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传媒制造世界
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国念书，研究西藏问题。去法国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为他会驾轻就熟，没想到最后拿学位时，他的论文被他的法国导师“枪毙”。原因是论文中谈到了中共时期西藏社会的进步。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爱中共的人，不会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赞歌，但是只要研究当代西藏，中共的统治是躲不过去的。他对西藏的了解照理说应当比他的导师多，可是他不能不按照导师的看法改了论文，才算把学位拿下来。他出国前总是赞美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现在则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问题上，他认为西方与中共相差不多，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而已。
我在西藏遇见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
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兴奋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励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喇嘛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喇嘛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与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
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类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禅在一九二三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一九九零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32］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一九八九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径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 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功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 ·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宝座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33］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撤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
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分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有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34］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
凭藉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
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它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在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
例如达赖喇嘛一九八七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35］，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36］。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更是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37］、“小孩被驱迫为奴工”［38］、“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39］、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两千五百名武装西藏人”［40］……也都甚为离谱。
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而言都免不了）的特例。
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拽住的长度。
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掺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
当西方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它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
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它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信息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我在西藏遇见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
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兴奋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励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喇嘛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喇嘛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与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
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类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禅在一九二三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一九九零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32］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一九八九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径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 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功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 ·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宝座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33］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撤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
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分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有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34］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
凭藉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
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它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在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
例如达赖喇嘛一九八七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35］，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36］。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更是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37］、“小孩被驱迫为奴工”［38］、“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39］、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两千五百名武装西藏人”［40］……也都甚为离谱。
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而言都免不了）的特例。
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拽住的长度。
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掺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
当西方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它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
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它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信息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注 释
［1］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3。
［2］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5。
［3］D·米勒，《西藏妇女的地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29。
［4］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6-417。
［5］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7。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7。
［7］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42。
［8］梁辰，《西藏比中国有希望---一个灭顶文明的力量》，《民主中国》 电子版第二十二期。
［9］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0］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 版第五十三期。
［11］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2］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63，24。
［13］朱少逸，《 拉萨见闻记 》，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21。
［14］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 页124。
［15］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 页24
［16］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7］陈锡璋，《 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51。
［19］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 30-31
［2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 Antoine Donnet: 《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 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3。
［21] 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5-266。
［22］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23］Melryn 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p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 264。
［24］同上， 1994内，页 263。
e25］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页 92。
［26］同上，1994年，页90。
［27］同上，1994年，页89。
［28］同上，1994年，页90。
［2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8-249。
［3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1。
［31］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 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72-476。
［32］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91-92。
［33］范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页108-110。
［3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63。
［35］Melryn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
［36］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 23。
［3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9。
［3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276。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8。
［40］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311。
１．此宪法目前尚为草案，因为按照民主理念，宪法需要全体人民批准，而藏人的大多数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不能参与讨论和进行选择。所以要等到那些藏人都有可能表态以后，宪法才能正式通过。但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流亡藏人中就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
２．《纽约时报》报道，接近诺贝尔委员会的人说，他们选择达赖喇嘛作为获奖者“是试图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民主运动的学生领导人的努力的承认”。（ A· 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 第十辑》 页 471）。
［2］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5。
［3］D·米勒，《西藏妇女的地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29。
［4］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6-417。
［5］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7。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7。
［7］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42。
［8］梁辰，《西藏比中国有希望---一个灭顶文明的力量》，《民主中国》 电子版第二十二期。
［9］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0］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 版第五十三期。
［11］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2］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63，24。
［13］朱少逸，《 拉萨见闻记 》，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21。
［14］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 页124。
［15］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 页24
［16］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7］陈锡璋，《 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51。
［19］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 30-31
［2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 Antoine Donnet: 《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 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3。
［21] 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5-266。
［22］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23］Melryn 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p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 264。
［24］同上， 1994内，页 263。
e25］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页 92。
［26］同上，1994年，页90。
［27］同上，1994年，页89。
［28］同上，1994年，页90。
［2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8-249。
［3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1。
［31］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 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72-476。
［32］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91-92。
［33］范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页108-110。
［3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63。
［35］Melryn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
［36］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 23。
［3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9。
［3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276。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8。
［40］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311。
１．此宪法目前尚为草案，因为按照民主理念，宪法需要全体人民批准，而藏人的大多数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不能参与讨论和进行选择。所以要等到那些藏人都有可能表态以后，宪法才能正式通过。但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流亡藏人中就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
２．《纽约时报》报道，接近诺贝尔委员会的人说，他们选择达赖喇嘛作为获奖者“是试图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民主运动的学生领导人的努力的承认”。（ A· 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 第十辑》 页 471）。
1.开放的礼品
随着毛泽东撒手人间，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的契机。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终得机会实施他在韬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国之蓝图。
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坐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与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
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
达赖方面立刻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三百七十六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应该是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比在达赖统治下发展的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
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内部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
全国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耙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1]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八十年代，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耙少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西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西藏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
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就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的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前一天，召开了四千五百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风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2]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 [3]。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一九一二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军西藏、一九五九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场看，西藏都是受压迫和吃亏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充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不管中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 讲话之后，从一九七九年的五亿多元长到一九九四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一九七九年的一亿多元长到一九九三年的九亿多元 [4]。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 [1980] 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5]。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6]
多少年来，中央奉行举国一致，不要说行动，连声音都只能有一个。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它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五千三百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六四 0 六万元，黄金六百一十四公斤 [7]。这方面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再重复。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尤其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共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是后话。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那到不见得是出于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藏语文的阴谋，而是图省事。当时干部多为汉人，开会、行文坚持使用两种语言会增添很多麻烦，耽误时间，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两种语言的机制被放弃，不会汉语的藏人干部在工作中就难以沟通，负责提拔干部的汉人自然就不愿意要他们。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8]。对比历史上的统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统治的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9]，中共这种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 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之所以岗巴县开会的语言换成了藏语，主要并不是因为上面有要求。如果 岗巴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成员都像过去一样是汉人，上面的命令再坚持也是没用的。同样道理，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 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它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10]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 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11]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厢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12]。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十二 ·二四万人 [13]，由此计算，就是有七十五％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一九八五年，西藏汉族人口从一九八 0年的十二·二四万人减少为七万零九百人[14]，也就是说，有五万一千五百名汉人离开了西藏，五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四十二 ％ ，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15]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16]。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一千七百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二百多人，减少了将近九十％。相比西藏其它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多少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生），到九六年全地区也只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一千七百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一级干部五十六人，已经有三十八人是藏族 [17]，占六十八％ ；四百八十七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三百一十三人，占六十四％；县级干部中有藏族二千零八十八人，占六十％ [18]；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
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 [1980] 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19]。
对于中共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20]这种共产党式的戴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的原话是 这么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21]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期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前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坐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与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
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
达赖方面立刻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三百七十六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应该是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比在达赖统治下发展的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
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内部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
全国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耙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1]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八十年代，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耙少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西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西藏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
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就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的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前一天，召开了四千五百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风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2]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 [3]。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一九一二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军西藏、一九五九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场看，西藏都是受压迫和吃亏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充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不管中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 讲话之后，从一九七九年的五亿多元长到一九九四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一九七九年的一亿多元长到一九九三年的九亿多元 [4]。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 [1980] 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5]。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6]
多少年来，中央奉行举国一致，不要说行动，连声音都只能有一个。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它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五千三百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六四 0 六万元，黄金六百一十四公斤 [7]。这方面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再重复。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尤其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共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是后话。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那到不见得是出于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藏语文的阴谋，而是图省事。当时干部多为汉人，开会、行文坚持使用两种语言会增添很多麻烦，耽误时间，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两种语言的机制被放弃，不会汉语的藏人干部在工作中就难以沟通，负责提拔干部的汉人自然就不愿意要他们。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8]。对比历史上的统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统治的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9]，中共这种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 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之所以岗巴县开会的语言换成了藏语，主要并不是因为上面有要求。如果 岗巴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成员都像过去一样是汉人，上面的命令再坚持也是没用的。同样道理，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 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它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10]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 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11]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厢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12]。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十二 ·二四万人 [13]，由此计算，就是有七十五％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一九八五年，西藏汉族人口从一九八 0年的十二·二四万人减少为七万零九百人[14]，也就是说，有五万一千五百名汉人离开了西藏，五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四十二 ％ ，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15]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16]。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一千七百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二百多人，减少了将近九十％。相比西藏其它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多少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生），到九六年全地区也只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一千七百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一级干部五十六人，已经有三十八人是藏族 [17]，占六十八％ ；四百八十七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三百一十三人，占六十四％；县级干部中有藏族二千零八十八人，占六十％ [18]；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
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 [1980] 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19]。
对于中共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20]这种共产党式的戴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的原话是 这么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21]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期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前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状态
达赖喇嘛把中共 统治下的西藏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22]
。这话既对又不对，或者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他一九五九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国统治下已有近四十年时间。这四十年分为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时代从时间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观地评价，把毛泽东时代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是有理由的，但是对邓小平时代却不能一概而论，那虽然也是中共统治，却应该被视为藏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
以现在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23]，中共进藏以后，现在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24]：
年代
13世纪80-18世纪30（450年）
18世纪80-中共进藏（210年）
中共进藏至达赖出走（52-59）
1959年 1980年
1980年 1994年 人口增长数
38
11
7.8
62.48
46.70 平均年递增
10.6
6.8
50.9
25.2 均年递增
0.05
0.73
2.00
1.64
注：1、上表中的人口增长数为万人。2、增长幅度和平均递增率均为百分比。
把中共从一九五九年接管现在政权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十五年合在一起计算， 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一百零九·一八万，增幅为八十八·九％，平均年递增率为一．八三％。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三十六．六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么一九五九年以后中共掌权时期与一九五九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后者的二．五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25]。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 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
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一九八九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子率”为：一孩二十三．七三％；二孩二十0·四二％；三孩十四· 七八％ ；四孩十一·八一％ ；五孩以上二十九·二六％ [26]。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
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 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共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
在帕拉，到一九八八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手术。当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一九九零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她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八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导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27],到一九九零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28]。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 28％ 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9·20％ [29]。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三十六岁提高到六一·四岁（一九九零） [30]。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
----一九九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三·一亿斤[31]增加到十三·三亿斤 [32]；
----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六十九·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六倍 [33]；
-----按农业人口平均，一九七八年每人生产肉类三十三·二三公斤，油料五·一五公斤，奶类六十一·六六公斤，到一九九四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五十一·九六公斤，十四·六八公斤，八十·七九公斤 [34]，增加幅度分别为五十六·四％ ，一百八十五％，三十一％ ；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一百四十七元，一九九零年为四百八十四元 [35，一九九四年为九百零三·二九元[36]。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二十六所，私塾九十六个，在校学生三千二百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二六％ [37]。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十二名学生高小毕业[38]。中共进藏后，从一九五二年创办第一所小学，一九五六年创办第一所中学，一九六五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三四七七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九十三所，高等学校四所，共有二十七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十一·七二 ％ ，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六十六·五九％ 。 [39]文盲从达赖时期的九十％ 以上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四十四·四三％[40]
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
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耀，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数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
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的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二·一二 ％，邓小平时代的一九七九------一九九零年为一．六二％ [42]，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着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43]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瞌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当权寺院的帐篷里祈祷……
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44]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结论：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二三五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九十七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已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个，共计三百三十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四十九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五十六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一·五％，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中，就有一百八十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四十九座，有住寺定员僧尼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有僧尼六千八百七十七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一百一十六处，就有僧尼三千七百四十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七十四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七十四个学生……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45]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似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
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
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道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
以现在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23]，中共进藏以后，现在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24]：
年代
13世纪80-18世纪30（450年）
18世纪80-中共进藏（210年）
中共进藏至达赖出走（52-59）
1959年 1980年
1980年 1994年 人口增长数
38
11
7.8
62.48
46.70 平均年递增
10.6
6.8
50.9
25.2 均年递增
0.05
0.73
2.00
1.64
注：1、上表中的人口增长数为万人。2、增长幅度和平均递增率均为百分比。
把中共从一九五九年接管现在政权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十五年合在一起计算， 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一百零九·一八万，增幅为八十八·九％，平均年递增率为一．八三％。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三十六．六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么一九五九年以后中共掌权时期与一九五九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后者的二．五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25]。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 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
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一九八九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子率”为：一孩二十三．七三％；二孩二十0·四二％；三孩十四· 七八％ ；四孩十一·八一％ ；五孩以上二十九·二六％ [26]。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
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 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共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
在帕拉，到一九八八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手术。当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一九九零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她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八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导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27],到一九九零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28]。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 28％ 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9·20％ [29]。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三十六岁提高到六一·四岁（一九九零） [30]。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
----一九九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三·一亿斤[31]增加到十三·三亿斤 [32]；
----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六十九·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六倍 [33]；
-----按农业人口平均，一九七八年每人生产肉类三十三·二三公斤，油料五·一五公斤，奶类六十一·六六公斤，到一九九四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五十一·九六公斤，十四·六八公斤，八十·七九公斤 [34]，增加幅度分别为五十六·四％ ，一百八十五％，三十一％ ；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一百四十七元，一九九零年为四百八十四元 [35，一九九四年为九百零三·二九元[36]。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二十六所，私塾九十六个，在校学生三千二百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二六％ [37]。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十二名学生高小毕业[38]。中共进藏后，从一九五二年创办第一所小学，一九五六年创办第一所中学，一九六五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三四七七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九十三所，高等学校四所，共有二十七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十一·七二 ％ ，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六十六·五九％ 。 [39]文盲从达赖时期的九十％ 以上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四十四·四三％[40]
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
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耀，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数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
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的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二·一二 ％，邓小平时代的一九七九------一九九零年为一．六二％ [42]，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着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43]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瞌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当权寺院的帐篷里祈祷……
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44]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结论：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二三五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九十七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已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个，共计三百三十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四十九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五十六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一·五％，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中，就有一百八十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四十九座，有住寺定员僧尼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有僧尼六千八百七十七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一百一十六处，就有僧尼三千七百四十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七十四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七十四个学生……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45]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似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
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
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道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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