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讨伐”时代随感录
焦国标
(一)
《讨伐中宣部》风行之後，网上和周围的朋友交口称赞者很多，也有个别朋友求全责备，说文章写的还不够冷静，甚至有人不乏另外的深意，说作为大学
教师，教书育人的人，写这样的文章，是不适当的。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北京大学应该把我开掉。网上流传署名喻权域的文章更直白，剑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邵华泽，说把我弄到北大新闻学院教书，简直就是一项罪恶，是领导失察。实际上我根本不是邵华泽先生弄来的，这板子打得太冤，简直是冤案。这就是喻权域
先生的风格，我看索性就叫“喻大炮”算了。
原《了望周刊》社长许博渊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焦国标现象》，说当初《了望》没有接受我的求职，“是马克思主义的”。按此推理，北京大学新闻学院
接收我来当老师，显然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怎么管这么宽？我与马克思他老人家有什么过节，越一百多年还这么与我过不去？
他就算出来他死後一百年中国必出个焦国标，这焦国标必到《了望》谋职，然後等在那么专堵我？天才马克思，是那么伟大，那么脱俗，到如今他老人家的主义竟变
得如此不堪，如此恶俗，如此不招人待见，我原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许博渊先生说不接受我到《了望》工作之举“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才明白，原来马克思主
义就是让许博之流给糟蹋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被那些口口声声的马克思主义者污染了，强暴了，虎皮化了。
且不说这些。单说老师的“标准像”究竟应该什么样。老师就应该永远不温不火吗？哪个行当可以享有无须冷静的特权呢？父亲也需要冷静，那么爱发脾
气的人是不是就不适合做父亲，是否都要被阉掉，或者剥夺其做父亲的权利？再说什么叫冷静？冷静与冷血的边界在哪里？也许当年陈独秀、胡适鼓吹新文化运动
时，也受到过类似的误人子弟不冷静的指责。
如果要说我不够冷静，有愤青人格，那我看周恩来“难酬蹈海亦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於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邹容、陈天华、秋瑾、刘胡兰、江姐，毛泽东一家几烈士，更是愤青。
有人说，当初不必写成《讨伐中宣部》那样的声色俱厉，完全可以写成建议，写成论文、写成上书。是的，我可以写成那样的文字，可是一则他们会充耳
不闻，上书、建议、请求之类，几十年来，他们看得太多了，根本不为所动，二则即或有些可取只处，他们取了也是贪天之功，不会念我一句好。实际上没有他们不
懂的道理，他们难道不知道民主、自由不应该不让提？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讲道理没有用，像当年李敖先生那样祖宗、大粪全甩出来，才可能有点用。大陆缺少
一个当年的李敖。
(二)
有人说中宣部现在变开明了，我写文章讨伐它，它也没有不依不饶。我说他们做的还不够。他们应该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枉驾顾我”，礼贤上士，向我
请教宣传部系统的改革道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有刘玄德那么的古风，更没有刘玄德的责任心。刘备是个体户，成败自己担，中宣部工作好坏，部长们和部员们都不
会承担什么责任，别人也没谁去追究其责任。所以我早就说，我们这套玩意儿，弄不好，不仅赶不上民主制，而且可能比君主制还坏。事实正是如此。
官方的思想园地是一个同声俱乐部，里面排斥异见，近亲交配，大家见面点头哈腰，嘻嘻哈哈，吹吹拍拍，没有思想交锋，失去杂交优势，品质不退化才
怪。异见智慧进入不了主渠道，或进入得很慢，很曲折，很变态。不得已时他也参证、吸呐异见人士的思想，可是对异件见人士照样排斥、迫害不误。据《北京青年
报》一位记者说，六七月分，也就是《讨伐中宣部》风行以後两三个月，上面在各媒体搞过一次专门调查，徵求中宣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应该与我这写这篇文章
有关，我应该是有功劳的吧，可是我没有听到他们答谢我的话啊。
2003年萨斯得到遏止和终止，人人都知道，多亏蒋彦永医生。可实际怎么样？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2003年5月24日接受中外媒体
记者采访时称：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蒋彦永目前“未受到任何限制”，如果有媒体希望采访蒋医生，“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据京华时报报道，这是官方首次介绍蒋医生的近况。
这个首次介绍，潜在的逻辑让读者不舒服。蒋先生得到“未受到任何限制”的待遇，好像已经是蒙开恩了。他本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不仅不应该
限制，相反，他应该受奖。政府表扬了那么多医护人员，可是至今未见对蒋先生有半句誉词，试问他比哪一位医护人员功劳小啊？可以说，他的功劳与锺南山院士相
比，只大不小。锺先生在中外媒体上露无数次脸，获得过许许多多社会赞誉，可是我们中国人谁知道蒋彦永这“反瞒第一人”长什么样？锺南山等五位医护人员荣获
中国医学基金会“华源医德风范奖”，蒋彦永先生应该获什么奖？
有关方面如果姿态高一点，如果真正是从善如流、闻过则喜，真正希望在群衆中恢复公信力，让人民看到改革为政之道的希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就应该公开向蒋彦永先生致谢，幷隆重予以表彰。实际上蒋医生没有得到任何赞誉和表彰，反而因此失去许多自由。
蔡说如果媒体希望采访蒋医生，“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请问《时代》周刊采访蒋医生时向哪个主管部门申请了？
当初如果《时代》周刊向北京市委宣传部申请采访蒋先生，会被答应吗？既然当初《时代》周刊的采访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事後官方也幷未追究采访与被采访双方的
责任，为什么现在反倒需要申请了？蔡一面澄清蒋氏“未受任何限制”，一面要求“向主观部门申请”采访，这是矛盾的。不申请而采访就意味着采访程序非法，不
经主观部门允许而接受采访就意味着违反纪律，这分明是采访和被采访已经受到限制，蒋医生分明失去自由。
正如蔡所言，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究竟应该对谁负责？这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回
答：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只对事实负责，只对真相负责。如果要它一定得对主管部门负责，这世界就没有“披露瞒报疫情第一人”的蒋彦永，也就没有《时代》周刊
的报道。蔡的答记者问，不仅透露出蒋彦永先生到现在为止幷未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致谢和荣誉，而且透露出在新闻信息控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过时的思想观念和严
重过时的违宪做法。
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另一次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询问卫生部官员，蒋彦永的现状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蒋彦永只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六百万分之
一，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他这么感兴趣。”这是什么话？还有人心肠吗？这是一个政府高级官员应该有的口吻和嘴脸吗？蒋彦永真的是普普通通的六百万分之一吗？他
难道不值得记者感兴趣吗？
萨斯过去後不久，有一期《中华读书报》刊载一篇六七百字的书讯，介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书《非典时期的中国人》。书讯里列举了包括锺南山先生在
内的几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而不寻常之最蒋彦永先生却不在此列。书讯里没有，书里有没有不得而知。这决不是巧合，这背後应该有看不见的手在拨弄媒介。这是一
只丑陋的手，这是一只愚昧的手，这是一只误国害民永不知足、永不醒悟、冥顽不灵的手。
我们从今以後必须确立一个明确的思想观念：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新闻报道只对事实负责，记者和采访对象只对真相负责，只要报道的是事
实，无须任何部门授权，任何部门和个人也不得限制和加害真相的提供者。新闻审查，是欧洲文明国家三四百年前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是被马克思駡得狗血喷头的东
西。一切无视事实真相，不能与时俱进的清规戒律，都应该让它见鬼去。
萨斯之後蒋医生的命运遭际，实际是中国政治文明程度的一块试金石。2003年5月下的《南风窗》，刊载署名汤本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细节：某
人18岁被打成右派，原因是“大鸣大放”时说了句“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探亲假”。他当右派的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开始享受探亲假。这说明他的意见是
对的，已经被政府采纳，可是他的“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却仍然没有撤掉，直到22年後与大家一起平反。
类似的情况很多。远的，戊戌变法失败直到清朝灭亡，十几年里梁啓超一直是朝廷钦犯。可是与此同时，朝廷每出台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还要通过各种
渠道咨询远在日本的朝廷钦犯梁啓超，连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都是拜托逃亡在日本的梁啓超为他们写就的。梁啓超你是对的，我朝廷也可以吸纳你的智慧，可
是要我给你恢复名誉，甭想，更莫提政府赔偿的要求。
近一点的，秦辉先生因多次直言中国农民问题而蒙受从经济到名誉到心理多方面的损失，讲台不让上。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进入中国政府核心决策层，其中
“黄中羲定律”2003年春天两会期间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事实证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益於国计民生的，可是他曾经蒙受的各种损失至今无人提及，甚至
没见谁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历代统治者，向来都痛恨提意见的人，痛恨在他看来是越位、多嘴的人。即便政府和社会从他们的“多嘴”行为中得到
难以估量的大恩大惠，可要想从政府嘴里得到肯定和奖励是万万不可能的。正如荣禄对维新派的态度：大清朝就是亡了，也轮不到他康有为、梁啓超去救！这些反动
统治者的逻辑是：如此多嘴行为可不能鼓励，否则都来效尤，他们再想祸国殃民就难了。这种可耻的心理和做法，小而言之是受恩不报，是无赖行径，大而言之是中
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
(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驻北京记者孙传炜先生的文章，说中宣部决定对我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暂不追究，“放他一马”。我看了这个消息非常愤
怒。中宣部有什么资格放我一马？我有什么错，得它如此开恩施仁？谁放谁一马，必然是强势对弱势而言。强势分道义上的强势和权力强势。试问道义上中宣部它哪
里比我强，因而配放我一马？在我眼里，一切来路不正的权力，无论多大，我都视之蔑如也。因而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权力上，只有我放中宣部一马的份儿，决不是相
反。人们总问我怕不怕中宣部，错了，应该问中宣部怕不怕我。我不知道具体是中宣部哪位官员说要放我一马，如果知道具体是谁说的这个话，我一定找到他办公
室，让他当面放我一马去。
《联合早报》这篇报道中说：“中宣部毕竟只是执行部门，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它身上。例如，广州爆出孙志刚案後，广东省的第一把手立即要求中
宣部禁止媒体炒作，中宣部很难不买这些地方‘封疆大吏’的面子。”这里面实际上已形成一种交易。表面上这次是他广东的“封疆大吏”求中宣部，可是上次中宣
部还求过广东呢！我这不是瞎说。《南方周末》记者曾告诉我，中宣部曾经向《南方日报》借钱，要建一个中宣部疗养院什么的。名义上是借，中宣部“不稼不
穑”，它拿什么还啊，还不是敲诈勒索呀。一家地方报纸怎么能“赖”过中宣部！最後是：别说借了，算赞助吧，就这样送了几百万。这还是“公事”，私人之间
呢？因私而牺牲的原则，而买卖的面子有多少，谁知道？所以我不同意说中宣部是没办法才“叫停”的，“叫停”意味着一桩牺牲人民利益的交易落棰了，意味着执
政党的信誉又流失一大笔。
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改革，改来改去，喊来喊去，实际上都局限在国务院系统这一块，中共中央直属各部委几乎没受任何惊动。《讨伐中宣部》惊动了这一
块。《联合早报》引用我的话：“我最近看丹麦和西班牙王室两位王储的结婚大典，感触很多。中国的清王朝如果早一点搞君主立宪，也许现在他们的子孙也可以举
行这样的盛大的结婚大典，而今大清朝的王子皇孙安在哉？”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必须顺应时代作出调整，所谓与时俱进，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原则。时代变化了，
你不管拥有多么大的权力，都应该懂得让步，这样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你觉得放权那是“与家奴”，很丢份儿，殊不知有一天你与家奴权利，家奴也不要了，家奴
要你的命哩。
这篇报道配发了周锐鹏的一篇言论《焦国标冤枉中宣部》，最後一段写得妙，抄录在这里：“中宣部忙着指导别人，却忘了自己。它忘了自己也须‘坚持
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忘了自己也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衆’。中国太大，甘肃刚刚解放了的思想，在上海恐怕是十年前的事；贴近广州小
资生活的玩意，跟四川农民工的生活则是一代人的差距。中宣部强要东西同时进、南北一块贴，结果当然是大家都害病。硬要规定贴着跳舞有时也会令人作呕的——
如果男的奇笨，女的奇丑。骆宾王写《讨武氏檄》，把武则天駡得狗血喷头，她却赞赏说，不用此人是宰相的过错。今天看来，不用焦国标，是中宣部的错。”呵
呵，我可不希望中宣部用我，我与目前这个样子的中宣部不两立。
(四)
有人说我主张撤消中宣部不现实，中国现在还离不开中宣部。我不能苟同。中国离得了毛主席吗？中国离得了邓小平？没那么重要。三皇五帝、秦皇汉武
都没中宣部，七国集团、八国联军都没有中宣部，照样。有人说，你焦国标不知中宣部之不易。是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把它撤消了就不作难了。既然不易，就
说明它有问题，越不易问题越大。
你做中宣部长会怎样？一我不做那个部长，二如果一定要我做，就从第一天上班开始为撤消它做准备，为过度到依法治理新闻出版做准备。与其天天刨坑
埋那些不该埋的人，不如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有人说应该换位思考，站在中宣部立场想想。我不是中宣部，为什么站他立场？它怎么不站我立场？它怎么不站上访
者立场？西方有学者说：“谁对我谈文化，我就对谁拔出手枪。”意思是谈文化不容易。我说：谁跟我谈立场，我操谁祖宗。我没立场，我不懂立场，我压根不知道
立场为何物，我只知道良心和道义。
据我研究，中宣部控制言论有几种类型：一是本能恐惧型。中宣部长期以来不能看见人家嘴角动，一动它就害怕，就想管，就想堵，已经成为部门文化，
已经是部门本能。二是传统文化型。中国传统，大人不许孩子随便说话，老师不许学生随便说话，领导不喜欢下属随便说话，中宣部不喜欢新闻记者随便说话，一脉
相承。在中国，所谓管你，首先就是管你不要随便说话，就是看紧你那张嘴。三是嫉妒型。中宣部官员一辈子没说过自己的一句话，一辈子都是嘴没张先探上级口
风、揣摩上级的心理，看见那些口没遮拦、想到就说的人说话，他就心理不舒服。如果那口没遮拦的人说话还有不少人听，引起不小的反响和共鸣，他就醋意大发、
嫉心大作，就想办法动用他手中的权力，去堵住人家的嘴巴。
现在咱中国，多亏有个殖民地过的香港，多亏有个要独立的台湾，天边还露一道缝。若是香港、台湾新闻界也是中宣部的一统天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
全沉沦掉了。犹太人和美国人都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度，从不自诩是上帝的选民。是的，中国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上帝的鶏肋，弃之不
忍，选之不配。毕竟上帝是慈悲的，没有完全抛弃中国，留个香港，备个台湾，给中华民族透进一些新闻自由的亮光。台湾大选那一阵儿，你知道大陆媒体怎样报
道？你们看，民主有什么好？自由有什么好？瞧台湾大选，闹得没个人样！就这么个逻辑，借机把民主自由妖魔化一顿。大选是挺乱，比指定接班人乱多了，台湾该
来“祖国大陆”学习指定接班人之法！
(五)
对《讨伐中宣部》一文，有两种相对的意见：一种说，看起来是讨伐中宣部，其实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另一种说，只敢拿中宣部说事，不敢拿共产党说事，竈火里刨红薯，净捡软的捏。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写东西一定要不同流俗，不然写了也是白写，瞎耽误功夫。台湾国民党不一直拿共产党说事吗？海外许多人也总拿共产党为靶子，没
写出什么新意嘛。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比较虚的概念，中宣部很实在，而且我比较了解中宣部的工作，有的放矢，能打到七寸上。有什么错，应该追究具体的部
门、具体的人，不能大而化之。同样在纳粹时代，有的德国人杀犹太人，有的德国人保护犹太人，不能太简单化。小平同志说，过去是全党犯了错误；打个马虎眼就
过去了，谁也不承担罪责。一切具体的灾难，都是具体单位、具体领导、具体人造成的，有具体的冤头债主，可是由於我们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该个人承担都没有
承担。这个思维方式不变，今後许多人还可以借大气候之名，干尽坏事而逃过日後的追究。
有人问：如果不在北大，你会不会写《讨伐中宣部》？我会的。我随时在思考，随时在表达，不窥测风向，不问季节，不看脸色。言论自由不分季节，分
季节是农民种地。言论自由不看脸色，看脸色是医生望闻问切。我不是农民，不是医生。有朋友说，再晚一点，评上正高，再发你的《讨伐中宣部》，就好了。我比
农民已经高不少了，再高，越高越痛苦。正高罢了还想博导呢，博导完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鬼想头，反正这山望着那山高，望不尽的。中国人荒废在追求这些虚头巴脑
上的时间和心血太多了。梁啓超说他不为一人一姓（指袁世凯）而生，我自己也自许不为正高而生，乃为正义、慈悲、仁爱而生。早一天结束中宣部对新闻媒介的掌
控，中国的弱势人群就早一天结束其苦难。
有人说为出名，只有我自己知道完全出於慈悲。没有大慈悲，就没有大勇气、大决断。
我曾我说我想拿普利策新闻奖，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也许看来名利熏心。实际上这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道理。一个新闻人，当然以普利策
新闻奖为最高荣誉；一个怀大慈悲心的人，当然向那些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看齐。设想数年之後，宣传部系统拆销，报禁开放，一枝笔战败中宣部，那可是古今无双
的勇士哩。据说《华盛顿邮报》刊载一篇文章，报道讨伐中宣部，称之为“一个人的战争”。加上早几年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最早以报刊言论的形式抨击农民的不公
正待遇，按质论价，我应该拿一个半诺贝尔和平奖哩。“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讨伐中宣部》如果出单行本，光中国起码能发行六亿册，大约合人两手一册吧。一册我挣一角钱，就是六亿角，一个六千万富翁。呵呵，比余秋雨先生
富多了。可现在，不仅出不了单行本，其他书也出不来了，白落个担惊受怕。要说对中国文明进程的意义，《讨伐中宣部》不比《文化苦旅》小吧？可《文化苦旅》
哪儿都是，《讨伐中宣部》连网络上也禁绝。中宣部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就是这样反向淘汰着中国出版物。不过，据许多朋友说，此文能进入中国史，差不多能达到
列传级。果如此，也够本了，不跟余秋雨先生攀比了。
(六)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诗意就是专门写给我的。
（编注：《讨伐中宣部》一文广泛传播後，作者断断续续随手记下了种种感慨，出版本文集时由作者整理成此篇。）
“不能给焦国标这个讲坛”
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一书编者按：此文系作者根据《亚洲周刊》资深记者江迅先生的报道《南大先锋博士论坛胎死腹中》改写而成。原报道有如下提要：“南
京大学邀请北大学者焦国标、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等出席先锋博士论坛，开会前受到当局的压力被迫取消，出席论坛的研究生对於官
方干预感到惶惑。……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的“先锋博士论坛”的新媒体论坛讲座，原定十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大学科技馆举行。来自京、苏、沪等地的传媒学专
家、学者原本已备好演讲内容，殊料，开讲前夕突然飞来‘魔剑’，腰斩论坛。事缘受邀的演讲者，有来自北京的焦国标、卢跃刚等多位颇受当局关注的传媒热点人
物，而演讲的内容又特别‘敏感’。论坛组委会先是接获教育部‘指令’，而後接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安全部的‘要求’，这届‘先锋博士论坛’的所有活动取
消。”
自从《讨伐中宣部》流传开来之後，我的活动半径大大缩小了。南京大学邀请我前往演讲，我愉快地答应了。西谚云：“乌云总有银边。”信然！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上，夜里十一点，从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我心想：糟了。果然糟
了。南大“先锋博士论坛”组委会电话告知，说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安局先後致电南京大学，要求取消我的讲演，说：“不能给焦国标在这种场合说话的机会。”校
方无奈，只能照办。我说：“怎么办呢？我人都在火车上了。”那边说：“那就来吧，不演讲，看看听听别人的演讲也好。”这是一个有近十人的系列演讲。二十三
日早上七时许，火车抵达南京。上午又传来消息，卢跃刚先生的演讲也被取消。接着又得令，下午的开幕式也取消，论坛近十场演讲全部取消。是的，所有的乌云都
是有银边的，还得看你摊上摊不上，我这次就没摊上。
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是为研究生、博士生设立的一个多学科论坛，其中的人文学术讲座已经举办多次。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新闻媒体，邀请的演讲者
都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专家。我演讲的主题是《新闻之外的敏感》。根据海报显示，卢跃刚先生的演讲主题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中国经验”》，中国传媒
大学广播电视中心主任、教授胡正荣的演讲题是《媒介市场格局：中国的与世界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展江的演讲主题是《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
化”》，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李良荣的演讲主题是《中国传媒发展态势与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系主任戴元光教授的演讲题是
《论新闻的价值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的演讲题是《新闻自由的渐进发展》。此时正逢江苏电视台
举办一次业务研讨会，还有几位与会学者将到论坛讲演，总计十场左右。
南大研究生院主办的这一期论坛，由南京大学研究生会博士部承办，南京大学团委、《中国研究生》杂志、南京大学研究生报协办，筹备工作做得相当充
分，早就透过各种渠道对外发布消息。前来参与论坛的有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温州晚报》的两位新闻记者坐了十多小时的火车赶来，到
了演讲地点南京大学科技馆报告厅，才知道论坛已被取消。
南京大学校门口贴出的通告说：“先锋博士论坛本期讲座（新媒体论坛）安排因故变更，今天下午和晚间所有活动取消，论坛其他讲座待进一步通知。由
此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请谅解。先锋博士论坛组委会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事都是这样，“因故”、“衆所周知的原因”等托词随处可见，搪塞人，欺
蒙人，谈什么知情权！
演讲取消後，与会学者和学生们还准备组织一场沙龙性质的聚会，随意交谈。校方已成惊弓之鸟，什么活动都不要再搞了，因而最後沙龙也没办成。
晚上，南大新闻系的几个研究生找到我和卢跃刚先生住的旅馆房间，看上去显得很紧张，很凝重，很沮丧。他们还年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第一
次感到在中国做新闻怎么这么难啊！中国新闻究竟怎么啦？做记者难道真是要冒风险吗？他们希望我在这小范围内把我准备演讲的内容告诉他们。我没有写出演讲
稿，原准备的演讲内容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报禁和新闻改革问题，还有我最近的遭遇，以及新近写作的一些文章的观点。
我原准备这样开始我的演讲：“当年梁啓超自命‘少年中国之少年’，而今我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是阳光就要照亮，今天我要照亮的是，就在我赶往这里与你们见面的火车上，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家安全局电话通知南京大学，取消我的这场讲演……”
我原准备的结束语是：“最近，印尼选举国家元首结束，大选成功，阿富汗也正在大选，选举自己的国家元首。印尼是由一两万岛屿组成的国家，阿富汗
还几乎是停留在一个部落文明水平上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能大选，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整大块连在一起的国家，我们什么时候能举行大选？从清末以来，统
治者总是说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不能有大民主，不能有大选，难道我们中国人民的素质比阿富汗部落民族的素质还低吗？我们的大选难道比两万岛屿的印尼在技术上
还困难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大选？我给你们在座的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留一道作业题，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胡锦涛主席写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不要再像前
几代老一辈领导人那样，做那种劳心劳力遴选和指定接班人的工作了，也让中国人过一把大选的瘾，让他们自己选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最近中国大陆接连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重庆的万人骚乱，河南、河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矿难，这些都是有关联的。这么多年来，新闻媒介控制
如铁桶，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更得不到及时解决，社会舆论没有表达渠道，整个社会就像正在加热的压力锅，没有出气的地方，压力必然越来越大。是谁堵塞
了排气管道？是主管新闻舆论的各个职能部门。有气不让出，会把人憋爆，自己炸裂，周围的人跟着遭殃。唯有开放报禁，让新闻媒体甩开膀子自由行使舆论监督之
责才是正路。起码在中国当下，一份报纸比一千个法庭更能保证社会公正。
我从南大方面了解到，教育部指令“不给焦国标这个讲坛”的具体部门是它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简称社政司。10月25日，我一回到北
京，就与社政司电话联系，要见他们的司长，我要问他：“我去南京作学术演讲，究竟错在哪里？取缔这一论坛的理由何在？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你必须向我道
歉，向远道去南京却因论坛取消而一无所获的各方人士道歉，幷赔偿其经济损失，教育部必须反思这种压制学术自由的丑陋行径！”
连续数日，我打电话务必要见社政司的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说一定转达我的意思，可始终没安排与司长通话，更没见面，直到我11月4日离开北京去美国。
中国的官员们现在只剩有权，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敢见人，从《讨伐中宣部》风行至今，我没见过中宣部的任何官员。他们不屑於见我，还是不敢
见我？社政司的官员也是一个德行。所到之处，人们与我谈论《讨伐中宣部》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我怕中宣部，我说：“呵呵，哪里是我
怕中宣部啊，是中宣部怕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93级四位博士研究生合影（左一为焦国标）
给校、院领导的四封信
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流传开来之後，我的多事之秋也到来了，其中包括我给我们大学和学院领导带来的工作麻烦。下面是这期间写给大学和学院领导的几封信，收录在这里，既是我的一段经历，也包含我的一些思想。
（一）
X校长，及其他校领导诸公：
《讨伐中宣部》一文给学校工作带来的麻烦和困难出乎我的意料，这使我深感抱歉和抱愧。此前我以为，共和国里，公民时代，一人说话一人当可也。不
意大谬不然，人们仍然沿袭人员的单位所有制思路和工作方式，“惹祸”的人不被找，法院不被找，单位领导被找，就这样校和院领导因我而平空多出来一个棘手的
“工作项目”。
在X校长和X老师与我谈话之後，我的确感到《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无论内容还是方式都存在问题。平心而论，这些年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改进甚
多，特别是
“言者无罪”一项，进步明显。虽然曾有人因言受处分，却没有谁因言获真正的罪。正如X校长所说的，如果对中宣部工作方式有意见或建议，可以冷静，理性，条
分缕析地表达出来，“上书”中宣部领导人或具体部门，言路是通畅的。目前这篇文章，意气用事之词太多，像X老师指出的那样，凡词用到“最高级”，不仅不利
於意见或建议的被采纳，而且也很伤人感情。在此我想郑重地对被我“指名道姓”的我们河南同乡吉炳轩副部长和刘云山部长道声：“对不起！请原谅！”我相信没
有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所争只是身份、角度和方式不同，的确不该采用太过火药味儿的文字。
过去我认为，十几亿中国人，品种太单一，都是哼哈二将的余脉，我要让中国人的色彩丰富一些，基因多样一点。过去我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所
谓研究都是煞有介事，连常识都没有恢复，谈研究是可耻的。所以我很抵触学界的那些所谓学术论文，所谓专着。现在这些都过去了，金盆洗手，我也要写我的专着
了。我是河南大学的文学学士和古代汉语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误入歧途若许年，如蒙我们北大中文系不弃，我愿意在校领导的帮助下到那里去教古代汉
语，研究文字音韵帮滂幷明。
真诚感谢校领导的关爱，真诚感谢教育部领导的宽假，也真诚感谢中宣部领导的雅量，我们中国的未来未可限量！
焦国标
2004年4月2日於燕北园
（二）
X老师及新闻学院其他领导和校领导：
一再给你们平添工作上的麻烦，真的很抱歉。尽可能不求人，更不连累人，是我的自律，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处世哲学。在人们看起来，也许我是一个很
张狂的人，很没边际的人，《了望周刊》原社长许博渊甚至指我为“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政见”在我心里是个中性词，我还写过《为野心家、阴
谋家平反》的文章，先有独裁者，後有野心家，野心家、阴谋家是独裁者“逼”出来的。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任何政见，没有任何立场，我只有在一事一时上具体
的、强烈的是与非。
所以我没有任何小圈子。主流社会这么大个阔老板我都不“投靠”，干么投靠小圈子？值当吗？没圈子也就没门户之见，所以我敞开心扉接受四面八方的信息和观点。駡我，夸我，是駡者和夸者自己的事，我既不恨也不喜。写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事，哈姆莱特什么样，是读者的事。
这些年来写言论，回味一下，核心动力就是一个词：仁慈。或“高攀”一下，是慈悲。什么责任心、使命感，只是表面的。现实的问题和灾难，我有一种
强烈的不许它重现和重演的道义冲动。当今中国言论界对我有个评价：许多问题都是焦国标刨的第一锹。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处境问题。这些我都不细说了，免得流於
自矜自夸。
如果我对自己有什么功利期盼的话，第一我想拿新闻界的普利策新闻奖，第二我想拿国际上的诺贝尔和平奖。也许诸位尊长要笑我了，但我认为在中国农
民问题上和中国新闻自由的进程上，我已经做的，不包括将要做的，将要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就足够给诺贝尔和平奖踵事增华了。在中国社会文明的天空里，
没有留下我的翅膀，但我艰难的飞过。在袁世凯拿20万银圆收买梁啓超的一篇反帝制的文章时，梁说：“我梁某不为袁氏一人一姓而生，乃为四万万中国人而
生。”这样的风度和境界，足以令个别精神传人对抗任何横逆。
根据我这些年写言论提问题的经验，一个社会毒瘤或问题，自被提到公衆视野到政府拿方子立法解决，短的二三年，长的五六年，个别的也可能是几个
月，如孙志刚案导致的收容制度被废除。我相信，中国宣传部体系数年内必有大变。一句话，我目前的状态，根源於我大脑里贮存的各种人文基因、思想信息、价值
理念和前贤楷模。不是无源之水，更不是轻薄子说的愤青情结或愤青人格。顺便说，愤青也是一个基因资源，在生物学上，它与其他任何人格等值，共同构成中国人
的人格全貌。
上面的话，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是沟通。下面我要对各方领导作一个具体的承诺：第一，与中宣部的“恩怨”到此结束，不再谈，它能活一百岁或像秦
始皇希望他子孙的那样千世万世，还是八年，还是八个月，是它的造化，与“贫道”无干，我不再想，不再看；第二，不再见外国记者。不过我要表明，2003年
和1943
年，相隔整整一个甲子，是外国记者在两次大灾难，非典和河南大饥荒中，帮了一把中国人民（皆美国《时代》周刊披露，中国人欠《时代》一大笔恩德债）。当彼
之时，中国记者安在哉？因而不管诸位师长如何看，我总体上是感恩外国记者，而不是视之为麻烦制造者。
匆促报命，口不择言，若有不妥，敬请指教。
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焦国标 稽首再拜
2004年8月27日
附：给《亚洲周刊》江迅先生的电子邮件
江迅先生你好！
上面是我写的保证不再写时政批评中宣部和不见外国记者的文字。如果适合发表就请发表。我不再遵从中国社会现存的任何潜规则，我要向中国社会存在
的任何潜现状挑战。当年梁任公自命“少年中国之少年”，我要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一打主义不如一个行动，“阳光男孩”焦国标在行动。知而不行谓之
恶，知而绕行谓之邪恶。让我们从此开始远离恶，掷弃邪恶。梁任公办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得意弟子蔡锷将军，护国起义誓师时说过一句话：“此次所争不在胜败，乃
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是啊，四万万中国人，一个袁世凯想帝制就帝制，四万万人的顔面在哪里？中国宪法，从《临时约法》算起，她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第一部
宪法，而今已然近百年，可她开出的言论自由支票仍然谁愿克扣就克扣，我十三万万中国人的脸在哪里？我几百万人文知识人子的脸，在哪里？
我的课虽然被停，可我的沮丧已经过去，我发现我的心灵似乎越来越强大。最近脑海里常萦回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和苏轼的“谈笑间樯
橹灰飞烟灭”的词句。真是奇怪，夜阑梦回，朦朦胧地总浮现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的影子。关汉卿写《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淩波涉江，顺流东下，豪迈异常，
其词曰：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覰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好一派江景也呵！”“这
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写下上述文字，让我学关大王，也做一个“把盏科”，浮一大白，喝它一壶。哈哈哈哈！
国标 於北大
（三）
X老师：您好！
这几天整理《对外传播学》效果很不错，已经有7万字彻底理顺了。我希望能一鼓作气写完，应在25到30万字之间吧。是阿富汗战争打断了当时的写作。
当年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下卷终身没写出来。我想写完整《对外传播学》，里面的原创性我很看重。我希望它能成为被翻译成外文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新闻传播学专着。中国近100年新闻学史，没有一部被翻译成外文，太可悲了。
今天有朋友说，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开会提及我被学校批评幷停课事。据说网上已发此新闻。昨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电话，印证我是不是被学校停课。我问他们从哪里听到的这个消息？她说是香港成报。
也有学生问我是不是被停课，我都没有正面回答。一是我觉得我自己羞耻，二是我觉得北京大学羞耻。但是如果停了，我说没停，就更可耻。总之一个耻字缠上我了。
当时您告诉我停课时，我没问从哪里来的力量让我停课。据说是我们学院打报告停的课。这其中的的运作过程我不想让您一定现在告诉我。本着对历史负责，我将来再请您告诉我真相吧。
我这封信只是告诉您不用为我的状态担心。
这几天我很有成就感，很充实也很有收获。
祝学院里一切都好！
焦国标2004年9月15
（四）
X校长并X老师：
调我到校文献研究部门一事，初听之下，虽有些意外，同时也深获我心。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目前这样的现状我幷满意。如能躲进我们校园里的哲学楼成一统，做学问，我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细想深感不妥。
第一，这个校内调动不告诉外界，我做不到。为什么呢？通讯地址就是个大问题。我总得对外人告诉我的通讯地址吧？再者，虽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临时保护措施，可是日後两位先生必落駡名。至於我本人，外人必说这个焦国标缺心眼，领导把他卖了，他还帮领导数钱。
第二，这对我们学校声誉有害无益，甚至比把我开除更不可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把杨支柱放到图书馆，青院是什么地方？野鶏学校而已，什么都可以
做。我们北京大学大门大户，老师因言论而冷藏若此，实为不妥。清华待秦辉老师，仅限停课。北大若把我送进文献研究部门，後人、外人看来，将比清华更等而下
之。曹刿说：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处於领导的位子，情急之下，出饮鸩止渴之策实属难免。可是眼光稍稍放远，不用放太远，一月俩月之後，就会发现这真不是最适当的爱
校之策。一阵政治妖雾袭来，令人晕头转向，可是转瞬也就过去了。妖雾毕竟是妖雾，不是泰山磐石。
第三，对我自己而言，也未必都是好处。首先，我最後的学位是新闻学，我安身立命之具应以新闻学为有利。今年已是我晋升副高职称的第六年了，我在
文献研究部门再待六年能拿正高吗？我一辈子学术职称方面的前途不就完了吗？当然，目前这样挂着，不上不下，也许一样是完。可是我认这个完，不认那个完。这
个完有意义，那个完没意义。“赖”在新闻（教育）圈，即便职称一辈子泡汤，我还有讨伐中宣部的老本，最起码是风操方面的老本，这也是个人需要或个人实现的
一部分。中宣部当然不可能伴我一辈子，它的阳寿不多了，可是伴我二三年的可能还是有的。到那时，X老师该退休了，X校长也到了调我走时灵，调我回未必还灵
的时候，我欲回新闻学院，得乎？人事代谢，两位先生即便欲帮我回，可乎？
为领导计，现在怎么办？上策，下学期安排我正常上课，出一个让中外大跌眼镜的险招。回国後学校没处分我，世人很多“想不通”。继续走下去，让世
人更加想不通去吧。人家猜到哪，您就做到哪，不能叫技高一筹；人家（误）指到哪，您就打到哪，不能叫择善固执。中策，继续挂新闻学院这儿不上课，等这股政
治妖雾自然消退。下策，调我到文献研究部，留千古微词。为学校百代声誉计，如果硬调我到文献部门，我只能写着杂文走，正如三年前我写着杂文来，挥挥手不带
去燕园半片云彩。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做孙大圣不易，起码可以做个沙和尚，无论如何不能做猪八戒。
国标顿首
2004年12月11日晨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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