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法国排名第一，卡塔尔、阿联酋和中国香港分列全球税负痛苦最轻地区的一、二、三位)。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族，如果购房、买车的话，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更有专家说，加上“隐形税”，远远不止15 万。（12月10日 新华网）
假如这项统计指数权威、科学、能够真实反映各个国家百姓税负的话，那么，顺着中国老百姓税负全球第二的话题，笔者在这里想发问三个问题。发问一，中国百姓税赋全球第二，而中国百姓收入全球第几？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相当于700美元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81元，相当于2321美元左右，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在1510美元左右，正好在波黑之后，世界排名100位。而税负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法国，2008 年人均收入24770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
发问二，中国税赋全球第二，那么，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全球第几？这几年，中央政府大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总体来说，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实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数，特别是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无论从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是从社会保障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税负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法国，国家税收在社会保障建设上的投入非常之大，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可谓百姓纳税多，但是，医疗、养老、教育、失业等社会保障力非常强。
发问三，中国税赋全球第二，那么，中国百姓生活负担世界第几？如此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排在世界100位以后的人均收入，农村居民收入低下而且一直徘徊不前，各种税费虽有所减少，但子女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养老负担以及高物价生产资料的生产负担等并不轻。城市普通居民收入不高，负担却不轻。承担着世界最高的房价和高于美国的成品油价格。收入增长虽然不快，而各种生活必须品的水电气价格却不低。用气价格甚至高过了美国。而美国人均收入在37610美元，中国城镇居民2008年人均收入只不过2300多美元，是美国居民的十六分之一。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调结构、促销费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出口受阻，投资制约因素较多和副作用凸显情况下，已经逼迫我们必须把拉动经济的重点转移到消费上。然而，全球税负第二，如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呢？促销费必须发挥财政税收的调控作用，在降低百姓税赋上仍有很大空间可做，比如：迅速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全面清理一切阻碍百姓消费的不合理税费等。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从生产要素上来说就是要大力增加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就是要通过税收二次分配手段，增长消费倾向大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建设特别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再也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讲话中了，而是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中。一定要使得房价、油价、公共产品价格在一个合理、理性区间，真正使得百姓能够消费得起。
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
中国二十年最黑暗的一天，中共之殇-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监禁
《多维新闻》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25日上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被控罪名的最高刑罚是15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
庭审过程中，除刘晓波自己行使辩护权，其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也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庭审和宣判时，刘晓波的家属均到庭旁听。
另据报道，对于上述宣判，美国国务院表达“高度关切”，并要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美方声称，对刘晓波判刑违反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外交部24日说，美国等国家在中国审判刘晓波问题上的行动和立场干涉了中国内政。
BBC中文网报道，曾与刘晓波同为1989年民主运动领袖的王丹发表声明对这一宣判做出“强烈的抗议”。
王丹评价说这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桩暴行，中国人不会忘记的”。他表示希望刘晓波保重身体，面对苦难。
53岁的刘晓波曾参与起草倡导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他在一年前遭到拘押，本月初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简历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69年—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1974年7月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
1976年11月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1977年—198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6年—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1988年8月—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份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
1989年3月—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六四事件而中断。
1989年4月27日—6月4日在北京参加六四运动，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和发起者。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
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从事写作及参与民运。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被判刑，获释后继续从事民运及自由写作。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之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2003年11月当选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会长。
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会长。
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
2008年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
200
8年12月11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担心，主张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2009年6月23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刘晓波在2008年12月被当局拘押，7个月来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据人权组织
说他一直被扣留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酒店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摘自维基百科）
博主评论：今天，是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著名的民主人士、08宪章主要撰稿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灵魂-刘晓波被中共政权重判十一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妖孽来说，比起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国民、比起二十年前屠杀
民主人士，这也许不算什么了。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共埋下了政权覆灭的种子。到了今天，国人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开始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问
题。我们不再用共产党的嘴巴来代替自己的大脑，民主真正开始在民众的头脑中生根，开始萌芽。
尽管中共在极力收缩对民众心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网络言论的控制，尽管中共相信苏联的覆灭仅仅是淫猥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中共认为以黑暗可以永远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但是，这样想何其愚蠢。
这些手法早已经被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历史上多少独裁者使用过？但是这些独裁者有哪一个能够逃脱最后覆灭的命运？当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他的政权能挨多久？二十多年。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哀后人也。
刘晓波被控罪名的最高刑罚是15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
庭审过程中，除刘晓波自己行使辩护权，其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也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庭审和宣判时，刘晓波的家属均到庭旁听。
另据报道，对于上述宣判，美国国务院表达“高度关切”，并要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美方声称，对刘晓波判刑违反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外交部24日说，美国等国家在中国审判刘晓波问题上的行动和立场干涉了中国内政。
BBC中文网报道，曾与刘晓波同为1989年民主运动领袖的王丹发表声明对这一宣判做出“强烈的抗议”。
王丹评价说这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桩暴行，中国人不会忘记的”。他表示希望刘晓波保重身体，面对苦难。
53岁的刘晓波曾参与起草倡导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他在一年前遭到拘押，本月初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简历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69年—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1974年7月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
1976年11月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1977年—198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6年—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1988年8月—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份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
1989年3月—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六四事件而中断。
1989年4月27日—6月4日在北京参加六四运动，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和发起者。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
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从事写作及参与民运。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被判刑，获释后继续从事民运及自由写作。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之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2003年11月当选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会长。
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会长。
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
2008年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
200
8年12月11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担心，主张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2009年6月23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刘晓波在2008年12月被当局拘押，7个月来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据人权组织
说他一直被扣留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酒店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摘自维基百科）
博主评论：今天，是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著名的民主人士、08宪章主要撰稿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灵魂-刘晓波被中共政权重判十一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妖孽来说，比起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国民、比起二十年前屠杀
民主人士，这也许不算什么了。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共埋下了政权覆灭的种子。到了今天，国人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开始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问
题。我们不再用共产党的嘴巴来代替自己的大脑，民主真正开始在民众的头脑中生根，开始萌芽。
尽管中共在极力收缩对民众心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网络言论的控制，尽管中共相信苏联的覆灭仅仅是淫猥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中共认为以黑暗可以永远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但是，这样想何其愚蠢。
这些手法早已经被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历史上多少独裁者使用过？但是这些独裁者有哪一个能够逃脱最后覆灭的命运？当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他的政权能挨多久？二十多年。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哀后人也。
ZT-零八宪章签署人：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我们作为和刘晓波先生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即将面临起诉和遭受刑罚之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
165人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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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张耀杰 学者 北京
李大同 记者 北京
赵达功 作家 深圳
莫之许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温克坚 学者 杭州
蒋亶文 作家 上海
野渡 编辑 广州
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滕彪 维权人士 北京
王怡 传道人 成都
冉云飞 作家 成都
昝爱宗 作家及特约记者 杭州
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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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庄道鹤 律师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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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李海 维权人士 北京
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罗劲 公民 长沙
南望 自由职业 河南
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郭宝锋 翻译 厦门
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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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联 公民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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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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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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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管禹 个体户 吉林省松原市
汉心 教师 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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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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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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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服务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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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巍 程序员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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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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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博主回应: 拈花时评 （张广红），博客撰稿人，广州
假如刘晓波为了中国的自由要坐牢，我也愿意
发了邮件，上来声援一下
假如一个七千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坐拥数十万亿资产，还有数百万军队，警察，还有飞机大炮核武器的政党，连区区一份倡议性的文件都受不了，心理素质就不合格。
这样的政党，有何资格执政中国？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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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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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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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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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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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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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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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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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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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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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博主回应: 拈花时评 （张广红），博客撰稿人，广州
假如刘晓波为了中国的自由要坐牢，我也愿意
发了邮件，上来声援一下
假如一个七千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坐拥数十万亿资产，还有数百万军队，警察，还有飞机大炮核武器的政党，连区区一份倡议性的文件都受不了，心理素质就不合格。
这样的政党，有何资格执政中国？
中共破坏哥本哈根会议的动机何在？
要谈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共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说起。
大家都认为，或者当局让大家认为，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排碳水平要在2005年的排碳结果的基础上减少40-45%，也就是说中共提出的是一个总排量减少的目标。果真如此吗？大家回味一下，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排碳量比2005年减少40-45，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同时当局刻意地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是”单位“排放量，不是总排放量。多了两个字，区别大吗？区别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根本上的区别。
所谓”单位排放量“的单位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到官方对此的任何解释，我的理解是:以单位GDP产生的碳排放，也就是说，以GDP增长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所产生的碳排放就是所谓”单位碳排放量“。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总排放量的指标，单位排放量减少不是总排放量减少，甚至是增加，甚至是增加若干倍。我没有仔细计算其真实数据，也不可能，因为2020年的GDP和碳排放现在是不可能拿到的，推测数据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可能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那么，我们可以用假设的数字来计算一下。假如2005的GDP总量是二十万亿，而碳的总排放量是六十万亿吨的话，那么2005年的”单位“总排放量就是3 吨/元，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以这个数字计算的话，到2020年，中共的计划排放量就是3-3X45%=1.65吨/元。而假设2020年的GDP总量是四十万亿的话，那么相应的碳总排放量就是1.65X40万亿=66万亿吨。也就是说，这个指标的排放总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如果中国的 GDP增长一直保持7-8%的话，那么2020年的单位排放总量必然比2005年增加必然大幅度增加。
相比美国的目标是总量比2005年减少17.5，日本是25%，而西方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5%，大家可以看出其落差何其巨大。至于中共反复强调的发达国家比我们早排放数十上百年，所以大家不应该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才需要大家协调解决，所以才需要开哥本哈根会议的。
那么，为什么中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危机。一般政权的维护主要是以经济与政治两条腿走路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取得成功才能让中国民众接受他们的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现在中共在政治方面已经产生了根本危机，贪管污吏横行不法，太子党公开掠夺，群体事件此伏彼起，令中共的政治这条腿已经彻底跛掉了，甚至已经腐烂流脓了。于是他们只能靠经济这一条腿来维持他们的政权了，也就是说假如中国经济如果坏了，他们就没有腿走路了，只能瘫倒了。
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7-8%的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为每年产生的1-2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安排就业机会，一旦实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中国必然会大乱，中共的政权危机就该总爆发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史，可以证明饥饿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可怕，他们能够推翻任何政权的统治。而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减少碳的排放总量。要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对能源的依赖度远远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
另外，我们不是石油生产大国，我们使用的石油百份之五十以上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而我们是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我们没有很多油，可我们有非常多的煤，我们的煤可以支持我们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而燃煤的碳排放量远远超过燃油的排放量，所以如果承诺减少碳排放的总量，中国经济是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这个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所以中共有绝对的动机对哥本哈根会议进行破坏。因为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不同意国际核查碳排放总量和承诺减少50%的排放量。
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这样的借口纯粹是废话。假如中共那么重视国家主权，那为什么在边界谈判中会对印度和俄罗斯作出那么大的让步？一方面对国家主权严重出卖，却在国际对碳排放进行核查，这不矛盾吗？首先国际核查没有任何超越国家主权的地方，而即便有，假如每个国家都承受这种超越也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承受了，因为大家的损失是同等的。
所以说，中共阻挠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一党私利，而不是为了保护中国乃至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他也是我们上五千年祖宗和下五千年后代的中国，难道我们要留给后代一个满目伧胰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一点点经济损失呢？地球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地球，他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地球，难道我们要让子孙后代无法生存繁衍的地球吗？
即便以国内问题来说，尽快发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弃一部分的党权，接受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和监督制约，并对政策制定实施充分透明化。必然使国内政治局面大大改观，舒解大部分的政治矛盾，吏治产生根本性好转。这样可以令中共恢复政治经济两条腿走路，缓解政权危机，更加能够稳定中共政权的稳定，岂不是要比走一条经济发展独木桥要安全稳妥许多？一味以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心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只能够是中国国民与中共的双输局面，执政者当以三思。
只有当中共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取得最大面积的重合的时候，才是永久执政党的机会，否则无非是”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东方不败式的意淫而已。
大家都认为，或者当局让大家认为，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排碳水平要在2005年的排碳结果的基础上减少40-45%，也就是说中共提出的是一个总排量减少的目标。果真如此吗？大家回味一下，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排碳量比2005年减少40-45，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同时当局刻意地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是”单位“排放量，不是总排放量。多了两个字，区别大吗？区别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根本上的区别。
所谓”单位排放量“的单位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到官方对此的任何解释，我的理解是:以单位GDP产生的碳排放，也就是说，以GDP增长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所产生的碳排放就是所谓”单位碳排放量“。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总排放量的指标，单位排放量减少不是总排放量减少，甚至是增加，甚至是增加若干倍。我没有仔细计算其真实数据，也不可能，因为2020年的GDP和碳排放现在是不可能拿到的，推测数据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可能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那么，我们可以用假设的数字来计算一下。假如2005的GDP总量是二十万亿，而碳的总排放量是六十万亿吨的话，那么2005年的”单位“总排放量就是3 吨/元，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以这个数字计算的话，到2020年，中共的计划排放量就是3-3X45%=1.65吨/元。而假设2020年的GDP总量是四十万亿的话，那么相应的碳总排放量就是1.65X40万亿=66万亿吨。也就是说，这个指标的排放总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如果中国的 GDP增长一直保持7-8%的话，那么2020年的单位排放总量必然比2005年增加必然大幅度增加。
相比美国的目标是总量比2005年减少17.5，日本是25%，而西方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5%，大家可以看出其落差何其巨大。至于中共反复强调的发达国家比我们早排放数十上百年，所以大家不应该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才需要大家协调解决，所以才需要开哥本哈根会议的。
那么，为什么中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危机。一般政权的维护主要是以经济与政治两条腿走路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取得成功才能让中国民众接受他们的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现在中共在政治方面已经产生了根本危机，贪管污吏横行不法，太子党公开掠夺，群体事件此伏彼起，令中共的政治这条腿已经彻底跛掉了，甚至已经腐烂流脓了。于是他们只能靠经济这一条腿来维持他们的政权了，也就是说假如中国经济如果坏了，他们就没有腿走路了，只能瘫倒了。
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7-8%的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为每年产生的1-2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安排就业机会，一旦实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中国必然会大乱，中共的政权危机就该总爆发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史，可以证明饥饿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可怕，他们能够推翻任何政权的统治。而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减少碳的排放总量。要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对能源的依赖度远远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
另外，我们不是石油生产大国，我们使用的石油百份之五十以上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而我们是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我们没有很多油，可我们有非常多的煤，我们的煤可以支持我们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而燃煤的碳排放量远远超过燃油的排放量，所以如果承诺减少碳排放的总量，中国经济是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这个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所以中共有绝对的动机对哥本哈根会议进行破坏。因为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不同意国际核查碳排放总量和承诺减少50%的排放量。
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这样的借口纯粹是废话。假如中共那么重视国家主权，那为什么在边界谈判中会对印度和俄罗斯作出那么大的让步？一方面对国家主权严重出卖，却在国际对碳排放进行核查，这不矛盾吗？首先国际核查没有任何超越国家主权的地方，而即便有，假如每个国家都承受这种超越也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承受了，因为大家的损失是同等的。
所以说，中共阻挠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一党私利，而不是为了保护中国乃至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他也是我们上五千年祖宗和下五千年后代的中国，难道我们要留给后代一个满目伧胰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一点点经济损失呢？地球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地球，他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地球，难道我们要让子孙后代无法生存繁衍的地球吗？
即便以国内问题来说，尽快发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弃一部分的党权，接受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和监督制约，并对政策制定实施充分透明化。必然使国内政治局面大大改观，舒解大部分的政治矛盾，吏治产生根本性好转。这样可以令中共恢复政治经济两条腿走路，缓解政权危机，更加能够稳定中共政权的稳定，岂不是要比走一条经济发展独木桥要安全稳妥许多？一味以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心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只能够是中国国民与中共的双输局面，执政者当以三思。
只有当中共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取得最大面积的重合的时候，才是永久执政党的机会，否则无非是”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东方不败式的意淫而已。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熟悉中美关系的朋友都知道，美国的每一任（不是每一届）总统履新阶段，几乎必然伴随着与中国的激烈争吵，关系都会非常地紧张。至少近二十年必然如此，克林顿是这样，小布什也是如此。而到了第二任期的尾段，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因为他不再有连任的压力，而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中国的认同和支持，至少是默认。而美国在经济上也同样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减轻美国的通涨压力，也需要中国购买他们的国债和以美圆作为第一储备货币。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自苏联在二十年前瓦解以后，中国在美国人，包括美国民众、政府眼里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或者说是潜在敌人。于是每一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争取选票的时候，在宣示他的外交战略的时候，都会激烈地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新闻、言论自由问题，从而争取美国选民的好感，而“中国问题”永远都是他们无法饶越的问题。于是在他们上任的初期，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信守其竞选言论，于是中美之间摩擦不断。而中国政府也会利用国内传媒大肆抨击美国政府的几乎一切针对中国的批评，和美国国内国际的政策。
但是，这一次，当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对中国居然是出奇地温和。奥巴马比小布什温和许多，希拉里也比赖斯温和很多甚至比鲍威尔还要温和，甚至连美国国内传媒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也远比过去温和了很多。其原因之一当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时刻需要中国，复苏阶段也同样需要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已经是一个事实，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扭转。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肯定不仅仅是已经被摆在台面的这些，内里的暗涌相信更加复杂、层次丰富。其中之一，我在看凤凰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某一位专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点。这位“智囊”式的人物在谈及中美关系近期表现的原因的时候，说到：中美两国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中方也将自己的核心利益告诉了美国政府。
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砖家没有往深处讲，估计是不方便讲，于是我们也只能推测。这应该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基本上一样的，无非是民富国强，国家地位的提升、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等等。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于是也就不存在需要“深刻”沟通的必要。需要特别、深刻沟通的东西，一定不是这样谁都能随便想到的问题，一定是美国政府无法想见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核心利益”呢？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中国的核心利益确实就是民福国强，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还有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就是他们的政权的绝对稳定。这两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不是互相促进的吗？不一定是，而且往往两者相互间有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民富国强，而是国富国强，其实就是共富共强。
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执政党，无论他是什么党，得到充分的权力制约和透明化，而中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他们无法绝对控制中国和中国国民，甚至会导致他们的迅速倒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民众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也是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违背的，会导致他们的专制独裁政权不稳定的。甚至连民富都不符合中共的核心利益，想象一下中国如果出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美国的枪支协会、工会那样的超级富豪和超级利益集团，都有可能影响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乃至成为反叛的力量，从而导致中共的政治安全。所以才会有国进民退之说，其实应该是共进民退，因为所有的国有资产资本都是共产党能够绝对掌握的，所以他们才能一年吃饭喝酒都能花掉我们七千亿。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民享有充分的投票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其他的一切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力，这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最相矛盾冲突的地方。
当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什么必须让步？什么核心利益必然优先？让步的必然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优先的肯定是中共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必须由中共告知美国人的，需要充分沟通才能心领神会的。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自苏联在二十年前瓦解以后，中国在美国人，包括美国民众、政府眼里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或者说是潜在敌人。于是每一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争取选票的时候，在宣示他的外交战略的时候，都会激烈地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新闻、言论自由问题，从而争取美国选民的好感，而“中国问题”永远都是他们无法饶越的问题。于是在他们上任的初期，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信守其竞选言论，于是中美之间摩擦不断。而中国政府也会利用国内传媒大肆抨击美国政府的几乎一切针对中国的批评，和美国国内国际的政策。
但是，这一次，当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对中国居然是出奇地温和。奥巴马比小布什温和许多，希拉里也比赖斯温和很多甚至比鲍威尔还要温和，甚至连美国国内传媒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也远比过去温和了很多。其原因之一当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时刻需要中国，复苏阶段也同样需要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已经是一个事实，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扭转。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肯定不仅仅是已经被摆在台面的这些，内里的暗涌相信更加复杂、层次丰富。其中之一，我在看凤凰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某一位专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点。这位“智囊”式的人物在谈及中美关系近期表现的原因的时候，说到：中美两国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中方也将自己的核心利益告诉了美国政府。
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砖家没有往深处讲，估计是不方便讲，于是我们也只能推测。这应该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基本上一样的，无非是民富国强，国家地位的提升、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等等。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于是也就不存在需要“深刻”沟通的必要。需要特别、深刻沟通的东西，一定不是这样谁都能随便想到的问题，一定是美国政府无法想见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核心利益”呢？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中国的核心利益确实就是民福国强，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还有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就是他们的政权的绝对稳定。这两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不是互相促进的吗？不一定是，而且往往两者相互间有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民富国强，而是国富国强，其实就是共富共强。
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执政党，无论他是什么党，得到充分的权力制约和透明化，而中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他们无法绝对控制中国和中国国民，甚至会导致他们的迅速倒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民众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也是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违背的，会导致他们的专制独裁政权不稳定的。甚至连民富都不符合中共的核心利益，想象一下中国如果出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美国的枪支协会、工会那样的超级富豪和超级利益集团，都有可能影响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乃至成为反叛的力量，从而导致中共的政治安全。所以才会有国进民退之说，其实应该是共进民退，因为所有的国有资产资本都是共产党能够绝对掌握的，所以他们才能一年吃饭喝酒都能花掉我们七千亿。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民享有充分的投票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其他的一切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力，这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最相矛盾冲突的地方。
当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什么必须让步？什么核心利益必然优先？让步的必然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优先的肯定是中共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必须由中共告知美国人的，需要充分沟通才能心领神会的。
英媒：北京系统性地破坏哥本哈根协议
历时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最后以一个挽回面子式的空头协议结束，这个结果受到广泛的批评。据参加核心谈判的代表透露，北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在阻挡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约。欧盟的官员揭示，会议一直在北京采取战术中有系统的破坏中进行着，刚开始人们都被误导着一直相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据英国《独立报》报导，阻挡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部件——各国承诺减排时间表在北京的要挟之下被剔除；二是得到各国支持的2050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全球减排50%，但发达国家在同一时间必须减排80%，在北京的反对下也不得不退出协议。而这个目标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多名参与整个核心谈判过程的代表和国家元首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有预谋的破坏，世界各国对北京破坏这次峰会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一名与会的国家元首表示：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这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
起草协议的国家元首：房间里充满了愤怒
一位参与起草最后的协议书的国家元首，给出了他亲眼见证的惊人内幕。他说：“在房间里有25个国家的元首，这时大约是星期五晚上6点钟。在我右边的角上有奥巴马总统，然后是布朗坐在边上，另一边是埃塞俄比亚总统、墨西哥总统、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如果中国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那么将会诞生一个每个人都想开香槟庆贺的协议。然而这正是中国想做新兴‘超级大国’的第一个迹象，它对全球管理毫无兴趣，对影响它的政权的多边治理毫无兴趣。你可以说整个过程它都缺乏参与性，它玩游戏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比美国会玩得多。”
“阻挡一件事情总是比推动或做到容易。美国也许有一些责任，因为那是所有背负压力的团体的固有说法——那就是富国不对，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钱或他们没有创造足够的减排目标。但事实是，我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很清楚‘附件1’中规定富裕国家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每个人都支持，唯独中国反对。这项协议最后淡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减排目标。不管是它自己或别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键内容也被中国从协议中剔除了，房间里充满了愤怒。虽然每个人的愤怒都被控制着，但这种气愤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清楚。”
“中国的代表感到高兴，因为两种方式他们都会赢。如果谈判崩溃他们会是赢家，因为他们无需做任何事情，而他们知道，富裕国家将受到非难。如果谈判不垮掉，因为每个人都如此绝望，这个协议就要淡化到毫无意义，他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会赢。我认为到那个阶段，所有其他世界领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只是他们除了愤怒不能做任何事情。”
“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是：（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中国的力量不会削弱，如果是这样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真的麻烦了。”
欧盟官员一：运用战术系统破坏
欧盟一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了哥本哈根峰会。因为北京对国内日益飙升的碳排放量要面临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目标感到恐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者，在哥本哈根世界各国代表都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的破坏，并对其破坏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
欧盟官员二：剔除减排时间表和50-50、50-80目标
另一名参与整个谈判过程并目击中国行为的欧盟代表证实：在核心谈判中中国有意阻挡的行为，在各国代表团引起广泛的愤怒。
各国最后在哥本哈根形成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因过于软弱而广受批评，对于关注气候变暖的人们来讲，这个协议本身就是在毁灭希望。尽管各方都接受了，但毫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好多环保人士指责奥巴马没有作出更大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然而，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的部件——明年承诺减排的时间表，在最后时刻被中国“坚决要求”从协议中撤出，北京威胁如不拿出时间表，就不同意达成这项协议。
另外一个在北京坚持下被迫从协议中去掉的关键内容是：全球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其中发达国家减少80%的声明。这项声明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据悉，对于“50-50”（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和“50-80”（到2050年全球减排80%）的目标，20国集团都已接受，其它各国领导人也已经接受，包括英国总理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萨尔科齐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据说，当这些领导人看到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名欧盟官员说：“中国认为到2050年他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所以他们不希望限制他们的成长。”
由于经济的迅速扩张，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虽然刚开始北京在会议的一项国际文书中同意限制其排放量增长，但临到落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绝望似的。这名官员补充说：“这次会议一直在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中进行，而且北京采取了战术，令人费解的是刚开始我们都被误导着一直相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英国大臣：反对减排目标、反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领导英国谈判的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内阁大臣米利班德（Ed Miliband）昨晚（12月19日晚）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坚持反对全球排放量减少50％的目标，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不支持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觉得这两项都是必要的。”
目击者：历史之手无处可见
目击者Chris Green表示：在一片嘈杂和混乱之中，我们徒然等待着历史之手落在我们肩上。哥本哈根会议是多彩的，嘈杂的，也是令人困惑的。但是，近两周的谈判之后大多数人想要摆脱的感觉可能就是强烈的失望和泄气。
近5万人参加了会议，而他们当中大部份人——无论是环境部长、非政府组织、记者或环保运动者，刚开始抵达贝拉中心的时候都是怀着乐观情绪的。因为这次会议毕竟标志着多年的工作成果。那时聚集在媒体大厅中的人互相开玩笑说： “你能感到历史之手落在你的肩膀上了吗？”
周二，兴奋之情掠过美国加州州长阿诺与他的随行人员，溢于言表。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也来了，被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包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更是无处不在，他的演说时时获得人们起立致意。作者当时想：这就是历史，就是它，历史就是这样开创的。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情绪变得越来越悲观。在会议开始时，非政府组织和宣传摊位所在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不顾一切地吸引人的注意。到最后，这个大厅像一个幽灵小镇——大多数人被禁止入内。正是通过这个大厅，作者加入了周三的示威者行列；不到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被丹麦警察的殴打屈服，只有吃苦耐劳的素食主义者坚守在那里。
周四和周五，富国和穷国的领导人相继抵达，大会会议厅淹没在各种空泛的说法中。各种新闻发布会匆匆安排，又匆匆取消，全场一片混乱。混乱过后是令人不安的平静，然后是奥巴马的戏剧性宣布，他保证要试图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却不是任何人在前来开会前所预期的。
与会的记者19日穿过贝尔中心时，被一种感觉所击中：整个事件原来就是浪费时间和产生了约121500吨的二氧化碳。但历史之手却无处可见。
据英国《独立报》报导，阻挡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部件——各国承诺减排时间表在北京的要挟之下被剔除；二是得到各国支持的2050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全球减排50%，但发达国家在同一时间必须减排80%，在北京的反对下也不得不退出协议。而这个目标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多名参与整个核心谈判过程的代表和国家元首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有预谋的破坏，世界各国对北京破坏这次峰会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一名与会的国家元首表示：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这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
起草协议的国家元首：房间里充满了愤怒
一位参与起草最后的协议书的国家元首，给出了他亲眼见证的惊人内幕。他说：“在房间里有25个国家的元首，这时大约是星期五晚上6点钟。在我右边的角上有奥巴马总统，然后是布朗坐在边上，另一边是埃塞俄比亚总统、墨西哥总统、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如果中国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那么将会诞生一个每个人都想开香槟庆贺的协议。然而这正是中国想做新兴‘超级大国’的第一个迹象，它对全球管理毫无兴趣，对影响它的政权的多边治理毫无兴趣。你可以说整个过程它都缺乏参与性，它玩游戏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比美国会玩得多。”
“阻挡一件事情总是比推动或做到容易。美国也许有一些责任，因为那是所有背负压力的团体的固有说法——那就是富国不对，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钱或他们没有创造足够的减排目标。但事实是，我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很清楚‘附件1’中规定富裕国家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每个人都支持，唯独中国反对。这项协议最后淡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减排目标。不管是它自己或别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键内容也被中国从协议中剔除了，房间里充满了愤怒。虽然每个人的愤怒都被控制着，但这种气愤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清楚。”
“中国的代表感到高兴，因为两种方式他们都会赢。如果谈判崩溃他们会是赢家，因为他们无需做任何事情，而他们知道，富裕国家将受到非难。如果谈判不垮掉，因为每个人都如此绝望，这个协议就要淡化到毫无意义，他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会赢。我认为到那个阶段，所有其他世界领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只是他们除了愤怒不能做任何事情。”
“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是：（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中国的力量不会削弱，如果是这样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真的麻烦了。”
欧盟官员一：运用战术系统破坏
欧盟一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了哥本哈根峰会。因为北京对国内日益飙升的碳排放量要面临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目标感到恐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者，在哥本哈根世界各国代表都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的破坏，并对其破坏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
欧盟官员二：剔除减排时间表和50-50、50-80目标
另一名参与整个谈判过程并目击中国行为的欧盟代表证实：在核心谈判中中国有意阻挡的行为，在各国代表团引起广泛的愤怒。
各国最后在哥本哈根形成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因过于软弱而广受批评，对于关注气候变暖的人们来讲，这个协议本身就是在毁灭希望。尽管各方都接受了，但毫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好多环保人士指责奥巴马没有作出更大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然而，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的部件——明年承诺减排的时间表，在最后时刻被中国“坚决要求”从协议中撤出，北京威胁如不拿出时间表，就不同意达成这项协议。
另外一个在北京坚持下被迫从协议中去掉的关键内容是：全球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其中发达国家减少80%的声明。这项声明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据悉，对于“50-50”（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和“50-80”（到2050年全球减排80%）的目标，20国集团都已接受，其它各国领导人也已经接受，包括英国总理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萨尔科齐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据说，当这些领导人看到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名欧盟官员说：“中国认为到2050年他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所以他们不希望限制他们的成长。”
由于经济的迅速扩张，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虽然刚开始北京在会议的一项国际文书中同意限制其排放量增长，但临到落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绝望似的。这名官员补充说：“这次会议一直在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中进行，而且北京采取了战术，令人费解的是刚开始我们都被误导着一直相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英国大臣：反对减排目标、反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领导英国谈判的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内阁大臣米利班德（Ed Miliband）昨晚（12月19日晚）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坚持反对全球排放量减少50％的目标，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不支持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觉得这两项都是必要的。”
目击者：历史之手无处可见
目击者Chris Green表示：在一片嘈杂和混乱之中，我们徒然等待着历史之手落在我们肩上。哥本哈根会议是多彩的，嘈杂的，也是令人困惑的。但是，近两周的谈判之后大多数人想要摆脱的感觉可能就是强烈的失望和泄气。
近5万人参加了会议，而他们当中大部份人——无论是环境部长、非政府组织、记者或环保运动者，刚开始抵达贝拉中心的时候都是怀着乐观情绪的。因为这次会议毕竟标志着多年的工作成果。那时聚集在媒体大厅中的人互相开玩笑说： “你能感到历史之手落在你的肩膀上了吗？”
周二，兴奋之情掠过美国加州州长阿诺与他的随行人员，溢于言表。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也来了，被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包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更是无处不在，他的演说时时获得人们起立致意。作者当时想：这就是历史，就是它，历史就是这样开创的。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情绪变得越来越悲观。在会议开始时，非政府组织和宣传摊位所在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不顾一切地吸引人的注意。到最后，这个大厅像一个幽灵小镇——大多数人被禁止入内。正是通过这个大厅，作者加入了周三的示威者行列；不到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被丹麦警察的殴打屈服，只有吃苦耐劳的素食主义者坚守在那里。
周四和周五，富国和穷国的领导人相继抵达，大会会议厅淹没在各种空泛的说法中。各种新闻发布会匆匆安排，又匆匆取消，全场一片混乱。混乱过后是令人不安的平静，然后是奥巴马的戏剧性宣布，他保证要试图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却不是任何人在前来开会前所预期的。
与会的记者19日穿过贝尔中心时，被一种感觉所击中：整个事件原来就是浪费时间和产生了约121500吨的二氧化碳。但历史之手却无处可见。
薄熙来是个弱智还是神经病?
歌城点唱违禁歌曲系统立即报警
本报讯 市文广局昨日通报：我市176家大型歌城已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歌城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
博主评论：薄熙来想升官，想赶上尾班车。因为他六十五了，假如再得不到升迁，就必须退休了。这一点，是个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他甫一上任，就开始拼命地折腾。唱“红歌”、编“红段子”、立老阴毛的鬼像、打黑，现在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自由了。
唱那些充满政治欺骗的，现在看起来非常弱智所谓“红歌”、号召并悬赏编红段子，也就罢了。因为这种行动除了浪费公帑并显得非常无聊以外，毕竟不值得太贬损。毕竟与我等无干，虽然那里是我的祖籍，但是连我父亲都没有回去过，老家早就没有亲戚了。最大的反应，也就是齿冷一下而已。
当时以为小薄无非是有见于道德沦亡，想“发扬一下战争时代的共产党比较淳朴年代的风气”。但即便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何曾有过真正的为国为民的情怀？伴随着共产党建立成立以至窃居大位的过程，何时不是充满政治欺骗？窃国大盗利用宣传手段欺骗国民的手法而已，怎么会有荡涤俗尘的作用？小薄也无非是偷师老毛，再来一次政治欺骗而已。不过他的短期目标也许不过是一个副总理，再往上爬的机会，格局就远不如毛泽东了。
竖立老毛的大塑像，就很浪费公帑了，同时污染环境。这样的手段，无非是借死人压活人，然后用来开他升官的大路，实在手段卑鄙下流兼无耻，但是仍然没有超越可忍受的范围。
再到了后来的“打黑风暴”，大肆打造舆论歌颂他自己，这样的手段其实能够有多大的作用？谁到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曾重视过所谓民意，他们只知道官意思的。即便小薄的手段能够欺骗大众，又怎么能够欺骗到小胡老江那些老政客、老阴谋家？连他自己都说漏嘴了，公开声称打黑是被逼无奈的。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等到被逼无奈才做？这种话居然在记者面前讲？还要大肆传播？这等智力水平也想当总书记、国家主席？
以上种种，无非是另人齿冷而已，无非是要绑架重庆数千万民众为他的升官发财背书而已。但是这一次，小薄过分了吧？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了？这就超出了界限了，这是在违法行政，这是违法的。小薄，你想升官想到发神经了？
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这样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依据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一条法律是管制中国人唱歌的吗？没有吧？重庆有一条地方法律是限制民众选歌的权力的吗？恐怕也没有吧？
但是，这样做违反宪法了。唱歌的权力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言论自由。宪法有条例要保障国民言论自由的。虽然在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但是共产党一般都会选择其他的法律条文来解释或者说掩盖他们的侵法行为的。这一次，请问小薄同志，你有法律依据吗？你有权力不许重庆人唱什么歌、选什么歌吗？没有的，这是在违法执政。
虽然小共也经常违法行政，但一般都是在一些关乎政权存亡危机的时刻，但是这一次，连重庆人唱歌的自由都被小薄用来做升官的踮脚石了？小薄，你过了，而且按照我的判断，你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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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评论：薄熙来想升官，想赶上尾班车。因为他六十五了，假如再得不到升迁，就必须退休了。这一点，是个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他甫一上任，就开始拼命地折腾。唱“红歌”、编“红段子”、立老阴毛的鬼像、打黑，现在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自由了。
唱那些充满政治欺骗的，现在看起来非常弱智所谓“红歌”、号召并悬赏编红段子，也就罢了。因为这种行动除了浪费公帑并显得非常无聊以外，毕竟不值得太贬损。毕竟与我等无干，虽然那里是我的祖籍，但是连我父亲都没有回去过，老家早就没有亲戚了。最大的反应，也就是齿冷一下而已。
当时以为小薄无非是有见于道德沦亡，想“发扬一下战争时代的共产党比较淳朴年代的风气”。但即便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何曾有过真正的为国为民的情怀？伴随着共产党建立成立以至窃居大位的过程，何时不是充满政治欺骗？窃国大盗利用宣传手段欺骗国民的手法而已，怎么会有荡涤俗尘的作用？小薄也无非是偷师老毛，再来一次政治欺骗而已。不过他的短期目标也许不过是一个副总理，再往上爬的机会，格局就远不如毛泽东了。
竖立老毛的大塑像，就很浪费公帑了，同时污染环境。这样的手段，无非是借死人压活人，然后用来开他升官的大路，实在手段卑鄙下流兼无耻，但是仍然没有超越可忍受的范围。
再到了后来的“打黑风暴”，大肆打造舆论歌颂他自己，这样的手段其实能够有多大的作用？谁到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曾重视过所谓民意，他们只知道官意思的。即便小薄的手段能够欺骗大众，又怎么能够欺骗到小胡老江那些老政客、老阴谋家？连他自己都说漏嘴了，公开声称打黑是被逼无奈的。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等到被逼无奈才做？这种话居然在记者面前讲？还要大肆传播？这等智力水平也想当总书记、国家主席？
以上种种，无非是另人齿冷而已，无非是要绑架重庆数千万民众为他的升官发财背书而已。但是这一次，小薄过分了吧？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了？这就超出了界限了，这是在违法行政，这是违法的。小薄，你想升官想到发神经了？
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这样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依据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一条法律是管制中国人唱歌的吗？没有吧？重庆有一条地方法律是限制民众选歌的权力的吗？恐怕也没有吧？
但是，这样做违反宪法了。唱歌的权力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言论自由。宪法有条例要保障国民言论自由的。虽然在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但是共产党一般都会选择其他的法律条文来解释或者说掩盖他们的侵法行为的。这一次，请问小薄同志，你有法律依据吗？你有权力不许重庆人唱什么歌、选什么歌吗？没有的，这是在违法执政。
虽然小共也经常违法行政，但一般都是在一些关乎政权存亡危机的时刻，但是这一次，连重庆人唱歌的自由都被小薄用来做升官的踮脚石了？小薄，你过了，而且按照我的判断，你没有机会了。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十）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 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 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 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 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 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 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 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 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 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 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 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 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 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 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 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 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 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 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 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 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 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 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 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 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 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 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 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 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 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 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 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 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 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 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 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 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 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 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 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 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 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 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 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 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 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 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 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 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 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 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 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 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 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 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 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 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 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 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 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 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 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 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 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 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 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 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 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 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 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 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 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 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 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 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 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 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 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 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 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 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 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 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 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 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 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 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 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 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 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 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 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 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 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 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 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 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 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 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 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 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 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 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 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 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 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 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 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 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 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 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 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 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 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 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 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 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 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 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 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 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 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 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 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 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 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 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 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 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 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 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 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 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 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 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 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 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 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 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 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 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 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 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 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 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 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 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 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 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国家寄生虫知多少
据统计，1978年以来，全国税收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全国每 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2007年，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等费用，支出为29425亿元，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530亿元。养人太多就要高税费，2007和2008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别为51321．78亿元和6131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9．95％和20．39％。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凡是收费罚款多和重的地区，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少，城镇人口从业率也低。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包括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收费和罚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创业和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容量的扩大。
税收来源集中于创业和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费罚款太多太乱，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的问题，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刊发周天勇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是惊人的。
我们将公职人员定义为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和城镇居民缴税和缴费来供养的党的专职工作者、行政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协助党政事业工作的临时和非编制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多次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目的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官本位意识，由于建国以来农民“耕土吃饭”与党政国企职工“吃公饷”的区别，由于“吃公粮”较为稳定和一些权力部门还可以从部门利益中多受益和寻租受益，由于创业和经商从历史上就受到歧视，由于中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恶劣而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不受预算和费用约束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数增长最快的领域。
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1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 1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2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虽然在统计上，2007年事业和党政等机关的公职人员数量为4093．4万人，然而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中究竟供养了多少缴税和缴费供养的人员，始终是一个谜。保守估计，地方财政、各种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筹资发放工资的临时编制、协助编制人员如果占目前事业和党政公职人员的25％，那么在党政事业机构中的公职人员，2007年就会达到5206．75万人，占总人口的3．94％，占总就业的6．76％，由于党政事业人员绝大部分在城市和城镇，在乡村就业的可以忽略不计，占城镇总就业的17．74％。也就是说，在城镇就业的每100人中，有17．74个人在党政事业单位里吃供养饭。
全国总人口缴税缴费供养人员比，从1978年的49人供养1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25人供养1人。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这还没有计算需要乡村居民供养的村级干部和乡镇中的非编制人员，如果计算入内，供养比会更高。
21世纪初中国展开了官民比的争论。原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他经过认真研究的1∶198。据此，他认为，与国外相比，中国官还不多，政府规模还不够大，政府供养的事业规模也还小。王通讯认为，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口径不对的错误比较。
笔者2004年秋去美国用了21天考察其财政体制，了解到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范围很广，涵盖科研、农业、外交、情报等与国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为其工作的法官、警察、医生、工程师、清洁员、保管员，甚至是国家森林公园的看门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更加庞大。
中国官民比太高，有七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国家、党政和社会团体机关中有大量的准公务员。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虽然是653万人，但是在党政社团机关中工作的总人数为1050万左右，其正式公务员之外的近400万人虽然名义上是事业或者工人编制，实际上还是由财政供养，并且机关中的园林、清扫、炊事等体力劳动绝大部分由临时雇佣的农民工或者应聘人员从事，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公务员职能的管理性工作。
二是有的事业单位是为了应付机构改革从政府机构中剥离出来，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如许多行业协会，过去是政府某机构的一部分，改为事业单位后，财政还要供养，并且还赋予他们收费的权力。
三是事业单位中实际上有大量的官员。我国党政职能内化在事业单位之中。国外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中非业务人员非常少，其大学院系办公室就一个行政人员工作；而我国这些单位与业务无关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很多，如大学的系里除了其他的无关机构外，仅就办公室，有主任、办事员等五六个。
四是我国还有财政不给够经费甚至不列入预算，而由自己收费补充和全额收费供养的大量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如地方的派出所、城管等。其中有的整建制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有的部分协管员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但这些机构既有执法权，又有收费权。
五是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
六是市县乡村中由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其中730万村干部，1270万县乡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
七是许多机关和事业干部退休之后，没有进入社保体系，没有社会化供养，没有平民化，而还是财政出钱，享受着机关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仍然是国民经济供养的不工作了的公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供养人员中，一部分是由财政预算拨款，一部分是由收费罚款供养的；大量的行政事业人员，不是从事公共服务的，而精力主要放在行政审批、许可及注册登记、监督执法等方面；编制混乱，基层县市有大量的协编和临编人员，主要依靠预算外收费罚款存在；与中国人均 GDP水平还较低相比，供养规模太大，供养水平太高。因此，简单将发达国家的供养比与中国的供养比相比，容易误导决策。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凡是收费罚款多和重的地区，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少，城镇人口从业率也低。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包括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收费和罚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创业和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容量的扩大。
税收来源集中于创业和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费罚款太多太乱，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的问题，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刊发周天勇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是惊人的。
我们将公职人员定义为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和城镇居民缴税和缴费来供养的党的专职工作者、行政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协助党政事业工作的临时和非编制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多次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目的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官本位意识，由于建国以来农民“耕土吃饭”与党政国企职工“吃公饷”的区别，由于“吃公粮”较为稳定和一些权力部门还可以从部门利益中多受益和寻租受益，由于创业和经商从历史上就受到歧视，由于中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恶劣而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不受预算和费用约束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数增长最快的领域。
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1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 1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2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虽然在统计上，2007年事业和党政等机关的公职人员数量为4093．4万人，然而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中究竟供养了多少缴税和缴费供养的人员，始终是一个谜。保守估计，地方财政、各种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筹资发放工资的临时编制、协助编制人员如果占目前事业和党政公职人员的25％，那么在党政事业机构中的公职人员，2007年就会达到5206．75万人，占总人口的3．94％，占总就业的6．76％，由于党政事业人员绝大部分在城市和城镇，在乡村就业的可以忽略不计，占城镇总就业的17．74％。也就是说，在城镇就业的每100人中，有17．74个人在党政事业单位里吃供养饭。
全国总人口缴税缴费供养人员比，从1978年的49人供养1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25人供养1人。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这还没有计算需要乡村居民供养的村级干部和乡镇中的非编制人员，如果计算入内，供养比会更高。
21世纪初中国展开了官民比的争论。原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他经过认真研究的1∶198。据此，他认为，与国外相比，中国官还不多，政府规模还不够大，政府供养的事业规模也还小。王通讯认为，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口径不对的错误比较。
笔者2004年秋去美国用了21天考察其财政体制，了解到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范围很广，涵盖科研、农业、外交、情报等与国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为其工作的法官、警察、医生、工程师、清洁员、保管员，甚至是国家森林公园的看门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更加庞大。
中国官民比太高，有七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国家、党政和社会团体机关中有大量的准公务员。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虽然是653万人，但是在党政社团机关中工作的总人数为1050万左右，其正式公务员之外的近400万人虽然名义上是事业或者工人编制，实际上还是由财政供养，并且机关中的园林、清扫、炊事等体力劳动绝大部分由临时雇佣的农民工或者应聘人员从事，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公务员职能的管理性工作。
二是有的事业单位是为了应付机构改革从政府机构中剥离出来，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如许多行业协会，过去是政府某机构的一部分，改为事业单位后，财政还要供养，并且还赋予他们收费的权力。
三是事业单位中实际上有大量的官员。我国党政职能内化在事业单位之中。国外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中非业务人员非常少，其大学院系办公室就一个行政人员工作；而我国这些单位与业务无关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很多，如大学的系里除了其他的无关机构外，仅就办公室，有主任、办事员等五六个。
四是我国还有财政不给够经费甚至不列入预算，而由自己收费补充和全额收费供养的大量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如地方的派出所、城管等。其中有的整建制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有的部分协管员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但这些机构既有执法权，又有收费权。
五是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
六是市县乡村中由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其中730万村干部，1270万县乡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
七是许多机关和事业干部退休之后，没有进入社保体系，没有社会化供养，没有平民化，而还是财政出钱，享受着机关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仍然是国民经济供养的不工作了的公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供养人员中，一部分是由财政预算拨款，一部分是由收费罚款供养的；大量的行政事业人员，不是从事公共服务的，而精力主要放在行政审批、许可及注册登记、监督执法等方面；编制混乱，基层县市有大量的协编和临编人员，主要依靠预算外收费罚款存在；与中国人均 GDP水平还较低相比，供养规模太大，供养水平太高。因此，简单将发达国家的供养比与中国的供养比相比，容易误导决策。
国家蛀虫知多少
党政公务机构，一些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一些社会和服务性的事业单位，其人员工资、福利、日常公务和事务、办公条件，包括车辆、大楼、招待和出国等支出，人员的增加、工资和福利的增长、办公条件的改善等，都需要企业和城乡居民缴税和缴费来支付其成本。其增长越快，企业和城乡居民缴税和缴费的负担就越重；供养的人越多，就需要财政越多拨款，或者预算外多支出。
第一，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大幅增加。
党政事业开支的最基本部分为其职工的工资，包括临时编制人员的工资和从党政、事业岗位离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 年，事业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790元增长到25461元，增长31倍多，扣除物价增长，实际年增长近8％；机关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807元增长到 28340元，增长34倍，实际年增长超过8％。
再加上人员增加，包括临时编制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其供养工资从155．95亿元增加到17481．29亿元，增长了111倍！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71％上升到2007年的6．79％。
第二，行政事业社保、医疗费用支出巨大。
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也是需要由缴税和缴费来支出的，占行政事业费用的一定比重。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只覆盖20％的人口，而政府费用的80％用于党政事业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临时编制人员的医疗开支；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目前看，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制还没有改革，实行财政实支的体制。只有一些临时编制，按照劳动合同法，单位要为其交纳养老保障等费用。按照工资总额的20％计算，临编人员养老保障成本需要支出400亿元。
第三，公车、公招和公出等行政事业支出惊人。
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开支较大的三项支出是公车、公招和公出消费和活动。以2007年为例，保守估计，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元。
2007年，全国公车保有量估计为550万辆左右，总共在公车上花费的司机工资、油费、保险费、保养费等费用总计在2692亿元；从公款招待消费看，我的测算是，2007年全国党政事业单位公招消费共计约为2305．65亿元；最保守估计，党政事业人员每年花费在出国、出境和国内开会考察等方面的费用约为2692亿元。
第四，日常办公等费用数量庞大。
党政事业单位其他较大的开支是水电暖费、办公费、通讯费、报刊费，等等，其全国数据，无法获得。按照较低标准，办公、水电和邮电通讯三项，每人按照3000元计算，4165．4万公职人员，需要1250亿元；还有黄河以北取暖成本，按照全国行政事业人员30％在黄河以北估计，并按照每人1500 元标准，需要187．4亿元。四项总计为29307亿元。
第五，车辆购置、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建设等开支巨大。
行政事业的另一大支出为建筑、车辆和其他设备开支。当然，其中教育、卫生、文体等方面的支出是必须的，但是，从开支的情况看，党政机关项目的开支比例仍然大于教育和卫生等项目。
2007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这说明，即使不包括办公大楼、培训中心等建设方面的投资，为党政事业办公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占到党政事业投资总费用的40％。2007年，一般党政事业支出为29425亿元，再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412亿元。
以上是支出方面由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投资等费用。如果全部是在预算内经费中支出的话，其所占的2007年全部财政支出49781．35亿元的75．39％。党政事业开支养人、“三公”和建设的结构特征较为明显。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是政府的实际收入不仅仅是预算内的，其中一部分支出，来自于预算外收入，来自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来自于在企业中的报销；二是“十一五”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支出方面的比例向民生倾斜。如今年1—5月，虽然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但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4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32．2％。这说明中国财政正在积极地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调整。
第一，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大幅增加。
党政事业开支的最基本部分为其职工的工资，包括临时编制人员的工资和从党政、事业岗位离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 年，事业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790元增长到25461元，增长31倍多，扣除物价增长，实际年增长近8％；机关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807元增长到 28340元，增长34倍，实际年增长超过8％。
再加上人员增加，包括临时编制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其供养工资从155．95亿元增加到17481．29亿元，增长了111倍！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71％上升到2007年的6．79％。
第二，行政事业社保、医疗费用支出巨大。
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也是需要由缴税和缴费来支出的，占行政事业费用的一定比重。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只覆盖20％的人口，而政府费用的80％用于党政事业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临时编制人员的医疗开支；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目前看，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制还没有改革，实行财政实支的体制。只有一些临时编制，按照劳动合同法，单位要为其交纳养老保障等费用。按照工资总额的20％计算，临编人员养老保障成本需要支出400亿元。
第三，公车、公招和公出等行政事业支出惊人。
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开支较大的三项支出是公车、公招和公出消费和活动。以2007年为例，保守估计，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元。
2007年，全国公车保有量估计为550万辆左右，总共在公车上花费的司机工资、油费、保险费、保养费等费用总计在2692亿元；从公款招待消费看，我的测算是，2007年全国党政事业单位公招消费共计约为2305．65亿元；最保守估计，党政事业人员每年花费在出国、出境和国内开会考察等方面的费用约为2692亿元。
第四，日常办公等费用数量庞大。
党政事业单位其他较大的开支是水电暖费、办公费、通讯费、报刊费，等等，其全国数据，无法获得。按照较低标准，办公、水电和邮电通讯三项，每人按照3000元计算，4165．4万公职人员，需要1250亿元；还有黄河以北取暖成本，按照全国行政事业人员30％在黄河以北估计，并按照每人1500 元标准，需要187．4亿元。四项总计为29307亿元。
第五，车辆购置、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建设等开支巨大。
行政事业的另一大支出为建筑、车辆和其他设备开支。当然，其中教育、卫生、文体等方面的支出是必须的，但是，从开支的情况看，党政机关项目的开支比例仍然大于教育和卫生等项目。
2007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这说明，即使不包括办公大楼、培训中心等建设方面的投资，为党政事业办公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占到党政事业投资总费用的40％。2007年，一般党政事业支出为29425亿元，再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412亿元。
以上是支出方面由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投资等费用。如果全部是在预算内经费中支出的话，其所占的2007年全部财政支出49781．35亿元的75．39％。党政事业开支养人、“三公”和建设的结构特征较为明显。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是政府的实际收入不仅仅是预算内的，其中一部分支出，来自于预算外收入，来自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来自于在企业中的报销；二是“十一五”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支出方面的比例向民生倾斜。如今年1—5月，虽然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但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4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32．2％。这说明中国财政正在积极地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调整。
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国广播网12月12日报道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荣融辗转难眠，白天看到的一篇评论《央企为什么这么“红”》让他非常郁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彼时，国务院国资委刚刚公布了央企年度成绩单———从 2003年国资委成立起，央企销售收入与利润连续三年攀升。本以为如此出色的表现，足以为国资委与央企赢得掌声，可李荣融没想到，收获的还是骂声。“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国企卖了，说我们‘贱卖国有资产’，买东西又成了‘国进民退’，到底让我们怎样做才对？
博主评论：看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地弱，我想不明白，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言，他怎么爬上国资办主任的高位的。难道是因为李荣融同志花了太多钱在朱先生和温先生身上，以至于这样的饭桶都能长期高踞那个位置吗？
为什么国企搞不好李同志要挨骂，搞好了还要挨骂呢？其实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容我来给李同志上一课吧，我宽容一点，不收取你的补课费了。
国企搞不好，国资办主任不挨骂谁挨骂？你捧的就是那个饭碗嘛。你的工作做不好，不骂你难道骂我拈花吗？国家减少经济领域的份额，丢掉过多的国有企业，从而转向服务行的政府，这事情根本上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你在降低份额的时候，没能防止贱卖国有资产，没有能防止官僚或企业管理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措施是要配套的，你必须要防止产生政策推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结果。这是你的责任，不是说卖你就乱卖一气，买就乱买一气。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清楚，你还混个正部级？办事情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可事情让你办砸了，因为你们无能。爱
难道你能够说你们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没有造成对国有资产的大面积侵占？当然，你肯定会这样说的，因为睁大眼睛撒谎本就是贵党贵政权的光荣传统，你当然会将此发扬光大了。只不过你说出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国民会相信你而已。
所以，你挨骂是理所当然的，头一个该挨骂的是小温，第二个就是你，否则就不正常
然后现在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吗？看起来成绩单似乎是非常亮丽的。国有资产据说升值了若干，利润和收入增加若干云云。可你们的收入和利润是怎么来的？是降低成本来的吗？是经营得力来的吗？是提高技术水平来的吗？是靠创新来的吗？不是的，是靠你们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民而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蜗居》里的一个段子，郭海萍对她女儿说的：“奶粉一罐一百多，尿片一包一百多。你还搞双向收费呀，你比中国移动还要狠啊？”一个手机双向收费问题扰攘了十几年了，猪都知道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垄断特权的问题。于是，中国成了世界上通讯费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们的收入是别人的若干分之一。这是做生意吗？这是抢钱，是掠夺。
而中石油因为定价过高无法降低的成品油库存拿到国际上去贱卖，他们宁愿便宜了外国人也不肯降价销售，于是中国又成了石油产品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中石油一年赢利数百上千亿，这钱是赚回来的吗？是抢回来的。这样的生意谁不会做？找一头猪都能做到这样的“亮丽的成绩单”，李同志你何功之有？这样的“功劳 “也值得你们大肆吹嘘？
去看看中国那涨得比《2012》里的大浪还要高的房价吧，那就是你们国有企业勾结政府炒起来的。难道这还能说不是掠夺？这样的成绩单渗透着耻辱，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液。而同时中国经济被你们吹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只要是泡沫，无论他有多么大多么美丽，他总是要破的。体积越大，泡沫壁就越薄。一旦破灭，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那个时候，看你还怎么吹嘘你的成绩单吧。
你们都还不该挨骂？那还要天理做什么？
博主评论：看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地弱，我想不明白，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言，他怎么爬上国资办主任的高位的。难道是因为李荣融同志花了太多钱在朱先生和温先生身上，以至于这样的饭桶都能长期高踞那个位置吗？
为什么国企搞不好李同志要挨骂，搞好了还要挨骂呢？其实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容我来给李同志上一课吧，我宽容一点，不收取你的补课费了。
国企搞不好，国资办主任不挨骂谁挨骂？你捧的就是那个饭碗嘛。你的工作做不好，不骂你难道骂我拈花吗？国家减少经济领域的份额，丢掉过多的国有企业，从而转向服务行的政府，这事情根本上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你在降低份额的时候，没能防止贱卖国有资产，没有能防止官僚或企业管理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措施是要配套的，你必须要防止产生政策推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结果。这是你的责任，不是说卖你就乱卖一气，买就乱买一气。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清楚，你还混个正部级？办事情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可事情让你办砸了，因为你们无能。爱
难道你能够说你们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没有造成对国有资产的大面积侵占？当然，你肯定会这样说的，因为睁大眼睛撒谎本就是贵党贵政权的光荣传统，你当然会将此发扬光大了。只不过你说出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国民会相信你而已。
所以，你挨骂是理所当然的，头一个该挨骂的是小温，第二个就是你，否则就不正常
然后现在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吗？看起来成绩单似乎是非常亮丽的。国有资产据说升值了若干，利润和收入增加若干云云。可你们的收入和利润是怎么来的？是降低成本来的吗？是经营得力来的吗？是提高技术水平来的吗？是靠创新来的吗？不是的，是靠你们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民而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蜗居》里的一个段子，郭海萍对她女儿说的：“奶粉一罐一百多，尿片一包一百多。你还搞双向收费呀，你比中国移动还要狠啊？”一个手机双向收费问题扰攘了十几年了，猪都知道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垄断特权的问题。于是，中国成了世界上通讯费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们的收入是别人的若干分之一。这是做生意吗？这是抢钱，是掠夺。
而中石油因为定价过高无法降低的成品油库存拿到国际上去贱卖，他们宁愿便宜了外国人也不肯降价销售，于是中国又成了石油产品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中石油一年赢利数百上千亿，这钱是赚回来的吗？是抢回来的。这样的生意谁不会做？找一头猪都能做到这样的“亮丽的成绩单”，李同志你何功之有？这样的“功劳 “也值得你们大肆吹嘘？
去看看中国那涨得比《2012》里的大浪还要高的房价吧，那就是你们国有企业勾结政府炒起来的。难道这还能说不是掠夺？这样的成绩单渗透着耻辱，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液。而同时中国经济被你们吹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只要是泡沫，无论他有多么大多么美丽，他总是要破的。体积越大，泡沫壁就越薄。一旦破灭，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那个时候，看你还怎么吹嘘你的成绩单吧。
你们都还不该挨骂？那还要天理做什么？
广电总局的功能是做道德法官？
电视剧《蜗居》被广电总局禁播了，理由是“该剧以性和官场题材炒作，很低俗”。理由令人齿冷，电视剧也成了非看不可的东西了。这年头，共产党禁止发行的东西，那是非看不可的，一定精彩无比。书也罢，电影也罢，电视剧也罢，那是相当棒的东西。不禁还想不起来看，一禁就非看不可了。电视上看不到，我可以看视频啊，别忘了，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关光BT网站，有的是别的软件。
说到低俗，难道中国还有比广电总局更加低俗、无聊的机构吗？也只有共产党这样的怪胎组织，才能建立这样怪异无比的组织，如同中宣部，就是一个党权与政权混淆、乱伦而生产出来的弱智杂种组织。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的电视台，除了少数几个如凤凰、亚洲、无线、华娱等等未必没有中资背景的以外，全是共产党办的。广播电台就更别说了，都这样了，还要搞一个什么广播电视总局来管。
看看广电总局这几年都干什么来着，汤唯拍了李安的《色戒》，被他们雪藏。据说原因是他们不希望汤唯这个演员演了一些性场面一炮而红，这还不够无聊的？广电总局是吃撑了还是吃多了伟哥以至亢奋过度烧坏了脑子？一个明星而已，别说她的演技本身就相当不错的，不全是靠脱衣服红的，即便是，碍着你广电总局什么事情了？电影拍之前是他们审查通过的，可见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演电影的演员就不能因此而红了？如同《蜗居》播映之前也是经他们审查通过的，为什么到播出的时候又要遭到禁播？如此逻辑错乱、行事颠倒、滥施淫威的部门，与他们的党一般地人格分裂、莫名其妙。
其他的还有硬性规定播出电视剧的时间不能超出总播出时间的百分之四十，选秀节目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等等，这些都是电视台的商业决定，碍着广电总局蛋疼了？为什么要这样干涉？
据说是因为广电总局要防止这些事件影响国民的风气，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广电总局是道德法官？动辄说这个低俗那个不好？在中国，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最低？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啦。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不比中国共产党更低呢？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队伍了。
不说别人，就看看文强同志住的价值三千万的养小蜜的别墅，还有文强同志强奸过的少女，还有文强以个人隐私威迫上他的大床的女明星，还有他埋在鱼塘里的一千万现金。以低俗而论，何以复加？他可是中共的正厅级别的官员，相当不低了吧？总不能为他现在倒霉了，就不承认他至少当了那么多年中共高级官员吧？他是怎么一步步爬上那个位置的？然后坐在那个位置这么多年的？他的事迹是一个孤立事件吗？当然不是，不说俯拾皆是，也至少在百份之五十以上吧？这绝对不是诬蔑的，哪个中国人不知道？
再想想那些比着谁的情妇更年轻、更漂亮的各级官员们，一百五十块一包的烟、几万块一个的提包、名车、豪宅、去法国巴黎的一掷千金，难道他们很高尚，很不低俗？难道做官不做官，官阶的高低，竟然也是低俗不低俗的标准？
这样的广电总局，有资格替我们决定我们应该观看什么节目？有资格指责其他的以“低俗”之名？我感受到的，仅仅是“无耻”二字。
说到低俗，难道中国还有比广电总局更加低俗、无聊的机构吗？也只有共产党这样的怪胎组织，才能建立这样怪异无比的组织，如同中宣部，就是一个党权与政权混淆、乱伦而生产出来的弱智杂种组织。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的电视台，除了少数几个如凤凰、亚洲、无线、华娱等等未必没有中资背景的以外，全是共产党办的。广播电台就更别说了，都这样了，还要搞一个什么广播电视总局来管。
看看广电总局这几年都干什么来着，汤唯拍了李安的《色戒》，被他们雪藏。据说原因是他们不希望汤唯这个演员演了一些性场面一炮而红，这还不够无聊的？广电总局是吃撑了还是吃多了伟哥以至亢奋过度烧坏了脑子？一个明星而已，别说她的演技本身就相当不错的，不全是靠脱衣服红的，即便是，碍着你广电总局什么事情了？电影拍之前是他们审查通过的，可见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演电影的演员就不能因此而红了？如同《蜗居》播映之前也是经他们审查通过的，为什么到播出的时候又要遭到禁播？如此逻辑错乱、行事颠倒、滥施淫威的部门，与他们的党一般地人格分裂、莫名其妙。
其他的还有硬性规定播出电视剧的时间不能超出总播出时间的百分之四十，选秀节目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等等，这些都是电视台的商业决定，碍着广电总局蛋疼了？为什么要这样干涉？
据说是因为广电总局要防止这些事件影响国民的风气，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广电总局是道德法官？动辄说这个低俗那个不好？在中国，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最低？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啦。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不比中国共产党更低呢？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队伍了。
不说别人，就看看文强同志住的价值三千万的养小蜜的别墅，还有文强同志强奸过的少女，还有文强以个人隐私威迫上他的大床的女明星，还有他埋在鱼塘里的一千万现金。以低俗而论，何以复加？他可是中共的正厅级别的官员，相当不低了吧？总不能为他现在倒霉了，就不承认他至少当了那么多年中共高级官员吧？他是怎么一步步爬上那个位置的？然后坐在那个位置这么多年的？他的事迹是一个孤立事件吗？当然不是，不说俯拾皆是，也至少在百份之五十以上吧？这绝对不是诬蔑的，哪个中国人不知道？
再想想那些比着谁的情妇更年轻、更漂亮的各级官员们，一百五十块一包的烟、几万块一个的提包、名车、豪宅、去法国巴黎的一掷千金，难道他们很高尚，很不低俗？难道做官不做官，官阶的高低，竟然也是低俗不低俗的标准？
这样的广电总局，有资格替我们决定我们应该观看什么节目？有资格指责其他的以“低俗”之名？我感受到的，仅仅是“无耻”二字。
ZT-中共要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中国局域网
网络杀人之一：悄无声息的做强盗
打劫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地，这句流行的电影广告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如果把打劫与小偷结合在一起，偷偷摸摸地做强盗，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
阿波罗网来稿首发 http://www.aboluowang.com
不用好奇，中共正在网络给你上演一部真实版本。
以往的经验，一般到敏感时期，中共都会进行网络严加管控，比如开会期间，奥运期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7.22法轮大法被迫害，西藏,六四等，中共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管控网络，关闭所有可交流的论坛，关停任何他认为有丝毫影响的网站，尤其是前一阵，对动态网，自由门等翻墙软件的封锁，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曾一度使各种翻墙，代理方式失效，妄图把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
2009年12月5日，中共学聪明了，不在这些敏感日突然的加剧封锁了，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世界谴责他的不法行径，于是在这个似乎不是敏感日的时间，中共悄悄地干起来老本行。
看看他的手段吧：
短短的几天时间，全国保守估计有一万台以上的服务器被关闭，设计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目前已知部分被封锁机房列表：
上海怒江移动
上海漕河泾网通
上海漕宝路电信
上海外高桥机房
浙江金华电信
浙江金华网通
浙江嘉兴电信
浙江绍兴电信
浙江温州电信
浙江湖州新联通双线机房
江西景德镇电信
江西南昌，
江苏省无锡电信机房
江苏常州电信机房
江苏扬州电信机房
江苏镇江电信机房
安徽合肥电信机房
北京亦庄网通机房
河南洛阳网通双线
河南开封机房
河南郑州机房
河南景安机房
河南许昌网通机房
河北网通
河北廊坊电信机房
陕西西安
湖南长沙电信
首当其冲的是国内最大的共享下载网站btchina，为什么关闭btchina。不会是版权问题吧，你认为中共重视版权吗，这是个盗版的国度，单只是盗版，没必要管你，全国都这样，假名牌，假货，假包装，这是这个特色国度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要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bt共享，既然是共享，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内容，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内容，被人看到是不好地，所以才要封杀，btchina负责人其实是个个人站长，对于这件事情，不无悲壮的出来发表声明：今后个人站长将要完结。有谁知道他这句话之后的含义，一下子封杀几十万个网站，不免还是有些动静地，虽然是悄悄地封杀，普通民众是不知道地，这比起 堂而皇之地在敏感日封锁，手段更卑劣，让大多数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截断你的信息获取来源，中共政府把民众像面团一样捏，要你方你就方，要你圆你就圆，玩你没商量。
但至少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在业界是有大动静地。中国现在有几百万个个人网站，几千万与网络相关的从业人员，这次事件明显涉及了这些人的根本问题：网站被封杀了，以后靠什么活？
为了给这些人一个交代，那么就得请出代表性的人物，btchina，个人网站中算是够大的吧，在门户网站新浪给你一个专访，让你表示支持政府行为，让其他所有站长都看看，政府还是关心大家地，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政府是讲道理地，是允许言论自由地，我关了你的站，是允许你出来说话地。btchina站长也真是郁闷，作为一个普通站长，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能说什么，中共又可以让他说什么，被人拿走了吃饭的家伙，还的说人家做的对，人家做的好，那句委婉的话：“个人站长将要完结”表达了个人无限的愤怒与悲哀！一个活生生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正在中共政府所谓的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的领导下发生！
网络杀人之二：封锁七宗罪
这个疯狂的近乎变态的所谓领导政府告诉了我们答案：
第一步：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所有在中国的网站要想开通，必须进行域名备案。填写你的详细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你这个网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你。这是要警告你：要做网站，你的网站就不能有一点与中共对立的信息，否则我马上就可以收拾你。删除信息，罚款，拘捕，扣押，坐牢，依据你网站信息给你定不同的罪。
第二步：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网站必须放在服务器中才可以访问，在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做服务器机房的，你也不可能24小时不停地开着电脑，那么所有网站全部是放在中共管控下建立的机房中的。你的网站有什么问题，甚至根本不用通知你，直接给服务器机房打个电话，你的服务器就被直接关掉了，不能访问了，没有任何理由。
第三步：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中共耗费巨资，开发了这个服务器拦截系统，给每个服务器都安装上，在每个机房都安装上，你的网站有什么所谓的非法信息，直接这个软件就进行拦截，强制用户不能访问这个页面，并且弹出来一个窗口，告诉你页面有非法信息已被拦截，这个页面正常是关闭不掉的，你得点击这个页面的确定按钮才可以关闭，但是当你点击确定按钮的时候，整个浏览器都会关闭，就是说如果此时你也同时在浏览其他网站，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关掉，并且会把你的电脑的ip地址自动记录下来，那么以后这个ip就可以成为监控的重点。通过这个ip，就可以找到你家。
第四步：杀毒软件被和谐
其实国内的所谓杀毒软件，瑞星，金山，360等，都是已经被处理过的软件了。本来是杀除病毒的软件，是防护个人电脑用的，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却成了监控软件。你要访问什么信息，尤其是敏感的信息，杀毒软件是可以监控的，它会后台把你的信息传送给终端服务器，告诉中共你的电脑访问了中共管控的页面。如果你被作为监控对象，杀毒软件甚至会把你电脑里的其他信息悄悄地传给中共的管控服务器，这样中共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脑里都存放着什么文件，从而决定是不是应该抓捕你，而这一切都是你不知道的情形下进行的，
放弃国内杀毒软件吧，他们已经成为中共奴化网民的一个帮凶。
第五步：绿坝监控的上线
国内被人人唾骂的绿坝，竟然是复制别人的软件拿过来用，国外公司开发这个产品，本来是用作局域网或公司内部的网络控制的，这个神奇的国度，政府就在堂而皇之地进行山寨。而且还用在了15亿人的互联网上，作为中国人，我们是该喜还是该悲？绿坝实际上是杀毒软件一个升级产品，基本核心就是拦截敏感信息，与杀毒软件悄悄传递信息相比，绿坝则是明着就设置上万个所谓的非法信息关键字，只要你上网，那么你的一切信息等于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比杀毒软件更变态，而且绝对是一个病毒系统，如果你用国外的杀毒软件，那么100%绿坝会被认为是病毒，因为它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大量信息给中共，指望一个病毒软件来拦截病毒，是不是很可笑。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电脑的更新换代你很快地，那么中共强制所有生产电脑的企业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就预先装好绿坝，中共这次还真是服务周到，替老百姓都事先想好了，做好了，美其名曰你看人家共产党，把杀毒软件都免费给你装好了，电脑买回家，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多体贴民心啊。这样的电脑买回去，真是谁用谁倒霉。在国人一致的强烈抵抗下，绿坝告一段落了，可是毕竟有那么一批产品被强制装上绿坝了，而且删也删不掉，人家说了：我就是要监控到底。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变态的政府一撒欢，又重新另起一个名字，叫什么红坝，王八什么地，又把这个软件给抬出来了。
第六步：网站管理员制度
有多少人有过郁闷的被删贴的事情？光靠软件的控制中共认为是不够地，人，信息总是变化地，那么人力管控网络就是最实惠的了，看看各大门户网站吧，新闻都是审查制的，也就是说你在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的大网站所看到的最新信息，都是编辑审核的，遇到一些重大信息，涉及重要事件或领导人的信息，直接就是中共审核的。把文章交给中共，中共告诉你可以发你才可以发布，中共说不可以你就不能发。大多数人是相信门户的权威性的，可悲的是这个所谓的国内的门户，其实都是已经被和谐的门户。你所看到的貌似批评或中立的言论，只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角色，或者是中共有意抛出的信息，目的是让你感觉门户言论很自由，大家可以随便对热门事件讨论，不明事理的人整天热衷于去各大门户讨论热门话题，跟帖都是好几千甚至几万，十几万人，网络真是活跃，中国老百姓真是自由啊，不信的话发个讨论领导人的帖子，如果再带点批评的态度，马上删你帖!
越是门户网站，越是热门话题，人工管控的力度越大，专门的审查人员是24小时在线的，现在的一些门户，审查人员比正常的编辑人员还多，悲哀啊！
第七步：万恶的防火墙
臭名昭著的金盾计划，只不过是中共不惜血本造就的一个防火墙，更为具体的措施是封锁世界范围内的ip地址，中国人是悲哀的，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中共人可以看到的国外网站的数量，占整个国外网站数量的10%还不到，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国外网站都是被禁止访问的，不管这些网站是否有与中共不和谐的因素，90%以上的国外网站中国人是看不到地。在海底光缆防火墙和域名dns解析上就已经封掉了大部分网站。一些被灌迷魂汤的中国人，满心以为现在中国网络很发达了，随时都可以访问国外了，太幼稚了！
在这个从出身就已经是满手血腥的政党手里，你的智商太低了！
在一个积累了几十年斗争经验的阴谋家眼里，你就是一根葱！
七宗罪，终会有审判的那一天！
用现今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地！”
再做恶，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连2代都没有传下去不是让他灭了吗？
这样肆意为祸15亿中国人，萨斯是前兆，现在的H1N1才刚刚开始！
网络杀人之三：中共妄图打造世界最大局域网
网络的本意是什么：互联网。即通过网络可以访问世界的任何地方，了解世界的任何信息。
局域网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区域的网站，它是只可以本区域的人可以访问特定的信息，而外界是无法与你分享信息，同时区域内的人与外界传递信息也是受控制的，叫你访问网络，你可以访问，不叫你访问，你是上不了网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不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也是可控制的，你上网看了什么网站，管理员也是可以看到地，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任何与网络的行为都是被监控地，你没有任何的权利或隐私可以保留。
但是中共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创造一个21世纪的奇迹：打造世界最大的局域网。
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西方人听到这个，绝对会以为是天方夜谭，15亿人的网络，怎么可能？
那中共是怎么做的呢？
通过前面的七宗罪，
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杀毒软件被和谐，
绿坝监控的上线，
网站管理员制度，
万恶的防火墙
通过这一系列的封锁方式，已经截断了大多数人的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对于中共来说，这远远不够，要做就要做得更绝，更彻底。
通过拦截是前提，有了前提，就把中国人圈在了圈里头，在这个圈里面，中共拿起了自己的骗人的鬼把戏。
中国人上网都去哪里，差不多的都是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吧
网络发展到今天，信息量是越来越大，于是有了搜索引擎，最大的赢家是百度。连门户网站都没有百度的流量大。但是你知道百度私底下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吗？
百度贴吧，恐怕没有几个上网的不知道的吧。一件最简单的事，5.12大地震，百度贴吧地震吧一度关闭，为什么？中共在恰当的时机会告诉你你可以看到什么信息，你不可以看到什么信息。
还是回到百度引擎问题，百度2009年12月1日推出了其所谓的凤巢计划，其实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广告系统，但是这个凤巢计划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是百度的站内计划。
是中共的局域网计划！
别忘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站其实都是中共的奴隶，否则中共根本不可能让你做大。只不过百度比其他网站更孙子而已。
百度有着国内最大的用户和浏览量，当然中共不会放过这个地方，在百度，你是很难搜索到涉及敏感信息的内容地，这样截断了很多人获知事件真实原因的渠道。不过要搜索黄色色情信息，倒是相对蛮容易的，百度替中共它老人家告诉我们：黄色没关系，越黄越好，沉迷色情无所谓，只要不违反共产党就好。
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凤巢计划，我倒是更倾向于叫它鸡窝计划。细心的人没有看出问题来吗？现在百度搜索的第一个页面，一般是有10个网站可供用户选择点击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大多数关键词搜索以后，第一页的10个网站中，至少有6个是百度自己的站，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图片，百度视频，百度娱乐，百度mp3，都是百度自己的产品，更有甚者，搜索第一页10个全是百度自己的站内信息。大多数人搜索关键词都是点击第一页的网页的，很少一部分才会去点击第2，3页以后的网站，那么当第一页几乎都是百度自己的网站是，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用户获取信息基本都是在百度一个网站转来转去！
因为你在百度搜索信息，至少有50%以上的几率你点的都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下百度高兴了，流量用户都来我这里了，我的广告可真是赚钱啦，中共更高兴了，与其管理那么多站太麻烦，不如管理百度一个站，况且这几年以来百度在信息控制方面做得还是很让中共满意的，像这样的奴才也是很难得地，要大力扶植。想当然地，在配合12月1日百度鸡窝计划的实行后，12月5日，中共开始了上面的大规模的封杀网站计划，把所有的个人网站统统封杀掉，逼着个人全部关站，那么用户获取渠道的方式只有2个：
一个是门户网站，那是一个被和谐，被整理后的地方，况且一堆审查人员，中共是放心地。
二是搜索引擎，当用户在门户网站找不到一些信息时，这时自然而然就想起来引擎。当然大部分人会用百度，因为百度在国内占据了70%以上的搜索份额。一用百度，那么至少首页基本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内内容，一个网站控制信息就容易的多，那么如果首页10个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又有点说不过去，太不地道了，怎么办呢？百度再把其他的门户网站的信息提到首页上来，这样首页一半全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个站是中共掌控的站，是不用担心地，另一半是门户网站的页面，是被和谐的，中共也不用担心，
有了以上的做法，大部分人看到的就都是管控以后看到的信息了，任何所谓的敏感信息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个人网站主要的流量都来源于百度，百度不给你首页排名，把你排到第2页，第3页，甚至十几页以后去，没有人会去点击那里的，个人网站没有了流量也就没有了收入，那么自然网站就做不下去了。再加上中共在旁边威逼，我今天关一个机房，明天关几百个服务器，整天担惊受怕的个人站长，有几个能撑的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络只剩下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天下一切太平，再也看不到所谓的不和谐因素。
最后中共对世界宣称：我们的网络是自由的!
一个畸形的互联网诞生了！
拥有2亿网络用户的15亿中国人，被中共悄悄地圈进了世界范围最大的局域网内！
网络杀人之四：草泥马和灭绝师太
草泥马是中国网民在这种极端的管控之下所发表的新名词，委婉地表达了网民对政府极端限制言论的强烈不满。
灭绝师太则是武侠小说中阴狠毒辣，赶尽杀绝的代名词，用来形容中共是最恰当不过了。
经过了各种封锁，再加上目前中共变态的局域网计划，中国的网络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可以预见的是，灭绝师太不是白给的！
下一步，中共开始考虑从域名下手了。
因为国内封锁的日趋严重，使得很多站长在国内根本无法存在，于是大量的站长把站迁往国外。中共当然不会忘记赶尽杀绝的本事，你站在国外，以为我就管不了你了吗？至少多数网站用的域名都是国内注册商。那好，我从注册商下手。我不让域名向国外解析，那么即使你网站放在国外，没有域名的生效，你也是无法访问的。这样你站放国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或者干脆上一个域名审查系统，与网站备案系统挂钩，域名指向网站不在国内的一律不准注册，不准生效。
有人可能会想，那我就用国外域名。出发的愿望是好地，中国的站长是善良地，辛苦做站本就不容易，但是一是国外域名注册语言不通，注册和支付都是很麻烦，而且别忘了，还有百度这样的帮凶在捣乱。
百度现在已经配合中共开始了收录审查机制，那就是自动检查网站是否备案，如果没有备案的网站百度是不会收录的，那么你用国外域名和空间，肯定是无法备案的，百度也不会收录你的网站，毕竟大多数网站还是要靠百度来的流量才能生存下去，那么百度中没有你的网站，网站所需要的流量和人气就完全断绝了，做网站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草泥马----将会成为中共广大站长对中共每天的问候常用词。
或许中共会因为民众的反对而暂时暂停，但是回想中国网络发展的10年，控制是一步一步地升级，直到现在已经到疯狂的地步。给中共机会是懦弱者的心理自我安慰，抱着幻想是被洗脑后的愚笨，期待上层改良是无知的表现，那个以封锁闻名的金盾工程，不就是江老头子的儿子一手搞出来的玩意吗？
“天欲使其灭，必先使其狂”一个政府，宁可要砸掉与网络有关的几千万老百姓的饭碗，也要推行他所谓的监控计划。不惜毁掉全国所有的网络，他的奴化政策已经失去理智。
老百姓活在这个国度里，他的命比纸还轻！
网络杀人之五：阴险的自我陶醉
网络似乎成为人们讨论的集散地，每有热门事件发生，网络总是讨论地热火朝天，要知道，生活在一个极权统治下的社会，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是中共认可的产物。
就拿最近网络热门的电视剧《蜗居》，表面上看来说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买房难，老百姓买不起房，生活贫苦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是真实的目的呢？
只不过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产物。
片中没有提到具体是哪个城市，但是台词中的“你的老家有明珠塔吗？”等很隐晦地告诉我们那是上海，还有那个秘书的车号，让我们想起了上海首富周正毅那个时期上海市秘书的车号，海藻的老板，不就是周正毅的另一个化身吗？周正毅不就是以房地产起家的吗？一切都联系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被人刻意安排好了，《蜗居》的出现和热门，只不过是背后推手借此来打击上海帮而已。
《蜗居》又遭禁播，网络又是随处可见，其实都是中共高层内斗，权利制衡的产物。
网络已经被作为一个媒介，当多数人陶醉于电视剧的真实，感慨很多年没有这么畅快的表现真实的影视作品的时候，感慨中共言论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地了解事件本身背后的原因呢。
除了突发性事件，有哪个事件不是中共默许或精心炮制的版本，前几年的任长霞，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安局长，为什么全国会大吹大擂，网络更是歌功颂德，一片赞扬之声，就连平时对公安恨的咬牙切齿的人也感叹是难得一见的好官。那么真实的任长霞是什么样？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她任上被判刑的法轮功很多，因为她积极地镇压法轮功，所以才当上了公安局长。是一个踩着别人尸骨来捞取政治前途的卑鄙小人。任长霞出事了，是怎么死的，是车祸死的！不是劳累而出车祸地，而是在酒店招呼一堆客人，喝多了出车祸死的，一个车上4个人，为什么就任长霞死了，别人都没有死？老天有眼那，她欠法轮功的债太多了，阎王来要命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人，网络为什么会广泛宣传呢，一方面是要告诉中国老百姓，中国还是有好官的，警察中还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活雷锋地，共产党一贯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终身的，不惜劳累致死也是愿意的。中国这么大，反正没人知道任长霞是谁，况且已经死了，拿死人说话是最保险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我说你是先进，你就是先进，我说你是楷模，你就是楷模，我说你是为人民劳累而死，你就是雷锋。
另一方面，也是中共不会公布的原因，就是公安内部传开了，知道她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过头了，老天不干了来收命来了，所以公安内部人人自危，因为大家都怕老天来索命，都不敢像以前那样迫害法轮功了，中共一向把法轮功作为敌对的首要分子，公安是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公安都不镇压了，那怎么办？于是中共大肆宣传任长霞，歌功颂德，追加称号，给家属利益安排，现金抚恤，其实是做给其他公安看的，意思是你帮我镇压法轮功，你是有好处的，共产党是管你地。
其实聪明的人不用想，看看你身边的公安，如果有一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不贪不祸害老百姓的，而且还可以爬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的，你都可以把上面的言论推翻，一个纯粹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贪，不向领导送礼的，有可能升官吗，有可能爬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上去吗？
中共的愚民政策，令多少人自我陶醉。
打劫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地，这句流行的电影广告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如果把打劫与小偷结合在一起，偷偷摸摸地做强盗，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
阿波罗网来稿首发 http://www.aboluowang.com
不用好奇，中共正在网络给你上演一部真实版本。
以往的经验，一般到敏感时期，中共都会进行网络严加管控，比如开会期间，奥运期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7.22法轮大法被迫害，西藏,六四等，中共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管控网络，关闭所有可交流的论坛，关停任何他认为有丝毫影响的网站，尤其是前一阵，对动态网，自由门等翻墙软件的封锁，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曾一度使各种翻墙，代理方式失效，妄图把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
2009年12月5日，中共学聪明了，不在这些敏感日突然的加剧封锁了，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世界谴责他的不法行径，于是在这个似乎不是敏感日的时间，中共悄悄地干起来老本行。
看看他的手段吧：
短短的几天时间，全国保守估计有一万台以上的服务器被关闭，设计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目前已知部分被封锁机房列表：
上海怒江移动
上海漕河泾网通
上海漕宝路电信
上海外高桥机房
浙江金华电信
浙江金华网通
浙江嘉兴电信
浙江绍兴电信
浙江温州电信
浙江湖州新联通双线机房
江西景德镇电信
江西南昌，
江苏省无锡电信机房
江苏常州电信机房
江苏扬州电信机房
江苏镇江电信机房
安徽合肥电信机房
北京亦庄网通机房
河南洛阳网通双线
河南开封机房
河南郑州机房
河南景安机房
河南许昌网通机房
河北网通
河北廊坊电信机房
陕西西安
湖南长沙电信
首当其冲的是国内最大的共享下载网站btchina，为什么关闭btchina。不会是版权问题吧，你认为中共重视版权吗，这是个盗版的国度，单只是盗版，没必要管你，全国都这样，假名牌，假货，假包装，这是这个特色国度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要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bt共享，既然是共享，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内容，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内容，被人看到是不好地，所以才要封杀，btchina负责人其实是个个人站长，对于这件事情，不无悲壮的出来发表声明：今后个人站长将要完结。有谁知道他这句话之后的含义，一下子封杀几十万个网站，不免还是有些动静地，虽然是悄悄地封杀，普通民众是不知道地，这比起 堂而皇之地在敏感日封锁，手段更卑劣，让大多数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截断你的信息获取来源，中共政府把民众像面团一样捏，要你方你就方，要你圆你就圆，玩你没商量。
但至少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在业界是有大动静地。中国现在有几百万个个人网站，几千万与网络相关的从业人员，这次事件明显涉及了这些人的根本问题：网站被封杀了，以后靠什么活？
为了给这些人一个交代，那么就得请出代表性的人物，btchina，个人网站中算是够大的吧，在门户网站新浪给你一个专访，让你表示支持政府行为，让其他所有站长都看看，政府还是关心大家地，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政府是讲道理地，是允许言论自由地，我关了你的站，是允许你出来说话地。btchina站长也真是郁闷，作为一个普通站长，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能说什么，中共又可以让他说什么，被人拿走了吃饭的家伙，还的说人家做的对，人家做的好，那句委婉的话：“个人站长将要完结”表达了个人无限的愤怒与悲哀！一个活生生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正在中共政府所谓的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的领导下发生！
网络杀人之二：封锁七宗罪
这个疯狂的近乎变态的所谓领导政府告诉了我们答案：
第一步：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所有在中国的网站要想开通，必须进行域名备案。填写你的详细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你这个网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你。这是要警告你：要做网站，你的网站就不能有一点与中共对立的信息，否则我马上就可以收拾你。删除信息，罚款，拘捕，扣押，坐牢，依据你网站信息给你定不同的罪。
第二步：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网站必须放在服务器中才可以访问，在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做服务器机房的，你也不可能24小时不停地开着电脑，那么所有网站全部是放在中共管控下建立的机房中的。你的网站有什么问题，甚至根本不用通知你，直接给服务器机房打个电话，你的服务器就被直接关掉了，不能访问了，没有任何理由。
第三步：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中共耗费巨资，开发了这个服务器拦截系统，给每个服务器都安装上，在每个机房都安装上，你的网站有什么所谓的非法信息，直接这个软件就进行拦截，强制用户不能访问这个页面，并且弹出来一个窗口，告诉你页面有非法信息已被拦截，这个页面正常是关闭不掉的，你得点击这个页面的确定按钮才可以关闭，但是当你点击确定按钮的时候，整个浏览器都会关闭，就是说如果此时你也同时在浏览其他网站，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关掉，并且会把你的电脑的ip地址自动记录下来，那么以后这个ip就可以成为监控的重点。通过这个ip，就可以找到你家。
第四步：杀毒软件被和谐
其实国内的所谓杀毒软件，瑞星，金山，360等，都是已经被处理过的软件了。本来是杀除病毒的软件，是防护个人电脑用的，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却成了监控软件。你要访问什么信息，尤其是敏感的信息，杀毒软件是可以监控的，它会后台把你的信息传送给终端服务器，告诉中共你的电脑访问了中共管控的页面。如果你被作为监控对象，杀毒软件甚至会把你电脑里的其他信息悄悄地传给中共的管控服务器，这样中共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脑里都存放着什么文件，从而决定是不是应该抓捕你，而这一切都是你不知道的情形下进行的，
放弃国内杀毒软件吧，他们已经成为中共奴化网民的一个帮凶。
第五步：绿坝监控的上线
国内被人人唾骂的绿坝，竟然是复制别人的软件拿过来用，国外公司开发这个产品，本来是用作局域网或公司内部的网络控制的，这个神奇的国度，政府就在堂而皇之地进行山寨。而且还用在了15亿人的互联网上，作为中国人，我们是该喜还是该悲？绿坝实际上是杀毒软件一个升级产品，基本核心就是拦截敏感信息，与杀毒软件悄悄传递信息相比，绿坝则是明着就设置上万个所谓的非法信息关键字，只要你上网，那么你的一切信息等于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比杀毒软件更变态，而且绝对是一个病毒系统，如果你用国外的杀毒软件，那么100%绿坝会被认为是病毒，因为它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大量信息给中共，指望一个病毒软件来拦截病毒，是不是很可笑。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电脑的更新换代你很快地，那么中共强制所有生产电脑的企业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就预先装好绿坝，中共这次还真是服务周到，替老百姓都事先想好了，做好了，美其名曰你看人家共产党，把杀毒软件都免费给你装好了，电脑买回家，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多体贴民心啊。这样的电脑买回去，真是谁用谁倒霉。在国人一致的强烈抵抗下，绿坝告一段落了，可是毕竟有那么一批产品被强制装上绿坝了，而且删也删不掉，人家说了：我就是要监控到底。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变态的政府一撒欢，又重新另起一个名字，叫什么红坝，王八什么地，又把这个软件给抬出来了。
第六步：网站管理员制度
有多少人有过郁闷的被删贴的事情？光靠软件的控制中共认为是不够地，人，信息总是变化地，那么人力管控网络就是最实惠的了，看看各大门户网站吧，新闻都是审查制的，也就是说你在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的大网站所看到的最新信息，都是编辑审核的，遇到一些重大信息，涉及重要事件或领导人的信息，直接就是中共审核的。把文章交给中共，中共告诉你可以发你才可以发布，中共说不可以你就不能发。大多数人是相信门户的权威性的，可悲的是这个所谓的国内的门户，其实都是已经被和谐的门户。你所看到的貌似批评或中立的言论，只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角色，或者是中共有意抛出的信息，目的是让你感觉门户言论很自由，大家可以随便对热门事件讨论，不明事理的人整天热衷于去各大门户讨论热门话题，跟帖都是好几千甚至几万，十几万人，网络真是活跃，中国老百姓真是自由啊，不信的话发个讨论领导人的帖子，如果再带点批评的态度，马上删你帖!
越是门户网站，越是热门话题，人工管控的力度越大，专门的审查人员是24小时在线的，现在的一些门户，审查人员比正常的编辑人员还多，悲哀啊！
第七步：万恶的防火墙
臭名昭著的金盾计划，只不过是中共不惜血本造就的一个防火墙，更为具体的措施是封锁世界范围内的ip地址，中国人是悲哀的，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中共人可以看到的国外网站的数量，占整个国外网站数量的10%还不到，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国外网站都是被禁止访问的，不管这些网站是否有与中共不和谐的因素，90%以上的国外网站中国人是看不到地。在海底光缆防火墙和域名dns解析上就已经封掉了大部分网站。一些被灌迷魂汤的中国人，满心以为现在中国网络很发达了，随时都可以访问国外了，太幼稚了！
在这个从出身就已经是满手血腥的政党手里，你的智商太低了！
在一个积累了几十年斗争经验的阴谋家眼里，你就是一根葱！
七宗罪，终会有审判的那一天！
用现今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地！”
再做恶，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连2代都没有传下去不是让他灭了吗？
这样肆意为祸15亿中国人，萨斯是前兆，现在的H1N1才刚刚开始！
网络杀人之三：中共妄图打造世界最大局域网
网络的本意是什么：互联网。即通过网络可以访问世界的任何地方，了解世界的任何信息。
局域网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区域的网站，它是只可以本区域的人可以访问特定的信息，而外界是无法与你分享信息，同时区域内的人与外界传递信息也是受控制的，叫你访问网络，你可以访问，不叫你访问，你是上不了网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不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也是可控制的，你上网看了什么网站，管理员也是可以看到地，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任何与网络的行为都是被监控地，你没有任何的权利或隐私可以保留。
但是中共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创造一个21世纪的奇迹：打造世界最大的局域网。
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西方人听到这个，绝对会以为是天方夜谭，15亿人的网络，怎么可能？
那中共是怎么做的呢？
通过前面的七宗罪，
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杀毒软件被和谐，
绿坝监控的上线，
网站管理员制度，
万恶的防火墙
通过这一系列的封锁方式，已经截断了大多数人的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对于中共来说，这远远不够，要做就要做得更绝，更彻底。
通过拦截是前提，有了前提，就把中国人圈在了圈里头，在这个圈里面，中共拿起了自己的骗人的鬼把戏。
中国人上网都去哪里，差不多的都是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吧
网络发展到今天，信息量是越来越大，于是有了搜索引擎，最大的赢家是百度。连门户网站都没有百度的流量大。但是你知道百度私底下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吗？
百度贴吧，恐怕没有几个上网的不知道的吧。一件最简单的事，5.12大地震，百度贴吧地震吧一度关闭，为什么？中共在恰当的时机会告诉你你可以看到什么信息，你不可以看到什么信息。
还是回到百度引擎问题，百度2009年12月1日推出了其所谓的凤巢计划，其实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广告系统，但是这个凤巢计划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是百度的站内计划。
是中共的局域网计划！
别忘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站其实都是中共的奴隶，否则中共根本不可能让你做大。只不过百度比其他网站更孙子而已。
百度有着国内最大的用户和浏览量，当然中共不会放过这个地方，在百度，你是很难搜索到涉及敏感信息的内容地，这样截断了很多人获知事件真实原因的渠道。不过要搜索黄色色情信息，倒是相对蛮容易的，百度替中共它老人家告诉我们：黄色没关系，越黄越好，沉迷色情无所谓，只要不违反共产党就好。
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凤巢计划，我倒是更倾向于叫它鸡窝计划。细心的人没有看出问题来吗？现在百度搜索的第一个页面，一般是有10个网站可供用户选择点击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大多数关键词搜索以后，第一页的10个网站中，至少有6个是百度自己的站，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图片，百度视频，百度娱乐，百度mp3，都是百度自己的产品，更有甚者，搜索第一页10个全是百度自己的站内信息。大多数人搜索关键词都是点击第一页的网页的，很少一部分才会去点击第2，3页以后的网站，那么当第一页几乎都是百度自己的网站是，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用户获取信息基本都是在百度一个网站转来转去！
因为你在百度搜索信息，至少有50%以上的几率你点的都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下百度高兴了，流量用户都来我这里了，我的广告可真是赚钱啦，中共更高兴了，与其管理那么多站太麻烦，不如管理百度一个站，况且这几年以来百度在信息控制方面做得还是很让中共满意的，像这样的奴才也是很难得地，要大力扶植。想当然地，在配合12月1日百度鸡窝计划的实行后，12月5日，中共开始了上面的大规模的封杀网站计划，把所有的个人网站统统封杀掉，逼着个人全部关站，那么用户获取渠道的方式只有2个：
一个是门户网站，那是一个被和谐，被整理后的地方，况且一堆审查人员，中共是放心地。
二是搜索引擎，当用户在门户网站找不到一些信息时，这时自然而然就想起来引擎。当然大部分人会用百度，因为百度在国内占据了70%以上的搜索份额。一用百度，那么至少首页基本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内内容，一个网站控制信息就容易的多，那么如果首页10个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又有点说不过去，太不地道了，怎么办呢？百度再把其他的门户网站的信息提到首页上来，这样首页一半全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个站是中共掌控的站，是不用担心地，另一半是门户网站的页面，是被和谐的，中共也不用担心，
有了以上的做法，大部分人看到的就都是管控以后看到的信息了，任何所谓的敏感信息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个人网站主要的流量都来源于百度，百度不给你首页排名，把你排到第2页，第3页，甚至十几页以后去，没有人会去点击那里的，个人网站没有了流量也就没有了收入，那么自然网站就做不下去了。再加上中共在旁边威逼，我今天关一个机房，明天关几百个服务器，整天担惊受怕的个人站长，有几个能撑的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络只剩下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天下一切太平，再也看不到所谓的不和谐因素。
最后中共对世界宣称：我们的网络是自由的!
一个畸形的互联网诞生了！
拥有2亿网络用户的15亿中国人，被中共悄悄地圈进了世界范围最大的局域网内！
网络杀人之四：草泥马和灭绝师太
草泥马是中国网民在这种极端的管控之下所发表的新名词，委婉地表达了网民对政府极端限制言论的强烈不满。
灭绝师太则是武侠小说中阴狠毒辣，赶尽杀绝的代名词，用来形容中共是最恰当不过了。
经过了各种封锁，再加上目前中共变态的局域网计划，中国的网络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可以预见的是，灭绝师太不是白给的！
下一步，中共开始考虑从域名下手了。
因为国内封锁的日趋严重，使得很多站长在国内根本无法存在，于是大量的站长把站迁往国外。中共当然不会忘记赶尽杀绝的本事，你站在国外，以为我就管不了你了吗？至少多数网站用的域名都是国内注册商。那好，我从注册商下手。我不让域名向国外解析，那么即使你网站放在国外，没有域名的生效，你也是无法访问的。这样你站放国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或者干脆上一个域名审查系统，与网站备案系统挂钩，域名指向网站不在国内的一律不准注册，不准生效。
有人可能会想，那我就用国外域名。出发的愿望是好地，中国的站长是善良地，辛苦做站本就不容易，但是一是国外域名注册语言不通，注册和支付都是很麻烦，而且别忘了，还有百度这样的帮凶在捣乱。
百度现在已经配合中共开始了收录审查机制，那就是自动检查网站是否备案，如果没有备案的网站百度是不会收录的，那么你用国外域名和空间，肯定是无法备案的，百度也不会收录你的网站，毕竟大多数网站还是要靠百度来的流量才能生存下去，那么百度中没有你的网站，网站所需要的流量和人气就完全断绝了，做网站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草泥马----将会成为中共广大站长对中共每天的问候常用词。
或许中共会因为民众的反对而暂时暂停，但是回想中国网络发展的10年，控制是一步一步地升级，直到现在已经到疯狂的地步。给中共机会是懦弱者的心理自我安慰，抱着幻想是被洗脑后的愚笨，期待上层改良是无知的表现，那个以封锁闻名的金盾工程，不就是江老头子的儿子一手搞出来的玩意吗？
“天欲使其灭，必先使其狂”一个政府，宁可要砸掉与网络有关的几千万老百姓的饭碗，也要推行他所谓的监控计划。不惜毁掉全国所有的网络，他的奴化政策已经失去理智。
老百姓活在这个国度里，他的命比纸还轻！
网络杀人之五：阴险的自我陶醉
网络似乎成为人们讨论的集散地，每有热门事件发生，网络总是讨论地热火朝天，要知道，生活在一个极权统治下的社会，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是中共认可的产物。
就拿最近网络热门的电视剧《蜗居》，表面上看来说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买房难，老百姓买不起房，生活贫苦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是真实的目的呢？
只不过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产物。
片中没有提到具体是哪个城市，但是台词中的“你的老家有明珠塔吗？”等很隐晦地告诉我们那是上海，还有那个秘书的车号，让我们想起了上海首富周正毅那个时期上海市秘书的车号，海藻的老板，不就是周正毅的另一个化身吗？周正毅不就是以房地产起家的吗？一切都联系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被人刻意安排好了，《蜗居》的出现和热门，只不过是背后推手借此来打击上海帮而已。
《蜗居》又遭禁播，网络又是随处可见，其实都是中共高层内斗，权利制衡的产物。
网络已经被作为一个媒介，当多数人陶醉于电视剧的真实，感慨很多年没有这么畅快的表现真实的影视作品的时候，感慨中共言论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地了解事件本身背后的原因呢。
除了突发性事件，有哪个事件不是中共默许或精心炮制的版本，前几年的任长霞，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安局长，为什么全国会大吹大擂，网络更是歌功颂德，一片赞扬之声，就连平时对公安恨的咬牙切齿的人也感叹是难得一见的好官。那么真实的任长霞是什么样？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她任上被判刑的法轮功很多，因为她积极地镇压法轮功，所以才当上了公安局长。是一个踩着别人尸骨来捞取政治前途的卑鄙小人。任长霞出事了，是怎么死的，是车祸死的！不是劳累而出车祸地，而是在酒店招呼一堆客人，喝多了出车祸死的，一个车上4个人，为什么就任长霞死了，别人都没有死？老天有眼那，她欠法轮功的债太多了，阎王来要命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人，网络为什么会广泛宣传呢，一方面是要告诉中国老百姓，中国还是有好官的，警察中还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活雷锋地，共产党一贯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终身的，不惜劳累致死也是愿意的。中国这么大，反正没人知道任长霞是谁，况且已经死了，拿死人说话是最保险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我说你是先进，你就是先进，我说你是楷模，你就是楷模，我说你是为人民劳累而死，你就是雷锋。
另一方面，也是中共不会公布的原因，就是公安内部传开了，知道她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过头了，老天不干了来收命来了，所以公安内部人人自危，因为大家都怕老天来索命，都不敢像以前那样迫害法轮功了，中共一向把法轮功作为敌对的首要分子，公安是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公安都不镇压了，那怎么办？于是中共大肆宣传任长霞，歌功颂德，追加称号，给家属利益安排，现金抚恤，其实是做给其他公安看的，意思是你帮我镇压法轮功，你是有好处的，共产党是管你地。
其实聪明的人不用想，看看你身边的公安，如果有一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不贪不祸害老百姓的，而且还可以爬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的，你都可以把上面的言论推翻，一个纯粹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贪，不向领导送礼的，有可能升官吗，有可能爬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上去吗？
中共的愚民政策，令多少人自我陶醉。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九）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 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 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 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 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 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 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 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 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 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 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 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 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 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 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 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 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 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 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 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 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 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 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 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 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 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 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 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 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 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 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 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 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 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 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 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 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 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 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 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 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 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岁，他谎报18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 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 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 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 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 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 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 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 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 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 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 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 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 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 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 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 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 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 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 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 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 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 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 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 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 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 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 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 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 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 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 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 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 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 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 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 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 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 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 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 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 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 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 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 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 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 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 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 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 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岁，他谎报18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 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 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 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 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 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 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 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 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重庆的文强同志将我党的反廉倡腐工作做到了极致
假如考你说：这个别墅的主人是谁？也许你会猜李嘉诚、霍英东吧？答错了。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敬爱的重庆市的司法局长文强同志。
明白了吧？小李小霍算老几呀？当香港的大亨哪里有做共产党的官好？文强同志仅仅不过是厅级干部而已，比他大的官多了去了。文强同志仅仅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就住上了价值三千万的别墅，豪华到吓死你们吧？老实告诉你们，在这个别墅里面陪伴文强同志的还有他的美丽动人的情人，你们叫做小三的。
不要少见多怪啊，文强同志在实践小邓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福起来”的指示而已。文强同志没有错的，错的是他的运气。怎么这么倒霉，让薄三儿抓到当向上爬的垫脚石了。否则他这辈子过的，还真是王公贵族的生活啊。
可这个国家已经被共产党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相信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孤立的一个特例，更不是一两个官员的特殊问题，而是一种现象。一旦全部揭露出来，也许就是共产党的末日来临了。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八）
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 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 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 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 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 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 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 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 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 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 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 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 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 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 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 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 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 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 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 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 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 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 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 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 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 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 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 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 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 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 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 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 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 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 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 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 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 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 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 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 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 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 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 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 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 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 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 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 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 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 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 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 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新闻评述：三鹿破产 结石患儿获赔无望
广州日报11月29日报道 备受关注的三鹿奶粉赔偿事件被画上句号，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记者昨天上午获悉，石家庄中院日前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中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昨天，首起结石患儿状告三鹿讨要赔偿的案件正式在法院开庭审理。
开庭伊始，作为主要赔偿责任方的三鹿代理人向法庭出具一份由石家庄中院作出的裁定书。其中表明，三鹿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经完成，法院裁定终结三鹿普通破产程序，并于即日起生效，落款日期为11月20日。
该裁定书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按照法律，企业宣告破产后，优先偿还的部分包括员工的工资和社保，此后是抵押债权，即如果有银行贷款，那么需要将抵押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拍卖后向银行还债。最后，才涉及到偿还普通债务，包括对患儿的赔偿部分。
破产企业需要按照上述顺序还债，但一旦财产用尽，债务尚未还清，法院在查明后便会裁定破产程序终结，未还债务一般也就不了了之。除非企业再度恢复生产，获得偿还能力，还债程序才有望再度启动。
据一直代理三鹿患儿索赔事项的彭剑律师介绍，三鹿在支付员工工资、社保以及将房产等拍卖还债后，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可支配。
博主评论：三鹿破产了，清算结束了，最后：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同时，三鹿的破产使所有的债权、债务完全结束了，有关这个公司的任何一切事务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被三鹿戕害的数十万孩子和家庭都白挨坑了，一分钱的赔偿都不会有了。
看到这则新闻，我的感受是：这是一个何等无耻的国家，一个何等无耻的执政党，一个何等无耻的政府，一个何等无耻的政权。
我试图在网上查找三鹿公司的公司性质，假如他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破产清算以后企业消失了，股东作为所有权人是不需要负连带责任的，那么说这话在字面上还是成立的。假如他不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则其所有权人必须有责任清偿一切债务。可惜三鹿的主页已经查不到了，应该是已经关闭了。
但是，结石宝宝们应该是还有一个途径寻求赔偿，那就是提起国家诉讼。告这个政府不作为，监管不力，令奶粉假蛋白问题长期恶化，因此令数十万儿童饱经苦难。可怜那些年幼的孩子,他们何辜之有?要遭受这样痛苦？可怜那些贫穷的家庭，环境哪怕稍微好一点的，都不会吃这样的廉价奶粉。
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地层的家庭，光是治疗费用已经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都无法承受了，后续的治疗怎么办？而政府竟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经济责任，不愿意负任何经济责任。仅仅是处理几个行政官员有什么用？其实即便状告政府也是没有用的，之前提起诉讼的家庭全部都不被法院受理了，这是共产党的行政命令。因为他们不愿意负任何经济责任，而法院本身就是他们家办的，说不受理就不受理了。有道理都没有地方说去。
而且那些结石宝宝的家长，凡是有意维权的，都饱受来自政府的压力，赵连海先生最近就被关押了。结石宝宝的家庭，基本上都来自社会底层。无权无势，太好欺负了。
这就是当今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何等无耻、何等黑暗、何等滥权。如同上周广州的天空，呈现一诡异的惨红色，仿佛已经快到世界末日了。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今是“共党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记者昨天上午获悉，石家庄中院日前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中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昨天，首起结石患儿状告三鹿讨要赔偿的案件正式在法院开庭审理。
开庭伊始，作为主要赔偿责任方的三鹿代理人向法庭出具一份由石家庄中院作出的裁定书。其中表明，三鹿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经完成，法院裁定终结三鹿普通破产程序，并于即日起生效，落款日期为11月20日。
该裁定书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按照法律，企业宣告破产后，优先偿还的部分包括员工的工资和社保，此后是抵押债权，即如果有银行贷款，那么需要将抵押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拍卖后向银行还债。最后，才涉及到偿还普通债务，包括对患儿的赔偿部分。
破产企业需要按照上述顺序还债，但一旦财产用尽，债务尚未还清，法院在查明后便会裁定破产程序终结，未还债务一般也就不了了之。除非企业再度恢复生产，获得偿还能力，还债程序才有望再度启动。
据一直代理三鹿患儿索赔事项的彭剑律师介绍，三鹿在支付员工工资、社保以及将房产等拍卖还债后，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可支配。
博主评论：三鹿破产了，清算结束了，最后：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同时，三鹿的破产使所有的债权、债务完全结束了，有关这个公司的任何一切事务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被三鹿戕害的数十万孩子和家庭都白挨坑了，一分钱的赔偿都不会有了。
看到这则新闻，我的感受是：这是一个何等无耻的国家，一个何等无耻的执政党，一个何等无耻的政府，一个何等无耻的政权。
我试图在网上查找三鹿公司的公司性质，假如他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破产清算以后企业消失了，股东作为所有权人是不需要负连带责任的，那么说这话在字面上还是成立的。假如他不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则其所有权人必须有责任清偿一切债务。可惜三鹿的主页已经查不到了，应该是已经关闭了。
但是，结石宝宝们应该是还有一个途径寻求赔偿，那就是提起国家诉讼。告这个政府不作为，监管不力，令奶粉假蛋白问题长期恶化，因此令数十万儿童饱经苦难。可怜那些年幼的孩子,他们何辜之有?要遭受这样痛苦？可怜那些贫穷的家庭，环境哪怕稍微好一点的，都不会吃这样的廉价奶粉。
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地层的家庭，光是治疗费用已经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都无法承受了，后续的治疗怎么办？而政府竟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经济责任，不愿意负任何经济责任。仅仅是处理几个行政官员有什么用？其实即便状告政府也是没有用的，之前提起诉讼的家庭全部都不被法院受理了，这是共产党的行政命令。因为他们不愿意负任何经济责任，而法院本身就是他们家办的，说不受理就不受理了。有道理都没有地方说去。
而且那些结石宝宝的家长，凡是有意维权的，都饱受来自政府的压力，赵连海先生最近就被关押了。结石宝宝的家庭，基本上都来自社会底层。无权无势，太好欺负了。
这就是当今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何等无耻、何等黑暗、何等滥权。如同上周广州的天空，呈现一诡异的惨红色，仿佛已经快到世界末日了。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今是“共党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七）
36，大出走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 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 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 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 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 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 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 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 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 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 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 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 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 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 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 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 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 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 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 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 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 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 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 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 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 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 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 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 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 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 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 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 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 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 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 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 以我想换船。
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 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 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 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 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 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 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 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 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 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 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 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 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 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 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 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在大海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来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 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 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 55位军官及 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 47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 688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
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名美国海军、1020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名中国平民— —18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 1190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在一九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 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 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 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 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
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 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 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 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 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 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 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 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 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 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 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 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 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 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 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 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 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 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 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 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 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 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 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 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 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 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 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 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 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 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 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 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 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 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 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 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 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 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 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 以我想换船。
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 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 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 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 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 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 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 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 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 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 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 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 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 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 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 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在大海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来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 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 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 55位军官及 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 47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 688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
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名美国海军、1020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名中国平民— —18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 1190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在一九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 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 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 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 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
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 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 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 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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