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压抑与气愤慨
我在回归的路途上,得以重访我出生的村庄它喀则。那是兆尔着不祥的旅程中一个幸福的时刻。我骄傲而感激地回忆着,我只是出生于一个卑微而地道的西藏人家庭,我欣慰于对我四岁时离开的地方复苏的微弱的记忆。但每当我与人民交谈时,我就被立刻带回现实。我问他们是否幸福,他们回答「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指导下,非常幸福和繁荣」。但尽管他们这样说,我还是看出了他们眼里的泪水,我震惊而明白,除了以这种中共的格式外,他们对我也惮于回答。
但我在附近的寺院里,与喇嘛们作过长谈,当然,他们有信心直言不讳。我看出他们十分焦急。中国开始强迫集体务农,而农民们对此十分愤慨。喇嘛们预见,中国会采取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迫使农民们接受他们的计划。我也与俗家领导者谈过话,他们告诉我别的共产主义改革,并说紧张状态在加剧,中国人也愈来愈多疑。我也接见过中国官员,并告诉他们,改革尽管必要,但不应同中国的改革一样,也不应该是强制,而只能是在顾及到本地条件和人民的愿望风俗之下,逐渐地引进。我不快地发现,这里的中国人,远离了北京,竟是如此粗暴,完全没有同情心。他们有意忽视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国将军甚至告诉我,不管人民怎么想,他们只给这地方带来额外的部队,以加强推行改革。在这块被中国占领的土地,我们西藏人民的前途显然是非常黑暗的。
然而,这些西藏人民却保持有自己完全的个性。当我路过,在此地和彼地呆上一两天,有时在中国官方宾馆,有时在寺院,不少于十万人从整个地区前来看我,奉献他们的敬意。
当我尚在北京时,一支代表团来要求我在回程时,拜访西藏东部的许多地方。而我因为受地震破坏道路所眈搁,并没有时间去我想去的每一个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车可以去到的寺院,对别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级喇嘛代表我,却坚仁波切(我的副经师),春仁波切和噶玛巴,即创建我们村庄后山的寺院的噶玛巴四世的现代转世者。
我在路过这些边境地区,发现了同样恶劣的气氛。我在西藏人之间,看出滋长的对中国人的痛恨和仇怨。我在中国人间,看出滋长的由于害怕和缺乏理解的无情和武断。我对中国人尽可能一再强调,使其缓和;对西藏人,我经常在接见谈话中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以所有和平手段来改善处境。并接受任何中国的好的方法。我感到,这只是一个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现在,我明白,在我穿过的那条路之后的一年里汉藏人之间是如何敌对,我得承认那希望也是微渺的。
我终于跨过了标志着藏中边界的鬼河,进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区。我在昌都镇的中国指挥部住了几天,又在寺院住了几天。这是中国所设立,期望我将来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地区。它拥有一些西藏成员,但我不久看出中国人握有全权,而那地区实际上是在指挥部队的中国将军的控制之下。这里也沸腾着愤怒。人民告诉我有关压迫、不公正、农民被剥夺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诺,但后来又常为汉人背弃的情况。这里更有着突如其来地爆动的危险。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写到,康巴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来福枪。现在康巴人听说中国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不用说也知道,康巴人从不会交出他的来福枪---他会首先使用它。
这里也有上万人来向我表达他们的尊敬,我欢迎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过去的西藏中央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有所缺陷,这至少是他们经受侵略的痛苦的一个原因。我说,现在所有西藏人的责任是维持团结,然后,一当筹备委员会发挥作用,昌都会再次成为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历边境地区提醒我在中国的两点观察,第一点十分黯然,另一点则显露出一丝残存的希望。
第一是中国的寺院,我在任何一个中国遥远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庙,即使有其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几乎是空无一物。寺庙里少许残存的僧人们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前来参拜和献贡。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学的喇嘛,而我看不出这些汉僧还有许多学问。我在北京的时候,几百个人从蒙古来要我们加持。但年轻人被禁止出家为僧,而宗教组织也是如此有效地为共产主义渗透,以至于他们也来传播政府宣传。中国政府说什么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它没有任何计划来奠定宗教基础。它们逐渐枯竭和走向灭亡。
我从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僧侣和寺院交到中国人手里的命运。但另一个观察倒给我一些希望。我看见许多例子,西藏人,不论老少,皆信仰坚定,决不会轻易成为政治教条的牺牲品。西藏以及蒙古、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和朝鲜的儿童们被送到北京的所谓少数民族学校。在那里,中国人全力清除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灌输以国家专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儿童的思想并没有受到毒害。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民族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最后,中国人放弃改造他们的努力,把他们送了回来。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国统治的拉萨暴动中丧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二十岁,在印度成了难民。那次失败后,中国在边境开设了几所别的学校,但依然没有成功。西藏孩子们不会生吞唯物主义信条,在最深层的思想中,他们永远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来自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儿童们也一样固执地坚守他们的信仰。无疑,这是几年后,中国政府把出世十几个星期的西藏儿童送到中国,希望他们成长为 西藏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我深为这些年轻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国如何对待我们,他们永远也不能彻底摧毁我们。
走在新建的中国军军公路上进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惊险的旅程。天一直下着大雨,河水泛滥,又遭遇许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滂沱大雨的黑夜,我们的护卫队被阻在一处毁坏的公路桥前横在路中的大石后边。中国人盲目衡撞,大喊大叫,我们西藏人则坐在帆布篷的中国 吉普车里念颂祷词。同一天,早些时,我们仅仅从更大的灾难中脱逃。当时我们来到了一头倒塌的公路桥边。中国人修补起来,以为可以通过 ,但建议我们先走过去等候护送队,以减轻桥梁负荷。我们走了过去,并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的吉普车和卡车开始通过。有几辆车平安地过来了 ;之后,当一辆吉普车轮触及桥面,桥上发出巨大的爆裂声,和木板的破裂声,桥倒塌了,坠入下面的急流之中。庆幸的是,那司机一听到这声音 即迅速倒车,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护卫队及我们的干衣服和被褥都留在河那边。我们挤进开过来的车子,在一间中国招待所里度了寒冷和极不舒适的一夜。
我终于回到了拉萨。再回罗布尔卡,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墙外附近的中国军营依然威胁着我们,但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与美丽,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打扰之中继续我们的宗教生活。
我发现噶厦依然与中国人维持着可以容忍的友好关系,而拉萨人民的敌意也几乎消亡,并且有了心满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宁。人们尚不知道在东部边境所强制的改变。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民的愤怒,并没有全力扩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筹备委员会似乎尚可争取时间做点有益的事,而制止最坏的恶果。
中国政府把陈毅元帅这位以讲话七个小时闻名的副总理派来主持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中国让我在他到达拉萨时去接待他们。嘎厦不赞成这一提议,而我感到这不是维护尊严的时候。如果这会使那元帅满意并有助于给委员会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以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
成立典礼在1956年4月举行。我在典礼上怀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国家和平发展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五十一位成员之中。组织计划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没有任何绝对不可接受的共产主义主张。而委员会中西藏成员的绝对比例,似乎可以改进为一个更有实效的政府形式,而又并非殊异于我们自己的政府。我认为,这也许使西藏官员有机会学习中国官员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产主义,无可否认比我们的要好。
但不久,这些希望都破灭了。一切我在中国政治会议上看见的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重演。对于一项根本事实,我仍未有足够的警觉。筹委会中的二十名成员,尽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着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堪布会议厅。这两者都是纯粹的中国创造物。这些代表们主要是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国提案以回报,尽管昌都代表们表现得比班禅喇嘛的代表们更具理性。有着这一坚实的被操纵的表决权,再加上那五位中国成员,筹委会成为虚有其名----只是一个由中国人幕后操纵西藏代表的纯粹的假像。事实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个没有西藏人成员的名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所决定。我们只许讨论一些次要观点,但从没有可能作出任何重要改变。尽管我是一个指名主席,我并没有多少可作的事。有时看到议程早受控制和规定,因此早经其它的委员会完成的计划又来不着边际地空洞地讨论一番,然后通过,真令人忍俊不及。我常在这些会议中感到难堪。我明白,中国把我立为主席,无非不过是为了他们的谋略添一些西藏机构的表象。
一当筹委员会着手设立政府部门,人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反映也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旧有对中国的敌意复苏了。在拉萨招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此一新组织,并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国官员。提案说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制度,新的组织并无必要,必须废除。当然尽管这是一项群众要求,中国政府并不对此答复。他们召来噶厦说,因为噶厦没有成功地禁止举行群众大会,现在他们让我出面这么作。噶厦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地在声明上签了名。公众的愤怒以另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这发生在1956年的祈祷节期间。西藏全新的东西在普通人民对中国的愤慨中创造了出来:人们自然地选出了他们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并非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任何官员身份,而是来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们描述成政治领袖,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西方意义中的政治性。他们并不为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与他们对立,他们与划分世界政治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分享我们不善言辞的人民的痛苦和愤怒,而碰巧有了把这表现于言行的原本的能力。
这些人领导拉萨人民。总体来看,他们所受到的,以及为了人民所表达的怒火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他们要反击。不可避免地,这有时使他们与我的噶厦发生矛盾,他们看出我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无能为力。噶厦得制止他们的任何爱国,然而也是自杀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厦对侵略者作出了太多的让步。有时,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同样的人民,我得出面反对他们富于暴力的本性,他们也许对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后,他们都保持着对我热烈的忠诚。那是达赖喇嘛的概念所维持的忠诚,它自古至今拥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诚。我是他们为之战门的标志。
在我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对他们时,还钦佩他们,我欣慰,我们的不幸竟显示了具有这种领袖品质的人就存在于西藏人民之间。这是我们一直需要的。
祈祷节期间,这些领导人的生动与悠长的庆祝有着奇怪的对比。这节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调,而没有人能及早觉察到。当游行一开始,僧人们即涌上街头,城市各处都张贴了传单。如以往一样,他们要求中国人离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也如往常,这激怒了中国将军。还如往常,他们让噶厦对他们加以指责。但这一次,在他们愤怒的威胁之中,他们还点了三位领导人的名。他们也是参与起草反对筹备委员会提案的人。中国人强硬地坚持他们也应对这些传单和标语负责,并要求噶厦下令逮捕他们。他们没有违反我们的法律,但中国人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他们自己将逮捕他们并审讯。噶厦为把他们从更坏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放进监狱。一人在牢狱里死去,别的由拉萨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获释,其中的一个现在跟我一起在印度。
同时,我们从依然完全在中国军事控制之下的东部地区昌都收到这类消息,就是情况越来越来越坏。在祈祷节期间,边境上的理唐爆发了战门。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指挥昌都的中国将军召开一次约有350位西藏领导人会议。他告诉他们,我曾说西藏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而应在大多数西藏人赞同之后,逐渐行进。但他说班禅喇嘛 要求立即引进。这次会议讨论这两项选择,并决定昌都应接受哪一项。
讨论进行了几天。最后,当我和别的一些西藏人接受改革时,大约一百人投票赞同改革。约四十票要求立即改革。别的约200人投票永远也不会改革,尽管这些投票并没有考虑以作选择。那将军一一向他们致谢,宣告改革将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并赠给每位成员一册图画书、一支笔、墨水和纸,以及一些厕所用物----像是怪模怪样地选择的礼物----把他们解散了。
一个月之内,边省官员再次被召集,这一次在昌都的钟准宗地区一个城堡里。他们为中国部队所包围,并告之民主改革之即开始。他们抗议说,他们眼见过邻省改革所带来的灾难,说他们什么改革也不要。中国人把他们关在要塞里,连续不断地面劝了两周。到那时,官员们口头上都同意了。他们告知将送回本地区,向人民解释改革,但他们必须先接受教育。
达成这一协议,包围要塞的中国土兵解散消息,就在教育课的前夜,超过二百多位的官员们突围逃出要塞,跑到山中。
中国人以这一愚蠢行为,迫使该地区的大多数领导人过着游击队员的生涯。他们清楚,如果回去,就会被捕,因其无法无天。他们形成一支核心,并在不断增长之中。他们依赖从中国人那里夺取的武装和弹药以自卫。因此,不管是否他们的本意,他们得战门。那些东部西藏人,尤其是康巴人,都是顽强与果断的人。他们熟悉自己的山派,而山派则是游击队理想的战地。1956的上半年,已流传着他们袭击中国公路和补给站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结局的绝望的处境。游击队员们可以在这些不可攻取的山灭脉中坚持几年。中国人永远不能迫使他们出来。但他们也永远不能打败中国军队。不管维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将遭受痛苦。
我非常灰心。情况比两年前演变得更坏。我以为让洛康娃辞职就可以打破了专制压迫和人们的愤怒的恶性循环,但现在此事又缠绕着我们。我所有的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已付诸东流,而我从这仅是政府笑柄的筹备委员会,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坏的是,我感到已丧失了对我自己的人民的控制。他们在东部地区被迫变得野蛮。在中部西藏,他们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心越来越大;我感到,我无法再阻止他们,即使我不能赞许暴力,也不相信暴力会有助于我们。
而我作为具有双重地位的达赖喇嘛,他们曾幸福地统治了西藏几世纪,如今却是孤寡无援。作为政治领袖,我不得不反对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国人企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力,而我之反对人们的暴力的实质,是帮了中国人来推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们丧失了对我的作为政治领 袖的信仰,他们不应当丧失重要得多的对我作为宗教领袖的信仰。我可以担任或者放弃世俗的领袖地位,但达赖喇嘛永远也不会放弃宗教领袖地位,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样作。
因此,我考虑到,如果为西藏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从所有活动中引退,以此原本原样地维持我的宗教权威。但我在西藏的时候,是无法逃避于政治之外的。要引退,我得离开这国家,尽管我痛苦而绝望地憎恨这个办法。
在我深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访问印度的邀请信。
但我在附近的寺院里,与喇嘛们作过长谈,当然,他们有信心直言不讳。我看出他们十分焦急。中国开始强迫集体务农,而农民们对此十分愤慨。喇嘛们预见,中国会采取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迫使农民们接受他们的计划。我也与俗家领导者谈过话,他们告诉我别的共产主义改革,并说紧张状态在加剧,中国人也愈来愈多疑。我也接见过中国官员,并告诉他们,改革尽管必要,但不应同中国的改革一样,也不应该是强制,而只能是在顾及到本地条件和人民的愿望风俗之下,逐渐地引进。我不快地发现,这里的中国人,远离了北京,竟是如此粗暴,完全没有同情心。他们有意忽视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国将军甚至告诉我,不管人民怎么想,他们只给这地方带来额外的部队,以加强推行改革。在这块被中国占领的土地,我们西藏人民的前途显然是非常黑暗的。
然而,这些西藏人民却保持有自己完全的个性。当我路过,在此地和彼地呆上一两天,有时在中国官方宾馆,有时在寺院,不少于十万人从整个地区前来看我,奉献他们的敬意。
当我尚在北京时,一支代表团来要求我在回程时,拜访西藏东部的许多地方。而我因为受地震破坏道路所眈搁,并没有时间去我想去的每一个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车可以去到的寺院,对别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级喇嘛代表我,却坚仁波切(我的副经师),春仁波切和噶玛巴,即创建我们村庄后山的寺院的噶玛巴四世的现代转世者。
我在路过这些边境地区,发现了同样恶劣的气氛。我在西藏人之间,看出滋长的对中国人的痛恨和仇怨。我在中国人间,看出滋长的由于害怕和缺乏理解的无情和武断。我对中国人尽可能一再强调,使其缓和;对西藏人,我经常在接见谈话中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以所有和平手段来改善处境。并接受任何中国的好的方法。我感到,这只是一个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现在,我明白,在我穿过的那条路之后的一年里汉藏人之间是如何敌对,我得承认那希望也是微渺的。
我终于跨过了标志着藏中边界的鬼河,进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区。我在昌都镇的中国指挥部住了几天,又在寺院住了几天。这是中国所设立,期望我将来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地区。它拥有一些西藏成员,但我不久看出中国人握有全权,而那地区实际上是在指挥部队的中国将军的控制之下。这里也沸腾着愤怒。人民告诉我有关压迫、不公正、农民被剥夺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诺,但后来又常为汉人背弃的情况。这里更有着突如其来地爆动的危险。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写到,康巴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来福枪。现在康巴人听说中国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不用说也知道,康巴人从不会交出他的来福枪---他会首先使用它。
这里也有上万人来向我表达他们的尊敬,我欢迎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过去的西藏中央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有所缺陷,这至少是他们经受侵略的痛苦的一个原因。我说,现在所有西藏人的责任是维持团结,然后,一当筹备委员会发挥作用,昌都会再次成为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历边境地区提醒我在中国的两点观察,第一点十分黯然,另一点则显露出一丝残存的希望。
第一是中国的寺院,我在任何一个中国遥远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庙,即使有其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几乎是空无一物。寺庙里少许残存的僧人们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前来参拜和献贡。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学的喇嘛,而我看不出这些汉僧还有许多学问。我在北京的时候,几百个人从蒙古来要我们加持。但年轻人被禁止出家为僧,而宗教组织也是如此有效地为共产主义渗透,以至于他们也来传播政府宣传。中国政府说什么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它没有任何计划来奠定宗教基础。它们逐渐枯竭和走向灭亡。
我从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僧侣和寺院交到中国人手里的命运。但另一个观察倒给我一些希望。我看见许多例子,西藏人,不论老少,皆信仰坚定,决不会轻易成为政治教条的牺牲品。西藏以及蒙古、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和朝鲜的儿童们被送到北京的所谓少数民族学校。在那里,中国人全力清除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灌输以国家专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儿童的思想并没有受到毒害。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民族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最后,中国人放弃改造他们的努力,把他们送了回来。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国统治的拉萨暴动中丧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二十岁,在印度成了难民。那次失败后,中国在边境开设了几所别的学校,但依然没有成功。西藏孩子们不会生吞唯物主义信条,在最深层的思想中,他们永远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来自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儿童们也一样固执地坚守他们的信仰。无疑,这是几年后,中国政府把出世十几个星期的西藏儿童送到中国,希望他们成长为 西藏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我深为这些年轻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国如何对待我们,他们永远也不能彻底摧毁我们。
走在新建的中国军军公路上进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惊险的旅程。天一直下着大雨,河水泛滥,又遭遇许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滂沱大雨的黑夜,我们的护卫队被阻在一处毁坏的公路桥前横在路中的大石后边。中国人盲目衡撞,大喊大叫,我们西藏人则坐在帆布篷的中国 吉普车里念颂祷词。同一天,早些时,我们仅仅从更大的灾难中脱逃。当时我们来到了一头倒塌的公路桥边。中国人修补起来,以为可以通过 ,但建议我们先走过去等候护送队,以减轻桥梁负荷。我们走了过去,并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的吉普车和卡车开始通过。有几辆车平安地过来了 ;之后,当一辆吉普车轮触及桥面,桥上发出巨大的爆裂声,和木板的破裂声,桥倒塌了,坠入下面的急流之中。庆幸的是,那司机一听到这声音 即迅速倒车,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护卫队及我们的干衣服和被褥都留在河那边。我们挤进开过来的车子,在一间中国招待所里度了寒冷和极不舒适的一夜。
我终于回到了拉萨。再回罗布尔卡,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墙外附近的中国军营依然威胁着我们,但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与美丽,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打扰之中继续我们的宗教生活。
我发现噶厦依然与中国人维持着可以容忍的友好关系,而拉萨人民的敌意也几乎消亡,并且有了心满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宁。人们尚不知道在东部边境所强制的改变。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民的愤怒,并没有全力扩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筹备委员会似乎尚可争取时间做点有益的事,而制止最坏的恶果。
中国政府把陈毅元帅这位以讲话七个小时闻名的副总理派来主持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中国让我在他到达拉萨时去接待他们。嘎厦不赞成这一提议,而我感到这不是维护尊严的时候。如果这会使那元帅满意并有助于给委员会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以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
成立典礼在1956年4月举行。我在典礼上怀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国家和平发展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五十一位成员之中。组织计划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没有任何绝对不可接受的共产主义主张。而委员会中西藏成员的绝对比例,似乎可以改进为一个更有实效的政府形式,而又并非殊异于我们自己的政府。我认为,这也许使西藏官员有机会学习中国官员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产主义,无可否认比我们的要好。
但不久,这些希望都破灭了。一切我在中国政治会议上看见的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重演。对于一项根本事实,我仍未有足够的警觉。筹委会中的二十名成员,尽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着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堪布会议厅。这两者都是纯粹的中国创造物。这些代表们主要是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国提案以回报,尽管昌都代表们表现得比班禅喇嘛的代表们更具理性。有着这一坚实的被操纵的表决权,再加上那五位中国成员,筹委会成为虚有其名----只是一个由中国人幕后操纵西藏代表的纯粹的假像。事实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个没有西藏人成员的名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所决定。我们只许讨论一些次要观点,但从没有可能作出任何重要改变。尽管我是一个指名主席,我并没有多少可作的事。有时看到议程早受控制和规定,因此早经其它的委员会完成的计划又来不着边际地空洞地讨论一番,然后通过,真令人忍俊不及。我常在这些会议中感到难堪。我明白,中国把我立为主席,无非不过是为了他们的谋略添一些西藏机构的表象。
一当筹委员会着手设立政府部门,人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反映也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旧有对中国的敌意复苏了。在拉萨招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此一新组织,并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国官员。提案说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制度,新的组织并无必要,必须废除。当然尽管这是一项群众要求,中国政府并不对此答复。他们召来噶厦说,因为噶厦没有成功地禁止举行群众大会,现在他们让我出面这么作。噶厦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地在声明上签了名。公众的愤怒以另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这发生在1956年的祈祷节期间。西藏全新的东西在普通人民对中国的愤慨中创造了出来:人们自然地选出了他们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并非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任何官员身份,而是来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们描述成政治领袖,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西方意义中的政治性。他们并不为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与他们对立,他们与划分世界政治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分享我们不善言辞的人民的痛苦和愤怒,而碰巧有了把这表现于言行的原本的能力。
这些人领导拉萨人民。总体来看,他们所受到的,以及为了人民所表达的怒火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他们要反击。不可避免地,这有时使他们与我的噶厦发生矛盾,他们看出我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无能为力。噶厦得制止他们的任何爱国,然而也是自杀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厦对侵略者作出了太多的让步。有时,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同样的人民,我得出面反对他们富于暴力的本性,他们也许对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后,他们都保持着对我热烈的忠诚。那是达赖喇嘛的概念所维持的忠诚,它自古至今拥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诚。我是他们为之战门的标志。
在我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对他们时,还钦佩他们,我欣慰,我们的不幸竟显示了具有这种领袖品质的人就存在于西藏人民之间。这是我们一直需要的。
祈祷节期间,这些领导人的生动与悠长的庆祝有着奇怪的对比。这节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调,而没有人能及早觉察到。当游行一开始,僧人们即涌上街头,城市各处都张贴了传单。如以往一样,他们要求中国人离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也如往常,这激怒了中国将军。还如往常,他们让噶厦对他们加以指责。但这一次,在他们愤怒的威胁之中,他们还点了三位领导人的名。他们也是参与起草反对筹备委员会提案的人。中国人强硬地坚持他们也应对这些传单和标语负责,并要求噶厦下令逮捕他们。他们没有违反我们的法律,但中国人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他们自己将逮捕他们并审讯。噶厦为把他们从更坏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放进监狱。一人在牢狱里死去,别的由拉萨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获释,其中的一个现在跟我一起在印度。
同时,我们从依然完全在中国军事控制之下的东部地区昌都收到这类消息,就是情况越来越来越坏。在祈祷节期间,边境上的理唐爆发了战门。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指挥昌都的中国将军召开一次约有350位西藏领导人会议。他告诉他们,我曾说西藏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而应在大多数西藏人赞同之后,逐渐行进。但他说班禅喇嘛 要求立即引进。这次会议讨论这两项选择,并决定昌都应接受哪一项。
讨论进行了几天。最后,当我和别的一些西藏人接受改革时,大约一百人投票赞同改革。约四十票要求立即改革。别的约200人投票永远也不会改革,尽管这些投票并没有考虑以作选择。那将军一一向他们致谢,宣告改革将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并赠给每位成员一册图画书、一支笔、墨水和纸,以及一些厕所用物----像是怪模怪样地选择的礼物----把他们解散了。
一个月之内,边省官员再次被召集,这一次在昌都的钟准宗地区一个城堡里。他们为中国部队所包围,并告之民主改革之即开始。他们抗议说,他们眼见过邻省改革所带来的灾难,说他们什么改革也不要。中国人把他们关在要塞里,连续不断地面劝了两周。到那时,官员们口头上都同意了。他们告知将送回本地区,向人民解释改革,但他们必须先接受教育。
达成这一协议,包围要塞的中国土兵解散消息,就在教育课的前夜,超过二百多位的官员们突围逃出要塞,跑到山中。
中国人以这一愚蠢行为,迫使该地区的大多数领导人过着游击队员的生涯。他们清楚,如果回去,就会被捕,因其无法无天。他们形成一支核心,并在不断增长之中。他们依赖从中国人那里夺取的武装和弹药以自卫。因此,不管是否他们的本意,他们得战门。那些东部西藏人,尤其是康巴人,都是顽强与果断的人。他们熟悉自己的山派,而山派则是游击队理想的战地。1956的上半年,已流传着他们袭击中国公路和补给站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结局的绝望的处境。游击队员们可以在这些不可攻取的山灭脉中坚持几年。中国人永远不能迫使他们出来。但他们也永远不能打败中国军队。不管维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将遭受痛苦。
我非常灰心。情况比两年前演变得更坏。我以为让洛康娃辞职就可以打破了专制压迫和人们的愤怒的恶性循环,但现在此事又缠绕着我们。我所有的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已付诸东流,而我从这仅是政府笑柄的筹备委员会,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坏的是,我感到已丧失了对我自己的人民的控制。他们在东部地区被迫变得野蛮。在中部西藏,他们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心越来越大;我感到,我无法再阻止他们,即使我不能赞许暴力,也不相信暴力会有助于我们。
而我作为具有双重地位的达赖喇嘛,他们曾幸福地统治了西藏几世纪,如今却是孤寡无援。作为政治领袖,我不得不反对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国人企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力,而我之反对人们的暴力的实质,是帮了中国人来推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们丧失了对我的作为政治领 袖的信仰,他们不应当丧失重要得多的对我作为宗教领袖的信仰。我可以担任或者放弃世俗的领袖地位,但达赖喇嘛永远也不会放弃宗教领袖地位,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样作。
因此,我考虑到,如果为西藏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从所有活动中引退,以此原本原样地维持我的宗教权威。但我在西藏的时候,是无法逃避于政治之外的。要引退,我得离开这国家,尽管我痛苦而绝望地憎恨这个办法。
在我深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访问印度的邀请信。
第八章:印度朝圣
我的朋友锡金大君、姑妈特来拉萨带给一份请柬,他的来访乃一线来自外界的同情,而令人清爽。我受到「印度玛哈菩提学会」的邀请。这是十七年前创立,用以宏扬佛法和照看印度朝圣者与佛寺的机构。他们希望我去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生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于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释迦牟尼佛诞本身对于所有佛教徒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个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圣。她对我们一直是个圣地。她是佛教文化创始人的诞生之地,也是几百年前,由印度圣者和先知们带往我们山脉之中的智慧的源泉。虽然和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儿女。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拜访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从与中国的繁忙的接触和一无所获的争执中撤退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这提供我一次机会,请教于尼赫鲁先生和别的民领袖以及圣者甘地的信徒们。我不能夸张我们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国际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我国任何别人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别国也像我们一样面临了这样的处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存在于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点都无裨益于我们,我们得由未经训练的本能来行事。急切需要明智的富于同情的指教。
我之想去尚有别的原因。我们曾与英国的印度有着长期友好的解触。事实上,那是我们与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触。但由于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印度政府,我们与印度的政治接触因而淡化。我坚信,我们应当重建这接触而巩固之,把它作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线。
前往印度还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西藏人在得知这一邀请,并通过我的官员催促我接受。因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关于我,而尚无关于他们的之外,即我必须从当务之急的政治困难中撤退。
但仅仅想去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不想我去,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征求他们的同意。
我与'范明将军商榷,他是最初驻于拉萨,并作为中国高级代表的。他开始说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议,但他所说的无疑地都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议。他这么说,我的心沈了下来。他说,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适的。他还以为由于筹备委员会尚有许多事要做,我作为主席, 理应留在拉萨。然后,象是宽慰,他补充说那邀请毕竟只来自宗教组织,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派去一名代表。
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这一希望。我推迟指派代表,也没有告知玛哈菩提学会我的不能前往。四个月后,约是1956年的十月中旬,那将军再次建议我指派代表，因为名单必须事前送往印度;然后,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经师为首的代表团来代表我。但十一月一日,或是二日,他再来见我,并承认,中国政府于十月一日收到印度政府的电报,邀请我和班禅喇嘛为这一庆祝活动的客人。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各方面都作了考虑,而且认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们愉快,拉萨人民也一样。但在范明将军告诉我这一邀请之前,印度驻拉萨总领导已告诉了别的几个人,而且传开了。当然,我个人推断,中国要想把这邀请保密,直到对我为时过晚而不可接受;现在仅仅是由于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
我准备启程。在我离开拉萨之前,张经武将军刚从中国来,作为常驻代表,我被当作小学生,领受了他的长篇大论。我发现很有趣,尽管也许那并非他故意如此。他说,匈亚利和波兰有点乱子,那是为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的一小撮人发动的。但苏联立即相应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灰之力地扑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责任是如此之大,他们会永远去援助任何这些国家。他对此大谈特谈,我致于意思到这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别国不得干预西藏。
然后,他谈及我的访问印度。他说尽管佛诞纯属宗教性,但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团,但国民党也有可能从台湾派去一支代表团。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代表即退会,他们也这样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湾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将拒绝参加。一当我到达印度,中国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后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向我问及藏中边界,我只应说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说,我也许会被问西藏的情况。如果新闻记者或者低级官员问及,我只说曾有点麻烦,但现在一切已归于正常。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及,我可以说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起义。
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一项建议,即如果我可能在庆祝期间发言,我得事先生拉萨准备好。事实上,我被安排在释迦牟尼佛诞大会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我来到印度后,完全重写。
那时,公路已建到亚东,从那里到边境只需步行两天。这是中国人疯狂地建筑,用以在我们全国各地安排驻军的战略公路网的一部分;但这也把由拉萨到印度的旅程由几周缩短为几天。我们在两天之内驶人亚东。在日喀则的路上,中国一只汽车渡轮把我们渡过了普拉马普达河,班禅喇嘛在那里加人了我们。第四天,我们骑马,这依然是跨越喜马拉雅关隘的唯一办法。
一位叫盛明义任军分区司令员的中国将军陪我们到达西藏的最后一个居民点春必坦止;他离开时,又给我们一次短暂的讲话。他很遗憾地说印度有许多反动份子,如果我与他们谈话,必须特别谨慎。他提醒我,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我代表中国和西藏。因此,我应当告诉 每一个人关于中国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上所作出的伟大进步。我应当让我见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国与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 由,也有任何别种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什么时候都欢迎来访中国。
那是在我穿过边境前所领受的最后指教。
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行是戏剧性的。穿越五十英里的荒凉的西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的皑皑雪峰指引着我们向前。在发里,从一个接近山麓的关隘可以尽揽其与世隔绝的壮观。然后,山道壁陡而下,再下,便到达了杜杜林和杜鹃遍布的春必谷地,这里盛长飞燕草、附子草和罂粟;人们有种 极少西藏人看过的天外世界的感觉。以下的世界是极下和极远地伸展的广袤而酷热的印度平原、繁华的城市和海洋。这里却依然有可攀越的关口那叔那关。道路再次上伸,出了森林线,到达极顶的边界,它在最终下降到锡金谷地之前,把人们重新带回到赤裸和熟悉的西藏风光。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必谷地。这也是1903年英国远征队所走的路,也是1904年协约后通商者所取之道----从此至江汉是任何外籍人土在西藏唯一有权通行的道路。谷地底是当1950年中国人侵时,我所迁徒的亚东镇。但它从那时起已有所改观。之后,我骑马下到谷地,再在中国公路下坐轿车南下。这当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样,我倒宁愿采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条公路顶端,靠近发里的地方,中国人表现得古里古怪。我想他们了解一些有关高山空气稀薄的事,因为在上几世纪都是骑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国人戴着氧气罩,舒舒服服地驾驶着。
亚东以上的风景对我是新鲜的。下了轿车,我在那叔拉骑马上边界,从我的中国监视人员那里解放出来,有了我从孩提时代起便不曾有过的愉 快的撞憬和兴奋的感情。我开始爬上山坡时,天气晴朗;但我们不久即走进云雾里;最后的几千英尺路,十分潮湿而寒冷。而这只是为我们在山头上受到的欢迎增添了快乐。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位警卫;然后是前来问候的姑妈大君和印度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印度官员带给我印度总统、副总统、首相和印度政府的问侯。他赠给我一条哈达,这是西藏的问候方式;一圈花环,这是印度传统。我们相伴骑马下到锡金的中阁,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
第二天,我们前往锡金的首都甘扎。当我们穿过锡金和北印度,一步步地由原始到现代地转换运输工具,那自发前来的快乐的欢迎者也同时增 加,我感到不在异乡,而是宾至如归。我们在第十英里处,下马坐进了吉普车,中国大使在那里加入了我们。然后,出城不远,锡金的大君和他的大臣们加入了我们,而我从吉普车转到他的轿车里去。在这辆轿车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滑稽的事。它一边飘着锡金旗,另一边飘着西藏旗。我们在进城的路上小憩了一阵。一大群人抛来哈达和花以示问候。这时,我吃惊地看着一位作大使的翻译的孤零零的中国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国国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高兴地看出他们也知道这滑稽剧的一面。
我们坐飞机结束了这一旅行。当我们到达新德里时,我看见了为英国所建、作为遗留给了崭新而自由的印度首度的壮观。副总统拉达柯日西 那博土和首相尼赫鲁先生早在机场等候欢迎我们。同我坐在飞机里的中国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绍给他们,再介绍给外交界。他带着我,穿过队列,引见许多国家的官员。我们来到英国代表面前,但我犹疑当我们走到美国代表那里时,会发生什么？那可是外交仪式中微妙的考验。在这关建时刻,那位中国大使像魔术师一样倏然消失,而我被留下来与美国人面面相对。印度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并介绍了我们。
我和拉达柯日西那博士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他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我,并快乐地谈及我们国家之间长久的联系。在为释迦牟尼佛诞所设立的旗帜和装饰之下,人群聚在路边,以增添对我的欢迎。我们来到拉切巴提巴芬的总统住所,总统拉吉达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蔼的笑容和声音在谒见室的门口接待了我。我对这两位领袖都有着极其深刻与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们是象征着印度人民的永恒精神的忠诚而博学的人物。
我到达新德里的第一个早晨的第一次参观是去拉迦塔,即圣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当我在斜向迦莫纳河的一块绿色草坪上祈祷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我来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面前,这人的灵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个为了保存印度和人类的精神而奋门终身的人物,一个释迦牟尼佛真诚的弟子,一个对全人类之间的和平与和谐的真诚的信仰者。我站在那里,迷惑了:假若圣雄甘地尚在,他又会忠告我什么。我敢于肯定,但会把意志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战门之中。
我强烈地意愿能在今世有幸见到他。我站在那里,感到与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远是我应该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过,而且依然有着对他所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的教义不可动摇的信仰。现在,我更坚定地决心,不论我面临何种困难,都遵从他的指导。我比从前更强烈地快定,我永远也不可与暴力行动相联系。
那次朝圣之后,我有两三天忙于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的庆祝活动。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为了世界和平而宣扬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土交谈。所以,在我座谈会的演讲里,我强调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质。我说,我希望这些庆祝将有助于传播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间的智慧之道;因为佛陀的教导不仅可以指导人们走向一个满足与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结束民族之间的敌意。对人道的拯救可从佛教的原则上寻到。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我将廷伸这一声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于所有人类的潜的宗教本性。而对这一本性的强暴压制便是和平的敌人。
我在这次庆祝大会之后,才真正与尼赫鲁先生进行了第一次长谈。我的见解到那时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释过我为什么想来印度;现在,我极不 情愿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我不应当再回去;我相信,我应当留在印度,直到中国政策有了积极改变的迹象。也许是我在感情上的与圣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与许多博学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会见使我作出这一哀伤的决定。我几乎是第一次见到不是西藏人,却对西藏富于真挚的同情的人物。我以为,我在家里再也帮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制他们采取暴力的愿望;我的一切为和平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释到底西藏发生了什么,并努力发起他们在道德上对我们的支持,由此,也许可给中国无情的暴力政策带来些改变。
我向尼赫鲁先生先生解释这些。我们单独会见,除了他的西藏翻译。我先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能有机会前来印度参加庆祝佛诞大会。之后,我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害怕更坏的厄运会传遍到西藏各地。我说,我得信服,中国确实意于永远摧毁我们的宗教和风俗,也因此斩断我们与印度的历史联系。我告诉他,现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后,我解释,为什么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赢回我们的自由。
他和蔼而耐心地听着。但他坚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么事也不能作。他说谁也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的独立。他同意我的观点,即企图与中国发生战争是无渭的。如果我们企图于此,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派来更多的部队,彻底镇压我们。他建议我回西藏,和平地工作,努力实行十七条协议。
我说,我曾尽力而为去执行十七条,但不管我多么努力,中国方面拒绝尊重协议,我看不出他们心中有任何变化。对这一点,他答应与二天将到达印度的周恩来谈及,我们的会见就此结束。
我也跟周恩来谈过。我到机场去接见他,并在当晚与他进行了长谈。我告诉他,我们东部省份处境越来越坏。中国人强迫改革,而对本地的条件和人民愿望与利益不加考虑。周恩来似乎很同情,并说中国地方官员一定犯了错误。他说,他会将我说的话向毛泽东汇报,但我不能使他对任何改善方法作出肯定的承诺。
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哥哥土登诺布和加洛东珠去中国大使馆晚宴。他们与他的谈话则更有希望,也更明确。我哥哥在我们政府里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因此,他们可以谈得更坦率,而不害怕于其对西藏直接影响。他们之后告诉我这一谈话,他们似乎完全说出了他们的批评。他们告诉周恩来,西藏与中国几世纪以来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尊重。而现在,在西藏的中国人却把西藏人当成死敌。他们蓄意利用西藏人中最坏的典型和社会中不合适的东西,来桃起不和;而且他们忍视许多有爱国心的西藏人,他们也许可以改进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世俗事务上支援班禅喇嘛,以此重结介于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间的旧怨,并因此削弱我们政府的权力。他们还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维持着这么一支庞大的、无必要的军队,以致令我们经济崩溃,而物价也高涨到我们人民面临了饥饿的地步。不是西藏统治阶级,而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的侵占最为痛恨。也是他们要求中国撤军,并签署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协定。但拉萨的中国人并不听取群众意见。
周恩来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直言直语,但他一如既往地矜持礼貌和恭谦。他向我哥哥担保,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利用不受欢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禅喇嘛来削弱我的权力,或是制造倾轧。他们不想干预西藏事务,或者成为经济负担。他认同,也许中国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难。他承诺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当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撤出。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解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
但会谈结尾,他对他们说,他又有一项请求。他听说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们尽力劝我返回西藏。他说,如果我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我和我的人民。
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之后,我开始游览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计,如纳加的大型水电厂。而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之下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征集工人和自愿劳工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历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参观了山奇、阿加塔、比纳雨和菩提伽利略耶。我钦佩于这些明证了伟大的天才和虔诚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艺术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间的仇恨在过去是如何地伤害了这批遗产,而现在,由于印度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保,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镇定与平和。在比纳尔和菩提伽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在等着见我;我在两处都作了有关佛陀教义的讲话,让他们深切感到,应当遵从他为我们明确标明的和平之道。
我的朝礼菩提伽耶,是对我的深厚激励之根源。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永远会把菩提伽耶与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尊贵、最崇高的事物相 关系。我从年轻时代,就梦想过这次拜访。现在,我在这神圣的地方,伫立于已般大涅盘即最高的涅盘的圣者之前,他已为全人类找到拯救之道。我伫立着,一种宗教的炽热之情袭上我的心头,使我沉醉于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间神圣威力的知识和影响。
但是,当我的朝圣之旅向撤柰斯(即鹿野苑 )行进时,一位中国大使馆的信使来到我这里。他带来一份来自拉萨的中国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电报。电文说,家里处境十分严重,特务们和阴谋者在筹划一次大暴动;我应尽决回归。在菩提伽耶,我的中国陪同带来资讯说,周恩来将回到德里,急于会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得将自己拉回政治的敌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在德里,周恩来再次告诉我,西藏处境更坏了,我应当回去了。他决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众起义,他会随时使用武力来镇压。我记得 ,他曾说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制造乱子,我应当决定下来该走哪一条路。我告诉他,我尚没有准备作点什么,我重复了我们对中国占领的一切悲哀。我说,我们愿意忘却过去他们对我们的错误作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极其明确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他这样说,好象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
他告诉我,他听说我已受邀访问加林邦,一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印度北部边镇,那里有一个西藏团体,其中一些人是刚被中国统治所驱使而流亡的。他说,我不应当去,怕那里的人会制造麻烦。我只对他说,我将好好考虑。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他警告我说,一些印度官员非常好,而另一些则非常特别。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我出来时感到受挫伤,而极不满意。
第二天,中国政府高级成员,贺龙元帅来重复周恩来的劝告,说我应该立即返回拉萨。我记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国成语;「狮在深山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无意再去争执。我其时已深思熟虑过尼赫鲁先生的忠告和周恩来对我哥哥和我的保证。我告诉那位帅,我已决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对我的和我哥哥所作的承诺将会兑现。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与尼赫鲁先生作了最后的会谈。我想应该摘引他自己的与周恩来和我的会谈记录。1959年,他把这一记录交给了印度议会的下议院。
他说,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来这里时,他很客气地与我颇长时间地谈论过西藏。我们谈得坦率和完全。他说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把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本土人有着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国别的自治区里的人们一样,即使他们构成这 个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把西藏视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他又对我说,任何中国强加共产主义于西藏的想象都是荒谬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对一个落后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去强加。即使他们期待进步改革的到来,他们并不愿望这么作。甚至这些改革,他们也提议得廷迟一段合适的时间才进行。
在谈及与我的会见中,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其时跟他有过长谈。我对他说到与周恩来的友好讨论和他对西藏自治权的确保。我建议他良好的信任接受这一保证,为维护自治权而合作,并给西藏带来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同意说,尽管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十分先进,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却十分落后,改革是有必要的。
我记得在最后的会谈中,曾告诉他因为两个原因,我已决定回西藏;因为他建议我这么做,也因为周恩来给予我和我哥哥的确定的承诺。
尼赫鲁先生的个性使我深有印象。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出任何热烈的灵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发言人,能够巧妙捕捉国际政治,他向我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他的人民的信任。为了他们的福利和进步,他坚定地履行和平。
我也记得我们在那次会见中,谈到我去林邦的愿望。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劝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里的人们好生事,也许劝我不要回西藏。他说,印度是个自由国家,谁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补充说,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将作好一切安排来照顾我。
尽管有周恩来的劝阻,我还是决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件。我负有去拜访我的国人的精神上的责任,而这点周恩来完全不能建议我。
因此,我去了那里,不仅见到住在那里的西藏人,也遇到由我的政府从拉萨派出护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团。事实上,他们都建议我留在印度,因为西藏的处境已变得如此无望和危险。我已决定,给中国另一次机会以履行他们的政府诺言;再作一次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赢得自由。
我厌倦于政治。政治谈话占去了我在新德里的大部分时间,也缩短了我的朝圣之旅。我开始压倦这些,如果不是我对我西藏人民负有责任,我倒愿意从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兴,我在加林邦和噶喀有时间来静思默想,以及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讲演佛法。
山中下着大雪。在穿过那叔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开之前,我得将近等上一个月。
我出于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释迦牟尼佛诞本身对于所有佛教徒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个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圣。她对我们一直是个圣地。她是佛教文化创始人的诞生之地,也是几百年前,由印度圣者和先知们带往我们山脉之中的智慧的源泉。虽然和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儿女。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拜访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从与中国的繁忙的接触和一无所获的争执中撤退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这提供我一次机会,请教于尼赫鲁先生和别的民领袖以及圣者甘地的信徒们。我不能夸张我们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国际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我国任何别人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别国也像我们一样面临了这样的处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存在于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点都无裨益于我们,我们得由未经训练的本能来行事。急切需要明智的富于同情的指教。
我之想去尚有别的原因。我们曾与英国的印度有着长期友好的解触。事实上,那是我们与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触。但由于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印度政府,我们与印度的政治接触因而淡化。我坚信,我们应当重建这接触而巩固之,把它作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线。
前往印度还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西藏人在得知这一邀请,并通过我的官员催促我接受。因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关于我,而尚无关于他们的之外,即我必须从当务之急的政治困难中撤退。
但仅仅想去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不想我去,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征求他们的同意。
我与'范明将军商榷,他是最初驻于拉萨,并作为中国高级代表的。他开始说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议,但他所说的无疑地都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议。他这么说,我的心沈了下来。他说,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适的。他还以为由于筹备委员会尚有许多事要做,我作为主席, 理应留在拉萨。然后,象是宽慰,他补充说那邀请毕竟只来自宗教组织,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派去一名代表。
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这一希望。我推迟指派代表,也没有告知玛哈菩提学会我的不能前往。四个月后,约是1956年的十月中旬,那将军再次建议我指派代表，因为名单必须事前送往印度;然后,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经师为首的代表团来代表我。但十一月一日,或是二日,他再来见我,并承认,中国政府于十月一日收到印度政府的电报,邀请我和班禅喇嘛为这一庆祝活动的客人。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各方面都作了考虑,而且认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们愉快,拉萨人民也一样。但在范明将军告诉我这一邀请之前,印度驻拉萨总领导已告诉了别的几个人,而且传开了。当然,我个人推断,中国要想把这邀请保密,直到对我为时过晚而不可接受;现在仅仅是由于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
我准备启程。在我离开拉萨之前,张经武将军刚从中国来,作为常驻代表,我被当作小学生,领受了他的长篇大论。我发现很有趣,尽管也许那并非他故意如此。他说,匈亚利和波兰有点乱子,那是为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的一小撮人发动的。但苏联立即相应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灰之力地扑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责任是如此之大,他们会永远去援助任何这些国家。他对此大谈特谈,我致于意思到这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别国不得干预西藏。
然后,他谈及我的访问印度。他说尽管佛诞纯属宗教性,但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团,但国民党也有可能从台湾派去一支代表团。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代表即退会,他们也这样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湾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将拒绝参加。一当我到达印度,中国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后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向我问及藏中边界,我只应说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说,我也许会被问西藏的情况。如果新闻记者或者低级官员问及,我只说曾有点麻烦,但现在一切已归于正常。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及,我可以说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起义。
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一项建议,即如果我可能在庆祝期间发言,我得事先生拉萨准备好。事实上,我被安排在释迦牟尼佛诞大会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我来到印度后,完全重写。
那时,公路已建到亚东,从那里到边境只需步行两天。这是中国人疯狂地建筑,用以在我们全国各地安排驻军的战略公路网的一部分;但这也把由拉萨到印度的旅程由几周缩短为几天。我们在两天之内驶人亚东。在日喀则的路上,中国一只汽车渡轮把我们渡过了普拉马普达河,班禅喇嘛在那里加人了我们。第四天,我们骑马,这依然是跨越喜马拉雅关隘的唯一办法。
一位叫盛明义任军分区司令员的中国将军陪我们到达西藏的最后一个居民点春必坦止;他离开时,又给我们一次短暂的讲话。他很遗憾地说印度有许多反动份子,如果我与他们谈话,必须特别谨慎。他提醒我,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我代表中国和西藏。因此,我应当告诉 每一个人关于中国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上所作出的伟大进步。我应当让我见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国与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 由,也有任何别种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什么时候都欢迎来访中国。
那是在我穿过边境前所领受的最后指教。
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行是戏剧性的。穿越五十英里的荒凉的西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的皑皑雪峰指引着我们向前。在发里,从一个接近山麓的关隘可以尽揽其与世隔绝的壮观。然后,山道壁陡而下,再下,便到达了杜杜林和杜鹃遍布的春必谷地,这里盛长飞燕草、附子草和罂粟;人们有种 极少西藏人看过的天外世界的感觉。以下的世界是极下和极远地伸展的广袤而酷热的印度平原、繁华的城市和海洋。这里却依然有可攀越的关口那叔那关。道路再次上伸,出了森林线,到达极顶的边界,它在最终下降到锡金谷地之前,把人们重新带回到赤裸和熟悉的西藏风光。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必谷地。这也是1903年英国远征队所走的路,也是1904年协约后通商者所取之道----从此至江汉是任何外籍人土在西藏唯一有权通行的道路。谷地底是当1950年中国人侵时,我所迁徒的亚东镇。但它从那时起已有所改观。之后,我骑马下到谷地,再在中国公路下坐轿车南下。这当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样,我倒宁愿采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条公路顶端,靠近发里的地方,中国人表现得古里古怪。我想他们了解一些有关高山空气稀薄的事,因为在上几世纪都是骑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国人戴着氧气罩,舒舒服服地驾驶着。
亚东以上的风景对我是新鲜的。下了轿车,我在那叔拉骑马上边界,从我的中国监视人员那里解放出来,有了我从孩提时代起便不曾有过的愉 快的撞憬和兴奋的感情。我开始爬上山坡时,天气晴朗;但我们不久即走进云雾里;最后的几千英尺路,十分潮湿而寒冷。而这只是为我们在山头上受到的欢迎增添了快乐。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位警卫;然后是前来问候的姑妈大君和印度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印度官员带给我印度总统、副总统、首相和印度政府的问侯。他赠给我一条哈达,这是西藏的问候方式;一圈花环,这是印度传统。我们相伴骑马下到锡金的中阁,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
第二天,我们前往锡金的首都甘扎。当我们穿过锡金和北印度,一步步地由原始到现代地转换运输工具,那自发前来的快乐的欢迎者也同时增 加,我感到不在异乡,而是宾至如归。我们在第十英里处,下马坐进了吉普车,中国大使在那里加入了我们。然后,出城不远,锡金的大君和他的大臣们加入了我们,而我从吉普车转到他的轿车里去。在这辆轿车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滑稽的事。它一边飘着锡金旗,另一边飘着西藏旗。我们在进城的路上小憩了一阵。一大群人抛来哈达和花以示问候。这时,我吃惊地看着一位作大使的翻译的孤零零的中国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国国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高兴地看出他们也知道这滑稽剧的一面。
我们坐飞机结束了这一旅行。当我们到达新德里时,我看见了为英国所建、作为遗留给了崭新而自由的印度首度的壮观。副总统拉达柯日西 那博土和首相尼赫鲁先生早在机场等候欢迎我们。同我坐在飞机里的中国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绍给他们,再介绍给外交界。他带着我,穿过队列,引见许多国家的官员。我们来到英国代表面前,但我犹疑当我们走到美国代表那里时,会发生什么？那可是外交仪式中微妙的考验。在这关建时刻,那位中国大使像魔术师一样倏然消失,而我被留下来与美国人面面相对。印度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并介绍了我们。
我和拉达柯日西那博士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他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我,并快乐地谈及我们国家之间长久的联系。在为释迦牟尼佛诞所设立的旗帜和装饰之下,人群聚在路边,以增添对我的欢迎。我们来到拉切巴提巴芬的总统住所,总统拉吉达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蔼的笑容和声音在谒见室的门口接待了我。我对这两位领袖都有着极其深刻与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们是象征着印度人民的永恒精神的忠诚而博学的人物。
我到达新德里的第一个早晨的第一次参观是去拉迦塔,即圣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当我在斜向迦莫纳河的一块绿色草坪上祈祷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我来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面前,这人的灵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个为了保存印度和人类的精神而奋门终身的人物,一个释迦牟尼佛真诚的弟子,一个对全人类之间的和平与和谐的真诚的信仰者。我站在那里,迷惑了:假若圣雄甘地尚在,他又会忠告我什么。我敢于肯定,但会把意志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战门之中。
我强烈地意愿能在今世有幸见到他。我站在那里,感到与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远是我应该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过,而且依然有着对他所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的教义不可动摇的信仰。现在,我更坚定地决心,不论我面临何种困难,都遵从他的指导。我比从前更强烈地快定,我永远也不可与暴力行动相联系。
那次朝圣之后,我有两三天忙于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的庆祝活动。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为了世界和平而宣扬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土交谈。所以,在我座谈会的演讲里,我强调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质。我说,我希望这些庆祝将有助于传播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间的智慧之道;因为佛陀的教导不仅可以指导人们走向一个满足与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结束民族之间的敌意。对人道的拯救可从佛教的原则上寻到。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我将廷伸这一声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于所有人类的潜的宗教本性。而对这一本性的强暴压制便是和平的敌人。
我在这次庆祝大会之后,才真正与尼赫鲁先生进行了第一次长谈。我的见解到那时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释过我为什么想来印度;现在,我极不 情愿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我不应当再回去;我相信,我应当留在印度,直到中国政策有了积极改变的迹象。也许是我在感情上的与圣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与许多博学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会见使我作出这一哀伤的决定。我几乎是第一次见到不是西藏人,却对西藏富于真挚的同情的人物。我以为,我在家里再也帮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制他们采取暴力的愿望;我的一切为和平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释到底西藏发生了什么,并努力发起他们在道德上对我们的支持,由此,也许可给中国无情的暴力政策带来些改变。
我向尼赫鲁先生先生解释这些。我们单独会见,除了他的西藏翻译。我先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能有机会前来印度参加庆祝佛诞大会。之后,我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害怕更坏的厄运会传遍到西藏各地。我说,我得信服,中国确实意于永远摧毁我们的宗教和风俗,也因此斩断我们与印度的历史联系。我告诉他,现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后,我解释,为什么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赢回我们的自由。
他和蔼而耐心地听着。但他坚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么事也不能作。他说谁也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的独立。他同意我的观点,即企图与中国发生战争是无渭的。如果我们企图于此,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派来更多的部队,彻底镇压我们。他建议我回西藏,和平地工作,努力实行十七条协议。
我说,我曾尽力而为去执行十七条,但不管我多么努力,中国方面拒绝尊重协议,我看不出他们心中有任何变化。对这一点,他答应与二天将到达印度的周恩来谈及,我们的会见就此结束。
我也跟周恩来谈过。我到机场去接见他,并在当晚与他进行了长谈。我告诉他,我们东部省份处境越来越坏。中国人强迫改革,而对本地的条件和人民愿望与利益不加考虑。周恩来似乎很同情,并说中国地方官员一定犯了错误。他说,他会将我说的话向毛泽东汇报,但我不能使他对任何改善方法作出肯定的承诺。
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哥哥土登诺布和加洛东珠去中国大使馆晚宴。他们与他的谈话则更有希望,也更明确。我哥哥在我们政府里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因此,他们可以谈得更坦率,而不害怕于其对西藏直接影响。他们之后告诉我这一谈话,他们似乎完全说出了他们的批评。他们告诉周恩来,西藏与中国几世纪以来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尊重。而现在,在西藏的中国人却把西藏人当成死敌。他们蓄意利用西藏人中最坏的典型和社会中不合适的东西,来桃起不和;而且他们忍视许多有爱国心的西藏人,他们也许可以改进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世俗事务上支援班禅喇嘛,以此重结介于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间的旧怨,并因此削弱我们政府的权力。他们还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维持着这么一支庞大的、无必要的军队,以致令我们经济崩溃,而物价也高涨到我们人民面临了饥饿的地步。不是西藏统治阶级,而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的侵占最为痛恨。也是他们要求中国撤军,并签署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协定。但拉萨的中国人并不听取群众意见。
周恩来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直言直语,但他一如既往地矜持礼貌和恭谦。他向我哥哥担保,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利用不受欢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禅喇嘛来削弱我的权力,或是制造倾轧。他们不想干预西藏事务,或者成为经济负担。他认同,也许中国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难。他承诺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当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撤出。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解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
但会谈结尾,他对他们说,他又有一项请求。他听说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们尽力劝我返回西藏。他说,如果我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我和我的人民。
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之后,我开始游览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计,如纳加的大型水电厂。而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之下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征集工人和自愿劳工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历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参观了山奇、阿加塔、比纳雨和菩提伽利略耶。我钦佩于这些明证了伟大的天才和虔诚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艺术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间的仇恨在过去是如何地伤害了这批遗产,而现在,由于印度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保,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镇定与平和。在比纳尔和菩提伽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在等着见我;我在两处都作了有关佛陀教义的讲话,让他们深切感到,应当遵从他为我们明确标明的和平之道。
我的朝礼菩提伽耶,是对我的深厚激励之根源。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永远会把菩提伽耶与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尊贵、最崇高的事物相 关系。我从年轻时代,就梦想过这次拜访。现在,我在这神圣的地方,伫立于已般大涅盘即最高的涅盘的圣者之前,他已为全人类找到拯救之道。我伫立着,一种宗教的炽热之情袭上我的心头,使我沉醉于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间神圣威力的知识和影响。
但是,当我的朝圣之旅向撤柰斯(即鹿野苑 )行进时,一位中国大使馆的信使来到我这里。他带来一份来自拉萨的中国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电报。电文说,家里处境十分严重,特务们和阴谋者在筹划一次大暴动;我应尽决回归。在菩提伽耶,我的中国陪同带来资讯说,周恩来将回到德里,急于会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得将自己拉回政治的敌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在德里,周恩来再次告诉我,西藏处境更坏了,我应当回去了。他决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众起义,他会随时使用武力来镇压。我记得 ,他曾说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制造乱子,我应当决定下来该走哪一条路。我告诉他,我尚没有准备作点什么,我重复了我们对中国占领的一切悲哀。我说,我们愿意忘却过去他们对我们的错误作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极其明确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他这样说,好象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
他告诉我,他听说我已受邀访问加林邦,一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印度北部边镇,那里有一个西藏团体,其中一些人是刚被中国统治所驱使而流亡的。他说,我不应当去,怕那里的人会制造麻烦。我只对他说,我将好好考虑。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他警告我说,一些印度官员非常好,而另一些则非常特别。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我出来时感到受挫伤,而极不满意。
第二天,中国政府高级成员,贺龙元帅来重复周恩来的劝告,说我应该立即返回拉萨。我记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国成语;「狮在深山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无意再去争执。我其时已深思熟虑过尼赫鲁先生的忠告和周恩来对我哥哥和我的保证。我告诉那位帅,我已决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对我的和我哥哥所作的承诺将会兑现。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与尼赫鲁先生作了最后的会谈。我想应该摘引他自己的与周恩来和我的会谈记录。1959年,他把这一记录交给了印度议会的下议院。
他说,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来这里时,他很客气地与我颇长时间地谈论过西藏。我们谈得坦率和完全。他说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把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本土人有着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国别的自治区里的人们一样,即使他们构成这 个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把西藏视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他又对我说,任何中国强加共产主义于西藏的想象都是荒谬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对一个落后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去强加。即使他们期待进步改革的到来,他们并不愿望这么作。甚至这些改革,他们也提议得廷迟一段合适的时间才进行。
在谈及与我的会见中,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其时跟他有过长谈。我对他说到与周恩来的友好讨论和他对西藏自治权的确保。我建议他良好的信任接受这一保证,为维护自治权而合作,并给西藏带来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同意说,尽管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十分先进,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却十分落后,改革是有必要的。
我记得在最后的会谈中,曾告诉他因为两个原因,我已决定回西藏;因为他建议我这么做,也因为周恩来给予我和我哥哥的确定的承诺。
尼赫鲁先生的个性使我深有印象。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出任何热烈的灵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发言人,能够巧妙捕捉国际政治,他向我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他的人民的信任。为了他们的福利和进步,他坚定地履行和平。
我也记得我们在那次会见中,谈到我去林邦的愿望。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劝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里的人们好生事,也许劝我不要回西藏。他说,印度是个自由国家,谁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补充说,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将作好一切安排来照顾我。
尽管有周恩来的劝阻,我还是决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件。我负有去拜访我的国人的精神上的责任,而这点周恩来完全不能建议我。
因此,我去了那里,不仅见到住在那里的西藏人,也遇到由我的政府从拉萨派出护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团。事实上,他们都建议我留在印度,因为西藏的处境已变得如此无望和危险。我已决定,给中国另一次机会以履行他们的政府诺言;再作一次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赢得自由。
我厌倦于政治。政治谈话占去了我在新德里的大部分时间,也缩短了我的朝圣之旅。我开始压倦这些,如果不是我对我西藏人民负有责任,我倒愿意从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兴,我在加林邦和噶喀有时间来静思默想,以及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讲演佛法。
山中下着大雪。在穿过那叔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开之前,我得将近等上一个月。
第九章:暴动
天气终于好转。道路再度畅通。我在那叔拉山顶与来自印度和锡金的朋友们作最后道别。当我穿越关隘,进入西藏,我看见在西藏人喜欢飘在高处的祈祷旗中间,还有巨大的红色中国旗和毛泽东画像。无疑这意味着欢迎,但对我们国家而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欢迎。
一位中国将军在等候接待我们。幸运的是,来者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金若云将军,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官员之一。他是个真诚而耿直的人;但决不是唯一的----我也见过别的一样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人。我十分肯定,他们许多人会乐于帮助我们,但他们屈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几乎什么也不能作。然而,其中的一个是如此强烈地为我们着想,他在1958年加入我们的游击队,跟他们一起打了九个月仗,现在在印度成为难民。
我决定在回拉萨一路所经过的城镇,自由地讲话----亚东、江孜和日喀则。在我和我哥哥从新德里得到承诺之后,我想着看中国对这西藏人爽快的讲话会有何反应。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也在拉萨,反复强调我在1955年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对我的人民和西藏与中国官员们所讲的话: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我们不是他们的子民。我们被承诺为一个自治的政府,每个人都应竭力使之实现。我们的责任永远是纠正错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藏人所犯下的。我说,中国统治者已向我保证,在西藏的中国人仅仅是来帮助西藏人,因而,任何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人都是不服从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同时把这一政策付诸实践,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一个行为是都严格遵照十七条,力所能及地赢得自治权。最初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反应,但我渐渐明白,他们认为我只是在受到外国的影响下而行动的。
我不久得知,当我在印度的时候,拉萨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的怒火在不断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是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省份的难民的涌人。他们中的几千人在拉萨周围搭棚,以期得到政府的保护。每个人都从他们那里得知中国人在试图强加他们的理论时所采用的残酷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它地区实行。
当人民的怒火连续增长并倾向于暴力时,中国权威们的态度也极其意外和令人迷惑地各不同。在我回来之前,曾有一段日子,他们以中国人可 能有的谦恭来对待我的噶伦们。他们在此期间召开会议,对噶厦说,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对其计划的改革十分焦虑。他们似毫不想忽视人民的意愿,因此改革将推迟六年之久。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来抗议的结果;不管是否如此,这已为时过晚,而不会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敌意。
然而,也是这段谨而慎之的友谊期间,中国人在没有事先警告噶厦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会宣告,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已在东部爆发,他们已作好全部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镇压之。噶伦们对此震惊。他们当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们不知道暴动是如此严重,以致中国人公开承认。
于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个友好时期倏然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受到的威胁,发号施令和几乎无可掩饰的虐待的气氛。
我在访问印度之后,曾邀请尼赫鲁先生来访拉萨。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到的客礼,而且当然也因为我想让他拥有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的亲身印象。他接受了,而中国人起初并不反对。但,我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知道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作的事。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前,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确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说什么西藏人并不欢迎他,把他作为救主,反而是会去伤害他----因此,很不幸,我得收回请帖。我因此再次从与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议中隔离。
渐渐地,我们从难民报告中得到对于正在东部和东北部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印象,尽管真实的历史尚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会。在一当侵 略开始便完全处在中国的统治下的地区,那些被驱赶进山中当游击队员的康巴人们也由几百人增加到上万人。他们与中国军队狠狠打了几仗。中国人已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而且轰击他们猜疑公开或不公开地援助过他们的村庄和寺院的人民。因此,村庄和寺院被院全摧毁。土地被没收。喇嘛和俗家领导人受到侮辱,监禁、屠杀,甚至拷打。佛像、经书和别的对我们有着神圣意义的东西受到摧毁、嘲弄、或者偷盗。亵渎性的布告写进大字报上,刊于报纸,并在学校宣讲,说什么宗教只是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佛陀」是「反动派」。几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送到拉萨,并在那里的中国和西藏干部中间流通。当中国人看到西藏人民的强烈的反应,发现到这样作实在过火,于是以每份伍块钱的代价,企图在拉萨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事之前,将它们全部收回。
如果说,中国曾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祖国自愿的公民的话,他们显然至少在东部省份放弃了这种企图。西藏人永远不会被威吓,或者受威胁而至于默认此事。而攻击我们的宗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一项疯狂的政策。这仅仅是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我到达拉萨后不久,整个东部、东北都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地平静。
当然,我在拉萨向中国将军们强烈抗议这项令人震惊的战争策略。举个列子,当我抗议轰炸村庄和寺院时,他会许诺立即停止,但此举却照样地继续着。
在拉萨,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的人数目增至一万人。其中一些是永久居民,大多数是难民。由于是东部人民发起一场暴动,这些在拉萨扎营 的人害怕中国人会对他们报复,他们向噶厦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保护。中国司令们告诉噶厦,保证不对东都人民普遍采取惩罚行为,噶夏请来康巴领导人,竭力克服他们的恐惧感。但他们只能使其短时期地得以镇定。他们再来要求噶夏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书面关于中国将不惩罚这些康巴人和安多人的保证书。但中国人拒绝了,理由很奇怪,说什么如果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就会传到印度,也就会使中国丢脸。
噶厦什么也不能作,只有重复中国人的口头承诺,并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来书写成文。但不久,迹象表明这些诺言和许多别的一样空洞。几周后,中国官员在康巴人中间转来转去,收集意见,详细记录各种各样的个人履历。这是前所未有的,使康巴人增添了恐惧。他们认为这是集体逮捕的前奏。并断定他们在拉萨不再安全。大流徒因而开始了。一些难民夜间开始朝山中出发,有些带着家人,去找游击队并加入其中,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留下来。
这当然也激怒了中国人,他们的怨言也纷纷涌入噶厦办公室。我对这一事件的转变极不安。这使我的处境更加为难。我一方面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们,男男女女,把自己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竭力以他们可找到的唯一的手段拉来拯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当人们听到中国人在东部的可怕行为,人类的自然反应便是去寻求报复。更有甚者,我知道,他们把自己视作对我作为达赖喇嘛的忠诚而战的:达赖喇嘛是他们所努力防御的核心。
我被迫回到以前的争执。我时常把自己带回拉加特,我再次迷惑了,在这变幻的处境下,圣雄甘地又会给予我什么指导,依然是非暴力么？我只能相信他会的。不管有多么大的暴力用以反对我们,那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使用暴力回敬的权利。而且,我从实践的一面看出,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中国会易如反掌地在整个西藏实行如在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我想应当再努力劝阻我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引起同样、或者更坏的在全国各地的报复。我让噶厦给康巴族领导人送信,说这些是我的愿望。他们指定了一个包括两位俗官和三位僧官的使团去找游击队领导并告知他们;这支使团也带去中国人的承诺;即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就不会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行动。那一承诺也有这样的暗示,就是如果他们拒绝,后果会更严重。中国人曾以此许诺为条件,要求游击队缴械;但噶厦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康巴人会接受。
我在这期间,与三位高级将军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谈过几次。他们的所说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相干。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予我的保证,就是至少在六年内,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改变,甚至在这之后,改革不会违反人民的愿望而强迫进行。然而,他们正 在强加这些,在东部地区,违反人民最强烈的愿望。也许他们可以自欺欺人,这些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西藏。但他们重复的承诺给予了我一线希望,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企图。
之后,他们突然改变政策。到那时,正是他们,中国军队在东部对游击队进行报复,也在别处威胁他们。他们现在强迫我们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游击队。说我们应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镇压暴动。他们将向我们提供援兵和给养。但噶厦对此绝对拒绝。他们指出西藏军队规模太小,训练和装备都不良,而且必须用以维持拉萨的和平;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说他们不能担保西藏军队不会与游击队联手。我不会坏疑此事有可能发生。派出一支西藏军队去攻打除了防御西藏,并没有犯什么罪的西藏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噶厦被迫向一项中国主要命令坚定地挑战。
中国有把无关紧要和至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的怪异的方法。在所有这些生死重大的事件中,他们一直使用「反动派」一词描写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人。这词语对共产主义者有着特殊的感性意义,但对我却没有意思。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开始把这用作游击队的同义词。无疑,对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极大的罪恶;但当我们使用这词,总的意义是表示钦佩。这似乎并不困扰我们,或者康巴人,不管他们的西藏同仁如何称呼他们。但其后,当我在写作中天真地使用这个词语时,它在我海外朋友之间确乎引起混淆。
中国人在更为严肃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缺乏逻辑和平衡。暴动是在为他们控制了七年的地区爆发的;然而现在,他们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政府。他们的抱怨和指责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噶厦没有尽力镇压「反动派」,不守卫紧西藏军火,从而使「反动派」得以偷盗武器和弹药。致使几百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将向他们讨还血债。与所有的侵略者一样,他们全然无视于反对他们的暴力的唯一原因,即我们的人民不要他们留在我们国家里,并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去消灭他们。
但中国指责我们的政府,他们依然为根本上就不存在的「帝国主义」幽灵所作崇。他们一定已经知道西藏并没有「帝国主义」武装,也从没有过。但现在,他们说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与「帝国主义」联盟,正是他们在西藏制造麻烦。他们对其中的九人指名,包括我先前的司伦鲁康娃和我哥哥土登诺布与加落东珠,并要求除去他们的西藏国籍。这道命令对我和我的噶厦是不值得去挑战的。指控原是一派胡言,但这九人也许把被单独点名视为荣耀。而这惩罚,就我所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是一丁点麻烦。
但我们在拉萨已到达了崩溃的顶点。我的噶厦已与中国人有所裂痕。中国人武装他们的公民,加强城市设防。他们宣称只保护他们自己在全国的国民和通信，别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在学校和别的地方召开更多的聚会,告诉人们,噶厦与「反动派」联盟,有关成员将会依法处治,但不只是枪毙,他们还继续解释说,而且慢慢地公开处决。谭冠三将军在一次拉萨妇女大会上谈,哪里有腐肉,那里就有苍蝇;如果你除去这块腐肉,苍蝇也就不会再来困扰。我猜测,苍蝇是指游击战士;那块腐肉,不是我的噶厦,就是我本人。
然而,中国说噶厦与游击队联盟,我不怀疑康巴人会相信噶厦多多少少与中国人联盟。噶厦派往康巴族的使团从没有回来过。其中的五名自愿加人了游击队,那时要指责他们也很困难了。我的通过他们所表示的愿望,曾使战门暂歇,但这已属为时已晚。多数游击队员不会回家,因为他们不相信所谓不采取反对他们行为的保证;他们中的大批人事实上,其时已无家可归。
我得承认,我濒临了绝望的边缘。不管是偶然,还是蓄意,中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危机。
一位中国将军在等候接待我们。幸运的是,来者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金若云将军,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官员之一。他是个真诚而耿直的人;但决不是唯一的----我也见过别的一样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人。我十分肯定,他们许多人会乐于帮助我们,但他们屈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几乎什么也不能作。然而,其中的一个是如此强烈地为我们着想,他在1958年加入我们的游击队,跟他们一起打了九个月仗,现在在印度成为难民。
我决定在回拉萨一路所经过的城镇,自由地讲话----亚东、江孜和日喀则。在我和我哥哥从新德里得到承诺之后,我想着看中国对这西藏人爽快的讲话会有何反应。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也在拉萨,反复强调我在1955年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对我的人民和西藏与中国官员们所讲的话: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我们不是他们的子民。我们被承诺为一个自治的政府,每个人都应竭力使之实现。我们的责任永远是纠正错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藏人所犯下的。我说,中国统治者已向我保证,在西藏的中国人仅仅是来帮助西藏人,因而,任何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人都是不服从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同时把这一政策付诸实践,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一个行为是都严格遵照十七条,力所能及地赢得自治权。最初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反应,但我渐渐明白,他们认为我只是在受到外国的影响下而行动的。
我不久得知,当我在印度的时候,拉萨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的怒火在不断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是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省份的难民的涌人。他们中的几千人在拉萨周围搭棚,以期得到政府的保护。每个人都从他们那里得知中国人在试图强加他们的理论时所采用的残酷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它地区实行。
当人民的怒火连续增长并倾向于暴力时,中国权威们的态度也极其意外和令人迷惑地各不同。在我回来之前,曾有一段日子,他们以中国人可 能有的谦恭来对待我的噶伦们。他们在此期间召开会议,对噶厦说,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对其计划的改革十分焦虑。他们似毫不想忽视人民的意愿,因此改革将推迟六年之久。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来抗议的结果;不管是否如此,这已为时过晚,而不会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敌意。
然而,也是这段谨而慎之的友谊期间,中国人在没有事先警告噶厦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会宣告,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已在东部爆发,他们已作好全部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镇压之。噶伦们对此震惊。他们当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们不知道暴动是如此严重,以致中国人公开承认。
于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个友好时期倏然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受到的威胁,发号施令和几乎无可掩饰的虐待的气氛。
我在访问印度之后,曾邀请尼赫鲁先生来访拉萨。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到的客礼,而且当然也因为我想让他拥有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的亲身印象。他接受了,而中国人起初并不反对。但,我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知道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作的事。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前,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确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说什么西藏人并不欢迎他,把他作为救主,反而是会去伤害他----因此,很不幸,我得收回请帖。我因此再次从与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议中隔离。
渐渐地,我们从难民报告中得到对于正在东部和东北部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印象,尽管真实的历史尚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会。在一当侵 略开始便完全处在中国的统治下的地区,那些被驱赶进山中当游击队员的康巴人们也由几百人增加到上万人。他们与中国军队狠狠打了几仗。中国人已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而且轰击他们猜疑公开或不公开地援助过他们的村庄和寺院的人民。因此,村庄和寺院被院全摧毁。土地被没收。喇嘛和俗家领导人受到侮辱,监禁、屠杀,甚至拷打。佛像、经书和别的对我们有着神圣意义的东西受到摧毁、嘲弄、或者偷盗。亵渎性的布告写进大字报上,刊于报纸,并在学校宣讲,说什么宗教只是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佛陀」是「反动派」。几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送到拉萨,并在那里的中国和西藏干部中间流通。当中国人看到西藏人民的强烈的反应,发现到这样作实在过火,于是以每份伍块钱的代价,企图在拉萨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事之前,将它们全部收回。
如果说,中国曾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祖国自愿的公民的话,他们显然至少在东部省份放弃了这种企图。西藏人永远不会被威吓,或者受威胁而至于默认此事。而攻击我们的宗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一项疯狂的政策。这仅仅是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我到达拉萨后不久,整个东部、东北都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地平静。
当然,我在拉萨向中国将军们强烈抗议这项令人震惊的战争策略。举个列子,当我抗议轰炸村庄和寺院时,他会许诺立即停止,但此举却照样地继续着。
在拉萨,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的人数目增至一万人。其中一些是永久居民,大多数是难民。由于是东部人民发起一场暴动,这些在拉萨扎营 的人害怕中国人会对他们报复,他们向噶厦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保护。中国司令们告诉噶厦,保证不对东都人民普遍采取惩罚行为,噶夏请来康巴领导人,竭力克服他们的恐惧感。但他们只能使其短时期地得以镇定。他们再来要求噶夏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书面关于中国将不惩罚这些康巴人和安多人的保证书。但中国人拒绝了,理由很奇怪,说什么如果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就会传到印度,也就会使中国丢脸。
噶厦什么也不能作,只有重复中国人的口头承诺,并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来书写成文。但不久,迹象表明这些诺言和许多别的一样空洞。几周后,中国官员在康巴人中间转来转去,收集意见,详细记录各种各样的个人履历。这是前所未有的,使康巴人增添了恐惧。他们认为这是集体逮捕的前奏。并断定他们在拉萨不再安全。大流徒因而开始了。一些难民夜间开始朝山中出发,有些带着家人,去找游击队并加入其中,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留下来。
这当然也激怒了中国人,他们的怨言也纷纷涌入噶厦办公室。我对这一事件的转变极不安。这使我的处境更加为难。我一方面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们,男男女女,把自己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竭力以他们可找到的唯一的手段拉来拯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当人们听到中国人在东部的可怕行为,人类的自然反应便是去寻求报复。更有甚者,我知道,他们把自己视作对我作为达赖喇嘛的忠诚而战的:达赖喇嘛是他们所努力防御的核心。
我被迫回到以前的争执。我时常把自己带回拉加特,我再次迷惑了,在这变幻的处境下,圣雄甘地又会给予我什么指导,依然是非暴力么？我只能相信他会的。不管有多么大的暴力用以反对我们,那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使用暴力回敬的权利。而且,我从实践的一面看出,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中国会易如反掌地在整个西藏实行如在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我想应当再努力劝阻我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引起同样、或者更坏的在全国各地的报复。我让噶厦给康巴族领导人送信,说这些是我的愿望。他们指定了一个包括两位俗官和三位僧官的使团去找游击队领导并告知他们;这支使团也带去中国人的承诺;即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就不会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行动。那一承诺也有这样的暗示,就是如果他们拒绝,后果会更严重。中国人曾以此许诺为条件,要求游击队缴械;但噶厦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康巴人会接受。
我在这期间,与三位高级将军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谈过几次。他们的所说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相干。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予我的保证,就是至少在六年内,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改变,甚至在这之后,改革不会违反人民的愿望而强迫进行。然而,他们正 在强加这些,在东部地区,违反人民最强烈的愿望。也许他们可以自欺欺人,这些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西藏。但他们重复的承诺给予了我一线希望,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企图。
之后,他们突然改变政策。到那时,正是他们,中国军队在东部对游击队进行报复,也在别处威胁他们。他们现在强迫我们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游击队。说我们应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镇压暴动。他们将向我们提供援兵和给养。但噶厦对此绝对拒绝。他们指出西藏军队规模太小,训练和装备都不良,而且必须用以维持拉萨的和平;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说他们不能担保西藏军队不会与游击队联手。我不会坏疑此事有可能发生。派出一支西藏军队去攻打除了防御西藏,并没有犯什么罪的西藏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噶厦被迫向一项中国主要命令坚定地挑战。
中国有把无关紧要和至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的怪异的方法。在所有这些生死重大的事件中,他们一直使用「反动派」一词描写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人。这词语对共产主义者有着特殊的感性意义,但对我却没有意思。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开始把这用作游击队的同义词。无疑,对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极大的罪恶;但当我们使用这词,总的意义是表示钦佩。这似乎并不困扰我们,或者康巴人,不管他们的西藏同仁如何称呼他们。但其后,当我在写作中天真地使用这个词语时,它在我海外朋友之间确乎引起混淆。
中国人在更为严肃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缺乏逻辑和平衡。暴动是在为他们控制了七年的地区爆发的;然而现在,他们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政府。他们的抱怨和指责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噶厦没有尽力镇压「反动派」,不守卫紧西藏军火,从而使「反动派」得以偷盗武器和弹药。致使几百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将向他们讨还血债。与所有的侵略者一样,他们全然无视于反对他们的暴力的唯一原因,即我们的人民不要他们留在我们国家里,并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去消灭他们。
但中国指责我们的政府,他们依然为根本上就不存在的「帝国主义」幽灵所作崇。他们一定已经知道西藏并没有「帝国主义」武装,也从没有过。但现在,他们说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与「帝国主义」联盟,正是他们在西藏制造麻烦。他们对其中的九人指名,包括我先前的司伦鲁康娃和我哥哥土登诺布与加落东珠,并要求除去他们的西藏国籍。这道命令对我和我的噶厦是不值得去挑战的。指控原是一派胡言,但这九人也许把被单独点名视为荣耀。而这惩罚,就我所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是一丁点麻烦。
但我们在拉萨已到达了崩溃的顶点。我的噶厦已与中国人有所裂痕。中国人武装他们的公民,加强城市设防。他们宣称只保护他们自己在全国的国民和通信，别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在学校和别的地方召开更多的聚会,告诉人们,噶厦与「反动派」联盟,有关成员将会依法处治,但不只是枪毙,他们还继续解释说,而且慢慢地公开处决。谭冠三将军在一次拉萨妇女大会上谈,哪里有腐肉,那里就有苍蝇;如果你除去这块腐肉,苍蝇也就不会再来困扰。我猜测,苍蝇是指游击战士;那块腐肉,不是我的噶厦,就是我本人。
然而,中国说噶厦与游击队联盟,我不怀疑康巴人会相信噶厦多多少少与中国人联盟。噶厦派往康巴族的使团从没有回来过。其中的五名自愿加人了游击队,那时要指责他们也很困难了。我的通过他们所表示的愿望,曾使战门暂歇,但这已属为时已晚。多数游击队员不会回家,因为他们不相信所谓不采取反对他们行为的保证;他们中的大批人事实上,其时已无家可归。
我得承认,我濒临了绝望的边缘。不管是偶然,还是蓄意,中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危机。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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