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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没有人民的行动就没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败的年月。
纳吉：悲壮的失败。
作者：这是一回事。有人说，人民给您帮了倒忙。
纳吉：对于社会主义，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短短几天里得到的理解深，我与官僚政治苦苦斗争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最后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为此而感谢人民。
作者：您至今不悔？
纳吉：不，从1949年到1955年，我两次失败，因为我企图靠权力斗争来实现我的改革思想。
作者：1956年您依靠民主力量进行改革，而失败却更加惨重。
纳吉：那是因为在改革的敌人背后，有另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在这个武装力量后面，还有更难跨越的历史障碍。
作者：对了，对了，正是人民的狂热才把您推到了历史所不允许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远了，以至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纳吉：您是指取消一党制？
作者：是的。
纳吉：您是指实行普选？
作者：是的。
纳吉：我为我经有过这些政绩而骄傲。
作者：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的骄傲？
纳吉：社会主义的。难道一个社会主义者竟然害怕让更多的社会阶级和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参与会造成混乱；无论怎么说，1956年匈牙利流血了。
纳吉：不为民主流血，就会为专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别无选择？
纳吉：有，再付出两代人的代价！
作者：……（沉默）
一
匈牙利悲剧的13天震撼了历史，分裂了共产世界。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重灾区在匈牙利。
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13天时间，匈牙利内政两次受到外国军队的干预；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两次撤换和推翻国家首脑。
这13天内，匈牙利宣布过解散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过取消一党制；宣布过退出华约组织；宣布过中立。
这13天内，它的一届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要求给予援助以保卫它的中立；而另一届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会讨论……
这13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对这13天进行表态……
一位政治家甚至说过“只要你告诉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13天震撼了历史，使它无法再以半个世纪形成的惯性力量来主宰这半个世界了。
这1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要求一位政治家执政，要求另一位领袖下台；他们要这样的改革，反对那样的体制。这种介入和干预造成了骚动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尽管严重，但自从有了政治，这种动乱就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过。
然而，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骚乱？历史会给这13天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
美国共产党说，匈牙利事件使它“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却有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说：匈牙利时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中央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说这是“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宣言和声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能从许多声明中寻找这样的相同点——这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13天，这难以评说的13天是伊姆雷·纳吉执政的。
纳吉于1956年10月23日由人民拥戴上台，成为半年来匈牙利第三位国家领导人。13天后，纳吉和他的政府被推翻；一年后，为了追究他当权13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
看到这儿，或许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辟事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被武装暴动颠覆，后来复辟被粉碎，反革命头子纳吉被处以死刑。
然而，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因为纳吉在纹刑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二
拉科西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匈牙利是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拉科西也采用了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政治恐怖。
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的历史并不长，扣除战后头几年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共产党的匈牙利不过7年历史。但由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马加什照搬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迫农业集体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极权统治——把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搬到匈牙利，7年时间倒是绰绰有余了。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基本食品和许多日用品凭票供应。经常调整劳动定额意味着降低工资，年年发行和平公债，实际上就是苛捐杂税。1954年职工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下降20％。”人民怨声载道，只是迫于政治恐怖才不敢进行反抗。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动的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袭击，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神话。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荡——讨论经济政策的错误，揭露政治恐怖的罪行并追究责任。
1956年7月，拉科西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他的第一副手格罗接替。
拉科西是1956年第一个被赶下台的领袖，但不是最后一个。
新上任的格罗并没有带来新的施政方针。他不可能与过去决裂。作为拉科西的得力助手，他同样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负有责任。所以1956年7月，当那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并于第二天去了莫斯科时，格罗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的公报，就轻松地把拉科西过去对人民的欠债一笔勾销了。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尤其是对新任领导迟迟不给恐怖时代的受害者平反反应强烈。
在许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人民阵线主席。这位1909出生的文学院学生，早在30年代初期就从事着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是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因为拉伊克了解他们并同他们有共同语言。40年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决裂，于1949年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并形成决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一事件在共产世界造成危机，使东欧各国内政发生急剧变化。
拉科西利用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镇压运动。拉伊克是这次运动的受害人。他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国防军将军、警察部队军官还被安上企图暴动的罪名。
1949年5月，国家保安局对拉伊克的逮捕，意味着匈牙利开始了专制和政治恐怖时代。1949年9月20日，拉伊光被判处死刑，10月被绞死。
拉伊克一案牵扯到8个匈共高级干部，其中5人被判死刑。
紧接着，全国展开了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规模清洗运动。被捕被杀者竟有20万人之多。匈牙利进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20年后，才把社会主义苏联抛入政治恐怖的深渊，而拉科西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血腥暴政。
他真不愧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连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迷。
看到这些令人尊敬的领导人被剥夺了尊严、信仰，精神被彻底摧垮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还能在夜里睡得安稳；没有一个正直的公民还敢说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说的话。这正是政治恐怖制造者的目的——恐怖气氛可以使统治者睡得安稳，可以使他为所欲为。
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未经法院判决，就被隔离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属被迁出首都布达佩斯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在农村建立了类似黑名单的富农名单。“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人民在经常出现的“抓敌人黑手”的威胁下，对统治者的暴虐保持着沉默……
政治恐怖是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
三
平反——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人民要为拉伊克平反，要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受害者昭雪，并要求追究政治责任。
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曾经提出要直接责任者以命偿命的口号。
这是匈牙利人的远见，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可以自由呼吸，而是要求向那个时代永远告别。比起一年前苏联人的平反运动，1956年匈牙利人民则有更强的历史批判意识。
如果没有对过去罪恶的声讨和清算，一代人的牺牲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两千人大会，声讨拉科西时代的罪恶，敦促格罗检讨并结束靠政治恐怖所维持的专制时代，为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
在这次大会上，拉伊克的遗孀、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律师尤莉奥·拉伊克揭露了她6年监狱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处死前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她的演说使全国为之震动。
在这种普遍愤怒情绪的迫使下，格罗立即将300名“铁托分子”释放出狱，并正式为拉伊克平反。
但格罗不愿意为拉伊克举行隆重葬礼。他在政治局会上不耐烦地打断关于这项提议的发言，说不知道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个由受害者家属参加的小组的彻底寻找，终于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拉伊克的遗骸。
党内反对派和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坚持要举行国葬，并要求允许群众参加。最后，匈共中央决定：于1956年10月6目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遗骨。
10月6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期，它证明拉科西和他的继任者无法逾越牺牲者的遗骨，它证明历史终将为牺牲者的生命和无边苦难索讨报偿。
受害者的遗体将把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横阻隔在10月6日，并愤怒地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等4名原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
布达佩斯有30万人排着长队静静地向饰有鲜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灵者每隔5分钟换一次。
当轮到政治局委员们守灵对，顿时狂风大作。在这种肃穆悲愤的时刻，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会认为，这是亡灵在对黑暗时代参与过非法审讯拉伊克、当今仍留在政治局的人表示愤怒。
人们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些人身上。
接着是送葬。30万人的悲愤组成了一次无声的反政府示威，3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它压迫着几十万颗心脏，只要稍加一点压力，空气会爆炸。人群会爆炸，匈牙利会爆炸。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
纳吉就是在这种时刻回到人民中来的。
四
伊姆雷·纳吉——这位布哈林的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信便增高几分。现在，他既无官衔，又无党籍，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眼里，他是一个救星，一位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英雄。
1956年10月6日，数十万匈牙利人把拉伊克的棺材送往墓地。他们用深深的敬意和哀伤埋葬受害者的同时，也用无声的愤怒埋葬了那个时代。
在匈牙利人看来，拉伊克葬礼象征着旧制度的覆灭；同时，布达佩斯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终结；在普遍哀伤、愤怒的情绪中，尚有小心翼翼升起的希望——迎接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希望，几十万人都注视着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的伊姆雷·纳吉。
纳吉仪表庄重，中等身材，体型肥胖。一副学者式的夹鼻眼镜赋予他一个教授、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形象。
他确实是长者，1956年他刚满60岁；也确实是学者，他是尼古拉·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曾被共产国际委任为“布哈林国际农学院”的研究员。他曾努力地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农业经济理论运用到匈牙利的社会实践中去。为此，他在1949年被指责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而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纳吉身上，很难找到红色官僚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的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久，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从苏回国后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任匈共政治局委员，1953年任共和国总理。
然而此时——1956年10月6日，在匈牙利人心目中，象征着新的希望的纳吉，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平民百姓。他在一年前被开除出党。
纳吉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出现过：监禁，平反，再下台，再平反；而且非常相似的是，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增高几分。
人民总是盼着下了台的领导人重新执政，以中断现行政策。
不同的是纳吉的沉浮最多——三起三落。因此，他的威信最高。人民对他的期望最多。这种期望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使他走得比他所愿走的、所能走的都远；最后，如果不是绞刑架的阻挡，他到底会将匈牙利人引向何处，确实难以预料。
我们不能说人民对纳吉的期待是盲目的。
纳吉第一次下台是1949年；他批评了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强迫措施。他指出：“强制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批评。
在共产世界，犯强迫集体化错误和对这个错误的批评，匈牙利并不是第一次——20年前斯大林犯过这个错误，布哈林批评过这个错误；纳吉的批评也不是最后一次批评，以后在波兰、在捷克、在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和批评。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要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重复这个明显的、被历史和无数灾难证明了的错误？而且所有的结局部一样：失败的永远不是这些理应失败的错误政策，而是中肯的批评和正直的政治家。
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逃的劫难，它造成冤狱，造成恐怖，造成民主空气的窒息。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控制略有松动。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进行检讨，赫鲁晓夫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检查、批评，纳吉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
会见时，马林科夫冷淡地问拉科西，“您在贵国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他竟然不认识这位有着一个光秃秃的圆脑袋这样明显特征的匈牙利统治者似的。赫鲁晓夫的批评更加尖锐，直截了当：他指责拉科西强迫命令组织合作社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指责他违反法制、判刑太重，在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担任。
1953年，纳吉一出任总理，便开始实行改革，他表示要结束警察恐怖，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少建一些地铁、高炉，多给人民一些食品；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纳吉宣布“农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种和集体耕种之间进行选择，可以退出集体农庄”。
在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或许并无多少惊人之处，但如果想到在5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用宣传、统计数字和政府文件证明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时，一位共产党领袖敢于在黑暗和孤独中一语道破这项政策的荒谬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不仅需要魄力和远见，更需象能体察人民疾苦的政治责任。
一个统治者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有别墅、汽车，而老百姓都几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也不在于他享用美味佳肴，而老百姓连猪肉都吃不上。人民并不要求统治者与他们同甘共苦。尽管有许多美丽的政治童话总是把一些政治家描绘成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虚构，一种宣传。人民并不如此苛求。
一个统治者的罪恶在于他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人民的苦难，甚至强迫舆论也象他那样装出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一切都美好幸福的样子。于是，假话成了司空见惯，真话要以自由为代价。
这是纳吉不同于拉科西之流的主要之处。
1953年，纳吉的改革思想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他明确提出民主和法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他尖锐地批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是专制独裁性质的。
纳吉说：“政权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而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精神。确立政权目标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是根据千方百计巩固独裁统治的种种观点。”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
超越历史！单就这一条，他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到底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拉锯般的斗争此时正处于劣势，而无暇顾及纳吉，还是因为赫鲁晓夫担心纳吉的改革步子太快会造成混乱；甚至，这仅仅是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是1955年留给我们的一个谜，一个遗憾。
如果没有这次撤换，如果纳吉的改革能稳步持续下去，或许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纳吉的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某些混乱，甚至造成一些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民族复兴所必须经历的痛苦。如果不愿意为民主和改革付出代价，就必然为专制和腐败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矛盾更加尖锐，灾难更加深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就是1955年匈牙利给我们的启示。
1955年的反复是一个隐蔽的灾难，受害者是匈牙利民族，而不是纳吉本人。当人民知道了纳吉的改革纲领，当人民已经比1949年更加了解这位政治家并把他当成救星的时候，纳吉第二次下台了，这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敬意和期望。
官方越是指责纳吉和他的改革，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越发加深，纳吉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是提高——
我们赞赏纳吉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并不能说明纳吉在1955年的改革措施是无懈可击的、是肯定会在实践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成功。
如果他真能有较长的时间执政，他的改革思想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纳吉的下台却使人民对此深信无疑了。
这些，使纳吉在1955年第二次下台后，从人民那里得到了或许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何况，纳吉在被免除总理职务和撤销他的学术头衔后，苏联和拉科西都要他作自我批评，纳吉拒绝了许多政治家在逆境中常采用的妥协态度。
纳吉重申：把无辜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改革措施没有错。为此，他在1955年底被开除出党。这就在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都使纳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来，成为匈牙利民族的英雄和救星。
到这里，一出悲剧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潜伏着深刻危机的历史情势；一位崇高的、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殉难者；还有，一个被愤怒和希望鼓动着的民族……
没有哪一个领袖可以引导这种状态下的人民。
这就是匈牙利，这就是1956年10月。
五
人民已进入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他们的第一个战役使是攻打斯大林塑像；然而，格罗却把这次行动的几十万人民称为暴徒。
10月6日拉伊克的葬礼就是那样有力地冲击着格罗政权。以至他不得不在10月13日下令逮捕判处了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武装警察部队司令法尔卡什·米哈依和他的儿子。
这个作恶多端、身材矮胖、说话结巴的法尔卡什是匈牙利的贝利亚。他在四个月以前的中央全会上已被解除职务。当时，他发言为自己辩护，把执行恐怖政策的罪责推到时代身上。最后，他竟放声痛笑起来。但没有人怜悯他。他被开除党籍，并当场就弯曲着身子离开了会议厅。
10月14月，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这些大决人心的决定已经不能安抚民众，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强烈的希望和参政意识。
拉伊克平反了，直接责任者已逮捕入狱，纳吉恢复了党籍。缺乏政治敏感的格罗便以为该做的都做了，人心已经安定，于是便放心地访问南斯拉夫去了。
格罗太不了解他的人民。政府的让步既为时过晚，又没对匈牙利社会问题有实质性解决。事态急剧发展着。
10月17日匈牙利作家协会通过决议，要求召开党的特别大会以讨论人民的政治要求。
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执行局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的新领导；要求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吸收纳吉参加最高领导。
同一天，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提出“16点要求”，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要求撤走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外国军队。
这些团体实际上都把纳吉作为政治领袖了。
10月23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
哥穆尔卡是波兰前领导人，既是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斯大林路线的受害者，他因不同意农业集体化和亲苏政策而蹲了好几年监狱。几天前，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哥穆尔卡被选举上台执政。
波兰的胜利使匈牙利人受到鼓舞。
游行队伍穿过整个首都街道，他们一边挥动旗帜，一边呼住口号——
“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
“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
“错误我们已经厌倦，新政策赶快执行！”
“党要民主化，纳吉要执政！”
中午，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出了内务部的一条公告，宣布在目前这一时期禁止任何公众集会与示威游行。
这个禁令反而激怒了民众，起先只是站在人行道上向学生游行队伍众致敬的工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队伍很快增加到十万人。
下午两点，政府又只好宣布取消游行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使事态更加严重，布达佩斯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了。
傍晚，游行队伍兵分三路——
到国家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政治主张；
到国会大厦，要求与上层对话；
到英雄广场去攻打斯大林塑像。
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耸立着25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铜像。这座铜像是斯大林的影子，就象格罗是拉科西的影子——斯大林死了，这座铜像还耸立着；拉科西下台了，他的亲密战友还在执政。
格罗是旧时代的证明，这座铜像是专制的象征。
铜像下聚集了一二十万人。人们仰着头，个个磨掌擦拳，几乎进入了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人们拥挤着，亢奋而又茫然，还有几分胆怯。无论怎么讲，人们面对的是一位历史巨人，是一个不久前还让他们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时代。
人们在等待勇气。
终于开来了几辆卡车，那上面有切割机，有粗大的钢丝绳。有人爬上塑像，把钢丝绳套在斯大林的脖子上，有人点燃切割枪在斯大林的靴子旁大干起来。
这是一些工人；只有工人才有这些工具，只有工人才有这种胆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座极权政治的象征是无法推翻的。
晚上9时半，这座高25米，有好几吨重的庞然大物轰然倒下了。
望着这个倒下的巨人，人群出现了紧张而又不安的沉寂；随后，人们松了口气，欢呼起来，并且立即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在电台大厦，由游行群众派出的20名代表走进电台，要求停止正常节目，广播学生的“16点要求”。
电台未能通过有关撤走苏军和民主选举的条款，谈判破裂，事态更加严重。
晚上8时，电台播放了第一书记格罗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没能制止事态扩大，反而使激愤的群众骚动起来。
格罗是23凌晨才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当来到车站迎接他的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罗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车站直接驱车到党中央。
会议上，格罗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啰嗦地介绍访南情况。会场上，总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局成员。
格罗的介绍被打断了。开始讨论游行问题。起先通过不准游行，但也不准向游行群众开枪的决议；后来，又因为内务部长宜称，不准开枪便不可能制止游行，于是，又作出准许游行的决定。中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隔。
格罗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出来向人民讲话的。然而他却采用了惯常的口吻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格罗说：“我们希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
这等于把呼喊民主口号的群众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他说：“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
这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到此时，格罗还以民主自由的恩赐者自居。
还象以往一样，格罗要人民只能把他所恩准的民主用在他允许干的事情上。
格罗的讲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南共领袖铁托在评论格罗这次讲话时曾说：“他把当时只不过是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者！”
格罗比不上斯大林的权威和魄力，但他比斯大林的铜像却顽固得多：布达佩斯人在10月23日推倒了那座巨像，格罗却正在这个时候还能用他那粗暴的方式训斥人民。
人民骚动起来，在电台大厦的广场上响起了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枪……
谁也说不清这第一枪是谁先打的——是守卫电台的警卫部队，还是示威群众？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冲突流血的描写往后放一放。
我们得停一停，先思考一下。在这儿，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牙利流血了；重要的是这许多鲜血将会淹没人民对民主和改革的希望，还是会淹没那个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
这才是举世关注，而且至今仍需重新探究的一个难题。
六
几十万民众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当人们攻打斯大林塑像、并与格罗的专横对峙的同时，数十万人却聚集在议会广场呼喊他们的政治家——
“我们要纳吉！”
“我们相信纳吉！”
“格罗下台！”
人民在求纳吉出来讲话，纳吉没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职务。群众等了很长时间，并派出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请纳吉出来与代表们见面。此时，斯大林塑像已被推倒，那里的群众也来到议会广场。
据当时的官方估计，广场上集聚了30多万人，这将近布达佩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几十万民众齐声呼喊一位政治家，那场面真是既壮观又可怕。
一位前农民党的领导人登上阳台，要跟民众讲话。这个党曾是战后匈牙利联合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它的纲领是“上帝、祖国、私有财产”。
1947年，这个党被共产党压垮。现在，他们或许以为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一个争取民众的时机。
但广场上嘘声大作，不让这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讲话。
可见，即使在10月23日，在极度无组织的自发状态下，匈牙利人还是承认并接受社会主义这个现实。人民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纳吉终于被他的朋友拉到议会广场。广场上原来呼声震天，纳吉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
纳吉神情焦虑，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作了即席讲话。
他刚喊了一声“同志们！”就被人群打断了。人群里传来有节奏的呼声：“我们不是同志，我们不是同志！”
或许有人会以此作为匈牙利人已经抛弃社会主义的证据，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的称号。
但如果想一想这个用得最滥的政治称呼早就被歪曲和糟蹋了——就象“社会主义”和“革命”被糟蹋而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一样——我们就应该理解人民一时的感情用事；其次，这也是民众的一种反叛姿态，他们希望纳吉能彻底地与他过去的“同志们”决裂。
纳吉咬着胡子，等待着喊声停下来。即使他能理解，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有40年运用这个称呼的习惯了。
纳吉要求人民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能把一切安排就绪……
显然，在此时纳吉只能这样讲。他并没有为了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给政敌增加压力而去煽动盲目的热情；显然，这样的讲话不能满足焦灼地等待着重大变革的人民。
人民总是性急的，总希望在一夜之间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这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没有给历史留下惊人之笔。
有人泱泱地离开了广场，但更多的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期待着，仍然在广场上游逛，希望还能发生些什么事。
事情发生了。晚上，有人来到议会广场，说是国家保安局的武装人员在电台大厦前枪杀群众。这些人还出示了手中的废子弹壳作为证据。
这个消息将布达佩斯人点燃了，人们迅速涌向电台大厦。
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正式拉开了帷幕。
七
当人民表达自已意志的一切渠道都被堵塞，他们有无权力用暴力去表达自已的意志？这是一个难题。匈牙利人民这么做了，并且受到了本国军队的支持。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在布达佩斯电台大厦前响起了枪声，流出了鲜血。
全世界都在追究：谁开了第一枪？电台警卫、保安部队、还是人民？仿佛这是问题的实质似的。
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国家电台受到袭击的时候，权力机关用武力保卫电台，有什么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和可能都受到堵塞时，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暴力去表现自已的意志？人民又有什么错？何况，倒下去的人民毕竟比保安战士多；何况这些年轻的保安战士也属于人民。
总之，倒下去的是人民，流血的是匈牙利。
当我们从许多回忆和当时的资料中搜寻并描写开始武装冲突的细节时，并不是为了以此来判断是非，而仅仅是叙述事件的经过。
当电台拒绝了播出群众的政治要求，当格罗那种愚蠢的讲话激怒了群众后，人们推倒并焚烧了包括一辆电台录音车在内的几辆汽车，并要冲进电台直接向全国播出人民的政治呼声。
守卫电台的警卫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阻挡人群。但战士们不得不后退，因为人们用胸膛逼近他们的刺刀。
公平地说，守卫人员并未接到开枪的命令。没有人敢于在数十万人民面前开枪。
群众进逼着，战士步步后退。他们互相大声喊叫，但都听不清对方的声音。一些年轻的战士因为恐惧、紧张而在发抖。这时，从附近的楼顶上射来了子弹，那上面有装备着重机枪的保安部队。
这也不是奉命开枪——没有人有勇气在这个时刻下开枪的命令。这很可能是因为慌乱而失去了控制，很可能是哪位在惊吓中失去理智的保安战士先打了一枪。
混乱发生了，悲剧发生了。
人群在街上奔跑，也有人夺枪还击。正式冲突开始了。
没多久，街上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车队。这是国防部派来制止骚乱的。
士兵们看到群众被枪杀的场面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马上被绝望的人群包围了，人民要求士兵把枪给他们，以便对保安部队的残杀进行自卫。
这些士兵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多加考虑就交出了自己的枪，因为他们了解保安部队的残暴，眼前的事实又给他们提供了新证据——火药的烟雾还笼罩在广场的上空。
一位士兵交出了自己的枪，其它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交出了自己的枪。
陆军部又派出了部队去制止流血事件，结果是士兵们到了现场，不仅没有驱赶群众，反而向保安部队开火，并同群众一起向电台守卫部队发起进攻。
陆军总部束手无策，一位陆军将领竟断言：“派去的部队越多，投向进攻者一边的人也就越多。”
匈牙利濒临内战的深渊。
匈牙利事件是从电台大厦前武装冲突开始的，暴力和流血一开始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要特征——没有冷静的思考，没有严密的计划。当几十万人拥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理智。然而，这股非理性的力量，却比任何理智、谋略更具有威力，它迅速地改变了政治家的命运，改变了匈牙利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八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步骤：解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
另一项重大决定的结果是，一百多辆炮简很长、车体很大的坦克在24日凌晨开赴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是约瑟夫·斯大林到的巨型坦克，它们属于苏联坦克后备队，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边，距首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一小时后，这些坦克在布达佩斯主要建筑物旁、在匈共政治局驻地、在国防部、内务部摆开了阵势。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这个政府公报是从国会大厦播出的，那里的一间传达室被当着播音间。广播大楼已被放弃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昨晚死于动乱的一具具尸体仍然扔在院子里。
这次公报的播出没能制止事态，反而使动乱向全国蔓延。
不错，人民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一部分——纳吉又一次上台执政，然而这个胜利是被苏联坦克送来的。请苏联出兵，显然是针对着正与政府处于对抗位置的人民的。这无形中使他们为民族命运的奋斗受到玷污而沦为需要镇压的暴徒；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独立，一直在为推翻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而浴血奋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那样的敏感。
现在——1956年10月24日，面对着街头的苏联坦克，愤怒的人民更加愤怒了，盲目的力量更加盲目了，被动乱模糊的目标更加模糊了。匈牙利事件将脱离任何政治家和任何阶级的控制而向前发展。
中午，双方的火力减弱了，布达佩斯一度趋于平静。新任命的政府首脑纳吉要发表首次广播讲话。
人民紧张地等待着。这是匈牙利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纳吉面临着一个政治家所能经历的最严重的考验。
纳吉开始讲话了：“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
仅仅是这个开场白，就使人民过于急切的希望受到了伤害。几乎同时，布达佩斯又响起了激战的枪声。
纳吉以后的讲话是在枪声的伴随下传来的。纳吉答应他将尽一切力量实行三年前的政治纲领——尽快使匈牙利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同时，他呼吁停止战斗，停止流血。
纳吉的呼吁已经不能平息被死亡、流血和外国坦克所煽起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了——人民要求对拉科西—格罗时代的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要求对保安部队的屠杀进行审判并动用军队进行剿灭；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人民不需要保证、许诺，而需要一位政治家和一个政府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
外国军队到底是谁请来的？这个问题与电台大厦前的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同样难回答。只是它比前一个问题重要，它使匈牙利事件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了。
许多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说是格罗，有的说是赫格居什，还有的说是纳吉。但我们宁愿相信10月24日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因为他当时担任着第一书记这个最高职务。
铁托曾经为此对格罗进行了直接了当的批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人民暴动了，开始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又为了民族独立。与任何民族一样，只要问题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个民族的阶级关系便会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到此时，更难以给匈牙利事件定性了。
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行动；因此，各种立场的人都不难为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定性找到根据。
九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有共产党人这也是事实。这两类共产党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呢？
匈牙利没有爆发全面内战，这或许与10月24目的苏军出动有关。然而混乱的政治局面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话基本中断，上层和下层各行其是，双方的相互影响都减弱了……
这几天，我们看到过爬上政府机关大楼摘下红五星——那是革命的象征——的人，这些人，是仇恨革命的反动分子，还是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的人民？说不清楚。
我们还看到过巨大的、被挖掉了国徽——政权的象征——的国旗。挖掉这个由拉科西亲自设计的国徽后，那面红白绿的三色旗便可以充当匈牙利任何时代的国旗了。国旗上的这个大窟窿，是妄图复辟的反动派挖的，还是对现政权不满的人民干的？也说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保安人员和一些党的干部遭到杀戮，这到底是敌人的阶级报复，还仅仅是人民对一些平时作恶多端的人的惩罚？或许，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暴动者对布达佩斯市委大楼的进攻。
大楼的数十名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与群众发生枪战。后来，由于寡不敌众，无法坚持，于30日下午由市委书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麦泽和他的战友打着白旗率领下，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大楼。
走在最前面的麦泽立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余人几乎刚走出大楼便被击毙，尸体遭到了残忍的蹂躏。
这个事件是所有给匈牙利事件定反革命性质的人必定引用的证据。他们说，匈牙利在杀害共产党人。
这是匈牙利悲剧的一次高潮。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着市委大楼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攻下来的。
10月30日上午，群众包围了市委大楼。出于对一个暴戾政权的内幕的好奇，许多人要冲进楼里去看看。警卫从楼上向接近大楼的人开枪射击，于是发生了枪战。
被围困在市委大楼的守卫和市委领导在绝望中向国防部求援，但由于驻扎在首都的坦克部队拒绝与人民作战，国防部只好从外省派去三辆坦克。
坦克刚到现场，群众便说服了坦克手，说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保安部的人”。坦克兵没有多加考虑便掉转炮塔向大楼轰击，第三炮就打开了缺口。于是出了我们前面描写过的悲惨结局。
这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共产党员；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还能从武装组织的组织者和成员中找到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就象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他们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一样。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两类共产党员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
当然，如果象西方那样，说匈牙利事件是一场革命，是一次纯粹的人民起义，那是不严谨的。
各阶级的人都在行动，都妄图插手这场开始时纯粹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连拉科西这具政治僵尸也不例外。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然而，拉科西怀着被希望鼓起的政治热情要求与国内通电话。苏联电话员拒绝给他接通。
马林科夫事后挖苦这位前国家元首的政治冲动说，这表明电话员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
拉科西没能得到行动的机会，但其他的反动阶级确实行动了。
由于动乱期间边境的开放——尤其是西部边境，许多流亡国外的霍尔蒂政权时期的军人、政客潜回匈牙利，企图利用动乱复辟旧的统治。然而，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只是隐藏在人民之中，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敢喊出他们的政治口号。说这些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占据优势，并操纵了几十万参加暴动的人民，是令人怀疑的。
在匈牙利事件中，具有一定权威又公开过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是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他是10月30日政治犯大赦时被释放的。
这个在解放前被称为“国家第一旗手”的红衣主教，显然怀念着几个世纪以来红衣主教所拥有的不低于国王的政治权力；他显然妄图利用这次机会要把废除了君主制的共和国废除掉。
明曾蒂确实采取了行动。在最混乱的11月3日——也就是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前一天，他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恢复资本主义，恢复教会的经济、政治权力，号召赶走纳吉政府……
这也证明纳吉没有使他的复辟愿望得到满足。
不过明曾蒂主教的行动也不过是呼喊而已，第二天，他就由他的随从护送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并且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主教对国家事务指手划脚的时代是永久地结束了。
所有这些都被作为“反革命在匈牙利行动”的证据。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行动对匈牙利事件产生了直接的、举足轻重影响的证据。
另一个反面的证据，是鼎鼎大名的“裴多菲俱乐部”。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事件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科西曾经在下台前夕，称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是“反党反人民的”，说它的成员是“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
在匈牙利事件后，几乎所有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人都说，裴多菲俱乐部是资产阶级的文人组织，是反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反革命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实际上，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执行局的20名成员中，有13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还有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和大学生。这个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团体，从1956年3月成立以来，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就拉科西的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纳吉的上台；尤其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争取等，裴多菲俱乐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裴多菲俱乐部，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叫佐尔坦·多哈尼的保安部中校，工人出身，行为粗野。保安部军官身上所有的专横、优越感他身上都有。他说过，一个保安部的下级军官胜过一个警察局长，甚至一个部长。
1956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几位保安部军官被派到裴多菲俱乐部参加各种集会，并要求他们将那些演讲者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以向保安部汇报。
后来，他们参加各种讨论的次数越多，受到他们从未听到的改革思想的影响越大。结果，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乐部的保安部军官共同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赞同裴多菲俱乐部的观点，赞同党内改革派的主张。
拉科西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在拉科西的责令下，保安部要这些人选择：要么撤回签名，要么受到审判。
许多人屈服了，只有佐尔坦·多哈尼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军籍……
这位中校的下落没有人交待过，他会不会在10月事件中成为一位有军事经验的战斗者呢？
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但必须说明的是，即使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对匈牙利事件有过我们说的这些重大影响，也仅仅限于运动的初期。
那么，在10月23日事态扩大之后，除了苏联的坦克之外，到底哪一个人和哪一个组织能具有权威和力量，能在匈牙利历史上写下生死攸关的一页？
这是纳吉和他的新政府——尽管这个答案仅仅是相对而言。
十
该做的，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还要多。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领袖会比纳吉在1956年10月24日后短短几天里所面临的危机更深重，更多——
被仇恨、被希望、被流血、被外国坦克、被无政府状态刺激得狂暴而又茫然的人民；
已经下台而怀着敌意的政敌；
准备上台而偷偷窥视的反对派；
想以武力维持秩序却引起了民族冲突的苏联军队；
妄图复辟旧制度的法西斯右翼分子；
趁机混水摸鱼的流氓、犯罪分子……
这些就是纳吉政府——仓惶中刚刚成立一天的新政权在10月24日所面临的局势。
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政治家有冷静思索、稳妥处理的时间和机会。政治常常需要耐心、需要退却、需要等待，然后才可能决断、进攻。这些纳吉都没有，他必须迎上去，没有丝毫思考、迂回的余地——
10月25日，纳古宣布免除格罗的职务；
10月26日，讨论改组政府；
10月27日，宣布新政府成员名单，非共产党人进入新政府；
10月28日，匈共领导由一个6人主席团接管；同日，纳吉要求与苏军指挥员进行撤军谈判。
10月29日，为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成立了由军队、警察和暴动者组成的国民警备队；同日，宣布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
10月30日，宣布多党制政府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劳动人民党）3人，小农党2人，民族独立党1人，社会民主党1人；同一天，纳吉代表政府促请苏联军队立即开始从布达佩斯撤退；也是这一天，纳吉任命了国防部长、布达佩斯驻军司令。
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当然还是共产党）；这一天，纳古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宣布取消国家安全局；宣布起事者将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宣布提高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还是这一天，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纳吉提出4项原则：
一、立即撤回苏军；
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
四、准备自由选举……
……
从10月25日到10月31日，一周时间，哪一个政治家，哪一届政府处理过如此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一条不是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涉及到半个世界的命运？
我们可以说纳吉的这些措施不全是正确的——哪一个政治家敢说他面对如此纷乱严重的政治局势，可以不犯错误？但如果说纳吉在1956年10月的最后几天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则不公平！
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这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可是采取了这些重大步骤，取得了这些明显进展后，纳吉就可以松一口气、读者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连苏联都在10月30日发表政府公报说：“纳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然而——这是一个该诅咒的然而——历史上常常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偶然。既然历史一开始就给纳吉和匈牙利安排了一场悲剧，匈牙利人便只好用鲜血来浇灌民主和独立之花；纳吉也只好为他的思想而牺牲他的生命。
谁能逃得过历史的劫难呢？
十一
苏联大军压境，纳吉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所敢于采取的最重大行动——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时，纳吉的好几位部长失踪了……
10月的最后几天，尽管动乱尚未平息，尽管还发生了攻占市委大楼的惨案，但有两件事表明，匈牙利局势的好转已经指日可持：
一是民间分散的武装力量正在组织起来，并逐渐控制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手中。许多军工厂——尤其是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军工厂——的工人都武装起来，并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武器把其他工厂和当地居民也装备起来。
民间武装力量中两支最大的队伍都是由工人组成：一支是由切佩尔岛的青年工人山多尔·安乔尔指挥。他18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另一支由布达佩斯附近的工人蓬格拉滋兄弟领导。他们拥有反坦克武器和十几辆破旧的苏式坦先。
在1956年10月，他们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苏联第二次出兵后，山多尔·安乔尔被俘并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遗言是：“宁愿死去，也不在耻辱中活着！”蓬格拉滋兄弟则在失败后率领他们的队伍撤到西部边境并超过边界。
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投入到人民之中。一些陆军兵营打开了武器库向群众分发枪支。由于苏联坦克的出现，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并与警察和部队并肩作战。当然，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也干扰了人民尽快地控制局面、平息动乱。
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所有的这些民间武装力量都被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国民警备队。
10月29日，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联合司令部。国防部高级军官基拉伊·贝拉少将被选为总司令，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山多尔·科帕奇上校被选为第二司令。他们都是匈共的老党员。
大会确立了武装力量的任务——尽快恢复公共秩序！
仅一周时间，匈牙利形势基本明朗，尽管各阶层的人都在行动，“但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尽管有反动分子干扰、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鱼，但在10月的最后日子里也有过这样的奇迹：在橱窗玻璃被粉碎了的珠宝商店边，有暴动者站岗，谁也不许染指这些贵重物品。
这是1956年10月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在动乱初期的小混乱和苏联第一次出兵引起的大混乱之后，有了这些重大步骤，我们可以指望工人阶级和新政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
这个声明是值得称道的，是鼓舞人心的。
匈牙利事件时期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的米高扬在这个时候，曾对匈牙利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纳吉同志。”
同时，米高场又握着纳吉的手说：“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然后两人拥抱，热泪盈眶。
米高扬把匈牙利的命运交给了匈牙利人，把半个世界的命运交给了这位政治家的这次伟大实验。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场面。
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接过的这种嘱托有多么沉重。
纳吉知道自己肩上的历史重负，但他是满怀信心的。
纳吉在此历史关头宣布：“两国的军队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坦克将撤离首都；3个月之内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我们将举行普选；各民主党派可以提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成果当然不能倒退；土地、银行、工厂将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
与苏军的谈判开始了。匈牙利方面由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席代表。谈判先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后在苏军总部。马勒特尔每隔半小时向政府汇报一次谈判的细节。
会谈的气氛是令人愉快的。重要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进一步协商的只是关于撤军的技术性问题：苏军的告别讲话，向撤退部队献花，战争物资的运输问题……
然而，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下，却有消息传来：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向匈牙利挺进。
纳吉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他就此作出解释。
安德罗波夫说：苏联政府将遵循有关撤军的声明，至于匈牙利政府所观察到的部队动向只是一种撤离的方式。
10月31日，纳吉再次召见安德罗波夫。他说，“军事专家已无可辩驳地证实，新的部队已越过边境，因此，匈牙利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立即生效。”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中立宣布书交给他。
11月1日，纳吉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郑重宣布：阁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它指的外交部长身份荣幸地通知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获得可靠消息：更多的苏联部队正在开进匈牙利来。部长会议主席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尤·安德罗波夫，并且对更多的苏联部从开进匈牙利提出了他的最强硬的抗议。他要求这些苏联部队立即马上撤退。他通知苏联大使说，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同时，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宣布中立。因此，我请求阁下立刻把匈牙利的中立和4大国保卫这种中立问题，列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历史向纳吉政府和匈牙利民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随着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凶兆出现的，是一个来自内部的更加凶险和不祥的消息——新政府的部长失踪了。
11月2日，纳吉召见了他的武装力量负责人。纳吉摘下夹鼻眼镜，用深深忧伤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部下说：“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知道内务部长现在何处？”
没有人知道。
纳吉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继续说，“第一书记卡达尔也同样无从寻找。”
所有的人都被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惊呆了……
十二
1956年11月4日是广播史上的耻辱——政府在电台广播里寻找国防部长以及去苏军总部谈判而失踪了的军事代表团；总理在电台用四种语言向全世界通报外国军队攻进了匈牙利首都；作家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呼救：“救救我们……”
苏匈两军领导人的谈判还在继续。到11月3日下午，国防部长马勒特尔还电告政府，说谈判仍在进行。而此时，苏联军队有20万人，12个师——其中8个坦克师，正向通往布达佩斯的主要公路上的两个作战地集结。
将近午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大·谢洛夫将军带领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出现在特克尔的苏军总指挥部，他们冲进正在进行苏匈会谈的谈判厅。
谢洛夫手握大毛瑟枪，他的随从立即包围了谈判桌。
“你被捕了！”这位苏联将军向东道国的国防部长宣布。
马勒特尔从座位上跳起来，迅速地摸到腰间的手枪。但他马上改变了生意，只是仰天大笑一声：“哈哈！原来如此……”
匈军代表团成员全被解除了武装。苏联人把他们单独囚禁起来，然后用一架小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兵营关押起来。
政府与谈判代表的联系中断了。纳吉政府派出一辆匈牙利军队的坦克，炮塔上挂着一面大白旗，开往苏军司令部，去寻找参加谈判的匈方代表团。
这辆坦克一路上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回消息；“我们已经到了特克尔……我们停车……有士兵向我们跑来……我们要下车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了……”
守在无线电接收器前的纳吉听到了俄国人的说话声，以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人们面面相觑，然后把视线移到他们的总理身上。
纳吉沉默着，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情，有的只是疲惫和深深的绝望。
到此时，这位在苏联生活过15年的匈共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任何幻想。
苏联军队第二次开进了布达佩斯。这一天是1956年11月4日。
匈牙利人不会忘记11月4日。
11月4日曾经有过美好的希望。这一天是星期日，纳吉政府曾经制定了“星期日行动计划”——要在这一天彻底清查首都，要在这一天实现除士兵和国民警备队外，将不再有任何武装分子。
为了这个计划，国民警备队和80多个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十多所大学将采取联合行动。
有了这样的行动，匈牙利在分娩的阵痛之后，将开始新的生活；有了这样的行动，布达佩斯街头将不再有动乱，工厂将复工，机关将办公，商店将营业，孩子们将背起书包上学——匈牙利人已经流过血、已经付出过代价了，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仅仅是匈牙利人的计划，仅仅是11月4日的理想；现实的11月4日是沉重的。
11月4日凌晨4时，轰鸣的坦克声粉碎了这些理想和计划。
头天晚上，纳吉没有回家，他留在国会大厦，沉着地等待着最后的灾难。这是具有深刻绝望的人所有的那种沉着。
纳吉以极大的权威拒绝下达武装抵抗的命令，他不愿意让匈牙利人无谓的流血。他对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战友说，“已经毫无益处，我的朋友，谢谢，谢谢各位。”
他的政府历经了13天艰难困苦的生存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纳吉能做的只是向全世界宣布死亡前的最后存在。
纳吉尽到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最后职责。
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4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
“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但愿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台将永不再播放这样的广播，但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听到他们的领袖作这样的讲话。
这真是广播史上的耻记和不幸。在纳吉的讲话播出之前，电台一直反复播出一个军人的声音：“国民政府主席纳吉在呼唤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总参谋长伊斯特万·科瓦奇将军以及其他昨天22点去苏军总司令部、但现在还没有回来的代表团成员。他命令他们返回，立即行使他们的责任！”
纳吉的讲话之后，广播里传出来的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招人心的呼吁：“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十三
纳吉的改革——从取消国家保安局到废除一党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第二次出兵也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的。这个政府就是11月4日宣告成立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它的主要成员正是3天前失踪的纳吉政府的部长们。
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说三道四，何况这个政权的首脑卡达尔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一个在拉科西时代蹲过监狱、服过苦役的政治家。为此，我们必须将1956年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难题——如何评价匈牙利在半年之内成立的第三届政府——暂时放一放。而回到我们先前的思路：纳吉的改革和失败的经过。
纳吉于11月4日和他的追随者42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并获得了政治避难权。
纳吉彻底失败了，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失败者自身的检讨和胜利者对他的命运的宣判。
纳吉的改革方式与赫鲁晓夫完全相反。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无建树可言；更重要的区别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用官僚反对官僚——即用技术官僚取代政治官僚，他没有试图以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取代官僚政治（这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这两条是赫鲁晓夫失败的主要原因。
纳吉是在匈牙利面临着深刻政治危机时主持政府工作的，他当然只能从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而无暇顾及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纳吉的改革一开始就由人民参与，可以说是政治家与人民携手并进，甚至还可以说是被动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愿望。
在这主要两点上，纳吉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也失败了。
我们绝无责备人民的意思，我们绝不认为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绝不相信没有全社会的关切、参与，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可以成功。
我们要说的是：在1956年，匈牙利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更多的是狂热，却很少理智；更多是对过去的仇恨与报复，却很少对未来的思考。它不象10年以后，由捷克斯伐克全民族发起的那场伟大的改革运动。那一次，捷克斯洛克人不仅满怀热情，而且还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意志，表现出经过几十年痛苦思索的成熟。这些，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身上是不够的。
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纳吉的不幸，他被人民的狂热推去攻打历史，却没有坚固的后方阵地，没有精心策划的作战部署。他只能前进，只能冲上去……
他取消了国家保安局，他改组了武装力量。这些都没有关系，尽管会发生一些混乱，但人民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他彻底改组了政府。这是应该的，让那些与人民对立、被人民憎恨的人退下去，让一些人民信任的人站出来。
他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问题出现了：在那个夸大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个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口号下，这一举动无疑使纳吉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匈牙利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成了邀请苏联出兵干预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看来，不入伙、不结盟照样可以干社会主义。道理就这么简单。
纳吉直布了取消一党制。问题严重了，这无疑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当时，即使在同情匈牙利事件、赞同纳吉的许多的共产党人中，都认为这是纳吉对反动派的让步，认为纳吉走得太远了。
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欧洲共产主义者才承认纳吉在1956年实行的、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我们暂时还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能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我们还能说的是，接任纳吉的匈共领导人卡达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如果当时保留了多党制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因为取消多党制不仅对反对意见，连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了。党内生活只剩下千篇一律的赞同，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毒害可以说是致命的。
纳吉在人民政治热情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也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即使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人民是盲目的，纳吉是清醒的，也并不证明纳吉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他的人民。纳吉最后几天所采取的重大行动不能不归之于人民的愿望和敦促。这就是匈牙利人民在短暂的狂热和混乱之后，所作的对未来的思考和选择。
这也是1956年的另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特别是提一下匈牙利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十四
几十万人的自发行动难免有狂热、有盲目、有混乱。但人民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力量和意志的形式——工人委员会。
我们已经说过，在匈牙利事件中，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这种状况即使在11月4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中也是这样。
纳吉政府被推翻了，新政权的领导并没有立即回到布达佩斯。这时，在匈牙利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实际上领导着人民——组织反抗运动，与苏军进行谈判。11月上旬，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同时宜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罢工，直到苏联军队完全撤离为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工人委员会进行了公开的、有效的活动。它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事务，并以主人身份跟苏军接触。一些重大会议也通知政府和苏军总司令部的人列席，以向他们宣布表达了工人阶级意志的重大决议。
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曾同意工人委员会和各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组织，帮助政府工作。
11月23日，不少苏军高级军官被请到中央工人委员会参加会议。这天是匈牙利事件一个月纪念日。
下午4时，中央工人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身来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这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尊严和力量的体现，它迫使苏联军官承认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权威。
苏联军官也和工人一样站起，唱匈牙利国歌，并同样脱帽向一个月前死于暴乱的牺牲者致哀。
苏联军队承认了工人委员会是真正的工人组织。苏军总指挥部甚至还给工人委员发放了允许携带武器的通行证。
12月初，当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纳吉走出使馆并被苏军劫持后，中央工人委员会曾指示所有的工厂，在纳吉返回之前实行总罢工。当时，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停止了生产。连机关、学校、服务行业也关闭了。
要说明的是，这些工人委员会的组成完全是自发的，它的领导成员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在1956年底，工人委员会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10月的成果？不是用鲜血换得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遗憾的是，这一民主形式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1956年12月6日，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被请到苏军总部。还是那位逮捕了国防部长的苏联将军谢洛夫宣布了他的命令：“该结束了。你们不要再向我们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也不要无限期地延长罢工。你们应该为我允许你们重新离开这间房子而感到高兴。”
12月8日，政府明令取缔各类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12月9日，中央工人委员会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它的一些由匈牙利所有工厂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也在家中被捕。
工人没有屈服，作为回答，已被取纲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干12月11日宣布举行全国新的总罢工。
12月中旬，工人、群众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结果是更多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同时对纳吉的个人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作为一个新政权，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尽快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生活，而对动乱诉诸武力，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同意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除此别无选择；而如果要给这种镇压打出捍卫社会主义的幌子，要给工人委员会安上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的罪名——这几乎成一切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压制民主的通用理由——则让人更难接受了。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1956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
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11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为了恢复秩序，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必须诉诸武力——甚至是外国武力。这是匈牙利事件自始至终所遵循的逻辑。可是人们忽视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恢复的是旧秩序呢？如果挽救的是他们正在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呢？那么匈牙利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镇压中的流血和死亡了。
这一点不幸被事实证明了。
历史刚跨入1957年，新的政治恐怖又笼罩着布达佩斯。
1957年元月19日，“一夜之间在布达佩斯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作家、工人领袖和党内受尊敬的异议人士。”
当天夜里，在福乌察监狱的大院内进行了屠杀。
这次镇压的结果是20万匈牙利人——绝大多数是青年离开了匈牙利，这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恐怖心理，好象虽然没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时代重新在匈牙利出现”。
这就是匈牙利付出的代价。
假设匈牙利人在1956年作另一种选择；让工人阶级和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力呢？很可能他们会犯一些错误——政治家不犯错误吗？——会在初期出现一些混乱，造成一些损失，但我们能不能指望他们迅速成熟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呢？
谁也不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他愿意相信一个阶级的力显、一个民族的智慧的话。
如果可以肯定这种回答，那么我们要再一次说：不愿为民主付出代价，便会为专制付出更大的代价。数千人被捕被杀，数十万人逃离祖国，证明了这个真理；纳吉的悲剧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真理。
十五
纳吉被判处绞刑。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处决执打时，这位中欧的伟大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1月4日，纳吉和他的41名政府要员及家属，刚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苏联的坦克装甲车便包围了使馆大楼。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
匈牙利新政府对纳吉的态度比较宽厚和矛盾；有人建议同纳吉谈判，有人则认为不妨让纳吉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17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11月21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权“不想就纳吉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实行惩处，”“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
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11月22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发出保证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辆公共汽车接这些难民回家。车刚开出了大使馆，就被苏联装甲车包围。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纳吉被劫持的消息使全国为之震惊，中央工人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工厂发出号召，实行总罢工，直至纳吉回来；同时，中央工人委员会就纳吉的安全向新政府提出质询。
11月26日，政府通过电台答复：“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
然而，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保证都未能挽救纳吉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受到了审讯。他们被要求承认13天的政权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这是他们返回匈牙利的条件。
纳吉拒绝了这场交易，并断然否认了指责他的任何罪名。
于是一天早晨，这位政府首脑被拷上手铐，带进一架苏联军用飞机。机舱内，他的部长们已经坐在那儿，也戴着手铐。
纳吉的政府就是这样返回了他们的祖国。
对这位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对现代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政治家的审判开始了。
这是一次历史对人的审判。
审判的另一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法庭；审判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
审判一开始，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检察长以庄严、冷峻的声音问了第一句话：“职业？”
纳吉站立起来，扶正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说：“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检察长愣了一下，大厅里一片沉寂。
此时，历史胆怯了，法律也胆怯了。
庭长拉多轻轻地对不知所措的书记员说；“前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立即给予反驳，但声音依然是平静的。
“不，据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职是在1956年10月24日。迄今为止，任何合法机构都没有对此任命提出过异议。”
庭长又问：“被告是否认罪？”
纳吉严厉地问答：“不！我无罪！”
审判台上的人又一次陷入短暂的沉默并且低下了头。
纳吉不象失败者，纳吉不是失败者。
为恢复被玷污的社会主义，他走完了艰难的第一步。
纳吉不仅是改革家、是领袖，也是人们的楷模。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此刻在胜利者的法庭上，他都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和人格力量为他的部下作出榜样。
紧接着是对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的审判。
“职业？”
“国民军总监，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从未撤过我的职。”
纳吉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战士与他的年老的总理相视微笑了。
他们相互从对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气节，还有深深的理解——他们在此刻依然为之奋斗的，当然已不是职权和地位。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革命死了，信念长存！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审判的时间并不长，这场喜剧的导演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前是那样的难以确立自信，以至不得不草草收场。
纳吉被判处绞刑。
纳吉用沉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当庭长问：“被告伊姆雷·纳吉，您想提出赦免申请吗？”
纳吉只说了一个字：“不！”
他年轻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生命已经显示过自己的价值，已经辉煌地完成了它的人生旅程。失去它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使纳吉遗憾和牵挂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命运。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
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两天以后——1958年6月16日，星期一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这一天太阳还会出来吗？！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院内，伊姆雷·纳吉总理、他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被送上了统架。
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绞刑执行时，当绞索还未最后绞断这被称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声音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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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一幕悲剧——主人公在前半场是英雄，后半场却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政治家，出场时是英才，闭幕时是昏庸；前半场是伟人，后半场是罪人；序幕中是高尚，落幕时是腐败……
权力是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陷阱，是所有政治伟人都无法逃避的劫难。
铁托说过，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死亡甚至比肉体死亡更可怕。
是的，在政治舞台上，没有比在权力腐蚀下僵化、直至政治生命死亡更深刻的悲剧了……
我们将展现一幕这样的悲剧。
这出悲剧发生在波兰；剧中的主人公是哥穆尔卡——
二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波兰带来了骚动和混乱；于是，波兰政府便用坦克和子弹来平息动乱；于是，就有了一个政治伟人的出场……
如果界定一个政治伟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大小，而应该是指恢宏的天才、渊博的知识、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在1956年，哥穆尔卡是有资格被确认为政治伟人的。
1956年10月，波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选举波共前领导人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因为哥穆尔卡，于1949年因“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而被开除出党，1951年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
此时——1956年10月，他刚刚走出监狱一年多的时间。
波共为什么会作出如此令人惊讶的决定？只要看看1956年的波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理解，哥穆尔卡是被推举出来干什么的？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大灾年——在赫鲁晓夫于2月份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这个世界在震惊的眩晕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混乱：
——在匈牙利，惩罚旧的罪恶、争取民主开放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不仅当局无法控制、而且历史也无法接受的地步。到十月，苏联出兵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波兰，也有同样的危机——来自民众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政治秩序，其激烈程度已经使旧的统治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到了1956年夏天，这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动乱……
1956年6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厂方和地方当局拒绝后，便委派了30名代表前往华沙，直接向机械工业部部长呼吁。
在华沙，工人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代表们强硬的表示，如果工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在月底前得到解决，工人将举行罢工！
部长的回答更加强硬：“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
消息传回波兹南，还没有等30名乘火车返回的代表回到波兹南，愤怒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便放下工作向市中心出发，举行和平示威。
在向市中心的途中，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示威者增加到十万人。
开始，示威是有秩序进行的。来到市政府广场，示威群众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当局接见。
当局拒绝会见。此时，在本来已经愤怒的群众中有了这样的传闻：30名去华沙的代表已被公安部门逮捕了！
示威群众的情绪开始骚动，一些出过激的口号出现在人群中：
“打倒秘密警察！”
“我们要面包和自由！”
“俄国佬滚回去！”
“释放政治犯！”
纪律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请愿变成了骚乱——一些人袭击了市政府，一些人攻打了监狱……
警察开了枪，工人从民兵武器库夺得武器，将汽车推翻作为街垒与公安人员展开了枪战。
华沙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保安部队……
人民波兰第一个流血的悲剧发生了——1956年6月28日，仅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5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人被捕。
波兰工人阶级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领教了来自自己政权的教训……
悲剧发生的当天，政府发表公报说：“敌人的特务分子今天做到了挑起街头的骚动……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活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第二天，政府总理发表了强硬的广播讲话：“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
尽管有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强硬的警告，波兰政府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刻的政权危机——对发生这个悲剧的责任追究，使波共上层领导产生了分歧，并迫使它进行检讨、承担责任。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流血、死亡为代价才迫使波共作出了对领导人的重新选择的。
这次选择的结果是，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
在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的对抗中，赫鲁晓夫妥协了——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哥穆尔卡在1956年重返政坛，很具有这类国家那种普遍的、很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当这类国家遇到危机时，党和人民没有去呼唤正在掌权的、因而也肯定是伟大、正确的现领导人，而常常是寄希望于那些因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而被开除或被监禁的前领导人；还有，在这类国家，真正能在政治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长时间控制着政权，因而也肯定是最有权势领导人，而是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在荣辱、功罪中有过多次沉浮的共产党人。
哥穆尔卡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担负起这付连那些终生以追逐权力为己任的人都不敢承担的历史重负……
对个人的冤屈，他没有过多的计较，只是平静而严肃的问了一句：“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
哥穆尔卡没有辜负历史的厚望。他的第一个回合，就击败了那个强大邻国的政治强人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19日，波共中央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名哥穆尔卡为波共第一书记候选人，同时接受了政治局12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向全会提出的集体辞职。
就在全会准备产生新的政治局时，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飞抵华沙的消息，建议全会暂时休会，立即组成波共代表团去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并进行谈判。
苏共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它包括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华沙条约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有10位陆军上将。
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传统——以高层领导的集体力量来形成威慑力。
赫鲁晓夫同时还带来了强烈的愤怒，因为波共竟然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就要对党的最高领导作如此重大的改变；还有，他曾给波共发过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参加波共八中全会，但被波共拒绝了。
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不是波共邀请的，他们只是在启程之后，才致电波兰，说苏共代表团正在飞赴华沙途中。
这些不速之客飞抵华沙时，机场指挥塔还没有接到让这架图-104飞机降落的命令。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飞行员声称“油已耗尽”，才被波兰方面允许着陆。
十分暴躁的赫鲁晓夫，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怒火，现在就更加愤怒了。
一走下舷梯，赫鲁晓夫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共领导人咆哮起来：
“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迎接他的波兰人中，有一位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而且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
赫鲁晓夫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敢于冒犯他的男人，问道：
“他是谁？”
“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年。”
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和哥穆尔卡说话。又问别人：
“他在这里干什么？”
赫鲁晓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波共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要求将他的代表团直接送到正在召开的波共二届八中全会会场。哥穆尔卡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参加他们的全会。
赫鲁晓夫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
为了使这个波共新领导人就范，赫鲁晓夫一面与波共领导人会谈，企图影响波共全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同时调动了三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向华沙挺进。
哥穆尔卡没有在武力讹诈下退让。他镇定而严厉地告诉赫鲁晓夫：“除非军队马上撤离，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我要通过电台向人民讲话，通知他们所面临的局势！”
大学生和工人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他们自动地聚集在双方领导人会谈的贝尔凡尔宫外，声援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华沙地区16个大型企业的工人还自动组成民兵队伍，严密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准备在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
赫鲁晓夫妥协了。他看出哥穆尔卡和他身后的波兰民族是有勇气对抗到底的。
哥穆尔卡用不眨眼睛的斗争，赢得了与共产世界最高首脑的对抗。
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四
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而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自1795年俄国兼并了波兰以后，没有一个俄国皇帝不为波兰问题头疼；而所有俄罗斯帝王又都是用武力来医治这种头疼的。因此，几百年来，俄罗斯帝国一直是压在波兰身上的巨石，而波兰也是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每次都得通过武力才能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然而这一次，历代沙皇非常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了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哥穆尔卡击败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武力恫吓，而是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的霸权威胁。
苏、波两党的会谈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波兰时，他已经学会非常友好的与哥穆尔卡交谈了。
哥穆尔卡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赢得了赫鲁晓夫的承认和尊重。
哥穆尔卡就是带着这样的胜利和人民对他的支持，回过头来处理棘手的国内问题的。
哥穆尔卡在国内事务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1956年6月28日的“波兹南事件”平反。
如果说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的话，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在正式当选为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哥穆尔卡就发表了为波兹南事件平反的著名讲话，他说：
“当波兹南工人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动了他们的邪恶、腐败。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
在这次全会上，哥穆尔卡还把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志。
他说：
“……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是丧失执行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坏政府，因为它必然要依靠官僚主义，必然要依靠破坏法制和暴力……要是行使权力的特权和这种受崇拜的权力落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手里，落到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的人手里，或者落到腐败的野心家的手里，那就更糟了。这些人将会轻率地、然而是有效地为埋葬社会主义挖掘坟墓。”
在50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批判中，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具有哥穆尔卡的勇气和深度？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乃至今天，哥穆尔卡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呼唤，仍然十分遗憾地具有现实意义。
哥穆尔卡以无与伦比的政治家的魅力，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波兰。他获得了党内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支持……
五
哥穆尔卡在50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会让期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当代人，感到羡慕吗？
苏共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八中全会继续召开。哥穆尔卡发表了一个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讲话，对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做法之上，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哥穆尔卡指出“民主化道路是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在这次向全国广播直播的讲话中，哥穆尔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全会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
批判个人崇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核实政治恐怖时代的政治罪恶并给受害者平反昭雪。哥穆尔卡要求“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当最后结束波兰版贝利亚主义在党内、国内的活动……”；
加强了同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成立了三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单独来执行的……”；
哥穆尔卡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他对党严重的脱离劳动人民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
“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
因此，哥穆尔卡在此次全会上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以制止企业的官僚主义。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
为“工人委员会”的权限立法：“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这些权限包括——
制订企业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
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对企业活动作出评价；
参与企业分配计划的制定；
规定劳动定额，确定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奖罚制度；
工人委员会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
即使在今天，扩大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事物中的权限，也不失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问题。
削弱中央集权，扩大国企的自主权是这类改革都走过的路，很少有人非议；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却被人忽视了：扩大了的国企自主权是交给职工，还是仅仅由厂长经理把持？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改革设计，恰恰忽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前提，而将国有企业交给一些官僚——以前是靠作政治思想工作起家的政治官僚；后来是具有理工科学历的技术官僚……其后果在开始的中国和以后的俄国都非常相似的凸现出来——那就是无法无天的腐败和无法无天地对公共财产的掠夺……
哥穆尔卡在50年代的尝试无疑是超前的。
哥穆尔卡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重要的另一笔，是将权力中心从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转移到以往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地位。
为此哥穆尔卡对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全国普选，候选人可以超过当选议员的50%，实行差额选举。哥穆尔卡说：“选举应该使人民作出选择而不仅仅是投票。”
1957年初，举行了以各党派为竞选单位的国家第二届议会选举。在这次有一千六百多万选民参加的大选中，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在458名国会议员中，获得220个席位，几乎接近半数；统一农民党领袖还被选为议会议长。
将权力重心向议会转移，而议员又通过全民普选产生，这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
六
哥穆尔卡不仅有进行政治改革魄力，还具有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波兰人民对领袖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哥穆尔卡具有特别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同时，他还具有托洛茨基那样的演说天才。波共前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杨·普塔辛斯基曾经这样描写过哥穆尔卡在政治活动中的魅力：
哥穆尔卡具有清晰地表述思想的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我们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赞同他的讲话。这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没有导演的场面，人们自发的欢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制造个人迷信气氛的意图，这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尊敬和信任的表现，是党同自己的领袖团结一致的表现……
我们不能把这种描写看作是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因为在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哥穆尔卡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并且已经告别了人世。
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家对另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是政治家的标准；那么民众的标准呢？
哥穆尔卡对民众也同样具有魅力——他谦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即使已经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愿意要一大堆侍从和仆人。在旅途中，他会在火车上、飞机上突然打开公文包，拿出他的夫人索菲亚给他准备的夹肉面包，把它吃掉……
很少有哪位政治家得到过哥穆尔卡从人民中得到得到的那种真实的衷心爱戴——
1956年底，在华沙的一个最大的广场上，哥穆尔卡以党的领袖身份与首都人民见面，并作了讲话。
讲话结束后，群众不是象以往那样爆出掌声和呼喊口号。几万人的会场一片沉静。
突然间，群众中有一个人放声唱出《祝他长命百岁》……
这是一首波兰民歌，它是在家庭的节日里用来祝福亲人的。
会议组织者紧张起来——为刚才的沉静和现在这首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唱的歌——组织者是准备以掌声和事先规定好的口号来欢迎新领袖的……
一瞬间，许多声音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几万个声音汇成一片……
人民在告诉哥穆尔卡，他们不单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领导人，而且还将他看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作是他们的亲人……
哥穆尔卡先是对这种祝福方式感到意外，紧接着，他深深感动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
那一刻，哥穆尔卡能不发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吗？一个政治家难道能忘记这样的时刻吗？
在哥穆尔卡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政绩是令人振奋的——
限制了安全警察的权力；
放宽了书、报检查；停止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对天主教采取了温和态度；
对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要求在党内建立民主机构；
要求把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改变为企业自治；
要求发展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哥穆尔卡在1956年所实行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即时在今天看来，也是大胆的、令人羡慕的。
哥穆尔卡所掀起的强劲的改革浪潮，给波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波兰人民把这次改革称为“十月里的春天”。
七
当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领袖的明智，当制度的运转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权力时，领袖和社会两方面的悲剧就要拉开序幕了……
这是靠领袖的明智和个人力量而取得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典范。
然而，这又是一种很难巩固的社会进步；历史最终所记录下来的50年代的波兰改革，是一个悲剧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穆尔卡的改革生涯比匈牙利的纳吉更具有悲剧色彩。
哥穆尔卡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被他本人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最终危及到波共的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动摇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人委员会的态度——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委员会开始与工厂的行政领导、继而与波共和中央行政机关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于是要求限制工人委员会权限的呼声也随之而起。
哥穆尔卡在内外压力下妥协了，对保护工人委员会权益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
将工人委员会改为“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并且由“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三方代表组成；同时将其的权力局限在“协调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
仅仅两年时间，哥穆尔卡曾经积极抵制的官僚主义便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复活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又重新趋于凋零。改革停顿下来了，因为哥穆尔卡“害怕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1958年，官僚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巩固，一切民主化措施停止了，精神生活重新受到禁锢”（《欧洲共产主义》）。
哥穆尔卡的堕落是全面的——
这位曾经让莫斯科敬畏的波兰领袖说过，为了“维护波兰的民族利益，必要时要不顾苏联的反对”；可后来却把自己的国家用链条牢靠地与他的老大哥拴在一起，而支持来自莫斯科的任何倡议：
——1958年，当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被处以绞刑时，哥穆尔卡按着苏联定下的调子谴责了纳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罪行；
——1968年，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已经衰老，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权力之中，对此时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不断地在公开的演说中对“布拉格之春”进行恶毒攻击；当然，他反对“布拉格之春”，还因为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也面临着与捷克斯洛伐克旧政权相同、甚至更深的危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改革浪潮正迅速地向他的王国蔓延过来。
在1968年，哥穆尔卡的对民主的仇恨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施加压力，要求对“布拉格之春”进行军事干预。勃列日涅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这位老资格的东欧政治家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
……
对哥穆尔卡改革生涯的悲剧性结局，普遍的解释是，在国内受到“左派”，即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在国际上，则是匈牙利事件后，由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加强，而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倒退所至……
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个悲剧的是产生，在波兰人民方面，是历史局限：在50年代，人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还只是争取领导者的政治许诺，以及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意和明智；波兰人是等了20年后，才认识到，将政治家的承诺和改革中取得的民主权力迅速的法律化，并拼死捍卫这些法律的权威性和一贯性是多么重要！
在哥穆尔卡方面，这个错误却是这类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走的路——当整个政权的各级官员都对领袖的权力表示出绝对的屈从和绝对的赞美时，他不再可能对自己运用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持谨慎态度和检讨精神了……
在50年代，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的进步都是依靠领袖的个人权力取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社会化虽然走出第一步，但距能得到宪法的保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削弱警察力量和官僚主义机构的同时，领袖的个人权力却加强了……
正因为出现了哥穆尔卡这样杰出的政治家，社会在得到了国家的一些政治让步之后，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和监督，而把一切都交给了他们所能信任的领袖。
人性中的最大弱点，便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评价。登上了权力之巅的哥穆尔卡只可能听到一种声音——颂扬。
哥穆尔卡很快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此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用手中的权力为波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
哥穆尔卡的政治权力的绝对化，必然使他依赖于照章办事、唯命是从的官僚政治。
绝对的权力对哥穆尔卡的腐蚀是那样的有力、迅速。
八
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历史把一个完全相同的“波兹兰事件”，放到哥穆尔卡面前——从而给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了的政治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哥穆尔卡在“布拉格之春”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角色，还不是这出悲剧的高潮——权力对哥穆尔卡的彻底毁灭是在14年后的1970年。
历史恶作剧似的让已经僵化了的哥穆尔卡重新回到使他成为伟人的那个起点上，而把又一个“波兹南事件”原封不动地放在面前。
历史要用同一件事来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哥穆尔卡有多么大的差别。
或许，历史已经无需对此时的哥穆尔卡进行考验了，她几乎只是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或者，她只是恶作剧式地为哥穆尔卡唱了一首政治死亡的挽歌——
1970年12月13日，波共机关报刊登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将肉和肉制品提高17％，面粉10％，食油33％。
决议还对价格调整作了详细的、理由充分的说明，并宣布对电视机、电冰箱、人造纺织品、食品罐头等商品降价8-40％。
政府是谨慎的。
为了配合这种谨慎，这一天的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报道了拉多姆地区举行“铸造工人节”的庆祝活动，刊登了大会写给哥穆尔卡的效忠信：“书记同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
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没能准确的感受的在这种表面的、由大会组织者和新闻部门编撰的豪言壮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满和危机。
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他们有自己的一笔帐：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一般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本来就占45%以上；眼前又恰恰是圣诞节前夕——就凭选这么一个时刻调价，就能证明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多么虚伪；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替工人算了另一笔帐：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
尽管工人被说服过，说这些钱是用来减轻政府不堪负担的食品津贴的，说这些食品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廉的。
但工人们却认为，这类津贴早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所以他们的劳动收入才比西方工人低得多——政府哪来的补贴钱？再说，既然国家遇到了危机，为什么从来没有向工人阶级报告过？（恰恰相反，他们以往听到的全是辉煌成就）这次要工人作出牺牲，也没有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吗？
1970年12月14日，星期一，这是宣布决议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
厂方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食品涨价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工人决定向格坦斯克省委进军，他们越出了厂门。罢工者变成了示威者。
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
唱这样的歌不犯法，他们有权唱。
当示威队伍走到省委大楼时，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高呼口号——
“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
“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发表意见的权力！”
……
在这许多痛快的、多少有点儿感情用事的口号中，却有一条表明了工人的谨慎和不祥的预感。这条口号是：
“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工人们希望得到这个称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然而，工人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甚至没有得到一次那怕是不成功的对话。
他们被警告说：立即离开现场！紧接着，他们面对的是一道由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
最初的枪声响起来了……
九
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某项政策表示了不满，就有45名波兰工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流了鲜血……
仅仅为了要求一次直接的对话，六名工人付出了生命，数十名工人流淌了鲜血……
然而，这仅仅是人民波兰“悲剧的一周”的开端……
这是1956年“波兹南事件”的重复。
把两次重复的历史进行一次比较是有益的。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纪念碑。
为了让政治家能经常到这样的纪念碑前，读一读历史的训戒，我们仍然把这个重演的悲剧详细地描绘出来——
……工人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前进着。格坦斯克的12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第二道防线是鸣叫着的的警车和数百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他们是敢下手的，他们见人就打。工人们冲过去，用赤手空拳和地上捡来的石头进行搏斗。
最后，他们终于遇到了整齐地排列在大街上的坦克车队。
工人仍有勇气迎上去，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然而勇气并不是万能的，他们无法将坦克推回去。坦克开过来，他们一边撤退，一边用身体组成一道防线。
这是不堪一击的防线。
坦克不费力地前进，防线溃散了，游行的队伍也将溃散……此时，绝望的工人决定用肉体进行最后的斗争，许多工人横躺在大街上阻挡坦克。
一位工人被坦克压死了。
人群和坦克都愣了一下，都停了下来。忿怒的工人猛砸着那辆坦克，坦克兵几乎被砸碎了。六名工人抬着用波兰国旗盖着的死难者，高唱着国际歌，继续游行。
人们忿怒地高呼：“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愤怒使已经很少的理智和秩序消失得无影无踪，怒火点燃了建筑物，点燃了警车。
有坦克支援的警察和陆军部队与工人发生了激战。开枪的命令下达了。
只有少数士兵使用了武器，他们朝空中开枪……但警察却毫不留情，对准示威者开枪。而示威者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也有警察被打死，或被砸昏过去，工人用石头和从警察手中夺得的武器进行绝望地反抗。
人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那六个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下去的……
一辆坦克从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压过去，目睹着这一惨象，一名年轻的陆军士兵哭了……
……
开枪的命令是哥穆尔卡下达的。
人民曾经为得到了这样的领袖而激动得流过眼泪；14年后，他却让人民流出了鲜血——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流了鲜血……
十
工人以为哥穆尔卡会象14年前那样听听他们的意见，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哥穆尔卡以为有权用坦克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为这个错误而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和权威相比，45个工人的死亡是太微不足道的；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民族死于法西斯暴行的人是这个数字的数万倍。
但这是无法类比的——那是战争时代，这是和平时期；那是被异族的征服者所杀，这是人民的国家流了人民的血……
想到这些被称作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是被他们的代理人、公仆杀死的，想到这些赤手空拳的死难者是被刺刀、步枪和坦克戕害的，想到下令开枪的人是被他们当成亲人、父亲般爱戴的领袖——那么，即便是45这么个小数字，也足以使人颤栗……
哥穆尔卡没有颤栗。他在悲剧发生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训斥工人阶级。
他说：
“波兰工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正如泰戈尔所说，“权力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
哥穆尔卡的这番话表明，1970年的哥穆尔卡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仅仅是一个权力标志、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权力符号。
哥穆尔卡接着说：
“工人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就罢工上街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言而喻，国家会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
显然，工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是个错误；以为哥穆尔卡会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更是一个错误。
哥穆尔卡在用军队教训了犯错误的工人后，还要用法律来惩办工人……
“12月悲剧”之后，哥穆尔卡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
这场悲剧该到尾声了——权力对哥穆尔卡的毁灭最后完成了。
这个结局也同1956年完全一样：不到一周的时间，哥穆尔卡就因对“12月悲剧”承担责任而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他年仅68岁。
与哥穆尔卡在1956年一上台就谴责他的前任、并为“波兹南事件”平反一样，接替他的盖莱克，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波兰，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
这一次，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再没能复活——尽管他还默默无闻地隐居了12年，于1982年去世——没有人再提起过他，只有历史默默地记住了他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剧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配角；以及他在1970年波兰的“12月悲剧”中所扮演过的那个罪恶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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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草泥马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王八蛋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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