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陌路－严正学（4）

1994年6月20日
鸿回京的电报今天下午才交给我。电报并不比信快多少。
中午在库房偶然看到了班长史林的笔记本，上边记有我从5月27日到达班上至今的情况：
5月27日，严12:30来班，黄、李、刘指示：严格监视，及时汇报。严来班就问：这是北京公安局的监狱？说自己是告北京公安局受迫害坐的牢。6月 2日严要纸和笔写行政起诉状，状告北京市公安局对其所作的非法劳动教养决定。6月4日，严收到北京女儿来信，晚上看得很晚，情绪低落，看了一下他的信，是 北京的情况及来信者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北京文化界和新闻界对逮捕严不满和抨击公安局的言论。6月5日，李指导员了解严的情况，并指示对严的情况要严加注 意，随时汇报。晚上我找严聊天，他对处理决定有想法，认为是公安局栽赃陷害，并急于想了解北京的情况，然后决定再次起诉公安局。6月9日，严下午接见，中 午回班以后写一些东西，可能要让她女儿带回北京去。此情况已汇报于中队长和刘队长：严近日情况较反常，以前能谈一些想法，现在比较沉闷，在班中什么话也不 讲，经常写一些东西，不知什么内容？请中队抓住苗头，搜查严写的文字，这一定是他隐蔽的思想。6月14日，李指导员了解严的情况。我汇报：严的笔头太勤， 一有空就写东西，翻他的被褥和衣服又找不到，请中队果断采取行动，突击检查。6月17日，严在班中说：黄教导员扣压他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是非法剥夺了他 的诉权，是继北京市公安局栽赃陷害的继续迫害。6月19日，高书记了解班中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严说他的案是北京市公安局栽赃陷害，这是否是反改造性 质，请政府掌握分析”。下午，严调勤杂班值班……
这是我来双河劳教所后，一班班长史林（实际上同是强劳人员）对我情况纪录的汇报，由此可见一斑。想不到这样一个热情关心、体贴入微、像个婆婆似的班 长，却有另一种目的和任务，想不到十几天来我的一切包括梦呓都记录在案。他和我同铺共眠，却时时观察我的一切言语和行动，只有在他也熟睡时，我们的呼噜声 才汇成一致。多么可怕，权力让他出卖一切。反过来想起6月初Ｑ警察的举动，也极可怕。
1994年6月21日
想到史林已经汇报了我所有行为以及我要起诉北京市公安局对我的栽赃陷害和非法劳动教养的决定，因此，今天就公开写起诉书，交到中队。晚上，黄教导员 到中队，我要他还给我清监时搜走的那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黄教吱唔了半天，说：“监规所纪规定，劳教人员不能互相谈论案情，所以决定书不能还给你。调 生活区值班是对你的照顾，你不能再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调勤杂班值班是一种安抚，或说是照顾，但我还是坚持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公安局对我 的非法劳动教养。我斩钉截铁地说：“起诉是我的权利。”黄教理屈词穷，但还是坚持得请示上级后再决定。
1994年6月23日
徐良将要解教，他主动要为我带信件。徐良被公认是最讲义气的强劳者，他体魄健壮，也从不回避和我这个被称为“政治犯”的人交往。现在我给他一个新裤 衩，把日记及信件缝在裤裆里，嘱咐他穿着裤衩，逃避解除时的搜身。他笑着告诉我：“解除当天出中队时，都要被剥光衣褲检查的。所以得在我解除前三天，你得 把要带的东西交给我，我趁出工时先埋在地里，解除当天早晨，出中队后经过菜地时，再从地里起出带走，保证万无一失。”于是，我准备画一张画稿和信让徐良一 同带回北京。
当我正草拟画稿后的文字时，黄教来了。他问我写什么，并拿起台子上的稿子仔细看着。那段文字写的是：“黑暗的归宿，将艺术家的尊严践踏殆尽；密不透 风的禁锢，使他不再具有与现实抗衡的能力。他不可能在那人生的最后时刻，让生命燃烧起熊熊大火，他寻找着虚幻的冥冥，把躯壳留给这冷酷的现实，让灵魂直上 无限的太空，那将是彻底的永恒的自由……”黄教只看了个大概，估计文字太玄，在放回桌子上时，又重新收起，并训斥我：“不许胡写胡画，否则我处理你。”见 黄教这么说，我赶紧提起行政起诉的事，向他索要《劳动教养决定书》。黄教老羞成怒吼道：“你状告北京公安局都告进了监狱，说白了，你已在北京公安局的手心 里攥着，还要再告不是找死吗？你念念不忘什么”行政诉讼法“！什么”民告官“！你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宪法呢！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说他是工贼， 让他死还不是就死路一条吗？我明确告诉你：”照顾你看筒道和扣押你的《劳动教养决定书》都是北京的旨意……“黄教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他沉思片刻，突然说： “总场有你两封信，还未送过来。”也许这两封信早就扣压在他的手中，接着他又厉声警告：“要识事务，否则……”他没有说出恐吓的话，就摔门走了。
晚饭后Q队长又来找我，小心翼翼地让我到一空室，滔滔不绝地讲他如何为了照顾我，不调工作，把将要结婚的对象吹了。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是良心犯；说 我是好人，他要帮助我……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耳语，用他那长满胡子的下巴，磨得我的脸颊发颤，心里直倒胃。我麻木不仁地不说一句话，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
1994年6月24日
就这样，19日后我被调生活区值班，这样我白天固定在值班室，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很难再偷偷记日记了，但比起其他强劳人员，自在了一些，和伙房同班可以独自打饭吃，也可以单独去厕所，更可免去在烈日下灼烤。
鸿儿走后，我只能夜晚透过铁栅栏面对沉重的黑夜叹息，昨晚又见月华如水，想起亲人们与我“天涯共此时”。我的心宽慰了许多。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又疾病流行。前段时期暴发的红眼病尚未结束，这几天又蔓延了痢疾，躺下了几十人，染病者半数以上。发热、腹泻，许多人泻得厉害只能光屁股扶着墙上厕所，严重的脱水，将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人折磨得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到今天瘟疫仍未能有所控制。
“268”不再唱那首走了调的儿歌，他也光着屁股，两条罗圈腿上满是粪迹，捂着肚子，立在墙角呻吟。他管筒道卫生和二楼的那个室内厕所。但那个厕所如今被中队封闭了，连他也不能使用。
前些日子，他就是凭这个厕所“发家致富”的。他并不傻，知道权就是钱，北京街上的厕所也要收费，所以他管厕所时，有谁憋不住，要他开锁给予方便，代 价是烟。我初来乍到，不知道这规矩，在晚上看电视新闻时，肚子痛，要大便。那天是朝鲜族的吴队长当班，他同意我去二楼厕所方便。我刚蹲下，“268”就来 了，拉着我要先给他烟。我说:“我真的没有。”他不信，并说：“你都把烟撕烂，泡在尿桶中，能没有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学的这套敲诈勒索的本领？” 他说：“从上到下，权便是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说：“人家喊你‘傻君’，实际你真聪明。”他乐呵呵地笑了，我用夸奖代替了烟。今天厕所封了，真应 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话。
1994年6月25日
《西方现代艺术史》已经看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特别是新潮的十年中，摆脱不了西方的流派、思想、情绪和艺术手法的影响。我觉得没有必要跟着西方 人的猎奇心态，亦步亦趋，更没有必要去摹仿他们空洞虚无的形式潮流。纯粹艺术形式的追求和语言更新西方已走了整整一百年。它正在成为过去。中国现代艺术不 能摆脱一个桎梏又落入另一个框架。西方现代主义的空泛更显得其艺术精神的苍白，现代派正像它所反对过的传统一样，又重现着一种千篇一律的面貌而使人生厌。 我不知我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翻开向宏寄来的一册《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新书，在扉页上我看见了她的手迹：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为他所处的时代所不容，但历史会承认他，人民会记得他，只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只要他时时刻 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他最终会奠定自己的地位。勇敢地活着，接受命运的挑战，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逆境中之所得，没有痛苦便不会有希望的诞生。”
是的，没有痛苦便不会有希望的诞生。我永远感激向宏在我堕入黑暗深渊时给予我的一次次鼓励和活下去的勇气，那是我赖以生存下去的信念。
1994年6月26日
今天不出工，已经7点多了还没响起床铃。此刻几只苍蝇在我脸上飞来爬去的，并不时停在我嘴边舔着我的双唇，眼下正流行痢疾，我赶紧起身找来毛巾擦了又擦。我看着铁窗外深遂天穹下飘着的浮云，又想起在京时的那些日子，心中增添了一丝悲凉。
鸿儿来看过我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到了杂务班，相对自由多了，可以免去一天十几次的点名报数，也不用跟班去大田劳动……黑龙江的天气说变就变，昨日还汗流浃背，今晨却北风呼啸，把人冻得直哆嗦，我颤栗着，不知我那堕入寒冬的命运何日才会有转机？
1994年6月28日
徐良走了，是一清早走的，我祈祷他早日平安到达，因为我让他带的信的反面，是用米粥汤密写的，这是从电影上学的方法，现在希望在狱中开辟一条秘密的通信渠道。这封信的正面提示性写着：这里痢疾流行，所以接到此信一定要用碘酒消毒。我不知向宏和鸿儿能否领悟我的良苦用心，。
班上又有6个人得痢疾，这病蔓延得很快，病魔尚未选上我真是我的运气。但这里的生存条件恶劣，仅是喝的水，从地下抽上来时是清清的，且冰凉彻骨，待 放置几个小时后，水的表层便会浮上一层油影，水色也变黄了。碗盆及使用的毛巾，不出一星期竟然全染成棕黄色。下午出工去大田除草，中队的强劳人员全下去， 生病的一个个歪着脸被赶下水田，他们只能面对混浊的泥水顾影自怜！
1994年6月29日
晚上，睡在我身旁的尹萌发了心脏病，翻来覆去直叫唤。尹萌说：“我要死了，我便了这么多天的脓血，还要干活，累得我又犯心脏病。严哥，你看给我的药 都是过期的药，医务室主任孙大夫什么都不会，是个兽医…”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死了，好歹和我哥说一下我是怎么死的……”听着这哀惋的呻吟，令人心如刀 割。我只能尽力照料尹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无奈地陪着他熬煎……白天从大田回来的强劳人员真够辛苦的，他们背上烈日灼烤，肚里因病几天水米未进，连喘 气都困难，更不用说面朝黑土，弯腰一步一挪地去干超体力的劳作，但死活都得干，分配的任务必须自己完成。在这特殊的场所，顽强的生命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中午抄黑板报，文章是二班蒋洪瑞写的。蒋蹲过大狱，有五出六进的前科。文章的标题是《政府干部是我的再生父母》，通篇写着感谢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 江泽民以及政府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分场夸到中队，从中队感谢到医务室，还点名孙大夫如何尽心尽责。我一边抄写一边纳闷，是不是这文章都得倒过来看。几 个在我旁边看我抄写的强劳人员却都骂开了，说蒋想爬上去当班长，就靠这么溜须拍马。
有个叫范小军的说：“上星期我干活的时候，问了老乡齐市在那个方向，他就汇报中队说我有逃跑思想，队长用电棍逼着我承认。他尽说鬼话，想着去害 人。”正说着，李干事从这里走过，范小军一溜烟跑掉了。蒋洪瑞扶着墙根也走了过来，对我挤挤眼说：“别人用钱买滋润，我没钱只好出卖良心，讲几句混帐的 话，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他看看没有人，就凑到我耳边说：“这叫拍马屁，我把他们不当人当马、当牲口。”他这一着也真灵，下午别人下水田干活，他留下 了，还有大夫给打点滴，因为明天有上级部门来视察。
尹萌死不了，今天硬朗了许多，又有力气骂人了，他躺在我身边滔滔不绝地骂。筒道里几个没短裤换的人光着屁股，沿着墙壁，艰难地走向铁栅门，哀求值班 队长：“我们憋不住了，求你放我们去厕所。”值班队长不同意，训斥道：“你他妈的，蹲着茅坑不拉屎，一回来又说憋的慌……”三五个人扶着墙根往回走，其中 一个喊道：“想屙屎屙不出，放个屁却污我一身。”他本能地就地蹲下，捂着肚子，涨红了脸，用尽力气，那些屎顺着屁股淌在地上。队长过来踢了他一脚，只得赶 紧起来，才走了几步，又捂着肚子蹲在筒道尽头的墙角，接着又有两位蹲了下来……
这样交替感染得病的越来越多，已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因为缺医少药，我写了封信要求北京的朋友寄些药物来。信交到中队，下午又被黄教导员叫到办公室， 他拍着桌子骂我泄密，指着我信中要药及强劳人员得病的段落，严厉训斥我：“下次再发现你把这里的情况向外捅，就不让你通信。这里是特殊的改造场所，这里的 一切都是国家机密，泄密的行为是要受到刑法追究的。”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患痢疾、屙屎也成了国家机密？这不是太抬举我们了吗？但这个罪名说给就给，随便 定，不是已有许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重刑的先例吗？我们这些不具备掌握国家机密条件的人，也会因为说了自己生活中的事，被重刑治罪。对着黄教导员的忠 告，我说：“医务室没有药，给的药也是过期的。总得让我要些对付痢疾的药。”黄抽走其中的那张信，叫我只写上药名，再一次警告我不能泄密。而后才同意发我 的信。我趁此斗胆进一言：“食堂是万蝇食堂，苍蝇扑落在饭菜里。筒道里便溺，交叉感染，总得拿点石灰消毒才是。”这个建议算是被他们采纳了。食堂安上了纱 窗，并搞了卫生。在筒道的便溺上都洒了石灰。
昨天才收到向宏6月9日、6月14日、6月15日三封信。黄教和孙干事审查后，见信后未署名，仅有一个蛇形图案，他们训斥了我一顿，让我通知女儿再 不准不署名寄信来，否则就扣下我的信。我知道是向宏写的信，他们直到现在还未弄清向宏和阿鸿不是一个人。信的来往速度之慢真让人难以想象，寄往北京5月8 日的信，竟然是6月18日才收到，不知它过了多少道审查关卡？同样6月9日北京发来的信，我29日才收到。听说今天还有我的邮包，是北京花园路寄的。我向 中队拿了几次，因尚未检查，还得耐心等待。
早上来了两个已调走的队长，一个人冲着我的面对另一个说：“这是新来的政治犯。”另一位竟说：“那可是反革命呀！”我成了反革命，被当作“政治犯” 早己打入另册；这里因“政治”原因入狱的强劳者，我还是破例的第一个。在这个自称为设有反革命罪的国家，我成了反革命；自称为没有政治犯的国家，我成了政 治犯。
我反问队长，为什么称我为“政治犯”？队长语塞，片刻才说：“你是人大代表，是参政、议政的，所以称你为政治犯。”呜呼，法之悲哀！历史总对我开着辛辣的玩笑，我这个一直逃避政治的艺术家如今却成了真正的政治犯。
向宏的信，虽然激烈，但还是让我看了，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绪令我感动。她说：
“仔细回想这一年来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斗争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虽然这代价太高，但对于将来是值得的。人对命运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主动 地挑战，二是被动地忍受。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你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选择。虽然如今我们远隔千里，但我们的心不是永远一致吗？不是时刻相通吗？你并不是孤立 的，在京城，甚至在世界上，你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多少人如行尸走肉般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们自以为活得舒适，但却是真正的悲哀，而你不是！本来 绝对的好人或坏人都是不存在的，而有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要把你说成一个绝对的坏人，这比宣传你是好人更让人关注你，也许这是那些人始料未及的。所以你根本不 必在乎他们泼在你身上的脏水……这样想来，这一时的打击和诬谄，实在不能把你的名誉怎么样。
既然你是一个艺术家，既然你早就认定一切困难是造就艺术家的基石，既然你自愿抛弃舒适、温暖的环境而企望通过再尝痛苦去升华你的艺术……应该说，你 自愿走一条铺满荆棘而溅血的路，因为这条路通向真理。那么，在这条路上所受的所有的苦，都应该引为乐事。扔掉你背上的十字架，你扛起的该是昭示正义和真理 的大旗。希望不是靠别人的赐与，而是靠斗争获得，这种斗争首先是战胜自我的斗争，是靠自己身上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别人。我如今唯一希望的就是，当我们重新相 聚的那一天，我看到的还是原来的你，是真正的大写的人。”
第二封信是6月14日写的，信中说到：
“王灿父医生（指中央某首长）的无奈，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自然当权者想到的更多的是权力而不是真理，牺牲个人以顾全政体，是必然的，所以企望自由 的赐与是不切实际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得抛弃幻想，脚踏实地地一天天熬下去。中国人善于制造冤假错案，而平反又需要时间，一晃二十多年的右派已是实 例。”
而今我所在的双河农场，就有许多强劳人员是被注销了户口而长期囚禁的人。正因为如此，有可能我得在此寿终正寝了。
接着，向宏又在信中列举了晚清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她说：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可以向南方一走了事，逃过清廷的追捕。但他以为革命就要有牺牲，牺牲才会昭示世人的觉醒，所以留在北京等人来抓他，然后从 容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谱写了一代英雄的篇章。何等壮烈，何等可歌可泣！这是他首先战胜了自己，然后才战胜了敌人，征服了世界。”
看到向宏鼓励的话，我不知自己能否算做悲剧中的人物。当时我确已觉察到自己危险的处境，那时王家骐（我的诉讼代理人）从监禁他的牢狱逃出来。他的处 境使他明白地告诉我，他已不可能再代理我的行政诉讼，并指出我危险的处境和可行的三种结局。他对我说：一是撤诉。和公安局私了，可给十至十五万元赔偿；二 是跟着去南方。当然我明白是逃亡国外的路；三是留下继续抗争。但结局是难以想象的。我没有选择第一、第二方案，毅然留下，等待残酷的命运。并非我轻信了法 律，我宁愿以身试“法”是因为我把起诉北京公安局的诉讼当作民告官的行为艺术，去检验中国法律的壮严或虚假，以强加在我身上的迫害昭示天下。因此，我毅然 留下等待命运的抉择。我们在腥风血雨的黄昏握别的，他上了南去的列车，从此家骐流亡海外，鸿儿接见时告知王家骐已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客座学者。我被逮捕 后，他给向宏打电话，说我的事不是申诉而是起诉北京公安局的再次迫害。他怎能知道，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也包括所有的权利。
第三封信是6月15日凌晨写的，信中摘录了袁红冰写的《荒原风》中的许多篇章与我共享：（袁是北大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因发起支持我起诉的签名，早我一月被秘密逮捕，至今下落不明。）
“庸人以种种渺小的欢欣构造平庸的喜剧，而英雄则以伟大的悲剧为生命的目标。那悲剧的魅力在于清新的血腥气，噢，那血腥气多像寂静的白桦林中的气息。”
“也许，在生命的普遍堕落中，理想只能淡化为梦幻，就像冻结在夜空中的闪电。然而，即使是梦幻，那也是强者之梦。强者的梦幻永远比懦弱者构成的现实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美感。”
“无论命运的遭遇如何，这梦境强悍、锐利的轮廓都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清晰。如果阴郁的命运能以对生命的辉煌的理解，像冲出云层的荒原之鹰一样，冲出阴郁的极限，而在历史的苍穹中燃起深红的光荣的命运之火，那英雄的梦幻就将成为一个壮丽奇迹的强悍的灵魂。”
“把生命献给了理想，那就迎接尘世中的种种苦难吧！在艰苦的磨难中，生命的形象可以憔悴如枯木，而精神却一定丰盈如满月──那正是人类走向崇高的希望。”
“如果人生是梦，与其做一个庸人之梦，不如做一个悲壮的英雄的梦。”
“在同必然性的决战中使生命变得秀美，在同宿命阴影的搏斗中使精神获得自由-─-那正是生命的意义。”
“他绝不使痛苦化为长叹，因为他是高傲的男儿；他要使深沉的悲怆，化作鲜血迸溅的欢笑，因为痛苦是他为追求生命的自由而选定的命运。”
“啊，就让心中充满了泪水，而眼睛里闪耀起太阳的光辉！即使泪水在心中凝结成千载寒冰，也决不会流淌，因为男儿的泪一滴千金；即使孤独的痛苦就是他生命的主调，红日也要永远在灵魂中燃烧，因为男儿的心可以比深黑的岩石更坚硬。”
“自由的心灵是美的本质，生命美是美的主体，而自然美则是晶莹洁白的精神之光将自由的心灵变幻无羁的情调，投映在自然原始形象之中的绚烂多姿的梦幻。”
“艺术美的意义在于表现美的主体-─-生命美。古典的雕刻和绘画通过对生命形式的描绘来表现在与命运抗争中，自由心灵的种种情态。而现代派艺术则越 过有限和无限的界限，直接以抽象的象征和隐喻赋予无形的心灵以现实的意义。自然主义的艺术只体现能激起自由想象的客体的原始美，而浪漫主义则要使那客体的 原始美中摇荡起理想的波影……”
“如果为了追求火红的朝阳必须首先在寒露弥漫的夜色中行进，勇敢的灵魂就将毫不迟疑地跨入黑暗。紧搂着悲怆的美，踏上苦难的命运旅途，而心中却激荡 着疯狂的喜悦-─-勇敢的灵魂为他能以对苦难命运的选择，来证明他对美的追求的真诚，证明美那比生存更动人的魅力而欣喜若狂。”
“流淌着鲜血的美，才是美的最深沉的色彩，因为它饱含着最真诚的情感，它是美的魅力那殷红如血的极致。”
“噢，勇敢的生命，你决不要放弃真诚的情感，就是为了在心中保留真情，必须经受重重的苦难，也在所不顾。因为，没有自由的意志，美就失去了希望，而真诚的情感泯灭了，自由的意志就失去了美丽的内涵。”
“痛苦的命运是宿命给勇敢的生命作出的血腥的结论。那阴沉沉的结论之中囚禁的，是自由的渴望。然而，在干旱的荒漠中，一定会生长出顽强的生命，英雄就是痛苦的命运之风在刚强的意志上蚀刻出粗犷豪迈的生命。”
着这些文字，我似乎回到了和袁红冰、向宏交流的时刻，使我的内心充满着激情……
最后，向宏又写道：
“只要精神自由奔放，心灵繁花似锦，个性勇敢坚强，生命的火焰就将永不熄灭。人生征途上高视阔步的英雄，将以悲惨的命运赢得千古风流！”
1994年7月1日
下午清监，我又是重点，所有的东西被翻了个里朝外，这是班长史林打小报告的结果。只是我早已有所准备。他们并未翻出什么來；但人心叵测，我不得不防。
清监结束后让我去领邮包，邮包在办公室打开后，由于中队长和另一个队长仔细检查每一件东西，他们把食品的塑料袋拆开，纸合启封，通过两道关口检查最 后才交到我的手中。我回到班里，看到邮寄的物品中，有一双粉红色的胶皮手套，在手套的指尖中，我摸到一个极小的条子，只有半公分宽，密密麻麻写着些文字， 是向宏的笔迹，最后一句敦促我“每日笑对朝阳”。她怕我承受不了命运的摧残，仍时时不忘开导我。
每日笑对朝阳，用朝霞的绚烂色彩编织着一个个幻想，的确让人神往。然一旦幻想破灭，我仍是孤寂一人被囚禁在水泥房和铁栅栏之间，仅只能望月兴叹，把生命消耗在永恒的梦幻之中。有谁能看见在万籁俱寂的黑暗里，在钢窗铁栅之后那一双幽灵般渴望的眼睛呢？
在我想念之际，春柳来信了，信中她摘录了普希金的诗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不要愤慨，阴郁的日子即将过去，相信吧，那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
她劝我在身陷逆境时，不要悲观失望，并列举了司马迁宫刑而作《史记》，屈原放逐而赋《离骚》，要我振作精神，坚强生活。信中写道：
“家中一切无须你担忧，你且静下心来好好调整自己的思绪，客观地分析问题。有道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为了你的艺术，为了儿女，你先得考虑生 存的权利问题。作为你的妻子，从感情上说，我早该继当年千里寻夫之后而今万里探监。但目前公司处境艰难，使我难以抽身。我若能保住公司，使你和儿女有个依 靠，就算尽了我的一份心，日后对你也有个交待。如果我一时去不了，你休要埋怨，待我有机会定来抚慰你孤寂的心。”
妻子如此坚强、明理。想当年，为了追求艺术，我辞妻别子，接踵而至是长子被害、我被拘捕入狱，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和将要倒闭的公司让孤苦伶仃的她去承担，我这作丈夫的真愧对她呀！
1994年7月3日
又收到向宏18日的信。信中告诉我：我们大家都像你想我们一样想念着你，只是希望你不要总沉浸在这种情绪之中，应立足现在，放眼将来！并说昨日在信 中谈到政治犯的字眼，让我别计较，他们现在把我说得越坏越有利。她还提到遇罗克、张志新，他们都是因为一句话在屠刀下成为新鬼的。悲乎！
北京市劳改局王局长视察双河，他的光临使劳教所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今天上午，我看着一流烟而来的轿车和警车开进了中队，大大小小的官员拥着这位京官 上了楼梯，然后在会议室听他的训导。想起被查扣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发不出去的“起诉状”，我决定闯入会议室去递状纸。走到会议室门口，喊了声“报告” 就推门而入，我把状纸直接向王局长呈递。这时于中队长和李指导员同时跑了过来。于中队长狠踢我一脚，并一把夺走我的“起诉状”，李指导员抓住我的胳膊将我 推出门外，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两个中队领导不由分说拖我去了办公室，于中从他的抽屉拿出了二付手铐和二支电警棍，对我咆哮道：“破坏改造场所秩 序，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赶紧声明说：“于中队长，我告的不是你们，这是状告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状，我总有权利自己为自己申冤吧？我抗议对我的劳动教养， 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对我的报复陷害；我是原告，我的行政诉讼未开庭，被告公安局竟抓捕了原告，竟然将我投入大狱……难道连这最后的起诉权利也被你们剥夺？” 于中队长拿起手铐在桌面上拍了一声，厉声喊道：“这是监狱，有监规所纪，有你这么乱窜告状的吗？”“‘水满不过桥’什么事都得一级一级向上反映，你直接向 北京市劳改局告状，把总场、分场、中队不放在眼里，这是无法无天！”我说：“起诉是我的权利，你们查扣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是限制我的起诉。”“你告 公安局都告到这里来了，你还不吸取教训，共产党的政权，靠的是我们这些头戴国徽的公安警察去维护的，你告得倒吗？”于中队长说完这句话，又拍了下手铐，拿 着那根电警棍，按了下开关，只见电警棍立即吱吱直响，啪啪地窜出一道道火星来。
一直未开口的李指导员说话了，他黑着脸，用手指反敲着玻璃台面，他说：“严正学，到了这里你就是个劳教人员。过去你是人大代表，是美术家协会主席， 是画家村村长，这是你过去的荣誉。自进了这个大铁门，你就和你的过去告一段落。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劳动教养人员，懂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区别对待你。你 女儿来探视，带来了许多资料，几十家报纸支持过你状告公安局，但结果怎么样？你坐牢，他们就不响了，吃苦的是你。到了这里你得清醒，要实际对待一切，我们 安排你管筒道，没有让你下大班种田，是照顾你。你应该知足，思考怎样平和地走完这两年，你再折腾，不是自己害自己吗？”
“要折腾两年后出去再折腾，在这里，最牛×的也得老老实实待着”于中队长插这么一句话，又把电警棍弄得吱吱直响，接着又说：“你牛×得过电警棍吗？是龙也得伏着，是虎也得卧着，我们没有对付不了的人，电警棍它可不吃素。”
1994年7月4日
早上被苍蝇吵醒，嗡嗡的一大堆，围着我的脸飞来爬去，它们的昼夜成群袭击，真让人招架不住。前几日清监搜走了我的行政起诉状，还清走我的一些信和文字资料。这些文字都是零星记下的思想片断，其中有两页写着：
“作一个勇于将人生体验与自己的艺术哲学和思辩相结合的艺术家，勇于从自己的心灵去开拓、寻找艺术的真谛，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仅搬弄形式而拒绝沟通的艺术是令人生厌的。”
“在孤独和冷漠之中，我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在轰鸣。有谁把自己置于古老的祭坛之上，去体验五千年皇权在死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对这种统辖在特权之中的法 制，不知该哀悼还是咀咒？然而，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正在冲击古老的中国赖以存在的专制与特权，我的‘行为艺术’已超过这种特权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我才遭 受这永恒的禁锢。”
“社会包孕着虚假的法律、虚假的民主和虚假的生存权，在摇摇欲坠的虚假繁荣的喧闹声中，我的‘行为艺术’却敲响了沉重的晚钟。让貌似庄严实则虚伪的法律所掩盖的内在的堕落和无可救药的野蛮暴露在光天之下。”
“荒谬的是国人相信了庄严的法律，并寻求司法的救济，幻想以此来伸张正义，殊不知制订法律和执法的人并不看重法的庄严，只是以法为障眼物，堂而皇之践踏之。”
今天李指导员一言未发地还给我这些零碎的文字，不知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字的。
1994年7月7日
昨晚幽梦还乡，在天都玉女峰上畅游，那似雾似雨的云团带来丝丝凉意，点点露水洒在我的脸上，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揉着朦胧的睡眼，惊起几只吮血的蚊子嗡嗡飞走。此刻，囚室的灯发出耀眼的光亮，筒道里的三道铁门在水银灯下寒光逼人。我突然又想起《毕加索传》中 阿波利奈尔的命运，他终于没能走出这望不到尽头的筒道，也许，没有人能拯救他的命运。事实是阿波利奈尔在下达释放令的前一天死于肺炎。此刻，我似乎看见阿 波利奈尔那绝望的眼中，正流淌着潮一样的泪水，交织着水和火的光影；眼球上的高光所放射出的希望即将黯淡，啊，这是他弥留之际的眼神。我翻身跃起，立即用 铅笔在信封上构画下这绝望的眼睛，那高光，我画得很亮，因为我不愿希望之光黯淡。我把《黑暗中睁大你黑色的眼睛》作为它的标题……铁窗外，残星点点，已不 知这是多少次的憧憬，迎来又一个朝阳。
昨天收到宏、鸿的信，还有一封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们写的，画友们寄来殷切的希望，言词切切，真使我感动。鸿和宏还告诉我，去画家村时碰见去年在青龙桥 游泳时被我救起的唐山画家杨绍斌，一见面便眼泪哗哗，说一定要来黑龙江找我，陪我在这里劳动。他们一个个充满了感慨，宏说自己好不容易才劝阻了他们。徐良 已把画和信带给了向宏和鸿儿，现在她们把重要的内容用密写的方法处理。
我们把书信后的密写称为“背书”。在这封信的背书里，宏谈了我的真实处境和当前的时局，我才知道：我的逮捕、劳教是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 令，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苏仲祥批捕，并被列为94年第一大案。还有一批人因我的案子遭逮捕。除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袁红冰、王家骐（后出逃）以及周国强、王慧 外，还有许多人也都同时逮捕，投入监狱。
今天，我构画“地火”系列的草稿。我想以钢窗、铁栅、残桓断壁在人类灵魂的地震中倒塌和断裂龙柱，来表达社会大灵魂的毁灭。被燃烧的土地熏黑的太阳，在代表法西斯蒂“ ”的巨大图形中堕落，这就是“地火”系列的内涵。同时我还在构思另一张题为《甲申350年祭》的画稿。
缺医少药，连排泄都受到限制的生存状态，使强劳者一批又一批倒下。晚上的禁锢是一级的，绝对不让出去，到早晨筒道里便是一片恶臭。我几次要求改变这 种恶劣的状况，但收效甚微，后来我就自己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既然你们让我管生活区的门，我就不在此设卡。我把原来列队报数、集体如厕15分钟的规定，改 为如厕前在门口黑板上自己签个姓，回来后自己擦去的方式统计人数的出入。这样无非是我这里多了些麻烦，但对那些急于排泄的人总算是开了方便之门。尚不知破 坏这条监规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为我担忧的朝鲜族吴队长就两次好心规劝我，他说：“让强劳人员零星去厕所，万一跑了人，你会受加期处罚的。”吴队长操我的 心，我又操这帮强劳者的心。无论如何，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同类，捂着肚子乞求，憋不住又拉一裤子粪便；好在这帮流氓也没有一个起歹心的，要逃跑也不能选在 我给他们提供方便之时。我不再考虑事情的后果，下决心要改变共同生存的环境，不能让这个被称为“圈”的地方，成为人畜无异的场所！
人只有面临死亡的威胁，才能醒悟到生存的意义，即使将受到严惩，也不能坐以待毙。
1994年7月9日
尹萌又躺倒了，横卧在厕所边上，又吐又拉，奄奄一息，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它们舔他的排泄物、呕吐物，又成堆地爬在他的脸上、嘴上吸吮……我喊 了两个强劳人员拖他回中队。没有医生，队长只自顾筑着方城，今天又是小礼拜，一切只能忍着，听天由命。人走到这一步，已不需要再用“可怜”的字眼了……
1994年7月10日
赵成几天闷声不响，问其缘由，方知他家里来了电报，母亲亡故，但黄教不准他回去奔丧。赵成说：“不到一个月我就解除了，要给黄教送钱才能让我去奔 丧，我哪里有钱！”。晚上我在筒道值班，于中队长见我在看书，冲我嚷嚷道：“是不是值班值腻了，告诉你，值班不能看书！”我瞅了他一眼，没有放下书。一天 从早6时到晚9时。将我永远固定在这把椅子上，而我的一举一动，却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我知道，他们怕我写什么，特别是史林汇报后，我便受到一级的监控。但我又不能不记下我对生活的感受。我知道我这样偷偷记日记很危险，为此我在值班室 东南窗台上放了两块玻璃，玻璃后涂上黑颜料，通过玻璃片的反射，我隐约能看到监视者的行踪。这样我才偷偷记了近二十页的日记。在这种时时会遭杀身之祸的恐 怖中，在时时有被抄走而罪加一等的状态下记述的文字，尽管断断续续、零乱不堪，尽管其中还有太多的语法修辞毛病和错别字，但毕竟是我心路历程的反映。
因为我的“政治犯”身份，所以没有一个警察敢切我的东西。但也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那个训斥我的于中队长。从中队安排我值班的第一天起，他就好像有 恩于我，对我说：“我能让你值班，也能不让你值班。我能让你上，也能让你下。”说完就把我的日本进口的电动三洋刮脸刀拿走了，说是不能私藏刀具。
据说于中队长在总场有后台，于中队长自称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是精于权钱交易的“灵魂工程师”。强劳人员告诉我，黄教是豺，他宰你一刀，让你出大 血，他卡你，让你暗中用钱求他。所以，保外就医、减期、劳积（即劳教积极分子）都捏在黄教手中。于中队长是狼，他只有另散的小权，只能拿伙房、水房、管筒 道、打扫卫生等轻杂工去索取利益。于中队长没有黄教阴狠，他是公开的索取。只要你一个月不上贡，他就会让你一个月也呆不下去。所以“能让你上，也能让你 下”成了他的口头禅。其实我并不在乎他对我怎么样，值不了班就下大田，深一脚浅一脚地同样过一天，一切都无所谓。
向宏来信的“背书”中又说，我的事再次证实是北京市政府定的94一号“通天大案”，她说人民日报一个总编告诉她此案还有江泽民的批字，是陈希同下的 逮捕令。从古至今，在统治者眼里，敢和国家机器抗争的人就没有好下场，何况我所坚持的民告官行为艺术真正触动了他们的特权，如果容忍了我，就损害了他们那 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让我先回团河农场等等，都是无稽之谈。向宏说：这是警方内部传出的消息 。这是公安怕家属抗议所用的两手；硬的一手是整天跟踪你，使你无法和舆论沟通；软的一手则是哄着你，故意放出只关押半年的希望，让你忍着，而不去抗争。给 我扣个偷自行车的罪名，显然是他们的一个失误。当时他们若第一方案失败，第二方案就是找个“鸡”，给你编个桃色案件，或套上个“强奸”的罪名，就更能欺骗 誉论，而置你于死地。所以向宏说：“别后悔自己中了这个圈套，其实，在你实施民告官“行为艺术”开始，就有一个军团在绞尽心机对付你，其所以要陷害你，是 因为心虚害怕你。”
不管如何，如今我必须勇敢地接受挑战。我庆幸自己在被逮捕前那段时间所做出的姿态，表明我并没有妥协和气馁。4月12日《浙江日报》的文章也证实了 这一点。而他们对我的报复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早就整好材料，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正如向宏所说：抓你表示了他们的一种姿态，是杀鸡给猴看……
正写完这一句，于中队长突然推门而入，迅速拿起这页日记，厉声问我在写什么东西。真是冤家路窄，偏偏这一篇的许多段落写了他和黄教的为人，现在竟落 到他的手里。好在我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挤着看起来很费力，他要拿走，怎么办？我预感到他强行收缴的后果，下意识地挡住他的去路，可又不能从他手里夺回 来，我急中生智，拿起热水瓶给他倒水，并故意失手落地。“嘭”的一声，溅了他一裤子玻璃碎片和热水。在一片水雾中他火冒三丈，暴跳起来。他把写着日记的这 张纸往桌上一拍，并重重地打下一掌，厉声喝道：“怎么搞的？”在他低头看裤子的时候，我顺手拿起稿纸，揉成一团，并用另一只手摸出另一张写了字的纸，迅速 对换后，将原来那张纸塞入鞋底。紧接着，我用这张替换的稿纸，浸入水中，揩着他裤腿上的小玻璃片。由于用力过猛，我的手被玻璃碎片扎出了口子，殷红的血一 滴滴渗透在纸团上……少倾，于中队长似乎记起了什么，问我稿子的去向。我拿起这团废纸，小心翼翼地把它平铺在桌上，此刻，它已面目全非，能够辨认出的一个 个字迹，都表明我写的是艺术论文。于中队长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忍住气走出值班室。我终于吐出了一口气，庆幸自己从“在劫难逃”的厄运中解脱出来……
夜色从四面八方袭来，终于凝固成一片黝黑。我打了个寒颤，坠入这盼不到黎明的黑暗之中。离群索居，幽禁异乡，远离亲朋和真实的生活，一种莫名的悲愤 和孤独又在我心中升起。我想呼叫，我想呐喊，我用椅子撞击着值班室的四壁，……想起如今陷入囚室，在权力和暴力、瘟疫和灾难的非人折磨中生活，像个木乃伊 似地处于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中，什么也没法干，什么也干不成，仅留下思想掀起的波澜，时时冲击着心灵。我珍惜生活，渴望生活，而生活却把我抛入与世隔绝的深 渊。此刻，我从布鞋的夹层里拿出那篇日记，用尼龙纸包扎塞入窗台下的砖缝中，这样才有了些安全感。我终于相信，孤独能使人更深刻地观察生活、思考人生，孤 独迫使你只能和自己的灵魂对话。梵高被称为人世间最孤独的人，尽管他为那个时代所不容，但他却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因此，他赢得了人类永恒的爱。如今， 我虽被严密地监视着，被剥夺了绘画和书写的权利，但我的精神是自由的，我的思想无法被专政，无法受钳制。强权禁锢的仅是我的肉体，而无法禁锢我灵魂的骚 动。
夜仍是那么漫长，那么黑暗，想起了我的亲朋，我貌似孤独又并不孤独。我们相互沟通着心灵，共同体验着命运的苦难，并在这极端的痛苦中领悟着生命的意 义和悲剧的崇高精神。我想着我的作品的主题，想着如何去表现这种崇高精神。在冥思苦想之中，我似乎看到希望的曙光在天的尽头微微闪烁。
1994年7月12日
“昨晚中队的公猪‘大牛’也得痢疾死了，今天我们可有肉吃了。”这是早上一个强劳人员宣布的。我琢磨着这么多人得了痢疾，现在谁又有胃口吃这病死的猪肉呢？
中午之前，死猪被剥皮切块，拿回食堂蒸了两大盆肉；晚上的菜，因多了点儿油汤，味道好极了，馋得一帮人急不可耐。我本是铁下决心不吃死猪肉的，却被勤杂班的伙房班长吴成龙唤去，到盆中捡肉吃。似乎盛情难却，也许入乡随俗，挡不住诱惑的我终于开怀大吃。
老吴说：“平时，杀了猪是轮不到我们吃的，每次都让政府干部瓜分了。”
张三顾左右低声而言：“李燕利曾说：‘在这里杀条牛也吃不到油腥，杀头大象才会给点下水吃。’为这句牢骚，他被罚站了半天的筒道，还挨了电。”
已三个多月未吃上肉了，我大口吃肉，狼吞虎咽，吃完后抹着嘴巴时又深感懊悔，尚不知此死猪所染的急病是否会传染给人，这本该挖坑深埋的死猪却被我们 吃得津津有味。想起亲朋们的期望，我又后悔不已，我后悔自己怎么如此轻贱、贪婪？如今瘟疫肆虐，得病的已超过六成多，在这与蚊蝇为伍的场所；在这到处是病 员和排泄的秽物的地方，在这种重复交叉感染至今未能控制的监獄里；我竟然吃下这死猪的肉，实在有些后怕……是否我也不想活了，不去躲避这场瘟疫和人为的灾 难，而自愿就范提供我病死獄中的证据。
夜晚，吃肉后的内疚和后怕，唤起我对亲朋的无限思念。在这种愧对亲人们的复杂情绪中我沉入梦乡。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做出最生机勃勃的梦。这或许是对现实的一种补偿……

谁是造谣者？－广州市越秀公安分局治安队滥用职权滥用警权该当何罪？
中新网广州8月30日电(奚婉婷 龚璇)广州警方30日通报了3起利用网络散布谣言案例，其中广州一男子在新浪微博上造谣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
据警方介绍，8月27日0时27分，新浪微博有网民发布信息称“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 致当 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该信息引起众多网民的转发及评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广州越秀警方通过网络巡查发现该不实信息后，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于29日21时许在越秀区文化里某居民楼将信息发布3人张某(男，广州人，46岁)抓获。经审查，张某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目前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7日。
朋友们看到我转这条“新闻”，自然不难猜到，这个广州的“张某”就是我，拈花时评。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造谣的到底是谁。
”广州越秀警方“称张某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意思很清楚，这条微博帖子是我拈花原创，目的在”散布谣言“。果真如此吗？幸好我有 一个为网友称赞的习惯，如果是我转的帖子，只要字数足够容纳，我一定会将帖子的原创者或者被我转贴者名号注明。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尊重原创，避免侵犯作者的 知识产权。大多数的原创作者都很注重这一点，毕竟作者是花费了心血的，微博虽短仍是一种创作。
有的时候帖子转来转去的，原创者早已成了佚名，但我至少会将被我转贴人注明在帖子里面，毕竟转贴者也是花了心血的。这条帖子便是如此，在警察给我签名的打印件上，清清楚楚地注明了这是一条转贴。这一点我也向警察作了说明，他们是绝对心知肚明的。
但是为什么越秀区警方要发布新闻说：经审查，张某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这样说有没有目的，目的是什么？我当然不好妄加推测。不过 联想到大约两周前也是这个”越秀区警方“的三名警员造访寒舍，要求我删除两条微博帖子没有得到满足的事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端倪了。
经我这两天搜索查证，这条帖子的内容早在零七年就出现在网络，与我拈花何干？我为什么要“承认虚构信息，撒布谣言”？
这是我在北京青年报搜到的信息：
2OO7年7月18日，有网友在百度贴吧里发布名为《被吹得夭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文章，不少网友跟帖回复试图进—步了解鲜为人知的“故事”。
2O11年12月14日，百度贴吧里—篇名为《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帖子里作者写道:“1985年我曾随—个‘上山下乡’工作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县管头乡做过半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工作，有幸聆听了—位老先生对五壮士故事的另—种描述。”
“这 5人只不过是几个共产党的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由于几个人手上有枪，村民们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后来有人想出了个办法，偷偷地把 他们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来围剿他们。”传言中对于细节的描述十分生动，也让不少网友对五壮士的英雄形象感到怀疑，在未核实清楚的情况下，他 们也成了这则传言的二次传播者。“听说5个人中有3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悬崖。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 手上逃了出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3-09/01/content_6168.htm?div=-1
我为什么要承认虚构事实散布谣言？我比越秀区警方更傻吗？公开向各大新闻单位散布谣言？居然还没有做好功课，没想到这是一条六年前的“谣言”！更为 可笑的是，给我的罪名居然是“扰乱公共秩序”，我转发了一条帖子，居然能扰乱了公共秩序？我有那么大神通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还把我的手提电脑 给没收了，真是没地方讲理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次对我执法的居然是越秀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什么时候治安大队管到网络上来了？？治安大队对网络有执法权吗？如果有的话以后会不会 扫黄的、禁毒的、甚至行政科什么的高兴就能管到网络上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成立网络分局？不如都给治安大队管好了，看谁不顺眼就给他安个扰乱秩序的罪 名抓起来，天下太平！再把“作案工具”给没收了，还能赚一笔。
我自问玩网多年，从来没有编造过一个自的谎言，这也是我能得到不少网友错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人是喜欢读谎言的，要得到网友们的喜欢，至少必须 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那么言论自由有边界线吗？如何划分言论自由与犯罪的区别？以警察的水平能做到正确区分吗？我个人认为法院、法官更加适合担任这样一个 角色。假如我受到了公正的审判，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而无怨无悔！
这次的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就此结束。我希望我的遭遇能拿到法庭上接受审判，所以我希望就此事提起行政复议乃至诉讼。但是多年来对我施加的经济封锁使 我失去了经济能力。有律师愿意免费同我一起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我希望有，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希望这个国家不再有文字狱，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另外，当天我被越秀区治安队关在一件审讯室内，在一把用不锈钢焊成的椅子上整整坐了将近二十四小时。如同我当天承诺的那样，我希望问候各位经办人员的高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