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卷风带来“丁酉之难”
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来说，1957年夏季由天而降的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那一年岁在丁酉，因此后来人们便把这场被人为地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运动称为“丁酉之难”。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感，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倒霉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感，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倒霉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左叶事件”始末
中年以上的新闻界同行，大约都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的“左叶事件”，满城风雨，一位农业部部长助理，顿时名传四方。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争吵之间，左叶脱口而出，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六·八”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附记：199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左叶同志因病于1992年7月4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左叶同志1910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佃农家庭，1927年10月在遂川黄土畈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左叶同志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西征，经历了许多重要战斗和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左叶同志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师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左叶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和海南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左叶同志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部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重创了敌军，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左叶同志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的战功，表现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叶同志历任中南公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四十五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兼人事司司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叶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对党和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路线”。“左叶同志在他66年的革命历程中，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爱护同志、坚持群众路线、谦虚谨慎、严格要求子女，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谨录全文于上，以志对这位对党对人民有巨大功勋的老同志的深切哀悼。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争吵之间，左叶脱口而出，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六·八”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附记：199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左叶同志因病于1992年7月4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左叶同志1910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佃农家庭，1927年10月在遂川黄土畈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左叶同志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西征，经历了许多重要战斗和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左叶同志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师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左叶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和海南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左叶同志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部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重创了敌军，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左叶同志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的战功，表现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叶同志历任中南公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四十五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兼人事司司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叶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对党和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路线”。“左叶同志在他66年的革命历程中，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爱护同志、坚持群众路线、谦虚谨慎、严格要求子女，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谨录全文于上，以志对这位对党对人民有巨大功勋的老同志的深切哀悼。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三十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为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 “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五十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临头大难，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三十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为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 “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五十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临头大难，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
千古伤心文字狱
——邓拓（1912-1966）逝世四十年祭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五十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挪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把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抟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鹣鹣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的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北京市委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评。精雕细刻出来然而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五十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挪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把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抟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鹣鹣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的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北京市委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评。精雕细刻出来然而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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