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要看 货 色
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方治先生①，在市府招待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啊呀呀!中国原来“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而且还是“世界第一”咧，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竟连这点国家的体面都还不晓得，还要这里那里，嚷着实现民主，不是有点“庸人自扰”么?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话虽是这么说，而为了“谨防假冒”起见，我们倒不妨来看一看货色。不看货色则可，一看货色可就糟糕了。原来，下令查禁《自由导报》的就是方治先生。说法和货色竟是这样的不同!照这种说法和做法，所谓“民主”也者，岂不就是“官主”!所谓“世界第一”也者，岂不就是党治“世界第一”!说漂亮话的人，倒是应该提防，不要拿出货色来，见不得人!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7日短评
① 方治（1897——1989）安徽桐城人，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49年退居台湾。时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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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是代 用 品 呢 ?
·友 谷·
朝鲜义勇军的宣传员用电话向敌人堡垒里做政治宣传，指出日本国内的贫穷的时候，敌兵很神气地说：他身上穿着的正是前天刚发下的新军衣。义勇军同志马上不客气地追问：“那么细细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一问就把敌兵问得哑口无言(见二月六日本报三版，《朝鲜义勇军》)。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追问，这样的问题在别的场合，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因为在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骗子在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这样一步紧一步地追问。光是口头说说空话，我们不能相信，必须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呢?纵然俨乎其然地拿出事实来，我们也还不能马上相信，必须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样追问下去，才能揭破骗子的勾当，才能达到货真价实的目的。假如你遇见假充风雅的市侩，拿出周鼎汉器、唐宋真迹来给你鉴赏，而你存心扫一扫他的兴的话，那么你不妨追问：“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货认成了真的往往不过是受骗上当的人，这些假货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伪装假造，明天就拿出来眩示给人，说这是如何名贵的古物，对于这种骗子，我们应该严词斥责：不要拿代用品来骗人!但假造古货，不过是骗术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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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空喊 民 主
要做任何事情，先说空话是不行的。有人说，空喊民主，不能得到什么结果。这种批评自然是对的。非但空喊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欧洲战争快要到结束的时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动了，这自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结果，而是认认真真打仗的结果。苏联在战争中本有一句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他们喊了这个口号，也就认认真真照这个口号做了，一切的人力为了前线，一切的生产为了前线，没有一个人把存款放在国外，在后方逍遥享受。现在他们又喊出了“一切为了柏林”的口号，而他们也确是在面向柏林走着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而不是背对着柏林空喊。在我们这里也有“军事第一”的口号，而且似乎也还有人在写着、在喊着“到东京去”的壮烈的口号。既然有着这口号，就该认真想想怎样来实现这些口号。美军在吕宋登陆作战，准备着在中国登陆，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东京去的路。但在我们这里专制贪污因循拖沓、缺乏效率，三万匹的霉布，三万万的美金存款，这些决不是到东京去的路。当苏联已经欢欣地走着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当美国已经一步步迫近东京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从头来扫清引向胜利去的障碍，虽然似乎晚了，然而赶快做去，还不太迟。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张民主的人也的确不是空喊民主的时候。如何实现民主，再切实不过的一步步的办法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见本报二十五日发表周恩来同志抵渝谈话。及二十六日发表的民主同盟宣言)。要使打仗不是空话，胜利不是空话，就要赶快实现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话，就要实现这一步步的办法。反对空喊民主的人，为什么不快快照这套办法做呢?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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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与诚 实
·李 勃·
在任何社会里，诚实总是被看成一种美德；而在民主社会里，尤其是非看重诚实的态度不可。诚实的内容包含着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语的一致，言语和行为的一致，思想、言语和客观事实的一致等等。心里怎么想，口里也怎么说；嘴里怎样说，手里也怎样做，这叫做诚实。想什么，做什么，决不瞒人，老老实实说出来，与天下人共见，不另外说一套，以图掩蔽天下人耳目，诚实更是非如此不可。言语思想都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行动也是为了应付现实。但对于现实的真象，固然未必个个人都能完全知道，但总不能不以与现实完全一致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对现实的完全了解，却不能故意掩蔽现实，反乎现实而行。假如指鹿为马，若真以为这是鹿，那还不过是无知；但若明明心知为马，而偏偏说这是鹿，那就是胡赖了。诚实是对人的态度，但也是律己的准则。假如故意说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为得意，其人心不可救药。用不诚实的态度对人，固然是对人的侮辱，其实又是对自己的侮辱。我们相信，倘大家没有这样诚实的态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讲究讨论商量。但假如开会时大家说了一大套，却不全是心里所想的，会后各人仍旧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么民主的世界岂不成欺骗的世界了吗?要发扬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诚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说一是一，这原是民间向来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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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中国正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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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
·H·福尔曼.
福尔曼先生认为这些共产党员是优秀的中国人。……这些共产党员并不在“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并不实行集体化。他们倒是在鼓励私人企业、合作主义以及国营事业。他们实行着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认非共产党和别的政治集团，并限止每一机构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们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农业改良、教育卫生和工业的进步，这些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实在没有相同之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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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大 而民 主
·郁 敏·
以国土和人口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在这次抗战中，我们就因为不是一个强国而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我们也因为是大国而占了很多的便宜。由于抗战的刺激，使人们深感到中国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有人主张中国建设的方针是“富国强兵”。有人提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国防文化”。但这样主张的人常常忘记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本来都是世界强国，然而结果怎样呢?意大利已经一败涂地了，德国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台了。这些法西斯国家未尝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国防上，然而富国强兵对于他们，到头来仍只是一个幻梦。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伦敦援华大会上说：“中国在最短期间内应当成为远东的强大民主国家”。——这话，我们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企望，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而且要成为民主的国家。这要求是从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来的，也是抗战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阿Q，才会一梦醒来，说中国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想根本掩没人民的要求。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这就因为：不民主是会把抗战弄垮、国家弄糟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采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没法强大。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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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与国 情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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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葛 亮与 阿 斗
·鲁 山·
现在和古代封建专制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从未敢做梦当皇帝，虽然孟轲先生曾经说过“民为贵、君为轻”一类话，但小百姓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高过皇帝，而且历史上也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回事。然而现在确实不同了，我们居然成了皇帝了，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要封我们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们很谦虚地自称为诸葛亮，不然怎么能叫做“民主”呢?不过，太“民主”了也不成，因为咱们做阿斗的没有本事，还得万能的诸葛亮老爷来加以管束。说来也可怜，阿斗这称呼固然很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还要被诸葛亮打屁股，有时又被拉去砍头示众，或被踢进集中营，或被绑去当壮丁，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对外国人说：他们是受了“托孤”之重，不能不“训”我们一下，因国家“法统”要求这样做，阿斗真要当政，那不是自乱“法统”了么?自称为诸葛亮的法西斯独裁者，是什么人呢?正是那些卖国求荣的秦桧张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祸国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辈!他们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们曾假“圣”之意，不知又有多少灾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国民党反动派又以一党训政的所谓“约法”，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继续做他们专制独裁的诸葛亮，把饿得饥黄面瘦的老百姓仍旧当做他们的阿斗。算盘打得虽妙，可惜今天阿斗不再那么容易受愚弄!先生们，你们的“法统”还是趁早收起吧，人民并非阿斗，你们的诸葛亮终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况你们本来并非诸葛亮，硬装面子，骗哪些呢?岂不是自欺欺人?
——《新华日报》194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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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的真 义
·项 轶·
翻读《中山全书》，在《中国革命史》中读到这样的话：“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在这段话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国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国曾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够得上说是民主制度的，是从来没有的。中国过去实行的是与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这本是常识，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说明的。在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下面，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因而产生某些接近于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统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也还是找不出来的。这种民主思想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固然也有时会发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上改变了专制政治，而只是使专制政治的表现温和一点而已。所以过去的专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绝对不是民主政治。“爱民如子”是过去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众看成了儿子，那还有什么民主的气味!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现在有些人把中国的旧思想都解释成民主思想，甚至以为中国过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实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国历史去学习好了。这实在是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的。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妨背诵一下中山先生对于民主政治所下的一个通俗而确切的定义：“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国十三年在广州的留声机片演说词)。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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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
·李 新
联合国宪章里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国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蒋主席宣布的四项自由。偏偏在这时候，有人高呼自由万万不可行。这种意见，显然违反民意，志在维护国民党一党政府的现状。《和平日报》昨天的社论，说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听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国家军队’与国家军队对立，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完全不合事实。这并没有说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讨论中，中共及其他党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见，这里不多讨论。要说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国民党党治党军之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请以事实来回答! 看吧，“衣冠不整”的人，还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内战；老百姓开会，特务就去捣乱，动不动就要拆草棚子。这类事情数不清。人民“安居”了吗?大学教授逢场就去摆地摊、卖东西，工人时时会失业，失业后又不准要求救济，还要抓代表；官办工厂也拖欠工资，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乐业”了吗?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国家化呢，还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国民党一党政府剥夺得干干净净呢?只要顾事实的人，都将异口同声说一句，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民主自由啊!他们又说了，英美苏都没有实现民主理想，中国来实现，就“不切实际”了，更何况中国是在训政和宪政之间呢?我们再来看看事实吧。英美苏等民主国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利，中国不必“开风气之先”。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他们又提到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匮乏”、“不受恐怖”两大自由，都“不能便没有疑问”。反对自由者的话，是够露骨的了。在民主国家，罢工游行示威，几时未曾做到?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至于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说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独裁者外，倒还没有听见有人反对过。现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然对“不虞匮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人民只应有匮乏的自由了，穷人王正兴必须卖儿子，陈望道教授必须摆地摊，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匮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于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业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吴金山也只有被押起来了。特务横行，便成了政府执行恐怖自由了。正告发表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维护独裁专政的谬论的人们，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当局，匮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条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争取四大自由，是没有力量压得下挡得住的。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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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精神
战时能够实行民主，民主才能团结，团结才能争取胜利，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实证明了的。单以英美两大民主国家来说，最近就有几件事实可以证明。说远一点，在美国，罗斯福三度当选大总统后，就以政治家的风度，发挥美国的民主传统，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亲密合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进一步加强民主团结。威尔基曾代表美国访问英国，最近更决定以总统特别代表名义访问近东、苏联及中国。而且，为了动员及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反法西斯力量，释放了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同志。在英国，三年前被禁闭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最近亦已解禁。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执政政党，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地位，就排斥别人、压制别人，称他人为“异类”，相反的，他们为了战争的胜利、民族的安全，总尽量集思广益，使人人有为国效劳的机会、珍贵别的党派及各个阶层的努力。好的，有成绩的，就赞扬；坏的，不妥当的，就批评。譬如，英国自由党的《曼哲斯特导报》就赞扬“共产党在争取此次战争之胜利中，起有显著的作用，因该党之宣传方法新颖灵活而有力，并在进行全国之共同事业时，彼等均能获得甚大之效果，实使我等为之惭愧。”同时，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各个政党派别的存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已经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种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之下努力，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这样，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断增强。这是英美当局及一切呼吁民主团结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标之下，不论党派间，以至于个人间，都会有关于具体问题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张和办法。但是，这是能够获得一致的。这里，主要的就要靠前所举例的民主精神了。这里，就要靠相互间的经常接触商讨、互忍互让(被略一段)。真能做到这点，就能够互泯猜嫌，和衷共济，而不会手足自残了。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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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①前天在宪政座谈会演讲三种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他说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目的。并勖勉大家要争取这三种自由而奋斗。我们读了孙哲生先生演词，觉得语语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需要，因此愿略加申述。今天全中国广大军民都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对日抗战，大家都认识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最主要的任务，也诚如孙哲生先生所说的：“这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这一认识，因之能在七年艰苦抗战中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困苦，总是极尽忍受能事。许多国际盟友，只要一度来华考察过的，莫不为我们军民这种牺牲精神所感动，这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但是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过去对这一点，见解庞杂得很。孙哲生先生的演讲，特别举出总动员的例子，举出盟邦募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给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自由”。这种见解尽管如孙哲生先生自己所说，被有些人所讨厌，认为是“尾巴主义”，但是真理总是真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举起双手来赞成……。
①孙哲生，即孙科(1891—1925)，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49年退居台湾。孙哲生先生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惟有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才是只讲一种自由的，他们的人民没有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会积极作战。“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最后还是要失败。”这两句话，更是不移之论，目前盟军胜利的捷报，正在印证着这个真理。没有问题，三种自由在今天，从其重要性说当然是民族自由为主；可是没有政治经济自由的配合，民族国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这种血肉相联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抗战七年的今天，还待孙哲生先生来阐扬其重要，真要不胜感慨系之了。以上是从三种自由互相的关联和作用，来说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时孙哲生先生从时间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不能一概推移到战后去处理。他指出：英美过去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所以虽在战时，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拟战后方案。这是别人的例子，说明虽在战时也不推诿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从战后环境说，大战一旦结束，各国纷纷复员，积极振兴；我们国土遭长期大战破坏之余，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时再谈这些问题。这样的说法，也正反映了事实的需要。孙哲生先生这些意见，在这国际民主潮流和国内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提出，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他给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指出了获取自由目标的方法和道路。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社论 原题《孙哲生先生论三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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