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毛泽东有一条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
从的周恩来手里。毛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演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敲响了文革的丧
钟。几个月后，毛便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去世，立即给中国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噩耗传出，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销售一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从
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
动，设灵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则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抒发哀思，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
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
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周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他的灵车，就突显了这
种社会情绪。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对周恩来之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周这个难缠的对手终于不打自倒，先他而去，为后事安排去掉了一大块心病。
忧的是，周虽已死，却阴魂不散，他在党、政、军中的根基很深，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像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都是周这条线上的人。这批人一直对
文革心存不满，总想翻案，现在竟然又拿死人压活人，打着悼周的旗号向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扭转批邓的大方向。这是毛无法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悼周的活动降温，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
让毛远新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要求掌握好新闻宣传报导的口径。根据毛的旨意，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遂百般压缩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并由中央下达种种禁
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
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下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宫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对于这一点，就连奉命写文章遮掩的张玉凤都有点看不过去，她在文章中用曲笔暗示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的死讯后并没有落泪，接着在记述毛圈阅治
丧委员令送审报告的情况时，委婉地写道：这个圆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
呢？”
其实，让张玉凤有难言之隐的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本来就对周在临死之
前极力挺邓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的阴魂不散，悼周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的幌子，更是让毛心里有气，憋了一肚子火。在北京百万人上街哭送
周的灵车后，毛很清楚这是冲着他本人而来的，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拒绝参加周
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但是，毛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
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说：”为什
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
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鉴于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
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
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根据毛的部署，江青一干人马十分卖劲，不仅在批邓上充当急先锋，而且对毛准备批周的意
图也心领神会，不断在所掌控的报刊上施放冷箭，抛出各种的讪采气球。
二月六日，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编发了香港《万人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中专门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而
这正是周病重时预感到要被人做文章的题目。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在转发新华社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又把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掉。更
有甚者，《文汇报》随后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而这正是后来在天安门广场上激起众怒的那位清华大
学工农兵学员道破天机的”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隐晦说法。
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枭雄一世，善于”抛石头”整人且斗垮所有
对手的毛人概没有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本来，在周氏治丧期间，种种压制悼念活动的禁令就已经犯了众怒，这
回《文汇报》接连放出露骨的批周信号更是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而自认为”通天”的张春桥却有恃无恐，非但不思有所收敛，反而还
公然对《文汇报》慰问嘉奖。
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叹越来越大。
在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并发表演说，张贴声讨檄文、诗词，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被指为”现代秦始皇” 。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是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
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
什么，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已经彻底毁在这件事情上，而且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对周恩来不散的阴魂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更是怨恨难言，耿耿于怀。这种心态驱使毛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修改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抛出来批周。
更让毛泽东头疼的是，面对遍布全国的抗议活动，一时还难以动手弹压，因为这是在悼周的旗号下进行的，而周恩来毕竟是在政治上善终的，官方不
便公开取缔，动起手来有诸多顾忌，以致坐失消弭的良机，乱子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血染天安门广场来收场，暂时稳住了局势。不过，毛深知大势已去，他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为此忧病交加，内心的恐惧挥之不去，梦魇缠身，时常在梦叫惊醒。几个月后，毛便一命呜呼。
毛泽东之死，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狂暴恐怖的时代。尽管毛的幽灵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游荡徘徊，不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青山遮
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在告别了毛时代的乌托邦狂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以后，从此踏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归路，而现代中国的这一历
史性转变，正是以周恩来之死为契机拉开序幕的。
后记
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给它划上句号。我曾在中共的体制内呆过，年纪轻轻便进入部一级的领导班子，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为官方修史，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党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一道带领中央文献研究室
的机关干部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并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倾听民众呼声，肯定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并从最高领导人做起，惩治腐败，推进政治改革。在
六四屠城后，我成了所在单位清查的重点，遭到整肃。
应该说，单位的领导还是想尽量保我过关的，在清查中替我遮掩一些”过激”的言论，在组织上从轻处理，并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然而，哀莫大于心死。六四屠城血写的事实，让我无法再认同这样一个为了一党之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权。与历次运动中落难挨整的老一
辈相比，对我的处理实在已经很宽大了，但我的良心却让我无法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充当官方御用的”学者”，做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过”，一边写检讨，一边开始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文革浩劫和六四镇压之间一脉相承
的关系。我决意不再违心说谎，或者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写书的念头最
初就起于这个时候。
到海外后，我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条件。经一位学界前辈的推荐，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最初研究写作的条件，我的心愿遂得以实现。文
革史和周恩来研究是我的本行，但由于文革研究在大陆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区，而周恩来又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所以当年只能写些奉命文章，深为不能畅言所
苦。为此，我选择了《晚年周恩来》作为题目，把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整理出来，对国人有所交代。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其一，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其二，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层
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一-皇权专制主义。实际上周本人既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也是这种政治的受害者。以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乃至
大陆民众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关注，检讨反思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推动大陆自文革后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动手写起来却并非易事。因为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不同场台有着不同的面孔，且又处在文革大动荡的年代，头绪繁多，不易把
握。而且需要考赞辨析各种对立的材料和观点，有所取拾，力求立论公道，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
变的问题，需要与以往的思维定势作斗争。
在耗时五载，历经艰难之后，《晚年周恩来》一书终于问世了。总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和嘱托。
我由衷感谢哈佛大学的傅高义、麦克法夸两位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支持和指导，王军涛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以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这些帮助，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想像的。
高文谦
二0 0三年三月六日
附录
哭送母亲
妈妈，你这么快就走了，走得这样匆忙，连同儿女们最后道别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在你得了重病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知道这次恐怕
是凶多吉少了，但还是多少有些心存侥幸，希望能够出现某种奇迹，因为你一生中曾经历过那么多劫难，但愿这一次也能挺过来。然而，终究病魔无情，你还是撒手
西去了。
这期间，文青一直在身边陪伴著你，小妹专门从德国赶回来照看你，文宜、文谦、文实也曾多次打越洋电话问候你，宽慰你。在病魔的折磨下，你依然表现得很坚强。我们问你有什么话要说，你总是表示自己还好，叫我们不要惦记。
到了后来，你已经说不了什么话了，但我们知道你心里还在惦记着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像往常一样叮嘱我们为人做事的道理，在和我们心神交流，给我们每一个人写万金家书，作最后的嘱托。妈妈，你心里惦念的事，我们全知道；你平日的嘱咐，儿女们都记在心里了。
妈妈，你充满坎坷和磨难的一生恰好是整个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个缩影。你出身名门之后，家道中落，从小就有忧患意识。在你年轻的时候，为了拯
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你是林则徐家中第一个走出家门，抛弃大都市的生活，投身共产革命，到敌后农村打游击，钻山沟，睡土炕，宣传动员大众起来抗日救国。在
抗日的烽火中，你结识了同样是燕京大学出身、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的爸爸。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你们结成终身伴侣，那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然后再把自己的国家
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和你给我们讲述这段经历时，说当时的日子很苦，平口缺菜少盐，根本吃不饱，想喝一杯盐开水都不可得。但你们却苦中作
乐，实在馋得不行了，大家就聚在一起，搞一顿”精神会餐”，憧憬未来。那时你们觉得为了让天下的老百姓，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孩子们以后都能过上好日子，这点
苦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并不象你们当初想的那样，建国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越搞越左，凡是敢于讲真话的大都挨了整，演出了一幕幕”爷命吃掉
自己的儿女”的悲良。应该说，你和爸爸是党内较早看出问题的人。为人正直敢言的爸爸为此接连挨整，后来更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
子”，充军西藏。你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下放河南，也看出了刮共产风、浮夸风那套搞法的祸国殃民之处。你明知如实汇报会犯忌，但秉持林家”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祖训，还是向上级反映了当地饿死人的实情，因而被指为”思想右倾”，为此也挨了整。
那时我们都还小，还不大懂事，但知道家中出了变故，看见你整夜整夜地陪着爸爸写检讨，想方设法宽慰他。爸爸当时心里很痛苦，是你翻杏各种史书，从历史的兴衰交替和各种人物的遭际中帮助爸爸找到精神上的解脱，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悲剧。
爸爸被发配边疆后，你独力撑起家事，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当时正是全国大饥荒的年代，物价飞涨。小妹还在襁褓之中，其他的孩子也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因为爸爸每月的钱被扣发，军队中的待遇也被取消，全家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度日，家道艰难，入不敷出。你什么都舍不得吃，总是先尽着我们。记得当时
你连一件新棉袄都没有，总是自己动手改旧的凑合。并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我们还记得你用花椒盐水煮黄豆来为文实治疗浮肿病，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营
养，拉扯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日。
妈妈，文革前夕，爸爸虽然被个别甄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你却在文革浩劫中在劫难逃。你因为不满文革权贵们的倒行逆施，说了几句真话，便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秦城度过了将近七年的铁窗生涯。
在监禁中，你时常吟诵先祖文忠公被眨新疆时所写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诗句，以此来勉励自己。你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历史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你曾在守狱中写不过这样的诗句：
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八卦炉炼今无止无休!一切过程兮有始有终，唯物辩证法兮解我心忧。
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你才熬过了这场劫难，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不过，你的身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时要不是爸爸极力营救你，为你创造条件出来治病，恐怕也就瘐死狱中了。
然而，就在你刚刚获得自由，和家人久别重聚之际，多年来一直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爸爸却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对你的打击可想而知。爸爸临终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担心你受不了这种生离死别，嘱托我们千万照顾好你。
但是，你默默地挺了过来，又象当年一样挑起全家的事情来。当时我们才刚刚走上社会，还没有站住脚跟。你支持并鼓励文宜和文实凭自己的本事考
大学，走上了爸爸和你当年投身革命前学医的道路。对文谦从事历史研究这一行，你也感到很欣慰，认为后继有人，遂了你在党校时曾想从事历史研究而不可得的心
愿。此外，你对文青学有专长，小妹以优异的成绩在德国考上了大学而由衷的高兴。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在专业上听取得的成绩，像文宜的博士论文、文谦的写作，
离开你的支持和鼓励是无法完成的。
为了让我们安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担起家务，每到礼拜六，你都捉着菜篮子出去采买，给我们改善生活。当时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物资还很匮乏，而
你又因为坐牢多年，落下了关节炎的病根，但你坚持要去，每次都要挤电车，跑很远的路。你的个子本来就矮，腿脚又不方便，上下车很吃力，但你每次总是提着满
满一筐的蔬菜和熟肉回来。我们至今仍然记得你步履瞒姗的身影，非常怀念你亲手给我们炖的羊肉，腌的泡菜，做的豆豉，还有从天祯号买回来的酱肘子。
妈妈，你的晚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度过的。你庆幸国家和民族终于告别了狂暴和恐怖的年代，同时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的观念冲突。不少参
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从过去社会的中心沦为边缘，有强烈的失落感。而你却不是这样。这固然是和你恬淡超脱的性情有关，更重要的还是你能够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
来考虑问题。
在咱们家里，没有一般老干部家中那种当有的”代沟”。你虽早巳退休在家，却一直关注着风云变幻，经常和儿女们纵论天下人事，我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心意相通的。用你自己的话说，这是得力于你在”监狱大学”的磨炼，是你面壁七年的结果。
妈妈，应该说，你是当今共产党中仍然保持着当年革命初衷的那一部分人。你甘于淡泊，自奉甚简而又乐于帮助亲友和周围的人；同时又有历史的眼
光，明了世界大势。你既为这些年来祖国的迅速发展而高兴，又为时下党风不正，贪腐、逢迎、浮夸之风盛行，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失去了民心而忧心忡忡，痛心疾
首。
你完全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知道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你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的江山就这样毁掉，唯一的解救之道就是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痛下决心，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你会永远站在人民的一边，这正是你当年参加革命时的初衷。
妈妈，在你上路之前，儿女们想要和你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百难以言尽的依依不舍之情，就像你当年运我们出远门–参军、上学和出国时的心情一样。好在你又可以和爸爸在一起了，这让我们稍稍感到心安。
妈妈，你的养育之恩，儿女们不会忘记。你平日的言传身教，儿女们会谨记在心。你对待人生坎坷和磨难的达观态度，更是儿女们立身处世的宝贵财富。
妈妈，你和爸爸当年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当年你被关在秦城监狱，全家在河南农村时，爸爸总是引用陆游那首《示儿》的诗，叮嘱我们”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等国事和家事有了好消息，我们一定会告慰你和爸爸的在天之灵!
妈妈，你放心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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