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十）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 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 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 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 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 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 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 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 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 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 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 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 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 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 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 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 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 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 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 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 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 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 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 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 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 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 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 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 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 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 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 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 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 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 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 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 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 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 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 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 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 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 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 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 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 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 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 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 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 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 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 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 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 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 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 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 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 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 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 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 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 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 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 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 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 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 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 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 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 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 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 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 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 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 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