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１月
１９４３年１月８日
为了消灭希特勒分子，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正在进行战斗。
红军有了一种表示军衔的新徽章——肩章。
美国开庭审判了３３名法西斯煽动者。
在湖北和安徽，日本人正向前推进。
延安给重庆发电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到延安来。发电之前发生了几件事：
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
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
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
我必须对自己严格要求，一定只写真实的情况。我一定不要欺骗自己，或者寻求妥协。我的报导是否会发表？以及莫斯科会怎样处理这些报导？我一定不要受这些事情的影响。我的责任是写真实。为了千千万万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死去的人们，我必须这样做。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
毛泽东一伙还在王明身上搞阴谋。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
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成员，所以王稼祥和任弼时劝毛泽东要防止事态扩大，不要等季米特洛夫来干涉。
王明被康生吓怕了，惟恐我们去看他，他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我，要我帮助他赴苏治病，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贴，以免毛泽东进行报复。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他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的领袖而且还在巩固这一地位的呢？我自己常常感到很不理解。是的，他背信弃义、残酷无情，可是还有什么呢？
当然，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他有他的高明之处——确实比他的对手高明得多。当然，不是所有的对手。
他知道中国革命会发展，因而正在巩固他个人的地位。他不能始终掩盖他的行动的反党和机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倒从未认为这样的
行动是有意反对共产主义的，而只看成是“错误”或“偏差”，但总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毛泽东“暴露”得没有这么明显，他
比现在慎重得多。事实上，他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做法都被当成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或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错误估
计。不管是在共产国际内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大家都认为这些错误是判断上的错误，随着现在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成熟起来，获得经验，它们就会被革
命逻辑本身逐渐克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都处于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
然而，就我所知，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行动”的这种看法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我该怎么来对待我要执行的任务心里也就有数了。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７日
中共高级官员原来对苏联一直怀恨在心，对它所受的苦难幸灾乐祸，现在不得不表示良好的祝愿了，因为红军已采取攻势——对这儿许多人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
毛泽东很谨慎，在公开场合没有嘲笑过我们的军事失利。他只有在亲密的同僚中间才比较放肆。
但是，康生和另外一些人却不客气，他们态度的变化就更为显著了。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９日
我军终于从拉多加湖南边突破了敌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孩子、老人和妇女再也不会死于饥饿了。
根据康生的情报，日本侵略者正从湖北省南部撤退。
凡是去过苏联的人在特区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党的工作者见面。对他来说，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
昨天，毛泽东对我说“联共（布）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是不适用的，有害的”。谈话时间很长，令人讨厌。他花招耍得很笨，拍马也拍得不高明。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历史的和民族的特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这些特点是要考虑的，但是，中共领导不信任联共（布），无视它的经验，甚至惩罚赞同联共（布）的人，与其说这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不如说这是敌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他完全不顾当前的政治形势，一直在人为地加速事态的发展。我不由得想起了维克托·雨果的话：把时针往前拨，并不能加速时光的流逝。
角落里的火盆炭火熊熊。后面放着床铺，外面则是冰冻的寒夜。烛光把我那长长的影子勾勒在墙上。就这样，我的影子伴着我，写日记，译文件，消磨着黑夜的时光。
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
王明的景况不佳。他长期卧病在床，已经虚弱不堪。康生把他隔离起来，由金医生给他治病。
在新年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恶狠狠地说“教条主义”的能量很大，号召同它作斗争。“中共现领导认为，”毛泽东说：“联共（布）党内过去进行的清洗是错误的，需要的是像现在特区进行的这种‘清理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就是每个人必须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行。
康生赶忙声明他自己“在苏联没有学到什么”，要不他也会“堕落成为‘教条主义者’了”。
早在我到达延安之前，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苏联人留在延安挺讨厌，还诋毁苏联和我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人对联共（布）的支持是坚定的，很有道理的，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不成其为独一无二的权威了。他的目标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不一致的，于是他就要破坏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联系了。
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友好感情都要受到压制。这一政策的后果很容易预料到：今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除“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权威，再也没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了。
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９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１２０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１２０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地是特区。这些部队大体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结。
我确切知道，中央政府的军队屯驻在老地方，在特区南部边界一带扎营。
１９４３年２月
１９４３年２月４日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纳粹军队已被全歼。许多德国师被打垮了，俘虏数量很大，他们之中有２４个将军，包括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
我以前下的结论没有错，康生对主席情绪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他脑子里塞满了康生关于我国的不实之词。在这方面，这是他惟一的情报来源。
至于康生，他是个极端的反苏狂，惟恐不能诽谤我们。他辱骂布尔什维克党，并不遗余力地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思想上得到巩固。康生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党的敌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毛主席只是口头上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实际上，他受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康生完全了解这一点，因而拼命去助长主席的这种危险的思想倾向。
康生只能被称做“刑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个把死亡带给人们的大臣的形象）。
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被蓄意歪曲了，但是还把这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中可以感觉到刑官的险恶用心。
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制定的，而不是像康生说的那样是根据莫斯科的意志制定的。
在共产国际大会闭会期间，国际工人运动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执委会委员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埃尔科勒）、哥特瓦尔德、曼努伊里斯基、皮克、王明、多列士、柯普勒尼希。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制定的。
１９４３年２月５日
为了庆祝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我们小组宴请了中共领导人。应邀前来的有毛泽东、刑官、江青、王稼祥、任弼时等。
宴会在我们屋举行。摆了几桌，每桌四人。我拿出那瓶密封的酒来，奇怪，竟只剩下半瓶了。
刑官由阿列耶夫作陪，喝了很多酒，他想使阿列耶夫透露我们汇报的内容。他为我们对他和他那个局的态度而深感烦恼。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酒的“挥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跟大伙儿说，他是用医生的注射器把酒抽出来的，然后用手指把针迹抹掉。这一晚上我成了他的笑料。
１９４３年２月７日
刑官举行了答谢宴会。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
Ｈｏｌｓｄ＇ ｏｅｕｖｒｅｓ（法语：餐前小吃——译注）和酒都很丰富，有色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
然后，端上各种香喷喷的汤来。
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在宣誓似的。
中国名菜糖炒笋鸡端上来了。然后是各种不加盐煮的粥，酥软的薄饼，还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
毛对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亲切地微笑，还教多尔马托夫怎样吃红辣椒：应该把辣椒一直放到喉咙口，然后吞下去，不要放在舌头上。
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的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
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酒量也很大。
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家怕他，并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
在特区居民所特有的落后环境中，毛泽东的“博学”使他几乎成了一位先知。
１９４３年２月９日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延安也感觉出来了。关东军已搬进冬季营房。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我们更加殷勤了。
几天前，肖里不无恶意地问道：“孙平同志，苏联把武器供给蒋介石。这些武器分给国民党军队，而他们又在南面封锁我们。这该怎么说呢？”
我说：“世界上有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敌人。日本法西斯正在蹂躏中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军队，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多好几倍。”
“好吧，我们会想办法对付敌人的。”肖里答道。
我说：“苏联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协定，中央政府依靠我国供应武器，因而苏联对重庆起着遏制作用。”
肖里走了。多尔马托夫砰地一声打开门，嘟囔了一句：“屋里要换换空气。”
刑官从秘密会社的首领们那里得到一部份情报。他同各秘密会社有可靠联系。
康生经常考虑他的国家的民族特点，这使他跟他的政敌作斗争时处于优势，而他在中共党内的政敌真是太多了。
李克农负责刑官同秘密会社的联系。他负责鸦片的产销事务。秘密会社在这方面帮了很大的忙。钱源源不断地流到情报局长手中。
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７日
江青在幕后政治阴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可疑的。毛——江青——康生，我越想这个联盟，有些事情的缘由就越清楚。
情报局头子在党内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后的发迹与重庆来的女演员挂上钩。他选中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魅力，而且也因为她聪明、老
练、意志坚强。正是他把江青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但还十分迷恋性生活的乐趣。从这时候起康生就开始下大赌注。康生觉察到中共中央主席同
他的看法相似，就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他身边占上一席之地。
摸清人的恶习和毛病，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情报局头子的本行。干这种行当并不光彩，但能取得控制人的权力。
他把赌注下在江青身上，证明下对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康生与主席更接近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江青和毛泽东为野心和个人私利所驱使，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性格相似，这又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毛泽东眼里，江青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可靠的助手、参谋和同志。
令人奇怪的是，刘少奇正好与江青的老相识彭真一道来到延安。他也是把赌注下在私人关系上的。江青和毛泽东的结合不仅使他俩得了好处，还大大有利于刑官，也许还有利于刘少奇，他把赌注下在彭真身上，也下对了。
中央委员会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因为新娘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但是，刑官能够把不同意的人争取过来。
江青不仅是主席的私人秘书，她还负责他所有的机要通信联系。
步兵第１２０师师长贺龙现在是特区联防军司令员。他是个身强力壮、衣着整洁的军人，喜欢生活中愉快的事物。战士们很喜欢他。
王明卧病在床，康生利用这种情况把他严密地隔离起来。不可能见到王明，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以免引起中共领导的责难。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
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
毛泽东确信自己是个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单位或部队。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７日
延安的学校不进行正规教育，不设置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却极力推荐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旧小说。
一年多来，各校的课程统统取消了。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许多行政机关也近乎瘫痪，只办公半天。人人都忙于开会或者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报刊和讲话都吹捧毛泽东，辱骂“教条主义者”。王稼祥、任弼时、李枫(译音)等人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有时还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尽管提得软弱无力。而康生而死心塌地地支持主席。
毛泽东眼里只有康生。
在刑官的机构里，死记硬背、批判和达到歇斯底里程度的自我鞭挞之风盛行。所有这些整风运动的“幼芽”在那里蓬勃生长。
这种行为旨在使普通党员相信，毛泽东的“思想”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整风把毛的“思想”变成党的惟一的精神和政治食粮。
很难指望党的干部和一般党员会有首创精神了。当局实行的是死记硬背和教条主义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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