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中宣部（1）－焦国标2012-06-08 05:06:25

目录
◆自序：唱衰中宣部
◆讨伐中宣部
◆我的後《讨伐中宣部》时代
◆後“讨伐”时代随感录
◆“不能给焦国标这个讲坛”
◆给校、院领导的四封信
◆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
◆人权三题
◆毛泽东二题
◆赵紫阳三题
◆《环球时报》专捧老年独裁者
◆中国大陆信息猪圈 共有几块顽石砌成
◆中国开放报禁的三种途径
◆论兼听权
◆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
◆美国归来答客难
◆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
◆中国后集权时代的“焦国标现象”
◆我们都是中宣部的受害者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编后
　
　
　
　自序：唱衰中宣部
　
　　有朋友真真假假地责备我，说你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中宣部不仅没有改好，反倒变得更坏了，更多的“不许”出台了，更严的控制实行了，对新闻业的反 攻倒算更加变本加厉起来了，明目张胆宣称要向北朝鲜、古巴学起新闻管制来了，新闻自由的梦想离中国更远，连影儿都看不见了；你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大大恶化 了，课不许你上了，研究生不让你带了，去南京讲学不让你登台了。
　　我说“子姑待之”，你不要着急，中国人做事就这德行，这是必然的。怎讲？你想啊，如果我一讨伐它它就学好，必然的结果是，一证明它从善如流，二 成全了我的名节，三必然会激励其他人踵武前贤焦国标，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争相批评中宣部；你屈指算算，咱中国五千年里，有几个人是从善如流的？有几个是成人 之美的？又有几个是乐於听取批评、闻过则喜的？可是像近来中宣部这样变本加厉压榨新闻自由，中国是要付代价的呀。是的。可是这代价是老百姓付的，比如不许 报道上访，代价是上访者的生存环境更加严酷，他们蒙冤的岁月无限期加长，而宣传部长们是一点代价不用付的。不仅代价不用付，而且还有可能从中获益。比如说 他们中有些同志的兄弟、妹夫、同学、朋友之类，说不定就是上访者的制造者，如此从大面上一规定上访问题不许报道，就好比给兄弟、妹夫、同学、朋友们罩上一 个大大的保护伞，吃下一颗灵效的定心丸，起到庇护亲友、恩荫相好之效。如此以来，既可以恶化中国新闻自由的环境，又可以打击批评它的人；不但不用自己付出 代价，甚至还可以藉以恩荫亲朋好友，名曰稳定，内藏私利，以大忠售大奸，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只是从最小的角度，即当事人的心理角度立论，实际 上压榨新闻自由当然远远不止是他们的心理明暗的问题。
　　这么说你写《讨伐中宣部》不就完全是负面作用了吗？当初辛辛苦苦写出来，自己遭罪不说，中国的新闻自由跟着倒霉，上访者跟着遭罪受连累。不。不完全是负面作用，还有许多正面作用。
　　先从我自己说起吧。固然，由於批评中宣部，课不许上了，研究生不让带了，去南京讲学被封杀了。此外，本来2004年在大陆要出版四本书结果一本 也出不来了，本来在2004年要参加正教授的晋升自然也泡汤了，甚至2003年底在非正式场合下有领导鼓励我好好干明年准备提拔我做新闻系副主任更是化为 泡影了。总之是损失多多，亏大发了。可是我的所得也是不可估量的。
　　略略数说一下：
　　第一，我的写作生涯升级提档了。一些文坛长辈评说道：你焦国标过去文章写得也相当不错，可是到底还是有与你比肩幷排的。这下好了，一篇《讨伐中 宣部》，甩他们一大截，再也赶不了。还有文友说：你封笔吧，别写了，干别的去吧，反正再写只能是“次品”了，一辈子写这一篇就够了。
　　第二，我的写作跨出国门了。过去我写的关於农民问题的言论文章，也有走出国门的；不过据我所知，仅限於海外华人圈。《讨伐中宣部》以後大不一样 了。 2004年八月的时候，有朋友就告诉我，据他掌握，这篇文章起码已被翻译成22种语文，像英文，还被翻译成多个文本。我所知道的，韩文、日文、英文、德 文、法文的报刊和出版社，开始发表我的文章和出版我的文集。恕我孤陋寡闻，当代中文作品被外国语文看中的，小说、诗歌、散文有一些，政论类文章实在是微乎 其微。
　　第三，以此文为媒，我与海外中国人和海外媒体广泛结缘，眼界更宽了。驻北京的海外媒体，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媒体，几乎悉数采访了我。它们帮我推 销了我的关於中国新闻自由的思考和见解。欧洲有英、法、德、瑞士等国的记者，美洲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记者，澳大利亚的记者，非洲和中南美洲的记者没有谁采访 过我，亚洲四五十个国家，只有韩、日、新加坡三国记者做过采访。从中我有一个发现：新闻不自由的洲和国家，也不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英雄爱英雄，恶棍结恶 棍，只有新闻自由才关心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度差的国家，他们的驻外记者也不会或不敢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难怪我看中国驻外记者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的 报道几乎篇篇面目可憎，一副人类文明渣滓洞里阴沟生物的口吻。最近我写一篇文章《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负有责任》，中心思想是说民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要想 方设法“干涉”非民主国家的内政，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人士，挤压这些专制独裁国家倒行逆施的弹性空间，否则你们将受连累，甚至不排除被国际政治浊浪倾覆的 可能。同样，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只希望全世界各国的新闻都不自由，如果各国都退回到野蛮时代他们才最称心，所以它们对别国发生争取新闻自由的事件不感兴趣。
　　下面我说说《讨伐中宣部》对当下中国社会所起的正面作用。第一，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那么吓人了，可以谈论了，虽然可能被停课，被封杀，可是毕 竟不再会右派了他，司马迁了他。第二，据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朋友说，2004年七八月份，中宣部曾经在一些媒体做过调查，徵询对中宣部工作的意见。这在中 宣部的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起码是少见的。第三，我亲眼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去年有新华社记者在湖南被打，我老乡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先生向湖南喊话，敦促 当地政府迅速查办此事。为记者撑腰，在中宣部历史上恐怕也是创记录的——真情假意暂且不论。第四，去年，大陆大约有五六位宣传部长，其中包括云南省委的宣 传部长，因经济问题而被媒体暴光，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第五，就在这两天，2005年2月初，大陆审计长李金华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中组部和中宣部也已 经进入审计范围。这分明是对《讨伐中宣部》的回应，是对《讨伐中宣部》引起的社会反响做的一个交代。第六，一枪戳进去，内部伤口愈合的机制皮外是看不到， 但是肯定会有一个自愈、自新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还将持续。梁啓超名义上流亡海外十多年，实际上清廷後来立宪活动的许多思想资源来自梁啓超，包括暗中直接 派员到日本请教这位“朝廷钦犯”。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动静儿挺大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的报告，就是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啓超起草的。与其这么费劲，乾脆 平反让他回来就是了，朝廷用着也方便。那不能。如果给你平反，首先得给你一个说法吧？说你没错，朝廷不就得承认有错吗？要朝廷认错，是比让朝廷吃屎难更难 的事。其次，既然平反，总得给个位子或待遇吧？不经济。第三，当初扳倒你的人怎么办？处理不处理？人事麻烦大了。所以，用你的智慧，又不给你一个说法，既 用你的马力，又不付草料钱，是最划算的，因而是最上策。所以现在名义上我在停课，实际上中宣部在从我的批评取经也未可知呀。爱国不计名分，课停就停呗。人 类都有这样的无赖心理，中国人尤甚。为什么中国人尤甚，因为中国是块无主之地。清廷不是中国的主人吗？不是。在清廷眼里，在任何王朝眼里，中国都是能糟蹋 一天就多糟蹋一天的地方。江山如此多娇，是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折腰干什么？折腰上床，糟蹋我们的锦綉河山，只见人在她身上撒野，没见人怜香惜玉，他们把 中国当成用於过瘾的妓女。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新闻管制这桩公案。去年年底，社会上流传中宣部在各省宣传部部长会议上号召大家要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新闻 管制。我听了非常愤怒。过去忆苦思甜常说，刘少奇、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向北朝鲜、古巴学习新闻管制，不就是 活脱脱的走回头路，让中国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吗？中国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才有点人模人样了，就有人心里不舒服，誓要把她整回狗模狗样的时 代。我坚信人模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狗样时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上面会蹦出这么昏聩糊涂没水平、没成色、没材料儿的混帐话来。所以当有外国记者问我怎么 看向北朝鲜、古巴学习新闻管制时，我轻描淡写地回答：“第一这不可能，第二他这是找死，活得不耐烦了”。当然，既然不可能，他自然也就死不了。向北朝鲜和 古巴学习新闻管制，这不是提高执政能力，这是要糟蹋中国，这是要蹂躏人民，这是中国是一块无主之地，谁逮住机会能多糟蹋一天就多糟蹋一天的新证据。你们把 中国当成娼妓在她身上撒野过瘾，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谁敢把中国新闻业整得跟北朝鲜和古巴一样，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本来就有人指责我的《讨伐中宣部》有文革语言暴力之遗风，怎么说着说着文革用语又使出来了？你还别说，文革语言有文革语言的魅力，它有它的过瘾 之处。有人只听得懂文革时期语言恶霸的声音，听不懂民主、自由、理性的声音，就像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说萨达姆只懂枪炮语言，别的语言一概不懂。我今天止不住 又语言恶霸一回，实在是万般无其奈了。
　　最近同性恋者赵紫阳先生逝世……什么？赵紫阳是同性恋者？谁说的？你怎么知道？关於赵紫阳先生去世，新华社发过两次消息，只说赵紫阳同志，没说他是前国家总理和前党的总书记，我还以为他是同性恋呢。同性恋不也称同志吗？
　　最近赵紫阳先生逝世，关於他的功过评价引起上层很大争议。维持八九“原判”的理由是武力镇压学生是对的，证据就是这十五六年中国尚称稳定。这个 论证有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见得当初如果不用武力镇压，这十五六年就一定不稳定？难道就没有可能如果当初和平解决，这十五六年可能更稳定吗？二是从价值观层 面上讲，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杀学生换稳定是对的这个逻辑。当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机会坐大，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是正确的。没有四一二政 变，共产党就不可能泣血抹泪上南昌，上井冈，独立建军，所以四一二是正确的。没有甲午战争，中国上下就不会有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就不会有後来的各种维新举 措，所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正确的。没有建国後二十多年的极左，就没有後来的改革开放，所以当年的极左是对的。这是人话吗？这样的逻辑我们能接受吗？我说 这些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宣部严控新闻媒介，肯定有它的一套说辞，就是这有利於稳定。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一建国就把中宣部撤消，一建国就确立新闻 自由原则，中国现在该是什么气象？中国是生生让中宣部耽误五十多年，而且具体什么时候结束尚不确知。我说它还有六七八年的寿命，也只是个人的感觉，没办法 论证。
　　《讨伐中宣部》初起时，有几位长者或直接，或捎话，劝我见好就收，说差不多就行了，等大气候好一些再说话，否则可能吃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 眼前”，起初我是打算接受这些老人之言的。後来想想，老狼有老狼的哲学，小狼有小狼的哲学，总听老狼的话，总听太上皇之言，中国将只有过去，没有未来。一 百年前出生的太上皇的脑子，支配一百年後的青春现实，这现实新鲜不了！只有小媳妇才看婆婆脸色，只有奴隶才看主人脸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主人，不是谁的小媳妇，也不是谁的奴才，因而我也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说话，我爱数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说怎么说。如果我说话你不高兴，我还不高兴你呢， 少给我吊你那驴脸子。只有农民种地才看季节，而言论自由不是农民种地，因而也就无须看物候，看季节。宪法是全天候全年候有效的，一年到头，我爱怎么说怎么 说，不用拣季节；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叫宪法，只要它里面还明文写着言论自由，我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必拣时候。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了，改成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谁言论自由就要谁的小命儿，那时我自然闭上我的乌鸦嘴。吃亏云者，什么是吃亏？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吃亏兮 孕育着占便宜，占便宜兮孕育着吃亏。如果吃亏患上不孕症，生不出来占便宜，那我就更应该吃亏了——我不吃亏谁吃亏？一如西方先哲说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我玩过梁园月（梁园在开封），饮过东京酒（在开封上七年学），赏过洛阳花（在洛阳工作四 年），可惜没有攀过章台（在西安）柳。围棋、踢球、打围、插科、歌舞、吹弹、宴作、吟诗、双陆我全不懂，只懂言论要自由。你便是打落我的牙，撕歪我的嘴， 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尚兀自不肯休。则除非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时候才不向那言论自由路儿上走！
　　屡屡有朋友问：当初你批评中宣部不怕因此失去北京大学的教职吗？我当然怕。可是一者批评中宣部与丢北大教职，二者恐怕没有必然联系吧？再者北大 人不敢批评中宣部还叫北大人吗？在中国人心目中，北大清华幷举，实际有其侧重：对清华，人敬重其稀缺和不易；对北大，人敬重其稀缺和不易之外，更敬重其社 会政治担当。除却後者，北大不成其为北大。我到北大三年，享受到的社会尊重比过去三十年还多。一说是北大教授，老百姓马上肃然起敬。老百姓为什么敬重我 呢？我拿什么报答他们呢？如果在北大呆下去的条件是面对任何社会不公正，都必须屁都不能放一个，那么我不配老百姓的尊重。我唯一能报答老百姓的就是一支 笔，封掉这支笔，我无从报答他们。我不能欺世而盗名，我不能得其敬重而却不为他们呐喊几声。如果一定要我在要么噤声做北大教授，要么说话但从北大滚开，我 最终会选择後者。因为在我心里，寒蝉教授比捡垃圾的窝囊，比捡垃圾的脏，捡垃圾的比寒蝉教授体面。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文章，谈中国书画雅则雅矣，可它是一 种鸦片。在眼下的中国，教授、博导这些头衔，也是雅则雅矣，可是弄不好就成为鸦片，成为大恶大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赵紫阳不为总书记之位而苟同开枪 杀人，都是好汉，心灵荒芜，胡不归！
　　我在大陆出版过五部文集，可是没有一部不是书出版了，心也给恶心透了。为什么？出版社抽你的文章，删你的文章，砍得疤疤瘌瘌，上气不接下气，最 後给弄得恶心之极。还是香港好哇，出版社尊重言论自由，不出你的书便罢，一旦决定出，就全依你作品的原貌。十几二十年前，刘晓波先生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就 缺三百年殖民地。这话说得好，有“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之气。为什么香港尊重作者呀？不都是中国人吗？差别就在香港做过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时代不同 了，现在你就是想做殖民地，人家也懒得来殖你了，要想言论自由，还得自己争取。嗟吁小子，勉乎哉！
　　我发誓用十年时间唱衰中宣部，其实光别人唱是唱不衰的。世间所有衰的，没有一个是别人唱衰的，都是自己混衰的，自己作衰的。苏联、东欧垮台，大 陆一些不要脸的学者说是美国之音给搞垮台的。那时莫斯科电台也整天搞美国，而且经费比美国之音多，语种比美国之音多，播出时间比美国之音多，什么都要压过 美国之音，可是到头来为什么莫斯科电台没有搞垮美国，反倒是美国之音搞垮了苏联？以王辑思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以朱锋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的一些学者，以阮光头阮次山为代表的凤凰卫视一些评论员，发表言论皆以唱衰美国为主旋律，实际上美国决不是几个鸟人能唱衰的。正如中宣部只要它自己行端 表正，做事合乎天文人文，我一个刀笔小丑是断不可能唱衰一向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的中宣部的。
（写成於2005年2月4日）
　
　
　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
　　编者按：此文写於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最初出现在电脑网络上，而後迅速在中国境外各种媒体上传播开来，至2004年8月，已被翻译成至少22种语言，英文译本也有多个。作者因此遭受当局停止上课、停止指导研究生的处罚。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 护伞者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新闻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好的防腐剂，是确保一个透明度的基本前提，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 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竪扣，从而致使中国社会贿赂公性，邪恶势力猖獗？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 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触目惊心、 俯拾即是的事实证明，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最落後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 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 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的顔面亦将扫地以尽。因而我们欲挽中国於将亡，必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 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後天不宜娶媳妇，大後天不宜嫁闺女。人家都收获了，他刘自得还“不宜栽种”着呢；人家都抱孙子 了，他刘自得还念着“不宜嫁娶”呢。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後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 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二诸葛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 治，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於同一个级别。中宣部总说新闻媒体“不要添乱”，殊不知我们现在的乱是人家英国几百年 前都添过了的。现在这乱再不添，这问题再不解决，中国就完了。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 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産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 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牌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 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於巫婆神汉顺口胡扯，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 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领土上最後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继续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罗马教会贻误欧洲一千年，我们难道能听任 中宣部也贻误中国一千年吗？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 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衆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宣传部，它就应该是 言论出版自由的扞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党政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 却是千方百计地折扣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扞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已於实际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一书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 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 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鉢传人。中宣部向媒体吹风，凡涉美国，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 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 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 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我们中 国的出路所在。否则自己必然身败名裂，必将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实际上中宣部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 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 定者和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 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産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究竟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 2004年两会期间，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都成“素食者”，会上谈的一 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给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於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 章，他说： “这组文章影响不小，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於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 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 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産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幷奉劝他们这一届 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决人民群衆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 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 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这种混蛋！简直 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於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 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级宣 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着，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駡，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 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於衷，居然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 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 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 相。”卫生部领导真是“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 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 下结论、做决策、下命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 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於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 宣传部长被 “双规”，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传“三个代表”为 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 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宣部站出来为记 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是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冕堂皇 的理由是 “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 型网站和着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 了？进了中宣部官员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元，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 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 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是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 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 气。最近《中国农民调查》被封，是最典型的个案。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如游丝，中宣部要负百分之 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中宣部是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的制造者，是中国社会精神世界的“基地”组织。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 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後继，为什么？因为有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 人寰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後的 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作风，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加码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是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 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 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上下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中宣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中宣部？纳粹德国有中宣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着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 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中宣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産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 “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 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於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 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一切照章法来，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如下：
　　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 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淩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中宣部工作日志。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昭昭 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後责任追究，以备日後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声音痕迹 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 冕堂皇的 “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後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 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 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倒行逆施，为什么不见有 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 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於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後，凡觉得有违背文明社会基本 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定期到中宣部“领旨”的媒体老总们，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明计，造中宣部的反，你们应该当 仁不让。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後“秘而不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 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 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後退，拉历史的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 实在令人愤怒！
　　办法五，中纪委要盯紧中宣部的每一件“叫停”。这些“叫停”的十之八九都是拿了恶人的钱。封杀新闻报道的受贿要比一般受贿更加罪孽深重，每一项 封杀令必然有人蒙受覆盆之冤。我把受贿的罪孽分三等，最轻的是一般行政官员的受贿，居中的是法官受贿，最不可饶恕的是宣传部的受贿。
　　办法六，中央要重新打量中宣部的工作，要对中宣部的“忠诚”保持怀疑，要广泛倾听新闻界的呼声，吸纳更广泛的民间智慧，不要只听信、依赖中宣部的几个佞臣。
　　办法七，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中宣部电话最常打来的地方，这里的记者和编辑要敢於坚持正义，要义无返顾地造中宣部的反。怎样造反？公开“叫 停”的来由，使其干涉新闻舆论监督的丑行大白於天下。我们不能答应一个行为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似的角色擅作威福，颐指气使我们，被颠倒的乾坤早该被颠倒过 来。在中国新闻文明的进程中，中央级媒体应该挺直脊梁。
　　三、中宣部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挖出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了。”什么是“衆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因“衆所周知的原 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愚昧甚至反动的指令，可是你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於认可了宣传部拥有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 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权。衆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 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 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 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 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 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遗産。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於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 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後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 责。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以及後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後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过失。政治路 綫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 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
　　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鉢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
　　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 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你是法轮功练习者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我们祖先 共同开发的这片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 也是我的祖産。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 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 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於反动派，而是属於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 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衆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 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於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的红衣大主教，共和国不是孔夫子的裤头，装着一个大圣蛋。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 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於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 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於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 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之类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 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 矛盾！这是对六十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 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後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转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禅宗大师那样对你们施加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 部、铁道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新闻媒介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 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駡駡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 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 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 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的。现在，牛得很，凶得很， 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 敏。 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後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 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於是你越跟越远，最後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 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於是中 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於国於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啓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 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 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写了 《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啓超嘲駡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 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 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 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 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後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後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都21世纪了，公民、民主这些字眼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方颅圆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中宣部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 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我不对你可以修理我，你不对照熊你三孙子，咱谁也别客气。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後，苍鹰更後。权力産生腐败，绝对权力産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 能保证它不腐败、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後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後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 恐龙没有天敌，最後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 里到处是荒林子，足可用於上吊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不看这个世界了，向王国维先生学习。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 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 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 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 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 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 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 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 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士，利马窦、汤若望、南 怀仁辈，就是这样，终生“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 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贤一样，足以名垂青史八千年。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他。2004年 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 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夜里，我做个梦，梦见我去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偌大个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 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正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留意。这是我见 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 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曹地府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长期的麻木不仁了！
　　五、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现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看树立科学的稳定观也是当务之急。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 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 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成化石。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原因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 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於欠薪的报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 定为由，扼杀新闻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原因是中宣部官员的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没有中宣 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每当被中宣部指控为 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时，我们就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 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是 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小民的恶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 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千里万里走上无尽头的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原因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於是喊“停”。对此我们要思量：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响常态稳定，是该喊 “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 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大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後。对此我 们不能无动於衷，中宣部的意识形态恐怖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头号大怪物、大毒瘤。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招牌；拨北京的 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白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一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 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衆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 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 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请它究竟接受 过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作者附记：这篇文章断续写了四个月，写成也没地方发表，不算科研成果，不拿稿酬，只希望以网络揭贴的形式，让它传遍天涯海角，传遍全球，最好翻 译得比《共产党宣言》的版本还多，以形成推动中宣部改革或改组的社会压力。有本事的人可以把它转发给胡主席、温总理、李长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每一位常委、 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光明日报总编辑赵德润、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的总编辑等。当然，也可以转发给中宣部的领导刘云山、吉炳宣等，给他们来个冷水浇背，当头 一棒。我与中宣部领导个人远无仇，近无冤，我只对事不对人。如果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悬赏200万欧元，请此文的作者领赏，届时胡主席（李长春同志也行）在 人民大会堂发奖，那时我将现真身。
　
　
　
　我的後《讨伐中宣部》时代
　
　　焦国标
　　自《讨伐中宣部》一文出笼，已过去两个多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基本上处於封笔状态，仅写了几份毕业生学位论文评议书，累计不超过1500 字，文章是一篇也没写。这么长时间里居然没写文章，这是自从读硕士研究生以来，18年间从未有过的。眼下这篇日文版自序，是我结束封笔状态的第一篇文章， 希望它能开啓我下一个阶段的写作。
　　中文里有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中国西晋（公元265年—316年）作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世人争相传抄，京城洛阳纸为之 贵。这个成语後来用以比喻着作风行一时的盛况。现代社会造纸业发达，纸为之贵不再，而就风行的速度和范围而言，《讨伐中宣部》则绝非《三都赋》可望项背。 或者可以自夸一句，自有文字以来，没有哪一篇文章曾像《讨伐中宣部》一文如此迅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産生影响。当然这里有新传媒技术方面的原因。
　　起初我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把《讨伐中宣部》发送给几个朋友传阅，不曾想有朋友未与我打招呼，竟然径直将其粘贴到某网站上。这下一发不可收，该文 不是成风行之势，而是成爆炸之势，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开来。先是中文网站，很快被翻译成外文，登上外文网站。有学生从美国归来，告诉我，美国许多大学，如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都贴上了翻译成英文的《讨伐中宣部》。
　　传统媒体里面，最早刊登和报道此事此文的是香港的《开放》杂志和《亚洲周刊》。接下来是广播媒体，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 声和自由亚洲电台，或全播或摘播了这篇文章。就我所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法国《费加罗报》、《南德意志报》、《瑞士时报》、 《赫尔辛基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台湾《中央日报》、韩国《中央日报》和《韩民族日报》，也都做了报道。德国电视一台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录制了我的 专访节目。
　　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传统媒体报道此事，互联网上也迅速被封杀，但是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人，都陆续读到或听到了此文。其中城市文化人多半通过网 络，包括电子邮件，穷乡僻壤上那些关怀时事的人们基本上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江苏省淮安市政府机关管理局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有“中宣 部的掘墓人中国人的引路人 声援焦国标教授”这些字。这是我最早收到的一份读者来信。
　　此後不断收到素不相识的人们发来的声援性或赞赏性的信函和电话。厦门市一位69岁的老人看了《亚洲周刊》的文章，来信表示：“我很赞同您的观 点，幷敬佩您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福祉大声疾呼的精神。”广西融安县一位自称年过花甲的广播听衆来信说：“上月收听到你的《讨伐》，近日又听 到你跟记者的访谈，两次都因干扰听得不清不楚，很是失落。但你声音镇定自如，甚感快慰。……唯《讨伐》不得全貌，於心不忍，望你不加嫌意，检寄一份给我。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钉在地球某处的我，渴望做你的读者，继续读到你的文章。”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可怜无告的上访者，还有一位收听外台的山东籍盲人 朋友，辗转到我家来探望我。
　　我的学生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字条等多种形式，表达对我的支持和敬意。“焦老师，你要顶住！”“焦老师，我们都支持你！”“焦老师，需要不需要同学们声援？”“中国历史上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也不缺乏有勇气的人，像老师这样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实在罕见！”
　　上海《新闻晨报》的一位女记者，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很惭愧今天才看了您那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真的是酣畅淋漓， 道出了媒体人的心声。您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情和血性，也令人折服和热血沸腾。若将来中国新闻真有大改革，这篇文章一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被人们记 住的。…… 我会谨记教诲，争做精英。”
　　我甚至收到来自遥远北欧的一位芬兰诗人的来信，随信还寄来一份《赫尔辛基新闻》剪报，上面载有关於我的文章和我的照片。希腊驻华使馆一位女外交 官，专程到北京大学拜访我，幷热心为我联系去希腊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出版社，来信表示要出版我的着作。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华裔教授，通过友人 与我取得联系，表示邀请我前往访学。一位韩国女孩，是我班上的留学生，有一天下课後告诉我：“我在我们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老师的照片了，想不到老师这么 有名！”这些来自国内外的宝贵情谊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落款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一群爱国者”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读您的文章拍手称快之余，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 识分子，面对如此势焰熏天、横行不法、祸国殃民的中宣部，竟然几十年‘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您今天挺身而出，发出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义愤，大家在 背後都在拍手叫好，对您满怀敬意。但是有几个敢公开站出来，亮出真姓名表示支持和声援呢？”
　　的确，在一些陌生的读者朋友表示声援的同时，我的一些老熟人却不敢再打电话与我联络。有一天，一位文友在电话里半真半假地说：“焦国标你要付我 一笔钱。” “什么钱？”“代理服务费。”“什么代理服务费？”“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代他们向你表示问候。我这不是代理服务吗？”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不直接 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不敢打。”听了这话，我的心里悲哀极了。中国人的安全感程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的奴性之深，也由此可 见一斑。用一句粗鄙的话说：“监听怎么的？给我打个电话，谁能把你蛋咬了？”可他们就是这么怕。
　　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80多岁了，住在偏僻的河南乡下，多年收听外台广播。从美国之音听到我这篇文章以後，老人想给他的学生打个电话，却不 敢，怕监听。有同学自老家来，告诉我，老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江泽民迟早要对胡锦涛、温家宝不客气，等到江发动兵变，不仅收拾胡、温，连平时大呼小叫的民主 分子都难逃被捉拿，就跟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就跟反右文革一样。毫无疑义，老人认为他的写《讨伐中宣部》的学生必然首当其冲。老人怕受牵连，因而虽为最得意 弟子，电话却是不能打的。我听了只有难过：黄土埋到下巴颏的老人，尚且如此恐惧，足见过去几十年的邪恶政治，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戕害到怎样可怕的程度！
　　《讨伐中宣部》出来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一部文集《乡土回望》，出版合同都寄给我了。责任编辑来信说：“国标兄，书稿我已经看了，十 分满意。请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可以寄出版合同给你。”《讨伐中宣部》面世之後，编辑来电告知：“书出不成了，中宣部得罪不起呀，谁敢惹它不高兴？”北京 一家月刊约我写专栏，一切都准备好了，编辑突然来信说：“领导把稿子都撤了，说你被中宣部注意到了，已被封杀了，不能发。”
　　《北京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晓谕他的编辑们：“你们不要再约焦国标的稿子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位领导也给同事们开玩笑似的说：“这个焦国标是不 想活了吧？”一位在网站供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要封掉我这篇文章，也封掉一切赞美和肯定的跟贴，还要组织批我的文章上页面。
　　一家周刊的副总编朋友写来电子邮件：“国标兄：好！和许多人一样，非常惦记您的处境。如今约您写稿已是很……的事，但还是忍不住想问问：您还有 无兴趣写点东西？我们现在新开一个栏目，叫观点。每次一篇文章，3500—4000字。刊有独到见解、有一定深度的东西。您若有时间、兴趣，请随手发点东 西过来。不过可能只能署笔名了。唉！”我回信表示感谢，说：“我现在没有心情写文章，写了一定奉寄。”我没有写出的话则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 由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即便有心情写文章，也决不被迫使用笔名。
　　与此同时，我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常常被骚扰。有一次我在上课，竟一连接到18个骚扰电话，学生们很愤慨，说：“中国人安全感何在！”我十一岁的儿子也向我抱怨：“爸爸，这都是什么人给你的打电话呀？我说你不在家，他把电话挂了；我说你在家，他还把电话挂了！”
　　中国大陆网站上《讨伐中宣部》的任何信息都看不到了，新华网却在有组织地讨伐我。2003年4月15日，我写了一首诗《致美国兵》，贴在网上。 一年後的现在被翻腾出来，大加挞伐：“这样的精英要警惕！”“把焦国标赶出教育界！”“把焦国标赶出中国！”“汉奸”，“教兽”，“沽名钓誉”，“新时代 的汪精卫、周作人”，“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连贪官污吏都没有我招他们恨。
　　我的一些领导忠告我，不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最大的压力，比骚扰电话压力还大。因为中国人重人情，轻原则，我不怕 不许我说话，我怕拜托别再说话。《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保障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宪法义务里面没有中国公民不得接受外 国记者采访这一条，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行为守则里也没有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款。中国外交部既然允许外国媒体进驻中国，即意味着这样一个契约关系的形 成：外国驻华记者可以采访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新闻自由不应该停留在新闻学课堂上，言论自由不应该只是外国人的福利，而是现实的、全 人类的权利，我要做一个新闻自由的行为主义者。在与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的信中，我写道：“我誓以我稚嫩的行为和躯体为北大肥田，再滋养她五十年。北大地 力已尽。”由此我还领悟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摧折者，不只是中宣部，还有中国一个个具体部门的领导。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做了中宣部控制中国人嘴巴的同 谋，恶化着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环境，控制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势力像空气一样遍及每一个空间。
　　如今，中宣部炙手可热依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依旧。驻伊拉克美军虐囚丑闻暴光，中宣部命令各路媒体，开足马力，务必从各个角度丑化美国民主、 自由、人权的形象。因为自己是小人，就不许世界上有君子；因为自己是秃子，就不许人家头上长头发；因为自己是恶棍，就不许任何人是义人；因为自己是畜生， 就不许任何像人的东西存在，这是中国人做人的心理逻辑之一。颠倒普世价值，诋毁基本的文明常识，如果这个势头不被扭转，不出十年，十几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将变成野蛮的荒原。这将是近百年来，继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之後，人类的第三大精神毒瘤，而因中国人口之衆，其可怕程度将超过前二 者百倍。它将像当年德、意、日法西斯和眼下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一样，不仅把本民族带入灾难的深渊，也将把人类带入灾难的边缘。自由、民主、文明的世界，应该 像当年决战法西斯和眼下决战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一样，同心协力决战这种以民主自由为敌的愚蛮行为，以避免遭受即将到来的人类文明的大灾难。
　　正是基於这样的理念，我个人对日本政府在国际事物中追随美国的做法，表示由衷的赞赏。我认为日本不是东亚乃至东太平洋的威胁，而是该地区民主、 自由的希望所在，是该地区的一枚定海神针。如果没有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自由的桥头堡，东亚和东南亚将没有未来，像美国对阿富汗战争前的穆斯林世界没有 未来一样。
　　有朋友问我：“这么另类的观点，另类的言辞，另类的行为，你不害怕吗？”我答以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与人类文明大潮同在，不喜不惧。曾有美国之音记者问我，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答以杜甫的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天性如此吧。
　　最後再说几句话。这本书是中国新闻学着作的第一个日译本，也是中国新闻学着作最早的外文译本之一。据新闻学教授陈力丹先生讲，此前曾有孙旭培教 授的一些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结集出版。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翻译英文和日文的新闻学着作，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文着作是松本君平的《新闻学》。 此後近一个世纪，中国居然仅有这么两本新闻学着述被翻译成外文，真是中国的耻辱。人类文明总量里面，中国人这一百年里究竟奉献了多少？说起来真是叫人无地 自容，太寒碜！成千上万的中国新闻学学者都把精力放在论证新闻媒介自觉当喉咙、当舌头的合理性和崇高性上去了，怎么可能有学术创造力，怎么可能为人类文明 的宝库增添新藏品。
　　收入这部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没有在中国发表过，多亏阪井臣之助先生慧眼识珠，勉力将其翻译为日文，这将是中日新闻学交流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我的中 国同胞，版井太太葛朔然女士，为出版此书穿针引綫，劳神不啻，在此一幷致谢。草思社增田敦子女士，乐意出版这部文集，也是我一定要道声“谢谢！”的。
　　(编注：此文写於2004年6月，系作者应日本草思社之约，为该社出版的文集《讨伐中宣部》日文版作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