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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
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
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
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
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① 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
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
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
农民式的狭隘。②1943 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 年11 月投奔延安
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③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
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
而遭到严厉的指责。④
如果说1941 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
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 年当毛已腾
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
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
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五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
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
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
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
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
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
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①《张闻天选集》，页290－93。
②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
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 年4 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
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
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
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3 期，页181。
③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4 期，页198。
④《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 年4 月22 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2 期，页18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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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
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 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
几乎毫无联系。1933 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
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
名谈话。①但是，1933 年底到1934 年10 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
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
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
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
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
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
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
年4 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
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沉钧儒等上海救国
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
动。 ②1936 年一月25 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
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
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 月27 日
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
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
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 年12 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
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
1937 年1 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
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
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
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
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
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
①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页12-13。
②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 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
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 卷（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5 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93。
③对于1936 年4 月下旬，冯雪峰衔中共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其至在1979 年还为此耿耿于怀。
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1 期，页125。上海中共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
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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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
长假，于1937 年12 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
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
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
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
露头角的。自1933 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
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 年2 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
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馀
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
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
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
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
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
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
1937 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着《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
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
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 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
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
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
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
发表阐释文章。①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
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 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 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
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
但他却是1935 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
关系。1936—1937 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
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1937 年7 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
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 年2 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
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
①例如周扬在1938 年6 月8 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
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4 年），页246－4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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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
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
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 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
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
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
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
论文艺的语录。 ①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
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 年1 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
东就有所了解。1937 年9 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
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 年5 月，毛
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
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
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
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
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
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
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
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
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
分，皆是革命口号，②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③ 对周扬表示了
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
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
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
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
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
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
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
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
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
①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着《生活与美学》于1942 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分内容自1942
年始陆续刊载，1945 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②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页103－104。
③《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1 期，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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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
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
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
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
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
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 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
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
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
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 年5 月2 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
5 月23 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 月19 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
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
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
「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
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
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
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
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
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
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
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
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
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
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
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
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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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
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
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
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 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
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
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
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 年12 月自我放逐，前
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
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①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
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 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
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
对象。1943 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
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
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
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
桥儿沟的「创作之家」，②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
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
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③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
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
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
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
①张毓茂：《萧军传》，页241-46。
②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③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
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4 期，页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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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
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
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
的资助。 ①重庆《新华日里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
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 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 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
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
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
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 论民族形式，
XXX 论生命力，XXX 论深刻等」。② 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
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
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 年，毛泽东、胡乔木特
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
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
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
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
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③然而胡风、冯雪峰并
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
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④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
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
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
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
① 1943 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
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1 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
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页89。1943 年12 月
16 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
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 年第2 期；另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40。
③ 1944 年3 月18—19 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
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
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
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1 期，页
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年），页50－52。
④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 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
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
1948 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 一1946 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
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
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
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 年6 月10 日至11 日，何其芳在《解
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 年
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 年12 月31 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
页644。1957 年8 月27 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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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 年
4 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
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 月11 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
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
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
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
的读者「读文件去吧」。①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 年10 月19 日延安纪
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
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②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
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
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③但是在1942 年
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
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④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
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
监狱。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一 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
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
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
态部门而奋斗，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
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 年，毛泽东依靠
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
①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 年6 月11 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页134-37。
②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2 期，页108。
③《丁玲日记》，1978 年10 月8 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3 期，页15。
④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 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
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 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
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
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 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
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 年11 月9 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
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1 期，页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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