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
年“分法”
我开始按时间顺序回忆1991年所发生的种种风波。但后来我感到很难作从容不
迫的叙述，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加上有许多情况当时我并不知道，
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有些“秘密”
已经被揭开，所发生悲剧的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已经更清楚了。
了解和评价1991年的事件，不重新回到过去–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是
不行的。
改革这些年我们经过了哪些阶段？如今我国变成什么样子了？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这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
时期。当时我们希望能够纠正制度上的诸多明显弊端。虽然我们走得很远，采取了
许多至今还在进行的改造措施，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戒
律还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二个阶段–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时期。这
时我们意识到不仅小修小补不行，连大修也不行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
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
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
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最后，第三个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见和政治力巨放手进
行斗争的时期。快到1990年底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原来的阵地，整个1991年都变
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这中间我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解决：苏联要不要存
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一点，从苏联总统对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的内容中大概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认
定。祝词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这是这种形式所要求的！–讲了对过去一年的评
价，讲了我们跨进新年时的心情，讲了与之有关的我们的打算、希望和计划。
下面是这篇祝词的一些片断：
未来的一年是特殊的。它要决定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命运问题。对于我们全体苏
联人来说，没有比保存和革新各民族美好地生活其中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几百
年来，国家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苏维埃年代积累下的珍贵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
起，对那场破坏极其严重的战争的胜利的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也许比
任何时候都痛切地感到我们不能分开生活。而且我们要走出危机，站起身来，沿着
革新的道路坚决走下去，–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做到。解决1991年面临的生
死攸关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恰恰就在联盟之中，在对它的保存和革新之中。
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
世界上高度评价我们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他们真诚希望改革能够取得
成功。我们把这看做是和我们伟大事业团结一致的表示，并向所有的民族表达我们
真诚的祝福。
亲爱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国家经受着多么深重的危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未
来一年中取得良好的转机。但为此需要全体公民和各民族之间的同心协力，需要责
任心和纪律，需要诚实的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最后时刻，我向所有团聚的家庭和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
贺。
让和平、和谐和幸福在1991年降临每一个家庭。
愿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生！
新年好，亲爱的同胞们！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进入了1991年。但在1月的上半月，暴风雨就来了。
“炮火准备”与宣布战争
1991年的1月和2月，开始了对联盟政权阵地真正意义上的炮火射击，目的在于
“打垮对方”，解除其反抗能力，最后予以消灭。
只能够这样来认定报纸和电台协调一致的表现了，它们全都在民主俄罗斯的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990年8月，叶利钦违背自己的意志，威胁要解散议会，声明
说，9月将是“用炮火作宣传准备”的时候。果不其然，1991年初，民主派动员其所
拥有的一切手段，正式开始作这样的炮火准备，目的在于发起对联盟、中央和总统
的正面政治进攻。不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时期国内发生的一
切事件，无一例外，全都倾向于一种观点–都是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分子的
阴谋诡计。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和右派勾结起来，给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已经蜕
化变质了，如此等等。当局的任何行动都遭到了他们严重的歪曲。而一些最令人作
呕的报刊文章直接号召拒绝和反抗政府的指令。
叶利钦1月14日举行的总结自己塔林之行的记者招待会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
点。
他声明说，4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决定，
不等全苏协议签字便达成了4方的协议。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
最高苏维埃赞同的”草案硬是想强加给他们。而为了不使任何人对俄罗斯领导人的
决定心存幻想，他补充说，“看来，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参与，我们是无法维护主权
的”。
这就是说，俄罗斯军队当仁不让，理应维护俄罗斯的独立，反对……俄罗斯人
占80％的苏联军队。如果不用发疯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很难想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
种缺乏理智的行为了。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不得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坚决
谴责叶利钦的这一声明。当时叶利钦没有冒险兑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威胁，
但是在激进民主派的“思想深处”，这项工作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对中央发起
的进攻接连不断，毫无疑问，这都是经过全盘考虑的行动。
最后政府被弄得无暇考虑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危机四伏的当务之急和复
杂的民族纠纷，在此基础上制止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同时却不得不越来越经
常地和“民主”反对派进行耗时费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把联盟政府弄得
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不如说占去了它许多宝贵的时间，使联盟政府失去了足够
的安全系数，以至于保守力量–接着是击败联盟的激进民主派自己，敢于对其发
难，加害于它。
自然，这一切在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照他们
的描述，这一切都是因为总统背离了“左派中心”的立场，与上头任命的官员过从
甚密，开始受他们摆布，如此等等。联盟政府的任何行动，总统的所有指令，都从
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且对于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种种措施，则更是攻击谩骂，
无所不用其极。首当其冲的就是我1月26日的《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
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
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
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还有1月29日发布的另外一项
命令：《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
合》。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
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
肆意妄为，吃够了法律无边、公民无助的苦头，所以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
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
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
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
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
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
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
坚决的措施。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
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
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
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
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列宁格勒的街头，这当然会引起人们
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
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
至于要扩大和经济犯罪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针对这一命令所掀起的这
场轩然大波，是在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参与下
制造的。自然，他们根本不愿意让刨根问底的侦办人员追查保险柜里的东西时拥有
充分的文件根据，所以才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制行动，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
满世界地大喊大叫，说在压制诚实的商人，损坏他们的商业运作秘密和公民权利。
我担心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司法人员的情绪，使得他们缩手缩脚，过分谨小慎微，
生怕出点什么意外，可不要落个扼杀自由倡议者的名声。
我们考虑再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年前的情况和目前十分猖撅的犯罪与营私
舞弊现象根本无法相比。当时我们的报刊还在争论：能不能够说苏联已经出现了黑
手党，还是事情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没有人再进行争论了，这方面我们已经超
过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打斗比芝加哥“禁酒法”时期要干净许多。
几十亿美元流往国外，存人银行，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未来的所有者。这一切都是
政府姑息纵容、无所作为的结果。这里也有我一部分的错误：我没有当机立断，在
应有的范围内展开反对黑势力的斗争。
但事实是，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实际上都被反对派们扼杀了，当时我们商
业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朋比为奸了，后来他们掌握了
权力，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大肆宣扬的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种种计划最
后都全部落空，徒有虚名，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对于那些还怀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们，我想提醒他们，2月13日，我在苏联和各
加盟共和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恰恰明确提出他们一定要遵从法律，
不能带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说，我们在屏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
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这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人们“说我们的
闲话”，不完全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支持那种立场极端、
思想激进的人。决不允许有人想把国家搞垮，建立什么平行的权力中心。检察机关
必须要有在新条件下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是：我们应当建立对人人都适用的专政
–法律的专政。
换句话说，就在当时–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
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
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团体利益的工具。
这时候，这左右两翼已经在开始实施自己深谋远虑的战略了：一是要搞垮苏联；
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C．舒什克维奇良久之后才承认，协议
“草案”2月份已经搞好了，它为几个月后在别洛韦日密林通过的文件奠定了基础。
就在当时，2月份，A．H．季贾科夫开始拟订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草案。两拨阴谋家
为克里姆林宫设下了陷阱，互不相让，都想抢在对方的前头。
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尽管从不同的渠道我有
所耳闻，有所揣测，凭政治直觉也有所觉察。我心里越来越明白，目前的这场政治
斗争，首先是围绕着苏联的命运展开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是
个什么样子的。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取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我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
的。另外，无须讳言，我坚信，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会明确表示要保留苏联存在，主
张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联邦制国家。最高苏维埃支持全民公决的建议，于是，
1月16日颁布了总统令，指定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
应当说，围绕全民公决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个问题我和助手们讨论了
很久，在俄联邦苏维埃，当然，还有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都研究讨论过。可是当大
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公开曝光后，民主派媒体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两
点理由。第一，他们抱怨说，保留苏联和将其革新、改造成联盟的问题是连结在一
起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会使许多投票人投“赞成”票，将来可以成为对公决结
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释的依据。另一个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国的民意将会被歪曲，
因为它们的居民在数量上无法和俄罗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罗斯人主张保留苏联，那
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这两个理由都经不住任何批评。在回答它们时，我曾经多次解释说，提
到苏联，这里并未包含任何阴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显然这只是因为当时
正在拟订关于几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原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苏联
的问题时，公民们当然应该知道要保留的并不是旧的苏联，而是一个新的、经过改
造的、真正实行联邦制的联盟国家。
至于各共和国，这里反对公民投票的人的种种猜测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从
一开始就计划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苏联的，而且也要公布每个
共和国的投票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丝毫没有强奸小的共和国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对公民投票的规则在修辞上可以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总的来说，这种事情
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符合各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
口味和要求。我觉得，反对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规则不放，是因为他们不
好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和人民商量。
自从发现破坏公民投票已经无望，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们便展开疯狂的活
动，动员选举人对公民投票问题作出否定的回应。1月底，“民主进步联盟”在哈尔
科夫召开成立大会，民主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许多类似的党派都参加了进来。大会
反对苏联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保存下去。而设在莫斯科的所谓民主
进步联盟协商委员会呼吁全体公民“抵制”这种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手操持的花
样翻新的联邦制国家，并于3月10日和历日发动一场政治行动，口号是：“反对联盟
公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叶利钛”。
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同伙们明白，公民投票的
结果将加强联盟中心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为苏联总统继续保留和改造联盟
国家的方针提供依据。这自然和他们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在全国夺取权力的
可能，如果不是被一笔勾销的话，也有被长期拖后的危险。因此，我们的激进派分
子简直像疯了似地向公民投票猛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民主派”一词简直就
难以启齿了。这已经不是在作炮火准备，而是宣布战争了。
2月1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电视上发表一项引起轰动的声明，要求苏联
总统立即辞职，将全部权力移交给联邦苏维埃。他的讲话充满了对我的粗暴的、侮
辱性的指责。他两手发抖。显然，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只是勉勉强强、费很大劲才
把准备好的稿子读完。20天后，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的一次讲话中已经
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向把我们带进泥沼的国家领导人宣战了”。他说，戈尔巴乔
夫“在欺骗人民和民主”。3月10日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煤矿
工人和俄罗斯的主权地位。”
这些对抗行动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希望预先把公民投票的结果搞得一文
不值，阻碍人们利用它作为巩固苏联之用。显然，激进民主派指挥部对人们的情绪
了解得相当准确，他们感觉到人们对公民投票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他们
认为，公民投票的胜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胜利，然而这是有悻于他们的意愿的。
坦率地说，我早就预见到叶利钦对公民投票会作出什么反应了。在主席团里他
坐在我的右边，当代表大会最后表决同意进行全民公决时，他甚至恶狠狠地把耳机
往旁边一摔。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下子可“得逞”了，赢了“一把”结果他的虚
荣心很重的计划算是“泡汤”了。我和我的顾问还说，叶利钦电视讲话的风格体现
了他身边助手们的一贯作风，给听众以当头一棒，使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
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手法。当然，他们知道，有理智的、认真严肃的人们是不会相
信这种莫须有的指责的，人们对叶利钦这篇讲话的明显对抗情绪深感不安。因为谁
都明白，如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号召对苏联总统宣战，那么吃亏的只能是国家。
这一切，叶利钦一伙全都明白，但同时他们指望用厚颜无耻的谎言，用对戈尔
巴乔夫的空前指责，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部分人对国家的状况忧心忡
忡，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换句话说，激进民主派的基
本赌注恰恰下到了那些被他们后来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真正逼人绝境的人们的
身上了。
但叶利钦及其同伙们这次失算了。对总统这一当头棒的初步效应于他们并不利。
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抵制。根据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开了第三次
非常代表大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关于俄罗斯形势及摆脱危机的出路的报告。
但发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现的怪事。叶利钦及其同伙之所以能够扭转一些局势，
恰恰得益于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形成的反对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位成员所发表的声明，他们坚决谴责自己领导人的行动，要求
叶利钦下台。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对对抗局势日益担心而被叶利钦分
子逼出来的。我应该澄清所谓这一行动系苏共中央策划的种种怀疑。纯属无稽之谈！
主席团成员们的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按指挥棒行事的人。要
知道，他们几个被选为副主席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解决
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这6个人”估计错了，他们实际上反倒帮了叶利钦的忙。后者抓住他们的
声明不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蓄意制造的一场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阴谋，
激进民主派们为维护自己的领袖，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组织了几次示
威游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诉诸我国人民对受欺凌受压迫者的“怜
悯之心”，这一次也非常奏效。叶利钦讲话最初给人们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
了。他们的斗争在观众的眼中成了一种无谓的争斗。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其同伙则“拥戴”叶利钦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对换一下。麻烦的是上
面斗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找不出合作的办法。于是，成千上万封信件好像是在表
达这种主导民意，纷纷给我寄到总统办公机构，一再请求要向叶利钦伸出手去。看
来，这样的信件也纷纷涌向了白宫。
俄罗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开幕的。大会前夕，集会群
众越过警戒线，威胁“要冲击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避免秩序
混乱，向首都增调了警察和内务部的兵力。对抗情绪一触即发，非常危险。这一点，
双方都意识到了，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3月29日，大会继续进行。叶利钦没有使用对抗性的用语，甚至还主张和中央进
行对话与合作。但是他的整个报告贯穿着两种政治方针–民主俄罗斯的深入改革
的方针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苏联领导人的方针–相互对比的主题。
大会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叶利钦能够表现出妥协的姿态。
叶利钦的同伙们费尽心机，生怕他们的领导人最后会变卦。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
因，当时我在大会上赞同对叶利钦的严厉态度。是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叶利钦解
了围，他声称可以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支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
席。这样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叶利钦得到了他未必会预想到
的一个角落的支持：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通过麦克风声明说，他不同意对共产党
党团的指责，好像共产党党团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似的。有人告诉我，说波洛
兹科夫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是联盟领导人在利用他和叶利钦的斗争的一种图谋，因
此才迈出了这一步。这不仅让叶利钦有可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且还使他能够从大会
那里得到补充授权，决定俄罗斯总统选举之事。
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与政治中派主义
访问于2月26-28日进行，在叶利钦的挑衅性讲话之后一个星。访问目的主要是
想了解一下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最大的地区的情况。其间，我会晤了一些
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决定说明叶利钦对苏联领导人所执
行的政治方针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枉费心机的；我对他们说，政治上左的和右
的极端势力有把国家推进深渊的危险。
在动身去白俄罗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国居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至于经济，
白俄罗斯比其他许多共和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面对全国出现的危机现象，白俄罗斯
是比较稳定的。但白俄罗斯人有自己巨大的伤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
虽然为克服这一灾难拨出了大量的物资，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许多社会问题-
-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疗、把人们从辐射区迁移出去等–还没有解决。共和国的
代表、各种机构和个人，请求总统帮助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
力，在当时国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回应人们这一生活之必需。联盟政府讨论了这
个问题，决定再拨出一批物资，用以消除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后果。于是，就像人们
常说的，我不是空着手来到这里的。我去了受灾的两个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
州；像往常一样，会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罗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别铭记在心，还因为当时我讲述了从整个改革所得
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这之前，许多看法和评价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统，这次我把
它们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我在和白俄罗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
表们会晤时（2月26日）的讲话，和市、区领导人，企业和经济部门领导人，莫吉廖
夫州的老战士和老劳模见面时的讲话，都没有过时。
首先，我请听众们注意分离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
一切能够提升企业、共和国和地区自主性的积极的东西，一旦超越了稳健的机制，
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要记住，我们相互需要，同舟共济，我们面临的是同
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我问听众们：
“难道我们需要再一次使国家回到伊万·卡利塔时代的状态，一切从头开始吗？
我不相信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像有人打算的那样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
聚集到一起，举举手，表决一下，–一切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冒险，不是政治；
白俄罗斯人心里明白，我这是在指他们的邻居–立陶宛人。（但当时无论是我，
还是我的听众，都还不知道我这话也在暗指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了。）分崩离析、
各奔前程–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条走向国内冲突的道路，而且我不知道我们
怎么能够弄清楚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谁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而对那7500万生
活在‘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驳斥反对派正在加紧传播的一种观点：好像国内发生
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会所经受的种种困难都来自“中央”。其实，
就是在改革之前，也远非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当时也有些别的因素在
起作用；这些因素，无论是党，还是专制政权本身都无法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
制之下。现在，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进行根本革新，新的社会一政治思潮纷纷出现，
如今诸多政党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
事情，都不是由某种最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
果，情况极其复杂。而当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所有制进
行再分配时，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我们说过，我们不赞成由苏共垄断权力，欢迎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可以表达与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政党、工会和其
他组织，但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通过宪法的方式。这是民主的最起
码的常识。与此同时，有些新组建的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据现在的
法律，而是在违规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绪和激进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和
咄咄逼人。他们试图以全面和有化的冒险要求取代混合经济的方针。人民渴望独立
自主、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变成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情绪。困这种
思想而引发的‘法律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权瘫痪，市场倒闭，几十年形成的现
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
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
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
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
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狼狈为奸，
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
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
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
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
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
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
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
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
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
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
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
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
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
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
了政治中间主义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
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
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
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
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间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
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
中，中间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
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
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思想总是占据上风–这是政治中心的现实的基础。
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极端分子那样喧嚣张扬，招摇过市，但它却能够抓住基
本人民群众的心；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时刻会表明自己决定
性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即通过深刻的
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通过对抗，不是通过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式向前迈进。我们不
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
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
国家推向前进。
真正的中间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
主义–他们试图将国家一下子推向市场。中间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
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如果一定要说出它的内容，当时我给它的定位是：社会主
义的导向。这个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们并不认为，”我在贝霍夫说，“左右两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险主义分子。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那里的确有些头面人物，不知他们要把人们往那里引导：
有人要求走回头路，另外一些人一个劲地往前奔跑，不顾现实条件、人们的思想状
态，总之，不考虑社会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左派和右派那里都有许多健康的力量。
对于眼下和前景来说，中间主义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国民或民族和谐的思
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
和谐一致。”
当时我相信对苏共进行深人改革是可能的，而且认为，要这样做，苏共就要对
自己的立场作出明确的定位，无论是对教条主义的保守派–他们主张不要民主的
社会主义，还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主张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都应该如此。
那里的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中央报刊对我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他们是
决心选定了这样的策略，因为实在很难找到什么恰当的话进行反驳了。他们甚至不
愿意通过批评来宣传这些思想。
3月17日的公民投票
随着公民投票的日益临近，各政党和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些新的组
织开始建立。还在2月底就宣布成立了叫“争取伟大统一的俄罗斯运动”组织，参加
活动的主要成员有普罗霍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波络兹科夫等人。与此同时，还
成立了一个“科学一工业联盟”，由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牵头。我已经提起过“民
主进步”了，其选举团中联合了几个观点互相接近的政党。
换句话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党的政治架构开始逐渐形成，一直到1993年底就
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可以说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说明用人为的方法来搞多党
制是不行的。多党制只有结合公民投票和选举才能建立，届时当事人必须明确亮明
立场，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取选民们的选票和代表当选证书。
至于说到1991年3月那次公民投票，当时各参选者的立场并不很复杂，力量分配
也极为简单。一方面是民主俄罗斯，它的智囊人物们决心不再扭扭捏捏，直截了当
地号召选民们对是否保留苏联作“否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还有，
可以说当时组建的所有主张保留我们联盟国家的政党和团体。
投票前一个星期进行了民意测验，公布出来的结果对激进派不太有利，他们越
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这时，他们眼见在公民投票的基本问题上自己注定要失败，
于是便“自我保护起来”，公然向俄罗斯居民提出确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的问题。可
以大胆地预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许多共和国已经确定了
自己的总统，或者正准备这样做。
总之，这里显露出一些政治上玩弄权术的习惯，很少关注社会的实际利益。乌
克兰最高苏维埃把自己的问题“盯在”公民投票上了。分离主义分子们的意图是显
而易见的：要保留一个应急的措施，以便事后把公民投票的结果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个中立的态度。利用这个“门路”，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继俄罗斯领导人之后，给联盟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3月15日，我就公民投票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很简短，但准
备这次讲话花了很长时间。必须找到能直达人们心智的适当的词句。还要考虑到，
同一个想法，在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一篇讲话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但是我想，它起到了自己良好的作用。当时我是
这样说的：
我们每个人在参加公民投票的时候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决定一个主要
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我们祖国的命运、我们共同的家园，关系到你我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规模和意义，超过了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
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
公民投票，对提出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
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
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
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永远将不会使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
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
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
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
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
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
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
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
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
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忿忿不平，有时表
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
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
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
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
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
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
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
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
“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
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卖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
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
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
％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
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
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
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
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
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
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
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
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
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
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
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
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
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
影之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大概他有一
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
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
人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
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
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
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
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
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
–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人主白
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
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
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
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
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
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
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
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
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
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
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
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
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
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
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
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
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
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
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
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
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
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
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
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
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
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
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列宁格勒
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
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
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
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
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
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
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人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
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
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作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二
十9”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
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
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
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
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
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
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
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
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
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
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
手中有许多出类拔革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
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
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
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
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
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
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
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
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
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
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
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作
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
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
进了字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
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
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
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
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
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
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
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
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
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
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
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
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
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
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
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
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
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
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
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
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
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
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
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
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
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
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
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
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
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
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
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
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
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
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
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
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
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
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
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
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
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
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
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
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
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
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
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
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
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
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
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
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
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
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
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
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
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
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
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
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
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
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
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
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
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
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
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
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
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
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
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
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
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
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
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
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
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
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
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
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
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
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
“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
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
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
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
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
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
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
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
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
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
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
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
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
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
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
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
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
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
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
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
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
–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
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
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
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
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
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
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
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
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
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
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
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
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
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
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
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
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
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
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
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
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
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
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
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
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
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
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
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
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
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
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
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
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
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
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
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
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
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
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
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
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
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
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
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
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
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旧习决裂，努力使我
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
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
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
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
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
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
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
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
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
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
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
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
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
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
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
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
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
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
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一共产党人、社会一叛变分子进
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
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
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
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厂这种一团和
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
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
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
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
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
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
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
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
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
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
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
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
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
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
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
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
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
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
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
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
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
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
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
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
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搞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务
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
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
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
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
“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
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
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
“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
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
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
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这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
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
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
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
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
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
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是当
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
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
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
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错综复杂的。而且事
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
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
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
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
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
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
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
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
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
足够强大的和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
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
成为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
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
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远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
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
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
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
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新联盟协议不仅得到各共和国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各基本权
力部门，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赞同。卢基扬诺夫、尼沙诺夫实际上参加了新奥
加廖沃的各次会晤，而且–顺便说一句–还不止一次地加了些调和折中的言词。
每次会议后，新的协议草案都要送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代表们通报。他们在各
种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转达给了草案工作小组，小组考
虑这些意见，跟考虑各共和国议会提出的建议一样。
卢基扬诺夫不止一次向联邦苏维埃通报代表们的心态，有些代表担心协议的签
订会削弱中央机构，包括联盟议会的作用。但这一切只是新奥加廖沃讨论的一部分。
最后，最高苏维埃表示对草案基本同意，而且最高苏维埃主席、议会两位主席应该
和各共和国代表团共同签署这一协议。
在新奥加廖沃工作期间，联盟协议和各种方案也都在政府里讨论过。当然，首
先是有关经济的条款，但也不光是经济。总理帕夫洛夫和各部委领导人都提出过意
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这一文件和对未来联盟国家实质的看法。其中，国家银
行的领导、银行行长积极要求保持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原则。外交部、内务部、通
讯与铁路交通部门，实际上是其他所有部门，都打了详细的报告，有的甚至是长篇
大论，有数据报表，有扎实的论证。毋庸赘言，报告所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必须保
留联盟机构的重大权力。他们的这些论点得到仔细的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邀请提
出这些论点的人参加联邦苏维埃会议。当然，并非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采纳
了，但是从整体上说，政府没有提出反对协议的意见。
其他政治组织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批评过（起码公开地）协议
草案。相反，许多政党将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希望同新的联盟协议联系在一起。
至于苏共，联盟协议草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多次进行过讨论。草案最
后一稿在7月25-26日的中央全会上还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赞同。正像我
已经说过的，在这次全会上，达成了在新纲领基础上改革苏共自身的前提条件。
另一起七月事件让人有理由认为政权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先放
一放了。7月10日，叶利钦总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隆重就职。从我这方面讲，
我表现出了满腔的热忱与诚意，尽管我当时对此事有所担心，–这并不是秘密。
当时我想，俄罗斯总统和他的一帮人（实际上是一个党）已经如愿以偿，他们将会
管理国家，推进改革，其贪得无厌的计划–那怕暂时地–会往后推一推的。
就在7月份–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反危机计划开始实施。许多与规
划有关的问题出现了困难，产生了动摇，–这个规划决定的责任太重大了，其后
果马上就会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许多人在骂大街–这里既有抓住过去
经济体制不放的人，也有恨不得将旧的经济体制一举摧毁的人。但归根结底，规划
方案毕竟还是搞出来了，并得到了各共和国的赞同。我再说一遍，规划方案不光是
一个政府的规划方案，它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规划方案。
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讲过–在伦敦会晤了“7国集团”的参加
者，会晤中研究了处于这一关键阶段的我们改革的相互影响问题。
仿佛就在7月份“落下帷幕”的时候，29日，联盟协议签字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
了。原来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
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叶利钦这才撤消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达成一
致的第9条的行文（《联盟税与征收法》）是这样的：“为落实权力移交给联盟后的
联盟预算财政支出，通过固定的税率特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
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对联盟预算支出的监督由协议参加
者负责实施。”
1991年7月所“达成”的一致，是长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它完成了我们从1
985年4月所走过的行程。为了让国家摆脱危机，大踏步地将业已开始的民主改造推
向前进，现实的前提条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8月4日我去度假时一点也没有怀疑
两周后联盟协议将隆重地在莫斯科进行签字，我国改革的新阶段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我在电视讲话中还在努力地说明新联盟协议的签订对
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实现了体现在3月17日公民投票中的人民的意志。统
一的国家被保存了下来，它体现了人们许多代人的劳动，体现了我们祖国各民族人
民的劳动。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由主权国家真正志愿结合的联合体；在这个联
合体内，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现在，”我继续说，“我们已经有了协议，各个共和国最近就将在协议上签
字，必须将对抗与毫无道理的政治偏见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
协议签字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我一直在关注着
这一工作的进程。鉴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9月份才能定下来，我
觉得签字分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然而，那些应该在“第二阶段”签字的共和国不同
意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结果是这样；第二阶段没有了，而定在10月初的第三阶
段成了第2阶段。估计届时签字的将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虽然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而且看来应该说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协议的签订
了，但是随着签字日期的临近，协议越来越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攻击。不同
倾向的报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他们指责国家总统，说他同意签订这样的
协议是对分离主义分子的让步，而这则有削弱联盟国家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对俄
罗斯总统同意签订这项协议的攻击火力也不弱，说协议好像保留了中央的无限权力
和共产党组织的统治地位。发起这场攻击的挑头人是Ic．阿法纳西耶夫、邦奈尔和
“民主俄罗斯”的其他激进派分子。
8月14日我和叶利钦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明白了，这位俄联邦总统感到信心
不足，他在动摇。他问我看没看见他所遭到的攻击。我的回答是（我传达我们谈话
的意思），我作为国家总统遭到的攻击也不少。他们批评我，说我签订了协议就会
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危险，而批评俄罗斯总统，说他签订了协议，就会延长帝国的
生命。不过，既然极右派和极左派都不满意，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能从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不管他们从哪个
方面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攻击。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准备签字。”
鉴于俄罗斯总统对如何安排签字仪式本身很感兴趣，我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想
法。起初他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但是
后来经过解释，说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我觉得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总的说来，我们道别时气氛还不错。尽管我心中还有疑虑，总有一种感觉，似
乎叶利钦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作了种种努力，以防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真正
意义上的历史时刻发生动摇。后来我才知道，叶利钦的某些亲密战友确实在对他施
加影响，提出一些条件，要求他在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上签字时一并解决。不管怎么
说，作为《莫斯科新闻》周刊一项措施，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透露
了秘密”，即俄罗斯总统未必会在8月20日的协议文本上签字，他会提出一些附带条
件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论了。当时我想协议是会签字的。明知人民在公民投票
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眼见改革的进展困难重重，这时候要试图破坏这一行动，所冒
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现在，当事情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说，叶利钦是考虑过这一方式
的。很长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跟我谈到过这一点），叶利钦一直
在进行幕后活动，商议要搞一个非此即彼的“四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商议时断时续，但这个想法一直没离开过俄联邦总统，而且
不只是他一个人。但他也许明白这是危险的一步，会使他完全名誉扫地。
其实，叶利钦如何行动，现在只能够进行猜测。我倾向于认为，一位政治家的
直觉和敏感会阻止他破坏协议签字的行动。至于说到附带条件，想用这种方法阻碍
协议生效，–这是无法排除的。
而政变分子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出于另外的动机采取了行动，他们不惜破
坏宪法，进行个人背叛，直接发起进攻，走上了对国家犯罪的道路。
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够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我姑息的结果。而
自1990年11-12月起，保守力量：利用各种可能对总统和改革派发起进攻：最高苏
维埃会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各种各样的会晤和代表会、要求实
行总统管理或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利用上了。
所有这一切，我不光是看在眼里，也有所行动，戳穿反动派的阴谋。对社会进
行根本改造所引起的危机，从一开始我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运
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
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
总之，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诸如此类的冒险都
注定要失败；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的发展继续沿着宪法的轨
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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