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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底到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
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
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 年1 月，毛以中央的名义，
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
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
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
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
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
看守人的名号！
1941 年5 月19 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
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
——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
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
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 年6 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
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 年10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
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 年6 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
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
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
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 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 月26 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
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
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
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②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
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
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 年9 月1 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
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
①逄先知（1950—1966 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 年第3 期。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 年3 月26 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
年7 月—1949 年9 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年），页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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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
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
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
1941 年7 月1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
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
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
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
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
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
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①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
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
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
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
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
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
①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 年9 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 年仍
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 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
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
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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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
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
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
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
动力，1937 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
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
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
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
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
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
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
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
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
的供给制生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 ① 1939 年后，国共关
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
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
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
力，1939 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
局面，在1939 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 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
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
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
内销」。 ②
1939 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
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
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 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
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
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
读物。1939 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
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
①在1938 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还能
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②《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
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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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
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
校的领导工作。1941 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
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
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
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 年延安光华农场建
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
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
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
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①尽管气氛已与1937
—上938 年很不一样。
1940 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
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
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
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
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
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
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
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
个说法「很感兴趣」， ②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
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二 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 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
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
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
范例。1937 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
①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②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页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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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
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
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 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
在1937-1940 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
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
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
个「太阳」。1943 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
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①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
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
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 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
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 年8 月八路军
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
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
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②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
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
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③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
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
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
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
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
变共产党后，从1932 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
①参见1943 年11 月1 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1 年），页389。
② 1939 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
《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③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
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
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 年9 月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
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68。周恩来、李克农在
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 年初派遣熊向晖打人胡宗南部。
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1 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 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
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年）
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 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 年就打入
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
密都经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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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 年
7 月到1934 年7 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 人，其中自首者4，209 人。
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馀人，办理「自新」
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①1934 年6 月26 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
捕，旋即自首；同年10 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
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
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
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②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 年投奔国民党的原
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 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
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 年国共合作
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
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
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
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 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
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 ③1943
年10 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
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
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
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
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④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
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
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
是毛在1941 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
林的态度。
上940 年2 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35 年2 月21 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 辑（台北：
文星书店，1962 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 册，页260。
②《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 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
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 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
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 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
调查科。
③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 年3 月4 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页
218。
④参见1943 年11 月1 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1 年），页388、386 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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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
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
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
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
情报。1942 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
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
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
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 ①主要搜集
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
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
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于
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②1956 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
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③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
孙平），在1938—1940 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 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
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
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④苏联情报
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 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 年5
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分任联络小组负责
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
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 年欧洲战
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
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
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 年起，中共的
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
①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 年8 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 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分中共地
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 年10 月1 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②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页168。
③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 年第5 期。
④ 1944 年12 月19 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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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 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
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
延安说些什。
但是到了1941 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
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
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 年初至也43 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
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
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①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
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
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
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
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
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
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
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 年4 月13 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
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
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
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
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②
1941 年6 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
救亡总会负责人身分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
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 ③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
谢。④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
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
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
①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15。
② 1941 年4 月14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
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
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③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 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
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④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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