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治者的“进步”·茅盾·“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枪和手榴弹了。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杀，现在的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而“围歼”了。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吧?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如“碰伤”，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后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人利用”， “别有背景”；但这次昆明惨案除了这两套老调以外，竟还跳出三个自承如何被“收买”的凶手来了。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我虽然不曾亲自看见昆明街上以及联大校舍内血肉横飞的惨状，然而读了昆明各校罢联及教职员的各项文告，我对于刽子手的按语是残酷而又卑劣。这样的残酷和卑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但禽兽中绝无仅有，即在人类中也是少见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假面具这回是撕得粉碎了。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吧!——选自《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原题为《为“一二·一”惨案而作》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多赘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无寸铁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残暴手段对付的时候，心里会是多么沉痛与愤慨!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的赤诚受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蔑?谁更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屠杀，不能不令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后，那些屠杀青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在，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崇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局迅速惩办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日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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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党徒为了消灭德国人民的力量，树立法西斯独裁，玩了一个毒辣的阴谋，就是纵火把德国国会烧了，而把纵火的责任推在德国共产党身上。好了，现在纽伦堡的战犯法庭，证明了主使这个阴谋的就是纳粹元凶之一的戈林。德国国会纵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现在，戈林自己在盟国审判之下也没有话说了。其实，“嫁祸”的阴谋诡计，在我们中国，几乎成了反动派的家常便饭。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惨案。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一手造成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武装屠杀，却妄想抄袭嫁祸惯技；自己屠杀了青年学生，殴打了教授之后，硬把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残罪行，伪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了。让反动派听听纽伦堡的声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没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案情，难道任何捏造的谎话，能够掩蔽用血写成的昆明惨剧的事实吗?!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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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生的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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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而广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的回忆：他们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时代，想起了民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中取得教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的么?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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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九日召开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经过情形，已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暴动和学潮”，又说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摧残压迫一切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演，这种阴谋的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民主的人士都指为共产党，而把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之名进行内战之实的反动政策。他们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揭穿了。现在为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的人士，所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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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 (节录)
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交通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去访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读者和国际青年友人的参考(本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后为序)。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如象法西斯国家那样的)，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郭沫若：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着这几个特点：“1. 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2. 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受。3. 高级教育保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滥竽。4. 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变态的箝束。5. 尊重学者，保卫师资。6. 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类的和平”。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绝好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具、化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界。”“使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几千万人的血，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肃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满清入关后统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三百年，现在却还在受着它的余痛”。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青年思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式的。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义。废除髯首阉割的奴才主义。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的发展便是最好的领导”。
陶行知：(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甲. 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集团谋利益。乙. 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丙. 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丁. 使学生打开眼睛看事实。戊.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已. 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庚. 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二)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的敌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三)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衍：一、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权，让他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的自由。二、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现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德国人民不就开始用同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么?三、我以为最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地判断。
茅 盾：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有社会这个大圈子。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象有点机械。但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么线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们也暂时不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勾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以欺诈为德行，那么，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教成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差、尚能灌给他一点知识，那么，有了知识的他，将来要贪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则这“好”学校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设备、好教师，还有好学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么，该青年将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配作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领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己不检而且以言语欺骗，其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的。
沈志远：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育方面亦非例外。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罢、褐色也吧，或其它任何颜色也吧，都没有两样)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手拉住一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独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量去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但绝对不能为所欲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的)，而只有用说服、解释、理喻的方法。主与奴的关系，在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何况乎在神圣的教育园地内?其次，和前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棍棒)，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检讨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在余地的!至于“盖世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园地之内!极端相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青年大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怎么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随民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者啊，赶快让给进步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后知”。既然如此，年长者应该尽量将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后辈。但是有两点应该认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实验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方法，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各色人材。为青年本身想，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想，也不应教以同。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把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标。具体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求，不能放松；又如教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不自私，这是基本做人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那就让每个人自定办法。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许他服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英美苏联等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想是统制的，是屠灭文化思想的。“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端，写着智识分子从此入口；在狭路的那端，写着智识分子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智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都挤满了这条唯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这样说。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效果时，翦先生就说：“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有恶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笑话同样是一个笑话。”“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还是存在的。不过淡薄一点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影子。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情。”最后翦先生说：“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一不起来的。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明天的早饭，也就无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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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来决定，那么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此，美国现在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原则虽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一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主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胜利，主要地是因为英美的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度。那结果，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时生活，美国就可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战斗的力量之一的部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本的语文和科学，学到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作的团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独立思考。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中，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进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一切材料，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在学生的面前。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学生们不得不去请教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后，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后，教师和全体学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论，在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后，才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美国学校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们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后的二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万以上。美国工厂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到会在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一千二百余万人。两年以前，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作战所需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吨的废铁、废橡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学的课程已经改动了，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十八岁的，差不多全部进军队服役。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象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它是由负责的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学生的知识和品性的发展，成为民族的力量的真正的工具。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教育。这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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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经停顿很久的复旦师生合组的宪政研究会召开了第七次的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青年与宪政运动”，同时，并由周谷城教授讲演“青年运动在历史中的地位”。“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这是周先生全篇演说的结论。在结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决条件。有政治民主，才会有经济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事民族解放的战争，“所以”，周先生强调的说：“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主。”……在说到国内政治方面的情形时，周先生表示他不愿多说。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连政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了。周先生的话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同学起来发言，提出中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的需要而努力。另一个同学则指出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说：“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天到会的除周谷城先生外，还有张志让先生，陈望道先生，张孟闻先生等以及同学近千人。那位同学的话刚一讲完，校长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结论，把这成千热诚关心国事的同学散了。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谁轻轻的说了一句：“嘉陵江月为谁明!”黑压压的一股人流，静静的向校门外流去。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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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视 青年
今日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举行青年大会，生动而热烈；一是英国商务部大臣达尔顿氏的演说，对英国政治有所评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盖居高位者，老年人过多，青年人则殊缺乏展其抱负之机会”，他要求能重视青年。达氏这种由热爱祖国所指出的批评，我们读了很感动。平常有些人也都说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却未能积极使青年的纯洁进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发展，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这情形实在并不限于某一国。
——《新华日报》短评194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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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策与官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成民族工业极其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才会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造谣，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发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这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后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解放后，仅仅两个多月，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并比战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已达二千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地的煤矿产量，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后都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区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在胜利后，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倒闭、商号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对照。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员，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又如胜利后特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解放区的经济实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三)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也一样热心工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般的通常发展，而是具有迅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第一，因为解放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经济措施，例如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款，解决了工商业家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输事业……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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