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十六）

　
　专访辛灏年 一个老三届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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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10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萧勤墨尔本采访报导）几年前刚来到海外，就曾有朋友向我介绍《谁是新中国》这本书。作为一名在共产文化教育下长大的中国人，我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我明白这本书的震撼力——他颠覆了许多人心中的历史，颠覆了许多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我牢牢的记住了作者的名字——辛灏年。自从家里装了新唐人卫星电视后，今年初，我第一次在《透视中国》节目中看到了辛灏年先生的演讲。他严谨雄辩的学者风范，不怒而威的大将仪态，令人动容的爱国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通过资料查阅，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简单的背景资料：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一名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老三届，他的笔名辛灏年源自于他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著重研究的“革命浩荡的辛亥之年”。

　　10月中旬，辛灏年先生应多家社团的邀请，来到澳洲进行《谁是新中国》的巡回演讲，借此机会，我有幸对辛先生进行了专访。台下的辛灏年，热情谦逊，可亲可敬，真诚豪爽。关于辛灏年著书《谁是新中国》前后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了，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主要把重点放在了他的成长过程中。

　　书香世家

　　辛灏年，原名高尔品。1947年，出生在南京。父亲是民国时颇有名气的大学教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解救过多名共产党员。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父亲拒绝了已经买好的机票，执意留在了大陆。因为他自信“我一辈子教书，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在乎。”。可是，57年由于他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不太懂教育”被划成了大右派，高尔品也就成了大右派的小狗崽子。他的背后被同学写过“小右派”，上课的时候曾被老师喝问“小右派高尔品，你是不是又去劳改农场看你反革命父亲去了？”那时，父亲被关在劳改场一关几年，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备受歧视。虽然如此，在知书达理的家庭熏陶下，小高尔品不但没有因不公而自暴自弃，反而养成了他忍辱负重的性格。

　　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一代

　　有人说，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不幸：成长的时候没饭吃；求学的时候被取消了读书的资格上山下乡；人到中年下岗，面临被社会淘汰。

　　安徽饿死的人数约等于悉尼和墨尔本人口总和

　　辛灏年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挨饿，我从猪的嘴巴里和它抢过糠饼，吃过猪的饲料—浮萍，吃过树叶做的馒头，明明咽不下去还要说好吃真好吃，饿肚子一直到了初中。”

　　他一辈子永远不能忘记一个诗人写的一首诗。60年他13岁，饿着肚子晚上看书，看到这位诗人写道：1959年12月到1960年的元月，诗人走在凡昌县到芜湖县的路上，写下了一首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农村的诗歌。“十里桃花，十里杨柳，十里红旗风里抖。江南春暖浓似酒，坡上挂翠，田里流油，喜报贴在大陆口。”二十年后，当辛灏年在安徽省文联又翻到了他的诗集，又读到了这首诗的时候，辛灏年内心的厌恶难以言述。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他亲眼见到农民一个一个地扑倒在地上，他亲眼见到在芜湖市的大街上，从农村里来要饭的农民，有些人，你只要从后面轻轻推他一掌，就倒在地上永远不能起来。他亲眼看见，一个农民抢了一碗滚烫的面条，被人活活打死在饭店的门口，这就是60年的真实。

　　辛灏年说“那个年代真是不堪回首，有些事情我都不愿意讲，因为太恐怖。在共产党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里，安徽饿死了700万人，可1979年后，我成了作家，专程拜访过国家气象局，他们告诉我，那三年，全国都是风调雨顺。所以说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人民在饿肚子的时候还在喊共产党好，这不是真话，只是共产党太残酷。过去历朝历代，遇到灾荒之年，皇帝都要地方官开仓放粮，可是安徽的一个副省委书记，他在安徽著名的粮仓无为县看到全县140万人饿死了90万时，决定效仿古代清官开仓放粮，可是他被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在牢房里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八十年代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对我说‘不能讲假话呀，一辈子都不能讲假话呀。’这就是真正中国人的脊梁”。

　　在“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多少人间惨剧

　　高三结束，大学预备考时，辛灏年考了全校第一，虽然知道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不可能上大学，可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仍然没日没夜地读书，直到1966年6月18日中央宣布推迟高考半年，最后干脆取消了这个“修正主义”的考试制度，他的求学梦彻底成为泡影。

　　8月后，毛主席又号召全国中学生大串联，团支书叫全班同学步行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他们正赶上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辛灏年说“我当时就坐在五星红旗的旗座下。我亲眼看见毛泽东、林彪、贺龙坐在吉普车上从我们前面经过。在红旗浩瀚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年轻人确实发自内心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我也不是不激动，可我也真激动不起来。我看到毛泽东就像一个没有表情的菩萨，真的没有什么激动，可是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在一个特殊的红旗的海洋里面，在一个特殊的疯狂的万岁声中，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恐怖控制了你，可这个恐怖是以欢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是以眼泪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广场上欢呼的疯狂的恐怖气氛让我流下了眼泪。要知道在这欢呼声中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在暗中流泪，这就是毛泽东时代。

　　8月31日毛接见后，我们回到住处，团支书突然宣布本班有35个狗崽子，只有4个成分好的。我们这35个人被勒令滚出北京。第二天早上，一到北京火车站，我们就傻了：北京火车站前面是一片花头的男男女女带着一群想哭不敢哭的孩子们。那就是北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遣返原籍。就在我们走进火车站大厅的时候，忽然听见一片 “龙生龙凤生凤，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样的歌声。看见一队女红卫兵，腰上系着很宽的皮带，戴着军帽穿着军装，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根皮鞭子。威武雄壮的向这边走。突然站在一位挽着髻的七十来岁的老太太面前，问她“你从哪来？”“……广东来”“来干什么？”“看儿子”“什么成分？！”“……资本家”家字还没说完，一个女红卫兵就用皮带辟头打下来，这位老人顿时鲜血直迸扑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我们三十几个人都毛骨悚然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步，直到那队女红卫兵又继续高歌着离开都没敢再看那老太太的尸体一眼。”

　　动乱年代中的奇迹

　　少年高尔品不但学习成绩年年全级第一，为学校争得了不少奖状，而且拉得一手好二胡，他的书法和乒乓球在当地也都颇有名气。对于这样一个品学兼优却出身不好的孩子，许多善良的人们都生出了怜惜之心，命运之神的眷顾，下放过程中的阴差阳错，忍让、低调、自重、仗义的性格，使他没有被淹没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动乱年代中的奇迹。

　　文革中，没有参加过任何造反队的高尔品没有浪费光阴，文革十年，他读书读了十年，拉二胡拉了十年。他的造反派同学抄家烧图书馆抄回来的书，他总央他们给他留几本。在全社会狠批封资修的年代，他阅读了西方的思想哲学巨作，全文背下了《文心雕龙》。这样，在许许多多中学生下乡种田，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他被村干部推荐到了地区文工团拉二胡，68年恢复中学生招工以后，他成为了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他与吞噬全民族的巨大浩劫几乎是擦边而过。

　　多年以后，在旧金山的一次讲演会上，一位很有名望的民运人士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像他这样有这种思想的人，不是进了监牢，就是已经被人间所抛弃了。可是他不但存在了，还存在了他的思想，而且还研究了他想研究的东西。并且保留到了现在，辛灏年算个特例。”

　　对此，辛灏年感叹道“我虽然没有信仰，但我确确实实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看护着我。那种写大字报没有根据，可以随便地骂别人的父母、抄别人的家、随便地打人的行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我身上少了一点流氓气，那种我们那个年代所锤炼出来的，共产党党文化所培养出来的那种习气。在那个培养不出书卷气的知识分子的年代，我是一个特例。而且我还学会了忍让，学会了在根本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努力学习。”

　　天生的反叛精神

　　虽然家庭成分不好，高尔品处处低头做人，可是他好像天生就有一股反叛的精神，在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红色恐怖中，这个少年犀利的锋芒被压制了，但从来没有磨灭过。

　　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老师，因为一个学生上课迟到了，就指着他骂“我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你这个劳改犯的儿子”高尔品挺身而出“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不是也出身不好吗？”并和这位老师吵了整整45分钟，那时的高尔品就显示出了一股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62年后毛主席又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校给每人发了一本红宝书，年少气盛的高尔品就说“红宝书放在口袋里，刀枪不入，那我们还要军队干什么？子弹碰到红宝书都得弹回去。”为了这句话，他被批斗了一个下午，他回忆“如果不是校长老师都很喜欢我，肯定已经送到少管所去了”。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跟同学学会了组装矿石收音机，“那天晚上，我真的听到了美国之音。第二天我悄悄和我爸讲“爸，我昨天晚上收到美国之音了”我那个刚从劳改农场提前放回来的右派父亲，居然把手中的锅铲狠狠地敲打了一下“你怎么可以听美国之音？你是一个少年，你怎么可以不要求进步？”我当时就傻掉了。我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是在共产党的洗脑下他居然可以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认为新中国的少年不应该听美国之音，可见共产党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控制了我们几代人的灵魂，靠的就是阶级斗争和残酷镇压”

　　可是当他考上安徽省最好的高中——芜湖市一中后，那一点少年的自尊、胆量，那一点“不懂事”的勇气就完全被压垮了，他再也不敢说话了。一入学，校方就要学生摆阶级斗争在身上的反映，摆反动家庭的父母是怎样影响你的，要在自己心里寻找反动的根源。“到后来，我真的也怀疑自己是反革命了，我从一个敢说话敢于向老师提意见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外号叫“小老头”的高中生。”

　　第一部小说——《春澜》

　　我们都知道，在撰写《谁是新中国》一书时，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觉察和加害，辛灏年每写好一页就连忙锁进抽屉，每写好一节或一章，即烧毁或撕毁，有时 一连烧、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几乎达到了可以全文背诵的程度。为了把书稿带出国外，辛先生把它写在几本厚书的天头、地脚、中缝和页边当作眉批注脚、甚至当 作礼品的包装纸，以防被海关查获。辛灏年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辛灏年的意志和坚忍也是非一般人所能比拟的。而他的这种性格与他在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高中以后，虽然高尔品已经被压抑成为一个“小老头”，“可是当真那个少年高尔品就死掉了吗？没有。有时候深更半夜我做完题目后，我会写一首诗，发泄一下心里的感觉，写完以后马上烧掉，绝不留到第二天早上。”他曾写过一首《1965年的月亮》“面对着清冷的月亮，用我冰冷的笑声向他告别”，当然这篇少年诗作，早已不在人世。

　　在创作出许多“地下”诗歌以后，高尔品开始了更丰满的文学形式的创作。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8万字的《春澜》，书中叙述了那一代青年人的苦闷和彷徨，还有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终于朦胧起来的爱情是怎样活生生被那个时代所扼杀。写完后，他的三个同学工工整整地帮他抄了三大本。只有小范围的几个同学看过，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高尔品也非常开心，这毕竟是他的处女作。“可是1970年的一个晚上，一打三反，我的一个聋子音乐老师，我们经常我拉二胡时，她就弹着一架破风琴帮我伴奏。可就在这一天，她匆匆赶来告诉我“高尔品高尔品，你的那本小说一定要烧掉，我的儿子在专政队，今天晚上全市大搜查。如果被搜出来，你就不得了。”我不愿意烧，她就不走，不回家，一直逼我逼到晚上十点钟，在专政队开始行动那一刻，逼我把它烧掉了，烧了一个多小时……刚刚烧完不久，专政队就上门了，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这位聋子妈妈，后来我为她写了很多首诗。”

　　看淡得失走自己的路

　　辛灏年的成长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那个狂龙肆虐的岁月里，许多人有着共同的命运，可是在经过苦难的历练之后，有的人就此沉沦下去了，没有了自我，而有的人却从中升华出来，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采访结束时，辛灏年寄语年青朋友们“不要有太多的得失感。我这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5岁前是一个阶段。不管生活多么残酷，压力多么巨大，命运多么悲惨，我的愿望从来没有死过，并且在追求这些愿望的过程中我没有用过歪门邪道，我都是老老实实去做。而且在愿望有了一定的满足后，千万不要有太多的得失感，因为得失感会使一个人，他的才华被委屈，也使自己的人格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掉了。

　　在我85、86年研究出一点成果之后，我对自己说“不要想得太多，就这样研究下去。如果我做的是对的，我不枉此生，如果我做的是不对的，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冤枉了此生，因为人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得到所谓正果的。有了这种思想以后，我曾经对国内一个在学问之外表现得很突出的名作家朋友说：这些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进步是，我从看不惯你到有点嫉妒你到心里不平衡，因为我认为实际上你的水平不如我。可是现在我认为什么也不要说，各人走各人的路。我祝你成功，希望你也祝我不要失败，你修今生，我修来世。”

　


　
　李敖最后必将成为死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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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灏年于墨尔本讲演后即席答听众问

　　【人民报消息】今年十月，辛灏年先生应邀赴澳洲作《谁是新中国》系列巡回讲演。首场讲演“专制改良与共和革命”成功结束后，又即席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听众问题，其中以“五胎说李敖”最为精彩。现根据讲演录音整理出该文字稿，经讲演者本人校阅并略作修改、补充以后，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李敖要是跟我相比的话，那是个坐在牢房里也能骂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人，我是一个坐在牢房外面也不敢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我对此不想再作太多的说明，因为大陆来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但我想说的是，李敖根本上就是个“祸胎”，具体地说，就是“五种祸胎”。

　　第一、李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实际上他一向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的。1949年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对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蒋介石，有天生的厌恶之情；对49年占领了中国大陆、貌似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天生的欢喜之情，虽可以理解，但却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胚胎。这种人，在台湾七十多岁的人中间，并不少见；在中国大陆七十多岁的人中间，以前也并不少。李敖最近去大陆，已经公开地说他是“归队”，也就是说他不是回国，而是“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他在复旦的讲话已经将他和共产党的思想感情关系交待得够清楚的了。所以说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就一点不牵强。只是他“无幸”待在大陆，否则，他这个共产主义胚胎，是会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害人不浅（后面我还要说到）。

　　第二、李敖是威权民主的怪胎。

　　49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 1950年就开始在台湾实行县长的选举，后来连台北市的市长都是选出来的，而且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共产党在大陆，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搞非政权性质的“村选举”，还没搞好（甚至还是假选，选的人不合共产党的意，或者不是共产党的人，就要废选、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广东的太石村事件）。可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共产党天天喊着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对于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政权，面对着共产党的持续干扰、颠覆和威胁，面对着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陆泛滥过的红色思潮又要企图卷土重来，面对着自己又必须坚持从来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么，台湾怎样才能保得住？台湾怎样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强？于是，蒋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训，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恢复“训政”。所谓训政，就是一边推动地方自治，一边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民政府。前者是为训练人民用权，后者则是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内忧，特别是专制的公然复辟和变相复辟。这就是所谓的“威权政治”、但却是“威权民主政治”，也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由来。因为它的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走回专制”。虽然，超越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越过了威权的限度就是独裁。但是，三十年代，共产派、所谓的自由派都骂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却也说明了他虽然推行训政，却没有“过界”而成为专制。所以，49年后，台湾一批号称“自由派”的知识份子，当他们依然要像在大陆一样穷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与大陆的共产党“里应外合”，意在推翻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时，那个威权民主政治下的国民党蒋介石就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想骂，我也可以给你骂，但你们也不要骂得、闹得太过份。雷震的那个《自由中国》杂志，出版了27期，期期都骂蒋介石国民党，直到第27期，实在是骂得太过分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已经对台湾的安全和安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了，才把他抓了起来，把杂志停掉了。这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事，连一期也出不来。能够让他出版27期，骂27期，已经表现了这个政权本身确实尚拥有一个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个起码的言论自由环境。把雷震抓起来，停了他的杂志，是为了台湾的安全，是为了不再重蹈被共产党颠覆的失败命运。因为共产党还在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对岸的大炮还在天天瞄准着台湾岛。可是，人的同情心总是在“在野”这一边。就这么一抓一放，一放一抓，李敖们的名气也变大了，胆子也变大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胆子倒“变小”了，只要事不关大局，只好继续让他骂。因为威权民主政治还是要表现出：“我们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 这才是我称他是一个威权民主政治的原因。他既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却又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民主内容。李敖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被培养成的一个“怪胎”。

　　你们看李敖，开口就是下流，下笔就带龌齰，脏话烂话，满纸都是。我想问大家，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全世界自由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里面，哪有学者像这个样子的？这是起码的修养嘛。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你能找到一个李敖吗？十三亿人中，当真找不到一个比李敖聪明的人吗？不，但就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谁都不敢啊！如果有，共产党早就灭了他的“十族”了！所以我说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威权民主政治下的一个怪胎。

　　第三、李敖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坏胎。大家都知道储安平这个人，他在1947年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在骂国民政府、在骂老蒋，我们是嫌他给我们的自由还不够多，我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他给骂倒了，真的是共产党掌了权，恐怕我们就连想骂一句话的可能都没有了”。是的，49年以后他再也不敢骂了，也没有机会给他骂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劳教放羊去了，最后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也有资料说他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些曾经骂国民党骂上了瘾的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点的，哪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就是不正派的，也几乎没有好下场。但李敖不一样，李敖在台湾却骂蒋骂出了名。实际上，李敖是遇到给他骂的蒋介石就拚命地骂，骂到蒋介石死了他还在骂。可是，你看他到了大陆，竟是一个讲演不如一个讲演，东扯西拉，做丑作怪，他真敢骂吗？他只敢羞羞答答地抱着“毛著”做挡箭牌，但胡锦涛连这个挡箭牌也不给他。有人说李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结果是什么？是“必被红旗所打倒”。但李敖根本就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是在“举着红旗捧红旗”，你看他在关键的“六四”等问题上的鲜明“拥共”立场和胡说八道──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专制的卫道士，是不是跃然在大陆了？

　　李敖是个坏胎。他坏在哪里？就坏在他在台湾竟然成了威权民主政治下的英雄。但在绝没有言论自由的大陆，他只敢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死也不敢逞英雄。他对凶恶的共产党，根本就不敢真正地吠一次；可是他对于给了他自由、给了他骂的台湾，他却吠到今天，咬到今天，咬紧台湾的脚后跟，绝不肯松开一点点。所以我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坏胎。

　　第四、李敖是马列中国的一个毒胎。李敖曾说：“你们不要看我在台湾是反蒋英雄，就认为我在大陆就一定是反毛英雄，我在大陆说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还要高，我会是另外一个李敖。”这就是说，在什么环境下，这个人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在另一个环境下，他可以变成和他自己相反的样子。实际上，他在心里面是非常害怕共产党的。他可以在威权民主制度下做英雄，但他也可以在共产制度下做狗熊，甚至于可以踏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他自认在大陆，是一个能够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爬得还要高的人。姚文元是什么人？姚是个毒胎嘛，是个坏人嘛。大家知道，在大陆说你像姚文元，那就是在骂你嘛！一个靠耍笔杆子、帮助毛泽东江青把知识份子与无辜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 火坑的人，当然是个毒知识分子，坏知识份子。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毒胎和坏人。但李敖之所以是红色中国的一个毒胎，还因为今天共产党捧他的目的，一是要利用他来破坏大陆人民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要李敖这个从台湾来的反蒋英雄，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向大陆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来肯定──“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今天共产党骂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没有人听了，反过来，大陆人民在说蒋介石好，称他是民族英雄！也就是说，共产党要请一个爱共产党、恨蒋介石、讨厌过去国民党（不是今天投共的国民党）的“台湾自由派”，来为自己的罪行背书，来帮助它继续对大陆人民实行欺骗。如此恶毒的用心，自然也就使李敖成了马列中国的毒胎了！

　　第五，李敖最后必将成为死胎。因为李敖一旦遇上了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制度，一个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就根本没有市场了，这个“五胎俱全”的祸胎，就一定会死的。他只是威权民主制度下的一个令人恶心的记录，是大陆共产专制统治下一个令人生恨的玩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一个最坏的典型，却必将成为真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死胎，并且永远不再有“投胎”的机会。倘能如此，那才是中华文明之福。

　


　
　请看中共御用文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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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为新中国辩——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批判》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我真不明白，中共御用文人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我想最后用田雨先生自己的话来问一问田雨先生，以结束本文，“这算什么？是泼妇骂街，还是混混耍赖？”

　　作者 : 文思,

　　发表时间：10/23/2006

　　2005年5月，中共光明日报网站贴出了田雨先生三十万言的洋洋大作《为新中国辩——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批判》[1]。最近，该网站又进一步地开始批判“辛灏年现象”。据说：“当辛灏年投靠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充当文化特务，开始向共产党和新中国反攻倒算的时候起，他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了，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现象叫做‘辛灏年现象’。所谓‘辛灏年现象’，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在党内腐败分子的包庇纵容下，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突破口，进而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彻底打倒辛灏年一伙，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2]

　　看了这段杀气腾腾的战斗檄文，我觉得有义务站出来说几句话。不然，文化大革命说不定又会重演！不然，几百万中国老百姓的人头又会落地！不然，祖国又会陷于十年浩劫。因为，我早就认为田雨先生的大作与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没有什么差别。

　　1．肆意谩骂

　　田雨先生的大作从头到尾充斥着对辛灏年先生的谩骂。诸如，“卖国汉奸”、“害人虫”、“叛国‘精英’”、“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靠‘伤痕文学’起家的浪荡子”、“有着投机商人的特质、‘卓尔不群’的野心家”、“帝国主义反华势力雇佣的文化特务”、“丧尽天良，出卖祖国，与中国人民为敌”、“‘丧家的’、‘反动派的乏走狗’”、“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派的孝子贤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对作者破口大骂的同时，田雨当然更加不会放过对作品的谩骂，因为骂作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骂倒作品。所以，“恣意妄为，用谎言、诽谤和恶意中伤，编造着‘历史’。仅以此论，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水平、写作能力和个人德行的问题，而是丧尽天良，出卖祖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行径”啦；“这个曾几何时也是靠吃‘伤痕文学’奶水长大的辛灏年，却被当年偷奸取巧获得的些许名声‘压趴在地’，最终跌入背叛祖国和人民的汉奸泥潭”啦；“一向心地阴暗，处处投机钻营的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里，也决不会写出什么人民喜欢，人民赞同，人民答应的好东西”啦；“臭名昭著的奸伪之书”啦；“不入流的‘历史学著作’”啦；“一本篡改中国历史，中国人民革命史，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颠覆、分裂和瓦解新中国，制造反动舆论的政治宣言，是一个背叛祖国和人民的汉奸，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卖身投靠的见面礼、敲门砖、卖身契”啦；等等等等，全部应声而出。

　　我们要说，不要骂人，摆事实、讲道理好不好？没有。田雨先生没有摆事实、讲道理。他不会，他只会骂人。

　　2． 恶意诬陷

　　田雨先生对辛灏年先生的长篇小说《足球场上》、《痴汉》、《都市的女儿》、《少夫人达琳》、《华人圈》等视而不见，对辛灏年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青春兮，归来》、《台湾女人》、《大宾馆之夜》等置若罔闻，对辛灏年先生的历史著作《论天京之变》、《论冻土》、《中华民国编年史纲》（中共拒绝刊印）等不置一评，却“批判”道,“我们很少见到这位‘文学家’的鸿篇巨制，只知道他常常做女人的文章，着意于《都市少女》，留心于《少夫人达琳》等等。”

　　难道以女人入书题就犯了弥天大罪？女人和男人各占人口的一半，我倒认为有一半的书题应该沾上女人。辛灏年先生写了那么多书，女人入题的才有三部，即《都市的女儿》、《少夫人达琳》和《台湾女人》。按比例还远远不够。因此就诬陷辛灏年“常常做女人的文章”，未免既无耻又无知。对于这种恶意诬陷，我们只能嗤之以鼻。

　　3． 无的放矢

　　田雨先生认定了辛灏年先生缺乏史德，但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于是把“陈寿缺少历史学家的德性”拿出来大批特批了一通。他说陈寿搞“有偿立传”和“借笔杆子杀人”。 并且引用《晋书?陈寿传》中的故事：“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在狠狠地批判了一通陈寿之后，田雨先生笔锋一转，草草地作出了结论：“今天的辛灏年，没有历史上陈寿的才华，为中国的历史长河留下一部可圈可点的《三国志》，但他却比陈寿更加败德，而且败德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朋友们，这能叫批判吗？连泼妇骂街也比田雨先生更加具有逻辑性。

　　4．仗势欺人

　　统观全书，田雨先生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却专门抡着马列毛的大棒子，横扫一切不同意见。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3]“引言”中说：“革命，便是‘变革天命’，是为了‘顺天应人’而更换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便是明例。历代农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称为革命，就是因为它常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变更。”

　　作为对革命的一种定义，这有何不可？田雨却对此大发雷霆。他搬出了马克思的定义来压人，说“辛灏年毕竟没有马克思高明”。接着，他甚至把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捧了出来。这使人不禁想起了高尔基对某些人的批评,“有些人总是说马克思和列宁是怎么说的，从来不提自己是怎么想的。”田雨先生，你有没有脑子？你为什么不说一说你自己是怎么认识革命的？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革命观来批判辛灏年的革命观？

　　够了，田雨先生又臭又长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实在是“不置一驳”（这是田雨先生对《谁是新中国》一书的评语）。我真不明白，中共御用文人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我想最后用田雨先生自己的话来问一问田雨先生，以结束本文，“这算什么？是泼妇骂街，还是混混耍赖？”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