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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为了顺利地将运动重心转移，从1942 年春开始，毛泽东就在康生的协助下，作
了长时间精心的酝酿和准备。
促使毛泽东萌发审干、肃奸念头的导火线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
会」，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委员会似乎还未正式开展工作。1942 年春，〈野
百合花〉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广泛共呜引致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感，
王实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特权思想，连同延安文化人蔑视领导权威的
种种行径，使毛感到自由主义、人性论已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个人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
胁。本来毛泽东就对「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看充分认识，委派康生作为
领导整风运动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蕴含着整风运动所具有的惩戒性质，
现在王实味和延安文化人公开跳将出来，更使毛相信，欲统一全党思想和确立自己的领
袖地位，必须一手拿笔（教化），一手持剑（镇制），使文武两手并行不悖。从这时起，
毛泽东就产生想法，要以王实味事件为突破口，在肃清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一并消灭
党内的自由主义。
1942 年4 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表面上看，
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其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
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①但在内部，中共上层已决定对延安
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杜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
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
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
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② 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
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
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
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
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③
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究竟是谁？1942 年4 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
局委员只有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王明、博古、朱德、凯丰、王稼祥、邓发等
十人，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属于
「中央领导同志」之列的还有彭真、李富春、陆定—、胡乔木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等人，在上述这些人中，较有可能发表这番关于「特务分子」讲话的仅任弼时、彭真、
李富春、凯丰、贺龙等数人，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的意义在于，他不仅预设了中
①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19。
②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
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 年的讲话。
③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
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 年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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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内存在「特务分子」的活动，并且具体描绘了「特务分子」的特征和进行破坏活动
的手段。
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眼中，「特务分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
二、散布思想毒素。
三、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
「特务分子」反党的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写文章。
二、出壁报。
三、进行「小广播」。
从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描绘的「特务」图谱看，早在1942 年4 月中旬，延安
上层已将表达批评性意见的党内知识分于划入了「特务」之列，不管王实味是否承认错
误，其被扣以「国民党特务」、「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它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
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
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①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 年4 月
中旬。
4 月20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
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
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
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
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
想相当浓厚。②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
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
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栏也要搞。③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此时，他已将
自由主义排在「主观主义」之前，将其列为头号清除对象。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
①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
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 年的讲话。
②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 年4 月20 日），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2 期。
③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 年4 月20 日），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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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毛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
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他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
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①
毛泽东4 月20 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毛的讲话已
将反对自由主义异端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实际上
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
毛泽东在4 月中旬和4 月20 日的两次内部谈话已给审干、肃奸开了放行的绿灯，
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社会部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本来，康生的情报系统在「搜集
材料」、「钻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举凡一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
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无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下。1941年11月未，康生的
政治秘书匡亚明就曾专门着文介绍他们那种「带着高度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
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
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运用材料，而不为材料所束
缚」。②如今，中央社会部的这一整套经验全部被派上了用场。
1942 年4 月底或5 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
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③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
子，是兼差特务。④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
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
王实味于1940 年，向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
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
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向壁虚构，完全是「不为材料所束缚」、滥用想象力
的结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耐人
寻味的是，康生为何执意「选择」王实味作「调查对象」，一心要将王实味制造成「特
务」，而有意放过了同样受到国民党方面称赞的《轻骑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
参加《轻骑队》的干部先后都隶属陈云领导下的中央青委，而陈云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
与康生同属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顾忌；王实味则是张闻天的属下，将
王实味揪出来，足以令张闻天难堪，正可说明教条主义与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是祸害
革命的一对毒瘤！第二个原因则因为王实味的自由主义异端思想更典型、更严重，更符
合「领导同志」眼中的「特务」标准。
①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 年4 月20 日），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2 期。
②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 年11 月29 日。匡亚明1926 年加人中共，1929 年曾被中共特科红
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 年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罗
青长：〈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丁莹如（匡亚明夫人）：〈永远的怀念〉，载《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页10－11、97。另据师哲称，匡亚明此时虽是康生的政治秘书，却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许匡亚明接触重要文件。参见《峰
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年），页216-17。
③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8 期。
④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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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
问题了。1942年6月11 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
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①
毛泽东对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挖出王实味的战绩大为赞赏。6月19
日，毛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加以充分肯定，并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
指导。毛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
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二十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
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
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②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
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与「问题人物」来往密切的人是审干的重点对象。
二、「坏蛋」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坏蛋」拉过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过审干加以「拯救」。
四、审干、肃奸工作应秘密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6 月19 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
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当中。果其不然，又再次发现「敌情」：1942年7至8月，
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 至10 月，中央研究院又开
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四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
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
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
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呜，47 ③最后无一幸免，全被网
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
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
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的红军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懦，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
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
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
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
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 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
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492。
②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
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 年的讲话。
③成全于1942 年2 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④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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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间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审干活动，到了9月，就已获得很大进展，陆续破获的「特
务案」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
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大大鼓舞了毛泽东，促使他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
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上来。
1942 年10 月19 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审干、反特的问
题，将原先秘密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
长期的去清查。①
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②
11 月21 日和23 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
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
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厉声谴责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
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③ 毛
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
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④
毛泽东对整风目的的新解释，清楚表明从1942 年4 月开始的教化与镇制并重的整
风正快速由教化向镇制全面转移（2 至3 月，是整风的动员和「呜放」批评阶段）。很
快，原先交叉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战线是以学习文件至为中心的整顿三风运
动，隐蔽战线是秘密进行的审干、反奸试点活动——迅速汇合为汹涌的审干、反奸狂流。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
张固然不会遭到党内领导层和一般高干的反对，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
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毛泽东秘密部署开展审干、反
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社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
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
意识。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以领导
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领导审干反特的首脑机关——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双重身分，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
务猖狂活动的恐怖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
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春康
生严厉谴责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
①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②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③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 年11 月21 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116-17。
④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川《党的文献》。1990 年第3 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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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①
1943 年1 月4 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
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彭真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
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②
康生、彭真的报告为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
释，对于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不甘落在康生、
彭真之后，他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
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
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
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
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③ 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决定，实行
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
坏党员清除出党。④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
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
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
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五 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肃奸报告和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
「小广播」的通知为标志，整风运动已过渡到审干、肃奸阶段。初期，审干仍在地下秘
密进行，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与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背靠背的侦
察，在公开的场合，则仍以整风为号召。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整风似乎进入到整顿文
风（反对党八股）的阶段，在许多单位，甚至一边布置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
边还在动员干部检查各人身上表现出的「党八股馀毒」。但是，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
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表面的遮盖一旦揭去，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
出来。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
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 年6 月6 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传授延安开展运
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关于写反省笔记的问题。毛要求彭组织干部对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进
行反省，让「各人」都写一次反省笔记。
①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6；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②《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46；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页377。
③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60。
④《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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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写思想自传的问题。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三、关于发动坦白运动及动员填「小广播表」。毛要彭德怀「发动填『小广播』表
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
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统统填上去」。
四、关于审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
毛告诉彭德怀，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57
①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中心意旨是将调查干部个人历史、审干提高到一个过去从未达
到的高度。然而根据中共组织原则，凡申请入党的人员在入党之前都须向党组织交上自
己详细的履历以供审查，非党人士也得经过这道审查手续，方可在中共根据地的经济、
教育、文化等部门工作。在中共党内，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写履历表更是常事，在
1940 年的审干中，延安的党员干部都已向党组织再次交代了个人历史，因此，仅就党
员干部向组织提供自己的书面履历而言，此举并没有多少新意，也谈不上是什么新创造。
但是此时此地重提此事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深化审干，从思想上
和组织上加紧控制全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首先，党员提供的个人历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审干斗争。通过分析个人交代的历史
材料，中央社会部和各机关学校的首长，能够迅速排查出可疑分于。
第二，从长久的战略性眼光看，此举有利于在每一个党员心目中确立毛泽东的绝对
权威。整风之初，胡乔木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脱裤子，割尾巴」的口号，但在当
时，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者」和一批有留苏背景的知
识分子，广大中下层党员普遍认为与己无关。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将「脱
裤子，割尾巴」的内涵丰富化，使「脱裤子，割尾巴」的对象从「教条主义大师」扩大
到每一个党员，让全党上下都「脱裤子，割尾巴」。要求党员将自己的历史事无巨细和
盘向党交代，同时「将一切对不起党的事告诉党」，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的具体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党员不断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随着党员自我意识的日益消失，
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
位。
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一事极为重视，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单位在
1943 年审干的过程中，都对干部交代个人历史作了极其详细、严格的规定，所要求的
范围几乎涉及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组织部门的要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填写干部履
历表。二、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在这两种形式中，以个人自传为重点。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通常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分
①见毛泽东1943 年6 月6 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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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传的核心部分。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
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三、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人状况，
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
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分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白己
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
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
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五、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
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按照中共组织和干部管理部门的一般常规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个人自传
应该算是合格的了。因为无论从调查项目的细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历史背景的广泛和
深入程度看，这样的历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组织对干部个人情况有一个完全、彻底
的了解。换言之，当某个党员向组织交上这样一份自传后，他已无任何个人隐密，实际
上已成了一个透明体。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对干部交代历史还有更高的要
求，他提出此类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组织部门对干部自传的撰写已有严格要求，事实上已到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程
度，为何毛泽东还不放心？他的「写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毛泽东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写自传至少基于两个原因：
一、通过「三番五次」的写自传，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
非是要求个人交代地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白
传的过程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因为最后判断
是否「写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风文件的要求，主要取决于各机关、学校首长的态
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传材料中，发现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再结合个人
的现实表现，对照传主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调查表」和多次填写的履历表，在多种材
料中，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确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
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
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
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六「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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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
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
1937 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
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
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
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
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
连根除掉。①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
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
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
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②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
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
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
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
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
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白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它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
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别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
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
①焕南（谢觉翮：〈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 年7 月3 日。
②焕南（谢觉觊：〈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 年6 月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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