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47) 高华2012-05-30 08: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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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
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
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
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
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
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
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
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 年12 月22 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
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
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
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
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
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
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
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
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
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
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
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
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
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
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
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
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
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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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
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①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 年5 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
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
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
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②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
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
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
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
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
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
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
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
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
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
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
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 年12 月22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
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
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
①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 辑，郑厚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页2－3。
②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 年12 月22 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 年1 月2 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
覆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
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
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
身分，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 年11 月29 日的日记中，
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
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
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
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 月4 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
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 月6 日，毛、
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 月7 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
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
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 年1 月3 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
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 第4 期，页51-54。另参见《延
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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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①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
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
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 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
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
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
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
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 年2 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
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
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
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
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
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
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
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
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
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②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
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
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
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 年2 月8 日，毛泽东在交际处
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
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③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
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②《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页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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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
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
「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
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 年出版的《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 至1944 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①现
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
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
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
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
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
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
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
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
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
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②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
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
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
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
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
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
同志的奸计。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0。
②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 年1 月24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 册，页387；另参见
《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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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
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
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
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
经查清，立即平反。①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
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
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
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
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
展现出来。
从1944 年春夏至1945 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
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
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
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 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
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
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
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
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
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
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
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
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 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
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
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
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
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②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
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 年9 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
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
①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5-26、226。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5-2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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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
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
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
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
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
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 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
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
了1945 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 人作出了组织结论。②这
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
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
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 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
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
不予结论的约4％。③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
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
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
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
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
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
点」和「尾巴」，在1949 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
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 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
中受审，直到1980 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
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
①郑建英：《朱瑞传》，页294。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8。1943 至1945 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
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
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③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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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
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①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
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 年甄别时期，康生还
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
继续保持下去。1945 年11 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
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
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 年11 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
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 年4 月，「经中
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
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
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 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
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 年『抢救』
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 年又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
他在1938 年9 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
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
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
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 年11 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
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
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 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 年刘作
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 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
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
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 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 年12 月被任命为
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 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 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
记。1945 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
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
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1946 年上半年，被关押
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
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
①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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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 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批
「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①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
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
「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
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
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
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
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
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
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
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②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
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
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
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
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
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
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③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
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
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
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
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
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④（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
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
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
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95。
②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 辑，页223。
③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④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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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
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
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
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
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
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 年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
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
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
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
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
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
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
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
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
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
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
「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 年自莫斯
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
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
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
①和培元：〈论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 卷，第2、3 期合刊，1941 年8 月20 日出版；和培元：〈论中国的特
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