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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 年2 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
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①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
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
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
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
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
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
机会。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
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
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
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
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
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
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
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
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 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
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看毛泽东权
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
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
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
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
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 年在延
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
愿在无绝对胜利的把握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
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
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
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
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
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
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
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
①〈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 年2 月15 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2 年），页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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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
12 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
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
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
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①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
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 年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
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
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
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
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
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② 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
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
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
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
代表团，直至1943 年7 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
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
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
③ 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
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④这样，邓发这位
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
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
事，⑤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43 年3 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
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
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
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分，震慑党机
①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③1942 年2 月1 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
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
己经历讲述「工农分于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363。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 年2 月28 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
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1947）》，页255。
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 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
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 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
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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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和党的高级干部，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
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
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
持。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四 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甚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
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
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
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
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
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
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
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
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
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
全面引人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
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 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
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
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
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分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
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
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
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
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
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
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
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人校，而免除其家属
的资格审查程序。①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人学校归自己使用。
②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
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人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 年3 月11 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1947）》，
页260。
②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 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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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
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
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 年夏党校的鼎盛时
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① 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
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
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
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着，以及经过选择的斯
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1941年
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
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
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②然而到了1942年
2 月28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
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
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
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
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彭真
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
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
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
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
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
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
1937 年3 月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
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校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
个班。③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
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
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
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
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
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①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③《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 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页310-11；另参见《成仿吾
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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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 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
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
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
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
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①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
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
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
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人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
配工作。②
1942 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须导的中央党校，陈
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
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
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
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
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
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
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
干部还包含下里两类人：
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
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
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
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
③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
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
1943 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
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
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7。
②〈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 年3 月11 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1947）》，
页256-57。
③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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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
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
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
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 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
共中央毛泽东党校」。①
1942 年5 月14 日和5 月16 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
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文章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
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
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
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 年7
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
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
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
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②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③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
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
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
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
1935 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
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勿庸
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
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
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
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
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
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 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
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
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
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
①参见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页417。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7－78；另参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88 年），页92。
③ 1943 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江华返回延安，遵刘少奇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彭真的住处接见了他，参见江华：
《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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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
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
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
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 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
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
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
制的基础。
1942—1945 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
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
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 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
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
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
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注释：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一 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1942 年春，整风运动初起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
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
的独创性。与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规模肉体消减政策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并
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毛泽东
进行党内斗争手段的多样化，主要乃是因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
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滥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
标则是彻底打倒党内的留苏派，完全确立并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进而谋取
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共产党和他本人对中国的统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
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毛必须将党内的整肃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
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个人的作风和风格吸引追随者。其次，诉诸教化手段是中国儒
家传统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
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
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在1941年9至10 月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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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的绝对优势，但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
情况下，毛很难迅速将党内上层的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国际派在党内的
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对手，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
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王明是机会主义」这一命题扫清障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
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
月3日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
只规定了十八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十八个文件中只有两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
毛泽东感到如此编排文件，倾向性过于明显，4 月16 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读文
件，除一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它三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
了「二十二个文件」。
在「二十二个文件」中占据最重要位置、被列人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泽东的〈整顿
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被列人第三篇的文件则是康生在延安两次干部
大会上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和「痛斥党八股的报告」。
康生作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从整风之初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康生在2 月21 日、3 月7 日这两次大型报告会上，竭力发挥毛泽东对国际派及知
识分子的嘲讽、挖苦，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全党
广泛地传播开来。
除了康生，毛泽东在延安的其它盟友1942 年春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委
员陈云、任弼时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或在《解
放日报》发表阐释性文章，或亲赴中央党校作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辅导报告。身为
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为了立功赎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
后面摇旗呐喊。至于陈伯达、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等理论家更是积极辛劳，不时在
《解放日报》上推出长文或短论。一时间，密集的理论灌输，犹如暴风骤雨，在延安倾
盆落下，就在这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过程已经开始。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
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尽管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康生传达毛的报告
后，延安出现了一段为时不长的「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矛头向上」的风向就
被迅速扭转。3 月下旬，毛泽东紧急刹车，精心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
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毛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
整风对象，①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五个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
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
①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 年4 月3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 册，页3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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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①4 月20日、
2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
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
话。 ②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
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
（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
开讨论会）。③
三、考试阶段
从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
至7 月4 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④考试题
目是：（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
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
少？（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
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
少？（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
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
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
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⑤中央党校规定，
在考试期间，学校关闭，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来访。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
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
在中共历史上，由党的中央机关动用组织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暂停日常工作进
行如此大规模的文件学习，这是首次（以往中共党员也有组织安排的政治学习，但为时
一般较短，性质更与延安整风期间的文件学习完全不同）。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
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于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
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
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①《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②《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111－12。
③阅读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为王首道首先提出，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11。
④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1947），页78、77。
⑤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1947），页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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