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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
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
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分，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
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
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
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
支持毛。
六 扶植地方实力派：高岗的崛起
在毛泽东集合中共党内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发起进攻时，高岗作
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整风运动前夕和整风期间，
高岗从一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人，一跃成为党内的显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赖于毛的
悉心已栽培和提拔。
高岗之被毛泽东看中，是毛的主观需要和高岗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互相结合的结果，
在陕北干部中，唯有高岗具备毛泽东所需要的各项素质和条件，因而成为毛泽东提拔、
重用的对象。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毛泽东急需陕北党和红军的支持，以帮助中共中
央在陕北立下脚跟。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中较大的一支——刘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刘志
丹在陕北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当刘志丹于1936 年「东征」阵亡后，高岗就成为原刘
志丹部的主要领导人。为了显示中央红军与陕北地方红军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必须从当
地红军中挑选出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安排，以巩固中央后方，而高岗正符合这个条件。
高岗在党内斗争中的经历，也是毛泽东任用高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陕北的党
组织因历史的因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长期未能实现统一。这种情况造成陕北
干部之间一直存有隔阂和不和。1935 年2 月，中共在陕北的两个组织：陕北特委和陕
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
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由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
担任副主席。在西北军委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也是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①
1935 年7 月，原左联成员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身分，由北方局派出，
到达陕北，开始依靠原陕北特委以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8 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聂洪
钧到达陕北，组成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为中共在
陕北的最高领导机构。9 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程子华
①雷云峰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年）。页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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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加了以朱理治为首的代表团。朱理治还改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委，任
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此时，
刘志丹、高岗虽受到朱理治、郭洪涛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剥夺权力，刘志丹担任了由
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地方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的副军长兼参谋
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但刘、高很快就被卷人到肃反狂潮中。在1935 年9 至10 月间，
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在红二十五军团发动肃反，
逮捕了刘志丹和高岗等人。
1935 年11 月3 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程子华、郭洪涛、
聂洪钧的报告后，下令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暂缓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权处理
刘、高案件。经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肃反五人委员会的复查，宣布
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并给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者聂洪钧、戴季英
以党纪处分。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泽东解救的高岗，可以十分自
然地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岗受到毛泽东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岗身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气质。三十至四十
年代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都有留苏或在国内大城市求学受教育的经历，
这批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往往和出身农家而从未出过洋的毛泽东多有不合，而高岗的
气质则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亲和性。高岗原名高硕卿，陕西榆林县人，初等师范毕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贾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陈铁铮）的领
导下，在西北地区长期从事兵运和参加领导中共地方武装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较低
的陕北武装同志中间，高岗和刘志丹是其中少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
一。高岗从没出洋留学，也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高岗协助刘志丹，独当一面，屡败屡起，始终保持住一支数百人
的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足以说明高岗颇有韬略而非「教条主义者」之流。高岗在个
性上，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
武装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当时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表示尊敬、重视有
所不同，高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轻慢，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高岗与自己在气质上有
某种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高岗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已逐渐在陕北地方干部中脱颖而
出。1937 年5 月1 日，高岗被指定为中共陕甘宁特委常委（1938 年1 月，陕甘宁特区
政府又恢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特委会相应改为边区党委）。9 月，中共中央指
定高岗等七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1938 年10 月，高岗以陕北党组织代表的
身分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参加中共的重要会议，表明高岗政治地
位的上升。六中全会刚闭幕，高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涛，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
这是一个地位十分重要、类似于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
多年屈居于高岗之下，担任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泽东为了支持高岗的工作，特意将多年来与高岗不和的郭洪涛、朱理治调开。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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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 月后，毛为了立足陕北，对原陕北党领导人长期未予触动。郭洪涛除担任陕甘宁
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还被中央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一直到1938 年10 月。1938 年
11 月后，毛将郭洪涛派往山东，任命郭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年后，郭洪涛被调回
延安。朱理治在1938 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副书记，负责开辟鄂豫边根据地，并担
任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与任司令员的李先念齐名，朱理治从此和李先念、陈少
敏、陶铸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开疆辟土中建功立
业，1940 年也把朱理治调回了延安。两年后，朱理治成了毛泽东、高岗开刀祭旗的第
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作的贡
献。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毛泽东既
可以给予干部机会，也可以不给，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还可以收回。朱理治的
情况就属于最后一种，贾拓夫和孔原的情况则属于另一种。贾拓夫是高岗的老上级，1934
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参加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度作过陈云的助手，担任过中
央白区工作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尽管贾拓夫身为中
共西北地区的元老，但贾拓夫从未被毛泽东委以军队职务，到延安后，贾拓夫在党内的
地位长期在高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岗的上级。孔原在随陈云于1935 年夏赴苏联前，
长期领导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陕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从没担任过一个战略
区独当一面的军政领导职务，其在党内地位也一直在高岗之下。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则
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938 年，毛泽东任命高岗担任领导陕北地方部队的陕甘宁保安司
令部司令员。随着毛对高岗信任的进一步加深，1939 年6 月，毛又任命高岗担任了八
路军留守兵团的政委。由萧劲光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和二个警备（保
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归八路军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
力量，毛泽东将与自己素无渊源的高岗派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毛对高岗的特殊信
任。
在毛泽东的扶持和关照下，高岗在边区和军队中的地位迅速加强。1940 年7 月11
日，中央政治局将陕甘宁边区党委升格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命高岗为书记。1941
年5 月13 日，中央书记处又将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
任书记，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高于党的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
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高岗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
的形成。因历史和工作关系而与高岗接触密切的干部，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
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而在历
史上曾和高岗有过矛盾的干部，则受到高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装斗争最早参加者和领
导者之一的阎红彦因多次向延安有关部门揭发高岗在1932 年6 月临真镇战斗中临阵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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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的旧事而遭到高岗的打击。 ①阎红彦因此于1938 年和1940 年两次被调离工作岗位派
往马列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带职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其它中共领导人
清楚知道阎红彦反映的有关高岗历史「污点」的全部事实，但对高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
这也完全符合毛一贯的用人之道，即「历史问题」可大可小，关键要看跟什么人，站在
什么线上，只要大节无亏，在政治上又对自己有大帮助，具体「小疵」可一笔带过。反
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边，即使无任何历史问题，也会被弃之一旁。十馀年以
后。高岗事发，毛泽东将阎红彦昔日揭发高岗的旧事重提，并让阎红彦在中央会议上揭
发高岗的「反党阴谋」，②毛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足见一斑；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高岗对于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心存无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无毛的鼎力相助，自
己绝不会成为边区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进而在党内谋求更大
的发展，高岗除了全力支持毛泽东，别无任何选择。头脑灵活的高岗几乎不需要点拨就
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头号对手是王明，他要在对王明的态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场。
1941 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导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时间内曾经过问西北局和
边区政府的工作。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41 年8 月24 日，王明曾在边区政府谈粮
食问题。③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
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④高岗用这句
话，向毛献上了自己的忠心。毛泽东看准了高岗全部的心理活动，用地位、权力、名誉
将高岗紧紧拴住。毛将把高岗作为反对王明、博古的一门钢炮来使用。毛深信，在向王
明等的进攻中，高岗将随时听从自己的召唤。
七 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中共军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军队是毛
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军队的某些主要干部又是运动的整肃对象。军队所处
的尴尬境地，使军队领导人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才重新调
整并适应了与毛的关系。
从二十年代后期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军队内部
一直存在两种力量的微妙平衡。第一种力量姑且名之为「红色军事专家派」，这一派的
首领是周恩来。属于周恩来系统的军事干部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
年代初，从苏联军事院校学成返国，经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分配至中
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二、出身黄埔军校，参加南昌暴动被打散后，再由周恩来分
①临真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的八十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为执行陕西省委攻打韩城的命令，1932 年6 月3 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
三支队向临真镇发起进攻，担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在战斗危急中，带领十馀人，临阵脱逃，使战斗「前功尽弃，转胜为败」。战后。
队党委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后高岗返队，受到刘志丹的批评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59-60、110；112-13。
②参见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59-60、110；112-13。
③《谢觉哉日记》，上，页335。
④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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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至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干部；三、1931 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周恩来密
切配合或在周领导下的军事干部。中共军队内部的第二种力量可以称之为「井冈山派」，
这一派的首领是毛泽东。属于毛泽东系统的军事干部则由四部分人员组成：一、跟随毛
泽东上井冈山，参加秋收暴动的农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馀部；二、1928 至I931
年聚集在毛周围的赣南、闽西地方红军；三、1928 年4 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参
加南昌暴动的馀部；四、1928 年7 月平江暴动后上井冈山的彭德怀部。
由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代表的中共军队中的这两股力量各有其特点。「红色军事专
家派」的内部关系较为松散，派系色彩比较淡化，周恩来的个人感召力和周在中共党内
的革命历史，是维系这一派军事干部的主要动力。由于「红色军事专家派」的许多干部
曾在苏联学习过，他们一般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有较深的感情。「井冈山派」的内部关系
则比较复杂，毛泽东固然是这一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但是由于毛的专断性格与朱德、陈
毅多有冲突，在一个时期内，毛的权威受到朱、陈的抑制。1929 年后，毛利用各种手
段强化了自己在「井冈山派」中的领袖地位，并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军事干部，但却
遗留下大量的个人恩怨。到了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一批对毛不满的军事干部重又聚
拢在周恩来的周围，使得毛一时形单影只，处境颇为窘迫。
中共军队内的两股力量在周恩来抵达瑞金后，经过周的精心调和，在艰苦的战争环
境下，逐步融为一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不放过任何机会，努力争取改善与毛的
关系，至于一般高中级军事干部更不存在藩篱之隔。周恩来极为注意利用党的权威加强
军队内部的团结，在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保持高度的统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现
实需要出发，也深感运用党的权威对维系军队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军队内部的这种
团结局面在遵义会议后仍然维持。1935 至1936 年，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密切
合作，运用中共中央的权威，处理并最终解决了张国焘的分裂问题。1937 年春，随着
西路军的最终失败，中共军队的统一基本完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军队完成统一时，作为党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其个
人对军队的控制却相对减弱了。1937 年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指挥
一度失灵，毛对新四军更是鞭长莫及。由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对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
江局言听计从，而与毛则貌合神离，这一切都引致毛对军队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对军队领导人的不满，并非仅限于他们在抗战后的表现，这种不满还和历史
上的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只是因为眼前
的现实需要，他才容忍下他们昔日对自己的冒犯。在中共军队内真正获毛信任的干部屈
指可数。
毛泽东最宠信的军队将领首推林彪。自1929 年林彪在朱、毛纷争中当面指责朱德、
积极拥戴毛泽东以后，林彪就获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对于林彪，犹如父亲，对其过
失从未真正计较。遵义会议后，林彪认为毛率红军四渡赤水，使红军过于疲劳，写信给
中央要求以彭德怀取代毛作军队指挥。毛不责怪林彪，却将怒火发向与此毫无关联的彭
德怀。毛看重林彪英勇善战，战功卓着，对林彪的倚重和爱护超过任何军事将领。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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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 月，林彪遵毛的指示，赴苏联治疗，直至1942 年2 月8 日才返回延安。当林彪返
回延安时，毛更亲自迎接，使在场的许多人惊愕不已。因为1940 年周恩来和朱德从外
地返回延安时，毛泽东都不曾亲自迎接。1942 年2 月17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林彪举
行盛大欢迎大会，与会者达千馀人。林彪在致词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说，「季米特洛
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
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
新中国。」在这次欢迎大会上，林彪还表态坚决支持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应效忠毛泽东。
他说，「我们在政治思想，应如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要来一个坚决彻底的转变，建设无产阶级立场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党……我们忠实于我们
的民族。忠实于我们的党，忠实于我们的领袖。」①林彪以青年将领的身分受如此超规
格的隆重欢迎，且已会搬出共产国际领导人来鼓吹毛泽东，这只能说明毛、林关系之密
切和林彪已获毛的「路线交底」。1942 年底至1943 年7 月，毛泽东命林彪代表自己与
蒋介石在西安、重庆数度会面，随后又让林彪在延安静养，以备将来与蒋介石逐鹿中原，
再分天下时领兵出山。
毛泽东对彭德怀则爱恨交加。彭是为中共夺取政权出力最多的将领之一，但为人耿
直，不善逢迎。毛爱其骁勇善战，对中共事业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听话」，自尊意
识、独立意识强烈，而常视其为头有反骨的魏延。1937 年后，毛让彭出任八路军副总
指挥，但彭却在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3 月间，为八路军出兵山西及华北事，多次打
电报向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请示汇报工作。在毛看来，彭德怀此举无疑是另寻党内靠山，
而与自己分庭抗礼。其实，毛对彭德怀的意见多属误解。1937 年底，八路军出兵山西，
涉及与阎锡山和国民党的各种关系，彭德怀向当时党内实际主管统战和国共关系事宜的
长江局请示应对方针，完全是在工作范围之内的正常关系。但是毛却认定彭对自己权威
并未真正心院诚服，执意要让彭德怀在整风运动中洗一个烫水澡。
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中共军内的地位十分尴尬，在毛泽东的眼中，声望卓
着的朱德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自从1929 年朱德就军内民主化问题与毛发生争论并遭
失败后，朱德就被笼罩在毛泽东的身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影响。朱德
性格敦厚，为人随和，虽然对毛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乏意见，但为了维护「朱、毛」
团结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对毛一向忍让，从不与毛公开对立。朱德和周恩来、
彭德怀也维持着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即使对王明、博古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也多
持善意的态度。王明返国以后，朱德对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传来
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朱德对毛表示支持，同时也委婉地向毛进
言，希望毛能够察纳雅言。1938 年9 月26 日，朱德在为听取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
信而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他说：「党内同志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护
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
①《解放日报》，1942 年2 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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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 ①朱德的这番话，实际上将他对毛泽东的微妙态度曲折
地表达出来。1940 年5 月，朱德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返回延安，其个人对前方八路军
的影响已完全被切断。尽管朱德对毛已无任何妨碍，但毛仍对未德怀有某种戒心。作为
中共的一种象征，朱德虽继续享有八路军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但中共所有军政大权均在
毛的掌握中。
毛泽东对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的态度是有亲有疏，区别对待的。刘伯承、聂荣
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经历、且与周恩来有较密切历史关系的高级军事干部，属于以周
恩来为代表的「红色军事专家派」。他们自三十年代初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
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央苏区沉重的任务，对当时党的路线方针不起重大作用。刘伯
承、聂荣臻等在瑞金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无任何个人冲突。遵义会议
后，刘伯承在对待毛的态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个人尊严。抗战开始后，刘伯承、
聂荣臻、朱瑞等分别被赋予开辟几个战略区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上述三人中，
毛对聂荣臻较为亲近，而对刘伯承、朱瑞则相对疏远。聂荣臻在抗战后，比较努力执行
毛的指示，在召兵买马、开疆辟土中成绩显着，因而获得毛的赞赏。毛对刘伯承的情绪
更多由历史因素造成。刘伯承在瑞金时期，积极仿效苏联红军正规化的经验，又长期担
任红军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上，刘伯承曾赞成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兼之刘伯承严谨的
红色军人的气质，都在在使毛对刘伯承产生一种疏离感。朱瑞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
的中央候补委员，作为瑞金时期一名出色的「红色指挥员」，在抗战之初的用人之际，
被毛泽东委之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但毛又对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留苏
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罗荣桓出师山东。山东中共武装力量长期未能实现
统一指挥，开疆拓土不尽顺利，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毛却认定山东局面未尽理想的责
任全在朱瑞这个「教条主义者」的身上。
毛泽东对于早年出身绿林豪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贺龙倒是颇为欣赏和信任的。在
毛的眼中，贺龙是属于不喜读书的莽张飞一类人物。加之，贺龙在毛与张国焘的对立中
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边，对毛的新权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贺龙不是毛在整风运动
中要触及的对象。
毛泽东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是颇含深义的。西路军失败后，毛让徐
向前留在延安，而将原四方面军的将领划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指挥，只给
徐向前一个副师长的头衔。1939 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挺过纵队司令员的身分，
带领百馀人的队伍进入山东，一年后旋即将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后，毛任命徐向
前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徐向前除了偶而参加会议，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毛泽东仍在继
续观察徐向前。
在整风前夕，以「参座」着称于中共党和军队的叶剑英。在中共上层的地位是颇为
微妙的。叶剑英是中共为数不多的军人政治家，曾在苏联学习。1929 年中东路事件期
①参见《朱德年谱》，页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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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叶剑英曾与刘伯承一同在苏联远东军司令员加伦将军麾下工作。1931 年进入中央
苏区后，叶剑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属于「红色军事专家」。
红军长征结束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开展对西北军、东北军的统战谋划，以后又是长江
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员之一，基本上已脱离了军队系统，直至1942 年返回延安，重新
参与军委幕僚。尽管叶剑英既不统兵打仗，也无个人的干部班底，但他有留苏、和王明、
周恩来合作的经历。因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和叶剑英沾上边。由于叶剑
英并非决策人物，在长征期间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叶剑英将在
整风运动中受到一定的触及，而非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遇难，
毛在军中最大的障碍已经排除。可是毛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心存芥蒂。毛长久不能忘
记1929 年陈毅与朱德合作反对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陈毅对当年这段历史公案的新
认识，因此，陈毅也将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触及对象。
由此可见，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共高级将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历史因素和毛
的个人好恶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些矛盾又和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的矛盾紧密地交织在
一起。毛为了一并解决这些矛盾，「毕其功于一役」，巧妙地运用自己身兼党、军领袖
的双重身分，使自己处于任何人也无法反对的地位。
毛泽东在军队高级干部面前，经常以党领袖的面目出现。毛告诫他们必须时刻牢记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实质是提醒军方，不得无视毛的个
人权威，必须无条件服从毛。抗战爆发后，毛沿用中共治军的传统方法，并赋于新的内
容。毛将忠实于自己的党的高级干部派往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担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在
太行山协助刘伯承，由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晋察冀协助聂荣臻。由刘少奇、饶漱石在
华中协助、监督陈毅。这些皆是毛旨在巩固自己对军队领导的重大战略安排。
在更多的场合，毛泽东又以军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党的高级领导人，「有了枪确
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58 ①
公开羞辱手无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军队为后盾，逼国际派交权，使王明等步
步退却，无任何招架之力。
毛泽东的第二副面孔，符合军方的利益，有利于扩大军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因此，
尽管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但是毛仍可以获得中共军
队对整风运动的支持。
于是，摆在中共军队高级领导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整风运
动的风暴，从速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全力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 年11 月6 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年），页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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