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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
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
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
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江青知道这段
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
来的。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
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
不清原委结局。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
厢内□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
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
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
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
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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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处理完录音事件以後，我们便南下去广州。一路上气氛仍十分紧张。毛要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都先後到了广州。
小岛上武装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此时全国饥荒四起，党内不协调，政局不稳定。当时城里无粮，农村也无粮，因此生怕工人闹事。
广州的安全问题棘手。广州距离香港近，敌特可能由香港潜入广州，来搞暗杀或窃密。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调查部、总参谋部叁部等
机构及公安部同时截获台湾方面的情报，台湾知道了中共在上海开会，要派人破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大发脾气，认为内部有人泄密。进行彻查。凡是在此期
间寄过信的、打过长途电话、电报的，一律审查。後来查明，原来由北京及各地向上海飞去的飞机过於中，因此被台湾方面推测出来。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非常紧张。他召集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汪东兴和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些人布置小岛的安全警卫。在小岛的各个出入口和一些隐蔽处，都增君了武装哨和流动哨，非指定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岛。我参加了这个会，小岛内的医疗卫生由我负总责。
上午开过会，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赵院长来找我，赵提议，要在小岛内设立一个医务室，解决工作人员的就近医疗问题。正在商量时，护士小李打来电话，电话上她的声音很急，说：“大夫快来吧，江青同志发了大脾气，叫你快来。”江青的神经衰弱又成了一件大事。
我匆忙与赵告辞，赶到叁号楼，进了值班室，护士、卫士都在。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看见我进来都说：“这回可够呛，就像中了邪一样。护士挨了半天的骂了。”
我问护士是怎麽一回事，护士器器啼啼地说：“今天早上起来气就不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怎麽做也不行。下午睡过午觉气更大了，说昨天晚上给她洗澡，故意用开水烫他的屁股，给她吃的安眠药有问题，是有意害她。”
我向护士说：“不要急，你到一组来工作，是保健局和警卫局通过江西省委调来的，又不是你自已想要来的。何况原来调你是为了给毛主席做护理工作，江青硬要你，这些事情总能讲清楚吧。”
我走进大厅，江青正在来回走着乱转，看见我进去，她将一块毛往桌上一甩，说：“大夫，你们到底用的什麽人，安的什麽心哪？”
我坐在她的对面，问她有什麽事。
江青用手拍桌子，说：“有什麽事，你不知道吗？”我只好向她说明，我刚刚在开会，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
江说：“昨天晚上洗澡，护士有意用开水烫我。给我的安眠药，胶囊红颜色发淡，这里面有鬼。”
我说：“给你洗澡，水的温度调得不大合是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开水。而且她们给你冲水前，自已先用手试，如果是开水，她们自已也受不了。何况卫生间的热水管也放不出开水来。” 江青说：“我只说了一句，你讲了这麽多句，难道我讲假话？安眠药的问题呢？”
我说：“我没说你讲假话。我只是说，水热了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开水。安眠药是保健局、北京医院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从美国进口的，每批货
进口的时间不同。不是一个批号。可能颜色上有些不同，但是进来以後会经过药物监定和检定检查，不可能有假药或不纯的药。更不可能有毒药。你吃的药全部是经
过这些检验手续，密封从北京带来的。药箱由护士们一同保管，取药时要两个人同时去取。她们两个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保健局、警卫局审查清
楚，没有问题才调来工作。她们工作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决不可能捣鬼。她们如果捣鬼，保健局和警卫局岂不是都有鬼了。”
江青说：“这话可是你讲的，我没有讲这些。我看你是包庇他们，她们做了坏事，你不但不管，还要替她们辩护。我不同你辩，把汪东兴同志请来一同讲。”
汪东兴一反以往与江对立的姿态，笑着说：“江青同志，有什麽事情要办？”
江青说：“老汪，你是公安部副部长，又是警卫局局长，主席这里的事情都交给你管，我可要领教一下，你手下的干部，到底应该用什麽态度服务对象。”
汪又笑了笑说：“江青同志，有什麽问题都可以商量着办，不要急。”
江青说：“老汪，我慢慢讲，你们的这位大夫都顶来顶去，我还能急吗？”
我刚一开口说：“事情是……”江青立刻插嘴说：“你不要再喋喋不休了。老汪，我刚才同大夫讲，护士小姐的工作太差，洗澡的水温度不好好调，安眠
药换了批号，也不向我解释说明，这些难道不应该批评教育吗？我向大夫诉苦，你是大夫，起码也应该安慰病人啊。大夫倒好，一股劲教训我，完全不把我看成个病
人，大呼小叫，这是什麽态度？一点对待病人的同情心都没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工作者吗？”
江青停下来，我又开口说：“事情的过程……”江青立刻又插嘴讲下庄说：“医务人员的根本职责是关心爱护病人，怎麽能同病人辩论？而且是盛气凌人，难道真想让病人精神上受折磨吗？”
我又开口说：“江青同志……”
没有等我说出一句话，江青又大声说：“你不要再辩了，停止向我争论。”
这时我已慰无可慰。我站起来，对江青说：“既然是谈话，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制止、压制我说话。不准许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谈话。”我棋了心，不干了。
我走出室外，将房门重重一关，轰的响了声，我隐约听到江青讲：“你看，你看，当着你们部长的面，都敢这样态度。”
我走出来以後，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冷静下来，心想，可不能吃眼前亏，要立刻同毛讲讲这个过程。在相互告状这事上，毛往往是先入为主，他认为谁先
将事情经过告诉他，谁讲的就是真话，以後讲的人，多半与事实有出入。因此我不能等待江青先去讲。正在这时，卫士走来说：“汪部长和江青同志请你去。”我只
好又走回叁号楼大厅。
刚推开室门，江青看到我就说：“我已经同你们部长说了，停止你的工作，关你的禁闭。”
我说：“好吧！：我立即退了出来。事不宜迟，停止了工作没有关系，如果关了禁闭就不好办了。我立刻走进一号楼，毛卧室旁的卫士值班室。卫士正
在。我问卫士，毛醒了没有。卫士说刚醒，今天睡得不错。喝过了茶。我走进毛的卧室。毛确实是闭着眼躺在床上。我走近床边，叫了声：“主席。”
我睁开眼，看到是我，说：“李大夫，怎麽样，有什麽新闻没有？”
我说：“有，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还要关我禁闭。”
毛半欠起身，头放在床栏上，拿起烟吸起来，说：“这麽厉害啊？什麽起头搞的？”
我告诉毛，我告诉毛，自从给检查身体以後，江对於医生们说她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十分不满意，拿护士撒气。我向毛说：“她吃的安眠药同你的完全一样，怎麽会有鬼？”
毛吸了两口烟，说：“我常说，江青这人有叁点，第一是个钢铁公司，一点弹性也没有。第二是个纸老虎，顶她一下，没有什麽了不起。第叁她是刀子嘴
菩萨心。嘴上厉害，心里还是好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你告诉了我，就可以了。不要向别人说。我会同江青讲。你先避开几天，不要出头露面，不给她点面
子，也不好下台阶。你同护士们说说，不要怕。”
我走入卫士值班室，江青正从正门走到毛的卧室。
随後我休息了叁天，正巧陶铸请毛到佛山市去参观，因为佛山是广东省市容整顿最清洁的，烧瓷也很出名。毛告诉我，不要同他去了。以便向江青表示处罚过，就可以了结。
那天朱德要看电影，我随朱在礼堂看了日正当中。我很喜欢那部电影。贾利古柏是我最欣赏的演员。
第二天上午护士打电话来，说江青叫我去。我走到二号楼江的休息室。江青倒是改变了态度，叫我坐下，然後说：“我知道主席在他的医疗上相信你。你
也不必这麽骄傲。主席昨天晚上让我告诉你，好好安心工作，过去的就算了，要向前看。”然後又拿了一本内部参考说：“主席要你看看圈的这个消息。主席说，要
注意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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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最重要的大事是全国性的饥荒，各地饿死数以百计的农民。中共中央工作广州会议的目标便在于调整农业政策。毛二月里大都在起草一份农业计划，赶着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
毛要我看的那份「内部参考」是有关安徽为克服饥荒，在农业组织上所做的应变改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狂热支持者。到一九六一年
春，安徽全省大约已有将近一千万农民挨饿，随后数月，上百万人饿死，几万人逃荒到外地谋生。曾对大跃进幻想全部破灭，力求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在安徽，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土地，按实际产量记上分，也就足将田地分给个人耕种，田间的农活由个人负责，打下粮食分配时，还是大家分。因比，曾认为这仍是公社化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在无锡时，已经得到毛的同意。
一九六０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讲话中提出，可以将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候实行的田间管理农活，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这新办法实行後效果不铅。安
徽的农产量上升。毛的广州会议草案中，未曾提到责任田制或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在三月十五日，曾希圣向毛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以後，毛表
示，可以试验，并且说：「如果搞好了，可以增产十亿斤粮食，日子好过些。」曾立刻自广州打电话到安徽省委，推广责任田，还讲，已经通天了，放手干，不要
怕。
事实上，会议上很多人对这个办法意见下一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何庆施（上海市长）。柯度施对曾希圣十分不满意，安徽省委授华东
局管，曾直接通知安徽省委，没有事先同何商量，何认为「曾目中无人，而且责任田是反公社化的手段，公社化才是社会主义方向」。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日了然。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台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麽改成白猫黑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和结束饥荒。
刘少奇的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於支持包产到户的刀法。
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台中讨论通过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中
未提到曾的责任田制，但因是以草案方法通过，预留了往後可以加以修改的空间。会议决定五月再重新召开，届时再做调查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在
议程结束後便马上下去。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後，受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看完这篇消息，直觉感到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政策会惹祸上身。表面上看来，这政策应该施行，如果将田地分给农民自耕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中国
便该实行分田制。农业是中国的命脉，现在饿浮遍野，人民得吃饱肚子才行。大部分的领导人选择社会上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战胜贫穷，提高中国
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中国富强康乐。这也是我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我视社会主义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今面临严重农业危机，许多领导人相信将耕地还给
农民可以提高生产，而农产量的确提高时，更是大力支持。
问题是，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倾向於私有制，因此不是社会主义。此时共产党内因对社会主义定义和中国福祉为何的看法上，意见分歧。对毛来说，社会主
义就是社会主义。毛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公有、平等——也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有制。毛也清楚农民要的是自己有田。但他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
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
毛坚特公社化，无视於责任田制在提高农业指标方面比公社有效。他说：「还要那句话，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毛的话很明显，他之同意责任田，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并不是同意了此後就将田地包给农民个人或家庭长期自行耕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百姓枯瘦如柴，面容槁枯，营养不良，水肿更形严重，到处冷冷清清。这个会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
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年总计有一千万城市人口被迁至农村，以减轻城市负担，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领导下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情势非常黯淡。领导人依此更坚持他们的信念。陈芸坚持责任田制。他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
里受难，吃饭：毛泽东手里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白然有了乾饭吃。「会中又修改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当时许多地方已取
消人民食堂，在会中正式宣布解散。一九六二年又下放一千多万二人到农村，工业、钢产指标大幅下降。但决定仍保留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又回到庐山。
这次的庐山议程准备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业和农业。毛还说，这次一心开会，再不
让任何人捣乱。八月庐山会议，毛仍有有力的支持者。毛的忠实拥护者有柯庆施。此外，这时开始，林彪已经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主主席语录。军区司
令员在军中展开学习毛主席思想运动。林不断利用各种讲话的机会吹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林又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
的好战士。湖北省书记王任重也是支持毛的人之一。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寻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也是毛的家
乡）调查後，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周恩来和朱德是不敢明确提
出自己的真正看法的人。她们唯毛的马首是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华南局第一吉记陶裙拿不定主意。他倾向於支持责任田，但主张只将全省农田百分之三十」借
「给农民自耕。陶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是同意包产到户的，说过：「工业上要退够（指政策上的降低生产指标和减少指标。一切有利於说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至於邓小平，仍在重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上海市委第一善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说，这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则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毛自然不同意刘、邓的看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九六０年五月，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陈毅巧妙地说，这位元帅很善辞令，
他我很想见见你们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残酷无情的暴君。毛听了哈哈大笑说，很想见见这位元帅。於是二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蒙是瘦小的老头，穿一件鲜红衬
衫。毛与他握手时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和一位侵略者握手？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我们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你同一个侵略者握手，你不在意吧？蒙神色活跃，
说：「不错，我写的回忆录中，曾对阁下有这样的评论。找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毛像个和气的老人家。今天我看见了，联合国大约认错了
人。」随後他们谈到战争和战争的冷酷无情。毛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於你确切要知
道，你要什麽，你要做什麽，决定去做什麽，要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事物。」由此也可以看到毛对农业公社化的信念
（１）。
这次的庐山会议倒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毛很少参加会议，神精也不开朗，找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过一次话。曾将这四、五个月在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
有一大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找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足些行尸走肉。」
五年後，到文化人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注释
（１）毛於一九六一午又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毛邀元帅和他在长江共游，但蒙因消化不良而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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