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书生办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强加在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头上的一顶帽子。这四个字，从表面上看，轻飘飘的，含义不清，也不科学，还有点玩笑意味；但这个恶谥，却重如千钧，压得邓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最后顶着它离开报社。它也在我们所有编辑人员心上，长久地留下一团阴影、一道伤痕、一个无人回答的大问号：书生办报算什么罪名？书生，就是有学问、有专长、有较高的文体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由这样的党员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办报，有什么不好？三十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这顶帽子的虚妄和荒谬。这样，也就使我们更加怀念范长江、邓拓和其他一批先后为报纸作出各种贡献的“书生型”老同志，他们实在是党的思想战线上的瑰宝精英。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能对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先后故去的三位老领导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寄托忆念和哀思，写一写这三位书生是怎样办报的。
一
林淡秋同志到报社工作时，不过四十岁左右，经历过抗日根据地和白区长期的战斗生涯，具有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原是副总编辑，用现在惯用语，当是“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高干”了，但他活脱脱仍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书生气质。在和同事相处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摆首长架子那种低级趣味和官僚主义恶习。五十年代初期，报社办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个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领导的几个部门办公室之间，参加部门工作会谈，同有关编辑谈稿件，同编辑记者谈心。作为副总编辑，他不仅对主管的几个部进行从原则到具体的领导，而且自己提笔动手写重要社论、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采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尤其使编辑记者们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方面的教益，至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为了报纸的编辑和行政领导工作，这位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几乎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从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费在原稿、小样、大样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鬓发悄悄变白了，视力渐渐衰退了（到晚年发展为严重的白内障），但他总是孜孜不倦，终日辛劳，如一头老黄牛，很少为个人文学生涯的中断表示过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报纸文化宣传的那些年，思想战线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岖的险途。接二连三的批判，大都从文艺界发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阵阵暴风雨轰然而至，一次次使人们震愕、迷惘、惶惑。严峻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报社大院里来。淡秋同志的工作，正处于急剧变幻的漩涡中心。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却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被指责为“右倾”，被目为不可信任。
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他历来就对被某些人热衷计较的等级、职位之类淡如秋水，轻若浮云。而且他党性修养高，从不随便议论不该议论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讥评和责难时，他常常不置一辞，不计较个人荣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个热情豁达的人，和同志们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然而，当凌厉的风霜扑面而来的时日，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偶尔也会出现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点凄然。但我知道，这种时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内心的波澜，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经历过类似的难以平静也难以描述的波澜啊！但也许正是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招来自身的厄运，使某些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书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结果，比“秀才遇见兵”要坏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徐懋庸大量杂文的牵连（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终于调离报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学和省文联工作。我们一方面感到惆怅，另方面又为他宽慰。他终于归队了，回到文艺战线上了。他的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书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适应那种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环境呢？以后几年，他以大学校长和作家身份再来北京参加会议时，神情和心绪就迥若两人了。他会滔滔不绝地介绍浙江文艺界情况，纵谈大学文科教材的得失，讲到杭州大学有名的“三陈”（陈学昭、陈修良、陈企霞），尽管是上过报的“大右派”，但他还是请他们到大学里来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说话时神采飞扬，恢复了“左联”老作家的情态。
但他终于逃不脱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抛”了出来，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干将”、“三家村代理人”，从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由作者邓拓签名请“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话》，更使“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铁证，逼他交待参与“三家村”反党阴谋的罪行。于是，无休止的挂黑牌游街、揪斗会的消息，时有传来。我们实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躯，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带！
从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从杭州来的友人处听说他已从“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们事先给这位老领导去信，说我们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买好一瓶加饭酒放在家里等着了。难中重逢，分外亲切，他对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讲得很少，却向我们一一打听报社许多老同志，问老邓去世的详情，问胡绩伟、李庄的近况，有没有“解放”？有没有工作？问起文艺部的几乎每一个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淡秋虽已离开《人民日报》十多年，报社的许多同志都还在他的心上。
二
林淡秋领导文艺部工作时，文艺部主要负责人还有袁水拍，水拍是诗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向日葵》、《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他并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多愁善感、落拓不羁的诗人气派，相反，却更像一位拘谨谦恭的恂恂君子。“诗如其人”这句话，对他并不确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们都昵称他为“水老”，其实，他那时才过三十岁，却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为人处世，具有学者型的严谨风格。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的工作笔记最多最详细，连部里开工作会、党支部会、学习会，他都详细记录。尤其对来自领导部门、领导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办，不打折扣。即使做违心的事，写违心的文章，也极其虔诚、坚决。例如1951年报纸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旨意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要人民日报社派袁水拍带领一个“历史调查团”去武训故乡调查，名义上由他带队，实际上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团中操纵一切。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像推论。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报上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决定发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最初考虑用社论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决定署袁水拍个人名字。水拍再三恳求不署他个人名字，理由是此文从题目、内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请求未被批准，终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义发表了火药气很浓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弹，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据此在座谈会上对他个人进行猛烈攻击，口口声声“《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我看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情复杂，如同哑巴吃黄连一样。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战线的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从《人民日报》上打响第一炮。在硝烟弥漫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这个角色很不好当。但是水拍总是小心谨慎，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宣传任务。他总是坚决贯彻来自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执行，不打折扣，很有点雷厉风行的味道。但他同时仍然要以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同文艺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绷越紧的气氛中，要达到没有隔阂、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据我从旁观察，水拍在那个时期中，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长（那时不称“文艺局”）之后，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诚。文艺界朋友同他接触，不仅看到作为党报文艺宣传负责人的严肃，还有作为诗人的真情。有时，报上的言论和文艺批评，未必符合实际，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们还是能予以谅解。严厉批判不会由他发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负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们惯常说的：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书册中黯然无光的章节，好些熟识的同志都为他惋惜、慨叹，正应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句老话。
粉碎江青一伙以后，他在悒郁愧悔中过了几年，直到病逝。那几年中，他还时而给我和副刊主编姜德明来信，对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见，仍似他以前看大样时一样。
三
1960年，袁水拍调到中宣部以后，陈笑雨同志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报社担任文艺部主任。那正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误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文艺政策自然也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笑雨一上任就面临贯彻文艺政策调整的宣传任务。他富有组织才能和领导工作经验，出题目、约作者、举行座谈会收集意见，都井井有条，逐步落实。更由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是初步，但毕竟合乎文艺界民心，所以得到热烈的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报社文艺评论数量多、水平高，反映了当时努力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的盎然春意。比如，在文艺评论版用显著地位和相当多篇幅高度评价新编戏曲《李慧娘》，评论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都是过去不可能做到的。笑雨本人是文艺评论家，是行家里手，他自己也常动笔，写出见解鲜明、说理透彻的评论。有些观点，以今天的标准看，未必有多少出奇之处，但在六十年代初，却需要一点胆识。当时评论界盛行为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意贴上“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标签，他却热情称赞《朝阳花》有“革命的人情味”；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宣传画《我们爱阿姨》写篇短文，题目就叫《崇高的母爱》，肯定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在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大写十三年”的喧嚣声中，他在文艺评论版上同这种“左”的谬论针锋相对，发了一系列文章，评论电影《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长篇小说《红岩》和其他反映“十三年”以前时代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澄清了是非界限。
也是在政策调整、思想活跃的背景下，报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笑雨同我们商量，学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形式，约请夏衍、廖沫沙、唐、吴晗、孟超五位老作家合作撰写，从1962年5月到12月，一共发表了三十多篇。它们针对当时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从不同侧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不正之风，提出一针见血而又与人为善的抨击和批评。当时笑雨拟定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四条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长知识。这四条，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显示它的深刻性和正确性。然而，“文革”恶风一起，《长短录》就被林彪、江青一伙的御用刀笔吏点名，判定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笑雨同那五位作者同时陷入罗网，而且竟被迫害致死。
1966年8月24日，报社大楼中突然刮起一阵揪斗殴打“黑帮”的恶风。笑雨已于前一年以“不适合在报社工作”为借口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报社，每天在办公室写罪行交代材料。那时我也已经靠边检查，每天走过他坐着的办公室，总见他有时伏案疾书，有时双臂支撑双颊，望着室外沉思。他确实在认真地检查在文艺宣传上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是，“造反派”们不满意，认为他回避“利用《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这个“要害”，因而时时呵斥他态度不老实。那天下午，他和其他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跪在台上，一批人围住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满楼乱哄哄，有的狂喊乱叫、有的挟嫌泄愤、有的幸灾乐祸。但也有不少同志义形于色，满怀激愤，却被阻于人墙之外，无能为力。这样闹到晚上十时左右才告结束。台上台下的人也悄悄离去。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的水塘边，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给他的夫人黄寅留下一张十二个字的纸条：“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今天读它，仍令人酸鼻。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蒙受浩劫的十年中普通的一天。就在同一个黑暗的深夜，老舍先生自沉于京城的另一片水面太平湖。
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文艺部许多老编辑都难以忘怀那十几年岁月，至今闲谈起来，虽如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三位是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评论家和杂文家，都具有书生气质和文人丰采，作风各有不同，秉性也有差异，但对工作都是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不敢有所逾越。尤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文艺部领导人，又处在极其敏感，极其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漩涡中心，他们经常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感，光风霁月中不免要出现些冷色，也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印记吧。那十多年中，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艺部全体人员团结友爱，群策群力，相互支持，通力合作。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几次政治运动，先后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但多数时日，是友好、宽松、和谐、融合的。这不能不说同这三位书生领导的品格、作风有关。他们都热情鼓励大家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编辑人员有计划地钻研文艺理论。陈笑雨还在部内实行编辑每人每年有一个月读书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同志业余创作和研究，使同志们都感到如坐春风、深受教益。至于我个人，十多年中先后朝夕相处，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后辈同行，得到的帮助和教育更多些。十年动乱后，受命接班，努力跟前人的脚印走，只是限于水平，力不从心，至今长怀愧疚之情。
“书生办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强加在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头上的一顶帽子。这四个字，从表面上看，轻飘飘的，含义不清，也不科学，还有点玩笑意味；但这个恶谥，却重如千钧，压得邓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最后顶着它离开报社。它也在我们所有编辑人员心上，长久地留下一团阴影、一道伤痕、一个无人回答的大问号：书生办报算什么罪名？书生，就是有学问、有专长、有较高的文体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由这样的党员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办报，有什么不好？三十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这顶帽子的虚妄和荒谬。这样，也就使我们更加怀念范长江、邓拓和其他一批先后为报纸作出各种贡献的“书生型”老同志，他们实在是党的思想战线上的瑰宝精英。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能对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先后故去的三位老领导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寄托忆念和哀思，写一写这三位书生是怎样办报的。
一
林淡秋同志到报社工作时，不过四十岁左右，经历过抗日根据地和白区长期的战斗生涯，具有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原是副总编辑，用现在惯用语，当是“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高干”了，但他活脱脱仍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书生气质。在和同事相处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摆首长架子那种低级趣味和官僚主义恶习。五十年代初期，报社办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个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领导的几个部门办公室之间，参加部门工作会谈，同有关编辑谈稿件，同编辑记者谈心。作为副总编辑，他不仅对主管的几个部进行从原则到具体的领导，而且自己提笔动手写重要社论、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采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尤其使编辑记者们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方面的教益，至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为了报纸的编辑和行政领导工作，这位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几乎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从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费在原稿、小样、大样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鬓发悄悄变白了，视力渐渐衰退了（到晚年发展为严重的白内障），但他总是孜孜不倦，终日辛劳，如一头老黄牛，很少为个人文学生涯的中断表示过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报纸文化宣传的那些年，思想战线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岖的险途。接二连三的批判，大都从文艺界发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阵阵暴风雨轰然而至，一次次使人们震愕、迷惘、惶惑。严峻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报社大院里来。淡秋同志的工作，正处于急剧变幻的漩涡中心。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却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被指责为“右倾”，被目为不可信任。
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他历来就对被某些人热衷计较的等级、职位之类淡如秋水，轻若浮云。而且他党性修养高，从不随便议论不该议论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讥评和责难时，他常常不置一辞，不计较个人荣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个热情豁达的人，和同志们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然而，当凌厉的风霜扑面而来的时日，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偶尔也会出现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点凄然。但我知道，这种时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内心的波澜，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经历过类似的难以平静也难以描述的波澜啊！但也许正是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招来自身的厄运，使某些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书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结果，比“秀才遇见兵”要坏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徐懋庸大量杂文的牵连（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终于调离报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学和省文联工作。我们一方面感到惆怅，另方面又为他宽慰。他终于归队了，回到文艺战线上了。他的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书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适应那种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环境呢？以后几年，他以大学校长和作家身份再来北京参加会议时，神情和心绪就迥若两人了。他会滔滔不绝地介绍浙江文艺界情况，纵谈大学文科教材的得失，讲到杭州大学有名的“三陈”（陈学昭、陈修良、陈企霞），尽管是上过报的“大右派”，但他还是请他们到大学里来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说话时神采飞扬，恢复了“左联”老作家的情态。
但他终于逃不脱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抛”了出来，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干将”、“三家村代理人”，从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由作者邓拓签名请“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话》，更使“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铁证，逼他交待参与“三家村”反党阴谋的罪行。于是，无休止的挂黑牌游街、揪斗会的消息，时有传来。我们实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躯，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带！
从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从杭州来的友人处听说他已从“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们事先给这位老领导去信，说我们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买好一瓶加饭酒放在家里等着了。难中重逢，分外亲切，他对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讲得很少，却向我们一一打听报社许多老同志，问老邓去世的详情，问胡绩伟、李庄的近况，有没有“解放”？有没有工作？问起文艺部的几乎每一个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淡秋虽已离开《人民日报》十多年，报社的许多同志都还在他的心上。
二
林淡秋领导文艺部工作时，文艺部主要负责人还有袁水拍，水拍是诗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向日葵》、《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他并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多愁善感、落拓不羁的诗人气派，相反，却更像一位拘谨谦恭的恂恂君子。“诗如其人”这句话，对他并不确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们都昵称他为“水老”，其实，他那时才过三十岁，却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为人处世，具有学者型的严谨风格。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的工作笔记最多最详细，连部里开工作会、党支部会、学习会，他都详细记录。尤其对来自领导部门、领导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办，不打折扣。即使做违心的事，写违心的文章，也极其虔诚、坚决。例如1951年报纸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旨意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要人民日报社派袁水拍带领一个“历史调查团”去武训故乡调查，名义上由他带队，实际上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团中操纵一切。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像推论。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报上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决定发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最初考虑用社论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决定署袁水拍个人名字。水拍再三恳求不署他个人名字，理由是此文从题目、内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请求未被批准，终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义发表了火药气很浓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弹，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据此在座谈会上对他个人进行猛烈攻击，口口声声“《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我看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情复杂，如同哑巴吃黄连一样。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战线的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从《人民日报》上打响第一炮。在硝烟弥漫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这个角色很不好当。但是水拍总是小心谨慎，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宣传任务。他总是坚决贯彻来自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执行，不打折扣，很有点雷厉风行的味道。但他同时仍然要以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同文艺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绷越紧的气氛中，要达到没有隔阂、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据我从旁观察，水拍在那个时期中，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长（那时不称“文艺局”）之后，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诚。文艺界朋友同他接触，不仅看到作为党报文艺宣传负责人的严肃，还有作为诗人的真情。有时，报上的言论和文艺批评，未必符合实际，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们还是能予以谅解。严厉批判不会由他发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负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们惯常说的：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书册中黯然无光的章节，好些熟识的同志都为他惋惜、慨叹，正应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句老话。
粉碎江青一伙以后，他在悒郁愧悔中过了几年，直到病逝。那几年中，他还时而给我和副刊主编姜德明来信，对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见，仍似他以前看大样时一样。
三
1960年，袁水拍调到中宣部以后，陈笑雨同志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报社担任文艺部主任。那正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误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文艺政策自然也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笑雨一上任就面临贯彻文艺政策调整的宣传任务。他富有组织才能和领导工作经验，出题目、约作者、举行座谈会收集意见，都井井有条，逐步落实。更由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是初步，但毕竟合乎文艺界民心，所以得到热烈的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报社文艺评论数量多、水平高，反映了当时努力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的盎然春意。比如，在文艺评论版用显著地位和相当多篇幅高度评价新编戏曲《李慧娘》，评论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都是过去不可能做到的。笑雨本人是文艺评论家，是行家里手，他自己也常动笔，写出见解鲜明、说理透彻的评论。有些观点，以今天的标准看，未必有多少出奇之处，但在六十年代初，却需要一点胆识。当时评论界盛行为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意贴上“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标签，他却热情称赞《朝阳花》有“革命的人情味”；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宣传画《我们爱阿姨》写篇短文，题目就叫《崇高的母爱》，肯定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在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大写十三年”的喧嚣声中，他在文艺评论版上同这种“左”的谬论针锋相对，发了一系列文章，评论电影《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长篇小说《红岩》和其他反映“十三年”以前时代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澄清了是非界限。
也是在政策调整、思想活跃的背景下，报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笑雨同我们商量，学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形式，约请夏衍、廖沫沙、唐、吴晗、孟超五位老作家合作撰写，从1962年5月到12月，一共发表了三十多篇。它们针对当时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从不同侧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不正之风，提出一针见血而又与人为善的抨击和批评。当时笑雨拟定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四条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长知识。这四条，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显示它的深刻性和正确性。然而，“文革”恶风一起，《长短录》就被林彪、江青一伙的御用刀笔吏点名，判定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笑雨同那五位作者同时陷入罗网，而且竟被迫害致死。
1966年8月24日，报社大楼中突然刮起一阵揪斗殴打“黑帮”的恶风。笑雨已于前一年以“不适合在报社工作”为借口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报社，每天在办公室写罪行交代材料。那时我也已经靠边检查，每天走过他坐着的办公室，总见他有时伏案疾书，有时双臂支撑双颊，望着室外沉思。他确实在认真地检查在文艺宣传上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是，“造反派”们不满意，认为他回避“利用《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这个“要害”，因而时时呵斥他态度不老实。那天下午，他和其他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跪在台上，一批人围住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满楼乱哄哄，有的狂喊乱叫、有的挟嫌泄愤、有的幸灾乐祸。但也有不少同志义形于色，满怀激愤，却被阻于人墙之外，无能为力。这样闹到晚上十时左右才告结束。台上台下的人也悄悄离去。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的水塘边，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给他的夫人黄寅留下一张十二个字的纸条：“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今天读它，仍令人酸鼻。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蒙受浩劫的十年中普通的一天。就在同一个黑暗的深夜，老舍先生自沉于京城的另一片水面太平湖。
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文艺部许多老编辑都难以忘怀那十几年岁月，至今闲谈起来，虽如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三位是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评论家和杂文家，都具有书生气质和文人丰采，作风各有不同，秉性也有差异，但对工作都是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不敢有所逾越。尤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文艺部领导人，又处在极其敏感，极其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漩涡中心，他们经常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感，光风霁月中不免要出现些冷色，也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印记吧。那十多年中，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艺部全体人员团结友爱，群策群力，相互支持，通力合作。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几次政治运动，先后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但多数时日，是友好、宽松、和谐、融合的。这不能不说同这三位书生领导的品格、作风有关。他们都热情鼓励大家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编辑人员有计划地钻研文艺理论。陈笑雨还在部内实行编辑每人每年有一个月读书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同志业余创作和研究，使同志们都感到如坐春风、深受教益。至于我个人，十多年中先后朝夕相处，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后辈同行，得到的帮助和教育更多些。十年动乱后，受命接班，努力跟前人的脚印走，只是限于水平，力不从心，至今长怀愧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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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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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http://www.chinaeweekly.com/ |
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追忆《丙辰清明纪事》的出版
倘若同今天的青年人讲三十前的1976年，他们恐怕都会茫然不知所云，要是再谈那年发生的几件事，更会有隔世之感。但对中年以上尤其是老年人来说，那是终身难以忘怀、永远历历在目的一年。从年初的哀痛到年终的欢歌，那一年出了多少大事！国家的政治生活，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大动荡和大搏斗；亿万黎民百姓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大悲哀、大愤怒、大苦闷到大欢欣的巨大波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千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声讨万恶的“四人帮”的自发祭奠活动，导致残酷的暴力镇压、被诬蔑为“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清明节以后，乌云压城，阴霾遍地，多少人遭到毒打、追捕、迫害，多少人流亡天涯。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人民群众在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之余，共同的强烈愿望之一，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在一年时间里，“两个凡是”的迷雾弥漫，当时执掌舆论大权的领导人，竟然一再下令不许提“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胡耀邦同志策划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亲自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这两项全国性拨乱反正的头等大事，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党中央顺应民意人心，撤销原先的错误决议，宣布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终于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它以本来面目。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一宣布，早已编成的《天安门诗词选》迅即公开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其他版本。我们也在《人民日报》上编发了整版的“天安门革命诗选”，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但是，总觉得这还远远不足以反映那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因而决定在报纸上举行一次征文，这个建议得到报社领导人胡绩伟、秦川、李庄等同志支持。1978年12月5日，在报纸第二版“要闻版”上刊登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启事。启事一开始就说明缘起：“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革命行动。它以鲜明的战斗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千百万群众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这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将以辉煌的篇章载入千秋史册……为了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场全国规模的伟大革命运动，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斗争纪录，使它更好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我们特举办《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热烈欢迎全国广大读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予以支持。”
征文要求真实地记载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贵阳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讨伐“四人帮”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一滴水看到大海，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的面貌。每篇稿件，不要求全面、详尽，但一定要真实、具体。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为了使征文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特请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胡德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季（《人民文学》主编）、冯牧（《文艺报》主编）和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天安门诗抄》主编）等十一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很关心支持征文工作，茅盾同志还题写了书名。
征文启事发表之后，很快，应征稿件就如雪片飞到我们文艺部来。反响之强烈，既在我们意料之中，又是始料所不及。除台湾以外，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寄稿件来的，仅仅半年多时间，来稿就达两千六百余件。作者不仅有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官兵、报刊编辑记者，也有专业和业余文艺作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家庭妇女、兄弟民族同志，还有驻外人员、香港和海外同胞。所有来稿的作者，都热情赞扬、全力支持这一征文。他们在来信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时常含着眼泪，怀念‘四五’运动中那些不畏强暴、敢于向那帮凶神恶煞开战的勇士。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登报、出名，我只是想：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永远不该忘记前驱者的血。”“征文启事使我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子孙后代。”“我为自己文化低，不会写而苦恼。我曾经灰心地不想写下去了。后来，只是凭着，‘不写对不起周总理，不写对不起人民’这个信念，才勉强把它写完。”“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写这篇征文的动力。”“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虽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种气势磅礴、悲壮激烈的场面，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的赤诚的心。”这样的信实在太多太多。有的初通文字的作者，为了完成一篇征文稿，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有一位作者，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4月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起斗争的具体地点，还特意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作者，寄来自己冒着风险拍摄和保存的照片。冰心老人经历十年劫难之后，刚刚恢复执笔不久，也参加征文，寄来一篇题为《等待》的散文，只有一千六百字，情深意挚，特别让我们感动。
我们每天强抑住激动，噙着泪水，一篇篇阅读大量征文稿件，一次次受到感动和震撼，编选征文稿也是我们重温三年前“四五”运动历史和再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当我们读着那些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感受着那些不知名姓的革命战士、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对周总理那种出自肺腑的爱戴和思念之情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编辑《丙辰清明纪事》这本书的深远意义。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形象、感人至深的教科书。最后，经反复挑选，从两千六百件征文中，选定一百四十余篇，五十四万字。其中有直接叙述北京和各地重大事件和斗争的，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来反映丙辰清明人民心底的爱和恨的，从一个浪花,同样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此书198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
编辑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给征文顾问之一、老作家刘白羽去信,请他写篇序文。白羽同志一直是我们文艺部的老朋友,常有新作在报纸副刊和作品版发表。“文革”前我和他也常常晤面。但从大风暴一起,他的消息就一无所知,听说曾受林彪、江青党羽迫害,陷身囹圄。他的夫人汪琦是报社记者部主任,我们都曾被关在“牛棚”里,虽是难友,也不便打听白羽的近况。就在那年清明前不久,有一次在报社大楼北侧的王府井药店里,忽然看到他由女儿扶着在买药。显然已走出铁窗,稍稍获得一点自由,但看来身体大不如前,面容憔悴而苍白。劫后重逢,自然意外惊喜,但在药店里不便谈多少话,只问清他仍住在报社西边的红霞公寓,就匆匆握别。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就迎来了十月春雷。
白羽同志在序文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高度评价热情赞颂丙辰清明节那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铺砌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将告诉人们：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以头可断、血可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四人帮’法西斯恐怖镇压之下,给予‘四人帮’这帮丑类以致命的一击。让我们从历史深处考察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些惊心动魂的行为，历史将会黯然失色。……”老作家充分肯定编辑这本书的意义，对它的出版寄予厚望：“《丙辰清明纪事》为这一伟大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我相信，它还将为反映这一宏伟历史而必然出现的文学艺术杰作提供可贵的资料，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使四五运动这《国际歌》一样震撼人心的斗争，永远让我们子孙后代放声歌唱。”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做文字工作，编报纸，编杂志，编书，大半辈子与笔墨为伴，经手编辑的书也有一大摞。可以说，这一本《丙辰清明纪事》是我编辑生涯中最动情动心的一本。能参与编辑这样一本记下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记下民族五千年青史中一个伟大时刻的书，是一个编辑最高兴也最能引以为荣的机遇，一辈子能遇到几回呢？
倘若同今天的青年人讲三十前的1976年，他们恐怕都会茫然不知所云，要是再谈那年发生的几件事，更会有隔世之感。但对中年以上尤其是老年人来说，那是终身难以忘怀、永远历历在目的一年。从年初的哀痛到年终的欢歌，那一年出了多少大事！国家的政治生活，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大动荡和大搏斗；亿万黎民百姓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大悲哀、大愤怒、大苦闷到大欢欣的巨大波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千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声讨万恶的“四人帮”的自发祭奠活动，导致残酷的暴力镇压、被诬蔑为“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清明节以后，乌云压城，阴霾遍地，多少人遭到毒打、追捕、迫害，多少人流亡天涯。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人民群众在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之余，共同的强烈愿望之一，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在一年时间里，“两个凡是”的迷雾弥漫，当时执掌舆论大权的领导人，竟然一再下令不许提“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胡耀邦同志策划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亲自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这两项全国性拨乱反正的头等大事，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党中央顺应民意人心，撤销原先的错误决议，宣布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终于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它以本来面目。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一宣布，早已编成的《天安门诗词选》迅即公开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其他版本。我们也在《人民日报》上编发了整版的“天安门革命诗选”，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但是，总觉得这还远远不足以反映那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因而决定在报纸上举行一次征文，这个建议得到报社领导人胡绩伟、秦川、李庄等同志支持。1978年12月5日，在报纸第二版“要闻版”上刊登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启事。启事一开始就说明缘起：“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革命行动。它以鲜明的战斗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千百万群众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这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将以辉煌的篇章载入千秋史册……为了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场全国规模的伟大革命运动，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斗争纪录，使它更好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我们特举办《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热烈欢迎全国广大读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予以支持。”
征文要求真实地记载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贵阳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讨伐“四人帮”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一滴水看到大海，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的面貌。每篇稿件，不要求全面、详尽，但一定要真实、具体。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为了使征文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特请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胡德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季（《人民文学》主编）、冯牧（《文艺报》主编）和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天安门诗抄》主编）等十一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很关心支持征文工作，茅盾同志还题写了书名。
征文启事发表之后，很快，应征稿件就如雪片飞到我们文艺部来。反响之强烈，既在我们意料之中，又是始料所不及。除台湾以外，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寄稿件来的，仅仅半年多时间，来稿就达两千六百余件。作者不仅有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官兵、报刊编辑记者，也有专业和业余文艺作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家庭妇女、兄弟民族同志，还有驻外人员、香港和海外同胞。所有来稿的作者，都热情赞扬、全力支持这一征文。他们在来信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时常含着眼泪，怀念‘四五’运动中那些不畏强暴、敢于向那帮凶神恶煞开战的勇士。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登报、出名，我只是想：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永远不该忘记前驱者的血。”“征文启事使我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子孙后代。”“我为自己文化低，不会写而苦恼。我曾经灰心地不想写下去了。后来，只是凭着，‘不写对不起周总理，不写对不起人民’这个信念，才勉强把它写完。”“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写这篇征文的动力。”“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虽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种气势磅礴、悲壮激烈的场面，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的赤诚的心。”这样的信实在太多太多。有的初通文字的作者，为了完成一篇征文稿，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有一位作者，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4月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起斗争的具体地点，还特意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作者，寄来自己冒着风险拍摄和保存的照片。冰心老人经历十年劫难之后，刚刚恢复执笔不久，也参加征文，寄来一篇题为《等待》的散文，只有一千六百字，情深意挚，特别让我们感动。
我们每天强抑住激动，噙着泪水，一篇篇阅读大量征文稿件，一次次受到感动和震撼，编选征文稿也是我们重温三年前“四五”运动历史和再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当我们读着那些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感受着那些不知名姓的革命战士、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对周总理那种出自肺腑的爱戴和思念之情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编辑《丙辰清明纪事》这本书的深远意义。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形象、感人至深的教科书。最后，经反复挑选，从两千六百件征文中，选定一百四十余篇，五十四万字。其中有直接叙述北京和各地重大事件和斗争的，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来反映丙辰清明人民心底的爱和恨的，从一个浪花,同样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此书198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
编辑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给征文顾问之一、老作家刘白羽去信,请他写篇序文。白羽同志一直是我们文艺部的老朋友,常有新作在报纸副刊和作品版发表。“文革”前我和他也常常晤面。但从大风暴一起,他的消息就一无所知,听说曾受林彪、江青党羽迫害,陷身囹圄。他的夫人汪琦是报社记者部主任,我们都曾被关在“牛棚”里,虽是难友,也不便打听白羽的近况。就在那年清明前不久,有一次在报社大楼北侧的王府井药店里,忽然看到他由女儿扶着在买药。显然已走出铁窗,稍稍获得一点自由,但看来身体大不如前,面容憔悴而苍白。劫后重逢,自然意外惊喜,但在药店里不便谈多少话,只问清他仍住在报社西边的红霞公寓,就匆匆握别。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就迎来了十月春雷。
白羽同志在序文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高度评价热情赞颂丙辰清明节那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铺砌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将告诉人们：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以头可断、血可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四人帮’法西斯恐怖镇压之下,给予‘四人帮’这帮丑类以致命的一击。让我们从历史深处考察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些惊心动魂的行为，历史将会黯然失色。……”老作家充分肯定编辑这本书的意义，对它的出版寄予厚望：“《丙辰清明纪事》为这一伟大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我相信，它还将为反映这一宏伟历史而必然出现的文学艺术杰作提供可贵的资料，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使四五运动这《国际歌》一样震撼人心的斗争，永远让我们子孙后代放声歌唱。”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做文字工作，编报纸，编杂志，编书，大半辈子与笔墨为伴，经手编辑的书也有一大摞。可以说，这一本《丙辰清明纪事》是我编辑生涯中最动情动心的一本。能参与编辑这样一本记下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记下民族五千年青史中一个伟大时刻的书，是一个编辑最高兴也最能引以为荣的机遇，一辈子能遇到几回呢？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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