立第二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学、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
教。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安生，先后在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私立普育女子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天津市城厢区补习学校、广播自学分校、南开区东门里小学等处任
教。按照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一家老小很长时间都只能「蜗居」，可见在中共的统治下，教育工作者不仅失去了自由办学的条件，在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
极。而温家宝「文革」期间在地质队工作的时候，还一度被说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作为教育世家的温家命运的逆转，亦是中共迫害教
师、戕害教育、消灭公民社会的暴政的缩影。
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
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
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
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
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
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
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
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
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
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
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
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
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
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
温家宝转行当教师就能拯救中国教育的沉沦吗？
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对教育别有一番感情。跟李鹏、朱镕基等前任总理相比，温家宝经常出入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园和课堂，以此显示对教育界无微不至的
关心，也顺便卖弄一下自己有当老师的天赋。确实，温家宝本人的气质像是一个历经政治运动之后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中小学老师，而与「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总
理相差甚远。如果说温家宝权力有限，对中国全局性的问题没有决策权，但至少在教育领域做一些有限的改进和修补，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但是，尽管温家宝口
口声声说要振兴教育，在其任内，中国教育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倒大幅倒退。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一泻千里，基础教育奄奄一息。告密风、剽窃
风、奥数风、下跪风、假学历风，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
温家宝倒是时常出没于大中小学的课堂和图书馆之中，与师生零距离亲密接触。但接触之后，大中小学的问题依旧。总理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假大空。即便
是温家宝留下来，转行当教士，就能拯救中国教育的沉沦吗？「乾坤大戏场，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鉴，对影休推身外身」，一个大国总理，只知道像梅兰芳那
样的舞台上搔首弄姿，可谓不务正业；一个大国总理，在各种公开场合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地说谎话，可谓无耻之尤。愚弄成人倒罢了，愚弄孩子则让人忍无可忍。
「从容淡静」就可以让中国教育「化险为夷」吗？
有一次，温家宝在山东视察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的时候，来到费县的一所中学，移步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课堂，并受邀为学生们讲授《后汉书》之《张衡
传》。新华社如此记述温家宝的课堂上越俎代庖的言行：温家宝站起来，拿起课本给大家讲道：「讲一篇传记文应该抓住几个重点。一是张衡的贡献。他发明了地动
仪，早于欧洲一千七百多年。二是他的家世。张衡出身官宦之家，却无骄奢淫逸的恶习，这十分难能可贵。三是他的学识。课文里短短几句话反映了他的好学不倦和
学识广博。四是他的为人。『从容淡静』，意味深长。五是他的处世。不好结交俗人，但又不自傲。总之，这篇文章很好，文字很美、很简洁，给人以深刻启迪。」
温家宝显然是有备而来，否则不会如此侃侃而谈。看到他在课堂上的精彩表现，正在上课的语文老师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我不禁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
联来：「你看这般人，以假作真，才上台就变脸色；他因那件事，非名即利，未出脚煞费心机。」这两句话足以概括温家宝的政绩。温家宝多次到大中小学的课堂去
旁听，并亲自为学生讲课，看来他真该转行去当教师，华叔（司徒华）领导的香港教师协会，说不定会授予他一个名誉会员的称号呢。
温家宝的文化素养远非李鹏之类的草包可比，但是一个适合当中小学老师的人占据总理的高位，对国家而言，显然是祸非福；正如曾荫权以打工仔的心态当特
首，对香港而言祸非福。温家宝赞赏张衡「从容淡静」的性格，这倒与他本人有些相似。然而，面对今日中国「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顾炎
武）的现状，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容淡静」乃至如老僧入定般的守成型的总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地割除溃疡、根治腐败、推动政改、赢得新生的开拓型的总理。转
型时代的中国，总理应当要有大胸襟和大气魄，顺应历史潮流，吸纳主流民意，而不是像一个中学教师一样照本宣科、谨小慎微。素餐尸位者本身就是犯罪，总理像
教师本身就是悲剧。
温家宝若对政治体制改革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在本可有所作为的教育领域，仍然坐视教育界的直线沉沦呢？他需要做的，不是装模作样地到小学课堂上去
给孩子们讲授语文课，而是直面如下这些事关中国未来的教育议题：义务教育形同虚设，乡村基础教育日渐凋敝，「留守儿童」问题越发严重，城市中小学教育「减
负」变成「增负」，畸形的「奥数竞赛」戕害青少年的心志，大学极度腐败和缺乏学术自由……在他的任期内，他作出过哪些拯救中国教育的努力呢？
以大学而论，教育部宣称，为在未来十年之内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推出百位校长赴欧美日等国培训计划，每期二十四天，培训费、往返旅费和培训期间的食
宿交通等费用由国家专项经费全额支付。对于这个计划，温家宝不会又被蒙在鼓里吧？有网民质疑说，在短短二十四天之内，这些校长出国培训到底有何效果？该计
划与其说是出国培训，还不如说是出国旅游。香港《东方日报》也评论说：「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吹出来的，更不是用钱堆出来的。与其花费巨资让校长出国潇洒
游，还不如将这些资源拨给西部农村的学校，加固校舍，避免『豆腐渣工程』对下一代的残害。」温家宝有没有听到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接受善意的建议呢？
「从容淡静」并不能让中国教育「化险为夷」。温家宝不必转行当教师，不必到大中小学的课堂和图书馆里作秀，作为总理，他应当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努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遏制教育腐败，保障学术自由。
北大沦为亚洲二流，温家宝该负何责？
二零一零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谈的时候，说了一番让人们大跌眼镜的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
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从刘晓波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反动
语录」呢。温家宝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独的异议者吗？温家宝难道要以推动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后两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吗？
如果温家宝说的是实话，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销所有大学中的党组织，让共产党的归共产党，让大学的归大学。然而，温家宝话音刚落，北大社会科学部便发出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销的四个中心当中，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关注。这两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四人参与了二零
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事件。此上书迫使国务院作出响应，有关官员邀请几位教授座谈，似乎颇有纳谏的度量。然而，他们服
务的研究中心随即被关张，在网上一篇名为《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的结局：他们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销》的帖子迅速流传。
而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则是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十五年来，该中心被称为妇女维权的典范，媒体对此颇多笔墨。该中心曾被
《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等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获得美国「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领导者奖」、法国「二零
零九年度波伏娃奖」等。郭建梅说，对于北大的决定，她感到「透心儿凉」，「别了，北大，但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
难道北大校方有胆量跟「人民的好总理」对着干？或者说，北大根本就不受温家宝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辖？这一声「苍凉」的「别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遗
憾而是北大的遗憾。北大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便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会政治的
监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此次北大悍然关闭四个NOG机构，显示出北大校方献媚权贵、不容异议的丑陋
面孔。这一做法终究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败笔。
如今，北大已经沦为亚洲二流。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前两百名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
外。北大的沉沦，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学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过：「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
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今天热衷于向官员和富商卖文凭的北大，打压在
课堂上说真话的教师的北大，还有什么颜面以中国的「最高学府」自居呢？
中国教育的沉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向大学各个层面蔓延，教育的败坏是政治的败坏的首要牺牲品。而北大的败坏则是整个教育败坏的先锋。温家宝不会
不知道北大的沉沦，他也像李敖造访北大的时候那样，对北大校领导说了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却没有制止北大校方关闭若干研究中心的恶劣决定。这就表明他对
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温家宝的不作为，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职位看得比中国的未来重要。
温家宝转行当教师就能拯救中国教育的沉沦吗？
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对教育别有一番感情。跟李鹏、朱镕基等前任总理相比，温家宝经常出入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校园和课堂，以此显示对教育界无微不至的
关心，也顺便卖弄一下自己有当老师的天赋。确实，温家宝本人的气质像是一个历经政治运动之后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中小学老师，而与「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总
理相差甚远。如果说温家宝权力有限，对中国全局性的问题没有决策权，但至少在教育领域做一些有限的改进和修补，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但是，尽管温家宝口
口声声说要振兴教育，在其任内，中国教育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倒大幅倒退。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一泻千里，基础教育奄奄一息。告密风、剽窃
风、奥数风、下跪风、假学历风，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
温家宝倒是时常出没于大中小学的课堂和图书馆之中，与师生零距离亲密接触。但接触之后，大中小学的问题依旧。总理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假大空。即便
是温家宝留下来，转行当教士，就能拯救中国教育的沉沦吗？「乾坤大戏场，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鉴，对影休推身外身」，一个大国总理，只知道像梅兰芳那
样的舞台上搔首弄姿，可谓不务正业；一个大国总理，在各种公开场合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地说谎话，可谓无耻之尤。愚弄成人倒罢了，愚弄孩子则让人忍无可忍。
「从容淡静」就可以让中国教育「化险为夷」吗？
有一次，温家宝在山东视察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的时候，来到费县的一所中学，移步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课堂，并受邀为学生们讲授《后汉书》之《张衡
传》。新华社如此记述温家宝的课堂上越俎代庖的言行：温家宝站起来，拿起课本给大家讲道：「讲一篇传记文应该抓住几个重点。一是张衡的贡献。他发明了地动
仪，早于欧洲一千七百多年。二是他的家世。张衡出身官宦之家，却无骄奢淫逸的恶习，这十分难能可贵。三是他的学识。课文里短短几句话反映了他的好学不倦和
学识广博。四是他的为人。『从容淡静』，意味深长。五是他的处世。不好结交俗人，但又不自傲。总之，这篇文章很好，文字很美、很简洁，给人以深刻启迪。」
温家宝显然是有备而来，否则不会如此侃侃而谈。看到他在课堂上的精彩表现，正在上课的语文老师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我不禁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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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文化素养远非李鹏之类的草包可比，但是一个适合当中小学老师的人占据总理的高位，对国家而言，显然是祸非福；正如曾荫权以打工仔的心态当特
首，对香港而言祸非福。温家宝赞赏张衡「从容淡静」的性格，这倒与他本人有些相似。然而，面对今日中国「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顾炎
武）的现状，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容淡静」乃至如老僧入定般的守成型的总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地割除溃疡、根治腐败、推动政改、赢得新生的开拓型的总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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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本身就是悲剧。
温家宝若对政治体制改革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在本可有所作为的教育领域，仍然坐视教育界的直线沉沦呢？他需要做的，不是装模作样地到小学课堂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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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变成「增负」，畸形的「奥数竞赛」戕害青少年的心志，大学极度腐败和缺乏学术自由……在他的任期内，他作出过哪些拯救中国教育的努力呢？
以大学而论，教育部宣称，为在未来十年之内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推出百位校长赴欧美日等国培训计划，每期二十四天，培训费、往返旅费和培训期间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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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还不如将这些资源拨给西部农村的学校，加固校舍，避免『豆腐渣工程』对下一代的残害。」温家宝有没有听到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接受善意的建议呢？
「从容淡静」并不能让中国教育「化险为夷」。温家宝不必转行当教师，不必到大中小学的课堂和图书馆里作秀，作为总理，他应当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努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遏制教育腐败，保障学术自由。
北大沦为亚洲二流，温家宝该负何责？
二零一零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谈的时候，说了一番让人们大跌眼镜的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
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从刘晓波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反动
语录」呢。温家宝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独的异议者吗？温家宝难道要以推动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后两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吗？
如果温家宝说的是实话，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销所有大学中的党组织，让共产党的归共产党，让大学的归大学。然而，温家宝话音刚落，北大社会科学部便发出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销的四个中心当中，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关注。这两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四人参与了二零
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事件。此上书迫使国务院作出响应，有关官员邀请几位教授座谈，似乎颇有纳谏的度量。然而，他们服
务的研究中心随即被关张，在网上一篇名为《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的结局：他们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销》的帖子迅速流传。
而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则是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十五年来，该中心被称为妇女维权的典范，媒体对此颇多笔墨。该中心曾被
《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等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获得美国「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领导者奖」、法国「二零
零九年度波伏娃奖」等。郭建梅说，对于北大的决定，她感到「透心儿凉」，「别了，北大，但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
难道北大校方有胆量跟「人民的好总理」对着干？或者说，北大根本就不受温家宝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辖？这一声「苍凉」的「别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遗
憾而是北大的遗憾。北大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便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会政治的
监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此次北大悍然关闭四个NOG机构，显示出北大校方献媚权贵、不容异议的丑陋
面孔。这一做法终究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败笔。
如今，北大已经沦为亚洲二流。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前两百名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
外。北大的沉沦，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学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过：「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
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今天热衷于向官员和富商卖文凭的北大，打压在
课堂上说真话的教师的北大，还有什么颜面以中国的「最高学府」自居呢？
中国教育的沉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向大学各个层面蔓延，教育的败坏是政治的败坏的首要牺牲品。而北大的败坏则是整个教育败坏的先锋。温家宝不会
不知道北大的沉沦，他也像李敖造访北大的时候那样，对北大校领导说了几句嘲讽的话。但是，他却没有制止北大校方关闭若干研究中心的恶劣决定。这就表明他对
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温家宝的不作为，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职位看得比中国的未来重要。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每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家领导人北大去慰问形成了一个传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每逢这天总是警察云集，如果领导人到图书馆，则图书馆封闭；如果领导
人到某教学楼，则此教学楼封闭。领导人的礼贤下士之举，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造成了相当的干扰。当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沦为领导人作秀的配角的时候，不
知是北大的荣耀，还是北大的悲哀？
二零一零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度莅临北大，先后视察学生义务工作的情况、到图书馆与学生互动对话，以及在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温家宝
说，这是他总理任上第三次到北大视察。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温家宝跟学生说的话，无非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之类的老调重弹。殊不知，中共就是不公
平、不正义的社会现状的始作俑者。中国要实现比阳光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就非得去中共化不可。
然而，温家宝的「三顾秀」，真还有不少捧臭脚者。比如，北大的毛派教授孔庆东便在其博客中写道：「五月四日，温家宝总理亲临北大，我的学生陈灏庐有
幸跟温总理握手并交谈，随后许多同学都抢着来握陈的手，沾点福气……」关于奴才，没有比这段文字更好的定义了。读到这样的垃圾文字，宛如身处文革时期个人
崇拜的高潮，真不知今夕是何夕。
这次北大之行，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插曲。有学生在网上发贴透露，温家宝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会上突然说：「我这次来就交代过学校，不要刻意安
排，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他转向正欲解释的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不是说你。」温家宝继续说：「以前我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坐在我身边的学生，
我一问，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其他的学生领导。不用说，肯定是安排的。」这番话博得全场的笑声和鼓掌，也赢得了互联网舆论的关注和议论。有人甚至继续将这个
插曲解读为温家宝公开表示自己是政治局中的孤独侠，并挑战政坛弄虚作假的潜规则，甚至将效法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动民主改革……在我看来，这些望穿秋水的期
盼，最终将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温家宝应当见「三博士」
温家宝这次当面揭穿北大校方的「精心安排」，并非表明他要「脚踏实地」地走向民间，而只是演出一场「戏中戏」罢了。倘若温家宝真有心打破层层的封锁
与伪饰，以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大可不必停留在一句空话上，完全可以身体力行，一抬腿就走进一间学生宿舍，听一听普通学生的心声。他还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工作
人员安排见一些值得见的人。比如，当年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的「北大三博士」。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滕彪、许志永、俞江三位北大法学博士，将一份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当时，《法制日报》评论说：「三位博士的行动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公民宪法意识，表现了民众要求法
治的责任感，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我国民主法制前进的匆匆足音。」
三博士的上书引来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半个多月后的六月九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作出一审判决，相关责任人
受到法律的制裁。六月二十日，国务院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
理」，救助的自愿原则是此次变革的关键。
七年之后，在当年的「三博士」当中，滕彪和许志永仍然奋战在维权活动第一线。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滕彪和许志永是温和、理性而坚韧的佼佼者。滕彪挺身
而出，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人辩护，开罪了权势阶层，最终被吊销律师执照、没收护照，不仅受到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下令停课的压力，而且常常遭到国保特务的
监控甚至绑架、殴打。而许志永则参与成立了NGO组织「公盟」，帮助访民等弱势群体维权，后来也被当局取缔和查抄，许志永本人被抓捕入狱数月，之后才被释
放。在北大「六四后一代」的毕业生中，滕彪和许志永堪称少有的理想主义者，本来以北大博士的学历，他们可以成为富有的律师和教授阶层，但他们选择献身民主
自由事业，并付出了巨大代价。
所以，温家宝倘若真对中国的公平正义挂心，真对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怀有敬意，就应当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会见这「三博士」，鼓
励与支持他们的事业，并号召其他北大学生也投身推动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事业。同时，这也是向党内外、向全国民众传递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然而，温家宝并没
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样的气魄与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见识与胸襟。
温家宝应当见「五教授」
尽管北大这些年来在官与商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但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民主自由的火种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大既有三名好学生，还有五位好
教授。这些年来，北大固然出了孔庆东、孙东东之流的学界败类，也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三博士」和「五教授」。温家宝造
访北大，除了会见「三博士」之外，还可以会见「五教授」。
「五教授」为何许人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北大的沈岿、王锡梓、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的建议。近年来，血腥拆迁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从北京奥运会一直拆到上海世博会，偌大的中国，怎一个「拆」字了得！在西方，「风能进，
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住宅，在中国任何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都可以闯入，甚至被推土机摧毁。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坦克，到如今遍及全国的推土
机，中共对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一以继之。在此意义上，中共从一诞生起，从来就是一台开动之后停不下来的杀人机器。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中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文，但各级政府从来都视若无物，即便民众愤而自焚，他们也不停止一刻。于是，这五位教授从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入手，螳臂当车，力阻狂轮。他们建议从修改「拆迁条例」入手，将纠正违宪制度实际运作起
来，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二十七年，《立法法》已经实施九年，但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从来未审查和撤销过一个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我们的《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定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一直在『睡觉』，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这与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的治国方略是违背的。因为没有违宪、违法审查，就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约，就没有人权保障。」
他们的建议书发表之后，反响巨大。国务院法制办和人大法工委先后邀请五位学者座谈，确定将修改近年来屡遭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三
个多月之后，北大却宣布关闭这几位学者任职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虽然北大方面再三解释，却无法消除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联想。那么，温家宝
为什么不利用造访北大的良机，会晤这五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北大教授呢？如此，即可表达对关心国事、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与赞赏。温家宝为何不这样
做呢？
政府盗贼化，大学亦盗贼化
朱熹曾经说过：「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中共是一个盗贼性格的统治集团，因此大学也被中共改造成一个奸盗社团。如今中国
的大学，越来越像乌烟瘴气的官场。那些拱卫在温家宝四周的年轻学生，每个都是人格分裂、口蜜腹剑的学生官僚和中共未来的「接班人」。此次温家宝的北大之
行，与这些过于聪明的学生「假交流」，而不见「三博士」与「五教授」，只能说明他连李鸿章当年所说的「裱糊匠」都算不上。他除了说几句漂亮话，除了像京剧
演员那样甩甩袖子，一点实际的努力都不曾做过。他用「脚踏实地」四个字来鼓励北大学子，他自己何时「脚踏实地」过呢？
温家宝当政以来，中国大学扩招的大跃进运动变本加厉，所留下的后遗症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痊愈。在五月初的一场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
长约翰·汉尼斯指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斯在质量建设上。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也指出，中国的教育系统无法为学生在全球化的挑战中打
好根基。日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
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这三个方面北大都没有做到。可惜的是，许智宏
在卸任之后才敢说几句这样的真话。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者熊丙奇亦认为，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并非从数字指针上向一流大学靠近，而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
大学制度上，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严格一点说，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
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水平以可怕的加速度沦落。大学之间的竞争不是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而是教育经费和行政级别。在畸形的体制下，行政指挥学术，
学术献媚权力，大学走向官场，教授变成「叫兽」。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教育部长周济，虽然灰溜溜地下台了，却又立即「梅开二度」，转任中国工程院院长。而对
此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却毫无反省之心和亡羊补牢的行动。
假话说了一万遍也不能变成真理。温家宝的骗术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人们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送给总理大人：「温家宝与北大学生共度『五四』，广大学子纷纷表示，欢迎总理下个月再来!」
做官与做事
——笑看温家宝与浙江大学学生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
「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
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
舆论也都对迫在眉睫的种种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贴切。尽管有那么多「八宝饭」为温家宝鼓吹，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有哪些「可爱」之
处。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成为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场，耀武扬威，任你放开眉眼做；世事原来
多假局，装模做样，凭吾脚踏实地看」。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
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同学们正在看书学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结束在杭州一天的视察走访，从天而降，走进图书馆。新华社如此报道当时的场面–
温家宝说：「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袭击。」
一名学生说：「太突然了！」
温家宝说：「我六点多才回来，书记省长问我有安排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吃完晚饭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记你们，来看望你们。」
温家宝说，浙江大学的老校训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求实是基础，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学们要有无穷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实的功夫。不骛虚声、不求虚名，惟以科学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作为理解你们校训的格言，终生受益。
大三学生汪寅龙对温家宝说，他想从政，想做像总理一样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想请总理给他一些建议。
温家宝说：要做事不要做官。
这段精彩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一个多月前，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造访北大，在北大图书馆中对学生们说，他知道到场的学生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
党员，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结果；那么，此时此刻，他在浙大见到的这些学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书记省长，下至校长院长，就已经如同热锅上的
蚂蚁一样，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温家宝的「突然袭击」，一点也不「突然」。
这名梦想从政而向温家宝寻求建议的大三学生，倒是说出了心里话。这年头，当官是青年学子趋之若鹜的终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个公务员职位，居然出现千人报考的奇观，真是鲤鱼跃龙门。
而温家宝的回答则一点也不够坦诚。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称「巨混」之一的曹振镛就比温家宝真诚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载，曹振镛「晚年，
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
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温家宝从中办主任爬到总理的位置，是中共历届中办主任中少数「修成正果」者。宦海沉浮数十载，服侍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四届总书记而「不
倒」，温家宝必有一套心得体会。但这套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看不到的权谋术，温家宝没有像曹振镛和曾国藩那样轻易示人。面对这名求知若渴的学生，温家宝不
说人话，专说官话和套话，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个字来搪塞之。
这七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李鸿章谈的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
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为首席公务员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的温家宝，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小官员，大都是些不做事、白
吃饭的「残次品」而已。此时此刻，温家宝劝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让大学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其中也暗含了忏悔之意呢？
做官与做事
——笑看温家宝与浙江大学学生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
「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
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
舆论也都对迫在眉睫的种种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贴切。尽管有那么多「八宝饭」为温家宝鼓吹，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有哪些「可爱」之
处。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成为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场，耀武扬威，任你放开眉眼做；世事原来
多假局，装模做样，凭吾脚踏实地看」。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
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同学们正在看书学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刚刚结束在杭州一天的视察走访，从天而降，走进图书馆。新华社如此报道当时的场面–
温家宝说：「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袭击。」
一名学生说：「太突然了！」
温家宝说：「我六点多才回来，书记省长问我有安排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吃完晚饭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记你们，来看望你们。」
温家宝说，浙江大学的老校训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求实是基础，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学们要有无穷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实的功夫。不骛虚声、不求虚名，惟以科学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作为理解你们校训的格言，终生受益。
大三学生汪寅龙对温家宝说，他想从政，想做像总理一样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想请总理给他一些建议。
温家宝说：要做事不要做官。
这段精彩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一个多月前，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造访北大，在北大图书馆中对学生们说，他知道到场的学生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学生
党员，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结果；那么，此时此刻，他在浙大见到的这些学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书记省长，下至校长院长，就已经如同热锅上的
蚂蚁一样，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温家宝的「突然袭击」，一点也不「突然」。
这名梦想从政而向温家宝寻求建议的大三学生，倒是说出了心里话。这年头，当官是青年学子趋之若鹜的终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个公务员职位，居然出现千人报考的奇观，真是鲤鱼跃龙门。
而温家宝的回答则一点也不够坦诚。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称「巨混」之一的曹振镛就比温家宝真诚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载，曹振镛「晚年，
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
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温家宝从中办主任爬到总理的位置，是中共历届中办主任中少数「修成正果」者。宦海沉浮数十载，服侍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四届总书记而「不
倒」，温家宝必有一套心得体会。但这套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看不到的权谋术，温家宝没有像曹振镛和曾国藩那样轻易示人。面对这名求知若渴的学生，温家宝不
说人话，专说官话和套话，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个字来搪塞之。
这七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李鸿章谈的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
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为首席公务员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的温家宝，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小官员，大都是些不做事、白
吃饭的「残次品」而已。此时此刻，温家宝劝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让大学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其中也暗含了忏悔之意呢？
温家宝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
温家宝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曾经反驳过一些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进度的质疑，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害怕民主和选举，但中国领导人都很明
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会愿意让你维持权力』的道理。」中共高官不谈民主则已，一谈民主必定一鸣惊人。胡锦涛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回答一名日本小学生
的疑问的时候也说过，是人民选他当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吗？我也是「人民」之一员，怎么从来没有投过票呢？我总算明白了，中国不
是一个冉云飞所说的「比傻帝国」，而是一个比赛谁更无耻的国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那么，总理的无耻，就更是国耻了。
有人说，我们不能对温家宝「这一个人」作过高要求，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归咎于体制；但是，既然温家宝自己搬出了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自诩，我们当然也可以拿这个高标准来要求他。体制固然僵硬，但温家宝连最低要求都没有达到，比如尽可能地少说谎，比如尽可
能少地用莫须有的罪名审判良心犯，比如向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温家宝做过这些并不会立即危及到他的地位的事情吗？迄今为
止，他一件都没有做过。那么，批评这个如此不尽责的总理，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在。
又有人说，温家宝是一个老好人，只是有心无力，大家不必太苛求他。这种貌似宽容的说法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如果一个邻家的老大爷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
观，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是他的个人的选择与权利，无须指责之；但是，作为正在「出三峡」的惊涛骇浪中艰难转型的大国的总理，如此庸碌而伪善，任意挥霍
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转型的最后机遇，则必须接受民众之质疑与批评。
「于己不欲，勿施于人」，温家宝所做的，与他所说的截然相反；温家宝期望年轻学生们去做的，也与他当下正在做的南辕北辙。胡温当权以来，民众的权益
受到强权变本加厉的侵犯。当局钳制舆论，纵容暴力拆迁，以巨资维稳，均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表现。温家宝是这个庞大的专制大机器中的一个大齿轮，他的「要做
事不要做官」的七字箴言，让我想起了旧时戏台上的一副对联：「你也挤，我也挤，此地几何立脚地；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台时。」可惜，那个向温家宝索
取「当官锦囊」的、不谙人事的大三学子，无从领悟个中之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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