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口吐真言，永远竖立；
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圣经《箴言》十二章十九节
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时，有网友问，二零零九年房价涨得有些离谱，二零一零年高房价的问题会缓解吗？
温家宝表示，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当然，时代不同
了，我们应当按现在的条件来改善群众的住房。其实，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居民的住房都有相当的改善，大概是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五倍，农村人均
住房面积增长了三倍。」
马屁记者不小心泄漏天机
既然总理主动忆苦思甜了，下面的宣传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于是，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杰撰写的《温家宝，从一条小巷走出的大国总理》一文，考据出温家宝颇为清贫和艰辛的幼时生活，其中第一部分《小巷里的旧居》是这样写的：
温家宝，天津市人。温家世居今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后迁入城内。
「你找温家宝的家？」记者在天津市旧城南开区寻找温家宝中小学时代居住的房子。狭窄的达摩庵前胡同，拐角杂货铺的一位大婶指给记者，「那就是，他前几年回家时，我见过他」。亲切的口气像讲邻居家的大哥。
达摩庵，「文化大革命」前香火缭绕的尼姑庵。温家宝曾居住的是达摩庵前胡同九号院，推开年代较远的院门，面前是十分拥挤的小院，左侧翻修后房子就是
温家宝过去的家。房屋的新主人刘志杰大爷、刘玉英大娘老两口，原住九号院对门，七八年前买下温家的老房。温家宝兄妹三人，他为长子，与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
不足二十一平方米的两间平房，上大学前就在这里成长度过。邻居们说，温家宝的父母分别是中小学老师，带着三个孩子，家境很不宽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
洼洼，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非常简朴。老邻居敬重温家书香门第，至今称温家宝的父亲为「温先生」。在他们的印象中，温家宝很聪明，功课很好，做事稳稳当
当。人们记得，他与小伙伴一起卸下院门当乒乓球台。母亲上班把房门钥匙留在邻居家，温家宝放学去取，「刘娘，我妈把钥匙放您这了？」言犹在耳。
温家宝到中央工作后曾几次回到这条胡同，看望父母，走访老邻长辈，亲亲热热拉家常，在众人眼中，他还是隔壁的孩子，没有一点官架子。有时，温家宝的母亲炸好面酱，托跑运输的邻居带到北京。
徘徊在这条有些破旧的胡同，站在温家老屋的原址，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就是从这里走出的，让人感到与历史贴得这么近，「平民情结」一定植根在他的胸中，他时刻惦念像儿时邻居一样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百姓，与他们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先不说这篇文章中的种种吹捧和谄媚之词如何让人肉麻和恶心，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不小心之间揭穿了温家宝的弥天大谎，就此而言，这名拍马屁的记者
可谓功莫大焉：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全家五口人挤在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之中，但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却透露，温家宝一家拥有的是两间共二
十一平方米的住房。九平方米与二十一平方米之间，足足相差了两倍多！即便是总理日理万机造成记忆有一定的误差，但也不至于相差到这样离谱的程度吧？更何况
温家宝是学理工科出身的，讲究以「科学发展观」来治国。科学的原则在于尊重事实、在于一丝不苟，科学不是写诗，诗人可以将二十一平方米想象成九平方米，但
一个科技工作者不能如此篡改数据，一名大国总理更不能如此瞒天过海。
从达摩庵到中南海的路有多长？
这名妙笔生花的记者竭力营造温家宝此刻仍然「临在」达摩庵的幻想。但是，我想说的是，达摩庵的老百姓们，温家宝早已不是当年的「邻家少年」了。你们
继续蜗居，他已登堂入室。温家宝的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演技，是说谎不脸红的演技。中国政府需要的不是一个大刀阔斧、根植痼疾的良医式的宰相，而是一
个精通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技术的首席演员。于是，上行下效，既然一个堂堂的大国总理，连自己少年时代居住过的住房面积都要公开造假，他所领导的政
府如何疯狂地造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国家统计局才敢于拿出房价只涨了一个百分点的报告来；所以，山西省卫生厅才宣布不存在有毒疫苗的问题；所以，外交部
发言人才敢于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只有罪犯而没有异议分子。温家宝政府，算不算是一个谎话大王领导一群贪官污吏的政府呢？
温家宝的话，常常说出了中国现实的反面。或者说，中国的现实很快就给他刚说出口的话一记响亮的耳光。果然，温家宝刚刚表白说他对人民群众蜗居的处境
「非常理解」，北京立即就出现了天价地王，房价再度飙升。以北京房价的均价两万而论，如果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年收入为两万，一年的收入只能购买一平方米的
住房。换言之，如果他购买六十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掉工作六十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但一个人实际的工作时间大致为四十年，且还需要诸多日常开支、养家
餬口，所以一套小小的住房足以压死一家人。面对此种处境，温家宝除了安慰性地说几句「理解」的话，简直束手无策。这样的人适合出演言情片，而不适合当大国
总理。
当然，如果抱着「同情之心」去理解温总理，即便是他们一家当年居住的不是九平方米而是二十一平方米的住宅，也算是蜗居，也足以表明温家宝的平民出
身。但是，无论是昔日的蜗居，还是今日的蜗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是怪中国的老百姓自己不争气、自己太懒惰吗？毛泽东时代全民贫困的局面，是因为党垄断
一切资源，党控制全民的生活，党是刀俎，百姓是鱼肉，百姓只能任党宰割。在「大公无私」的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土地和房产都被收归国有，所有的住房都由政府
分配。如同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很多时候，大饥荒的蔓延不是因为物资的匮乏，而是因为专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同样的道
理，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包括温家宝一家）住房条件的恶劣，也是由于毛泽东政权对民间社会的挤压、对民众劳动成果的剥夺造
成的。毛泽东可以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座超过昔日帝王的奢华的行宫别墅，老百姓却只能「四代同屋」，看看方方写的《风景》，就知道那样的生活有多么「幸福」
了。
温家宝为何无法遏制房价的上涨？
而「毛后」所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仅仅由于当局少作一点恶，少对民众少作一些束缚，蕴藏在民众之中的、自发的力量与激情，便如火山岩浆般迸发出
来。是民众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绝对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的造福与恩赐。然而，当权者看不得老百姓过
上一天好日子。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当局再度以抬高地价的方式，第二次向民众征收隐形的重税，以此达成掠夺民众手中刚刚捂热的一点血汗钱的目标。所以，正
是政府的「卖地」财政和「房地产」GDP，才让新一代的中国人深陷于蜗居的漩涡之中。人性都是卑微的，像《蜗居》中的女主人公海藻那样，不惜出卖爱情、青
春和尊严，换取「告别蜗居」的生活，遂成为一种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不知一惯都作道貌岸然状的温家宝总理，是否也会「理解」这样的生活选择呢？
温家宝大肆标榜当年的蜗居生活，是为了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吗？可惜，这个距离早已遥不可及：一入中南海，皇宫深如海，中南海里面的人，又怎么会跟蜗居
里的人有共同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呢？但我还是想建议温家宝先生，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就应当反思毛时代的人民的蜗居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就应当
彻底批判毛泽东时代奴役人民、戕害人民的种种罪恶；既然你乐于回顾当年的蜗居生涯，应当对当下普通民众蜗居的现状对症下药，仅仅让部分央企撤出房地产行业
只是杯水车薪，剩下的那批央企仍然占据着房地产行业九成的份额，各地政府仍然在乐此不疲地通过卖地拉动地方经济的繁荣，并加剧经济的泡沫化，你敢于触动这
个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吗？你当然不敢「壮士断腕」了，因为你的弟弟温家宏便是一个大房地产商，你们的家族也是从猛涨的房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吃到嘴巴
里的糖你们愿意吐出来吗？
一个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的处境吗？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逆向的血统论。其实，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子弟，一旦进入中共一党垄断
的权力体系之中，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像温家宝这样平民出身的高官，有一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于连式」的人格模式，知道苦日
子是什么味道，为了彻底告别苦日子，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尊严。正因为目前的饭碗来之不易，这类人比起从小养尊处优的太子党来，更是
念兹在兹、战战兢兢。温家宝看到了赵紫阳的「前车之鉴」，遂奋不顾身地投入特权阶层，去瓜分属于自己的份额。所以，寄希望于温家宝出手遏制房价的上涨，无
异于与虎谋皮。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继续蜗居下去，老百姓在蜗居中所付出的代价，正是温家宝和他的政权存在的前提。
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与行政院长有多年轻？
虽然今天的中共政权已经初步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江李与胡温之间的顺利交班和不成文的退休年龄的划线，大致避免了当年苏共让「垂死者」
上位掌权、「病夫治国」的危机，但论资排辈的「老人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干部年轻化」只在基层和中层部分地实现了。在中枢层面，胡锦涛当年在「六
四」之后被「破格」提拔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邓小平相中的隔代交班的人选，但那时胡已经接近五十岁，等到与温家宝一起「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则已经
六十多岁了；如今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也是如此，在「候补」阶段，就已经不再年轻了，再经过五到十年的打磨，他们必然未老先衰，根本就丧失了政治体
制改革的决心与意志。
回顾历史，在中华民国时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类似的职位，前后有两个：一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二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行政院长。他
们与共产党时期的周恩来、温家宝等人一样，虽然不掌握最高权力，却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因此地位也十分重要。那么，这些人的年龄大致如何呢？一翻史书，我才
大吃一惊：如果将温家宝放在这个序列当中，绝对是一个高龄的「老大哥」。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清末即在外交界崭露头角的唐绍仪。唐出任总理之初，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
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其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那时，他年仅五
十岁。
其他一些在北洋政府中颇有名望和政绩的国务总理，年龄也大都为四十多岁。比如，进步党人熊希龄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兼财
政总长；外交家颜惠庆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出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法学家王宠惠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出任国务总理，网罗一批留学英美的、被认为是无党无
派的「好人」，组建「好人政府」；而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在代理国务总理并兼任外交总长的时候，居然年仅三十八岁–即便在今天的省部级官员中，都找不到如此
年轻的人。
一九二七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依照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思路来组建政府部门，行政院是行政分支机构，历届行政院长也都比较年
轻。比如，第一届行政院长、作为「革命元老」的谭延闿，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十月转任行政院院长，此时他年仅四十八岁。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
一九三一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岁。
民国时代的这些行政首脑，大都具有留学西方的背景，他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便脱颖而出、为国效力。仅仅从这一个指标来看，民国政治并非后来人们想象和描述的那么不堪。
何时我们才有像奥巴马与卡梅伦一样年轻的领导人？
二零零八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是他比共和党的对手麦凯恩年轻许多。共和党错误地推出年龄过大的麦凯恩参选，麦凯恩已经七十开
外，满头银发，虽然他是越战英雄，却让人怀疑他是否具备充沛的精力领导美国冲出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惊涛骇浪；而作为参议院的新面孔的奥巴马，出人意外地
战胜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奥巴马只有四十出头，身手敏捷，充满激情。有人说，麦凯恩代表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而强调「变革」的奥巴马让
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和希望。有学者统计过美国的历次总统大选，发现有七成左右的结果是比较年轻的一方获胜，而比较年长的一方获胜的时候只有三成左右。可见，
在民主社会，大家的选票会天然地倾斜向年轻者一方。
二零一零年的英国大选也是如此。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党魁克莱格都只有四十出头，大选获胜之后组建联合政府，卡梅伦成为两百年来英国最年轻
的首相。作为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赋予这个被认为比较刻板的党以朝气和活力。他虽然出身贵族，在牛津大学接受精英教育，却经常骑自行车上班，到平价商店购
物，极受年轻人的喜爱。此次英国大选首次采用在美国早已流行了半个世纪的电视辩论的形式。英俊潇洒、思维敏捷的卡梅伦和克莱格大出风头，而比他们年长二十
岁左右的现任首相布朗则被映衬得暗淡无光，英国《苏格兰人报》幸灾乐祸地描述道：「布朗似乎在一个星期内头发都变白了，他看上去好像已有一百多岁。布朗的
言论就像一位老校长令人头疼的长篇演讲，这不是人们想听的。」
美国政坛上为何会出现奥巴马，英国政坛上为何会出现卡梅伦？这是因为英美是民主社会，是多党竞争，是全民选举。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年轻人当
选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一个社会的专制化程度越高，老年人把持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前后的台湾，在这一点上对比强烈：两蒋时代的台湾，
用孙隆基的话来说，「权力机构已经老化，老蒋的那一代多已八十多岁，却仍然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因此，像张群那样的八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出『人生七十才开
始』的话，意思就是不肯放手。至于蒋经国那一代，也已经是六十几岁，却被称作是『少壮派』。台湾每年又有选拔『十大青年』之举，而平均年龄则是四十岁。至
于四十岁以下，似乎可作『儿童』对待。」台湾民主化之后，即便是「百年老店」国民党也不得不适应时代变化，「少壮派」的马英九才可能摆脱「连战连败」的连
战等元老的挤压，出马带领国民党打赢选战。
与之相反，只要中国一天处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之下，中国一天就不可能出现自己的奥巴马和卡梅伦。中国人需要叔叔辈的总理，不需要爷爷辈的总理。可
惜，我们手上没有选票，所以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意愿。在民主匮乏的中国，温家宝们既然可以「自动当选」，自然要「再接再厉」，非得做到不能动弹才让位。而一
切的辛苦与疲惫，反倒成为他们向民众炫耀的资本，和向民众索取崇拜的条件。这就是中国社会最为吊诡的事实。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采访的内容。温家宝说：「政府也高度重
视，对于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
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
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诚意，毕竟他是唯一公开表示「心里难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贵为一国总理，仅仅是对接二连三的惨案表示「重视」、仅仅
是对诸多孩子的死难表示「难过」，是不够的。连御用文人余秋雨都知道「含泪劝说」，温家宝不能停留在跟余秋雨同样的水平上。否则的话，温家宝不妨辞去总理
的职务，干脆去当一名「文化大师」算了。或者，如果担任总理只需要具备言辞绚烂、演技突出、随时流泪的本领，那么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的余秋雨才是总理的最
佳人选呢。
更为吊诡的是，贵为政治局第二号人物，温家宝却没有安排影响力比凤凰卫视大若干倍的央视前来采访，而是选择大部分国人都无法收看到的凤凰卫视来「表
露心声」。国内各大媒体转载这一消息的时候，只是泛泛称之为「接受媒体采访」，故意隐去凤凰卫视之名字。究竟是温家宝无法控制央视、甚至不能通过央视来传
递自己的观点，因此不得不将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临时的「透气孔」；还是温家宝严格遵循中共内部的宣传纪律，只有在面对那些国人基本上接触不到的媒体的时候，
才敢说几句真话呢？
「飞地发展」必然导致暴力泛滥
在访谈中，温家宝承认，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后，还有「深层原因」。然而，温家宝在这段讲话中并未明确指出「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抛出
虚幻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连医生都知道，必须对症下药，温家宝连病根都没有找到，为什么就有药到病除的把握呢？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
中国社会远非「和谐社会」，也根本没有「以人为本」。胡温执政以来，当局腰包越来越鼓，财大气粗之后，以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殊不知，
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模式」，不仅不能拯救世界，甚至也不能将中国带入繁荣自由的彼岸。中国当下的境况，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病入膏肓。
近期中国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质与美国时有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完全不同：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大学和中学，凶手多为在学校就读的、青春期情绪波
动的青少年，因此并不能推导出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屠杀孩童的案件多发生在幼儿园与小学，凶手多为从外面闯入的成年人，他们大都未患有
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选择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对温家宝所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义」绝望之后的疯狂之举，这些残忍的杀戮已然显然出中国的社会冲突
和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靠扩大警力维稳无异于抱薪救火，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近期屠童案件密集发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公义的模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剖析苏俄政权崩溃的杰作《帝国》一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苏
俄社会的特征，即「飞地发展」。他谦虚地说，这是「一个笨拙的术语」，其实这个术语非常形象且极为准确。卡普钦斯基如此描述说：「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
比如说像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平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均有充足的
存货，餐厅温暖干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起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
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奥迪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脏、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在豪华
的私人轿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交车；首府建构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了。」今
天的中国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从北京奥运场馆的中心区步行十分钟，从上海世博会核心区步行十分钟，在恢宏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就可以发现连绵起伏、破
旧不堪的贫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计其数的怨愤、绝望的人群–那些丧心病狂的凶手，也许就泯然于这些人群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惨不忍睹的真
相。
昔日的苏联因社会不公正而崩溃，今天比之更加不公正的中国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呢？即便温家宝权力有限，至少可以将财政收入向医疗和社保方面略微倾斜，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家人远离腐败、停止化公为私的「资本运作」。他有没有这样做呢？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立即高调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再采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
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支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对这类特殊情况的时候，警察开枪杀人的权力可以扩张，其口气中充满杀气腾腾的味
道。而在相关报道中，橡胶警棍、瓦斯喷射罐、防卫钢叉等器械已经开始配备给校园保安人员。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时成功过
呢？
武和平又说：「对有可能造成危险的人员，要通过群众的举报采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实际上，此前多起屠杀孩童惨案的凶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
以武和平为代表的警方的观点，则将凶手统统视为精神疾病患者，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惨案都归结为偶发事件，以消除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也以
此为借口，展开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性管理，甚至是强制救治和关押。这种只要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员，都可以对其实施「必要的救治」的思路，在目前人心惶惶
的情形之下，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支持。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屠童案件反倒成了警方为所欲为的借口，又一批公民的基本人权将遭到粗暴的侵
犯和践踏。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绝对不是让民众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况之中。我想向温家宝和武和平推荐学者唐逸于二零零二年写作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当前中
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权者读到并引以为镜鉴，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童无辜死难了。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唐逸的谆谆
告诫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
遍暴力呢？」唐逸认为，总体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间的仇恨越少，则暴力越少。在此意义上，自由体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较大。弘扬自由的精神，以此构成社会
的基础价值和体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实现内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只有当民众具备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时候，他们才会自觉地抵制犯罪的诱惑。可惜的是，温家宝和武和平们闻「自由」而色变。
这些习惯上占有权力的人，很难理解自由精神，也很难承认和顺应历史的主流。他们总是以为人可以驯服于自己的意志或理念，可以压倒，可以臣服，可以由外来的
强力（包括心理暴力如意识形态的复制）来改变。于是，中国的屠童案件愈演愈烈。
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没有尊严，比起在他经济上处于劣势来，挫败感会更为强烈，而采取极端手段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所
说的「不讲理」的社会，或者说「理」都被权利者所垄断的社会，必然造成许多人愤懑、焦虑乃至绝望，并将情绪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这就是校园血案「群
发」的「深层原因」。温家宝此前提出「尊严」一词，确实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启动政治体制
改革之外，别无他法。温家宝明明知道专制制度无法给予民众尊严，却紧紧抱着专制制度不放，这就是知行的脱节乃至对立。
普通民众有没有尊严感，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的根本差异，也是英国为何相对平稳地实现了宪政改革，而法国者深陷于大革命的血雨腥风
之中的根本原因所在。十五世纪的英国大法官、亨利王子的老师福蒂斯丘在《英格兰政治法通博评传》一书中指出，法国属于绝对君主政体，国王是一切法律的滥
觞，人民是国王的臣民；英格兰却属于有限君主政体，建立在人民自愿默许的基础上，国王本人和他的本国同胞一样，受制于同一批法律。英格兰是自由人的联盟，
他们是自愿决定组成王国的，且最终的目的乃是「获得前所未有之安全保障，然后得以生息并享受其财产，得免受各种祸患及损失，从而解除内心之忧惧」。所以，
英国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分野，却没有法国那么严重的阶级对立。英国社会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时，列出某郡体育代表队的名单，队
长是下层的皮匠，而队员中有当地首富的大贵族，在训练和比赛中融洽相处并一律服从队长。他评论道，假使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便不会发生法国大
革命。贫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否以礼相待与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是前者，勿宁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更像当年的法国而非英国。人民普遍活得没有尊严，不仅没有尊严，连中共长期标榜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于
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于问题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凶手残杀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呢？温家宝不能继续用无法落实的承诺来欺骗人民了，温家宝余下的任期
已经屈指可数，如果他还不在实现民众的人权和尊严上真正有所作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千古罪人。
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
——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温家宝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我发现那个创造了当代成语「鸿忠抢笔」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亦赫然在座）、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
势座谈会。温家宝说，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家宝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中央的政策已经是顾此失彼：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
展，就不能大刀阔斧地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权力垄断造成的腐败、「低人权优势」下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失等）；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加以处
理，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如「天价维稳」、工潮汹涌等）也就无法彻底根治。此也不是，彼也不是，温家宝简直要抓狂了。
胡温上台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推行「强中央、弱地方」的政策。在经济上，继朱镕基以「两税制」改革，将「肥水」全都收归中央，造成中央财政的空
前充裕之后，「国进民退」则成为胡温时代经济发展之大趋势。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越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便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强，政治上便越发刚性与僵
化。有御用学者将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视之为有望取代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棒，一手是GDP，一手是维稳。中
央政府一边躲在幕后闷声数钱，一边以「维稳」对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这两个指挥棒比学生们顶礼膜拜的高考的指挥棒还灵。于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
GDP数字，大兴土木，违背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肆兴建基础设施和楼堂馆所，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开发各种资源，强行从市民和农民手中低价征收土地，造成地方
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激化；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地方政府从「截访」到「暴力维稳」，使得政府管制变得愈加暴虐与不义。
国进民退，灾祸不止
以山西的「省治」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山西民众的困苦、环境的恶化、生命的卑微、吏治的败坏，堪称整个中国的缩影，而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零一零年三月，作为国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王家岭煤矿，突如其来发生透水事故，一百五十三名工人被困井下。后来，经过紧张的抢
救，一半多被困工人获救，此一矿难的营救过程被官场大加宣扬，悲剧变成了喜剧。而死难矿工的名字，至今却仍有相当一部分未被公布。
此前，山西矿难频发，中央政府及当局制造的舆论均认为，这都是小煤窑惹的祸。因为私人业主急于赚钱，缺乏长远眼光和安全责任，视人命如草芥。所以，
当局决定进行产权改革，将全省大部分私人拥有的小煤窑收归国有，经过「资源整合」之后，打造一批超级大煤矿。在此「化私为公」的过程当中，大量私人财产被
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并购。然而，大型国有煤矿真的就可以避免或降低矿难吗？
王家岭煤矿项目投资概算总额近五十二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二零一零年「奋斗目标」是产值六亿元，利润三千万。事后，安监总局的通报称，矿井存在「劳
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十四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事故发生前，井下工作面
有多次有关渗水情况的报告，但是未引起重视。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也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造成重大透水事故发生。一名工人说，
项目部整天催要进度，以前一个月他们最多能干两千米，现在提出干三千米。二十七队一名工人说：「我们每天开班前会的时候都是要进度，要速度，经理说要上六
部钻，五个人上六部钻。」在此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掘进多了受奖，少了则会受罚。
由此可见，国进民退，灾祸不止。那么，地方政府为何不顾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疯狂地进行能源开发呢？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提拨标准，
是「惟GDP是举」，也就是说，谁将GDP搞上去了，谁就可以获得升迁。地方官员为了打造政绩、发展经济、提升GDP，便挖煤矿、修电站、建高速、盖大
楼，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圈走农民和市民的土地。地方政府的黑帮化愈演愈烈。所以，经济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而地方官员的坏和黑，是中央政府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政府的败坏，的根源并不在地方政府自身，而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
GDP，是因为GDP的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最后的支柱。如果GDP出现大幅滑坡，中共的统治也就危在旦夕了。为了继续垄断权力，就必须保持
GDP的持续增长，所谓「保八就是命根子」。而要「保八」，就得默许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于是，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
其实，民国时代的山西，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经是一个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模范省。经过中共六十年的胡作非为，山西却不幸沦为中国最「黑」（不是
煤之黑，乃是人心之黑）的省份之一。如果阎锡山复生，看到此种情形，不知该作何感想？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个《「山西王」阎锡山》的专题报道，还
原了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的部分真相，有网友评论说：「老阎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会把环境污染了、把良田都变成工厂的厂房，让几十年后倒闭的
工厂的地皮上无法种地？他会把煤矿都挖完让地下成为一个个大洞？他会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把干净的水源变成排污口？他会让山西人赚一块钱、老外赚一千块钱？他
是地方军阀，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现在的官员们都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啊！这地儿给弄糟了，换个地方做官去。」不知温家宝是否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否愿意
向阎锡山取经呢？
不能将地方政府当作替罪羊
同样是山西，还曾经曝光了黑窑的奴隶童工事件。这一事件同样折射出温家宝在宏观调控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当时，对于这一个二十一世
纪的童奴事件，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
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认为，奴隶童工事件「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之。他写
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
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
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清醒过来，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
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便越畅通，正义便越彰显。
我不同意此种缘木求鱼的观点，也不同意此种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地方政府的叛乱，而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之下，
中央与地方官僚连手对民众实施抢劫之后的分赃行为，在此事件中，中央并不是干净的。胡温难道真不知道地方上的种种乱相吗？我们不能低估中央极权体制的动员
能力。比如，以搜集信息的能力而论，一方面，中共的宣传系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谎言，使得老百姓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另一方面，中共的各个情
治系统，包括新华社的「内参」体系，每天都在将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信息反馈到中枢。胡温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除非他
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胡温为什么很少主动去惩罚那些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呢？为什么往往是在民愤极大的压力之下，才不得不抛出几个替罪羊来？许多落马高官很快便复职
了，比如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高调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团派出身的李长江更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了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BBC中文网记者乐安在评论中讽刺说：「李长江担
任质检总局局长期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扫黄打非』至少不直接关乎人命，中央高层的任命决定也算英明。」
无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监督和惩罚地方政府，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
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种希望国家机器以暴力来「镇压」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的呼
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反倒显示出某些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与淡漠。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
「党语言」–再坏的坏人也不能不经法庭的审判而遭到「镇压」。那些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理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
「镇压」。一旦国家暴力机器脱离法律的约束，今天可以「镇压」坏人，明天就有可能「镇压」好人。
所以，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同样的道理，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灾民，
西南诸省旱灾和南方各省水灾的灾民，也不必对前来体察民情的温家宝「感恩戴德」。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
国各种人权灾难和环境灾难的根源所在。若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遏制奴隶童工现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
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这就是温家宝所谓的宏观调控「两难」的处
境。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此「两难」困局，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和魄力采纳之、实践之。答案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更
加具体地说，可行的步骤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退民进」，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国民权利，加强地
方自治和普及地方选举，弱化中央政府的遥控之权，让政府由「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愿不愿意「自废武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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