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二十之2）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粮食征购是为了满足城镇的需要。工业上得太快，城镇人口增长太快，使农业不堪重负。陈云说，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3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 大跃进中，各地上的工业项目太多，造成物资、财政十分紧张。因此，“下马”一些工业建设项目，精简城镇人口，是解决粮食不足和缓解紧张气氛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对此作过精确的计算，他说，下乡1000万人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下乡2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90亿斤。
在大跃进中，由于要尽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他们由农民身份变成了工人身份，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长，粮食一紧张，他们就成了精简下放的对象，又由工人变成了农民，社会地位下降。千万个家庭由此经历了一次悲欢离合。陈云建议，“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到那里去”。
精简职工从1959年在一些地方就开始了。但精简人数不算很多，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三面红旗”重新高高举起，各地又进一步招工。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资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大批工厂被迫关、停、并、转，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万的工人无事可做。大规模精简职工是从1961年伴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月3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发言。他说，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如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等；第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第三，进口粮食，但没有外汇，没有运输力量；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上四条，第一条是基本的，第二、第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非采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
当年到底有多少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在中国当时那种制度下，不管做什么事，中央一声令下，各地总是要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下放城镇人口任务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 河南省任务是109.9万人，实际下放120.6万人。 福建省的任务是87.3万人，实际下放94.5万人。 除了近三年进城农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势群体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间，将社会闲散户和无固定工作户计6000户、2.6万人迁往安徽农村。 在齐齐哈尔市，1960年下放了11.4万人，其中在城里的盲流3.5万人，无固定职业的5.6万人。 在有些地方，劳改、劳教人家属，如果在农村有家的，也要下放，这种家庭里超过16岁的学生，也是下放对象。
在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过程中，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简的职工，有的是城市户口，在农村无依无靠；有的早就脱离农村，在城里已经成家立业；如果下乡务农，不仅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等方面实际困难很多，而且农村并不欢迎他们。因此，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很难完成当年计划。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要求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摸底排队，落实计划，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减的减，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压回农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 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还出了些小乱子，如江苏省常州市大明纺织厂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集体闹事，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事态没有扩大，这70名工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但总的说来，两千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70年代，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但很少有如愿者。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1960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1958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 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1958－1859粮食年度征购数达1125.44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饥荒全面出现的1959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88.85亿斤，高出比例为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年的征购数比1958年高出103.18亿斤，高出比例为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1960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67.56亿斤。（见表19－1，表19－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1961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1214.29亿斤，降低到780.84亿斤，降低了433.6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164.4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269.2亿斤。
表19-1 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征购与销售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从农村征购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销售给农村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表19-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单位：贸易粮，亿斤
年度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数量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资料来源：同表20-1。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年1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1075．8亿斤超过了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亿斤，完成计划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1960粮食年度，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19-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19-3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57－58年 58－59年 59－60年 60－61年 61－62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19-4 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活畜：万头，活禽：万只，红枣、香茹：吨，其他农产品：万吨，啤酒：万箱
种类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猪肉罐头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头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头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红枣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　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Ⅷ－47到Ⅷ－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Ⅷ－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19-5 1956－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合计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麦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资料来源：同表20-4。
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亿元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计 160.84 151.23 279.06 368.02 416.58 156.06 87.26 116.66 165.89
基建投资 155.28 143.32 269.00 343.72 388.69 127.42 71.26 98.16 144.12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经济年鉴》Ⅺ－73。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