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专捧老年独裁者
焦国标
《环球时报》是大陆最成功的专司国际报道的报纸。对於中国读者的国际视野而言，这家报纸既是功之魁，同时也是罪之首。眼下中国民衆中非理性的民
族主义情绪，在我看来起码有八成是它煽乎起来的。中国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已经越来越变得吃屎不知香臭，美国9?11发生时无数中国人为之鼓掌欢呼就是明
证。将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真有什么走火入魔的事发生，应该先拿这家报纸是问，它得承担八成责任。不过这里我不谈它的煽乎民族主义，只历数它为国
际政治舞台上的老年独裁者捧臭脚的报道。这种报道让普通中国读者失去辨别狗屎的嗅觉。
2004年10月20日晚上，古巴老年独裁者卡斯特罗在一次群衆集会中，一脚踩空，摔裂左胳膊骨，左腿膝盖骨碎裂。两个月以後，12月23日，
卡斯特罗又出现在古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现场。对此事件，12月27日《环球时报》以“伤病很快痊愈已能稳健行走”为眉题，以“古巴为
卡斯特罗欢呼”为主题，予以报道。报道者是本报驻委内瑞拉特派记者刘宏。报道中写道：老卡在少先队员陪同下“稳步走向大会主席台。在场的六百余名代表起立
高呼‘卡斯特罗万岁！古巴自由万岁！’人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卡斯特罗面带笑容，不时向现场代表和报道会议的各国记者挥手致意。”
在这篇报道里，卡斯特罗慈祥得像一个祖父，一个弥勒法佛。试问去年三月他一次抓拿七十五名有的比他孙子还年幼的“反革命分子”时，他还面带笑容
吗？在六百多人高呼“卡斯特罗万岁！”的背後，记者刘宏先生你想过没有，这个“革命老人”在他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时期制造过多少冤假错案？说实话，我不知
道这个数字。《环球时报》从来没报道过这样的消息和数字。可是我坚信他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为什么？毛泽东独裁二十多年就制造那么多，他比毛泽东长一
倍，你想去吧！
“据介绍，卡斯特罗迅速康复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知道自己能早日康复，就是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鼓舞和对敌人的无情打击。”敌人是谁？当
然是美国。
“卡斯特罗迅速康复，令古巴人民和所有关心他的人们欢欣鼓舞。但这是古巴的夙敌——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至今，卡斯特罗依然活跃在古巴政坛上，而美
国已经换了数位总统。”这话的意思是，美国哪个总统也赶不上老卡福寿绵长。记者这话真是吃屎都不知道香臭了！
按道理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人士应该是人文素养很高的群体；就其职业而言，无疑属於令人羡慕的群体。然而，他们一些人的新闻报道作品里传达出的人文品位和专业水准之底，实在不敢恭维，其中所散发出的腐朽落後恶宿之气息，甚至有令人掩鼻者。
《环球时报》2003年4月28日第八版头条，眉题“不怕受到攻击，经常仗义执言”，主题“马哈蒂尔敢於批评西方”。这样的标题就很值得推敲，
它意味着：谁“敢於”批评西方，谁就是好汉，谁就是“仗义执言”。苏哈托、萨达姆之流过去就是批评西方的急先锋，他们究竟是好汉还是恶棍，历史已经做出判
决。不仅如此，这样的标题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更大胆的前提：西方都是不义之徒。西方是不是不义之徒，需要具体分析，如此不分青红皂白，起码是对世界政治文
明发展大势缺乏洞察。笔者认为，马哈蒂尔批评了西方的什么，是怎样批评的，制进标题就完了，不应作这种既缺乏国际政治眼光，又虚与不实的标题。
这篇报道暴露记者人文品位低下，甚至是最为低级趣味之处是关於马哈蒂尔的年龄问题。“1981年他首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此後四次蝉联至今。”
“目前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中，除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外，就数马哈蒂尔了。”“77岁高龄的他一直忙着主持会议，会见各国首脑，但看上
去却精神饱满，毫无倦仪意。”“马哈蒂尔已年逾古稀，他多次表示要告老还乡。目前，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稳定，也许他认为是急流勇退的最佳时机。”
以目前的人类政治文明水准而论，无论他做出多么大的成就，国家领导人高龄在位和长期在位，都不是一件光彩夺目、值得歌颂的现象。二次大战之後，
英国首相丘吉尔功劳可谓大矣，英国大选还是将他淘汰出局。国家高位，不是荣衔，也不是一种报答。老子说：有大功的人，只有不居功，功才不离开你。言下之意
是说：有功而坐在功劳簿上，功就离开你了，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功了。
作为驻外记者，对於高龄在位和长期在位这种现象，即便不在自己的新闻报道里加以明确的贬责，最起码你不应该采取赞美歌颂的态度。可是从上面引用
文字的口吻可以判断，报道者认为连干四届是体面之极的事，做各国家领导人中的高夀亚军，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出报道者的价值
观是这样的：终身制更了不起，世袭制则堪称伟大。也许这幷不是报道者的本意，可是他的口吻给读者感觉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有错：要么价值观
错，要么文字表达错。
高夀，人所欲也，我们可以赞美高夀的老人，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个国家领导人其高夀本身不应该成为歌颂的对象。终身握权柄，世袭掌国玺，人
之所欲也，可是在主权归民的现代政治理念里，一切终身制或世袭制的做法，哪怕是终身制或世袭制的念头和嫌疑，都应该是口诛笔伐的对象。
中国人有敬老传统，高夀的、在位久长的帝王尤其令中国人称羡，比如康熙和乾隆。乾隆还号称“十全老人”。这种关於高夀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别是关
於君主高夀的文化心理，“力透纸背”，不知不觉渗洇到马哈蒂尔或牛哈蒂尔身上去。可是须知现代不同了，马哈蒂尔总理不是终身制的皇帝。他的连干四届，他的
77岁高夀亚军，你即便不表态予以批评，起码不应该极尽歌颂之能事。
2003年初，全球不结盟国家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议，当今国家领导人中的高夀冠军，马哈蒂尔的老哥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
顺道到中国访问，千龙网站专此组织一篇从头到尾洋溢着无限赞美热爱之情的卡斯特罗小传，“希望借此能让大家了解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巴领导人”。其中写
道：“环顾当今世界政坛，能数十年一贯受到本国人民拥戴，又始终受到国际舆论极大关注的政治领袖已为数不多，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
一个。在20
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坛上曾经叱咤一时的诸多风云人物中，至今仍稳坐江山的惟有卡斯特罗。他领导1200万人口的小小的古巴，与拥有2.5亿人的‘超级邻
居’长期抗衡，如此豪情胆略令世人侧目。虽然他自称是‘属於已经过去了的世纪的人’，但是人们看到，他依然活跃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不仅在各种会议中铿
锵有力地发出古巴的声音，更在一些人们料想不到的场合中出现，尽展魅力和风采”。
我们对卡斯特罗本人行状功过的褒贬搁置起来，只就报道本身立论，“数十年一贯……至今仍然稳坐江山的惟有卡斯特罗”这样的用词，这样的口吻，总不能说是报道者人文品位高贵、政治趣味不俗吧？
与上述马哈蒂尔的报道同一天的《环球时报》第九版，还刊载一篇介绍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的文章。眉题是“半小时会议晕倒两次八十高龄欲再连
任”，主标题是“阿塞拜疆总统不服老”。文章开头第一段写道“如今，他依然宝刀不老”，後面还有“近4年来就做了3次手术”的事实。
如果说马哈蒂尔那一篇标题里有明显的国际政治逻辑不当的话，那么这篇阿利耶夫的标题里有着扎眼的逻辑问题：已经八十岁了，半小时会议两次晕倒却
还要连任，这本是十分可鄙的事，可是报道者却用了一个在中文里十分褒义的词“不服老”。当然，“不服老”也可以做中性理解，幷无褒义，只是表述阿利耶夫的
这种状态，可是“如今，他依然宝刀不老”这句话就实在一点逻辑不讲了。既然已经说他八十岁了，半小时会议两次晕倒，而且近4年做了3次手术，对这样一个对
象，用“宝刀不老”一词是不是用词也太不当了？你决不可能不知道“宝刀不老”在我们中文里是什么含义。
这三篇关於高龄、长期的领导人的报道，除了流露出报道者的政治文明水准低下，人文趣味不高，还表现出报道者在新闻业务素养上有明显缺欠。文字表
达上的逻辑问题不说，新闻报道要客观，用词要中性，要多用事实，少用判断，这是最起码的业务要求。可是，这几篇作品里满篇是赞美歌颂之词，只见判断，少见
事实，或者事实多是很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比如“当谈到马哈蒂尔时，马来西亚人无不表露出爱戴之情，高度赞扬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在交权给儿子
（阿利耶夫想让儿子接班，搞世袭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际报道应该有明确的态度，那就是不齿，贬责，可实际相反，赞赏不已）的问题上遭到反对，阿利耶
夫还是很受老百姓爱戴的，几乎所有官员的办公室里都挂着总统的画像，大家把总统的经典言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老阿能够成为政坛常青树，而且一直深受百
姓爱戴、官员拥护、敌手敬畏”，等等。“马来西亚人无不……”云云，你记者怎样得出“无不”的结论？且不究阿利耶夫受不受老百姓爱戴，起码由官员办公室里
挂总统画像的事实，幷不能得出受“老百姓爱戴”的结论。官员是官员，老百姓是老百姓，不一回事的。这叫材料与结论不照应。至於挂总统画像，把总统经典言论
当座右铭，说白了不就是跟中国文革时期一样，挂毛主席像，背毛主席语录吗？对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中国记者作为从那一段恶梦般的岁月里走过来的人，如此赞
赏的表述实在令人费解，甚至令人感到遗憾、愤慨。
从事国内报道的记者，在报道本国领导人时，久已不再使用如此的措辞和口吻。也许是由於中国“天子圣明”、山呼万岁的历史太久了，这种笔触中国本
土行不通了，却在国际报道中找到任意发挥的天地。这是一种传统的余毒，尽管发作在报道外国领导人的作品里，我们仍然要当心。国际报道从业者，多半是外语科
班出身，读书期间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外语上，政治人文素养是很边沿的科目，新闻业务素养更是急用现学的东西，很难入心入脑扎下根来。
人文理念，包括一些新闻理念，对於新闻记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方向性的东西。在你的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里，说它是啓明星，是北斗星，一点都不过分。
《环球时报》捧老年独裁者臭脚，尤其酷爱卡斯特罗，已经很久了。1999年该报头版头条曾登载一大篇文章，主题是“卡斯特罗不信邪”，副标题是
“不怕美国封锁，坚持社会主义”。很明显，文章的逻辑是：美国邪，卡斯特罗不信邪。看了此文，我倒强烈地感觉到，美国邪在何处没有充分报道，卡斯特罗的邪
倒是十足的。而且，此文的内在逻辑也够邪的。
先说卡斯特罗有多邪。卡斯特罗是1959年1月1日起义胜利入主哈瓦那的，到今年1999年多少年了？整整40年了，卡斯特罗本人也73岁了。
一个人连干
40年，也不分个届次，终身制不再是野心，而是事实。根据历史，一个人干40年，不是封建专制，必是法西斯统治。否则他客观上干不了这么多年，自己主观上
也不愿干这么多年。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先进一个档次。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严格分届次，执政期限有严格规定，每届三五年，连任不得
超过三五届。社会主义既然比资本主义先进，领导人的任期起码不能比资本主义的更长，届数起码不能比资本主义的更多。任期越长，届数越多，离君主制越近，离
资本主义越远，离社会主义更远。卡斯特罗这个自号社会主义的掌旗人可好，一干一辈子，这是哪家的社会主义？这是卡斯特罗的一邪。
一干一辈子就一辈子吧，他还要指定继承人。1998年10月古巴共产党五大上，再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文章中没有说）确定了劳尔?卡斯特罗作
为卡斯特罗的继承人地位。指定继承人就指定继承人呗，你猜这继承人劳尔?卡斯特罗是谁？是卡斯特罗他自己的亲兄弟。而且这老弟弟也七十多岁了。您说这是什
么事儿？这是兄终弟及呀。再说，您搞兄终弟及也找个年轻点儿的呀。不过如果当初父母压根儿就没有生养那么多儿子以供今天这个出息的儿子选择继承人，那就不
是老卡之过，而是卡老父母之过了。
有人要问了，什么是兄终弟及？古里古气的！就是哥哥死了弟弟继承王位。听起来古，内容还倒挺新鲜，第一次听说。新鲜个鬼！咱中国三千年前就这么
干了。商朝，就是夏朝後面那个商朝，就这样继承王位。如此说来，咱中国可够先进的？是啊。可从卡斯特罗那面看，可够落後的呀，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到现
在他还采用。是啊，要不怎么说卡斯特罗够邪的呢。这是卡斯特罗第二邪。
第三邪，他自己一辈子搞终身制，不尽兴，又恢复采用了三千年前中国的国粹兄终弟及。就这么一个权令智昏、藐视世界进步潮流的人，你听他在
1999年元旦之夜，也是古巴革命胜利40周年的讲话：“古巴现在是抵御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冲击的堡垒。我们是在为古巴和世界人民而斗争。今天的战斗更加残
酷和困难。”说这话好不害臊，就拿你那终身制，你那兄终弟及制，也想抵御资本主义？也不掂掂自己的斤两！什么抵御？倒行逆施罢了。
古巴人民是否委托你为他们斗争，这我不知道。我想问问卡斯特罗先生，世界人民什么时候委托你为他们斗争的？李敖说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和准备是
手淫台湾，意淫大陆；王小波说现在国学派张皇其事是手淫大陆，意淫世界；卡斯特罗这分明是在手淫古巴，意淫世界！他这种五六十年代中国人人人会说的冷战语
言足以证明，老卡斯特罗心理已经完全变态了。他完全生活在二三十年前，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
想起来至今古巴人民还笼罩在冷战语言冷战思维里，真是止不住悲从中来！卡斯特罗在结束演讲时高呼：“社会主义，或者死亡！”这是一个欧化句子，
意思是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死亡，决不与资本主义共戴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真的那么水火不容吗？只有总统制与终身制和兄终弟及制的水火不容，决无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容！印度从1971年以来就有社会主义的西孟加拉邦存在，现在有3个邦在印度实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印度和平发展，平等竞
争，何曾你死我活过？卡斯特罗即便是不睁眼看印度，起码也得听听邓小平哥哥的话：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没有天堑鸿沟，更没有你死我活。
卡斯特罗第四邪。卡斯特罗好像是在哪个大学拿的法学博士学位。法学是确保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最有力的学科，法学博士本应该为人类更民主更文明而
奋斗，谁曾想到头来法学里竟然孕育出一个妖怪！看来中国强调红专教育是对的，只专不红，必然越专越黑。一个法学博士，怎么用法理学解释终身制和兄终弟及
制？以法学博士之身而行终身制，行兄终弟及制，是法学的叛逆，是对博士学位的亵渎。
卡斯特罗的邪就说到这里，再看看这篇文章的邪。上述的卡斯特罗已经够邪了吧？卡斯特罗千好万好，就冲他这终身制和兄终弟及制，就可以断定为人类
公敌。可这篇文章居然说“卡斯特罗不信邪”，俨然卡斯特罗其正无比。这不是颠倒邪正、混淆黑白吗？世上还有没有是非了？六七十年代，中苏闹崩，古巴甘心做
苏联的跟屁虫，那是中国的二号敌人。八十年代末，苏联这回真的“变修”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终身制要变成总统制了，终身制没有了，世袭制更
没门儿，卡斯特罗哪肯跟着变呐，於是他跟苏联、俄罗斯分道扬镳，照样玩他的终身制游戏。哪曾想，从那以後，卡斯特罗因祸得福，成了中国领导人的精神夥伴
了，鬼使神差一般地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拿他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倒。苏联扔了的一只破鞋，倒被中国政府成洁白的哈达挂在脖子上。苏联的乏走狗，被中国领导人
当成坐上宾。难道恶人也有天相？
社会主义不倒固然需要证明，可你也不该抓住什么是什么呀！拿搞终身制、世袭制的人证明社会主义不倒，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这不是恶心社会主
义吗？除了古巴，还拉住个朝鲜做证据。朝鲜是什么东西？是终身制加纯粹世袭制，这是中国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传子，家天下”时産生的极其破、极其破的破玩
意儿。五千年以後了，倒行五千年，某些混了头的中国政治糊涂蛋竟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大旗不倒。民主人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社会主义
现在是低潮，朋友少，知音少，太寂寞，太孤单，得找朋友，可你也得找体面的朋友哇，像终身制加世袭制的朋友，终身制加兄终弟及制的朋友，那是不齿於人类的
狗屎堆，你把他们拉进国际保护伞，划进社会主义的范围，那这社会主义成了什么东西了？那不是藏垢纳污的国际垃圾堆吗？那不是国际倒行逆施者的跨国俱乐部
了？谚云：
“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湿婆下假神。”与世界文明的这些残渣余孽称兄道弟，中国有好儿吗？谁是恶棍，谁就是英雄，就结交谁，这都是什么外交嗜好哇？好交恶
棍是传统农业社会里的人的普遍行为，中国真不愧是个农业国。
文章还说：“古巴经济仍很困难，但大多数古巴人都支持和拥护卡斯特罗政权。”他敢不拥护吗？现在大家都可着劲儿说毛泽东这错那错，搁到六七十年
代，你敢吗？不吓死你！您记住我这句话：一个人凡连干三四十年，不是暴君就是法西斯。不然他干不了这么多年，他也不应该干这么多年。这不是我闭门造车造出
来的警句格言，而是迄今为止全部近现代人类史的完全归纳。暴君、法西斯，他要不死，谁敢不“支持和拥护”？我们等着瞧，只要卡斯特罗足够长寿，他就有自己
演苏哈托的那一天。如果他不够长寿，我们就有像看斯大林身後一样看卡斯特罗的那一天。
《卡斯特罗不信邪》一文的作者最後打保票：“只要古巴共产党内部不乱，古巴社会主义大旗不会倒下。”可真叫糊涂，古巴那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
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时候说过社会主义大旗可以终身制着打，兄终弟及着打？马克思、恩格斯上千万字的着述里，你可曾找到世袭制下也可照样叫社会主义的
文字？社会主义是科学规律还是几个小丑人为？只靠几根倒行逆施的枯木支撑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老自号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可这口吻分明是赤裸裸的
历史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英雄史观。无产阶级的报纸，兜售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的黑货，还不够邪吗？
《环球时报》，你走得够远了，你必须对中国读者健康的国际政治文明常识负责！你可能说，那是读者爱看，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你知道，咱们中国目前
没有起平衡作用的报纸，具体说，你果然有歌颂老年独裁者的自由，可是没有哪一家报纸有谴责老年独裁者的自由；在这样的格局下，你必须当心你正在起的作用！
（编注：这是作者多年跟踪《环球时报》关於邪恶反美英雄卡斯特罗的报道而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期间曾经试图在大陆报刊发表未果。）
中国大陆信息猪圈 共有几块顽石砌成
焦国标
中国大陆对民衆实行的严密的信息封锁，我为此感到特别痛心！他们为什么要搞信息封锁？目的显而易见，要愚民，要他们的食物链下端永远这么愚昧和
软弱。德国十八世纪的着名哲学家费希特曾经声讨过当局的愚民行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
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後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这些人类的敌人阴险无地，比圣经给我们描写的那种敌视人
类的东西还狡猾地思考着，盘算着，在最神圣的深处搜寻着他们向人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
在我想来，除非我把民衆想象成可以宰杀肉食的猪羊，否则我干不下这样狠心的事。可是他们不是猪羊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我们有共同的祖
先。你们每年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地祭祀黄帝，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子孙对子孙就这样啊？食物链是永远的，民衆永远是统治者食物链的下端，可是下端与下端内
涵不一样啊。夏桀殷纣食物链的下端与文帝景帝食物链的下端过的日子能一样吗？隋炀帝的百姓与唐太宗的百姓心情不同，乌干达的人民与瑞士的人民生活完全不一
样。所以这里我不忍心用文绉绉的词“信息封锁”，而采用道义色彩浓厚的词“信息猪圈”。有网友说见过我，说我脾气很躁。请原谅，我要反唇相讥了，你脾气很
肉，你很麻木，你很迟钝，你很冷血，你很弱智。
那么大陆信息猪圈都有哪些石头砌起来的呢？石头很多，有大有小，是全方位的、无孔不有的，不能尽举，想到多少说多少吧。
大陆信息猪圈起码可以分两层，就像过去的城市有城有郭一样，又像过去富人的墓葬，有内棺和外椁。大陆信息猪圈的外郭是一道把中国民衆与外国隔绝
开的信息壁垒。所谓外国，其实就是西方，不可能是黑非洲，也不可能是拉美。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是与西方接轨；所谓全球化，实际上西方化，可是大陆不许这
样实际着说，要不实际着说。不然不是太长西方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吗？不然不是让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我们的老师了吗？再说我们社会主义优越，逻辑上
讲不通啊。
一、屏蔽外国信息的十四块臭石头
这道隔绝中西的猪圈外郭有下述几块大顽石构成。第一块是不许西方记者自由进入中国采访。建国後二十多年，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既没有西方
记者，国内把老百姓折腾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既屏蔽西方信息，所以国内民衆谁也不知道西方什么样，只知道除中国人民之外，其他全都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等
待我们去援救。实际上，即便是中西隔绝的五六七十年代，大陆上层仍然可以吸洋烟，喝洋酒，仕女用洋货，穿洋装。这些资料你可以在零散的历史资料里面看到。
我看《往事幷不如烟》，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还有洋雪茄抽，不是因为他留过洋，是因为他当过林业部长。
改革开放之後，西方记者可以进来了。可是幷不是西和西方媒体都到中国来开记者站的，哪些能进，哪些不许进，要经过政治挑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
媒体不许进来是说不过去的，如《纽约时报》、路透社、《读卖新闻》之类。除此之外，那就看对大陆的态度了，只有那些对大陆比较“友好”的媒体才准许进入。
所谓“友好”媒体，实际上是只讲商业道德，不讲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体，或者准确说是新闻职业道德让位於商业道德的媒体。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大陆扩大其覆盖范
围，如果一定程度上做大陆官方的应声虫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不妨就做一把应声虫。进入大陆的海外中文媒体基本上都要过这道良心关。香港媒体最有代表性，捧大
陆官方臭脚越下作，在大陆就越有发行空间，那些对大陆官方持批评态度的香港媒体进入不了大陆。
美国之音勉强可以在大陆设记者站，自由亚洲电台就不可以。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中国南通人，曾写过一篇大陆报道，批评了外交部某位官员，被划
入黑名单。父亲病重，申请回国探望老爹，睚眦必报的家夥们终於得到一个可以施展报复的机会。折腾一个多星期，人可以入关了，可到家老爹早咽气了。这桩个
案，不仅违背起码的新闻文明，记者本来就不是专职吹喇叭的，更不是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为你吹喇叭而成此行当，而且摧残了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伦理亲情。在这帮
家夥眼里，真的是无所畏惧，人类文明准则狗屁都不是，传统的亲情更是一文不值。他们不仅是人类文明之敌，也是民族文化之敌。所有能够被绑架的东西，从广袤
的领土，到巨大的商业定单，到传统的伦理亲情，都被他们绑来用作伤天害理。有人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绑架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我说中国的一切，从
物质财富到精神文化，都正在被要挟，被绑架。
外国记者能进大陆，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多的考验还在後头。大陆信息猪圈的第二块顽石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件件都要打报告写申
请。驻北京的记者，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如果出京采访，必须有地方外事办工作人员陪同。总之，按规定，你没有任何自由采访的
余地。采访突发新闻也要申请吗？当然。这个规定显然幷不现实，许多新闻特别是土法新闻是容不得层层打报告写申请的，因而外国记者实际上幷不完全按这个规定
行事。一般说来，如果采访正面的、不太有时效性的新闻，他们就会打报告申请采访；如果欲采访负面新闻，只能“偷偷摸摸”，违规行动。按道理说，既然一项规
定不现实，那就快点改呀。不，人家不改。如果不现实就马上改，怎么才能体现我官僚主义呀，怎么才能体现我逆潮流而存在呀。
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前不久他去江西瑞金采访，一切按规定行事，向瑞金政府外事办申请。外事办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他高高兴兴去了。结果，外事
办狮子口大开，采访五天，收费八千元人民币。每天有三个外事办的官员陪他一个人采访，只能在瑞金城里瞎转悠，乡下还不能去。更近一些时候，大约是我们这次
谈话前的一个月，他想去河南开封采访刘少奇的遗迹，好像一个纪念馆开张了，他想去看看。人到郑州，省外事办告诉他，这个纪念馆没有开张，不能去。他想，既
然到这里，不能空手而回，不开也去看看，於是就决定游客身份去一趟开封。到开封一看，纪念馆一直开着张呢。堂堂正正的省直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么骗人呢？
你瞧，有资格在大陆设立记者站的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有多麻烦，多窝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你外国记者想“不论国界寻求消息”，去美国可以，
去中国，对不起，不可以。
第三块顽石是把大陆分为开放地区和非开放地区，开放地区外国人可以进，非开放区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都不能进。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当然都是开
放地区，河南的爱滋病村当然都不开放，一家人只有一条可穿的裤子的地方，生了孩子没东西包扎、直接埋进灰窝里吸干的地区，外国人是不能进的。我们知道，越
是贫穷落後的人们越需要外界知道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啊，可是你需要，他们“有国者”不需要，他们需要脸面。殊不知，对外国人封锁贫穷落後地区之举本
身已经是最可耻、最愚昧的行为，因而也是最伤体面的政策。“一国两制”被说成是最伟大的思想，是邓小平的首创，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国糟，一点都不伟大，我们
到处都在玩两制啊，城市和农村一分为二，不是一国两制吗？开放区和非开放区也是一国两制，港澳与大陆的两制只是简单的顺延而已，生在大陆的傻子都能想到这
个招数。在贫穷落後的地区，见人时脸上搽着粉，点着胭脂，不见人时土坷拉擦屁股，一个身体还两种待遇呢，所以一国两制是非常普通的主意，一点都不伟大。
隔绝中外的第四块顽石是干扰外国电台。改革开放以前，境外一切电台，包括欧美、台湾、香港电台，都被称为“敌台”。大陆民衆收听这些电台叫做
“偷听敌台”，那是吓死人的罪名，跟“美蒋特务”差不多，一听就叫人心惊肉跳。改革开发後，不叫“偷听敌台”了，听者不被治罪了，但是采取技术干扰，让你
听不清楚。
这种手段，越想越觉得下三烂，越想越觉得可恨。干扰外台的中国人，与收听外台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成年人，都是具有法定行为主体能力的
中国人，都是具有同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许後者收听呢？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他们哪些可以听、哪些不可以听？你比他们聪明吗？你智商更高吗？如
果不是这样，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是统治者，他是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什么关系？是不许他自由收听信息的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是赤
裸裸地把他们当成猪羊一样圈养吗？在你眼里他不就是猪羊供你吃肉、喝奶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觉得你的这种统治是当今时代最野蛮、最落後、最愚昧的统
治吗？而最野蛮、愚昧的统治术难道不该或主动抛弃，或必然被唾弃、被埋葬吗？
大陆信息猪圈隔绝中西的第五块顽石是卫星电视出现以後，大陆又开始封堵卫星电视。广电部曾有明文，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部才可以收看境外卫
星电视。等级制真是深入骨髓！人人平等是全方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息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由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喊得太久，所以不会再制订一项按级别
区别对待的法律，可是信息是个新玩意儿，一出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就露出尾巴。
第六块顽石是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後，又开始封堵互联网。封堵互联网之法具体有多少，我不确知，我知道的起码有四种：一是屏蔽一些境外网站，让你上
不去；二是过滤掉一些关键词，让你看不到相关的信息；三是随意关闭国内一些网站，像不久前的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四是随意干扰电子邮件通信的自由。
在美国上网，什么网站都可以上去，什么关键词都会有回应，真是觉得“新旧社会两重天”。难道中国天生就这个德行吗？我不相信！她会变的，她一定要变，她一
定得变。
2004年12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条新闻，说“北大警告学生不得在境外网站论政治”。消息主要内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登
录境外中文网站多次，遭学校网站老师警告。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表示，他与北大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幷不相识，但上月，该名老师竟然叫出他的名字，幷警告他说，
不要以为在互联网上说甚么都行，因为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学校监督之下；还明言，他不应该再关心政治，不要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耽误了前程。该名被警告的学生
起初幷不为意，继续登录境外中文网站。结果，班上的老师直接在课堂上点他的名。上周，他再次登陆境外中文网站，翌日，他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被教导主任严重
警告，幷威胁他说，若再屡教不改，将开除其学籍。有关北京大学监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消息幷不罕见。今年九月，北京大学学生讨论区‘一塌糊涂’，在发布了中
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於官员腐败情况的内部文章後，被校方勒令关闭。此事引起校内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更发表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指
责校方的做法。不过，‘一塌糊涂’讨论区至今仍未解封。”
这条新闻说明，网络警察也是封堵互联网的重要手段。更可怕的是，每一个网络管理者，哪怕是大学里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都自觉不自觉承担着网络警察的责任，成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的黑手。网络管理者全员成为网络警察，正如新闻从业者全员成为新闻检查者。
这个猪圈上的第七块顽石是海关，禁止携带他们认为敏感的任何出版物入关。这次从美国回来，入关的电子显示屏上出现的入关须知，我扫看一眼，没看
仔细，好像没看到关於出版物的信息，最起码写得不突出。可是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却是你携带什么出版物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能
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呢？用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的话，除非证明你比我更聪明，更知道美丑香臭。试问你敢说这个话吗？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成立时，台湾几位新闻传播学老教授给该院捐赠一批图书，揆诸常情，这该是一桩美谈吧？可是大陆这地方邪得很，美谈能自然
变成丑谈，这批赠书在海关滞留了大半年一年的样子，才到达目的地。人家好心好意捐书，你大陆把人家当贼，把人家当驴肝肺，不是成心伤人心吗？你海关一本一
本翻，能翻出什么大毒草来？也许根本就没翻，只是放在那里，以在海关滞留时间之长，表明他们审查之严。什么都与世界接轨，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接轨呢？树立
良好的国家形象，天天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各个职能部门时时处处都在糟践国家形象。
第八块大顽石，是严格限制订阅外报外刊。大学图书馆本是信息蕴藏量最丰富的地方，可是事实上那里的外报外刊极其有限。有心人不妨做个专题研究，
看看大陆大学图书馆里订阅外报外刊的情况。即便是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它图书馆里订阅的外报外刊也少得可怜。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香港、
台湾的刊物只有十来种，可能不足十种，《明报月刊》、《开放》都没有，《动向》之类就更不会有。我相信其他大中专学校里会更少，中专学校很可能就没有任何
境外报刊。
大陆什么级别的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境外报刊，是有明确规定的，普通个人不能订阅外报外刊。1996年，我到《中国文化报》工作，报社阅览室里订
有《明报月刊》。1997年，发现不订了。问为什么，管理员说，香港回归以後，订阅《明报月刊》的单位级别提高了。我们报社是司局级单位，现在不行了，必
须部一级单位才可以。我继续问为什么，管理员说《明报月刊》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不能令大陆满意，所以提高了它的订阅级别。级别越高，订数越少，影响力
越小。我相信这个解释是确实的。一直到2001年我离开文化报，再没见过《明报月刊》。
大陆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没有见过外国大报什么样。2004年上半年，有一次一位法国驻北京记者说，他们订阅的一些
英文报纸，看过了可以寄给我一些，让学生们看看那些世界大报什么样。我说这是好事啊。收到两次之後，他们说再寄的报纸总是被退回，说查无此人（焦国标）。
其他邮件都能正常收到啊，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事实。想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邮政上的，每次一大包，送到我的单位，怪累人的；一个是意识
形态上的，我给学生们分看的外报可能惊动了某些人，索性指示邮局，查无此人，退回完事。第一种原因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原因也无从证实。无论是哪个原因，我
都非常难过。本来是出於让学生们增长见识，新闻学院的学生嘛，外报都没见过，学什么新闻，到头来却落个“查无此人”。
第九块臭顽石，是国际长途费用奇高，以高额长途电话费阻断中西。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费用极高，比美国打进来还高。我刚刚（2004年12月
31日）咨询过，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是每六秒八角钱。可是美国打往中国的电话每分钟才几美分。打进打出是同一条綫，而且中国人的收入与美国又不成比例，为
什么会这么高？就纯粹的经济角度看，中国国际长途基本还是垄断行业，缺少竞争，价格居高不下也可以说得通。可是看了李希光先生的《新闻学核心》一书，对中
国国际长途的高价现象我有新的领悟。该书中说，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陆还严格控制复印机的销售，不是谁都可以购买复印机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扩大
信息传播的速度啊！
看到这里，我特别心惊。一个社会怎么可以这样敌视信息传播？太可怕了。朝鲜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最近又有新规定，民衆不准用手机了。去年我在
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古巴抓一个美国外交官，为什么？他卖收音机给古巴人。数百年前，谷登堡用活字印刷《圣经》，教会打压。更早几百年，基督教世界有人用
阿拉伯生産的纸张替代羊皮纸抄写《圣经》，也被罗马教会限制。为什么？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垄断就不易了啊。大陆国际长途价格居高不下，是不是出於类似
的目的呢？是不是几百年前欧洲天主教教会拒绝活字印刷的借尸还魂呢？
除了以高额电话费阻断中外之外，大陆还设置另一个电话障碍阻断中外交往，就是境外来电不显示号码，或显示的号码经过了转换，你根本不可能根据境
外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境外来电，在手机上通常显示为“受限制号码”，在座机上显示的是经过转换的号码，只可以境外打进来，你想拨回去是不可能的。你们狗
日的有什么权力限制这些号码？
第十块顽石，是出版社严格审查外版书。凡是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文书籍，都是经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把关的。有神论的书不翻译，不买马克思主义账的
书不翻译，反共産主义的书不翻译，暴露大陆问题和罪恶的书不翻译，肯定西方文明的书不翻译，诸如此类。只有用人类全部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産主
义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大陆官方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産，然而直到今天，大陆没有哪家出版社出版过《圣
经》。由此足见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挑食挑到什么程度，足见他们说得是多么动听、多么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又是多么愚昧昏庸，不可救药。大陆思想文化界弱不禁
风，近亲结婚，兄弟姐妹私通，生一个是个怪胎，再生一个是白痴，谬种流传，品质退化，永远不可能生出周周正正、在国际学术界拿得出门的後代。
即便是严谨的西方学术着作，翻译过来时也要在前言里交代一句，要读者有批判地阅读云云。我手头就有例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汉译世界学
术名着丛书》，每一本书前面都有一页《出版说明》。其中写道：“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着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
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十年後商务印书馆的译着仍然有类似的话。1993年第一版，2001年第三次印刷的《武士道》，日本新渡户稻造着，张俊
彦译。在汉译序言中有一段话：“由於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於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
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出版者或翻译者一定要这样在序言里“打预防针”或“喷药消毒”的。或者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有病、有毒，可也要这样走一下形
式，表一个态，这出版和翻译才安全。
实际上这样的交代难道不是画蛇添足吗？“时宜”、“过时”、“立场”、“商榷”之类说辞，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谁和谁能完全一致呢？此刻的你和彼
时的你也不会完全一致。再说，过时不过时，立场不立场，商榷不商榷，糟粕不糟粕，都是读者的事，与你出版者和翻译者何干？用得着你们提醒吗？《武士道》原
以英文写成，1899年在美国出版。我手头这本汉译本系由日文翻译而来，日译序言里就没有这些浮赘悬疣。出版者和翻译的职责就是译好、出好书，至於读者怎
么看作者的观点，那不是你们的事，不劳你们费词。可是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者和翻译者就是这么咸吃罗卜淡操心，不厌其烦，一定要跳出来提醒读者，告戒读
者。否则他们就可能自认为没有立场，或被书籍检查官认为立场有问题，就可能惹麻烦。这是企图控制读者思想的一种体现，就像人类尾骨是猴子时代的遗迹。
图书进口也严把意识形态关，有神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拍大陆政治马屁的书，肯定不会进口。
第十一块顽石，是不许中国公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条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完全是非理性的传统在作怪。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官员有时
也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普通人却不行，除非那外国记者采访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可惜外国媒体不是大陆的机关报，他们不会完全按你的笛音跳舞，外国
记者向大陆民衆采访的内容通常是负面信息，因而外国记者一接触中国普通民衆，官方就本能地竪起耳朵，扎煞着手，准备打压、封口和事後算帐。久而久之，中国
民衆几乎不敢接触外国记者，避之如瘟神。不仅是中国普通民衆，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都闻外国记者电话而悚然，不敢轻易接受采访。据一位法国驻京记者称，中
央党校外事办甚至规定该校学者一律不得自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外国记者是魔鬼，他能把你们的人活剥了？位美国之音驻香港的一位记者告诉我，清华大学胡鞍钢
教授不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任何话题的采访，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规定。我为清华大学感到悲哀。
第十二块顽石，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或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传唤和抓捕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的中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例子如《纽约时报》的中国雇员赵岩被抓，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被传唤。
上述十几块臭石头构成中国信息猪圈的外郭，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起来。下面谈中国信息猪圈的内城，其功能是把中国民衆与中国媒体隔绝开来。这个信息
猪圈的内城最宏观的层面是由两块臭石头构成的，即国有和党控。中国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都是国有的。三大传统媒体，报刊、电视和广播，都是国有的，出版社
也都是国有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有非国有的网站，但是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力，还不算是真正的新闻媒体。2004年12月，《新京报》刊载一条消息，说中国
将出现一个民营电视台神州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独一的局面。中国广播电视局马上出来辟谣，说在中国，民间开办电视台是非法的。官方拥有一切新闻出版机
构，也就封锁着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一切信息的出口。
从人事权上，任何媒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和任命。中央级媒体的社长和总编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
考察任命，各部委和各地方的媒体，其社长和总编辑由各部委和各地方党委的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任命。西方记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宣部对新闻机构的控制那么有效，
金正日来华，中宣部说不许发消息，全中国没一家媒体敢发一个字；等金回国了，中宣部说可以发消息了，於是铺天盖地中国媒体都报道说金正日前两天来了。来时
不报，走了疯报，这是新闻的品格吗？与其後报，不如根本不报。还有汉源事件，境外媒体都在热报，可是中国大陆的媒体真叫滴水不漏，没一家吭声。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说，这很简单，因为中国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都是一级政府官员，你说政府官员的行为特徵是什么？当然是惟长官的意志是听了。他们问，有时中
国的媒体为什么也会做一些出格的报道呢？我说那是因为长官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长官一手遮天，有时还有指头缝漏风。有一点确定无疑，只要宣传
部明确说某事不许报道，就绝对不会有媒体去碰它，那是绝对令行禁止、其应如响的。所以你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新闻自由的发展程度如何，我说，就中宣部
命令不折不扣的权威性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与文革，与战争年代，与军事战场上一样，没有自由。
隔绝中外的第十三块臭石头是中国外交部比中宣部的“觉悟”还高，意识形态甚至比中宣部还要敏感，它严格审查境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凡是
它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拒绝签证入境。着名的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即属此列。另有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忘记了，2000年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邀请其来中国参加该院的成立庆典。报告打到外交部，经过外交部“政审”，发现该教授“对我不友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外交部认为邀请
这样的学者来中国，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北大新闻学院被推迟一年成立，成立时再不敢邀请外国学者。後来据说这是
一个冤案，是一个误会，该美国教授实际上幷不像外交部掌握的那么“坏”。2004年12月我到纽约时报社拜访该报着名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吉思道先生，
他告诉我使馆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写的专栏文章“有问题”。
我发现中国大陆的外交官，远不如清末的外交官文明。那时的外交官写过不少文章，向国内介绍驻在国的长处，鼓吹借鉴西方文明；“新中国”的外交官
谁写过这样的文章？起码我几乎没看到过。他们是当今中国被过分敏感的、畸形的政治意识形态熏染最重的中国职业人群体。外交部本应是最开明的部，外交人员本
应是最应具有“向洋看世界”心态的人士，可是在中国则相反，他们比中宣部还更“讲政治”，更抱残守缺、闭目塞听。
隔绝中外的第十四块臭石头是不许海外流亡者回家，有些流亡者国内的亲人也不许去海外探亲。这些流亡者据我在美国的感受，实际上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民运人士，一个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申请回国，或者不被允许，或者入关就被抓。
二、砌筑中国信息猪圈内城的九块臭石头
上述是构成中国信息猪圈外郭的十四块臭石头，下面介绍构成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内城的臭石头。构成信息猪圈内城的臭石头太多，方方面面，难以尽述，捡比较突出的说吧。
第一块臭石头是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事件，从警察系统到各行政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封锁事件发生地，把新闻发生地与各地赶来采集新闻的记者们隔绝开
来。记者到不了事发现场，采访不了位於前列的当事人，就只能放弃这条新闻。据一位法国记者朋友说，汉源事件时，他以访友的身份前往汉源。当地武警提着冲锋
枪围追堵截他，把他扣在汉源县公安局一个晚上。莫说是外国记者，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遭遇地方官方封锁消息的经历也是家常便饭。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
件，官方还采用阻断电话、手机、手机短信等方式，构筑信息围城。
第二块臭石头是新华社通稿。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全国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得使用自己记者采写的新闻稿。新华社一家捏造
新闻或扭曲新闻，全国媒体都要跟着捏造和歪曲。新华社一家打定主意欺骗全世界，全中国就没有一家媒体能做到真实。这看不是封锁，实际就是封锁。那么新华社
捏造和歪曲新闻的概率有多少？看看新华社的历史就知道了。大跃进放卫星时新华社做了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中国农民时，新华社发过一条饿死人的
新闻吗？新华社发布过一张饿死人的新闻图片吗？远的不说，说近的，法轮功练习者遭受的酷刑，冬天冻死在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的上访者，新华社发过一篇消
息或一张新闻图片吗？这样的新闻通讯社，我呸！
第三块臭石头，出版社严格审查书稿。大陆一本书能不能出版，第一重要的是政治上正确不正确，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无论什么烂脏玩意儿，总能找到出
版社。可是如果你政治上“有问题”，不管你的着作学术含量多高，思想含量多大，也不管你怎样努力，磨破嘴，跑断腿，都不会有出版社敢接你的书。政治上正确
不正确也没有一定标准，完全是出版社编辑根据各自的感觉。我在大陆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言论集，没一本是我的“亲儿子”，想起来本本让我恶心。为什么？出版社
编辑把你的书稿抽得、删得面目全非。否则不出。结果是书虽然出来了，可那书被强奸淩迟得连你自己也不疼爱它了。解放军後勤部一位朋友，工作之余写作言论文
章，一部 25万字的书稿，出版社给他又抽又删，最後只剩下十二万字。对这样的出版机构，他感到愤怒和绝望。
或者即便是你的着作政治上没问题，但是只要你这个人因某篇文章被中宣部盯上了，划入另册，就休想再出版你的着作。笔者本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
子。2004
年初我有两本书被天津和上海两家出版社相中，都签了出版合同，可是因为《讨伐中宣部》，出版社都毁约了。这两本书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一本是《回望农
民》，是我近年写的为农民吆喝的言论集，几乎都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过，另一本是关於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影视剧本。另有我的两本言论集，也是原定
2004年出版，全都泡汤了。
第四块臭石头，大陆出版机构还有严格限制书号一说。新闻出版署统一掌管每一家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假如2005年给你这家出版社五十个书号，一个
号一本书，出不够五十本书可以，出五十一本却决不可以。过去给你出版社五十个书号，具体出什么书，出版社有一定自主权；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五十本是
什么书，书名和大致内容要上报新闻出版署，经其审查同意之後，方可出版。这意味着出版审查、信息控制更紧了。据2005年《新京报》丁东先生的文章《给优
秀图书弹性的出口》，“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发愁，有些书因为没书号只好推迟出版，有的出版社乾脆对编辑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求用书号创收，一
些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书稿，学术价值再高出版社也不太愿意出，除非交很高的赞助费……虽然明令禁止不许买卖书号，但出版社和民营书商的合作一直存
在”。
有学术价值而没读者的书，尚可以交赞助费出版，可是有思想价值且肯定也有读者的书，却是无论交多少赞助费也没出版社敢接你的活儿。书号本就是一
个数字，而天下的数字是无限的，因而书号本来也是无限的，可是在大陆图书出版界，天地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字也被用来限制和钳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处
於前锋地位的出版物，真是天理不容。
第五块臭石头，大陆各单位的档案资料高度保密，许许多多的历史真相被官方有意遮盖。而且从图书馆到各单位的档案室，对於查阅档案资料的人的身份
和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者，就很难被提供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方便；或者你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级别，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资料或档案资
料的权利，等等。位於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就严格限制北京以外的读者的查阅范围，对低学历的读者也有许多歧视性条款。这个号称国家图书馆的地
方，历来以敲诈勒索的手段盘剥读者而知名，它的复印费一页五块，而世面上只有几分钱。
第六块大石头，大陆各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的人士，也都有值得信赖的政治敏感性。2005年1月3日《新京报》刊载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国图软件比
硬件重要》，“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和国图、北大图书馆一道被称为北京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三大重镇，但我几年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
部英文书不能借到，全靠我自己在国外购买。举两个例子：罗尔斯的原着，我在本单位一本也没有借到过，马克斯?韦伯再经典不过了，现在每个大书店都摆着中译
本，但我院图书馆大半没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许多内地作家的小说，除了内地版，还有港台版。我们知道，港台书贵得多，为什么要这样使用采购
资金呢？”西方思想政治经典着作，能少办就少办，省下钱来正好可以多多采办垃圾出版物。在一个谈正义就是罪过的时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之类那就是教唆犯
罪，怎么可以采办这样的出版物。
第七块臭石头，中宣部明确限制某些题材，这些领域不能碰。比如影视制作单位不得摄制西洋传教士题材的作品。汤若望是明末清初非常伟大的一位来华
传教士，我偶然读到他的传记，被他一生的传奇经历所感动，决定将其生平写成影视剧本，摄成影视剧，以传扬其美名。可是写好才发现，这样的题材犯忌。拍摄影
视作品不行，出书是可以的；可是因我写了《讨伐中宣部》，我出书是不可以的。书不犯忌，可作者又犯忌。
媒体对一些历史信息的报道也受中宣部严格控制，哪些历史问题不能提，哪些历史旧帐媒体不能算，中宣部都有要求。即便是学者研究，也受到限制。比
如你的研究课题如果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你就接触不到第一手的资料，你申请不来研究经费，你的研究成果出版不了，等等，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封锁。学术研究都
要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科研项目必须政治正确，而且事实上分成三六九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是特级学术研究项目，科研经费多多。
在这些特级课题里，你越是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煞有介事地弄出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就越受青睐，越享实惠。一些学术领域禁止“生育”，另一些学术领域则实行
“生育刺激”，人为地制造学术生态的失衡。
第八块臭石头，用专家学者误导公衆。大陆信息控制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深谙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理论，即舆论领袖的导向作用，一有大事发生，媒体即
组织专家、学者点评。专家点评当然是无辜的，有辜的是只许用一个声音点评。有立场也是无辜，有辜的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立场。这样做的结果是封锁了
不同的信息，钳制了受衆的思想。在许多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受衆几乎成为白痴甚至罪人，像为恐怖主义叫好，为9?11拍手称快，就是证据。
第九块臭石头，大学本来是自由论学的地方，可是大陆各大学的学术活动也都被严格控制，必须层层打报告。学生自己组织小范围的学术探讨，也要团
委、党委地层层审批。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巡回演讲时，我问他们这些演讲是否也要审批。他们告诉我，根本不用任何审批，都是学生一张罗，找个场地，发个消息，
然後演讲者准时一来，就是一次演讲。可是在中国大学里，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事後会受到指责和批评。
费希特说：“任何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便他幷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幷且在首先遇到奴役他的
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我要说，任何把民衆当成牲畜一样企图永远愚弄他们的人，他自己就是牲畜。信息猪圈的本质就是把人当成牲畜，而殊不知把自己的同
类、同胞当成牲畜的人，自己也已堕落为牲畜。“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人可以利用非理性的东西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不可利用
理性生物（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甚至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作为达到理性生物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不可像对待无机物质或动物那样，对他们施加影响，以致
不顾他们的自由，而只是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理性生物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成为有美德的、聪明的或幸福的。”现在人类最前沿的文明
甚至已经把动物都当成亲人看待，而你们却把作为理性生物的国民当成食物链下端，确保他们永远愚昧无知下去。然而“人类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剥夺人类的一
切，只是无法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企图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的人，将因此得到报应。
费希特还对当时的学者放弃自己的使命表示愤怒和谴责。他说他们“既不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渎神的东西……
（他们）丧失了对於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把贤明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满足他们贪婪的手段，……（他们）在屈辱中寻找自己的高
尚，在羞耻中寻找自己的光荣，……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沦为甘愿败坏自己的奴隶，本来应当对於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
谨小慎微地听命於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生的声音……他们丧失了最後一点预感能力。”“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
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费希特在《向欧洲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里写道：“君主，你决没有任何权力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是的，建造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人们，你们也同样没有权力！
(编注：此文系作者根据其2004年12月初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的讲演内容扩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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