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华莱士副总统到重庆，今天是第五天。这去几天里，他发表了三次演说，一次和中外记者谈话。他的言论，有其一贯的精神：坚决消灭法西斯，国际国内的民主主义，对中国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并寄予莫大的希望。他对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英勇刚毅，坚持抗战，真是赞扬不止的。他也曾叫学生是未来的主人翁，他又说学生“都是对国家有贡献能力的人……这伟大的力量，用去打击和消灭法西斯……法西斯是人类的祸根!法西斯不能铲草除根，人类是没有和平幸福的”。他认为胜利和平，安定幸福，决定于科学和民主。这又“实以教育理工方面之专门训练，及民主主义之自治为最善方法”。有人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他却认为中国人民早就有了这个准备了。他更强调的说，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对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华莱士副总统说这些话，我们确信决不是 “捧场”，这正是既赋有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纪”的意义和中国人民实际情况的政治家的衷心话。这是“人民的世纪”，这是人民的战争，看到并信任人民的人们，都会得出同一的结论。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的话，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罗斯福总统年初致国会咨文中所说的扩大民主的含义，和华莱士副总统常常说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义。中国人民处在“人民的世纪”和人民的战争中，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对中国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更提高自信心和责任心，应该怎样加倍努力呢?华莱士副总统说，美国援华物资，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缅路打通之后，会增加得更多。这是值得兴奋的事。我们希望这些援助能够达到前线敌后的一切抗战部队。同时，我们也完全同意他说的一句直率话，不管美国运多少物资来，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我们相信这句话只有象华莱士副总统这样了解中国、对中国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这样坦白地说出来。这句话决不是表示美国不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困难，更不表示中国经济困难没法解决，而只是说中国有力量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力量在中国国内，在中国人民。其实，对经济问题如此，对所有的一切问题也莫不如此。我们听到华莱士副总统的一番话，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美国全国团结得那样好，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盟军能在法北胜利；为什么尼米兹海军上将统率的海军，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马里亚纳和菲岛之间，获得海陆空三方面的大胜；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能够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进展；为什么史迪威将军在缅北，陈纳德将军在中国上空能够发挥这样大的陆空威力；为什么美国成了民主国的兵工厂。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扩大民主。华莱士副总统此行固然是为了收集情报，供给罗斯福总统，我们却不能放过机会，从他那里获取可供借镜的东西。中美两国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纪”，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中并肩作战，应该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励相互规劝，相互学习，携手向着民主、更民主的胜利大道走去!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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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 自 由
一个强有力的攻势，正在全世界展开。这是同盟国在军事攻势之外的一个政治攻势，向法西斯主义进击的民主主义的攻势!这是雪球般的运动，越滚越快，越滚越大，越滚越有力。任你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它。这又象狂澜决堤，无往不届。任你是什么妖魔鬼怪，也经不住它，终归是冲刷一空。野兽横行的世界，需要它；乌烟瘴气的世界，需要它。它带给人类以自由和平及幸福。它给人类带来了新的世界
火山是终于要爆发的。沸熔的越久，爆炸得越烈。意大利这座火山，终于给法西斯主义第一个爆炸。人民的呼声，终于是人民的。邱吉尔在大西洋对岸一声怒吼，太平洋上也发出了罗斯福的又一声巨响。民主自由，震天地响遍几大洋。民主是呼声，是力量，是胜利的保障。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也是中国所一致崇奉的，让我们试引一点他的话：“……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致于和法西斯主义谈商，我们不容法西斯主义有丝毫的残留，意大利最终必将重新建立它自己；担任这工作的，就是意大利民众，他们将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基本原则，选择他们本身的政府，同时联合国家也不致遵循墨索里尼希特勒待遇它所占领各国的方式，就是说掳掠和饥馑的方式。”“在纳粹法西斯或日本军阀占领的每一国土中、人民都已被贬至奴隶的地位，我们决心为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复人类的尊严，使为本身命运的主宰，有言论和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已开始履行这一诺言了。”只有彻底反法西斯的，坚决拥护民主的人物，才能这样自信的提出这样的民主主张。罗斯福说这些话，更可见其伟大处。罗斯福的民主主张，正是意大利和一切法西斯国家内人民的主张。眼前的事实，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呼喊“和平，自由，不流血”的口号吗?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直接惩罚法西斯的组织和领袖吗?是的!“我们不容法西斯主义有丝毫的残留”!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要求解散和摧毁法西斯党吗?(被略)是的，意大利的人民是在为四大自由而斗争，是在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基本原则而做本身命运的主宰!罗斯福和邱吉尔是应该受尊敬的，因为他们能够代表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听到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民主呼声，真是兴奋。因为这是胜利的保障。我们听到意大利人民的呼声，也非常兴奋，因为意大利就要见到自由和平及民主的曙光了。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被略)我们竟不能自禁的要把不能奔放的奔放出来，参加到讴歌四大自由的大队人群中去。胜利在招手。(被略)让我们大踏步的(被略)迎接胜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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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西 不同 论（二则）
1 渥太华杂志说：“英国人民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看了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惊。理由不辨自明：让人民来评论，这种办法是不合于我们东方人的文化习惯的。东西文化的不同之点，恐怕这倒是一例。
——《新华日报》短评1944年10月25日
2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短评194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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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美］·白修德·
共产党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倾向美国的，因为他们认识了我们(美国)将为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认识了我们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实行这个政策中，他们一切的宣言现在是向美国说明三种意见。第一是说明他的党在抗日战争中拥有庞大的力量，一个可以直接配合美国作战的力量。第二是说他们党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军队，是以有作为的民主的制度为根据的。第三是说该党愿永远和美国作朋友。关于共产党所能调遣的军事力量，那是没有问题的，其范围，可以从日军及其附庸军队在那些地区的配置上反映出来。关于民主的办法，现在也没有问题。共产党现在实行民主，是因为民主有利。你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踢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的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选举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举军队和民军，假如你做了这些，你就给了他以社会的权利；这样，他就愿意为社会和给予他们权利的党二者而战。附和或者选举另外任何人与另外任何党，对于他将视为可笑的了。这种共产党的民主领导，是否可能在战后，在那政治可能腐败的大城市里以及有着完整组织的富裕的善辩的反对党派的地方实现，还得等将来决定。共产党觉得，如果一切阶级里的成人都能有选举权，那么，党就能够掌握群众；因此，民主便确实地成为中国本身、共产党和群众三者同时发展的最好的媒介了。共产党所宣布的对美国的友谊，现在是真诚的，而如果他们的友谊能够得到相同的友谊的话，可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友谊。抗日战争是如此的艰苦，使共产主义者，成了民族主义者；而同时，日本的任何敌人，都变成了他们的知心好友。作为日本主要的敌人的美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更觉得美国能够在产生和平与将来中国有秩序的发展中有最大的帮助。他们说中国经历战争太多了，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流血、破坏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够受了。中国共产党由经验中获得理论，从其早年的斗争时起，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了。现在，为将来的中国，它需要美国的友谊，比需要其他单独的有条件的强国的友谊更多。虽然，它需要这种友谊，却不象一个乞丐求乞，而是如一个朋友在进行一个共同的事业中求援。无论有没有这种友谊，他们的抗日战争必将继续胜利而后已。……
——《新华日报》194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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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法西斯黑暗势力的共同斗争中，是更加增进了，巩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在战争中用血来凝固了。从前的飞虎队，现在的第十四航空队，他们在中国的上空作战，勋功卓著，已博得两国人民同声的赞美。他们的血流在中国的大地上，已与我国人民的血胶固在一起。在中印缅战区，我国远征军，从美国那里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国军事专家的训练，已经变成了一支新的劲旅。现在，中美军队在印缅边境并肩作战，在野人山的丛林里，在胡康河边，获到了不断的胜利，他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中国人民特别不会忘记美国人民这几年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从美国那里不断得到军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贷款。美国还派了许多技术专家来帮助我们，也派了许多学者来华讲学。最近中美又合组东南训练团，由美国军事专家来训练我国军官，帮助我们编练新军。我们的苦难和不幸，在美国引起了共鸣。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作战努力，在美国引起了兴趣和讨论。所有这些，无疑的，都是贯注着美国人民的那种民主思想和进步行动的崇高的信念。事实证明着：中美两国友谊合作的增进，是关系着两国人民的生存攸关的利益，是关系着他们的力量的增长、他们的生活的幸福与繁荣的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要求美国援助我国一切抗日部队；我们欢迎尼米兹将军的战略，也赞成史迪威将军的声明；我们重视美国朋友对我们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这样做，是从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在各方面作战努力上的配合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认为没有援助，就不能作战，就不能改进目前的政治经济情况，就不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中国人民是拥有无限的潜在力量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能够发掘出来的。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华北敌后军民，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打击敌人，收复广大的地区，从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经济的建设，就是一个雄辩的明证。我们应该在自己战场上主动出击，来在战略范畴内取得广泛的合作，争取更多的帮助。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样，我们批评孤立主义，也丝毫不会引起任何的疑惧，认为我们有排外的倾向，而只有被美国人民所欢迎。最好的朋友是诤友，接着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民族之间。中美是太平洋的两个大国，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并肩作战，对击溃日寇，有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团结得更坚固，合作得更紧密，抗战得更积极！
——《新华日报》社论 194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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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钟颖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莫洛亚
三百年以前，当英国的历史还充满着迷妄的各式宗教和君主威权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叛逆者，带着忧郁的心情，怀着自己的信念，渡过大西洋，流徙到这块没有开垦过的荒地上来了，幸福的阳光和暖地照射着他们，他们在这里坦开胸怀，尽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向了大自然。忠贞的垦荒者啊，你们的树不尽的血汗辛劳，已给自由民主的理想开辟了一条广袤的道路来了。他们为了完全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铁枷，1776年的独立战争爆发了，独立宣言淋漓地发挥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类生而平等”的誓言，永远地镌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他们坚决地认为创造者给了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为了自己获得这些权利，他们才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来进行独立战争；为了别人也能获得这些权利，他们才从血泊中解放了那南方被人当作牛马的黑奴，这就是美国追求人类自由人类幸福的可佩的精神。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全国人民又挺身进到战争中来了，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许多火线上，都已有了美国健儿的身影，当你向他们发问对于战争的感想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一句：“该死的战争！”但他们为什么又是那么急切地争着降低年龄而参加战争呢？这正是美国人的自由理想和罗斯福总统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舞着他们，正如杰弗逊总统所说的一样：“一百年或数百年之间，丧失几条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树常常要用志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战争的黑手已暂时地掩隐了纽约港口自由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残吗？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他们认为：“政府皆由人民组织而成，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他们的公正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变成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弃它。”杰弗逊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就在于制止政府的压迫，林肯更告诉美国人：“若不得他人的同意，没有一个人善良得足以统治另一个人。”因此，统治美国人的政府必须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政府或政党要想存在就不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人民的权益。美国人民当然更有对于（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会救济、劳工关系及国家防御等问题的发生，全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就都在国会中发表他们正面或反面的意见甚至于对政府提出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让别人发表意见：“看上帝份上，请让我们听到问题的两方面吧”（杰弗逊语）。但就因了这样，许多法西斯分子又把这件作为民主国家行动迟缓来反对民主国家了，罗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话对于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是的，我们民主国家的决定，也许产生很迟，但当决定产生时，它就不是以任何个人的声音来宣告而是以一亿三千万人的声音来宣告。”请记住美国是一亿三千万人不是一个人。这样，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首先宪法上就规定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并且还规定了国会不得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遵检）。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会舆论虽然并不就等于行政措施，但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重视，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有着决定的意义的。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外交问题，国务院也要听取报纸评论及新闻、杂志记事及无线电广播等的个人意见或团体意见。国务院听取这些意见以后，就以缜密的整理方法对这些加以检讨或采纳。为了使人民能够经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又恢复了招待新闻记者会议的办法。记者招待会和普通会议不同，总统出席的目的是在尽可能详细的回答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总统，随时出席和记者们谈论并准备答复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民主国家的特有的风格。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政党的作用是在为人民谋福利，和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实行他们的主张，任何政党要想获得胜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动来争取。美国还是充沛着青春力的国家，青年人正在毫无阻拦掘发着对于民主的将来，实验着自己将来的民主生活。这些青年政治家们还在1934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脱查马学校举行了一次“美国理想青年会议，”随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1936年4月他们更联合教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过一次宪法会议，此后曾一年举行两次立法会议。在大学校园里的美国青年，他们对于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着同样的训练。一个社会观察家，某次随意的选择了几个学生，问他们美国的民主主义已有了什么成就和具有怎样的潜在力，一个学生回答这一个问题说：“美国的民主主义已在世界历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无畏精神给与他的人民了。”另一个学生说：“学校的训导使我们开了眼界，使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样具有不可数计的价值，使我们对这种制度发生了最深的信念。并鼓励了我们在探讨怎样才是保持和扩充这种制度的最好方法。”这些回答，不过是许多答案中的两个例子罢了。美国还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国家，他们不怕困难，他们更不怕新的事物，须要和平的时候，他们会在和平中努力于开拓幸福的生活；须要战争的时候，他们也会谈笑自若的从三十层的高楼，从千百的小城镇上夹在丁香丛里的大街，从草原上的褐色砖房中走出来，回头向自己的家门说声“再会”，走上千万哩以外的炮火连天的战场，献身于保卫民主的战争。他们相互间有着最纯洁的友爱，他们见面时互相亲切的招呼着“老兄”，他们的友爱不仅及于所有的美国人，而是如林肯所说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着，他自己死去，他爱，他恨，他传种接代，无庸一个政府计划的监察，这就是一个美国人！——（英）P.BENTMEY
“爱好自由，在今日的国内依旧汹涌而稳定”。（罗斯福1940年6月演说）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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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冲破牢笼
驳“灌输”理论
今天我们都很重视青年，把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青年身上。这是不错的。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青年常起着前进运动号手的作用。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充分表现了青年在社会上政治上的伟大作用。三年来的抗战中，在前线，在后方，在游击区里，青年们更提供了无数舍身为国、英勇奋斗的光荣模范。因此，社会各方面都关心着青年的训练问题，尤其是思想训练问题。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把青年们训练成有用之材，使他们将来能担负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责任。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信仰往往为求其稳固起见，而不容怀疑，不许批评；又为求其普遍起见，而不容选择，不容规避(《学生之友》)。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这就是说，“我们应给青年的是一个呼吸自由的气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气围；应给他们各种各式的滋养，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应拿着某种定型去一孔出气地陶铸”(《大公报》)。前一种主张认为如果没有统制，则青年知识不丰，阅历不够，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后一种主张则以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启发、要引导，使被训练者自觉的自愿的走上正确道路，否则便不能发生作用。要正确解决青年思想训练的方法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一种思想从无信仰进到信仰，经过怎样的过程，怎样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近代国际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史，都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例证。一种思想要在民众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说来，应当有下列的条件。第一，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够解释各种现象的完整思想系统，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难题，有了这种思想，就可迎刃而解。这样青年才会感觉这种思想之可贵。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还不够，必须让青年参加这种思想所领导的活动。获得自己实践的经验，以从经验中证明这种思想的正确。实践是考验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种思想是不是真理，不凭人口中的话，而要看实践中所表现的客观事实。人们决定对于一种思想相信与否，总是依靠事实和自己的经验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经过说服、引导，只能是自觉的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们如果在思想方面寻不到出路，就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青春的热和力了。于是颓废派的诱惑来了。饮食徵逐、声色狗马，占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纯洁身心。于是读死书的风气盛行了。“今日埋头读书，明日努力建国”。结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脱了节。于是苦闷了，徘徊了，悲观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气压之中，这样青年失去了应有的团结和统一，失去了必要的锻炼和修养，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这是青年的莫大损失，这是国家民族的莫大损失。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在现在，在三民主义和团结抗战的思想总方针下，应当让青年们把学习与抗战工作联系起来，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出革命思想的正确，产生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固不移的信心，锻炼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艰苦耐劳的作风。和民族解放事业不相容的，是汪逆精卫的破坏抗战、妥协投降的思想，帝国主义输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对于这些反动的思想，要实行思想的斗争，使青年们自觉自愿的反对它们，厌弃它们。民族的战士，不是在学校里面，关起大门，用一种“定型法”的思想喂养得出来的，而是在复杂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正象栋梁之材不是在暖室里长成、而是在风霜雨露之中长成一样。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社论原题《青年思想训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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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的语言·芦蕻·
在暴君的眼里，奴隶们不过是“能够说话的工具”。然而，说话毕竟是危险的事情，凭着说话，奴隶们不仅会倾诉出对暴君的愤恨，而且会使同命运的奴隶们由散沙变成凝聚的力量。于是，依赖着皮鞭和枪刺，暴君更使奴隶们变成了无声的羊群。……锤打着坚强的石块，一定会迸裂出火花；敲钻着结实的木头，一定会腾冒起烟气。除非是击打着散沙碎石，才会迎手碎落，无声无臭。皮鞭、枪刺下虽然会产生一些歌颂“主上天威、天王圣明”的大小奴才们；但更重要的是奴隶们必定生长出憎恶和愤恨。皮鞭可以敲击得奴隶们无声，但它决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长。淫虐使得大多数奴隶们学会了“衷悲而疾视”。皮鞭、枪刺暂时巩固了暴君的统治，但它又得到“教聪明了奴隶们”的结果。虽然是“工具”，奴隶们毕竟还能够言语；枪刺下固然不允许大声疾呼，但奴隶们却学会了嗫嚅而道。虽然，声音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微弱，但奴隶们毕竟不甘于忍受无声的耻辱了。这声音将会慰藉着受难者的创伤，吐露出对喝血者的嫉恶，激励起复仇的愿望的。正象岩石下的种籽，虽然被阻塞，被压抑，但它终于弯弯曲曲，从石缝里成长起来，从岩石的重压、荆棘的轧栎中间，让幼芽迎向阳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会盘根错节地生长得更结实，更茁壮，能够忍耐严霜，承受风雨，尽管它没有温室里的花草那样艳丽引人、逗人怜爱，然而它是值得夸耀的，因为它曾经和岩石和荆棘战斗过来。岩石虽然带着要压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溃和风化的将不是盘根错节的树枝，而是专横顽固的岩石。虽然是弯弯曲曲，树木终于会从岩石的重压下生长起来；虽然是微弱、低沉，奴隶们终于吐出了心中的愤恨；当奴隶们由嗫嚅而出变成了大声疾呼，由低徊的估倾到群众的呼啸，枪刺将阻止不住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们的命运也就是终结的时候了。征高卢、灭庞培，恺撒该就算喑呜叱咤的“英雄”吧!但独夫之旁毕竟还有勃鲁脱司那样的人物；枭雄如恺撒，始终还继续不了他的统治，在他的尸体旁边，奴隶们早已就发出过钢铁的巨响了：“我们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压迫已经终结。不要耽误，赶快把这公布到全罗马的各处!”
——《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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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与自 由
几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无须说明这是一个纯洁的热血青年，他对现在的某些不大开明的学校，很发了一阵感慨(我不敢名之为牢骚)，原因是他们的生活越过越难了。青年的路子越过越窄了，吃不饱，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这且不说，青年人吃点苦原算不得什么；但最苦恼的是：住在学校里没有读书的自由，怀着一腔热血，满心想爱国，希望替国家民族真正做点事情，然而却又无行动的自由，到这里青年们似乎实在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了。可是现在正是抗战呀，不忍一口气又能怎么样呢?于是乎苦闷，苦闷之余，便觉感慨横生了。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发点议论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们，素以“读书救国”论者自居的，竟不准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某某报看不得呀，某某书包含着“危险思想”呀，学生应该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呀，真罗嗦得够呛。试问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够自由读书，他还来进学校干吗?难道单是晓得了课本上的那点知识就够了吗?学生进学校不是为了来求知的么?不特此也。尤甚于此者的，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固然不能读；即使连看文艺小说也觉有些“不稳”了。真是白昼见鬼，岂不令人笑掉牙齿!读书固可贵，自由尤为可贵。我们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学校里有自由读书的自由。难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吗(所谓读书，当然要把汉奸书报除外，凡系抗战书报均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噫欤!今之世，难矣哉!
——《新华日报》 194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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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真无邪”·李普·
有人这样说：“据说苍颉造字之日， ‘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都战栗了。”苍颉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说现在吧。中国人最相信语言文字的力量”，这倒是确确实实的；否则，不会有人这样害怕。但是，据说“仍有理由相信中国是最自由国家之一”。这句话却很费解。幸而随即就发现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给了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一个军营，“他们的言论是很自由的。”何以见得呢?“在壁报上，他们和军官开玩笑，互相开玩笑，也批评政府。然都是天真无邪的。”——好了，秘密就在这里。“天真无邪”是好字眼，年纪大的人常用这几个字来称赞无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于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就带了开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轻人对于长者，下属对于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个奴才敢对他的主子说 “你的言论是天真无邪的”吗?没有，没有这样大胆的奴才。由此可见，这四个字和“言论自由”或“批评政府”之类连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无邪”者于我无损也。惟其幼稚，所以于我无碍，那么你说吧，我给你这个自由。这位先生恐怕我们不相信，特地从那些壁报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资证明。文曰：“某排士兵夜晚睡觉，其脚臭气熏天。连床者问曰：为何老不洗脚?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现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脚?” 事实上上面并没有这种命令，用这位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对军营命令服从之类的轻微嘲讽，并非真正三月一洗脚。”于是某先生赞曰：“然而这也是标准的幽默，因为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阴森的冷嘲。”——批评政府要轻微嘲讽要标准的幽默，标准幽默要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发都不准碰；要谈，就轻微谈谈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脚鸭!呜呼，这真是“最自由国家之一”!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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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的愿望·田家英①·
法兰西灭亡以后，我们曾读到I· 爱伦堡的几篇通讯。去年《文摘》译载过《法国怎样灭亡的》，其中有一段记述着战后法国文化统制的情形：国际作家协会会刊《和平与自由》被禁止了；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金由于作品缺乏而停止审评；报章文艺副刊均明令取消；书店多停了业，剩下的只能出几册《历史》之类的东西；“法国统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嚣化为喑哑，把文化的原野化为沙漠……”。这末后两句，真说着了历来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干”。圣君之治“非以明民，将以愚民”的信条，看来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着的了。最适于被牵着鼻子，任人指定谁是他的友敌，导引该走去的方向，是必须使下民们存在在愚顽无知、浑浑沌沌之中，而这也就必须消灭一切新的声音，统制，文化上的沙漠化。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几年来努力实现着的“沙漠化”的愿望，也已经有了它的政绩。今年一月八号的《新蜀报》，记载着重庆书业的情形：……新书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着原来的形象之外，其余的都改变了面目，原是充满了有关于抗战的读物的书架，而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时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员。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今却都是《家》，《春》，《恋爱三部曲》，《胡适文存》等战前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数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了，明显地含着抗战意义的刊物或成本的书籍，则寥寥无几……至于旧书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书，出租的旧书……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侠五义》等等旧小说……(志渊：《文化的堕落性》)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见的了。荒凉，冷落，这说明大后方的文化界还剩了些什么。不过，中国的官家比之法国，却也有些不同，不那样直率，讲方式，多奇谋，所以同样是沙漠化的愿望，同一是焚图书，禁刊物，封书店，逼作者，但我们这里就还有许多排场，言行也极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过“建设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虽然提高了稿费，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则根本没有写处；加给小学教员几元津贴，偏要说得和人类文化前进如何有关。拆穿看来，这终于不免是一场笑话。也还有移尸诈骗的方法。对于文化荒凉，我们还不时能够听到一点“愤愤不平”的声音。譬如去年《中央日报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来，据说：“国家养 ‘士’，而‘士’何曾对得住国家?……战前作家们叫过‘国防文学’，民族战争，抗战后那里去了……唉，哀莫大于心死!” 这真令人拍案叫绝的。仇头落地而手套不污，绞杀了文化，还做稳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笔杆的文人，则在一顿奚落、几声感叹里，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补者。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虫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鹤的君子，还做定可以飞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们就还有不少指定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这些人之成为名流，并非有文，大多是因为开会。文协有他，文化界动员大会有他，一切文化活动莫不有他。人们也就不能不公认此文人也，实则多是挂了招牌，并无货色，不过出卖人头的探子而已。当然也有几个能文的贵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时发一点匡时之论。这是一种偷进花园和小姐相会的，化为小生的丑脚，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装接吻，看久了，不过使人连真接吻也厌恶罢了。此外，那些说今天是“战国时代”，写着艺术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们，也都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谈“梦的现象”，既不包藏政治阴谋，也无关于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俨然救主，其实是连毛孔里都满藏毒箭，正在向凌迟之际而尚未气绝的人放射过去。自然不易射死，于是还需要哗啦一番。种种专事造谣的小报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苏”；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鲁迅陈年老帐；或骂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闻》的一篇《周末闲谈》。作者说： “提起那些自命为‘前进’的文人，就使我们咬定牙根。”从这些中间真使我们听到了切齿的声音。然而，咬牙并非解决问题。“自命为‘前进’的文人”还拥有大量读者，压迫到不能用笔，也还是留着一张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务日报》上就发表过《筹设中国文化银行计划书》，说是要“放款”了，只要来是不愁丰衣足食的，但以后就不再听到了下落。这是很自然的，箪食壶浆弗得即死，而“嗟来”与之犹且不受，何况恩威并济，盛气凌人，去领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劳而获的寒士。证据是：去年“文化奖助金”据称已经发了，但我们至今没有读到受奖者的文字。更糟糕的是猎犬的狺狺，并不为看客欢迎。书刊已经不少，指定派订也已经用尽方法。有教授作文，党部推销，照理可以风行天下了吧，但事实并不如此。人语是被抑杀了，而魍魍的嗥嚎也不见得就能够传播开去。一方面没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坛的凋萎这就成了必然。有骨气的出版家多停了业，存在的则无书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战前的作品。官办的书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义文学体系”，但就连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这使得一种以介绍新书为主的《读书通讯》，到今年就不能不变为谈英语、论诗词的刊物。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了，无从评起。这真是沉重的沙……但却绝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么办法呢?坑不尽焚不绝的是大众的愿望。曾经被“战国”派教授们赞赏过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诗”，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毁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创造却无法格杀，这是连秦始皇也头痛的事，何况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国就还有用结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为大量青年所爱戴，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从吞吐含蓄中间传达着中国人民正如何受难、如何挣扎又如何成长——这就是反沙漠化的愿望。尽管迫害，尽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远大的去路。我们还有热爱，则热爱就付予反沙漠化的愿望的实现，而疾视屠杀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着人骨的明枪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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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晦教授在中大演讲：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中大通讯)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教授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民主》。来听讲的同学相当多。杨先生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和讲的动机后接着说：“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没有个别的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极丰富，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什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杨先生从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绝不能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国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形就会更好些了。”文艺不只是民主的产物，并且应该民主。这里杨先生从表现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说明：“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艺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人有创作的权利”。杨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艺象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会，提供给文艺许多悲惨的题材，文艺揭露了压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类善良的天性，“最近报纸上载着救济院内虐杀幼童的事实，这是想象不到的残酷；如果这些黑暗的现象，用文艺写出来，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闻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国文学能够这样普及的原因就由于它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紧紧地接连着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所以文艺应该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要争取民主”。最后杨先生更特别强调人人都必须知道和了解民主的关系，他引述了希腊盗火者普罗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声调说：“普罗米修士的意义就是‘预先知道’，这位英雄预先知道了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敢于做盗火的举动。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毁灭人类，其次他知道人类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晓得了偷了火之后一定要遭受残酷的惩罚。然而单是这三点还不够，他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晦教授的讲演，就在这里结束。同学们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觉兴奋。星光从天空洒下来，沙坪坝的沉闷环境是不会再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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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市——编者注)的报纸，因为政治新闻被检扣和出版发行被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事实的详情虽然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从那些报纸抗争的强烈、以及市民拥护报馆、列队游行，高呼 “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必须长存”的口号看来，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拥护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也可以看到压制言论，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对的。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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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时令摘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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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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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象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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