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现在与未来
我们一到达印度的第一个村镇,即受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同情和关怀。我们再在来到公路或铁路线之前,得走上一周左右,还得穿越几道关隘。
但我在路上见到了以前相识,和陪同我前次印度之行的联络官和翻译。之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尼赫鲁先生热忱的电报。他说:「我和我的
同事们欢迎您,并问候您的安全到达印度。我们将很高兴地向您、您的家人和您周围的随从人员提供居住印度的必要条件。那些崇敬您的印
度人无疑依然对您怀有传统的崇敬。良好的祝愿。」当我们到达它滋泽火车站,我震惊地收到上千份向我表达良好祝愿的电报,大约一百名代表世界各地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来到这遥远的地方见我,听取他们所称之的当年大事。我感动于对我的命运如此之多的关注,但我那时不能毫无保留地跟他们交谈。我尚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为了尚在西藏的我的人民,我对每一个字都得深思熟虑。所以,我只发布了一则声
明,概述了我在本书上一节所讲述的故事。声明说,我很感激于这封至沓来的祝愿的音信,感激于印度政府的欢迎。声明还补充说(那是以第三人称书写的),达赖喇嘛此刻所想到的一切只是他们对在西藏发生的悲剧深表遗憾,并热烈祈愿,这些动乱会在没有更多的流血牺牲中尽快地过去。
两天后,北京发表声明,起头说:「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是一道笨拙的文件,理屈词穷,满纸谎言,漏洞百出。」声明从中共的观点描述了那一事件,并强词夺理,说我是为拉萨和反叛者所诱拐,并指出,我仅仅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愿望,并指出我并没有亲自发布那则声明。中国在那些日子,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恼羞成怒。如果一个人不顾及事实,则言语中伤是件易事,而肤浅的凿有其词,也不为难。一位印度政府发言人作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但我不可能把自己卷入中国人不过纯为漫骂的争执之中。由于他们这一颠倒事实,我在五天后对新闻界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指出,我对第一则声明负责,并坚持。
中国在这一暴动的后面,对于他们所可以想象的任何人进行指责,再一次使我震惊----我们象一只受伤的狗对任何人狂吠。他们曾在不同的时候,试图指责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包括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印度政府以及现在成为对我的政府的描绘的西藏「统治集团」。他们不容许自己来认识这一事实:即只是人民自己自然而然地发起暴动反抗他们所宣称的解放,而西藏统治阶级远比人民乐意于接受这一协议。
我到达它滋泽不久,印度政府派来一列专车,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德里之北、喜马拉雅山麓的玛索里,并在那里安排我暂住。那是几天的路,也是值得回忆而难以忘怀的经历。每当火车停下,大批人聚结着朝我们欢呼。我记起前次来访时,印度人民对我的欢迎,但自然现在更加热烈。那温暖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一则西藏谚语:「痛苦乃欢乐之量尺。」他们显然不只是来看看我----他们是来表达对西藏的同情。
我们一路如此,十分高兴地到达了玛索里,终于从那月的旅程和精神紧张状态中得以休息,在平静之中考虑我们的问题。我在玛索里住了一年,直到印度政府向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住到必要的时候,即我至今仍居住着的一楝平房,它座落在印度的西北边缘,一个叫达蓝萨拉的地方。
在我到达玛索里不久,尼赫鲁先生前来看望我,而我高兴于能和他再作一次长谈。我在六月新闻界发布了另一则声明。至此,我从没有公开严厉地指责中共,因为我知道中国也有许多优点,而且无法以为中国完全不能理性地进行谈行谈判。但难民们涌出西藏,而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恐怖。我得认识到,中国已决心以纯属残酷的手段来征服西藏。我不得不在发言上强烈得多。我说,我原以为北京政府并不了解他们的代表的所作所为---我确实依然无法相信毛泽东会赞许。我提议,如果他们同意让一个国际委员会去调查事实,我和我的政府将乐意接受其裁决。我们依然意愿达成一项合理的协定,我们确实一直保持着这种意愿。但中国对此提议从来不加以理睬。
我也在那一次新闻大会上正式否认「十七条协议」。我自己率先这么作;但我在玛索里,第一次有机会碰上国际法专家们;他们确定,那样做是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足以自证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但我想到,如果别的一切失败,我们也许得要求联合国考虑我们的案情。我决心这一决定不可操之过急;但纠缠的法律问题显然变得重要。我知道,尽管我们有过三十八年完全的自主权,他们还会宣称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证实那一宣称,他们便会争执说,对西藏的入侵只是联合国不可干预的内政。
我在玛索里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检阅了我已解释过的本世纪初期的条约,并结论,我们是完整的独立主权的国家,即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控制之外。
委员会以这一结论出发,继续考虑到十七条协议。表面上,当我们签署这一协议,我们已交出了自己的主权。我们可以争议说,我们代表是在暴力和未来的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威胁下签署的。但我们会被反驳,被签署的条约并不永远使这项条约作废---比如,战后条约就是在强迫之下,为失败者所签署的。
但是,如果条约为其中的一方打破,它便可以为另一方合法地否认,那么该条约不再生效。中国当然打破了这十七条协议,我们愿意证实这一点。现在,我否认了这一协议,它不再束缚我们,而我们对主权的声明,一如协议签署前的一样。
把我们的案情呈交联合国有另一个明显的困难---争执的双方都不是它的成员。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固守孤立,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为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所代表。
但是,我着手把我们的案情引起成员国的注意。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并不代表我,或者西藏----它并不代表政府和国家。它只是一个独立的、由五十八个国家的三万名律师所支持的一个法官、律师和法律教师的协会;它的宗旨在于培植法律规则,以及,当法律规则受到体系化的侵犯时,沟通世界法律界舆论。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委员会开始了对西藏事件活跃的、客观的研究,仅仅因为它感到有责任这么做。
委员会在调查期间,检阅了中国和西藏的每一则声明,并派出训练有素的人去采访西藏难民,并以此揭示了比我所听到的更骇人听闻的事。我想,多数人都不想读到有关极端的残酷,我也不想写这些,但为了我的人民的公义,我必须概述为那一公正的调查所昭示的迫害。
我们上万的人民遭到杀害,不仅是在军事行动中,也是单别地,蓄意地迈木谋杀。他们被屠杀,没有经过审判,因为他们有反共的嫌疑,或者因为积蓄钱财,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但他们受到杀害的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仅仅是被枪杀,而是被毒打至死、钉死、活活烧死、淹死、活剥、饿死、掐死、绞死、煮死、活埋、剖腹和斩首。这些杀害都是公开进行的。那些牺牲者的村人、朋友和邻居都被迫在伤观看,他们被慢慢地杀死。孩子们甚至被迫枪杀他们的父母。
喇嘛们尤其受到迫害。中国人说他们不劳而获,吃人民的饭。中国人设法侮辱他们,特别是年长而极受尊敬的喇嘛,在刑讯他们之前,把他们拖套着去耕田,把他们当马骑,鞭笞和拷打他们,以及别的罪恶得不堪言状的手段。当他们把喇嘛们渐渐弄死时,他们亵渎他们的宗教,叫他们表演神通,把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除了这些公开的杀害之外,大批西藏人监禁,或集合在一起,送到不明方向的地方,大批人死于残酷和强迫劳动的苦难,许多人在绝望与悲惨中自杀。男人们被迫到山中当游击队员,留在村子里的女人们和孩子们则为机关枪所扫射。
数以千计从十五岁的儿童到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被迫从他们父母手中拿走,从来没有再露面。那些抗议的父母亲则受到监禁,或者枪杀。中国人说什么,没有孩子,父母可以更好地工作;要不说,孩子们要送到中国去接受合适的教育。
许多西藏男女都相信,中国人使他们绝育。他们独立地向国际委员会描述了一种痛苦的手术。委员会并没有引用他们的证据来作决定,因为那一种手术并不符合任何为印度医学专业者所熟悉的绝育方法。但另一方面,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在委员会的报告完成之后,新的证据被提出,这使我信服,中国确实在一些村庄使男人和女人们绝育。
除了这些反人民的罪恶外,中国人还摧毁我们上百的寺院,他们拆毁寺院杀害喇嘛,把僧人们送到劳改营,命令他们在死亡的痛苦之下,打破独身的戒律,并且把那些空置的寺院用作军营和马厩。
国际委员会在收集所有这些证据之后,认为中国人的罪恶是任何个人或民族可被指控的最重大的罪行----那就是,种族灭绝,「蓄意于完全,或是部分地摧毁这样一个民族的、道德的、人种的、或是宗教的群体。」他们同意,中国人企图摧毁西藏的佛教徒。
我在回顾中相信,人们可以看中国犯下这一罪恶的原因。
他们最初垂涎于西藏的原因有三。第一,尽管我们国土广大,但只有七到八百万西藏人;而中国人有六亿多,他们的人口每年都在数百万地增长。他们时常受饿荒,企图把西藏当作额外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他们已在西藏安置了大批中国农民。我不怀疑,他们会希望有一天西藏人会成为一支并不重要的少数民族。目前,西藏农民的境况比之占领者的汉族农民要差得多。西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有过饿荒,但现在有了。
第二,我们国家无疑矿藏丰富。我们从来没有加以开采,因为我们尚没有很大的对世间财富的欲望。中国人声言西藏有重大发展,我敢说这是真实的;但这一发展并非有益于西藏,而只是为了中国的富强。
第三,中国人企图征服亚洲,如果尚不是为他们许多人坦率地说出的要征服世界,而征服西藏便是这进程中的第一步。我还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但常识说明,没有任何亚州国家,拥有西藏的战略重要性。配合现代化武器,这些山脉几乎成为不可攻取的大本营,并可从此发起向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进攻,以控制这些国家,摧毁他们的如同我们正在被摧毁的宗教,而更广泛地传播无神论的教条。据报道,中国人己在西藏建成了十八座飞机场和贯穿全国的军事公路纲。由于他们最清楚不过地知道,印度毫无意图进攻他们,这些军事准备的唯一可能是用来作为未来扩张的一个基地。
现在,我相信,十年前中国人第一步入侵西藏时,他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动机。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只冯着虚假的法律和武力威胁来征服西藏。但这三个目的,尤其是后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实行征服,即使他们明白,他们得在物质、生命和罪恶上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面对我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的被催毁,我流亡于海外,努力于剩下来的唯一的方针:通过联合国,现在通过我这本书向世界提醒西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照顾那些跟随我一起投奔自由的西藏人;以及策划未来。
在我离国后,大约有六万名西藏人跟随着我流亡海外,尽管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和避过中国哨兵上,困难重重。他们并非来自一个单纯的阶级,他们是我们人民的真正代表。在他们之间有在我国卓有声誉的喇嘛们,渊博的学者们、大约五千名僧人、一些政府官员、商人和士兵以及占大多数的卑微的农民、牧民和工匠。许多人由远比我们艰难和危险的道路上逃亡。有些人好不容易带来了他们的家人;有些孩子死于穿越群山时的艰险;但在他们中间,大批男人们在战门期间与他们的家人分离,而且更悲哀地得知,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落在中国人的手里。
这些难民都分散在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的社区之中。持不同政见的印度领导人们建立起一支「西藏难民救济中央委员会」,他们与印 度政府合作,以帮助我们的人民。许多别国的志愿救济组织以金钱、粮食、衣服,或医药来帮助我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送来礼物,协助我们教育孩子们,南越西贡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大米作礼物。我们衷心感激于所有这些善意;那对协助我们重新定居是无可估价的。但然,我们不想过长地依赖施舍;我们要尽可能快地自立。
印度政府为此协助我们多数体魄健全的人找到工作。现在,他们许多人,包括大批僧人们都在筑路。但在酷热的印度平原,这对山地人们是件 极不健康的工作。我们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情,分居在气候与我们国家并无大分别的地区。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设法在大吉岭和达哈西建立手工艺中心,两者都在喜马拉雅山麓,还约有六百人在学习有用的职业技能。约有四千人已在迈松和阿萨姆成立农村社区,还有在别的合适的地方 也已成立。其余的年长人士渐渐找到农活、开伐森林和奶制品的工作。而且,我们尽可能多地训练介于十六和二十五岁的青年,那种我们在过去完全缺乏的机械知识。
孩子们使我们尤其焦虑。这里有五千名十岁以下的孩子们。离乡别井,并被突然带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这对孩子比对大人们更难受。许多孩子早些时日死于食物和气候的转变。我们得采取一些果断的借施去保护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知道 西藏的孩子从父母手里被夺走并被培养成中国共产党员,而不是西藏佛教徒。我已讲到过西藏孩子们是如何拒绝接受中国的信仰;但是,想象孩子们在婴儿时被带走而不会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用的----如果中共能维持得如此之久。所以,在印度的下一代儿童也许会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我们所愿望新取得和平的宗教生活的核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山麓一带建立了大约有一千名儿童的寄宿学校;我们正为所有儿童安排足够的学校。所有难民父母们都急于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他们可以在这里健康地成长,成长为真正的西藏人。他们以藏文、宗教知识和西藏历史作为主课;同时,学习英语、印地语、数学、地理、世界历史和科学。
学龄前的儿童们是另一个问题。他们最大地遭受了印度气候和在西藏所没有的传染病的痛苦。他们的父母最了解,他们无法适当地照料他们。因此,我给他们所有人给予我个人的保护。我决定设立一个幼儿院,并把它交到我姐姐手里。为此,印度政府在我现时达兰萨拉的住处附近借给我们两栋空置的平房。结果却让人应接不暇。几乎在我们尚未安顿一切之前,已有800名儿童送交我们护理。我姐姐和她的志愿助手们不得不因 陋就简,为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准备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依然不能给这些儿童们最低限度的享受,但我们可以保证,他们得到爱护,并保持健康与幸福----在难民的儿童范围内的幸福。印度政府向我们提供的给养,别的个人和志愿救济组织也在诸多方面帮助我们。我们逐渐把稍大的儿童送到我们别的学校。现在,我们在达蓝萨拉拥有300名儿童---全都在七岁以下。
我在1950年安放于锡金的金条和银绽,对于这种工作,以及维持一个小型的政府核心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我们把这些财物卖掉换现钱,而这些尚不足以用于我和政府为了难民和西藏未来所想的和必须作的工作。
对我和所有难民而言,实行我们的宗教依然与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开创我们的物质之路的门争一样重要。我们一如既往地举行宗教仪式,当然,只是我们无法带给这些仪式以古老的色彩和华丽。但这些在过去过于豪华,而现在朴素一些,也许并不是一桩坏事。我继续自己的宗教学习,此外学英文,并尽可能广泛地阅读,把我自己带进现代世界。我再次开始了那次为政府夭折了的印度朝圣之旅。我还前往一些基督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圣地,并与这些其它宗教的人士进行谈论。我欣慰地发现,在我们之间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在我去菩提伽耶和比纳日朝圣期间,我为162名西藏僧人授比丘戒,或者即寺院戒律中的具足戒。我是第一次主持传戒仪式。而我想到,我能在佛陀弘法之地传法是多么的幸运,况且现时佛陀的教导正在西藏受迫害。
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之下,生活对于随我逃亡的人们而言已变得可以忍受。但是,绝大多数西藏人没有及时逃亡,他们现在又无法逃脱。在喜马拉雅山的后面,西藏就象一座大监狱。我唯一能为他们所作的努力是使他们不被遗忘。西藏与世隔绝,别的国家有它们自己的恐惧和麻烦。我们可以理解,也许有一种倾向想把西藏事件变为一段过去的历史。然而,西藏就存在于这个地球上。西藏人是人类;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极其文明;他们无疑感受到痛苦。我能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人比他们受过更多的苦;而他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还在一天天继续下去,而且会一路持续到中国人离开我们的国家,或者直到西藏人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群体已彻底灭亡为止。因此,我永远坚持,通过把我们的案情带进联合国,来提醒世界有关我们的命运。我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开展执行这一任务,我的西藏顾问们也不知道。起始,印度政府劝我们不要这么作。但我去德里与政府和几个别国大使们讨论。联合国两名成员爱尔兰和马来西亚赞同我们的申诉,并在1959年全体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之前的指导委员会中得到讨论。关于代表大会是否考虑西藏问题进行了投票,结果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四票弃权。但苏联代表团对会议程提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重新投票。这一次有十二票赞成,六票弃权,没有反对票。
因此,西藏事件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提出,最终作出了这一项决义:
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
基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总宪章和为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所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有关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
认为西藏人民如同所有其它人民一样享有被赋予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一视同仁的公民和宗教自由。
同时注意到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他们传统上享有的自治权,
严重关注到有关之各项报告包括达赖喇嘛宗座的官方声明中有关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被剥夺之后果。
正当有责任的领袖作出诚恳和积极的努力以缓和紧张气候,改善国际关系之际,对于这些事件的恶果严重增加了国际紧张,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深表遗憾。
一坚守此一信念即尊重「联合国总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是基于法治精神之和平世界秩序演进之根本。
二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
第834次全体会议
1959年10月21日
本决议有: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
我曾希望中国会顾及国际舆论,但这一决议案对他们并没有发生显着的作用。但是,对任何不正义的抗议总是正确的,不管抗议能否中止这 种不正议;而我们为能受到如此多国家的代表支持我们的申诉而受到鼓舞。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事件只被视作冷战的一部分。这在当今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对西藏的人侵并非共产主义者的根行为。早些时的中国政府也曾侵略过我们,或企图如此。国民党政府曾在三十年代就作过从劳无功的尝试。中国之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事实仅仅是令侵略更有成效,更加无情,以及对西藏人民更富于排斥性。但在联合国也有这种影响即其它共产国家迫不得已而投票支持中国。尽管我无法相信,他们所有人都赞同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一决议案的受到支持,使我极其满足,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停留在那里。当此一决议案被通过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还没有发表 ;而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的成员们尚没有得知中国暴行的详情和委员会关于在西藏所实行的种族灭绝的结论。因此在1960年,在亚非会议的宝贵的支持下,这一议题被再次提到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上,这一次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动议,爱尔兰和议。圣萨尔瓦多也愿意和议。但是,非洲事件在这次会议中优先列人讨论;而对西藏问题的审议却被一天天地推迟,联合国终于在有时间讨论我们的问题之前休会了。
我仍会在联合国继续努力,使我们的案情有效,因为我相信联合国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事实上整个世界唯一希望的源泉。我们必须永远不许一种信念在海外滋长,即西藏将会默认中共的控制,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会。
无疑,西藏永远难复旧观,但我们也并不想其如此。它永远不再从世界孤立出去,它不可能回复到古老的封建制度。我已讲到在中国人制止我之前,我们作出的改革。现在,在海外流亡,我在国际法专家们的协助下,基于佛陀的教义和「世界人权宣言」之原则,为西藏起草了一部站崭新的自由与民主的宪法,并以此把那些改革带到一个逻辑性的结论。这项工作方兴未艾。当这事结束,我将先提交给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我的海外人民和我尽可能多地接触到的西藏人民。之后,我希望,我的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大会,为他们自己制订出一个我们所渴望看见的自主国家的临时宪章。
我建议设立一院国会。议院应完全由人民代表,与及特别利益的代表所组成。新法律应当得到议院的大多数人通过,而宪法修改案应得到四分之三的大多数。选举应在国际成人选举权,包括僧侣在内的基础上进行。这在西藏将不成问题。我们人口少,而人民聪明。尽管我们人民在过去对政府不感兴趣,他们无疑得在过去的十年中心形成自己的意见。
从可追溯的年代开始,西藏便是一统的国家,而中央集权在西藏人民和政府所面临的新的情况里更为必要。我反对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加剧我们人民之间的冲突,或者倾向于牺牲民族利益的宪法的确立。因为我们的基本目的,永远是:我们应当是一个团结的民族。
我得到建议,最好不设立国会首长,而宁可采用总统制度。在这制度下,噶厦(即内阁)基于安全保障,将由作为国家元首的达赖喇嘛指派,安全警卫。因此,我提议,达赖喇嘛应该指定他的噶伦们;他们可在国会自由地发言,但不是投票。国会应可以请求噶伦解职。如果达赖喇嘛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国会决定,那么最高法院的决定应当制裁两者。
最高法院应被依于如同任命内阁一般之保障方式而指定。达赖喇嘛自己应服从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通过宪法规定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服从对他的权利的剥夺。
在达赖喇嘛年幼期间,或者当他由于圆寂、丧失能力或被剥夺的原因而停止实施权力时,他的地位则应经由三分之二国会多数指派三到五名成员组成摄政委员会代行职务。
这一宪法及其相关的问题现已比较详细地得到实行,但这些远不是最终的、甚至我所提供的大纲也可以会改变。许多事情有待去作,而这还有待于西藏人民的赞同,或者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我自己坚信,政府永远应当是由人民的意愿并通过人民的合作而组成的。我乐于努力去作我的人民要求于我的任何事,但我对个人权力或财富并无执着。我毫不置疑,在这种精神里,在我们宗教的指导下,我们将共同解决任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西藏,使其在现代的世界里也一如往日孤立的西藏一样地幸福。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回顾昔日,我毫不遗憾于直到最终,我所遵从的非暴力政策。从我们所有的宗教重要观点来看,这是唯一的可 能的政策。我依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一直跟我遵从这一点,西藏的情况至少要比现在好。人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处境相比于一个尽管什么罪也没有犯,却遭到逮捕的人。他的本能也许是门争,全他法可逃脱。他在反抗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最终,他最好还是安安静静地走,置他的信仰于最终的正义的力量。但在西藏,这根本办不到。我的人民就是无法接受中国人,或者他们的教条,而他们斗争的本能是难以抑制的。
尽管中国人在我国犯了凶残的罪恶,我的心里却绝对没有对中国人的仇恨。我相信,因为个别人的罪恶而指责整个民族是现今时代的一个灾祸和危险。我认识许多可钦佩的中国人。我猜想,世人没有人比最好的中国人更文明,更有魅力,也没有人比最坏的中国人更残酷、更罪恶。西 藏的凶暴是为生杀予夺的权力思想所败坏的最低级的中国人、士兵和共产主义官员所犯下的。多数中国人假使得知这些行为,将会自愧不已 ;然而,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我们不应当报复于那些向我们犯过罪的人,以别的罪恶来回报他们的罪恶。我们应当想到,由于业力果报原则,他们处于将降生为一个低微的悲惨的主命的危险之中。而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如同对每一位众生一样,是去帮助他们到达涅盘的境地,而不是让他们沈沦到下三道的轮回之中。中国的共产主义持续了二十五年;但我们的信仰持续了二千五百年,我们拥有释迦牟尼佛的诺言,在由另一位到来的佛陀更新之前,佛法将会跟以前持续得一样长久。
在现时军事力量席卷一切的日子里,不论男女仅能依赖希望生存下去。如果享有和平之家庭的福气,他们希望能维持这些和看到他们的孩子们幸福地成长。如果他们和我们和一样,丧失了家园,他们对希望和信仰的需求会甚至更大。最后分析,所有人类的希望不过只是为了心境的平静。我的希望又寄 于西藏人民的勇气和尚存在于人类心灵之中的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爱,而我的信仰存在于佛陀的慈悲之上。
两天后,北京发表声明,起头说:「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是一道笨拙的文件,理屈词穷,满纸谎言,漏洞百出。」声明从中共的观点描述了那一事件,并强词夺理,说我是为拉萨和反叛者所诱拐,并指出,我仅仅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愿望,并指出我并没有亲自发布那则声明。中国在那些日子,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恼羞成怒。如果一个人不顾及事实,则言语中伤是件易事,而肤浅的凿有其词,也不为难。一位印度政府发言人作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但我不可能把自己卷入中国人不过纯为漫骂的争执之中。由于他们这一颠倒事实,我在五天后对新闻界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指出,我对第一则声明负责,并坚持。
中国在这一暴动的后面,对于他们所可以想象的任何人进行指责,再一次使我震惊----我们象一只受伤的狗对任何人狂吠。他们曾在不同的时候,试图指责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包括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印度政府以及现在成为对我的政府的描绘的西藏「统治集团」。他们不容许自己来认识这一事实:即只是人民自己自然而然地发起暴动反抗他们所宣称的解放,而西藏统治阶级远比人民乐意于接受这一协议。
我到达它滋泽不久,印度政府派来一列专车,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德里之北、喜马拉雅山麓的玛索里,并在那里安排我暂住。那是几天的路,也是值得回忆而难以忘怀的经历。每当火车停下,大批人聚结着朝我们欢呼。我记起前次来访时,印度人民对我的欢迎,但自然现在更加热烈。那温暖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一则西藏谚语:「痛苦乃欢乐之量尺。」他们显然不只是来看看我----他们是来表达对西藏的同情。
我们一路如此,十分高兴地到达了玛索里,终于从那月的旅程和精神紧张状态中得以休息,在平静之中考虑我们的问题。我在玛索里住了一年,直到印度政府向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住到必要的时候,即我至今仍居住着的一楝平房,它座落在印度的西北边缘,一个叫达蓝萨拉的地方。
在我到达玛索里不久,尼赫鲁先生前来看望我,而我高兴于能和他再作一次长谈。我在六月新闻界发布了另一则声明。至此,我从没有公开严厉地指责中共,因为我知道中国也有许多优点,而且无法以为中国完全不能理性地进行谈行谈判。但难民们涌出西藏,而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恐怖。我得认识到,中国已决心以纯属残酷的手段来征服西藏。我不得不在发言上强烈得多。我说,我原以为北京政府并不了解他们的代表的所作所为---我确实依然无法相信毛泽东会赞许。我提议,如果他们同意让一个国际委员会去调查事实,我和我的政府将乐意接受其裁决。我们依然意愿达成一项合理的协定,我们确实一直保持着这种意愿。但中国对此提议从来不加以理睬。
我也在那一次新闻大会上正式否认「十七条协议」。我自己率先这么作;但我在玛索里,第一次有机会碰上国际法专家们;他们确定,那样做是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足以自证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但我想到,如果别的一切失败,我们也许得要求联合国考虑我们的案情。我决心这一决定不可操之过急;但纠缠的法律问题显然变得重要。我知道,尽管我们有过三十八年完全的自主权,他们还会宣称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证实那一宣称,他们便会争执说,对西藏的入侵只是联合国不可干预的内政。
我在玛索里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检阅了我已解释过的本世纪初期的条约,并结论,我们是完整的独立主权的国家,即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控制之外。
委员会以这一结论出发,继续考虑到十七条协议。表面上,当我们签署这一协议,我们已交出了自己的主权。我们可以争议说,我们代表是在暴力和未来的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威胁下签署的。但我们会被反驳,被签署的条约并不永远使这项条约作废---比如,战后条约就是在强迫之下,为失败者所签署的。
但是,如果条约为其中的一方打破,它便可以为另一方合法地否认,那么该条约不再生效。中国当然打破了这十七条协议,我们愿意证实这一点。现在,我否认了这一协议,它不再束缚我们,而我们对主权的声明,一如协议签署前的一样。
把我们的案情呈交联合国有另一个明显的困难---争执的双方都不是它的成员。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固守孤立,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为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所代表。
但是,我着手把我们的案情引起成员国的注意。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并不代表我,或者西藏----它并不代表政府和国家。它只是一个独立的、由五十八个国家的三万名律师所支持的一个法官、律师和法律教师的协会;它的宗旨在于培植法律规则,以及,当法律规则受到体系化的侵犯时,沟通世界法律界舆论。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委员会开始了对西藏事件活跃的、客观的研究,仅仅因为它感到有责任这么做。
委员会在调查期间,检阅了中国和西藏的每一则声明,并派出训练有素的人去采访西藏难民,并以此揭示了比我所听到的更骇人听闻的事。我想,多数人都不想读到有关极端的残酷,我也不想写这些,但为了我的人民的公义,我必须概述为那一公正的调查所昭示的迫害。
我们上万的人民遭到杀害,不仅是在军事行动中,也是单别地,蓄意地迈木谋杀。他们被屠杀,没有经过审判,因为他们有反共的嫌疑,或者因为积蓄钱财,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但他们受到杀害的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仅仅是被枪杀,而是被毒打至死、钉死、活活烧死、淹死、活剥、饿死、掐死、绞死、煮死、活埋、剖腹和斩首。这些杀害都是公开进行的。那些牺牲者的村人、朋友和邻居都被迫在伤观看,他们被慢慢地杀死。孩子们甚至被迫枪杀他们的父母。
喇嘛们尤其受到迫害。中国人说他们不劳而获,吃人民的饭。中国人设法侮辱他们,特别是年长而极受尊敬的喇嘛,在刑讯他们之前,把他们拖套着去耕田,把他们当马骑,鞭笞和拷打他们,以及别的罪恶得不堪言状的手段。当他们把喇嘛们渐渐弄死时,他们亵渎他们的宗教,叫他们表演神通,把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除了这些公开的杀害之外,大批西藏人监禁,或集合在一起,送到不明方向的地方,大批人死于残酷和强迫劳动的苦难,许多人在绝望与悲惨中自杀。男人们被迫到山中当游击队员,留在村子里的女人们和孩子们则为机关枪所扫射。
数以千计从十五岁的儿童到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被迫从他们父母手中拿走,从来没有再露面。那些抗议的父母亲则受到监禁,或者枪杀。中国人说什么,没有孩子,父母可以更好地工作;要不说,孩子们要送到中国去接受合适的教育。
许多西藏男女都相信,中国人使他们绝育。他们独立地向国际委员会描述了一种痛苦的手术。委员会并没有引用他们的证据来作决定,因为那一种手术并不符合任何为印度医学专业者所熟悉的绝育方法。但另一方面,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在委员会的报告完成之后,新的证据被提出,这使我信服,中国确实在一些村庄使男人和女人们绝育。
除了这些反人民的罪恶外,中国人还摧毁我们上百的寺院,他们拆毁寺院杀害喇嘛,把僧人们送到劳改营,命令他们在死亡的痛苦之下,打破独身的戒律,并且把那些空置的寺院用作军营和马厩。
国际委员会在收集所有这些证据之后,认为中国人的罪恶是任何个人或民族可被指控的最重大的罪行----那就是,种族灭绝,「蓄意于完全,或是部分地摧毁这样一个民族的、道德的、人种的、或是宗教的群体。」他们同意,中国人企图摧毁西藏的佛教徒。
我在回顾中相信,人们可以看中国犯下这一罪恶的原因。
他们最初垂涎于西藏的原因有三。第一,尽管我们国土广大,但只有七到八百万西藏人;而中国人有六亿多,他们的人口每年都在数百万地增长。他们时常受饿荒,企图把西藏当作额外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他们已在西藏安置了大批中国农民。我不怀疑,他们会希望有一天西藏人会成为一支并不重要的少数民族。目前,西藏农民的境况比之占领者的汉族农民要差得多。西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有过饿荒,但现在有了。
第二,我们国家无疑矿藏丰富。我们从来没有加以开采,因为我们尚没有很大的对世间财富的欲望。中国人声言西藏有重大发展,我敢说这是真实的;但这一发展并非有益于西藏,而只是为了中国的富强。
第三,中国人企图征服亚洲,如果尚不是为他们许多人坦率地说出的要征服世界,而征服西藏便是这进程中的第一步。我还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但常识说明,没有任何亚州国家,拥有西藏的战略重要性。配合现代化武器,这些山脉几乎成为不可攻取的大本营,并可从此发起向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进攻,以控制这些国家,摧毁他们的如同我们正在被摧毁的宗教,而更广泛地传播无神论的教条。据报道,中国人己在西藏建成了十八座飞机场和贯穿全国的军事公路纲。由于他们最清楚不过地知道,印度毫无意图进攻他们,这些军事准备的唯一可能是用来作为未来扩张的一个基地。
现在,我相信,十年前中国人第一步入侵西藏时,他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动机。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只冯着虚假的法律和武力威胁来征服西藏。但这三个目的,尤其是后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实行征服,即使他们明白,他们得在物质、生命和罪恶上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面对我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的被催毁,我流亡于海外,努力于剩下来的唯一的方针:通过联合国,现在通过我这本书向世界提醒西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照顾那些跟随我一起投奔自由的西藏人;以及策划未来。
在我离国后,大约有六万名西藏人跟随着我流亡海外,尽管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和避过中国哨兵上,困难重重。他们并非来自一个单纯的阶级,他们是我们人民的真正代表。在他们之间有在我国卓有声誉的喇嘛们,渊博的学者们、大约五千名僧人、一些政府官员、商人和士兵以及占大多数的卑微的农民、牧民和工匠。许多人由远比我们艰难和危险的道路上逃亡。有些人好不容易带来了他们的家人;有些孩子死于穿越群山时的艰险;但在他们中间,大批男人们在战门期间与他们的家人分离,而且更悲哀地得知,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落在中国人的手里。
这些难民都分散在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的社区之中。持不同政见的印度领导人们建立起一支「西藏难民救济中央委员会」,他们与印 度政府合作,以帮助我们的人民。许多别国的志愿救济组织以金钱、粮食、衣服,或医药来帮助我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送来礼物,协助我们教育孩子们,南越西贡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大米作礼物。我们衷心感激于所有这些善意;那对协助我们重新定居是无可估价的。但然,我们不想过长地依赖施舍;我们要尽可能快地自立。
印度政府为此协助我们多数体魄健全的人找到工作。现在,他们许多人,包括大批僧人们都在筑路。但在酷热的印度平原,这对山地人们是件 极不健康的工作。我们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情,分居在气候与我们国家并无大分别的地区。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设法在大吉岭和达哈西建立手工艺中心,两者都在喜马拉雅山麓,还约有六百人在学习有用的职业技能。约有四千人已在迈松和阿萨姆成立农村社区,还有在别的合适的地方 也已成立。其余的年长人士渐渐找到农活、开伐森林和奶制品的工作。而且,我们尽可能多地训练介于十六和二十五岁的青年,那种我们在过去完全缺乏的机械知识。
孩子们使我们尤其焦虑。这里有五千名十岁以下的孩子们。离乡别井,并被突然带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这对孩子比对大人们更难受。许多孩子早些时日死于食物和气候的转变。我们得采取一些果断的借施去保护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知道 西藏的孩子从父母手里被夺走并被培养成中国共产党员,而不是西藏佛教徒。我已讲到过西藏孩子们是如何拒绝接受中国的信仰;但是,想象孩子们在婴儿时被带走而不会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用的----如果中共能维持得如此之久。所以,在印度的下一代儿童也许会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我们所愿望新取得和平的宗教生活的核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山麓一带建立了大约有一千名儿童的寄宿学校;我们正为所有儿童安排足够的学校。所有难民父母们都急于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他们可以在这里健康地成长,成长为真正的西藏人。他们以藏文、宗教知识和西藏历史作为主课;同时,学习英语、印地语、数学、地理、世界历史和科学。
学龄前的儿童们是另一个问题。他们最大地遭受了印度气候和在西藏所没有的传染病的痛苦。他们的父母最了解,他们无法适当地照料他们。因此,我给他们所有人给予我个人的保护。我决定设立一个幼儿院,并把它交到我姐姐手里。为此,印度政府在我现时达兰萨拉的住处附近借给我们两栋空置的平房。结果却让人应接不暇。几乎在我们尚未安顿一切之前,已有800名儿童送交我们护理。我姐姐和她的志愿助手们不得不因 陋就简,为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准备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依然不能给这些儿童们最低限度的享受,但我们可以保证,他们得到爱护,并保持健康与幸福----在难民的儿童范围内的幸福。印度政府向我们提供的给养,别的个人和志愿救济组织也在诸多方面帮助我们。我们逐渐把稍大的儿童送到我们别的学校。现在,我们在达蓝萨拉拥有300名儿童---全都在七岁以下。
我在1950年安放于锡金的金条和银绽,对于这种工作,以及维持一个小型的政府核心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我们把这些财物卖掉换现钱,而这些尚不足以用于我和政府为了难民和西藏未来所想的和必须作的工作。
对我和所有难民而言,实行我们的宗教依然与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开创我们的物质之路的门争一样重要。我们一如既往地举行宗教仪式,当然,只是我们无法带给这些仪式以古老的色彩和华丽。但这些在过去过于豪华,而现在朴素一些,也许并不是一桩坏事。我继续自己的宗教学习,此外学英文,并尽可能广泛地阅读,把我自己带进现代世界。我再次开始了那次为政府夭折了的印度朝圣之旅。我还前往一些基督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圣地,并与这些其它宗教的人士进行谈论。我欣慰地发现,在我们之间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在我去菩提伽耶和比纳日朝圣期间,我为162名西藏僧人授比丘戒,或者即寺院戒律中的具足戒。我是第一次主持传戒仪式。而我想到,我能在佛陀弘法之地传法是多么的幸运,况且现时佛陀的教导正在西藏受迫害。
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之下,生活对于随我逃亡的人们而言已变得可以忍受。但是,绝大多数西藏人没有及时逃亡,他们现在又无法逃脱。在喜马拉雅山的后面,西藏就象一座大监狱。我唯一能为他们所作的努力是使他们不被遗忘。西藏与世隔绝,别的国家有它们自己的恐惧和麻烦。我们可以理解,也许有一种倾向想把西藏事件变为一段过去的历史。然而,西藏就存在于这个地球上。西藏人是人类;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极其文明;他们无疑感受到痛苦。我能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人比他们受过更多的苦;而他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还在一天天继续下去,而且会一路持续到中国人离开我们的国家,或者直到西藏人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群体已彻底灭亡为止。因此,我永远坚持,通过把我们的案情带进联合国,来提醒世界有关我们的命运。我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开展执行这一任务,我的西藏顾问们也不知道。起始,印度政府劝我们不要这么作。但我去德里与政府和几个别国大使们讨论。联合国两名成员爱尔兰和马来西亚赞同我们的申诉,并在1959年全体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之前的指导委员会中得到讨论。关于代表大会是否考虑西藏问题进行了投票,结果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四票弃权。但苏联代表团对会议程提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重新投票。这一次有十二票赞成,六票弃权,没有反对票。
因此,西藏事件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提出,最终作出了这一项决义:
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
基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总宪章和为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所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有关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
认为西藏人民如同所有其它人民一样享有被赋予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一视同仁的公民和宗教自由。
同时注意到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他们传统上享有的自治权,
严重关注到有关之各项报告包括达赖喇嘛宗座的官方声明中有关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被剥夺之后果。
正当有责任的领袖作出诚恳和积极的努力以缓和紧张气候,改善国际关系之际,对于这些事件的恶果严重增加了国际紧张,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深表遗憾。
一坚守此一信念即尊重「联合国总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是基于法治精神之和平世界秩序演进之根本。
二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
第834次全体会议
1959年10月21日
本决议有: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
我曾希望中国会顾及国际舆论,但这一决议案对他们并没有发生显着的作用。但是,对任何不正义的抗议总是正确的,不管抗议能否中止这 种不正议;而我们为能受到如此多国家的代表支持我们的申诉而受到鼓舞。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事件只被视作冷战的一部分。这在当今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对西藏的人侵并非共产主义者的根行为。早些时的中国政府也曾侵略过我们,或企图如此。国民党政府曾在三十年代就作过从劳无功的尝试。中国之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事实仅仅是令侵略更有成效,更加无情,以及对西藏人民更富于排斥性。但在联合国也有这种影响即其它共产国家迫不得已而投票支持中国。尽管我无法相信,他们所有人都赞同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一决议案的受到支持,使我极其满足,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停留在那里。当此一决议案被通过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还没有发表 ;而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的成员们尚没有得知中国暴行的详情和委员会关于在西藏所实行的种族灭绝的结论。因此在1960年,在亚非会议的宝贵的支持下,这一议题被再次提到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上,这一次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动议,爱尔兰和议。圣萨尔瓦多也愿意和议。但是,非洲事件在这次会议中优先列人讨论;而对西藏问题的审议却被一天天地推迟,联合国终于在有时间讨论我们的问题之前休会了。
我仍会在联合国继续努力,使我们的案情有效,因为我相信联合国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事实上整个世界唯一希望的源泉。我们必须永远不许一种信念在海外滋长,即西藏将会默认中共的控制,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会。
无疑,西藏永远难复旧观,但我们也并不想其如此。它永远不再从世界孤立出去,它不可能回复到古老的封建制度。我已讲到在中国人制止我之前,我们作出的改革。现在,在海外流亡,我在国际法专家们的协助下,基于佛陀的教义和「世界人权宣言」之原则,为西藏起草了一部站崭新的自由与民主的宪法,并以此把那些改革带到一个逻辑性的结论。这项工作方兴未艾。当这事结束,我将先提交给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然后提交给我的海外人民和我尽可能多地接触到的西藏人民。之后,我希望,我的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大会,为他们自己制订出一个我们所渴望看见的自主国家的临时宪章。
我建议设立一院国会。议院应完全由人民代表,与及特别利益的代表所组成。新法律应当得到议院的大多数人通过,而宪法修改案应得到四分之三的大多数。选举应在国际成人选举权,包括僧侣在内的基础上进行。这在西藏将不成问题。我们人口少,而人民聪明。尽管我们人民在过去对政府不感兴趣,他们无疑得在过去的十年中心形成自己的意见。
从可追溯的年代开始,西藏便是一统的国家,而中央集权在西藏人民和政府所面临的新的情况里更为必要。我反对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加剧我们人民之间的冲突,或者倾向于牺牲民族利益的宪法的确立。因为我们的基本目的,永远是:我们应当是一个团结的民族。
我得到建议,最好不设立国会首长,而宁可采用总统制度。在这制度下,噶厦(即内阁)基于安全保障,将由作为国家元首的达赖喇嘛指派,安全警卫。因此,我提议,达赖喇嘛应该指定他的噶伦们;他们可在国会自由地发言,但不是投票。国会应可以请求噶伦解职。如果达赖喇嘛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国会决定,那么最高法院的决定应当制裁两者。
最高法院应被依于如同任命内阁一般之保障方式而指定。达赖喇嘛自己应服从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通过宪法规定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服从对他的权利的剥夺。
在达赖喇嘛年幼期间,或者当他由于圆寂、丧失能力或被剥夺的原因而停止实施权力时,他的地位则应经由三分之二国会多数指派三到五名成员组成摄政委员会代行职务。
这一宪法及其相关的问题现已比较详细地得到实行,但这些远不是最终的、甚至我所提供的大纲也可以会改变。许多事情有待去作,而这还有待于西藏人民的赞同,或者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我自己坚信,政府永远应当是由人民的意愿并通过人民的合作而组成的。我乐于努力去作我的人民要求于我的任何事,但我对个人权力或财富并无执着。我毫不置疑,在这种精神里,在我们宗教的指导下,我们将共同解决任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西藏,使其在现代的世界里也一如往日孤立的西藏一样地幸福。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回顾昔日,我毫不遗憾于直到最终,我所遵从的非暴力政策。从我们所有的宗教重要观点来看,这是唯一的可 能的政策。我依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一直跟我遵从这一点,西藏的情况至少要比现在好。人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处境相比于一个尽管什么罪也没有犯,却遭到逮捕的人。他的本能也许是门争,全他法可逃脱。他在反抗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最终,他最好还是安安静静地走,置他的信仰于最终的正义的力量。但在西藏,这根本办不到。我的人民就是无法接受中国人,或者他们的教条,而他们斗争的本能是难以抑制的。
尽管中国人在我国犯了凶残的罪恶,我的心里却绝对没有对中国人的仇恨。我相信,因为个别人的罪恶而指责整个民族是现今时代的一个灾祸和危险。我认识许多可钦佩的中国人。我猜想,世人没有人比最好的中国人更文明,更有魅力,也没有人比最坏的中国人更残酷、更罪恶。西 藏的凶暴是为生杀予夺的权力思想所败坏的最低级的中国人、士兵和共产主义官员所犯下的。多数中国人假使得知这些行为,将会自愧不已 ;然而,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我们不应当报复于那些向我们犯过罪的人,以别的罪恶来回报他们的罪恶。我们应当想到,由于业力果报原则,他们处于将降生为一个低微的悲惨的主命的危险之中。而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如同对每一位众生一样,是去帮助他们到达涅盘的境地,而不是让他们沈沦到下三道的轮回之中。中国的共产主义持续了二十五年;但我们的信仰持续了二千五百年,我们拥有释迦牟尼佛的诺言,在由另一位到来的佛陀更新之前,佛法将会跟以前持续得一样长久。
在现时军事力量席卷一切的日子里,不论男女仅能依赖希望生存下去。如果享有和平之家庭的福气,他们希望能维持这些和看到他们的孩子们幸福地成长。如果他们和我们和一样,丧失了家园,他们对希望和信仰的需求会甚至更大。最后分析,所有人类的希望不过只是为了心境的平静。我的希望又寄 于西藏人民的勇气和尚存在于人类心灵之中的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爱,而我的信仰存在于佛陀的慈悲之上。
一、达赖喇嘛有关西藏问题五点和平计划之声明
美国华盛顿加必图山(CAPITOL.HILL)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世界各地之互相依赖日趋加强,所以国家的、地区的以至于全球的最终和平只能在我们想及更广泛之利益而不是狭小的需要下才能达成。现今所有我们最重要的,不论强者与弱者,是以自己的行径来贡献于世界。我今日以西藏人民领袖及一位热爱于以慈悲为宗教教条的佛教僧人向你们讲话。再者,我亦为人类的一份子与您们像兄弟姊妹般分享这一个世界。由于世界的阻隔越来越少,我们较以前更互相的需要对方。这在世界各地上(包括我的出生地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现今的亚洲与其它地方一样,局势仍然紧张。在中东、亚洲东南部及我的国家西藏都有公开的纷争。大体上而言,这些问题为其地方上各大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之表征症状。要解决地区之冲突,我们需要一个将所有国家及人民(大国及小国)之利益都包括的方法。除非清楚而且有顾虑到人民需求之解决方法能明确的表达,局部或权宜之计只会造成更多新的问题。
西藏人民衷于对地区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我相信他们亦能做到无出其石。传统上,西藏人民爱好和平而反对暴力的民族。早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传入西藏起,西藏人对所有生命都不会动用暴力。此种态度我们亦引申到国家与国际之关系上。西藏处于亚洲心脏地区中极具战略性之位置,分隔了印度,中国及苏联等数大强国,在历史上付与西藏在保持和平与安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之所以在以往亚洲的国家都尽力令彼此远离西藏之范围。西藏作为独立缓冲国家实为对整个地区之安定所必须的。
当新成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五零年间侵入西藏,将一般新的冲突来源产生了。更明显的是当随着西藏国民对中国之反抗及我于一九五九年之逃往印度,印度与中国之紧张局势升级为一九六二年之边境战争。现令两国之大批军队再次驻守于喜马拉雅山边界,而局势亦同样之异常紧张。
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印藏边境之分界。问题是在于中国之不合法占据西藏给予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印度境内,中国官方曾试将事件混淆,宣称西藏长久以来都是中国国土之一部份。此说却并非属实。在一九四九年/五零年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前,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
一千多年前,西藏各王将西藏统一后,我们的国家就一直保持独立到今世纪中叶。西藏间中或会影临近国家及其人民而在某一时间,亦会受 到有力之外来统治者之影响----蒙古人,尼泊尔的郭尔喀人,满洲皇国及在印度之英国人。
当然,国家受到外国影响或干预并非不寻常之事情。所谓之「卫星」关系或可以为以上最明显之例子。但是大多数之强国都加诸影响于较弱之联盟国或邻国。最具法律权威之研究指出西藏的个案里,西藏在某一时间受到外国之影响并不会令其失去其独立性。无可怀疑的是当北京共产党之军队进入西藏时,西藏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之侵入,受到各自由国家之谴责,是明显的破坏了国际法。在受中国军队之继续占据下,世人应当紧记纵然西藏人已经失去其自由,但是在国际法下,今日之西藏在不合法之占据下仍然是一个独立之国家。
在此处讨论西藏政治及法律现状并不是我之目的。我只想强调一个明显而又不容争议之事实----我们西藏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及历史。但在中国之占领下,今日之西藏仍然会实现其作为保持及促进亚洲和平所扮演之缓冲国家之角色。
我及西藏人民都诚心希望能保存西藏所扮演之宝贵角,将全个地区,包括为藏(U.TSANG),康(KHAM)和安姆多(AMDO)再次成为一个安定,和平及和谐之地方。在佛教之最优秀传统下,西藏将会扩大其服务与所有促成世界和平,人类幸福及自然环境保护的人仕 。
在占领下的数十年,大灾难都加诸于我的人民身上,但我仍然致力于与中国直接和忠实的讨论,从而找寻解决方法。在一九八二年,随着中国领导层之改变及与北京政府直接联系之建立,我派遣了我的代表在北京与他们坦诚的讨论我国及人民之将来前途。
我们在积极及坦诚之态度下对话,而亦同时愿意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合理需求,我希望此等态度将会得到回应,而最终能找出满足及保护双方愿望及利益之方法。不幸的是,中国对于我们的努力坚持作出防卫性的态度,所详细提及西藏之问题,亦受到批评而批评的处置。
更令我们震惊的是中国政府误用此次这真正对话之机会。真正引起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六百万的西藏人,但中方则试图将西藏的问题缩少为对我个人身份地位之讨论。
基于上述之背景并回应您们和今次旅途中我所遇见之其它人仕之鼓励及关怀,今日我希望能够澄清主要问题之关键及善意之心态下,提议一个能持久解决问题之方法的第一步。我希望这样能对所有邻国包括中国人民将来的友谊及合作有所贡献。
这和平计划包括五个基本部份.
(一)将全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之地方。
(二)放弃威胁西藏人民作为「人」而生存之中国人口转移政策。
(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四)恢复及保护西藏自然环境及放弃中国利用西藏生产核子武器及弃置核子废料。
(五)开始有关西藏未来之地位及西藏人民关系之真诚磋商。让我来解释这五个部份。
我提议将整个西藏地区包括康(KHAM)和安姆多(AMDO)之东边省份转化为一个「亚陕沙」之地区,「亚陕沙」为印度名词意指和平及非暴力之国家,成立此和平地区将会保持西藏在历史上所扮演之和平而中立之佛教国家及作为分隔列强之缓冲国。以此亦可以保持尼泊尔建议之将尼泊尔宣布为一和平之地区及中国宣称对此颁布之支持。和平地区将会有更大之影响如果能将西藏及能建立地区及中国宣称对此颁布之支持。尼泊尔所提议之和平地区将会有更大之影响如果能将西藏及其它邻国亦包括在内。
在西藏成立和平地区需要中国军队及其军事设备撤离西藏,这样会令到印度亦由喜玛拉雅山西藏边境撤离其军事设备。这件事情可以在一个能满足中国合理的安定需求及能建立与西藏人、印度人、中国人及其它人种信任的国际协议下达成。这样对大家都有最大的好处,特别是对西藏及印度,因其在增加国家之稳定外,亦同时减少了要在有冲突之喜玛拉雅山边界驻备重军之经济包袱。
根据历史、中国与印度之关系从没有出现过紧张的情况。但当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创造了第一次之共同边界,由是而引起两国之紧张关系,最后引起了一九六二年之战争。自此以后,很多危险的事情则相继发生。恢复世界上两个最多人口国家之良好关系将会变得更容易徜若他们能够有所分隔。正如在整个历史里,由一个大而友善之缓冲国所分隔。
要改善西藏人与中国人之关系,首要条件为生起互相之信任。在近数十年的大破坏后,超过一百万西藏人----约其六份之一的人口,因为其宗教信仰及热爱自由而失去生命或最少在狱中苟诞生存,故只会有中国军队之撤离才能开始一个真正的调解过程。在西藏之巨大军力只会每日唤起西藏人所受压迫及所经历过之痛苦记忆。撤军将会成为在基于友谊及信任下,在将来能建立有意义之关系的一个主要表征。
(二)北京政府将中国人口转移入西藏以减少西藏人口数目到不重要及可被褫夺权利之少数,藉此将西藏问题迫出一个最终解决方法的政策必定要终止实行。
大量将中国公民转移入西藏是违犯了第四届日内瓦协议(FOORTH GENEVA CONVENTION)(1949年),亦威胁到西藏人作为一个独持民族之生存。在西藏之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西藏人口为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之安姆多省(AMDO)根据中国统计,有二百五十万中国人但却只有七十五万西藏人。就算在所谓之西藏自治区(即西藏中部及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亦证实中国人口数目比西藏人口为多。
中国人口转移并不是一个新的政策。在其它地方亦曾经系统地应用过。在今世纪初,满洲人为一个独特而有其文化及传统的民族,现今却 有二至三百万满洲人生活于满洲而当地则有七千五百万中国人定居。在东士耳其斯坦(TURKESTAN)即中国人称为新疆的地方,中国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人增加至七百万人,超过了总人口一千三百万之一半。随着在内蒙古之中国殖民化,中国人口为八百五十万而蒙古人口则为二百五十万。
时至今日,七百五十万中国人已经被送到整个西藏,比西藏之六百万人口为多。在西藏中部及西部,即现今中国称为「西藏自治区」,中国消息承认一百九十万之西藏人已变为地区上之少数人口,以上数字还没有包括大约三十至五十万之军人在内,其中之二十五万是驻军于西藏自治区内。
西藏人若要以「民族」生存下去,人口转移必需停止而已定居之中国人亦需返回中国。不然的话,西藏人将只会能吸引游客及变为辉煌历史的遗迹。
(三 )在西藏里,基本人权及自由民主一定要受到尊重。西藏人民一定需要再次能自由开发文化学术,经济及宗教,并能行使基本之民主自由。
被侵犯人权在世界各地里以西藏最为压重。西藏人在中国称为「分化及同化」之「种族隔离」政策下受到歧视,他们在其国土亦顶多成为二等公民而矣。被褫夺了所有基本民主权利及自由,他们只能够生存于殖民地之管治而所有实权则操纵在中国之共党官员及军队手里。中国政府虽然容许西藏人重建部份佛教寺院和容许对他们之崇拜,可是研究及教授其宗教则仍然被禁止;只有少数人能在共产党之批准下出家。
当流亡的西藏人于一九六三年在我所颁布之宪法上享有民主权利,千万的同胞在西藏因其宗教或政治理由被定罪,正在监狱或劳改营中受苦。 (四)要恢复西藏的目然环境必定需要认真的努力。西藏不可以用作为生产核子武器及贮存核子废料。
西藏人对所有的生命都予以极大的尊重。受到佛教信仰所增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感觉禁止了他们伤害不论是人或是动物的所有有情生命。在中国人侵之前,西藏为一不受破坏之原野圣地伫立于大自然环境中。可悲的是在近数十年里,西藏之原野生态及森林几乎全部受到中国的破坏。西藏的微妙环境受到大破坏的影响,所余下之没被破坏的小小地方则必须受到保护及需要全力恢复其平衡。
中国,在西藏生产核子武器,及可能已经开始在西藏弃置核子废料中国更不止计划弃置本身的废料。而亦包括了其它已经答应付款给予北京作为弃置有毒物质之国家。
所产生的危机是显然易见的,我们生存的一代和将来的世代亦因为中国之对西藏独特之环境缺乏关怀而受到威胁。
(五)对于西藏将来之地位和西藏民族与中国民族彼此关系之磋商应急切的开始了。
我们希望能合理地并能兼顾现实情况下来处理这个问题。在坦诚与意欲修好之精神底下,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对西藏人,中国人及其它人等都有长远利益的方法。西藏人与中国人都是独特的民族,各自有的国家,历史、文化、语言及生活方式,民族之间的不同必须加以肯定及尊重。这些不同不应成为对双方民族有各自益处的真诚合作之障碍。我诚恳的相信如果有关方面在相会及讨论其将来时,能用开放的心情与诚意来找寻一个满意及公平的解决方法,则一定会有所突破。我们必须令自己变得合理而聪明,并能在坦诚及了解之精神下相见。
让我以个人的一点致意作为完结此次讲话,我感谢您们,您们的同事及市民对在各地受压迫的人所作出的关怀及支持,您们公开表示对西藏人同情时,已经给予生活在西藏之人民正面的影响,我呼吁你们在我们国家历史之重要时刻里继续予以支持。谢谢！
达赖喇嘛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世界各地之互相依赖日趋加强,所以国家的、地区的以至于全球的最终和平只能在我们想及更广泛之利益而不是狭小的需要下才能达成。现今所有我们最重要的,不论强者与弱者,是以自己的行径来贡献于世界。我今日以西藏人民领袖及一位热爱于以慈悲为宗教教条的佛教僧人向你们讲话。再者,我亦为人类的一份子与您们像兄弟姊妹般分享这一个世界。由于世界的阻隔越来越少,我们较以前更互相的需要对方。这在世界各地上(包括我的出生地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现今的亚洲与其它地方一样,局势仍然紧张。在中东、亚洲东南部及我的国家西藏都有公开的纷争。大体上而言,这些问题为其地方上各大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之表征症状。要解决地区之冲突,我们需要一个将所有国家及人民(大国及小国)之利益都包括的方法。除非清楚而且有顾虑到人民需求之解决方法能明确的表达,局部或权宜之计只会造成更多新的问题。
西藏人民衷于对地区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我相信他们亦能做到无出其石。传统上,西藏人民爱好和平而反对暴力的民族。早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传入西藏起,西藏人对所有生命都不会动用暴力。此种态度我们亦引申到国家与国际之关系上。西藏处于亚洲心脏地区中极具战略性之位置,分隔了印度,中国及苏联等数大强国,在历史上付与西藏在保持和平与安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之所以在以往亚洲的国家都尽力令彼此远离西藏之范围。西藏作为独立缓冲国家实为对整个地区之安定所必须的。
当新成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五零年间侵入西藏,将一般新的冲突来源产生了。更明显的是当随着西藏国民对中国之反抗及我于一九五九年之逃往印度,印度与中国之紧张局势升级为一九六二年之边境战争。现令两国之大批军队再次驻守于喜马拉雅山边界,而局势亦同样之异常紧张。
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印藏边境之分界。问题是在于中国之不合法占据西藏给予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印度境内,中国官方曾试将事件混淆,宣称西藏长久以来都是中国国土之一部份。此说却并非属实。在一九四九年/五零年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前,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
一千多年前,西藏各王将西藏统一后,我们的国家就一直保持独立到今世纪中叶。西藏间中或会影临近国家及其人民而在某一时间,亦会受 到有力之外来统治者之影响----蒙古人,尼泊尔的郭尔喀人,满洲皇国及在印度之英国人。
当然,国家受到外国影响或干预并非不寻常之事情。所谓之「卫星」关系或可以为以上最明显之例子。但是大多数之强国都加诸影响于较弱之联盟国或邻国。最具法律权威之研究指出西藏的个案里,西藏在某一时间受到外国之影响并不会令其失去其独立性。无可怀疑的是当北京共产党之军队进入西藏时,西藏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之侵入,受到各自由国家之谴责,是明显的破坏了国际法。在受中国军队之继续占据下,世人应当紧记纵然西藏人已经失去其自由,但是在国际法下,今日之西藏在不合法之占据下仍然是一个独立之国家。
在此处讨论西藏政治及法律现状并不是我之目的。我只想强调一个明显而又不容争议之事实----我们西藏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及历史。但在中国之占领下,今日之西藏仍然会实现其作为保持及促进亚洲和平所扮演之缓冲国家之角色。
我及西藏人民都诚心希望能保存西藏所扮演之宝贵角,将全个地区,包括为藏(U.TSANG),康(KHAM)和安姆多(AMDO)再次成为一个安定,和平及和谐之地方。在佛教之最优秀传统下,西藏将会扩大其服务与所有促成世界和平,人类幸福及自然环境保护的人仕 。
在占领下的数十年,大灾难都加诸于我的人民身上,但我仍然致力于与中国直接和忠实的讨论,从而找寻解决方法。在一九八二年,随着中国领导层之改变及与北京政府直接联系之建立,我派遣了我的代表在北京与他们坦诚的讨论我国及人民之将来前途。
我们在积极及坦诚之态度下对话,而亦同时愿意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合理需求,我希望此等态度将会得到回应,而最终能找出满足及保护双方愿望及利益之方法。不幸的是,中国对于我们的努力坚持作出防卫性的态度,所详细提及西藏之问题,亦受到批评而批评的处置。
更令我们震惊的是中国政府误用此次这真正对话之机会。真正引起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六百万的西藏人,但中方则试图将西藏的问题缩少为对我个人身份地位之讨论。
基于上述之背景并回应您们和今次旅途中我所遇见之其它人仕之鼓励及关怀,今日我希望能够澄清主要问题之关键及善意之心态下,提议一个能持久解决问题之方法的第一步。我希望这样能对所有邻国包括中国人民将来的友谊及合作有所贡献。
这和平计划包括五个基本部份.
(一)将全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之地方。
(二)放弃威胁西藏人民作为「人」而生存之中国人口转移政策。
(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四)恢复及保护西藏自然环境及放弃中国利用西藏生产核子武器及弃置核子废料。
(五)开始有关西藏未来之地位及西藏人民关系之真诚磋商。让我来解释这五个部份。
我提议将整个西藏地区包括康(KHAM)和安姆多(AMDO)之东边省份转化为一个「亚陕沙」之地区,「亚陕沙」为印度名词意指和平及非暴力之国家,成立此和平地区将会保持西藏在历史上所扮演之和平而中立之佛教国家及作为分隔列强之缓冲国。以此亦可以保持尼泊尔建议之将尼泊尔宣布为一和平之地区及中国宣称对此颁布之支持。和平地区将会有更大之影响如果能将西藏及能建立地区及中国宣称对此颁布之支持。尼泊尔所提议之和平地区将会有更大之影响如果能将西藏及其它邻国亦包括在内。
在西藏成立和平地区需要中国军队及其军事设备撤离西藏,这样会令到印度亦由喜玛拉雅山西藏边境撤离其军事设备。这件事情可以在一个能满足中国合理的安定需求及能建立与西藏人、印度人、中国人及其它人种信任的国际协议下达成。这样对大家都有最大的好处,特别是对西藏及印度,因其在增加国家之稳定外,亦同时减少了要在有冲突之喜玛拉雅山边界驻备重军之经济包袱。
根据历史、中国与印度之关系从没有出现过紧张的情况。但当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创造了第一次之共同边界,由是而引起两国之紧张关系,最后引起了一九六二年之战争。自此以后,很多危险的事情则相继发生。恢复世界上两个最多人口国家之良好关系将会变得更容易徜若他们能够有所分隔。正如在整个历史里,由一个大而友善之缓冲国所分隔。
要改善西藏人与中国人之关系,首要条件为生起互相之信任。在近数十年的大破坏后,超过一百万西藏人----约其六份之一的人口,因为其宗教信仰及热爱自由而失去生命或最少在狱中苟诞生存,故只会有中国军队之撤离才能开始一个真正的调解过程。在西藏之巨大军力只会每日唤起西藏人所受压迫及所经历过之痛苦记忆。撤军将会成为在基于友谊及信任下,在将来能建立有意义之关系的一个主要表征。
(二)北京政府将中国人口转移入西藏以减少西藏人口数目到不重要及可被褫夺权利之少数,藉此将西藏问题迫出一个最终解决方法的政策必定要终止实行。
大量将中国公民转移入西藏是违犯了第四届日内瓦协议(FOORTH GENEVA CONVENTION)(1949年),亦威胁到西藏人作为一个独持民族之生存。在西藏之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西藏人口为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之安姆多省(AMDO)根据中国统计,有二百五十万中国人但却只有七十五万西藏人。就算在所谓之西藏自治区(即西藏中部及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亦证实中国人口数目比西藏人口为多。
中国人口转移并不是一个新的政策。在其它地方亦曾经系统地应用过。在今世纪初,满洲人为一个独特而有其文化及传统的民族,现今却 有二至三百万满洲人生活于满洲而当地则有七千五百万中国人定居。在东士耳其斯坦(TURKESTAN)即中国人称为新疆的地方,中国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人增加至七百万人,超过了总人口一千三百万之一半。随着在内蒙古之中国殖民化,中国人口为八百五十万而蒙古人口则为二百五十万。
时至今日,七百五十万中国人已经被送到整个西藏,比西藏之六百万人口为多。在西藏中部及西部,即现今中国称为「西藏自治区」,中国消息承认一百九十万之西藏人已变为地区上之少数人口,以上数字还没有包括大约三十至五十万之军人在内,其中之二十五万是驻军于西藏自治区内。
西藏人若要以「民族」生存下去,人口转移必需停止而已定居之中国人亦需返回中国。不然的话,西藏人将只会能吸引游客及变为辉煌历史的遗迹。
(三 )在西藏里,基本人权及自由民主一定要受到尊重。西藏人民一定需要再次能自由开发文化学术,经济及宗教,并能行使基本之民主自由。
被侵犯人权在世界各地里以西藏最为压重。西藏人在中国称为「分化及同化」之「种族隔离」政策下受到歧视,他们在其国土亦顶多成为二等公民而矣。被褫夺了所有基本民主权利及自由,他们只能够生存于殖民地之管治而所有实权则操纵在中国之共党官员及军队手里。中国政府虽然容许西藏人重建部份佛教寺院和容许对他们之崇拜,可是研究及教授其宗教则仍然被禁止;只有少数人能在共产党之批准下出家。
当流亡的西藏人于一九六三年在我所颁布之宪法上享有民主权利,千万的同胞在西藏因其宗教或政治理由被定罪,正在监狱或劳改营中受苦。 (四)要恢复西藏的目然环境必定需要认真的努力。西藏不可以用作为生产核子武器及贮存核子废料。
西藏人对所有的生命都予以极大的尊重。受到佛教信仰所增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感觉禁止了他们伤害不论是人或是动物的所有有情生命。在中国人侵之前,西藏为一不受破坏之原野圣地伫立于大自然环境中。可悲的是在近数十年里,西藏之原野生态及森林几乎全部受到中国的破坏。西藏的微妙环境受到大破坏的影响,所余下之没被破坏的小小地方则必须受到保护及需要全力恢复其平衡。
中国,在西藏生产核子武器,及可能已经开始在西藏弃置核子废料中国更不止计划弃置本身的废料。而亦包括了其它已经答应付款给予北京作为弃置有毒物质之国家。
所产生的危机是显然易见的,我们生存的一代和将来的世代亦因为中国之对西藏独特之环境缺乏关怀而受到威胁。
(五)对于西藏将来之地位和西藏民族与中国民族彼此关系之磋商应急切的开始了。
我们希望能合理地并能兼顾现实情况下来处理这个问题。在坦诚与意欲修好之精神底下,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对西藏人,中国人及其它人等都有长远利益的方法。西藏人与中国人都是独特的民族,各自有的国家,历史、文化、语言及生活方式,民族之间的不同必须加以肯定及尊重。这些不同不应成为对双方民族有各自益处的真诚合作之障碍。我诚恳的相信如果有关方面在相会及讨论其将来时,能用开放的心情与诚意来找寻一个满意及公平的解决方法,则一定会有所突破。我们必须令自己变得合理而聪明,并能在坦诚及了解之精神下相见。
让我以个人的一点致意作为完结此次讲话,我感谢您们,您们的同事及市民对在各地受压迫的人所作出的关怀及支持,您们公开表示对西藏人同情时,已经给予生活在西藏之人民正面的影响,我呼吁你们在我们国家历史之重要时刻里继续予以支持。谢谢！
达赖喇嘛
二、达赖喇嘛对欧洲议会成员和国际传媒成员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于『法国』斯特拉斯堡
我们今天都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互倚存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它自己独力所能解决。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责任感,连我们自己的生存都会发生危险。因此,我一向认为在世界各国之间,必须促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和相互尊重。欧洲议会就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榜样。在战乱之后,过去曾经相互为敌的人们,在仅仅一个时代的时间里学会了共处和相互合作。所以我对自己能够在欧洲议会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感到特别高兴和荣幸。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自己的国家---西藏---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西藏人,特别是在中国人占领下生活的西藏人,渴望享有自由、正义和一个自主的前途,使他们能够充份维护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并同邻国和平相处。
一千多年来,为了维护我们生活所在高原上的生命的微妙平衡,我们西藏人一直在坚持我们的精神和环境价值。我们在佛陀有关非暴力和慈悲的启示鼓舞下和周围高山的庇护之下,尽力尊重各种形式的生命,并且摒弃战争,不把它当作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
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自从公元前一百廿七年立国以来,我们西藏人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一个外国。同所有的国家一样,西藏也经历过我们的邻居---蒙古人、满洲人、中国人,美国人和尼泊尔的廓两喀人企图建立对我们的影响的各时代。事实上,过去也曾发生过西藏的统治者征服中国和其它邻近国家的广大地区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西藏人可以要求拥有这些地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武力入侵西藏。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经历了它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一百多万我们的人民由于中国人的占领而死亡。数以千计的寺庙变为废墟。整整一个世代的西藏人在被剥夺教育、经济机会和对自己民族性的感觉的情况下长大成人。虽然目前的中国领导层已在进行某些改革,它同时还在推动对西藏高原的大规模人口转移,这一政策已经使六百万西藏人变成『当地的』少数民族。作为西藏人的代言人,我不得沉痛地告诉你们,我们的悲剧仍然在进行之中。
我一直在敦促我的同胞不要用暴力来解除自己的苦难。但是,我认为所有的人都享有用和平方式对非正义的行为提出抗议的道义权利。不幸的是,西藏的示威已经被中国军警用暴力镇压。我将继续劝告采取非暴力方式,但是除非中国摒弃它所使用的残忍的方法,西藏人不能对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承担责任。
每一个西藏人都在希望和祈求完全恢复我们民族的独立。数以千计的我们的人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整个民族都在这个斗争中遭受了苦难。甚至于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西藏人为了达到这个珍贵的目标,已经勇敢地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中国人仍旧完全拒绝承认西藏人民的愿望,并且在继续推行一条残酷镇压的政策。
我对如何谋求一个可以解除我的苦难的现实的解决办法考虑了很久。我的内阁同我自己征求过很多朋友和有关人仕的意见。结果是我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在华盛段顿的国会人权碰头会上宣布了一个西藏和平的五点计划。我在这个计划里要求把西藏转变成为一个和平区,一个可以让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庇护圣地。我还要求尊重人权和民主思想,保护环境和停止中国对西藏的人口转移。
和平计划的第五点提倡在西藏人与中国人之间举行认真的谈判。因此,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整理『我们的』一想法,我们希望这些想法可以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基础。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想法的要点介绍给贵会。
被称为曲卡松(卫、藏『即前、后藏』、康『即朵多』和安姆多『即朵麦』)的西藏全境,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对西藏人民及其生活环境的保护,根据经过人民同意的法律,成为一个同中华人民和国相联系的目治民主政治实体。
中华人民共国政府仍然可以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但是,西藏政府应该通过它自己的外事局发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教育、文化、旅游、科学、体育等方面以及其它非政治性活动的【对外】关系。西藏应该参加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该根据一个基本宪章而建立。这个基本法应该明文规定【西藏】要有一个民主制政府,负责保证【西藏的】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这意味着西藏政府将拥有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利。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的发展的真正源泉和潜力所在,西藏政府应该通过全面遵循人权普遍宣言来努力保障这个自由,包括言论,集会和宗教的自由。由于宗教是西藏民族性的源泉,而精神价值是西藏丰富多彩的文化的核心,西藏政府负责保障和发展宗教实践的特殊责任。
『西藏』政府应该由一名民选的首席行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组成。政府应设在拉萨。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应该根据西藏人民的愿望来决定,特别要考虑到必须提高全体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西藏政府应该通过有关保护野生动物和植物的严格的法律。自然资源的开发将会有详细的规定。必须禁止核武器和其它军备的制造,试验和储存,核能以及会产生危险性废物的其它技术的使用,也必须禁止。西藏政府的目标是把西藏变成地球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应该召开一个地区性和平会议来保证西藏将通过非军事化和中立化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庇护圣地。在可以召开这样一个和平会议和实现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以前,中国可以享有在西藏保持有限数量的军事设施的权利,这项设施必须完全用于防卫目的。
为了建立有助于进行有成效谈判的信任气氛,中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并放弃它把中国人转移到西藏的政策。
这些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想法。我知道很多西藏人将会对这些想法所代表的温和立场感到失望。毫无疑问,在未来几个月里,在西藏和流亡中的我们西藏人内部将会进行很多讨论。但是,这是任何改变过程的一个必不可少和无法估价的部分。我相信这些想法是重建西藏自己与众不 同的民族特性和恢复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最现实的办法,而且同时也照顾到中国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希望强调,不管同中国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西藏人民本身应该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威。因此,任何建议将包括一个可以用全民投票复决的方式来确定西藏人民愿望的完整的程序计划。
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说明我自己并不希望积极参与西藏政府。但是只要需要我这样做,我将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快乐尽力工作。
我们已经准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一个以我刚才介绍过的想法为基础的建议。我们已选好一个代表西藏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我们已准备同中国人会见商讨这一建议的细节,以求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我们对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政府领导人,包括美国的吉米?卡特【总统】对我们的处境所表现的强烈兴趣感到鼓舞。我们也对中国最近的变化感到鼓舞,这些变化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比较讲求实际和开放的领导集团。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我所描述的想法进行认真和实质的考虑。只有对话和愿意诚实和清楚地观察西藏的现实,才能找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是考虑到人类更重要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以和解的精神提出我们的建议,我们也希望中国人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我国的独特历史和深厚的精神传统使得它特别适合于在亚洲的腹心地区起到一个和平庇护圣地的作用。它作为一个天然的缓冲国有助于维护整个大陆的安定的历史地位可以重新恢复过来。亚洲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可以得到加强。在将来,西藏没有必要再是一个受到武力压迫,没有生产力的和饱受苦难的被占领国家。它可以成为一个人类同自然能够在和谐平衡中相处的自由庇护圣地,一个有助于解决正在折磨全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具有创造力的典范。
中国领导层必须认识到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的值民统治在今天是不合时宜的。一个真正的联合或联系只够在对所有有关各方都有令人满意的利益时通过自愿产生。欧洲共同体就是这一点的明确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信任或者利益,或者把武力当做统治的主要工具来使用,即使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团,也会分裂成两个或更多的实体。
我希望在我结束我的讲话以前,能够向欧洲议会尊敬的成员们发出一个特别呼吁,并且通过他们向他们各自的选民发出特别呼吁,请他们支援我们所做的努力。在我们提出的框架范围内解决西藏问题不仅符合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将有助于地区性和全球的和平和安定。我感谢大家为我提供了一个向您们表达我的想法的机会。
【88年8月18日译】
译者注:有【】处为译者为了把问题交待更清楚而增添的。
我们今天都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互倚存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它自己独力所能解决。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责任感,连我们自己的生存都会发生危险。因此,我一向认为在世界各国之间,必须促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和相互尊重。欧洲议会就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榜样。在战乱之后,过去曾经相互为敌的人们,在仅仅一个时代的时间里学会了共处和相互合作。所以我对自己能够在欧洲议会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感到特别高兴和荣幸。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自己的国家---西藏---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西藏人,特别是在中国人占领下生活的西藏人,渴望享有自由、正义和一个自主的前途,使他们能够充份维护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并同邻国和平相处。
一千多年来,为了维护我们生活所在高原上的生命的微妙平衡,我们西藏人一直在坚持我们的精神和环境价值。我们在佛陀有关非暴力和慈悲的启示鼓舞下和周围高山的庇护之下,尽力尊重各种形式的生命,并且摒弃战争,不把它当作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
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自从公元前一百廿七年立国以来,我们西藏人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一个外国。同所有的国家一样,西藏也经历过我们的邻居---蒙古人、满洲人、中国人,美国人和尼泊尔的廓两喀人企图建立对我们的影响的各时代。事实上,过去也曾发生过西藏的统治者征服中国和其它邻近国家的广大地区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西藏人可以要求拥有这些地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武力入侵西藏。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经历了它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一百多万我们的人民由于中国人的占领而死亡。数以千计的寺庙变为废墟。整整一个世代的西藏人在被剥夺教育、经济机会和对自己民族性的感觉的情况下长大成人。虽然目前的中国领导层已在进行某些改革,它同时还在推动对西藏高原的大规模人口转移,这一政策已经使六百万西藏人变成『当地的』少数民族。作为西藏人的代言人,我不得沉痛地告诉你们,我们的悲剧仍然在进行之中。
我一直在敦促我的同胞不要用暴力来解除自己的苦难。但是,我认为所有的人都享有用和平方式对非正义的行为提出抗议的道义权利。不幸的是,西藏的示威已经被中国军警用暴力镇压。我将继续劝告采取非暴力方式,但是除非中国摒弃它所使用的残忍的方法,西藏人不能对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承担责任。
每一个西藏人都在希望和祈求完全恢复我们民族的独立。数以千计的我们的人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整个民族都在这个斗争中遭受了苦难。甚至于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西藏人为了达到这个珍贵的目标,已经勇敢地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中国人仍旧完全拒绝承认西藏人民的愿望,并且在继续推行一条残酷镇压的政策。
我对如何谋求一个可以解除我的苦难的现实的解决办法考虑了很久。我的内阁同我自己征求过很多朋友和有关人仕的意见。结果是我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在华盛段顿的国会人权碰头会上宣布了一个西藏和平的五点计划。我在这个计划里要求把西藏转变成为一个和平区,一个可以让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庇护圣地。我还要求尊重人权和民主思想,保护环境和停止中国对西藏的人口转移。
和平计划的第五点提倡在西藏人与中国人之间举行认真的谈判。因此,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整理『我们的』一想法,我们希望这些想法可以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基础。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想法的要点介绍给贵会。
被称为曲卡松(卫、藏『即前、后藏』、康『即朵多』和安姆多『即朵麦』)的西藏全境,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对西藏人民及其生活环境的保护,根据经过人民同意的法律,成为一个同中华人民和国相联系的目治民主政治实体。
中华人民共国政府仍然可以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但是,西藏政府应该通过它自己的外事局发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教育、文化、旅游、科学、体育等方面以及其它非政治性活动的【对外】关系。西藏应该参加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该根据一个基本宪章而建立。这个基本法应该明文规定【西藏】要有一个民主制政府,负责保证【西藏的】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这意味着西藏政府将拥有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利。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的发展的真正源泉和潜力所在,西藏政府应该通过全面遵循人权普遍宣言来努力保障这个自由,包括言论,集会和宗教的自由。由于宗教是西藏民族性的源泉,而精神价值是西藏丰富多彩的文化的核心,西藏政府负责保障和发展宗教实践的特殊责任。
『西藏』政府应该由一名民选的首席行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组成。政府应设在拉萨。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应该根据西藏人民的愿望来决定,特别要考虑到必须提高全体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西藏政府应该通过有关保护野生动物和植物的严格的法律。自然资源的开发将会有详细的规定。必须禁止核武器和其它军备的制造,试验和储存,核能以及会产生危险性废物的其它技术的使用,也必须禁止。西藏政府的目标是把西藏变成地球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应该召开一个地区性和平会议来保证西藏将通过非军事化和中立化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庇护圣地。在可以召开这样一个和平会议和实现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以前,中国可以享有在西藏保持有限数量的军事设施的权利,这项设施必须完全用于防卫目的。
为了建立有助于进行有成效谈判的信任气氛,中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并放弃它把中国人转移到西藏的政策。
这些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想法。我知道很多西藏人将会对这些想法所代表的温和立场感到失望。毫无疑问,在未来几个月里,在西藏和流亡中的我们西藏人内部将会进行很多讨论。但是,这是任何改变过程的一个必不可少和无法估价的部分。我相信这些想法是重建西藏自己与众不 同的民族特性和恢复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最现实的办法,而且同时也照顾到中国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希望强调,不管同中国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西藏人民本身应该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威。因此,任何建议将包括一个可以用全民投票复决的方式来确定西藏人民愿望的完整的程序计划。
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说明我自己并不希望积极参与西藏政府。但是只要需要我这样做,我将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快乐尽力工作。
我们已经准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一个以我刚才介绍过的想法为基础的建议。我们已选好一个代表西藏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我们已准备同中国人会见商讨这一建议的细节,以求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我们对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政府领导人,包括美国的吉米?卡特【总统】对我们的处境所表现的强烈兴趣感到鼓舞。我们也对中国最近的变化感到鼓舞,这些变化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比较讲求实际和开放的领导集团。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我所描述的想法进行认真和实质的考虑。只有对话和愿意诚实和清楚地观察西藏的现实,才能找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是考虑到人类更重要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以和解的精神提出我们的建议,我们也希望中国人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我国的独特历史和深厚的精神传统使得它特别适合于在亚洲的腹心地区起到一个和平庇护圣地的作用。它作为一个天然的缓冲国有助于维护整个大陆的安定的历史地位可以重新恢复过来。亚洲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可以得到加强。在将来,西藏没有必要再是一个受到武力压迫,没有生产力的和饱受苦难的被占领国家。它可以成为一个人类同自然能够在和谐平衡中相处的自由庇护圣地,一个有助于解决正在折磨全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具有创造力的典范。
中国领导层必须认识到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的值民统治在今天是不合时宜的。一个真正的联合或联系只够在对所有有关各方都有令人满意的利益时通过自愿产生。欧洲共同体就是这一点的明确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信任或者利益,或者把武力当做统治的主要工具来使用,即使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团,也会分裂成两个或更多的实体。
我希望在我结束我的讲话以前,能够向欧洲议会尊敬的成员们发出一个特别呼吁,并且通过他们向他们各自的选民发出特别呼吁,请他们支援我们所做的努力。在我们提出的框架范围内解决西藏问题不仅符合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将有助于地区性和全球的和平和安定。我感谢大家为我提供了一个向您们表达我的想法的机会。
【88年8月18日译】
译者注:有【】处为译者为了把问题交待更清楚而增添的。
西藏达赖喇嘛宗座向联合国的申诉
(一)A/1549号
1950年11月11日于卡林邦
目前世界的注意正集中在韩国,那里侵略行动被国际力量所抵挡。在遥远的西藏,类似的事件却在不受关注下发生了。依于在任何地方侵略不会在毫无阻挡下进行和自由不会不受保护的信念,我们奉命向联合国组织报告目前在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事件。
正如你们所知,现时西藏问题已是非常危急。此一问题并非由西藏自己做成,而主要是无阻拦的中国人的野心,要把弱国置于其有力的统治的版图内之结果。西藏人长期以来在他们遥远的群山之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疏离和超然于世界其它地方之外。除了就公认的佛教会领袖达赖喇嘛宗座对其它国家来的信众赐与加持和接受他们归依而言。
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中国皇帝和达赖喇嘛宗座之间在个人方面确有紧密的友好关系。此种联系根本是从共同信仰的信念所诞生,同时应该正确地描述为上师俗家弟子的关系,这里没有政治含意。作为依止于佛教教义的人民,西藏人长久以来已戒绝了战争技艺,奉行和平与宽容,并依赖地理位置和对其它国家事务的不介入来保卫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些时候西藏向中国皇帝寻求保护,但却很少能得到。然而,中国人出于他们对扩张的自然要求,完全曲解了中国和西藏两个邻邦之间存在的友好联系和各自独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宗主国,而西藏是藩属。这种主张在西藏心中首先生起了有关中国对其独立地位的阴谋的法理性理解。
中国人在1910年的远征时的所作所为令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在1911至1912年间,西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管治下,宣布完全独立。甚至尼泊尔亦同时废弃对中国的效忠。当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的未代皇帝,亦断了西藏和中国在感情和宗教上的最后联系。西藏自此即 完全倚靠其与世隔绝,对佛陀智慧的信念,和偶然地借着英印政府的支持来保护自己。毫无疑问地在此等情况下、后者亦同样可以要求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虽然时时刻刻在中英两国的影响下,依然保持其独立存在。要证明此事可以指出,西藏在国内能够维持安宁和秩序,而亦与世界保持和平。西藏继续与中国人民维持邻邦的亲善和友谊,但从不应允中国在1914年提出的宗主权要求。
英国的劝导令西藏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加诸于西藏中国名义上(不干涉的)宗主权,同时藉此中国获给予在拉萨维持一个代表团的权利,虽然它被严格禁止插手西藏内部事务。除了此一事实,由于中国人并没有在1914 年的条约上签字,甚至西藏对中国勉强承认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亦并不可以实施。从西藏保留与其它邻国,例如印度和尼泊尔等的独立关系可见一斑。再者,不顾友善的英国建议,它并没有在自己的立场上作出妥协,在二次大战投入自己的军队去支持中国。因此它维护和保存了自己的 完全独立。1914年条约依然指引着西藏和印度间的关系,而由于中国。并非签约的一员,故可被视为放弃了条约中所给予其的利益。西藏的独立由是再次取得法理上的地位。
当中国经历再一次革命,而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国家;西藏与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保留的脆弱连系变成不再恰当。中国和西藏各自采纳的背道而驰的信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血缘关系或一致性。预见到未来的纠纷,西藏政府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在1949年七月驱逐中国在拉萨的代表离开西藏。自从那时起,西藏甚至没有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保留正式关系。它决定要独立存在,不为高度唯物义教条的病毒所污染。但是中国决心不容许西藏和平地生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就恶狠狠地威胁要解放西藏,并利用诡计多端的方法去恐吓和中伤西藏政府。西藏认识到没法去反抗。因此它同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好条款。
不幸地,西藏派往中国的代表团不能离开印度。这并非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而是由于要取道香港,故需等待英国签证。在印度政府的好意干预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屈尊容许西藏代表团与刚在九月抵达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大使展开初步谈判。当此等谈判在德里进行之际,中国部队没有事先提出警告,或是无缘无故地,在1950年月7日,在多个地点横渡长期以来作为西藏领土边界的金沙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要的战略性地点如多玛、吉塘、德格、察雅、热扎卡、打箭炉和马尔康,相继陷落中国人手中。在康区的西藏边防要塞,它并非为带有任何侵略意图被保留,而只是作为一种名义上的保卫设施,也全部被扫除。共党部队从五个方向集结大军包围康区首府昌都,此地很快被攻陷。无人知晓西藏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的命运。
此一偷偷地进行的侵略,外界所知不多。在侵略行动发生后很久,中国向世界宣称它是被请求进军西藏。这种没有根据的侵略行动不单干扰了西藏的和平,亦同时完全罔顾中国向印度政府作出的郑重保证。同时它在西藏创造了一个严重的处境,最终将会不剥夺西藏长期争得独立。秘书长先生,我们可以向你保证,西藏不会未经战门便屈服。虽然一个献身和平的国家根本没有希望抵抗一群受训战士的野蛮行动,但我们明白 联合国决定制止任何地方进行的侵略。
通过纯粹的武力为西藏纳入共产中国版图而武装侵略西藏是一宗很清楚的侵略事件。只要西藏人民仍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和同意而被武力所威迫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时之被侵略将会是以强凌弱的最严重事例。我们因此通过阁下向世界各国申诉,请为我们调停和约制中国的侵略。
问题十分简单。中国人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感觉到在种族上、文化上和地理上,他们都与中国人远远分隔。如果中国人发现西藏人对他们的勉强要求并不接受的反应时,他们可以通过其它文明的方法来确定西藏人民的看法。或许,此事件可单纯矛循法律解决。他们可在一个国际法庭内公开寻求纠正此一事端。中国占领西藏只会扩大地区矛盾和加增对其它亚洲国家独立和稳定的威胁。
我们一群阁员,被达赖喇嘛宗座批准,将在危急情况中的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的最终裁决。希望世界的共识不会容许我国受到类似森林法则的方法所瓦解。
嘎厦(内阁)和西藏国民大会,
西藏代表团,萨格巴办事处,
卡林邦。拉萨藏历铁虎年九
月二十七日(公元1950年11月7日)
西藏达赖喇嘛宗教座向联合国的申诉
(二)新德里
1959年9月9日
秘书长阁下
联合国
纽约
尊贵的阁下:
查照1950年11月24日星期五举行之联合国大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会中议决为给予有关方面达至和平解决之机会而搁置讨论萨尔瓦多抗议“外国武力侵略西藏＂。本人怀着深切的悲痛知会阁下,此侵略行动实际上扩展至整个西藏均在中国武力占领下之结果。本人与我方政府作过多次寻求和平与友好解决之申诉,但至今此等申诉均被完全漠视。在此等情况下,监于西藏人民所遭受之为违反人道和宗教之非人待遇和罪恶,本人恳请联合国立即介人并由常务理事会讨论被搁置之对西藏事件之初步行动。关于此事本人及我方政府强调,当西藏之领土完整被中国军队在1950年侵犯时,西藏乃一主权国家。
西藏政府提出下列各点支持此一争论:
(一)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宣告独立以来,中国政府从未在西藏境内或对西藏行使过任何权力。
(二)在此一时期西藏之主权地位可从西藏政府直接在这些年间缔结了多达五项国际协议之事实获得确定证据。
(三)1914年英藏协定承认西藏之主权地位并赋与西藏全权代表和大不列颠及中国代表同等地位,西藏以此为根据。此一协定无疑亦对西藏外主权施加了若干限制,但此等并未剥夺其对内地位。再者此等限制在印度国内权力移交后已失去其效用。
(四)并无任何有效及现在存之国际协议,其中西藏或其它国家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五)西藏之主权地位从在二次大战期间,西藏坚持中立及只容许非军事物品从印度通过西藏输往中国之事实同样被证明。此一立场为大不列颠和中国政府所接受。
(六)西藏之主权地位同样被其它国家承认。在1948年西藏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法国、意大利、联合王国和美国期间,西藏政府签发之护照被此等国家之政府所接受。
阁下,本人及我方政府同样恳请联合国在人道立场上立即介入。自从他们侵犯西藏之领土完整后,中国军队已违反普遍接受的道德法则犯了下列罪行:
(一)他们充公了数以千计的西藏人的财产,并剥夺了他们谋生的所有资源,因此驱使他们步向死亡和冒死反抗。
(二)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强迫加入劳动队及进行军事建设工程,而没有任何报酬或只是得名义上之酬劳。
(三)为完全灭绝西藏民族而对男人和女人采用残忍和不人道的方法施行绝育。
(四)数以千计的无辜西藏人被野蛮地屠杀。
(五)有多宗事例有关西藏领导人被无缘无故或无根据而被谋杀。
(六) 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数以千计的寺院被夷为平地,圣像和宗教器物被彻底破坏。生命和财产不再有保障。国家首部拉萨现今已成为死城。我的人民所遭逢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故此迫切地需要将此种任意和残忍的谋杀我的人民的行动立刻结束。在此等情况下本人向阁下及联合国申诉,并确信我们的申诉必会得到所需的关注。
达赖喇嘛敬上
1950年11月11日于卡林邦
目前世界的注意正集中在韩国,那里侵略行动被国际力量所抵挡。在遥远的西藏,类似的事件却在不受关注下发生了。依于在任何地方侵略不会在毫无阻挡下进行和自由不会不受保护的信念,我们奉命向联合国组织报告目前在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事件。
正如你们所知,现时西藏问题已是非常危急。此一问题并非由西藏自己做成,而主要是无阻拦的中国人的野心,要把弱国置于其有力的统治的版图内之结果。西藏人长期以来在他们遥远的群山之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疏离和超然于世界其它地方之外。除了就公认的佛教会领袖达赖喇嘛宗座对其它国家来的信众赐与加持和接受他们归依而言。
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中国皇帝和达赖喇嘛宗座之间在个人方面确有紧密的友好关系。此种联系根本是从共同信仰的信念所诞生,同时应该正确地描述为上师俗家弟子的关系,这里没有政治含意。作为依止于佛教教义的人民,西藏人长久以来已戒绝了战争技艺,奉行和平与宽容,并依赖地理位置和对其它国家事务的不介入来保卫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些时候西藏向中国皇帝寻求保护,但却很少能得到。然而,中国人出于他们对扩张的自然要求,完全曲解了中国和西藏两个邻邦之间存在的友好联系和各自独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宗主国,而西藏是藩属。这种主张在西藏心中首先生起了有关中国对其独立地位的阴谋的法理性理解。
中国人在1910年的远征时的所作所为令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在1911至1912年间,西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管治下,宣布完全独立。甚至尼泊尔亦同时废弃对中国的效忠。当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的未代皇帝,亦断了西藏和中国在感情和宗教上的最后联系。西藏自此即 完全倚靠其与世隔绝,对佛陀智慧的信念,和偶然地借着英印政府的支持来保护自己。毫无疑问地在此等情况下、后者亦同样可以要求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虽然时时刻刻在中英两国的影响下,依然保持其独立存在。要证明此事可以指出,西藏在国内能够维持安宁和秩序,而亦与世界保持和平。西藏继续与中国人民维持邻邦的亲善和友谊,但从不应允中国在1914年提出的宗主权要求。
英国的劝导令西藏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加诸于西藏中国名义上(不干涉的)宗主权,同时藉此中国获给予在拉萨维持一个代表团的权利,虽然它被严格禁止插手西藏内部事务。除了此一事实,由于中国人并没有在1914 年的条约上签字,甚至西藏对中国勉强承认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亦并不可以实施。从西藏保留与其它邻国,例如印度和尼泊尔等的独立关系可见一斑。再者,不顾友善的英国建议,它并没有在自己的立场上作出妥协,在二次大战投入自己的军队去支持中国。因此它维护和保存了自己的 完全独立。1914年条约依然指引着西藏和印度间的关系,而由于中国。并非签约的一员,故可被视为放弃了条约中所给予其的利益。西藏的独立由是再次取得法理上的地位。
当中国经历再一次革命,而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国家;西藏与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保留的脆弱连系变成不再恰当。中国和西藏各自采纳的背道而驰的信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血缘关系或一致性。预见到未来的纠纷,西藏政府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在1949年七月驱逐中国在拉萨的代表离开西藏。自从那时起,西藏甚至没有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保留正式关系。它决定要独立存在,不为高度唯物义教条的病毒所污染。但是中国决心不容许西藏和平地生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就恶狠狠地威胁要解放西藏,并利用诡计多端的方法去恐吓和中伤西藏政府。西藏认识到没法去反抗。因此它同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好条款。
不幸地,西藏派往中国的代表团不能离开印度。这并非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而是由于要取道香港,故需等待英国签证。在印度政府的好意干预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屈尊容许西藏代表团与刚在九月抵达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大使展开初步谈判。当此等谈判在德里进行之际,中国部队没有事先提出警告,或是无缘无故地,在1950年月7日,在多个地点横渡长期以来作为西藏领土边界的金沙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要的战略性地点如多玛、吉塘、德格、察雅、热扎卡、打箭炉和马尔康,相继陷落中国人手中。在康区的西藏边防要塞,它并非为带有任何侵略意图被保留,而只是作为一种名义上的保卫设施,也全部被扫除。共党部队从五个方向集结大军包围康区首府昌都,此地很快被攻陷。无人知晓西藏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的命运。
此一偷偷地进行的侵略,外界所知不多。在侵略行动发生后很久,中国向世界宣称它是被请求进军西藏。这种没有根据的侵略行动不单干扰了西藏的和平,亦同时完全罔顾中国向印度政府作出的郑重保证。同时它在西藏创造了一个严重的处境,最终将会不剥夺西藏长期争得独立。秘书长先生,我们可以向你保证,西藏不会未经战门便屈服。虽然一个献身和平的国家根本没有希望抵抗一群受训战士的野蛮行动,但我们明白 联合国决定制止任何地方进行的侵略。
通过纯粹的武力为西藏纳入共产中国版图而武装侵略西藏是一宗很清楚的侵略事件。只要西藏人民仍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和同意而被武力所威迫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时之被侵略将会是以强凌弱的最严重事例。我们因此通过阁下向世界各国申诉,请为我们调停和约制中国的侵略。
问题十分简单。中国人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感觉到在种族上、文化上和地理上,他们都与中国人远远分隔。如果中国人发现西藏人对他们的勉强要求并不接受的反应时,他们可以通过其它文明的方法来确定西藏人民的看法。或许,此事件可单纯矛循法律解决。他们可在一个国际法庭内公开寻求纠正此一事端。中国占领西藏只会扩大地区矛盾和加增对其它亚洲国家独立和稳定的威胁。
我们一群阁员,被达赖喇嘛宗座批准,将在危急情况中的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的最终裁决。希望世界的共识不会容许我国受到类似森林法则的方法所瓦解。
嘎厦(内阁)和西藏国民大会,
西藏代表团,萨格巴办事处,
卡林邦。拉萨藏历铁虎年九
月二十七日(公元1950年11月7日)
西藏达赖喇嘛宗教座向联合国的申诉
(二)新德里
1959年9月9日
秘书长阁下
联合国
纽约
尊贵的阁下:
查照1950年11月24日星期五举行之联合国大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会中议决为给予有关方面达至和平解决之机会而搁置讨论萨尔瓦多抗议“外国武力侵略西藏＂。本人怀着深切的悲痛知会阁下,此侵略行动实际上扩展至整个西藏均在中国武力占领下之结果。本人与我方政府作过多次寻求和平与友好解决之申诉,但至今此等申诉均被完全漠视。在此等情况下,监于西藏人民所遭受之为违反人道和宗教之非人待遇和罪恶,本人恳请联合国立即介人并由常务理事会讨论被搁置之对西藏事件之初步行动。关于此事本人及我方政府强调,当西藏之领土完整被中国军队在1950年侵犯时,西藏乃一主权国家。
西藏政府提出下列各点支持此一争论:
(一)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宣告独立以来,中国政府从未在西藏境内或对西藏行使过任何权力。
(二)在此一时期西藏之主权地位可从西藏政府直接在这些年间缔结了多达五项国际协议之事实获得确定证据。
(三)1914年英藏协定承认西藏之主权地位并赋与西藏全权代表和大不列颠及中国代表同等地位,西藏以此为根据。此一协定无疑亦对西藏外主权施加了若干限制,但此等并未剥夺其对内地位。再者此等限制在印度国内权力移交后已失去其效用。
(四)并无任何有效及现在存之国际协议,其中西藏或其它国家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五)西藏之主权地位从在二次大战期间,西藏坚持中立及只容许非军事物品从印度通过西藏输往中国之事实同样被证明。此一立场为大不列颠和中国政府所接受。
(六)西藏之主权地位同样被其它国家承认。在1948年西藏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法国、意大利、联合王国和美国期间,西藏政府签发之护照被此等国家之政府所接受。
阁下,本人及我方政府同样恳请联合国在人道立场上立即介入。自从他们侵犯西藏之领土完整后,中国军队已违反普遍接受的道德法则犯了下列罪行:
(一)他们充公了数以千计的西藏人的财产,并剥夺了他们谋生的所有资源,因此驱使他们步向死亡和冒死反抗。
(二)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强迫加入劳动队及进行军事建设工程,而没有任何报酬或只是得名义上之酬劳。
(三)为完全灭绝西藏民族而对男人和女人采用残忍和不人道的方法施行绝育。
(四)数以千计的无辜西藏人被野蛮地屠杀。
(五)有多宗事例有关西藏领导人被无缘无故或无根据而被谋杀。
(六) 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数以千计的寺院被夷为平地,圣像和宗教器物被彻底破坏。生命和财产不再有保障。国家首部拉萨现今已成为死城。我的人民所遭逢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故此迫切地需要将此种任意和残忍的谋杀我的人民的行动立刻结束。在此等情况下本人向阁下及联合国申诉,并确信我们的申诉必会得到所需的关注。
达赖喇嘛敬上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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