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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很少出席庐山会议的讨论会。就在共产党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克服饥荒，而千百万的长民相继饿死之际，他从未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也不肯正视总路
线所引起的大灾难。在这期间，他谈话很少，相当沉幽。毛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很明显，他仍渴望崇拜。在大灾难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林彪提倡学习毛思想和那
些女孩子们的热情崇拜，正符合他的心意。
在庐山，毛与江青仍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楼。晚上天天开舞会，由江西省歌舞团的乐队件奏，歌舞团的女孩子们件舞。因为江青每晚都参加，所以散场比较早，舞场中也比较沉闷。
毛曾经为丁玲、杨开慧和那位身着民兵服的女机要员写过诗词，江舌很不平静。
毛为了安抚江青，给她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时为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芸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有了这首诗极为得意，到处显示。并且自己作了一首诗，《五绝：自题小照》：江上一峰青，隐在云雾中。
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将自己的名字夹在绝句里。这绝句正也是抒发其政冶野心不能得逞的抑幽之作。在文化大革命时，这句绝句被她拿来宣扬自己。 这里附带说一
下，一九六一年，毛的一位女友送毛一封信，其中抄了陆游所作《卜算子：咏悔》，藉以表明毛已将她抛置了。毛看了以後，也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悔》给她：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独有花枝俏。俏也下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众中笑。」这明明是安慰她的一首词，可是到一九六
三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发表了这首词，报刊上纷纷认为这是申明：「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这是典
型的将毛作的词「拔高」。
毛每天起床後，我们陪他到江西省委於一九五九年为毛在庐山造的新别墅旁的水库里游水。然後在别墅中「休息」，以避开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耳目。这时都是由庐山疗养院的一位护士（毛、护士两人初遇於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陪他。
毛为了不让江青撞见，有两次从山下乘车到九江，在长江游泳，然後到九江市委招待所和他的「女友」休息。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不能久停，只好匆匆又回到山上。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１）。那年春夏之际，贺子珍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你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王明一
样的人害你」。贺在与毛分居後使发生了精神病，毛和贺从未正式离婚。贺是少数经历过长征的女英雄之一。但毛在一九三五年到延安後，很快便对贺共去了兴趣。
一九三七年贺去苏联养病。二次大战期间，贺在苏联与她女儿李敏相依为命。毛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当时也在苏联。苏联精神科医生曾诊断贺子珍为精神分裂
症。贺回中国后，精神状况也一直末见改善。毛安排她住在上海。多年来，贺一直未恢复正常。
毛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找身边绝无王明之流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毛安排贺和他见面。
毛将一条三五牌香烟，连同一千元人民币，让上海公安局局长交给贺子珍的弟弟，在上海警备区工作的贺敏学，转给贺子珍。
江西省公安厅派人将贺子珍接到庐山。毛与贺子珍就在半山新修的别墅中见了面。
贺子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黄。除去刚刚看到毛时，眼色现出一丝狂喜而惊慌的神情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毛见到贺子珍进来以後，立即迎上去，拉住贺的双手。然后拉着贺子珍坐到身旁的扶手椅上。这时贺子珍两眼开始红润，沁出了泪水。
毛拍着贺的肩膀，微笑着说：「你看到我给你写的信了？钱收到没有？」
贺说：「信看过了，钱也收到了。」
毛便细问贺在卜海的治疗情况，和日常的生活情况。贺说话轻声低缓，每个字和每个字似乎都不连贯。可是时间越长，贺的神情越加激动，脸也现出淡红色。
毛留贺吃饭，贺摇摇头。毛说：「我们见面，你的话不多。你回去後，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我们还要见面。见向。」
江西省公安厅的牛厅长陪着贺子珍走了。毛在客厅里，吸着烟，沉思不语，脸上显出抑幽的神态。我看得出他很为贺难过。他最後开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
他说：「老多了，病还是很重。」又回过头来问找：「是不是上次给江青检查身体的那位粟宗华院长给贺子珍看病？」
我说：「是的。」
毛问：「到底是什么病？」
我说：「是精神分裂症。」
毛说：「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呢？」
我说：「就是人的思想和现实世界相相离。这个病的原因，还没有研究出来。在治疗上，一些药的效果也不大好。」
毛说：「这不是同毛岸青一样的吗？」
我说：「是一样的病。毛岸青在大连，由保健局派医生和护士在治。」
毛说：「我看这两个人是治不好的了。这也足无可奈何啊！」
我只能沉默地点点头。
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我又瞧见他脸上有相似的神情。他那时把五十多年前他年轻时，在韶山老家发生第一次关系的女人找来见他。当年的年轻女孩如今成了白发老妇。毛给了她二千元叫她回家。毛说：「怎麽变了这么多。」
就我所知，江青一直不知道这次见面的事。
注释
（１）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毛在上海时曾见过贺子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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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捩点。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毛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
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七千多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
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讲话，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出作国家主席，毛仍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事先曾呈请毛批阅。毛说他不看。毛说开这个会要民主，让各级干部按自已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毛叫刘先将讲话作为底稿，再根据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出一篇报告。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刘拒绝接受毛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叁年饥荒。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
个教训。” 此外，刘讲到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地方干部有翻案平反的机会。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後跟我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麽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
身，就是灾难。但许多与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中国现况如此惨淡，大家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七千人大会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按照中共的说法，
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於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指出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全国人穷财尽、饿殍遍野的根本原因。可是会议中，将倡导责任田和包产到乍，使农民稍微喘口气的几位典型的省市负责人开刀示
众了。毛只是在大会开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後，就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会议室，在大床上由
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基层干部终於揭开大跃进的假象，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压力下，掀起一阵浮夸风，浮躁盲进，以免被戴上
右派帽子。上面给压力，下面的基层干部不得不讲假话，结果下面人承担了错误的大半责任。七千人大会刚好给这些基层干部发牢骚的机会，将这叁、四年对党领导
的怨气发出来。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句顺口溜有四句话如下：“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两顿乾饭，一顿稀饭)，马列主
义。”
并没有人将矛头直接对着毛。大家主要集中攻击大跃进的政策。但谁都知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是毛提出的口号。批评政策无异是批评毛。
毛对发言简报大为不满。他有天跟我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我的值班室就在毛一一八会议室的隔壁。七千人大会期间，实在是无聊极了。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干，只好找人天南地北的胡吹一顿，要不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去闲逛，不然只好看书，憋得十分难受。
七千人的大会，大家批评得很多，已经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不得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虽然没有人胆敢叫毛自我批评，但毛转而把此做为一种政治策略。
毛极厌恶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已永远正确。在一九六零年，毛与蒙哥马利的会见中，我第一次听到毛坦率地承认自已犯了许多错误。毛说：“我们对战争有了不少的经验。可是对於工业和农业的建设，没有经验，办了许多错事。犯了许多错误。”
但在面对党高级干部和中国人民时，毛心理上难以俯首承认中国的灾难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毛终於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毛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作了以上的讲话。话後随即批评了包产到户制度。
我认为毛从未相信他的总路线有错误。抚今追昔，我才清晰见到他当时极恐惧丧失对共产党及中国的控制。即使退居二线，毛仍自视为中国的中心。毛让
刘少奇做国家主席是为了考验刘的忠诚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判定刘有二心。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不是真在承认错误，只是变相宣称他的天子地位
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数的数位支持毛的人之一。林在二月七日的讲话，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时的心理状态。林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
林讲话後，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林彪的话，讲得多麽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听了毛对林的评论，觉得林彪可真是搔着了毛的痒处。与此同时，毛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发言表示很不满意。
除了林彪有心邀宠巩固地位以外，一九五九年我和毛曾第一次见过面华国锋却是诚心诚意的反包产派。毛将华在小组会上发言简报，拿给我看了。华说：
“经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大干以後，人瘦了、牛瘦了、田也瘦了。不能再大干了。可是农村要度过困难，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包产到
户，更不能搞单干，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毛同我讲：“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他说出了当前的困难。也说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他比中央的一些人强多了。”周小舟等人被下放後，张平化接任湖南
第一党委书记。华为湖南党委书记之一，处理日常工作。七千人大会决定恢复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和农业合作社，工业指标再度压低，整个经济重新组织，并纠正大
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二月和叁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所有的副总理都出席了会议，全国一些知名的科学家都被邀到会。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後，全中国学术界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撤职、降职或劳改。侥幸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是日夜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被迫中断研究，或是不断参加政治学习，技术旷久日疏。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会议中讲：“别人不敢讲，我要讲。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科学家。这些年来，对待他们不公正，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
周恩来作了“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於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并且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不少科学家发表讲话，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尊重，使他们以後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特别是一些在这些年中，受到批判或戴上右派帽子的科学家，对於这次会议，给他们摘掉帽子，恢复名誉的作法，表示万分高兴，简直是感激涕零。
在五七年发起反右运动时，毛指出知识分子的无知，号召工农干部破除迷信，破除怕教授的心态。周自然知道此事，因此他的发言绝对是有经过毛的同意。周的这个报告，事先是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送请毛批准。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以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鼓舞，解除那种战战兢兢、心情颓丧的精神压力。可是毛却不以为然。他看过这些简报以後说：“我倒
要问问，是谁创造历史，是工人农民这些劳动人民，还是别一些什麽人？”毛仍然相信是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在创造历史。农民起义自古以来便是推动中国历史
向的原动力。
在这期间，毛召集了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过一次话。这篇讲话太长，只摘录其中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采取的对策。这篇讲话没有发表过，但很重要。毛
说：“知识分子天天坐在机关里，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也不走路，所以伤风感冒。文科大学生，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教授、助教、行政人员，一起下去。
到农村五个月，到工厂五个月，去参加阶级斗争，才能学到阶级斗争，学到革命。”
“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麽多年，才叁分天下有其二，有叁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敌人可以收买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儿的人了。”
我那时摸不清毛的意思，但感觉到他对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人的深切的敌意。文化大革命以後，江青多次讲话中，将这次广州科学工作会议称为周恩来和
陈毅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屈膝投降的黑会，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级帽子，加上劳动人民桂冠的脱帽加冠。 刘少奇和毛也越见分道扬镳。刘要给一九五九年因彭
德怀案而受牵连的人翻案复职。这行动在党内极受欢迎。在七千人大会上，当时我不知情，许多干部暗暗认为，肃清彭德怀一案有欠公允。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
瑞。
刘也许私下赞同这些看法。七千人大会後，四月，中共中央书记根据中共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发一分通知，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受
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翻案。这份“全力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可替至少百分之七十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
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但连刘也无法越权为彭德怀平反。当时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在火车上，毛同我谈到这个通知时说：“这个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才给我看。我看安子文(当时负责平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
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都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随後又说：“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一九六一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讲困
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
据田家英告诉我，安子文听到毛的批评後，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
另一个跟毛持不同理念的党领导人是陈云。陈与毛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毛认为陈是靠右边站的人，两人很少来往。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
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後，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
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毛以主席身分指控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主席右倾，这种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叉危，下了一无前
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示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後被拿来用做批斗陈云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谁走露了风声，将毛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陈未被撤职，文革中也未遭严厉批斗。但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
直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出後，陈才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六四年毛去外地，当时的收发文件的秘书只有林克和徐业夫。毛只带了林克出去，徐留在北京。徐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
下面找到了这分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後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麽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
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自此後徐成了毛唯一的机要秘书。田家英此次没有被牵连。但文化大革命甫爆发之际，田是毛的一组人员里第一个被批斗的
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和听见那些残酷的攻击，我非常庆幸自已当年没有做毛的秘书。如果我做了，我也会被牵连。
我跟汪东兴说，我怀疑毛对其他党高层领导的希望幻灭。但汪嗤之以鼻，觉得我太敏感。汪说：“我们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向很团结。”但我对毛的话话听得很仔细。情势正空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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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哀鸿遍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毛认为这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一些人对局势右倾、僵化的估计，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一九六二年夏委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接下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有一种预感，毛不知要拿谁开刀了。
八月六日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只有省委第一书记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毛第一天便在大会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毛在沉默期间，在准备这篇讲话，目的是大喝一声，使全党振奋起来。
毛认为即使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仍存在着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消灭阶级，因此阶级斗争要继续下去。
在九月二十四日於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进一步修改了他的讲话，毛又作了“关於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极其强调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毛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的斗争。”这句话後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他认为，中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必
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
毛後来又说：“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避难所。
毛在两次讲话中全面发动攻击。毛批评知识分子，并且大反周恩来和陈毅在科学工作会议上的基调。毛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子弟摆在同等地位说：“还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动摇不定。”
毛又申斥彭德怀搞翻安。彭在六月份时交了一份八万字的申诉书，说明自已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
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於是全会发言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
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甄别平反工作随之停止。
然後毛将矛头指向西藏的班禅却吉坚赞。毛说班禅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潜逃印度，中共中央镇西藏暴动。一向对北京俯首称臣的班禅喇嘛给中共写了一分报告，说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有过左的行动，需要纠正。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支持班禅喇嘛的看法。毛随即声讨李。毛认为李是投降主义，向西藏农奴主投降。李曾在五月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最重要的联盟。毛很不满意。李维汉被免除职务。班禅後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监护九年零八个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主张，对苏联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缓和一些。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的援
助要少加限度。这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斥为叁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此後，王稼祥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虽然保存部长名义，但实权操到副部长赵毅敏的手里了。王稼
祥就此长期疗养休息。
至於主管农业工作的人如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被斥为十年一贯的老右倾。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廖鲁言，因为说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
的。”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为什麽闹成这个样子？”因此被斥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
地方首长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後被撤职。安徽施行的责任田制被令中止。也指其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原已萧条的农业生产更为黯淡。
下一个被点名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葛曼。葛於自治区实行包产到户，颇有成就，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甘肃第一书记汪锋一九六一年春曾到宁夏回族自
治区，发现农民集中居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社食堂，真正造成了民不聊生。汪、葛两人因此决定实行包产制。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一九六
二年时只有葛受到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後，毛於一九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叁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也为此被残酷斗争，而自杀
死亡。
一九六二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捩点。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仍未消除阶级，批判党内异议分子，使理性的声音噤若寒蝉。七千人大会刚形成
的开放活跃气氛消失殆尽。重视国家福祉，支持分田到户的人不敢再批毛的逆鳞。毛於此时提出的阶级矛盾理论，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化大革命中成为清算斗争的
指导纲领。
不同意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大罪。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毛仍继续点名批判，负责人是康生。
康生是老党员。我第一次见到康生是在一九五八年。他这时才开始在政坛上大展身手。解放後他曾长期在北京医院疗养，直到大跃进初期才出院。康是大
跃进的热烈支持者之一。我在北京医院负责治疗康的几位医生朋友後来告诉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为何获准出院。我很少跟康接触，见面时也是客客气气。康
常来找毛，两人私下谈话比较多。康总是非常表情冷淡，不像其他一些偶尔来找毛汇报工作的领导那麽神态轻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後，康生和江青接触频繁。他们常找我一起看江青爱看的美国电影，让我翻译其中的对话。江青很尊敬康生，事事都问他的意见，开口闭口叫他康老。我从未见过她对谁这麽彬彬有礼。
我尽量避免和康生接触。我总觉得康生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邪恶气质，让我感觉，在他眼中，人人都是可疑分子。我觉得康生代表共产党的黑暗面，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连。
康生是北戴河会议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活跃人物。毛在十中全会上攻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借历史小说刘志丹替高岗翻案。审查习仲勋
反党的专案审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康生。在他的审查下，受到到这次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一共有叁百多人，包括中委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
部长白坚。
我跟习仲勋很熟，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和习仲勋黑爪牙这些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康生这次对党领导干部的审查，後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工作。
十中全会後多人被株连或丧命。习仲勋下放河南，後被关押，直到一九八零年才获平反。许多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受尽折磨的被迫致死。
一九六叁年五月二日到廿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共政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在毛的主持下制定了“关於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即所谓的前十条。
毛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因此提出在农村中推行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所四清工作队，就是抽调各机关的干部组成队伍，到农村的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是指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进行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清帐、清库、清财、清工)，要查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
在一组内，我对中国农村的一切几乎毫无所知。我只知道大跃进造成饿殍遍野，农村恢复缓慢等等。我无法理解毛所推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
杭州会议後，毛乘专列回北京，在车上我同汪东兴和林克谈起此事。我认为，现在农民的生活好不容易开始进入正轨，毛又迫不及待地要搞四清运动，折腾个没结没完，他就是不让人过稍为好一点的日子。他这个人不好。当然我说的不好主要指他在个人生活上的不检点。
回北京後，娴的工作机关西亚非洲研究所要派她参加北京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队。
我虽然在北京，可是以我的工作性质，完全照管不了家里的事。大孩子刚进中学，还不能完全自立，二孩子还在托儿所，秋季开始入小学，必须大人照看。我感到十分困难了。
娴是地主的女儿，怎能给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娴不但不是共产党员，她的娘家还是阶级敌人，为什麽第一个派她去四清工作队呢？
我先到娴的研究所，找到所长。他说，正因为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特别让她去四清工作队。为的是让她看看农村如何改造地主和富农的子女。让她接受
教育和锻链，目的是改造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困难，只能自已想办法克服困难。如果大家都以困难为理由，那麽四清工作就得取消。可是四清工作是中央决定
的，是有关全国的大事，不能因为个人家庭的事，影响中央决定的大事。
九月下旬，娴随四清工作队到北京东郊通县农村。
娴走後我向汪东兴抱怨：“既然领导上不体谅下情，只知道让人无日无夜工作，不知道个人的困难实在没有办法解决，这哪里是爱护人的作法？”
汪便同保健局发出联合公函给所长，说我是毛主席的专任医生。娴马上回了北京。
刘少奇感到前十条不够完备。一九六叁年九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所谓後十条。九月六日至廿七日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提案，毛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向我说：“後十条是他们搞的，我不知道。”
我想毛的怒火不是针对後十条的内容，而是刘竟然冒大不讳，自作主张地补充了毛的前十条。毛向来刚愎自用，他自认在前十条里，已经把农村问题的解
决方案完整提出，任何修都是多此一举。毛最气愤的是刘胆敢擅自修改前十条，宣告由中央制定。毛觉得只有他自已才是中央。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中央。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去河北省抚远县桃园公社四清。毛最不满的是，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到处去吹，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全体高级干部出
席，把她抬得比天还高。当时我暗暗感觉到毛真正的目标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我觉得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毛那时仍一迳在批判较低一层的干部，还未触动高级
领导同志。
讽刺的是，毛虽然批评了刘少奇捧王光美，他却将江青的政治地位越提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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