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二十一之2）

表21-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收支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收入 合计征购 粮食年度生产年度进口 920.11 1125.44 1214.29 823.74 794.67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 － － －42.90 －115.53
支出 合计销售城镇销售乡村销售财政供给出　　口损　　耗 899.65 1166.57 1260.51 949.09 777.10
842.09 1052.01 1119.13 886.97 736.32
422.43 546.32 592.65 524.89 467.87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12.43 12.32 13.12 12.18 12.45
41.68 72.56 86.51 23.92 17.55
3.45 29.68 41.75 26.02 10.78
期末库存其中陈粮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291.68 217.14 151.83 109.39 130.30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 57－59年，58－59年，59－60年　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61年度和61－62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1-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7－12月销售少，1－6月销售多。7－12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年和1959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年和1961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 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
由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个大中城市6100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个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亿斤，月均98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亿斤，今年增加33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辽宁20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 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月底库存300亿斤，今年只有147亿斤，其中新粮55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120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100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100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2850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1957年（1957年农民占有粮食3130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383亿斤，拆原粮460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1957年少123斤。 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1961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1.2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400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500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383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1959－1960年度减少了122亿斤，但比1957－1958年度还是多48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1962年度，进口粮食115.5亿斤(从1961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1961年度进口粮食42.9亿斤)。从1961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年8月26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年购买力为675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655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 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2950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679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150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1955－1957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190多斤。1961－1962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1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6、7、8、9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 1959年9月1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9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2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年度，收购食油25.7亿斤，出口4.38亿斤，国内销售不到19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年4月19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10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 说：“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梁、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的推广”的代食品。
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面粉。先将橡子去壳破碎，然后用千分之一浓度的碳酸钠溶液浸泡一、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适合食用的单宁，得到可食用的淀粉。全国年产橡子粗估约80亿斤以上，如果将其中20%提取淀粉，可得六七亿斤。二，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将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点像炒面。用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成根粉，全国可得几十亿斤代食品。三，叶蛋白。经过选择后可食用的新鲜草叶、作物叶子和树叶，每百斤一般可提取叶蛋白干粉2－10斤。从叶中取叶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鲜叶（采集后不能过夜）切碎，掺水磨成浆，榨出叶汁，加热至摄氏70－80度，使叶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淀，然后过滤、弄干即成。四，人造肉精。这是一种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营养极似肉类。我们从400多种菌种中选出一种叫做“白地霉”的酵母菌。把白地霉放在培养液（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无毒的树叶、野草、农作物的根茎叶煮后都可制成营养液）里，保持摄氏20－30度，两三天内就繁殖出一层白膜。白膜在摄氏50－60度温度下，即溶解成糊状，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栅藻、扁藻。小球藻和栅藻的干粉中含蛋白质20%－40%，脂肪4%－6%。小球藻、栅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养殖的。此外，我们还在研究红虫（即水蚤）、玉米杆麯等代食品，看起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14日向全国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党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采食昆虫。他们的报告说：“两个星期来，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虫1200多斤，虫体蛋白质既多，油又很大。昆虫所已用来作成了酱油、乳酱、肉松和食用油，并加工成各种糕点和饼干。”昆虫所还介绍了烤食、油炸、制干粉、榨油、作酱油、作糕点等几种简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发通知东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推荐了十三种昆虫，并作了营养分析。
表21-10 十三种虫体营养成份分析（以虫体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昆虫名称 粗蛋白 粗脂肪
豆天蛾越冬幼虫（干虫） 50.8 23.3
金龟子幼虫（即屎克螂，干虫） 48.1 21.0
蝇咀（干虫） 63.1 25.9
蝇蛹（干虫） 41.7 25.1
玉米螟越冬虫（干虫） 41.2 44.8
剌蛾越冬虫（干虫） 50.6 37.7
菜粉蝶老熟幼虫（干虫） 60.6 21.4
菜粉蝶蛹（干虫） 53.9 24.4
粘虫蛹（鲜虫） 13.8 6.2
棉蝗虫成虫（鲜虫） 21.3 2.8
蝗虫（鲜虫） 18.7 4.1
白蚁（鲜虫） 23.2 28.3
蚕蛹（鲜虫） 23.1 14.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0年11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号召，下面就会搞起群众运动。中央号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运动。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此外，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破坏了生态环境。本书有关各省情况的章节里，介绍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情况。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得不到粮食而活活饿死。李锐多次对我说：挨饿的滋味最难受。他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在劳动改造中有挨饿的亲身体会。我所查阅的十多个省的档案中，零星记载了一些饥饿死亡者濒死时的悲惨状况，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饥饿死亡的生理机机制。我的一位同乡王梅松，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后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特殊条件下的生理变化的研究，转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任教，著述颇丰。1960－1961年，他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湖南几个县救治饥饿病人，积累了很多资料。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他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他写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书籍写成的。
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据《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书介绍，人体在不同的状态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础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即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体温的维持、心脏的跳动、肺的呼吸和肌肉紧张度的维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础代谢能量。机体静卧在摄氏18－25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而在12小时前就已停止进食，消化系统也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能量。基础代谢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最低的能量。基础代谢能量受身体的大小、性别、年龄和气候的影响。男性比女性高，儿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气候比温热带气候高。一般说来，在普通情况下，成年男子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平均消耗能量1千卡（即4.418千焦耳）。以65公斤体重的男子计算，则24小时的基础代谢需要1560千卡。
除了维持基础代谢以外，从事各种劳动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公里／小时）每一分钟消耗能量3.7千卡。一般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将人体的能量消耗分为五级：
极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为主的工作，如办公室工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每日需供应热量2400千卡；
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讲课教师等。每日所需热量2600千卡；
中等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机械操作、拖拉机与汽车驾驶等。每日所需热量约为3000千卡；
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农业劳动、半机械化搬运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热量约为3400千卡；
极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装卸工作、采矿、伐木和开垦土地等，每日所需热量为4000千卡。
　　劳动者所需要的热量除劳动强度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如冬天是露天作业还是室内作业，显然露天作业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
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都是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约在3400－4000大卡之间。
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中国农民每天需要的3400－4000千卡的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那么，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综合各省情况，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相脱壳后只有0.35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没有油，没有肉，这点口粮，是农民的全部热量的来源。
首先看各种食物能够产生多少热量。这一点，医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21-11 不同地区每一市斤农产品所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热量
食物项目 别名 地区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千卡）
稻米(籼)（糙） 大米 北京 41.5 12.5 371.0 1765
小麦粉（标准粉） 北京 49.5 9.0 373.0 1770
小米 伏地小米 北京 48.5 17.5 364.0 1810
玉米碴（黄） 包米碴 北京 46.0 3.5 380.0 1740
玉米面（黄） 北京 42.0 21.5 351.0 1765
高粮米（红）（三级） 红高粮米 东北 42.0 13.5 378.0 1800
黄豆 大豆 北京 181.5 92.0 126.5 2060
黄豆粉 豆粉 北京 200.0 96.0 141.5 2230
甘薯 红薯、白薯 北京 7.8 0.9 128.3 552
甘薯片 白薯干 北京 19.5 4.0 401.5 1720
甘薯粉 白薯面 北京 19.0 4.0 395.0 1690
马铃薯 土豆 北京 10.1 0.4 73.0 339
马铃薯 洋芋 陕西 7.1 0.9 71.0 320
大白菜 四川 5.8 0.9 15.3 94
大白菜（竹筒白） 天津白 四川 3.2 0.4 13.5 72
小白菜 油菜 湖北 5.6 0.9 16.9 99
南瓜（八方瓜） 湖北 1.8 1.4 29.2 135
番瓜（花皮） 饭瓜，南瓜 甘肃 2.3 0.5 14.0 68
冬瓜 北京 1.5 0 9.1 42
西葫芦 北京 2.5 0 8.7 44
猪肉 湖北 87.0 104.0 …… 1285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12月。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广大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0.35斤大米，折合热量618千卡。在大饥荒期间，农民是见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还算是不错的。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有的地方4斤折一斤），半斤口粮定量只有2.5斤甘薯，按每斤甘薯产生热量552千卡计算，折合热量只有1313千卡，比基础代谢1650千卡还少337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粮，每斤大白菜只产生热量80千卡左右，一天能吃5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热量400千卡。一些饥荒严重的地方，既得不到2.5斤甘薯，也得不到5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给农民供应食品，而树皮剥尽，野草挖尽，农民从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农民得到的热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体每日从食物中摄取五大类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由于食物过少，除了热量严重不足以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多种疾病。但在当时的统计中，对因此类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饥饿死亡。
在大饥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违反科学的渡荒办法，从而加剧了农民的灾难。王梅松教授向本书作者指出了当时推广的几种反科学的办法：　
“双蒸饭”：把米放在瓦盆里加上水蒸成饭，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两次以后，饭的体积扩大一倍，吃到肚子里当时感觉饱。实际上它和稀饭没有区别，过后饿得更快。当时还宣传这样做饭可以增加营养，实际上，有许多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在反复加热后遭到破坏，营养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这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而且普遍实行。没有粮食时只能用瓜菜代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报纸还宣传如何有利于人的健康。实际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粮食的。从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一斤白菜含蛋白质5.8克，脂肪0.9克，碳水化合物15.3克，产生热量94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质5.8克，脂肪1.4克，碳水化合物29.2克，产生热量为135千卡。一斤冬瓜蛋白质1.5克，脂肪0克，碳水代合物9.1克，产生热量42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质41.5克，脂肪12.5克，碳水化合物371克，产生热量1765千卡。由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18斤大白菜、13斤南瓜或27斤冬瓜才相当于1斤大米的热量，这些东西怎么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人体吸收亚硝酸盐以后，它将人体内的血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使得血红蛋白失去了运输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现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肤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大饥荒年代大量出现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杆做馒头：如将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后，再切碎加入到面粉里做馒头。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纤维素、木质素，它们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结构（即复杂的多糖）。草食动物吃它能长肉，这是亿万年来生物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它们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种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使之成为单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没有这种功能的。石灰水是碱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纤维素，用石灰水处理后的稻草，人吃了以后不会得到任何营养。
吃陈骨头：有些地方将死后放在户外多年的牛骨头收集起打碎后煮汤喝。牛骨头通过在户外多年风化及细菌分解后，除了剩下钙和磷以外，不会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医学界将饥饿分为“完全饥饿”（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饥饿”（总热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质）的饥饿”（总热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种或几种机体必须的物质）三种。 大饥荒年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处于间断性的“完全饥饿”状态，全国城乡都处于“不全饥饿”状态。也可以说，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以外，基本上处于“不全饥饿”状态。
当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来供应能量。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为370克，全部氧化代谢产生的热量为1480千卡，还不够一天基础代谢的能量需要。
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内的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
心肌萎缩，就出现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饥荒期间参加的医疗队，在一所公社学校里收治水肿病人，常住水肿病人200多人，所观察到的水肿病人，最后大多是死于心力衰竭。
肾脏萎缩、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量减少，出现肾功能不全。
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出现萎缩和功能低下。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
生殖器萎缩，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全国妇联党组在1961年2月16日《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去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病就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可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1961年5月9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一直没的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自1959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年－1961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一整个县的育龄妇女中，数十万人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1－3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1960－1961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时，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摄入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不足的症状最先发生。热能不足，人的各项体力活动都不能进行，全身无力，各项机能下降。蛋白质摄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浆蛋白含量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的水份大量渗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组织中，引起全身水肿。
人体内的各种酶和激素其本质都是蛋白质，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如胰岛素、垂体前页激素，在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时，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摄入的蛋白质、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这就更增加了体内蛋白质的缺乏，从而出现恶性循环。
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体内抗体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血球减少，抵抗力极度下降，很容易患细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长时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体内脂肪消耗尽，内脏、肌肉的蛋白质亦消耗穷尽，病人出现干瘦，骨瘦如柴，这就是干瘦型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至于饥饿时生命的持续时间长短，则看热量不足和蛋白质缺乏的程度，看机体原有的营养水平等因素。长的可达几年，短则数月，当体重下降到正常值的70%以下，这个病人就无可救药了。但是，很多饥饿者在机体消耗尽以前就因并发症而死亡。但是，当年各地的死亡统计中，将并发症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饥饿死亡数字之外。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