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二十一之1）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 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6月30日，国库存粮由145亿斤减少到105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 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21-1 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城乡分类 人口（万人） 每人需要量（市斤） 总需要量（亿斤）
城镇人口 9182 480 441
经济作物区 5300 454.7 88
分散缺粮户 6600 121 80
灾区 2196 124 86
缺粮区 990 253 20
共计 24788 659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表22-2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21-2 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年份 　　产量 　征收和收购 　　征收 　　收　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1950 2646 100 355 13.45 266 10.05 90 3.40
1951 2876 100 479 16.66 299 10.40 180 6.25
1952 3271 100 596 18.22 282 8.62 314 9.60
1953 3318 100 721 21.74 316 9.53 405 12.21
资料来源：同表22-1。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21-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居民类型 十五个城市的标准 国务院规定标准
　平均数 26.07 27.70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51.72 55.00
重体力劳动者 41.49 44.00
轻体力劳动者 32.57 35.00
大中学生 32.75 35.00
一般居民及10周岁以下儿童 26.15 27.50
6－10岁儿童 20.56 22.00
3－6岁儿童 8.85 9.00
3周岁以下儿童 7.89 8.00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 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 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1-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产量与征购 1953－1954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产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征购数（折贸易粮） 1003（828） 1078（903） 1041（860） 994（838.48） 1038.3（854.74）
占产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1-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拆贸易粮） 494（401） 405（334） 490（402） 429（351）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1-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年份 出口贸易粮 折原粮 其中大豆
1953－1954 32 36 18
1954－1955 41 46 23
1955－1956 44 51 23
1956－1957 44 51 24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20章“1956－1965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 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
表21-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产量 3855 3901 4000 3400 2870 2950 3200 3400 3750 38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统计年鉴的粮食数为生产年度（1月1日到12月30日前。粮食部的粮食数为粮食年度（上年7月1日到下年6月30日）。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 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