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编者和出版者为什么没有以《庄严的承诺》作为这本书的正标题。“历史的先声”太抽象，给人以不知其所云的感觉，再加上封面上被宣传机构用到滥的伟人挥巨手的照片，弄到一本绝好的书——无论当严肃或消闲的阅读，还是作为手边随时查阅的资料——卖得平平，书评界也是一片寂然。当然，也许这正是出版者出于自保而追求的效果：今天中国的事是越来越波谲云诡了。
说它好，是因为这本在世纪末的非常时刻，即当局对不轨出版物实施越来越严厉打压的时刻冒出来的老《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当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将半个世纪前（确切地说是1942-1949）暂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包括它公开的与秘密的盟友们，为取得民众（特别是知识人和所谓民主人士）拥戴，所说的漂亮话，一一开列出来而已。
说是平静开列，实有几分欺心，因为对任何稍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都无法避开对照所引发的强烈效果。所谓对照，就是看那发话者当日所说与今日所为。于是乎，那当初承诺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气壮，其盗世欺名之面目，也就越显彰了。不信，只看这顺手拈出的几处：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2000年3月9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专论，1944。 按：共产党建制50年，至今不见《出版法》出台）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按：而今这三个“一”是“稳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4。按：中国的选举究竟代表几分民意，只看关心国事如笔者辈，只在19岁时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愿浪费时间当猴耍即可知。至于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试行的村民直选村长，其主管官员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民直选如今已附上“村党支部书记须由上级选派”）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这后两则，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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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在八十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大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那么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八十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四十八个州中间有三十二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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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吴中民先生：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答读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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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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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第一
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 “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这首先就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机构，根本消灭法西斯主义，完全肃清法西斯分子。华莱士说：“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标是：尽速消灭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军进入柏林和东京时，才能提出和平条件；国际垄断专家不许在和平会议中出现；孤立主义必须继续被攻击”。这就是说，不仅要击溃现在的法西斯阵线，而且要消灭一切的法西斯残余；（遵检）。只要是法西斯病菌还存在，则比会流毒于全世界，而所谓“民主第一”的口号，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现。其次，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那就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遵检）。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抛弃这武器，则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上，便没有绝对胜利的保障。即使幸而胜利，也将被认为是“以暴易暴”，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而战败国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会时时作报复的打算。历史上，所以有循环不断的战争，这也是原因之一。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法西斯意大利崩溃了，纳粹德国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坚定地把握着“民主”这一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自己认真检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遵检）。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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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会广泛地组织起来。我所代表的工会联盟，是在今天由各边区工会联盟产生，有着近百万的会员。在工会大会上，广大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选举自己的官吏，并且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中活动。因此这些解放区就成为一条新道路的例证，说明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是能够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官僚政治。由于这种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的那样。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注：本文为邓发在英共大会上一段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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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于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未，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否则，半个也解决不了。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注：《新华日报》所提问题，系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开征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样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茅盾是应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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