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
焦国标
施拉姆是传播学之父，这是学界公认的，没有争议。可是现在我若问你“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你知道吗？你可能说：“就根本没有这个学科，哪来的
之父？”我说“你错了。对外传播学之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拜读的这本书的作者，鄙人焦国标先生”。“你在说胡话吧？”“呵呵说胡话的是阁下，不是
在下。如果根本就有这个学科，还能轮到我来之父吗？”究竟是不是在下说胡话，您看完了这本《对外传播学》再下结论不迟（作者按：此文是《对外传播学》一书
的引言）。
话说2001年8月下旬，新学期即将开学。开学前一周左右，我受命接手2000级国际文化传播交流专业二学位班的对外传播学课程。当是时也，我
尚未正式调入北京大学。工作关系未到，人已接手上课，这对工作调动有利，可以彰显调入此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我对这门课程所知实在寥
寥，或者说此乃平生第一次正面遭遇对外传播学这个词，似乎也幷不算谦虚或夸张。对外传播学啊，你是一位丈二的和尚，我一时摸不着您老的头脑。常言说：“欲
给学生一瓢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如今反是，自己一瓢水没有，反要给学生一桶水，岂不将寡人难煞。
那位看官说了：“让你接手对外传播学岂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有点儿，但不全是。准确说这叫做“瘸子里挑将军”，或者叫做“世无英雄，遂让竪子顶
上”。你可能不相信，中国十三亿人口，难道就找不到一个与对外传播学正面遭遇两次以上（包括两次）的人吗？这取决於怎样理解对外传播学这个概念。如果说对
外传播学就是对外宣传技巧或对外宣传纪律，那么遭遇两次以上包括两次的人肯定是有的，因为中国从上到下有一个庞大的对外宣传队伍，人数大约以十万计。这些
人岂止遭遇两次，而是每日都浸淫在对外宣传工作之中。可是如果说对外传播学是指一门真正的科学或学科，那么的确十三亿中国人里头与对外传播学遭遇两次以上
的人尚未出现。不止如此，实际上是遭遇一次的也没有，包括当时的笔者本人；不仅是十三亿中国人里，而且是六十亿地球人里。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
是，当时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对外传播学。
严格的、具有学科意义上的对外传播学，自本书始。此前已有的有关对外传播的着述，实际上都是关於对外宣传学的，而且是有关当代中国政府对外宣传
学的。为什么要作此限定？因为泛言之，鉴真和尚东渡，基督教传教士东来，美国之音乃至全球一百好几十个国家的对外广播，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宣传行为，因而也
都应该归入对外出宣传学的讨论范围。然而现有的对外宣传类着述幷未关注这么宽泛，而都是在当代中国官方对外宣传的框架下做文章。所以严格说来，它们甚至不
能叫做对外宣传学，而应该叫做中国对外宣传学，或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官方对外宣传学。
回头还谈接手对外传播学课程的话题。在我以前，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多属於临时外聘人员，聘请资格是从事对外宣传有年，幷且有成者。所谓有年，即临
近退休或已退休赋闲在家；所谓有成，是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做到司局级的样子。也许只有年齿足够老，职位足够高，才与北大的三尺教坛相般配，才可能缓解北大学
生对课程的挑剔。
事实上这就进入了一个致命的逻辑死角。足够老，足够高，老马识途，本来不差，可是他们大半辈子所从事或领导的对外宣传工作，用後面还要提及的中
国人民的英国朋友格林先生的话说，是“失败的”对外宣传。而今由他们现身说法，教书育人，难免老马只识旧途，所得不过是自我克隆、磨道往复，“回雁兼程溯
旧踪”罢了。有一位自称是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授对外传播（实际是对外宣传）的先生，其出版的着作（由讲稿而成）中所徵引的东西，很少是学术性的材料，几乎全
部是一些高级新闻官员在不同场合的训话。高级新闻官训话中的科学成分少而又少，我痛心疾首地想：他讲授的场合越多，被他误掉的人也越多。
最近全国各地都在举行记者资格考试。考前必须被辅导，於是有的辅导班变成经济上的要挟和收刮，辅导费十分高昂。这些就不多说了。要说的是那些被
聘来辅导班上课的人士，有新闻学院教授，有新闻一綫的总编社长，也有各级宣传部长。有一次某省党报社长给记者们上课，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千万别拿自己的
记者职业当回事。什么无冕之王？简直是见鬼。”某省委宣传部部长在课堂上教训道：“你说你们是无冕之王？哈哈，看看你们的记者证是谁发给你的。能给你发就
能给你收，而且可以永远不再发给你。在中国，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当好记者，这句话就叫认清形势，政治第一。”这哪里是上新闻辅导课，这简直是对人类千辛
万苦挣得的新闻文明的公然挑衅，是对人类新闻理想的肆意践踏，是野蛮向文明炫耀武力，而且把手中的武器摇得哐啷啷山响。西方有所谓“灌狼奶”之说，这种辅
导班就是不折不扣的“灌狼奶”。
以往受聘讲授对外传播学的人士是否与上述新闻官一样向北大学生灌输同样的“新闻理念”，我不得而知。
通过研究现有的对外宣传的着述，我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就像颠倒黑白一样，这些着述常常颠倒经验教训，把失败的教训当成成功的经验去数说。
第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对外宣传的现状和做法寻找合理性是其主要用力点，证实和肯定有余，反思和批评不足，流於自说自话、自证自明、自吹自擂。第三，
事件罗列有余，理论升华不足，升华的东西多半又系颠倒经验教训之类。第四，讲宣传纪律大於讲宣传科学，动辄引用高级新闻官员的讲话，官越大，仿佛其讲话越
具有不证自明性。第五，立场第一，主题先行，国家形象第一，客观真实第二（实际工作的结果是名曰国家利益优先，实乃误国不浅）。第六，眼界褊狭，知识面
窄，只讲术，不讲学，仅仅盯着有限的几个政府外宣机构的行为做判断、下结论、找规律，因而所做结论、所见规律，十九不准，甚至是谬误。有道是坎井之蛙教不
出东海之鳖，食肉兽教不出素食者，蟪蛄的学生不可能通过乃师欣赏春花秋月。欲培养具有科学品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欲提高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科学性，结束
外聘从事对外宣传有年幷且有成者任教对外传播学课程的历史，实在是至关紧要。
领命之後的一周时间内，我全身心地浸泡在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翻遍了所能找到的堪称是对外传播学或与对外传播学沾亲带故的着作和论文，
终於在新学期第一次课的前一天拉出一个授课大纲。顺便说，第二次课是9月12日，美国9?11的次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一早的课堂上，绝大部分同学还处
在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之中，只有一两个同学对这种恐怖行为表示愤慨。就这两天，改变了我一向思考的兴奋点和写作轨迹，至到今天。
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不了解对外传播学，倒觉得左不过是一门课，此前幷不是没有登过讲台，怕它怎的？待把所谓对外传播学的家底翻个底朝天之後，倒
止不住暗暗叫苦。世上哪有什么对外传播学？简直是子虚先生、乌有太太。号称对外传播学的书确有两本，一本是段连城先生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年出
版，一本是沈苏儒先生的《对外传播学概要》，1999年出版。要问二老的大作里有多少堪称“学”的质素，看看书名的英译就知道了。前者译作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後者译作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
THEORETLCAL
STUDY，硬译成汉语就是“中国的国际传播——一个理论的研究”。所谓“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所谓“中国的国际传播”，实际上谈论的是当代中国官方对
外宣传的技巧和纪律，离系统、严谨的学科相距甚远。[注1]
“宣传”在中国是一个很光荣、很朗朗上口的词，宣传部是很显赫的部，宣传战綫是很光荣的战綫。可是西方则不然，从中世纪以来，“宣传”一直是一
个可耻的、令人讨厌的贬义词，英文是propaganda。此词在《韦氏第三版国际大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里有如下主要义项：为了散布某一教义或理论体系而组织起来的群体或运动（此词起源於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在1622年为主持天主教传
教活动而创建的一个组织）；散布思想、信息或谣言，目的在於帮助或者损害某一机构或某项事业或某个个人；通过任何传播媒体，有意识地努力散布教条、思想、
论点、事实或妄说，用以推进散布者的事业或者损害对立一方的事业。
1986年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宣传是一种借助於符号以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有系统的活动。为了达到目的，宣传家都以
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列举事实、陈述道理、施加影响。为了求得最大宣传效果，宣传家可能抹杀一些事实或促使宣传对象只注意他的宣传而不理会其他的一切。
可见“宣传”在西方语境里几乎就是欺骗世人的同义语。在类似的语境里,西方会选择publicity、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promotion、public relations等词语。比如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机构叫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公共信息委员会），二战中的宣传机构叫做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国战时情报局）等。
改革开放以後，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实质是与西方接轨），官方话语开始回避“对外宣传”，代之以“对外传播”，虽然实际行动仍然是对外宣传行为。
1997年底，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发出通知，明确禁止在英译“宣传”时使用propaganda，而代以publicity。这就是这两本书虽然内容是谈论
对外宣传，而书名却用“对外传播学”的上下文。
段着的主体内容写於1986年。1986年的东西对於2001年的教学来说，在我看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折旧率相当高。原本单薄，再加高折旧
率，可资利用者几希矣。沈着虽然出版较为晚近，页码也达335页之多，真正涉及对外传播的话题只有四五十页，而其中值得当作知识积累或堪作经验传授给学生
们的，在我看来还要更少。比如“内外有别”，被着者奉为三大“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之一，而我认为这个原则根本上是贻误中国国际形象的次生祸根。对此我有
单篇文章论述，附录於本章之後，敬请读者诸君参阅。
再比如“让事实说话”，也被奉为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在我看来，也大可商榷。让事实说什么话？你只须做到客观、真实、全面、迅速就是了。客观、真
实、全面、迅速做到了，事实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你坏话那是你做得确实大可褒贬，说你好话那是你做得确属不差。做得不够，加以改正；做得够好，精益求精，
岂有强扭事实之口，让它只为你评功摆好之理？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官方宣传工作者，都应该坚持客观第一、真实为王，而不是以扭曲事实为能事。新闻记者服务
於公衆，宣传工作者效忠於政府，都必须通过客观、真实而实现。所谓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论，惟有经由客观、真实，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论。“让事实说
话”根本上讲是扭曲事实或掩盖真相的同义语。总而言之，我们只须对客观、真实、全面、迅速负责，实至而名归，根本无须事先就想着念着“让事实说话”。譬如
做人，无愧我心，毁誉由人。相反，如果只约束别人的嘴巴，不检点自己的行为，车在马前，本末倒置，人就决做不好。美其名曰“让事实说话”，本质上是政治挂
帅、主题先行。政治挂帅、主题先行幷不必然错，关键是什么政治、什么主题。让好政治挂了帅，是社会之福；让坏主题行了先，是公衆之祸。对好政治、好主题，
事实自然会说好话，无须“让事实说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时刻祭起“让事实说话”的，必是问题主题、不良政治。
其他散见的有关对外宣传的文章，情形也与此相若，其根本观点十之八九我不能认同。许多被奉为对外宣传金科玉律的所谓经验，在我看来根本就是可悲的教训、可怕的糟粕、可鄙的谬见。
作为学科名称，对外传播学是一个新名词，段着《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首次使用。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一门课程，迄今为止全国230家开办有新闻
传播专业的院系，开设此课程的仅有三两家，而且这二三家实际上都是在讲述当代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问题。说起这门课程的滥觞，还要从“文革”刚刚结束时谈
起。
1977年6月，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作家兼电影制作人、号称是“中国朋友”的费里克斯?格林，在他的第十四次访华行程中，专门在新华社对外部
作了一次谈话，中心是他对中国对外宣传的意见。他说：“坦率是作为一个中国朋友的责任。我坦率地说，你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你们的对外宣传没有说服力，
有的东西反而引起误解……打倒‘四人帮’是一个改进对外宣传的极好机会……我的建议不涉及你们国内的宣传，我希望对外宣传尝试一下，对不同的对象，写法也
应有所不同。”“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我比格林更不看好中国的对外宣传。有人戏言：庞大的中国外宣队伍，其外宣效果抵不上达赖一个几十人的流亡集团。中国农民的劳动生産率够低了，中
国对外宣传工作者的劳动生産率比中国农民的更低。他们的劳动生産不仅是“失败的”，所得简直是负数的，把国家的形象资源都折进去了。段连城说：“对一般外
国人，不宜使用‘对外宣传’一词，但这决不止是一个用词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出发点问题。为了帮助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者应该摈弃‘庸俗宣传心态’。”什
么是“庸俗宣传心态”呢？段解释道：“‘庸俗宣传心态’的常见形式是浮夸粉饰，讲成绩不留余地，对缺点轻描淡写或避而不提。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
造极的地步，目前在地方对外宣传品中仍颇常见，在中央对外宣传品中也不罕见……这仍是损害我对外传播可信性和说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不只是外宣
之过，那时的国家本身就病入膏肓，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失败国家。国家的现状是第一性的，对外宣传是第二性的，巧妇固然难为无米之炊，巧妇也断不能把霉米、烂
米做出鲜亮喷香的乾饭来。
同年8月，邓小平对格林的讲话做出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作宣传、外事的同志看
看。”格林在新华社的这次讲话，被看成是改进对外宣传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格林讲话的内容，也被看成朋友的逆耳忠言。今日看来，如果以坦率程度论朋友，
格林只是中国的半截子朋友，其讲话也只有一半算是忠言。当是时也，中国的对外宣传固然是“失败的”，难道中国的对内宣传就是成功的吗？外国人固然不是中国
人，可是难道中国人就应该享用低劣腐烂的宣传産品吗？“我的建议不涉及你们国内的宣传”，难道国内宣传就可以例外，就不该涉及吗？
格林的讲话後来成为“内外有别”原则的一个新的注脚。用沈着中的话说，就是“集中到一点，还就是‘内外有别’”。那么“内外有别”是什么意思
呢？根据上下文，意思是国内读者可以糊弄，外国读者不能糊弄；或者对外国读者，现在就应该结束对他们的糊弄，至於国内读者嘛，可以不那么急。正是基於这样
的逻辑，我才说“内外有别”原则是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次生祸根。因为你愚弄国内读者，等同於愚弄国际社会。正如萨特所说：“两个无辜的人被处死，事关全世
界。”之所以说是“次生祸根”，因为“内外有别”原则本身另有根源，兹不细论。
长期被异化的对外宣传工作所异化了的对外宣传工作者，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就好像病梅馆里的梅树，又好像已被做成车轮的木头，虽又杲
曝，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我个人对从外宣部门出来的人士的时政观点甚至人格通常保持怀疑，因为他们已经习非成是、积习难改。为扭转对外宣传领域呈现的人
才匮乏、观念落伍的被动局面，1983年，全国两家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被指定招收国际文化交流二学位班，幷开设对外宣传技巧课程。如前所
述，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对外宣传技巧就像化蛹为蝶，被披上了“对外传播”的美丽花衣。
我不能传授我自己根本就不能接受的非理性的东西，我也不能为了搪塞教责，把自己根本就不认同的东西不加辨析地传授给学生以填满课时，就像许多学
科的许多教师做的那样。无米做炊，霉米做炊，况非巧妇，炊何以成？课何以上？而今回想起来，2001年秋冬，我实际上是在对外传播学的名下，上了一个学期
的对外宣传反思或对外宣传检讨之类的课程。
这是我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後任教的第一门课。我把它叫做我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处女课。在2000级毕业前夕一次聚餐会上，我致辞道：“你
们这个班，是我到咱们北大任教的处女班，我很抱愧，我没教你们什么东西，但是我用心了，我爱你们！”我感到有几位同学在二分之一秒的时间内质疑了“处女
班”三字，那眼神儿仿佛是说：“我们班一半男生，何况即便全部都是女生，你焦老师何以见得都是处女？”二分之一秒之後，他们的眼神儿释然了，仿佛在说：
“啊，焦老师你吓我们一跳。”哈哈，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幷不就是它装了一船处女。就在这次聚会上，有两个同学喝得其醉如泥。蔡继涛同志泪流满面地在沙发里
翻滚，幷用流利的英文哭诉打小儿受的委屈。郭华龙同志（同学们反切为“瓜龙”）则哭诉道：“到如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拉过，你们这帮女同学都不爱我”云
云。有女同学当场耳语纠正给我听：“焦老师，别听瓜龙胡扯，咱班某某就很爱他，他还挑人家不漂亮。”说话间这场趣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经过一年的沉淀和思索，到了2002年9月，我对对外传播学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就像孙悟空翻出无行山之後，万里云程，游目骋怀，心眼俱惬。既
然是对外传播，中国有对外传播，美国、英国也有对外传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的是对外传播，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做的也是对外传播。因而，讲对外
传播就不能只讲或只批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也要讲他山之一切石，比如美国之音的对外传播、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传播、二战时期各国的对外传播和冷战时期的对
外传播等等。
对外传播不止此。世界各大文化圈，比如汤因比划分为的21个大文化圈，每一个文化圈起初都是从窄窄的一条河滩或小小的一片山脚冲积扇上发源发祥
发荣滋长来的。它们发迹变泰、做强做大的过程，也都是对外传播的过程。世界三大宗教，最初的信徒都是只有一个人，而今经过三千年、两千年和一千四百年的辗
转流传，各自发展成徒衆达几亿、十几亿的宗教巨无霸。这些也都应该归入对外传播的范围，进入对外传播研究者的法眼。
至此，我对对外传播这门学科有了根本性的领悟：第一，一般传播是一个不明方向的量，对外传播则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明确的矢量，凡是具有矢量
性质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都应该纳入对外传播学研究的视野；第二，对外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其实可以划分为三个同心圆：最内里的圆是中国大衆传播媒介
的对外传播活动（即官方系统的对外宣传），中间的圆是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大衆传播媒介的对外传播活动，最外层的圆是人类文明史上以几大文化圈和三大宗
教为代表的一切对外传播活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你才有资格谈规律，谈经验教训。仅仅局限於谈论对外宣传，那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仅仅循着目前对外
宣传的主流逻辑发言，许多时候你只能将谬误合理化，一些科学的结论你不敢去结，一些科学的提法你不敢去提。
到了2003年6月某日，我的对外传播学思考又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狮子座流雨般的顿悟和灵感，比如我发现对外传播的空间展开模式有五种基本类
型：洇染型对外传播、冲积型对外传播、风散型对外传播、潜流型（又叫地火型）对外传播和飞地型（又叫蛙跳型）对外传播。其他关於诸如对外传播的主体、客
体、对象、媒介等要素也都各有新心得。
有一句旧诗写得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相信，近两年来，没有谁比我更拿人类文明史上的对外传播现象当回事，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因
而也没有人比我在此问题上所做的思索和所得的顿悟更多。有一首小令说：“鹭鸶腿上寻精肉，无中觅有。”鲁迅先生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
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学问也一样，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也正如地上的路，思想来回的趟数多了，也便成了学问。有网友曾在我的一篇
文章後面跟贴说：“楼上批评焦国标，是骨头里头挑鶏蛋。”鶏蛋里头挑骨头已经够眼尖的了，骨头里头挑鶏蛋其心更“毒”。对於对外传播学而言，经过两年的劳
心苦思，发现我不只是在鹭鸶腿上寻得精肉，简直是在鹭鸶腿上觅得一只肥猪的後臀肩；不仅在鶏蛋里头寻得硌牙的骨头，而且在坚硬如铁的骨头里挑出润泽如水的
鶏蛋。可以说是在根本无路可走、杂草丛生的关於人类文明对外传播的学术荒野里看到了“大道如青天”。
严译《天演论》里有一段美文脍炙人口：“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
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陂陀之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
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飈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
啄，下有蝼蚁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详究。”赫氏眼前景，心中事，无非草木鸟兽之生存竞争。这是思想家的一种思想郁结状态。
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在他的代表作《男人、女人、信息、媒介：人类传播概览》，中译本名为《传播学概论》一书开头写道：“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
候，把视綫从纸上移开，擡头就可以看见夏威夷那犬牙交错郁郁葱葱的群山。”美国传播学者E?M?罗杰斯在他的新着《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序言以
类似的开头写道：“从我的工作室的窗户望出，扫过拉古尼他湖和斯坦福大学红色瓦片的屋顶，我能够看到已故的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研究所的位置，他最初是在
印刷大楼，然後在西普莱斯会堂，现在是斯坦福建筑群，每一次移交都象徵着传播学领域之逐渐被接受。”这篇以传记形式写成的传播学史，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经
历是其中的大宗，因而施拉姆是作者撰写此书过程中心头时刻浮现的影子。他的视綫扫过拉古尼他湖上空，他的心头则掠过施拉姆的影子，漂荡在湖面上空。这段话
与其说是罗杰斯写实，不如说是他在写心，是对自己当时学术研究心境的一种形象的描摹。
文学创作有特定的心理状态，学术写作何尝没有！从我的工作室的窗户望出去，虽然只能看到北京大学燕北园304号楼的後背（顶真地说，这只是我把
工作室放错了位置，或者是错在当初挑选房子的时候丝毫没有在意窗外的视綫。如果我走到北面的阳台，便可放眼北京西山连绵群山之一角。此刻，在六月上午十点
的阳光映照下，西山犹如墨绿的地毯，起伏无际，延展成远方的天际綫。如果当初我选择这栋公寓楼最西端的而不是现在中间的房间，窗含西山，四季缤纷，养心安
神，眼福就更大了。哈哈，快成导游了我，可惜领错了地方），可我常於斗室之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遥想每一种文明对外传播过程中不平
常的曲折和艰辛，顿生出无穷无尽的慨叹来，诸如释迦牟尼的避世，穆罕默德的流亡，耶稣的血染十字架，以及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经年累月，奔走劳瘁，急急如
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这是一种灵魂出窍或降神附体的萨满状态，这是一种难得的创造性思维状态，这是一种思想郁结、三眠老蚕吐丝结茧的状态。我希望
这一状态能持续对外传播学写作的始终。
[注1]
2004年第八期《对外大传播》月刊登载《对外报道的“基本教材”——简介〈对外报道教程〉》一文，开头写道：“今年由五洲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教
程》，是长期从事外宣工作的资深专家沈苏儒的着作，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这一句话里有两个错。一个是明
错：同一本书，文章标题里是《对外报道教程》，而开头第一句话里却是《对外传播教程》，矛盾。该文配有书影，《对外报道教程》是对的。另一个是暗错：
1990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沈着是《对外传播学概要》，不是《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对外报道业务基础》是今日中国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1992
年做过一次修订。笔者在此要发明的则是，沈苏儒先生的这三本书实际上是由一个核心衍生蜕变丰富发展过来的，书名中的关键词却耐人寻味，由最初的“对外报
道”，中经“对外传播学”，最後又回到“对外报道”。为什么放弃了“对外传播”一词？因为书中内容确实是谈对外报道，以“对外传播”名书，堪称僭妄。对外
报道固然是对外传播，可毕竟若冠以“对外传播”，帽子就太大了，好比一本论人的书，却冠以“论生物”。回归“对外报道”实乃循实责名之举。话题回到加注的
地方，虽然段着、沈着最先使用了“对外传播学”字样，实际彼时世上并无对外传播学。对外传播学作为一个系统学科，其出生证是本书发的。我们都知道，施拉姆
被公认为是传播学之父，他是第一个把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的传播学大家。日後追封加谥“对外传播学之父”时，我郑重提醒後
学朋友们注意，要把它戴到焦国标先生头上，而不要错戴到段连城先生或沈苏儒先生头上。最後，本引言中对这两位前辈学者的一切不恭之词，均属本人图一时口舌
之快，决无他意。
美国归来答客难
– 焦国标访美期间在华盛顿演讲
焦国标
2004年11月4日到12月4日，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在中国领土上。在哪里呢？在美国领土上和太平洋上空的航綫上。透过飞机的舷窗，好几个小
时我看到的都是无际的冰原。航班电视屏幕上的飞行路径示意图显示，飞机从底特律起飞，没有沿纬綫西飞，而是一直向西北飞去，也许最北已经过了白令海峡了。
如果过白令海峡，那就到北冰洋面了。无论太平洋还是北冰洋，都免费，不像中国大陆高速公路上设有那么多收费站，因而所经之空都是什么地方是不需要太计较的
了。需要略做计较的是回国後遭遇的一些小小误解和猜测。
比如有朋友就半真半假地问，说我近来是不是负有某种使命，接受某人指使，不然怎么这么固执己见呢？很有靠山，很有底气，有恃无恐的样子。我听了
真是哭笑不得。人做什么事难道一定得受谁指使、受谁托付才肯做吗？那试问甘地做事是受谁的托付？马丁路德金又是受谁的指示呢？马克思写资本论抨击资本主义
制度又是哪来的底气？耶稣上十字架又有谁给他做靠山？康德说他有两个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受心中的道德律指使，这理由难道不足够吗？这动力
难道还不足吗？其实人们似乎只看到了我的有恃，没有看到我的有恐。恐是有的，我在克服。
有朋友半真半假地说我有借外国、借美国以自重之嫌疑。我说你这是本末倒置。我算哪根葱啊？美国是谁想借就借的吗？卡斯特罗离美国那么近，他借上
了吗？不是我借美国以自重，是我自己心悦诚服重美国。美国就应该被重啊，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应该被重，当今世界各国都应该像美国学习，学习他
民主自由的精神，学习他始终高举人权大旗的精神，学习他不仅不逼迫自己的人民流亡海外，而且还接纳世界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哪怕因此影响几十亿、几百亿生意
定单也在所不惜的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全心全意为人类文明服务的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不上十字架谁上十字架的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什
么境界？这是光风霁月、行端表正的境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美国的这种精神；剩下硕果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古巴、越南和北朝鲜，更应该低
首下心，甘当小学生地追捕观摩步趋美国的这种境界。
还有朋友说我在海外上发言是用外国媒体搞狐假虎威。这么说，是不是海外媒体，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美国之音、路透社、美联社、《读卖新闻》之类，也全都像中国大陆
媒体一样，严受中宣部节制，说焦国标的名字不能出现就出现不了，说焦国标的书不能出就出不来，说焦国标的演讲得取消就不敢不取消，说焦国标的课停了就不敢不停，立竿见影，其应如响，这才过瘾，这才不是用海外媒体搞狐假虎威？
中国人只知道知情权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接近权。什么是接近权？民衆有通过媒体获得信息或得到帮助的权利。换言之，媒体是民衆人人可以接近、可以
依靠的，不是只能你接近、你依靠，别人不得接近、不得依靠。全世界的媒体，隶属各家，民衆接近不了这个接近那个，这个依靠不了依靠那个，就像一个老人有许
多儿子，哪个孝顺我靠哪个，这有什么错吗？你要想把人干死，人家就不能找水喝，这是什么逻辑？太霸道了吧？在我眼里，没有国与国之分，只有新闻自由的理想
和强权专制的现实之别，这正如美国开国元勋的意思，自由的媒体比现实的政府更合法，更令人倾心。我也这么看。
还有朋友说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些媒体不适当，比如自由亚洲电台是“敌对媒体”，《大纪元》是法轮功背景，等等。我是新闻学博士，也许在这个问题上
我更专业。在经典新闻学观念里，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平等的，例外的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鼓吹法西斯的媒体和鼓吹恐怖主义的媒体这两家。惟独这两家不得视为平
等，不得享受自由。显然上述二媒体不属此列。在我这个专业人士眼里，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台湾中央社、日
本《读卖新闻》、《纽约时报》、BBC、CNN、美国之音、法国《费加罗报》、新华社，等等等等，一律都是平等的，没什么国家级媒体和省部级媒体之分，也
没有处级和尚与科级和尚之别。谁都有权利办媒体，你的权利与我的权利一般大；谁都应该有喉舌，你可以有喉舌，别人也有喉舌不是大逆不道，而是正常行为；喉
舌与喉舌是相等的，除非是希特勒的喉舌，除非本拉登的喉舌，此外没有别的喉舌被划入人类的另册。不是喉舌论不对，是别人不能有
喉舌不对；不是新闻没有立场不对，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另外的立场不对。
有朋友说你怎么一不留神滑到那个圈子里了。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我滑入哪个圈子里了。我只知道我没任何圈子，孤家寡人，单打独斗。圈子是存在
的，我自己却没有任何圈子。没圈子幷不意味着我比谁更高尚，圈子无辜，有圈子与无圈子一样光荣，我不标榜遗世独立。中国人是一个一个鶏蛋，装在同一个篮子
里，我只想做锤子，一个一个鶏蛋全砸烂，大家流淌到一起。或者我做不到锤子，就做一根竹签子，把鶏蛋一个一个全扎烂，大家彼此流淌出来多少是多少。或者我
希望自己起到半个糖葫芦签子的作用，把一个个山里红扎穿，但又不把他们硬串在一起，给大家通一下气，透一下光。这就是我自己定位的角色，这就是我哪儿都
去，任人都见的动机。我说我在美国是贯彻“三个一切”的精神，吃一切请，见一切人，说一切话。见一切人留有遗憾，我想见我们的使领馆官员，早就放出风来，
没见任何响应，可能是由於我什么级别都不到，什么角色都不是吧。
有朋友说，你是一个老师，教好你的书就是了，管那么多闲事、说那么多闲话干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呼唤新闻自由，争取言论自由，怎么能是闲事
闲话？再说，我一个新闻学教授（鉴於副乡长也可以称乡长，那副教授也可以称教授），一个新闻学博士，不关心新闻自由关心什么？一个知识分子，不说话要你干
吗？杀肉我们出肉率赶不上猪，看家护院我们不如狗，纳税人养我们干吗呀？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就是说话，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也的确有许多新闻学教
授、新闻学博士，不谈新闻自由，不争言论自由。说实话，我看不惯他们。顶着新闻学教授、新闻学博士的头衔，吃着新闻学的饭，不为新闻自由鼓与呼，吃饭你不
牙碜吗？拿着纳税人的钱，自己苟安旦夕，歌舞湖山，东研西讨，煞有介事，招摇撞骗，正事不干，你不脸红吗？你心里落忍吗？话说过来，那是人家
的选择，共和国公民有选择自己兴奋点的自由。选择谈、选择争，与选择不谈、不争，都一样合法，何必独责我是管闲事、说闲话呢？
有朋友接着说，那就不让你做新闻学教授，让你去搞搞文献、整整古籍，你不是古代汉语硕士吗？专业也对口啊。让我去搞甲骨文研究也不影响我关心新
闻自由，让我去搞考古发掘也不耽误我争取言论自由——不是还有业余时间吗？鲁迅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於写作，才有这样的丰产。时间像海绵，
余地空间总是有的。我要关心新闻自由，我要争取言论自由，直到我自己没有兴趣为止，别的因素是终止不了。
有朋友说了，那就把你从北大踢出去，当不了教授，做不成研究，看你还关心不关心、争取不争取。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关心，去争取。我说了，直到我
自己不爱关心、不爱争取了为止。干吗一定要给别人的自由意志过不去呢？我现在是北大副教授，万一哪天被开除出北大了，我就自封北大正教授。正教授之不足，
就加封北大终身教授；终身教授之不足，就再加封“北京大学百代教授”衔。而且要追封三代，已去世的文盲祖父和已去世的完小毕业的父亲，我要把他们都追封为
北大教授。不仅追封，而且还要传子传孙，世袭罔替，无论将来我的子孙成不成才，鶏鸣狗盗之徒也好，国贼禄蠹之辈也罢，皆袭北大教授衔。
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这么糟蹋北京大学？你与北大有仇啊？北大待你不薄啊。别人可以糟蹋北京大学，我为什么就不能糟蹋？别人透支北大声誉，我为什么不能透支？别人绑架、要挟北京大学，我为什么不能？北大的脸，和尚可以捏，我阿Q怎么就不可以捏？
有朋友说，当初我看你写《讨伐中宣部》，写《致美国兵》，就心术不正，纯粹是为了讨好美国，为了去美国，这回得到验证了吧。且不说这次去美国与
美国压根没关系，我只请问您一句：当初约翰弥尔顿写《论出版自由》，他是想去哪国？马克思写《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不是为了讨好英国？康有为写《孔子
改制考》，梁啓超
写《变法通议》，是不是为了想去日本？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人还是可以发自天良做些事的呢？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人自身的道德律令也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最原初的行为动力呢？
有朋友说，你不是搞政治的料，你什么党也不在，何必趟这混水？我这哪是搞政治啊。再说，人类既然有政治，就得有人搞，搞政治不丢人。特别是搞现
代民主政治，更不丢人，那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民主国家，大选时人人投票，是不是全民都去搞政治了？只有咱中国才有这样的观念：好人、老实人，是不搞政治
的。好铁不打钉，好人不搞政治，必然的结论就是，只有坏人才搞政治，那人想染指政治了，就说明那人开始变坏了。无论搞政治的是好人坏人，我只坐而论道，只
诉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别的与我无干。
最後算算这次去美国的经济账，因为有朋友问及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第一，我没拿。第二，人家如果是指美国或其他什么人权机构，那钱是无比乾净
的，比中国贪官的黑钱伟大光荣正确得多，也比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用得更是地方。的确，此行美国我没花一分钱，去时带一百美元现金，回来还是一百
元，没动。本来可以多换些美元带着，想想书上说有人兜里只揣几美元就敢在美国混，幷混出个样子，我一百美元不是已经够多的了吗？所以就没有多换。後来在各
机场，到处都有“两替所”，大约是外币兑换处的日本写法，就更不担心了。
在美国一个月，不吃不住吗？吃，前面说了，吃一切请。其实请吃的幷不多，我的脸不够大，主要是吃在几位朋友家。住，前三天会议期间住会，会议结
束之後二十多天只住大约五晚旅馆，一晚在耶鲁，一晚在哈佛，一晚在华盛顿，由美国之音结帐，它做我一期访谈节目，要我从纽约到华盛顿来，付一晚的住宿费，
还有两晚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付帐，另有两三个晚上是在火车和灰狗长途巴士上过的，其他晚住在朋友家。
有朋友要问了，你回国就不买些礼物吗？怎么去时一百元，回
来还是一百元？是曾试图买些礼物，後又作罢。那是在哈佛大学，想买些小纪念品，一看産地，Made in
China，算了，不买了。那你就没带任何礼物回国吗？带了，都是别人送的。去自由亚洲电台参观，台长Richard
Richter先生送一份小礼物，一方大理石镇纸和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装在一个像农家织布梭子那样的木盒子里。在《纽约时报》社，国际版编辑Jeanne
Moore女士现买他们报社的纪念品送我，两支圆珠笔和四支铅笔，上面有印有纽约时报的花体报名。Jeanne
Moore女士是我们清华大学某教授的夫人，中国人的美国媳妇，我们可以叫她嫂子。那你自己就没买点什么礼物？买了，在东京机场换机时买了三盒日本点心，
共花去17美金，然後凭虚御风，打道回国，三小时後降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机场。
多说几句自由亚洲电台。给学生上新闻学课，教材里说，中国周边有许多外国电台对中国广播，自由亚洲电台是最丧心病狂的一个，立意就在颠覆中国政
府，像当年自由欧洲电台专门颠覆苏联、东欧一样。我想既然到了华盛顿，就应该去看看这个鬼电台。不料不看则已，一看发现决非如此。他们的记者告诉我，他们
在华盛顿的新闻圈子里也被同行侧目。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与美国政府关系近，被美国新闻人看不起，不像咱中国，越是机关报记者越光荣。可是他们记者自己，包
括台里的领导，却特别谨遵新闻职业理念，要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平衡。他们说，中国大陆把我们看成“敌对媒体”，那是大陆的一厢情愿。我们幷不以大陆为
敌，我们只奉行客观、真实、平衡原则，我们的使命是想方设法报道那些中国大陆听衆听不到的新闻。你们要给你们的人民蒙上眼睛，塞住耳朵，我们要给他们扯去
蒙布，拔去耳塞，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这样做是对你们有伤害，只说明你们本来就太弱不禁风。
我听了他们如此的办台理念，非常感动。该台一位女记者，中国人，告诉我一个细节：有一天，她与两个大约来自中国大陆的参观者同乘电梯，其中一个说“这是一个宣传机构”，这位女记者脱
口而出，纠正说：“不。这是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的同人们特别坚持自己的客观、真实、公正理念，他们说：“中国记者不懂客观，写稿子不是批评，就是表扬，就这两种口吻。”
继续算经济账。自费打过一次的士，在耶鲁大学附近，记价器显示是4?8美元。你知道，我只有一张一百元钞，没零钱。司机说找不开，竟没要钱走
了。我曾经两次推迟归期，机票改期手续费一次一百元，共二百元，有朋友赞助了三百美金。剩下这一百元，在底特律打的花去三十六美元，从灰狗站打到机场。还
余下六十四元，我揣下了。这出租车司机是个黑人，四十来岁，光棍儿一条，听说我是中国人，就说想娶个中国姑娘。我心说，你想得美，我可不大乐意。人家要真
有这桃花运，我挡也挡不住。
来回程机票是七千人民币，会议主办者全报销，每人给了一千美金，略有赢余。另有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值得交代。朋友们帮我张罗一个奖学金项目，明
年二月底可以得到最後消息。如果顺利通过，三月即可啓动这个项目。有朋友们建议我在美等候，便馈赠这张千元支票，以维持项目啓动以前这几个月的生活。我没
在美等候，支票也带回来了。日前在中国银行办托收，发现支票上日期与名字写颠倒了，托收不了。托不了算了，方便时退回去就是了，本来是接济在美生活的，人
不在美，无需接济。另有两小笔帐目，共二十几美金，一是在华盛顿，从机场打的去美国之音，大约是十二美元；一是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从机场到住地，打车大约
花了十四美金。这两张出租车票留在美国之音，等报销。
在美国共得到两笔收入：一是初到纽约时，王若望先生的夫人，羊子女士，一定要给五十美元零花钱，说到纽约的後生小辈，来了她总给个零花钱。我拒
绝不过，只能收下。谢谢！一是去美国之音做节目，答应要给一百五十美元劳务费，按他们的财务制度走，现在还没见到钱。还有一些事，与经济有关。听说我没课
上了，有华侨说要为我募捐，还有的要送我二三百美金表示一下心意。我哈哈
笑道：“哪至於呀。谢谢。”梁啓超、康有为、孙中山们早把华侨的钱募个底儿掉，一百年过去了，人家华侨欠我们大陆乡亲哪？不要他们的钱。
有朋友说，你到处演讲，为人家站台，没给点报酬呀？我有点愤怒。演讲是演讲了，会议发言除外，计耶鲁法学院一次，哈佛法学院一次，华盛顿美国大
学一次，纽约两次（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和全侨盟），旧金山两次（伯克利大学和一家会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共八次。所有演讲，预先没谈报酬，也没
拿报酬。至於说站台，我为谁站台呀？能请动我为他站台的人还没出生呢，就像杨振宁教授在我去美国这么大（41岁）时他的“上帝的最後礼物”还没出生一样。
我为我自己站台，我为我自己的眼睛、心灵站台，我站而无憾，我愿意。
上述一切的一切，本属私事，可以免谈的。可是这是一个无聊的时代，有道是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既然有许多朋友好奇，关心、谈论、猜测、旁敲侧击问这些事，我也就随手如实写来，出家人不打诳语，字字属实，敬请消遣。
（编注：此文写於2004年12月。作者从美国回中国之後，一些人对之产生了种种误解，认为其在美期间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见了不该见的人，拿了
不该拿的钱，甚至怀疑作者是否加入某种组织，成了谁家的间谍。作者认为其访问美国的使命就是破冰趟浑水，从这些误解和怀疑中可以看出这冰该破，这水该趟；
为打破传统需要付出代价。）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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